中国模式之低福利竞争优势初探

孤独行者

作者：姚树洁
来源：作者博客
　
　　比较2010年中英两国的财政支出结构，不难发现‘中国模式’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一大特点：那就是政府不仅能够用独特的行政手段集中全国的资源搞大型项目的建设，还可以用低福利的优势推动经济的迅速增长，从而达到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目的。　　


　　世界经济危机使英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减少，而为了维持高的福利体制，加上为了满足新增失业人员的福利需要，英国的财政开支和赤字大大提高了。2010年的财政赤字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的20%多，当年GDP的10%多。英国政府背着如此沉重的财政包袱，不得不想尽办法到处节省开支，结果导致了更多的失业，更多的生产项目和生产机构关停并转。生产萎缩导致了新一年财政收入的减少，而新的失业人口又诱导更多的福利开支。收入减少和开支增加的双重困境使英国经不起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猛烈冲击而被超越。英国的高福利制度在全球化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彻底失去了昔日帝国的竞争优势。欧盟的其它国家，如爱尔兰，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更是被逼到了整个国家破产的边缘。


　　相对英国，中国犹如初升的太阳，令西方人羡慕而不知所措。2010年，中国的GDP比2009年增长10.3%，达到40万亿人民币，或6.1万亿美元。中国的GDP于 2005年超过英国，到2010年，中国的GDP已经是英国GDP的2.6倍。这样的超越速度，有一半是来自英镑对人民币的贬值，另一半是来自两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别。


　　为什么中国能够用这样快的速度超越英国？


　　难道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当今工业化国家所没有的巨大优势？

　　如果是这样，中国除了在总量上能够超越英美以外，能否在人均水平上也超越它们呢？

　　本博文通过中英两国福利体制的比较，初步探讨中国模式的低福利竞争优势以及中国模式的缺陷，进而回答上面提出的问题。



　　（一）   从中英两国财政支出透视中国模式的低福利优势



　　表一，中英两国2010年财政支出结构（人民币为单位，1英镑=10人民币)

　　国家         英国            中国      

　　单位         万亿      %     万亿      %

　　总量         6.97   100.0    8.96    100.0

　　医疗         1.22    17.5    0.47      5.2

　　教育         1.00    14.3    1.25     14.0

　　社保         1.94    27.8    0.91     10.2

　　住房         0.21     3.0    0.24      2.7

　　其它         2.60    37.3    6.09     68.0



　　GDP                  14.50          40.00     

　　赤字                  1.49           0.66     

　　赤字/GDP%          10.28           1.65     

　　财政支出/GDP%       48.07        22.40     

　　财政支出+土地+国企利润/GDP%    34.13     



　　如表一所示，中国2010年的财政收入为8.3万亿人民币，比2009年增长21.3%。如果加上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2.7万亿）和国有企业的利润（2万亿），中国政府2010年的总收入为13万亿人民币。加上6600亿的财政赤字，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加上国有企业的全部开支为13.7万亿，占当年GDP的34.1%。


　　英国2010年的财政开支相当于6.97万亿人民币，占英国当年GDP的48.1%，比中国高出15个百分点。光从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中国人民的税负要比英国轻很多。


　　但是，如果从政府开支的结构分析，英国政府有17.5%的开支用于保证全国人民医疗卫生的需要；14.3%用于教育、儿童和家庭的保护；27.8%用于就业和养老金。这三项开支占英国政府总开支的59.7%，是英国福利的根本。这些开支保证所有儿童从4岁开始到18岁能够接受14年全日制的免费教育；保证全国公民（包括住在英国的外国人）接受全免费的医疗服务，甚至连病人住院的所有吃住都免费；保证所有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有360英镑的养老金，每个儿童从出生到18周岁每月80英镑的生活补助，所有残废人的生活和交通的保障；还有低收入和没有收入的单亲母亲家庭的住房和生活津贴；工伤人员的基本生活收入，等等。换句话说，英国政府60%的财政支出直接满足了民生的需要，而且，保证了穷人得到了最大的好处。通过政府的再分配作用，英国最富的20%家庭和最穷的20%家庭的人均收入比例从初分配的17倍降低到再分配后的5倍。


　　中国的教育，医疗和社保占全国财政开支只有29.2%，比英国少了30个百分点。虽然，中国开始实行一些像福利国家一样的福利政策，如医保和社保，以及今年准备在全国农村开始实行的养老金制度（在广东农村，每个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可以拿到55元的养老金），还有在全国普及的六年义务教育，等等。


　　但是，比起英国，中国的福利只能说规模很小，范围也很小。而且，许多福利政策还只是针对一些优势群体，而不是针对那些真正的弱势群体。也就是说，在国民经济的第二次分配方面，中国的财政政策还没有起到平抑收入分配不公平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政策还起到推升两极分化的作用。例如，社保基金只是对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土地收入和国有企业的5万亿人民币只是满足极少数权贵阶层的爆富愿望。国有企业2万亿元的利润本来应该归全民所有，结果国家只是收10%和5%的税收，让那些巨无霸的企业拥有数千亿元的利润不是去造福人民，不是去搞科技，而是去买地，抬高地价，帮助开发商哄高房价，让老百姓买不起房子，从而使社会更加两极分化。


　　中国这种低福利，两极分化的模式，一方面使政府能够用远远高于GDP增长速度的速度搞到收入，同时还可以不用这些收入去帮助穷人，从而有大量的资金去搞大型项目的建设，为下一步GDP的快速增长创造条件，也为增加政府的税收创造条件。单纯从GDP增长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是中国模式大大优越于英国模式的第一个理由。


　　（二）中国模式逼迫数亿农民工和城市低收入工人超强度、超时间的拼命劳动来赢得巨大的国际竞争优势


　　中国低福利的第二个优势是中低收入人群由于没有得到国家福利的保护，他们必须拼命的干活才能保证和改善原来底下的生活水平。相对于西方高福利的国家，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无可比拟的竞争优势就是来自数亿农民工和城市低收入人群超强度和超长时间的劳动。


　　我在广东和浙江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考察了一些工厂。一个服装厂，有上千工人工作在同一个车间，那些年轻的女工都是17-26岁之间，年富力强，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6或 7天，不停的干同一种单调的工作。深圳的一个富士康公司居然就雇佣了42万的年轻劳工，其工作强度之大、劳动时间之长、收入之低、心情之痛苦，如果没有那麽多的人跳楼自杀，外界是无法想象的。


　　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出租司机每个月要向公司上交6到8千元不等。每个司机每天必须工作8小时才赚够上交的额度，他们只能在8小时之外才开始为自己赚钱。为了给自己赚3-4千元，他们每天必须工作12到15个小时。大多数情况下，两个人同包一辆车24小时不停的跑。


　　像中国资本家和垄断部门官员这样疯狂压榨工人的情况，只有17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看到，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英国，出租司机只要能吃点苦，他们赚的钱就不比大学的老师少。在伦敦，一个水管工赚的钱比大学教授的工资还要多。


　　从长远看，中国工人的低福利、低收入、高强度的劳动会随着中国经济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而逐渐消失。但是，为了保住竞争优势，中国政府的财政开支在中短期内不可能迅速地向中低收入人群倾斜。这是目前中国社会的尴尬，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高增长低幸福的现象。
　　上篇我简单解释中国低福利的两大优势：（1）政府大量的财政开支可以不用于福利，而是用于搞大型的基本建设，如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大型飞机场、大型港口、大型水库和发电厂，等等。这些建设项目可以进一步推动未来经济的发展，并为国家提供更多的税源。（2）在低福利面前，普通低收入人群没有任何依赖性，除了拼命干活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以外，别无选择。因此，中国的劳动成本比发达国家低数倍，造成中国制造业强大的国际竞争优势。


　　任何一个工业产品（如电脑，手机，甚至汽车），只要中国人掌握了其所有生产技术，西方国家就别想和中国竞争了。中国这种后来者居上的低福利机制，西方福利资本主义国家以前没有准备好和中国竞争是因为不知道中国如此之厉害。现在知道了，想改变竞争策略了，却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适应中国的崛起、挑战和冲击。


　　但是，中国目前强大的国际竞争优势不等于它可以永远的保持下去。林毅夫前两天回到北大说中国还可以保持10-20年不低于8%的年均增长速度，而要保持这种优势却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要注意社会公平和资源利用效率；二是要防止经济泡沫，尤其是房地产泡沫的过大膨胀。


　　可是，低福利和社会公平是相矛盾的。在经济发展初期，低福利，较大的收入差别有利于刺激人的劳动积极性。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一般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之后，如果不平等问题得不到解决，它会反过来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和快速的发展。有些国家，如突尼斯、埃及和菲律宾，收入分配的高度两极分化、政府的无为或者过渡的腐败，还会酿成政治暴乱，从而导致经济发展的倒退。


　　为了解释这个理由，下面简单讨论中国模式的理论基础和低福利对经济发展的局限性和不可复制性。


　　（一）中国模式和收入分配不公的理论解释


　　从狭隘的角度看问题，低福利和日益扩大的两极分化对富有阶层是有利的，对资本的积累和提高人的劳动积极性也是有利的。过去三十年，尤其是21世纪以来的十年，中国有钱人的收入一般是用火箭的速度在增长，而普通工人的收入一般是和蜗牛同行，达不到GDP增长速度的三分之一。


　　美国著名的白俄罗斯裔经济学家西蒙-库兹尼兹（Simon Kuznets， 1901-85，1971年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用一个倒‘U’型的曲线来描述人均收入（X-轴）和收入不平等（y-轴）的关系。人均收入可以理解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而收入不平等可以用基尼系数或其它代表不平等的指标来表示。


　　在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时代，收入分配一般比较平等。进入城市化和工业化时期，社会财富逐步向资本倾斜，导致了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正相关关系。例如，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只有0.2，而现在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 1978年，中国城市10%最富家庭的人均收入是10%最穷家庭人均收入的3.5倍，到了2009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9.5倍。


　　美国1%的富人拥有的财富占全国总财富的比例由1850年的15%上升到1935年的45%，之后成逐渐下降的趋势，因而形成了一个典型的倒‘U’型曲线。但是，这个曲线到了1980年以后出现了返回的趋势，证明库兹尼兹曲线并不一定是铁定的规律。


　　在中国，如果说有库兹尼兹现象的话，那么，1978到现在，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一定还处在倒‘U’型的左边，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转移到倒‘U’的右边，或者，这一时刻永远都不会出现也未可知。


　　根据库兹尼兹的理论分析，为了到达倒‘U’型的右边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所有公民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且，所有人接受教育的机会是平等的。只有这样，穷人才有可能通过教育而不断提高他们的竞争优势，并由教育的优势来补偿他们缺乏资本所造成的劣势。第二个条件是政府通过财政转移的手段，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和为穷人提供转移性收入，从而降低贫富差异。西方国家（包括英国）的福利体系基本上是为了满足如上的两个条件而建立的，从而达到抑制过度两极分化的目的。


　　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十年后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但是，种种迹象表明，中国还没有出现进入倒‘U’型曲线右边的两个条件。


　　首先，中国的教育还存在严重的城乡差别和地区间的差别。农村的教育资源少，教育水平差，远远不如城市。同时，地区之间也存在教育水平和教育资源的巨大落差。政府的教育政策长期以来在某种程度上也在推升城乡和地区间的教育不平等。国家可以把大笔大笔的钱投入到极少数的重点大学，而其它大学的投入却很少。但是，这些重点大学所录取的学生大多数来自城市，而且是大城市，或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例如，北大和清华，照道理应该向全国公开和公平的招生，但实际并非如此。北京市的考生进入北大清华的概率要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6倍。农村学生，尤其是落后地区农村的学生，从出生的那一天开始就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了。有的家庭穷得不能让小孩上学，上了学的，学校条件差、老师水平低。考上了大学也多半只能上二流或三流的大学，毕业了没有太多的竞争力，更没有出国深造的可能性。毕业了，找工作由于没有关系，进入国企和政府部门，尤其是想当公务员，犹如白日做梦。


　　其次，中国政府还没有给穷人足够的转移性帮助，达到降低收入分配差别的效果。相反，国企的高利润，土地的垄断性和不完善的资本市场，等等，还在不断推升中国社会进一步的两极分化。目前，中国最富的1000名富豪的资产额已经超过中国GDP的百分之十。中国股市的创业板和中小板不到两年的时间就造就了325个亿万富翁。中国的土地财政一年2.7万亿，地产开发商一年盈利高达一万亿，中石油一个公司一年的利税高达5000亿，这些财富到哪里去了？可想而知，穷人需要工作30年，甚至一辈子也买不到一套40平米的房子。而有钱人可以用现金把上百套的房子买下。


　　更加可怕的是，许多有钱人和腐败官员把大量的钱转移到国外，先让老婆和孩子移民，自封为裸富或裸官，最后自己也外逃。王辉耀引用《经济参考报》的报道，“现在，中国正在掀起一波1970年代末以来的第三次移民热。… 2009年，中国仅仅移民美国的人数就达6万5千多人，并且大半是精英人士和富裕阶层人士。”大量的资本和精英人才外逃是收入两极分化的必然结果，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非常不利。


　　另外，由于中国国家大，不仅地区贫富悬殊，而且城乡贫富悬殊。就算有部分地区或城市已经进入了倒‘U’型曲线的右边，由于大多数地区和城市还处在曲线的左边，把全国所有地区和城市的数据加总起来形成的曲线也不可能出现倒‘U’的形状。


　　同一个国家，资本和劳动的自由流动和公平的竞争也应该是出现倒‘U’型曲线的必要条件。这个条件库兹尼兹没有考虑到。在中国，我们必须把它当成是出现倒’U’型曲线的第三个条件。中国各个地区各自为政，地方主义很严重，同一个地区，城乡差别很严重。例如，江西的劳工到广东工作，不可能得到当地劳工的同等待遇。再例如，湖南的烟比湖北便宜，但不能用同样的价格卖到湖北去。农民工进城打工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干的都是城里人不想干的，而工资和福利的待遇却远远不如城里人。


　　教育不公、二次分配不公、地区差别及城乡差别的存在，中国进入高收入和高平等的时期还完全是个未知数。但是，正是因为有不平等因素的长期存在，才保证中国超常的国际竞争优势。


　　问题的关键是这种优势还能保留多久？


　　而日益扩大的不平等会不会成为高层次发展的绊脚石？


　　（二）低福利和收入分配不公让中国模式缺乏普世价值


　　这就是目前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也是中国高增长、低幸福的尴尬。也就是说，高增长、低福利、日益拉大的收入差别，虽然对穷人不好，对经济的快速增长却让中国占有西方国家没有的竞争优势。


　　在中国，穷人必须拼命工作，那是为了生存的需要。富人也必须拼命工作，那是因为他们一旦变成了穷人，其命运将比穷人更悲惨。没有当官的活的不体面，感到不幸福。而当了官，总想一步一步的往上爬，爬不上，或者跌了下来也感到凄凉。因为在中国当官的吸引力太大了，大到付局长为了自己转正而把局长给灭了，大到一个普通公务员的空缺有几千个大学生和研究生来血拼，大到一个市长可以受贿20亿人民币。


　　也就是说，穷人和穷人竞争，富人跟富人竞争。老百姓和老百姓竞争，当官的和当官的竞争，没有人甘当落后，没有人能够承受落后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这种分层次，分人群的竞争的结果是：穷人活的累，富人活的也累；不当官的活的苦，当官的活的也苦。其结果，物质生活水平上去了，国家强大了，但精神生活水平却下来了，没有人感到幸福和收入成正比。


　　中国的这种竞争，既是一种优势，也是一种病态。而不管是中国模式，还是中国病，西方人都不可能和中国拼命。因为，如果真想跟中国拼命，他们必须拉开两极分化，必须彻底去掉福利。


　　显然，去福利化，脱掉裤子和中国人拼命，英国人做不到，美国人也做不到。奥巴马可能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承认中国竞争优势的总统，他在今年一月中旬的总统国情咨询报吿中多处承认中国的后发优势，如基础教育、基本建设、高度的极权政治，等等。但是，他最后还是强调了美国价值的重要性：“尽管有时候我们的民主制度受到争议、令人沮丧和混乱，我知道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不愿意和地球上的任何国家互换位置。”（as contentious and frustrating and messy as our democracy can sometimes be, I know there isn’t a person here who would trade places with any other nation on Earth.）


　　西方人用了200年才从原始的资本主义进化到现代的福利资本主义，想让他们的历史倒回到原始状态是不可能的。他们只有等待中国去超越他们，直到中国的拼命干劲没有了，或者中国也开始学习西方搞福利了。而到那时，世界经济的重心兴许已经从西方转移到了中国和印度，而中国和印度也有他们头痛的问题：高增长低幸福将是它们最大的心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