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万古心
作者：程念祺
许倬云先生以《万古江河》为题，写中国的历史文化: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写到近代。许先生说:“中国文化的特点，不是以其优秀的文明去启发与同化四邻。中国文化真正值得引以为荣处，乃在于有容纳之量与消化之功。”提出这样的问题，许先生当然是有其深意的。
本书的开场，在论及中国文化的自然地理时，许先生讲蒙古地区的草原文化，讲黄河中下游文化，讲长江中下游文化，讲东南沿海的海洋文化，讲西南的高山文化，讲西北的丝路文化。然后，他概括说，中国文化本身就是无比多元的，每一个地区因其自然地理不同，都孕育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然而，历史上一波一波的移民潮，在这些地区之间，不断地彼此混合和影响，这才融合为各地区大同小异的中国文化。他指出:“中国的世界既封闭又开放，各地区之间似乎分隔，实际上却又联合。” 从叙述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始，许先生就完全地贯彻他的这一看法。在题为“中国文化的黎明”的本书第二章结尾处，他对商周乃至春秋战国，作了这样的评述:“中国地域的各地区文化，逐渐融合。经过商、周两次整合，中国地区的北部，已有强大的王国，将其他族群，纳入同一政治秩序。同时，一个优势文明，也将各地统治阶层转化、吸纳于同一文化秩序。春秋战国时代，接续已经发轫的动力，扩大了这一文化与政治秩序的领域，北及草原边缘，南逾长江，不仅收纳了不少本来各自为政的族群，经过交流与深化，这一文化秩序的内涵，也更为丰富。” 而在许先生看来，从秦汉到隋唐这七八百年间，中国则经历了从“内敛”到“开张”的前后两个阶段，是中国民族的重整过程，在接纳了无数北方和南方的外族成分后，中国终于“形成一个新的庞大而多元的民族。这个民族不是由血统界定的种族，而是认同于一个文化传统，却又呈现多元性的人群。”而此时，“中国周边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围绕中国逐渐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中国与四邻，实际存在着广泛的宗主关系，“是一个庞大国际网络的核心部分”，“以其文化与经济的优势，支持了军事活动，一度将北边游牧民族压伏，形成一个无以为敌的大帝国。” 对于史家们总是唐宋并称，许先生则不赞成。因为，在他看来，宋朝已不再是东亚的中心，在北方的强邻面前，宋朝不过居于弱者的地位，中国“已不再有普世帝国的格局”。至于后来蒙元虽然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军事帝国，却也并不能再次整合出这种“普世秩序”。对此，许先生非常意味深长地说:“宋人地处中国本部，继承中国政治文化传统，普世帝国的朝代，终究只是历史上留下的记忆。唐代帝国的华夷胡汉意识并不强烈，宋人则于夷夏之辨，十分认真；而民族意识于普世帝国理念，终究如圆凿方枘，不能相容！” 尽管如此，许先生关于这一时期中国“不仅已纳入亚洲整体性的经济网络”，“在中亚——东亚长程贸易居于商品的供应者地位，而在海道方面的国际经济，中国货币更是国际通货。经由中国为中心，东方与西方的经济正在趋于整合为整体的网络”的论述，表明了他对宋代经济当时在东亚和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还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尽管宋代内部存在着彼此牵制的巨大力量，但是能够整合这些力量的力量，“是市场网络的经济圈，却未必是政治与经济力量。当时的中国大致是复杂系统的共同体，而由强大的经济力量提供了整合多元的功能。” 与对宋代经济评价很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倬云先生对宋代理学的某些重要方面的评价却非常之低。他批评南宋的理学，“建立了儒学理论系统，在人类思想史上是一件大事。只是，以朱熹思想为核心的南宋理学，其重点在向内寻找‘内圣’，然后再向‘外王’延伸。儒生既然没有足够的政治权力，‘外王’终究会落空，仅剩下了‘内圣’。”他不无指责地说，宋代文化上的这种内敛，要为明代中国的僵化负责。对于明朝，他有这样批评:“明代的中国，从蒙元脱身以后，其实并未出现新的活力，反而自囿于空洞的天朝大国框架，放下蒙元时代曾接触的各种外来文化，一味保守中国文化，并且基于防御的心态，一切定于一尊。政治权力是绝对的皇权，思想体系是正统的朱子儒学，社会力量是占尽优势的缙绅精英——这是一个僵化的庞大文化体系，压抑了内在力量发动修正的活力与生机。” 此书的每一章最后，许先生都有中外文化的一些简略的比较。本书第七章，作者讲到19世纪时欧洲对于中国的评价，已经由赞美转变为轻视。对此，许先生写下了一段非常发人深省的话:“总而言之，耶稣会会士带来的西方文化讯息，在中国激发的影响，相当局限于实用方面，未引起中国学术界以西方为对比，而对中国文化有所反省。相对而言，欧洲的启蒙运动却借中国文化为参考数据，深刻地检讨了自己的文化现况，引发了巨大的文化变革。”说出这样的话来，是许先生著作此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在许先生看来，中国在历史上是完全有机会也有能力很早就融入世界的。 许先生的这本《万古江河》，所涉及的具体的历史内容是大文化的，于“日常文化、人群心态及社会思想多所注意，尤其注意一般小民的生活起居及心灵关怀”。在书中，我们的确读到了许多有关历史上中国人的具体生活形态的内容，非常引人入胜。但是，对于历史上重要的政治制度，许先生并不一定就轻描淡写，反而写得相当深入。比如，他以国家组织与人民生活为题，讲中国历史上的编户齐民制度:先是以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来说明这种制度得以产生的历史原因；又用大力气讨论这种制度与国家组织形式的改变，以及它与其他一系列制度产生之间的关系。在这些讨论中，他把“封建制度崩解后，重组国家秩序，百姓从封建束缚中离解为个人，但又以个人身份纳入国家组织”的历史过程，非常明白地展示出来，并且尖锐地指出:“齐民是隶属于国家统治机构的百姓，是这一个庞大共同体的成员，但并不能分享共同体主权。主权是属于统治阶层的，并不属于编户齐民的百姓臣民。”写历史，就是要既注重人的具体生活形态，又能深刻地揭示人所生活的制度环境。许倬云先生显然是这方面的高手。 毋庸讳言，虽然许倬云先生非常注重此书在布局上的完整性，而且在这方面也确实做得相当成功，却仍是普通读者最难理解和把握的。好在真正重要的，是在这样的一个阅读空间中，许先生为读者提供了许多容易读得懂，而且又非常有意义的历史文化元素。中国历史是非常丰富的，方方面面，举不胜举。这些元素讲得好，读者哪怕把握不了许倬云先生精心构筑的宏大体系，也能从中读出中国历史文化的丰富滋味。在许先生的笔下，中国历史文化的元素，不是静止的，而是运动着的，讲出了历史的动态，而不是一般的概念。在一个巨大的历史跨度中，许先生意在通过整合中国历史文化的种种元素，写出他心中的万古江河。许先生说:“我们今日正在江河入海之时，回顾数千年奔来的历史长流，那是个别的记忆；瞩望漫无止境的前景，那是大家应予合作缔造的未来。万古江河，昼夜不止。”显而易见，他要讲的是中国的今天和未来应该完全融入世界；他心中涌动的，是万古江河中万古人心的激情和智慧。
《万古江河》 许倬云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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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0-2 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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