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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2-12 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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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是央行的重要职责
——谈陈云经济思想对央行工作的指导意义
陈云同志是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从1944年组织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到建国后长期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他在长期领导经济建设的实践中，提出了许多正确的财经工作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和重大措施。他一直主张让市场机制发挥积极的作用，构建了成熟的经济思想理论体系，为建立完善我国的财经制度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对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进行研究、继承和发展是对陈云同志最好的纪念。我着重讲与中央银行工作有关系的三个方面：
首先，陈云同志非常重视保持币值稳定，保持价格总水平的基本稳定。他在1957年时提到，保持市场物价基本稳定对于保障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是必要的。198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在总结改革带来的经济形势趋好的情况时，提出要看到不利的一面：除了若干种国家规定不准涨价的商品以外，许多的商品都在涨价，涨价商品的面非常大，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如果这种形势不加以制止，人民是很不满意的。总之，保持币值稳定是中央银行工作的重要职责，陈云同志对这方面的论述和重视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第二是陈云同志著名的四大平衡理论。经济建设需要平衡发展是陈云同志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对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两大部类协调发展要实现价值形态平衡和实物形态平衡原理的重要发展。陈云同志关于经济建设要平衡发展的思想精神体现在四大平衡理论中，即制定经济计划必须做好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物资供需、外汇收支的综合平衡。陈云同志认为，只有保持这些平衡，才能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健康发展。
陈云同志在银行信贷方面，一直非常注重银根的松紧问题。1949年在向中央汇报公债和钞票发行计划时，他就提到，我们应该重视银根松紧的不同情况，掌握三种工具：一是银行收兑黄金、美钞的数量依银根松紧而定；二是银根紧时公债催收得松些，松时催收得紧些；三是银根紧时贸易部可以多买一些主要物资，松时可以少收买一些。在1956年，他又明确提出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结余。后来，陈云同志又将外汇收支平衡(即现在的国际收支平衡)加入到三大平衡理论中，形成了四大平衡的理论思想体系。当时我们的经济是比较封闭的，开放程度还不高，陈云同志就看到了外汇收支平衡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这个对于指导我们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外汇的收支平衡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外汇短缺的状况，这是一种不平衡的状况，我们现在处于另外一种不平衡中。总之，平衡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掌握有很重要的意义。
第三点是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也是陈云同志经济思想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同时也是和我们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所联系在一起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的历史经验对当前也有重要的现实作用。近几年我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变动比较大，虽然当前的具体情况跟以前有所不同，但是当有大变化时应该提醒我们回顾过去的历史经验，学习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充分重视消费与积累比例变化，找出原因，作出判断。
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在过去给了我们许多指导，在今后的中央银行工作中，仍有很多方面是需要我们去深刻学习领会，并进一步指导我们的工作。
陈云谈经济工作
1988年2月15日，是农历腊月二十八。这天上午，李鹏和胡启立到陈云住所，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他祝贺春节。
李鹏向陈云汇报说：“这一段，党中央、国务院主要讨论了当前的经济形势，确定今年的工作方针是稳定经济、深化改革，以改革总揽全局。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物价问题，要靠改革和发展生产来解决好这一问题。”这时，经济局势的发展还没有完全明朗。陈云手指双肩，对李鹏和胡启立说：“我们是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革命成果来之不易，你们重任在肩。”李鹏表示：“我们都是新兵，希望陈云同志经常给我们指点、帮助，提出批评和意见。”陈云说：“你们年轻，有希望。工作可以搞得好，应该搞得好。”
这年春暖花开的时候，陈云在3月13日来到杭州休养。5月15日，陈云从杭州回到北京。从5月中旬至9月中旬，陈云相继同姚依林、李鹏、赵紫阳、田纪云、薄一波、李先念等谈话，就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同他们交换意见。其中，对价格、工资改革以及其他同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陈云给予了更多关注。
我国农副产品和初级工业产品的价格长期偏低，价格体系很不合理。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如何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存在着不同意见。不少人认为，国家每年都要拿出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物价补贴，给经济建设增加很大负担。要轻装前进，物价关是绕不过去的，尽管有不小风险，但非解决不可。陈云不反对物价改革，但因为问题复杂，主张改革的步子要稳，不能要求过急。他对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基本的看法，这就是他在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说的，粮食的收购价高，销售价低，国家要补贴。从微观上看，这是不合理的，似乎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但我国是低工资制，如果国家不补贴，就必须大大提高工资。究竟哪种办法好？“我看现在还是国家补贴、低工资的办法好。不补贴，大涨价，大加工资，经济上会乱套。”在过了十年以后，陈云仍然坚持这个看法。1990年6月6日，他在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说：“国家财政补贴取消不了。暗补、明补，都是补贴。在我国，还是低工资、高就业、加补贴的办法好。这是保持社会安定的一项基本国策。即使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某些产品也是实行补贴的。当然，通过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可以逐步减少一些不合理的补贴，例如某些企业的亏损补贴，但要从根本上取消补贴是不可能的。”
陈云在杭州休养期间，赵紫阳提出要用主动涨价和提高工资的办法来进行价格、工资改革。4月2日，赵紫阳在生产资料价格改革座谈会上说，国家每年强调稳定物价，怕乱涨价，不敢主动涨价，结果自发乱涨价，越乱越不敢涨价。工资也是如此，怕涨工资，就去控制消费基金，不敢提工资改革方案，实际上消费基金也上去了。导致这种后果的关键是缺少主动地去理顺各方面的关系。我们是到了不进则退的时候了。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这个问题时，赵紫阳又说，现在的形势，不进则退，没有别的路子，只能迎着困难前进。会议决定由国务院拟定价格、工资改革方案，报中央政治局审议。
5月18日，姚依林到陈云处，通报赵紫阳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价格、工资改革的意见。姚依林说，我们设想，从明年开始，每年物价上涨10%，连涨五年。每年人均收入增加11%、12%、13%、14%，算四笔账。陈云问：“你看可以理顺价格？”姚依林答：“我讲初步理顺，用五年时间。”陈又问：“物价连涨五年，情况会有什么变化？”姚答：“价格总水平提高60%到80%，工资增加100%。”陈云表示怀疑，说：“物价每年上涨10%，连涨五年，我打个很大问号。”姚依林说：“这条路是否走得通，我也没有把握。”陈云进一步点出：“问题是，物价连续上涨10%，影响的面很大。如果把这个计划公布于众，赵紫阳敢讲不敢讲？”姚依林说：“那非讲不可。”陈云又谈到物价上涨后不拿工资的农民怎么办，并说：“根本问题是农民从土地转出来，拿工资，比当农民好得多。但这个事很不容易。我们有生之年，农业过不了关。1984年粮食丰收，有些人头脑发热。我说，万元户没有那么多，无粮则乱。当时，有些人不相信。”这次谈的是一个牵动整个国计民生大局的问题，因此谈了两个多小时才结束。
5月28日，陈云同李鹏谈话，明确反对拟议中的物价、工资改革办法。他斩钉截铁地讲了他的不同看法：“每年物价上涨10%，办不到。我是算账派，脑子里有数目字。理顺价格在你们有生之年理不顺，财政补贴取消不了。”
5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扩大会议，决定对物价和工资制度进行改革。国务院物价委员会提出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认为物价改革这一关非过不可，既绕不过去，也不能再拖，但有风险，主要问题是如何控制通货膨胀。价格改革的总方向是，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用五年左右时间，初步理顺价格关系。工资改革总的要求是，在价格改革过程中，通过提高和调整工资、适当增加补贴，保证大多数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不降低，并能随生产的发展而有所改善。这个初步方案经8月5日至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后，提交8月15日至17日在北戴河由赵紫阳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
在这期间，8月16日，赵紫阳在北戴河会见日本共同社社长酒井新二。他对客人说：“现在中国已经进入全面改革的攻坚阶段。今后五年，将是中国从旧的经济体制转为新的经济体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
8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公报，报道了价格改革方案的基本内容。陈云的提醒没有被采纳。
这时，全国物价已是一个异常敏感的问题。1988年上半年，全国物价总指数在1987年已上涨7.3%的基础上，又连月大幅度上涨，7月份已达到19.3%，大大超过上涨10%的设想。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价格改革方案一公布，更引起城市居民的恐慌，出现多年少见的全国性抢购商品和大量提取储蓄存款的风潮。
面对这种物价猛涨、人心极为不安的严重局面，8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发出紧急通知，说，改革方案中所讲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指的是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的长远目标，目前这个方案还在进一步修改完善中。通知还说，为了稳定金融和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由人民银行开办保值储蓄业务，使三年以上的长期存款利息不低于或稍高于物价上涨幅度。
9月26日至30日，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确定，把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以扭转物价上涨幅度过大的态势。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整顿经济秩序，就是要整顿目前经济生活中特别是流通领域中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据中共十三届中央委员、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房维中回忆：“赵紫阳在十三届三中全会的讲话稿中加了一句：‘看来，我们还是见事迟了，抓得晚了。’”
针对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这种严重状况，10月8日上午，陈云同赵紫阳谈了一次话。陈云首先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你们正在摸索，摸索过程中碰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还可以继续摸索，并随时总结经验。”陈云以往有时也用过“市场经济”的提法，这次特意加了“西方”两个字，意思是指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照搬“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脱离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一定会遇到不少困难，是行不通的。这是他对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以后指导经济工作中的失误提出的批评。他要求，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坚持正确的道路。
接着，陈云就当前经济工作谈了八点意见。
第一，还是粮食问题。他说：“粮食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
“十亿人民要吃饭，农民种地卖粮给国家，天经地义。”
“现在相当大一批农民搞乡镇企业，买粮食吃，不能小看。”
“对乡镇企业要做些调查研究，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不行的，以便积极引导，使其健康发展。”
第二，陈云指出目前农业和工业生产中普遍存在掠夺式使用资源的倾向。谈到农业，陈云认为，“种田必须养地”。但是，“化肥用得越多（超过一定数量），土地就越瘦，今后必须大力提倡施用农家肥”。“要研究现在农民不重视农家肥的原因，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谈到工交企业，他提醒道：“承包工交企业，必须确保设备完好率。”“企业实行承包责任制，有积极的一面，也要看到消极的一面，比如不少企业为了完成承包数，硬拼设备，带病运转。近年来安全事故增多，恐怕与此有关。企业一定要维护好设备，特别是关键设备，四个九不行，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第三，陈云再次强调他历来的主张：中央必须有权威。他说：“中国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
“在经济活动中，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
“搞活经济是对的，但权力太分散就乱了，搞活也难。”
说起各行其是的现象，陈云举例说：“现在非生产性建设，特别是楼堂馆所建设搞得太多了，连黑龙江也跑到北戴河去盖楼堂馆所，真是怪事。”
第四，陈云又再次强调财政平衡，重申“永远不打赤字财政”。他说：“从全局看，在几大平衡中，最基本的，是财政平衡。”
“要扭转当前混乱的经济局面，首先要靠财政平衡、特别是中央财政平衡。
“现在票子发得太多。票子发行的权力要高度集中，我看还是要‘一枝笔’。”
第五，陈云指出必须历史地、辩证地对待过去经济工作中采用过的办法。他说：“在历史上起过作用的办法，现在不应该全部照搬，但也不能一概否定。”
他举例说明，自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三年国民经济恢复的成就，赶上蒋介石统治的22年。从“一五”计划开始到现在近36年，中间虽有曲折，但发展也不算太慢。在过去这些年里，我们搞的156项、尖端科学技术、石油自给、武钢一米七轧机、13套大化肥、宝钢以及铁路、电力、农田水利等建设，它们的作用不能低估。
陈云接着说：“当然，目前国内外情况同过去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我们在经济工作中，也不是说没有缺点错误。”
“我在1979年3月说过，60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以，我们需要改革。但在改革中，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否则整个国民经济就会乱套。”
第六，陈云重申“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他说：“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掌握一定的幅度，不能过高、过快。”“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
第七，金融问题。陈云认为，为保证市场和人民生活的正常秩序，对储蓄搞保值是必要的。同时，国库券也要保值，不然不得人心。他提醒说：“如果不从根本上采取稳定市场物价措施，提款抢购风潮还会再起。”
他还提出：“外债可以借，但要尽量少借。借外债，要用得好，还得起。”
第八，加强和依靠党的领导问题。陈云指出：“目前财政经济遇到一些困难，在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中，必须加强和依靠党的领导，特别是党中央的核心领导作用。”
这是陈云晚年对经济工作一次比较全面的谈话。其内容是他晚年在经济工作方面一直关注的几个问题。为了准备这次谈话，他作了较长时间的考虑，并写好讲话提纲。在谈的时候，他一边念稿子，一边讲解。这在过去是很少有的，可见他对当时经济形势的焦虑和对这次谈话的极端重视。
赵紫阳表示同意陈云的意见。并说，要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议一下。10月12日，他在印发这个谈话时写道：“陈云同志在10月8日就经济工作向我作了一些重要谈话。现印发政治局常委会议各同志。”这次谈话，在中央领导层引起很大的反响。
———摘自《陈云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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