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海均:治理当前通货膨胀的关键不在于加息

央行宣布,从2011年2月9日开始,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将上调0.25个百分点。这是央行今年以来首次上调利率,也是2010年以来第三次上调利率。央行曾于去年10月份和12月份两次上调利率。这是中国本轮重启加息以来第三次出手。
    央行三度加息剑指通货膨胀,既要通过货币调控稳定全社会通胀预期,也要通过降低货币流动性、缓解“负利率”程度抬高资金使用成本,进而抑制房地产价格的飙涨。这说明,当前政府的确已经把宏观调控的重心放在了抗通胀上。
    但加息能否有效扼制通货膨胀呢?这需要我们认真厘清中国经济的实际发展状况和目前通货膨胀的成因。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中国长期维持着10%以上的经济增长,而通胀率却一直保持在2-3%的区间内,“高增长、低通胀”使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样板。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在政府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下,中国经济更是率先走出低谷,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令各国刮目相看。
    然而中国经济在长期发展中所积累的一些尖锐的矛盾和问题逐渐暴露出来。这些矛盾和问题最为突出和集中的表现就是物价上涨,全社会的通胀压力和风险日益加剧。
    中国目前通胀的成因极为复杂,不仅仅是短期因素,更有长期因素;既有货币超发和输入性因素,更有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因素。但笔者认为,结构性因素是引发助推中国通货膨胀的关键性因素。
    首先从工农产业结构看。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快速发展经济,我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主要依靠农业提供的积累,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民为国家工业化作出了重大贡献。据测算,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农业对工业化的“有形”贡献就超过10000亿元。客观的事实造成了农业的基础比较薄弱,而工农产品价格上的剪刀差更成了顽疾。
    去年以来,在多种因素的综合推动下,农产品价格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大蒜,绿豆,土豆价格持续暴涨,随后玉米、棉花、小麦等价格也呈现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态势,农产品价格上涨几乎上演着“击鼓传花”的游戏格局。“蒜你狠”、“豆你玩”、“玉米疯”、“辣翻天”等网络热词迅速蹿红,与此同时,继“房奴”之后,吃不起蔬菜、水果的“菜奴”、“果奴”也开始纷纷冒泡,引发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这里面不排除资金炒作等人为因素,但如果我们从经济发展的内涵去分析,目前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其实有其必然性。
    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多重叠加的过程中,而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农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条件的改变带来了农业成本的提高。从农业的生产方式看,一方面,随着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业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进程中土地资源的日益稀缺,农村耕地资源的价值日益显现。从农业的生产条件看,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农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关系日益密切,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依赖农资产品和农技服务的投入,农业运行成本趋于上涨。因此,农产品价格的适度上涨有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在增加农民种粮和养殖的收入的同时,引导社会资源投向农业,从而扩大农产品的生产运行规模,增加农产品的市场有效供给,实现农业在国民经济内部利益关系的调整。
    可见,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农产品生产的基础成本上涨渐成常态,农产品价格将进入趋势性上涨通道,长期“工农价格剪刀差”有望得以回补。
    其次,从生产要素价格结构看。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存在着劳动者工资较低和生产要素价格不够合理的隐忧,换句话说,中国政府通过控制生产要素价格和工资的涨速,来实现对出口和投资的补贴。而目前我们看到的全国范围内大面积劳动力工资和土地价格的上升,从某种程度上,正是为之前的价格机制扭曲在“还旧账”。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通胀压力已步入“结构性”拐点。
    随着经济走过“刘易斯拐点”以及农村劳动力数量的逐步下降,农业部门不可能再像以往一样几乎无限度的供给工业部门,这预示着,中国资本的原始积累初步完成,劳动力的低工资时代即将结束,劳动报酬将加速上升,而劳动力成本压力将扩散到更广泛的经济部门,带动价格普遍上涨。
    生产要素和劳动者工资上升后,服务价格也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上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服务价格在过去若干年的上升速度并不慢,比如我们看到的学费和医疗费用的上升,但由于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居民需要使用的服务性行业越来越多,各种服务行业其在我们生活中占据的作用越来越大。在这样的背景下,服务价格的上升将显得更加突出。
    因此,央行近期的加息行动以及未来强烈的加息预期,将对控制市场流动性、抑制通货膨胀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中国的通胀压力仍将长期“结构性”地存在着。而消除通胀的有效办法,从长期来看,是有效地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短期来看,只能依靠牺牲经济增速,单单依靠加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的通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