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不宜拿着显微镜来研究鲁迅

南东

刚看过止庵先生的《她也是鲁迅的遗物》（《东方早报》2010年3月7日）一文，内心泛起一些复杂的感受，这种感受不是针对鲁迅的，而是对于写作者以及当下鲁迅研究中某种倾向的忧虑和不以为然，而这种复杂的心态似乎不方便直接表达出来。可思考多了心中有些郁积，就有了这个题目。
    现在鲁迅已被拉下神坛，对于他的认识、评价越来越多元化，这是一个好现象，但其中也有一些弊端，不仅是体现在认识、对待鲁迅上，从中也反映了我们当下社会和人文环境中的某种问题。自然这样的局限和问题是多样的，我在此不可能一一论述。还是回到此文，止庵先生从鲁迅和朱安的婚姻关系着手，探讨其对鲁迅写作和作品的影响，这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我们谈到鲁迅不再强调他的“横眉冷对”或“俯首甘为”，谈到他的写作，不再以他的《呐喊•自序》为依归，不去纠缠幻灯片事件的影响，这是相对于以前鲁迅研究中宏大叙事的一种调整，也可能是解构的自觉，是一个值得欣赏的现象。当然其中还体现出的一个特性就是现在人们都很注重个人的感受，关注日常生活的趣味，我们亲近鲁迅的一个表现就是还原生活中的鲁迅，人们总是习惯从人性的某种共通性来认识和理解鲁迅，以个人化的形式来认识和解读作为个体的鲁迅，比如年前关于鲁迅非常火的一本著作《小闲事》着力再现恋爱中鲁迅温婉、日常的一面，也因此被主流媒体所争相报道。
    这可能是我们承平以久而忘了鲁迅是生活在血与火的年代。当然我们的时代并非不需要高尚的追求，不是不需要对大我的推崇，而是被宣扬的这样的存在大都是经不起推敲，使得人们产生了逆反的心理，进而将我们的这种意识和追求转化为对这种存在的消解上，事实上有些人在现实中对邪恶的承受力是超强的，乃至说有些意识本身就是个人不健康心理的体现，却总是去怀疑和亵渎那些美好、伟大的存在。我想没有人否认鲁迅的伟大追求和存在也是一种事实，而且这是更具有决定性的，我们若忽视或者是过于倾向解构他，那么鲁迅的很多存在就是难于理解的，而且鲁迅若真的像有些人所描述的那样卑微，又何以写出深刻的作品来呢？
    我们还是来看看此文的结尾：“某种意义上讲，朱安之于鲁迅，与卡夫卡的父亲之于卡夫卡，或者西伯利亚监狱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用相仿佛。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过《死屋手记》，卡夫卡写过《致父亲的信》、《判决》，鲁迅则对朱安的存在以及自己与朱安的关系讳莫如深。他留下的日记中，一共只提过两次‘妇’；文章和书信中，‘贱内’、‘内子’、‘太太’、‘大太太’之类字样也不多见。没有死刑判决与长期苦役，无以成就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父亲的专横狂暴，无以成就卡夫卡，鲁迅对朱安的极端冷漠，对他自己无疑也是精神上的折磨，这在他那里同样升华为创作热情。正因为由此‘造成一种只有苦痛与黑暗的人生观，让他无条件（除艺术的感觉外）的发现出来’，鲁迅笔下之深刻，才为其同时代作家和之后的绝大多数作家‘所不能及’。尽管这是巨大而长期的牺牲所换来的结果。而朱安终其一生，只是做了牺牲”。
    这种同情弱者的立场是令人赞赏的，不过也因此放大了朱安对鲁迅写作的影响，从而部分地削弱了鲁迅写作的改造国民性的意识，遮蔽了鲁迅的精神追求和社会抱负。事实并非如此，首先我们要看看鲁迅与朱安的关系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样子，以及如此对鲁迅形成了怎样的影响。而鲁迅之接受这个婚姻大多是出于对母亲的孝顺，其中一个不被人所重视的因素是在定婚之初鲁迅是有所期待的，这一个是对母亲的信任，另一个是对未知的不确定，事实却大失所望，因此鲁迅的婚姻对他伤害最大的不是朱安，而是“母亲娶媳妇”这个事件；而有一个现象则是很少有人关注的，那就是鲁迅的爱情生活上的相对单调，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正值青春，他这时却没有这方面的经历（千家驹的推测有些像写推理小说），而他在北京独自为官时也是情感的空白期，这是极为不正常的，我们可以说鲁迅对于感情是有期待的，但却没有什么追求，即使他与许广平的恋爱也是许主动的多，或许鲁迅在这方面是冷淡的，这一方面是个性使然，另外就是他个人的精神和社会追求在他的人生中占据根本的地位，这可能也是他在没有见过新娘就仓促结婚的一个因素。
    我们可以说鲁迅对朱安是不满意的，是没有感情的，甚至说是冷漠的，同时从各方面的材料看朱安都是一个很本分的人，那么这样的一个存在怎会对鲁迅的写作和作品的内容有如此大的影响，自然这个事件对鲁迅的影响和作用是深远的，正如我在上面所强调，但是这种影响不是朱安本人所造成的。为了证明这种预设，止庵先生大段引用荆有麟的话，并强调鲁迅和朱安一起生活在“绝望的家中”时是他创作上的辉煌期。只要我们稍微读一下鲁迅的年谱，就知道事实并非如此，而且鲁迅这段时间里创作上的丰富其原因是多样的，作品的内容和风格也是有很大的差异。应该说鲁迅在北京买房并将全家搬来一起住是他一生中心情较为愉悦的时期，如果说写作《狂人日记》时的鲁迅内心是苦闷的，那么写作《阿Q正传》的心情是轻松的，他这一时期写下了像《鸭的喜剧》这样富有童趣的文字。
    而写作《野草》和《彷徨》时的鲁迅确实大多是和朱安住在一起，但是这个时期在生活方面对鲁迅影响最大的当推兄弟失和，以及因此大病一场（我在这里也不去强调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比如他和“正人君子”们的斗争），他的很多文字都是处理这个问题的，而这个所谓“三期”的后半期鲁迅已经开始与许广平交往并建立了恋爱的关系。止庵先生他们还有一个不应疏忽的遗漏，那就是鲁迅有一篇专门表现爱情婚姻生活的《伤逝》——固然周作人以为是写兄弟失和的，而这篇小说写于鲁迅和许广平的恋爱时期。我想如果强调朱安对鲁迅创作的影响，那么《祝福》可能是一篇值得分析的小说。
    若从家庭对鲁迅的影响来说朱安是极为微小且多是间接的。将之与卡夫卡和其父亲的关系作比是不相当的，在我看来也因为朱安在鲁迅生活中作用的微小而对之不大提起，这并非是有意隐晦——自然现代有人如此。父亲是我们命运的一部分，而妻子是可以选择的，事实上鲁迅的爱情、婚姻以及女性观都是开放、现代且清醒的，他曾在给李秉中的书信中谈论过婚姻的利弊。具体到鲁迅与朱安的关系，我认为理想的状态是鲁迅最初拒绝这样无爱的婚姻；其次是离掉没有感情的妻子；而最为难堪的恰是鲁迅这种状态，这对双方都是一种牺牲，可从情理上来看是鲁迅在照顾朱安。若是前面两种选择鲁迅会有绝然不同的人生，自然这样的鲁迅也不是我们看到的鲁迅。我想我们在考察朱安对鲁迅的影响，更应该注意的是鲁迅对之的态度，对于一个不爱的人，鲁迅愿意背负起来并陪着做一世的牺牲，这是其独特和伟大的地方，也是成为鲁迅的一个内因，我们不能把握到这些而谈论鲁迅与朱安的关系都会偏离真实的。事实上在爱情、婚姻上遭遇比鲁迅奇特、悲惨的人何其多也，鲁迅是一个有着文学自觉与追求的人，这和卡夫卡也是不同的。
    任何伟大的人物都有其庸常的一面，这不仅是他们存在的真实，也会作用和表现在他们各种伟大的追求和表现之中，也可以说是他们伟大的一部分，却不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庸常的人那么多，并不因为其庸常就能够成就一番事业，而成大事的根本仍在于个人独特的个性和追求之中。我曾听到有人私下议论说哪一天许广平和鲁迅有什么不愉快，那么文坛中就会有人遭殃了，这样的事我们是难于定论的，事实上从创作的规律上看无论我们表现什么样的内容和情感，往往是我们处于一种比较宽松的心境中创作是最好的，而鲁迅在后期的一些批判文章是可能引来人身的灾难，如果他的写作如此受动于生活中的私人感受，这不是太不明智了吗，这样他的批判如何能够深刻呢！
    相对于以前人们总是强调鲁迅的精神和思想追求，并不断放大其存在的社会意义，特别是效果，如果说这是用放大镜来看待鲁迅的话；那么当下过于从生活以及人性的常态出发来研究难免会表现出用显微镜来研究鲁迅的弊端，那就是只取一点不及其余，并将之放大乃至是当作其存在的本体。比如有的人认为鲁迅弃医从文是由于成绩不好；有的人认为鲁迅之介入女师大风潮主要是由于许广平，有的人认为他的南下是由于和许广平的约定，而不是通常意义上强调的是为逃避压制及追求革命，这些已有人反驳，这里不必重复，但是鲁迅研究中的这种倾向还是需要指出和纠正的，我不排斥这种因素的存在，但不能过于强调，更不能因此使得鲁迅的各种正义、高尚的言行看来都是出于个人的私利和情感，这是应该避免的。其实在这一点上鲁迅有过很清醒的表述，我也不再引述了，我们不能把伟大的人物想象到不食人间烟火，也不能把他们完全世俗化，进而否定之。自然这些道理可能大家都懂，但是表现却总是不尽人意。从中更体现出当下的一种人文困境，那就是人们对于正义、道德以及真正崇高的存在的质疑与不信任，相反在这个价值观混乱的时代，我们所缺乏的恰恰是坚定的信念，是那些可以提升我们从这种私我和私利中超越出来的人物和信念。
    应该说现在关于鲁迅的材料已经被充分挖掘，在他的生活和人生经历方面也没有什么大缺失了，问题是如何看待，在我看来能够使用并经得起用放大镜与显微镜来研究的人物，在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中也是不多的，这样的个体我们的民族和个人理应尊敬。自然我不排斥客观的研究乃至是将之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一种道具，而且具体到个人的认识，我们也可以多元，或者说鲁迅研究仍然需要更加多样且深入的探索。
    事实上鲁迅的存在是多面的，也是复杂的，而且这种复杂性直到现在还没有被完全揭示出来，而鲁迅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精神和思想层面以及这些与他的个性和人生经历之间交错的关系。可以说我们在鲁迅研究中需要更加大胆的探索，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意识到的一点就是鲁迅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性可能是超越任何单一个人的理解能力，可是有些人在认识他的时候不是从这种意识出发或者说是不能够，而总是汲汲抓住或表现那些以往不被重视的一面而将之放大，乃至是将这一点当作鲁迅存在的真实。这与追求宏大叙事相反，但思路是一样的。

周泽雄

是南东兄的原创吗？
和主帖意思相近，我也头疼于此类阐释。貌似生面别开，其实却不过是别致罢了。

南东

望周先生多批评，我也很意外止庵怎么下了这么偏激的结论。另不知为何我现在才能上来。

自觉的梦游人

冒昧代庖编辑了一下，加上了“原创”。

周泽雄

既是南东兄原创，俺得加个精。
作者的生平与作品的风格取向，未必呈正相关，有时还可能正好相反。数日前听一位画家谈画，提到很多忧郁的画家，作品风格往往格外明亮，著例如梵高。作家写作，还可能对生活采取报复态度，明明活得不顺心，笔下偏偏春暖花开；反之也有，明明活得无比滋润，笔下却一味哭天喊娘。所以，止庵因为朱安的缘故而判断鲁迅的作品，于创造心理学，太隔了。
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立论同样稍嫌轻率。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别林斯基等人赞为俄罗斯的天才，年龄不过24岁，那时他还没有遭受牢狱之灾，但小说《农民》已经取得了不凡成就。他若不曾服过苦役，也许写不出《死屋手记》，但要断定肯定写不出《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书，则不过是一种想当然的人云亦云。

南东

有劳两位超级版主，惭愧！
周先生见解高超，文笔也健！学习了。

若有所思

显微镜看到的还是事实。
没有看到止庵的文章，但从南先生所驳的止庵类作者的文风看，其实是止庵们立论在先，然后敷衍成文的，这不是拿着显微镜的问题，或者连哈哈镜也不是，有的只是以自己的意志去图解所评的对象而已。

几年前，看王晓明的《鲁迅传》，差不多也是这个路数。后来在《随笔》上看薛涌论及鲁迅的文章（记不得是什么题目了），那简直可以媲美“以妲己赠周公”了。

周泽雄

找到了止庵先生原文，附于此，聊为南东兄大帖之助：

止庵：她也是鲁迅的遗物
来源：东方早报 2010年03月08日10:05

　　朱安去世前一日，对前来探访的南京《新民报》记者说：“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这是朱安一生中唯一一次公开谈论她与鲁迅的关系。这一关系，前后可以分成五期：

　　1906年夏秋间鲁迅奉母命与朱安完婚，至1919年12月29日朱安随周氏家族迁入北京八道湾十一号，为第一期。十三年中，婚后四日即重赴日本的鲁迅，后来只在1909年8月至9月和1910年7月至1912年2月在绍兴家中居住。

　　周氏阖家迁入八道湾，至1923年8月2日鲁迅“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为第二期。荆有麟四十年代初所著《鲁迅回忆断片》说：“一九一九年，先生三十九岁时，因在北平买了西直门公用库八道湾的房屋，始将家眷接京。但在北平所表现的，却完全是分居，夫妻各住一间房，因家庭人口多（当时先生之二弟三弟皆住在一块），先生算比较活跃些。”

　　鲁、朱迁居砖塔胡同，至1926年8月26日鲁迅离京南下，为第三期。八道湾是较大的宅子，二人分住前中两院，无须朝夕相对。及至周氏兄弟失和，鲁迅夫妇搬到砖塔胡同，住处逼仄；1924年5月25日“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也不宽敞，这段时间才如荆有麟所说：“那家庭，可就太怕人了。”据他介绍：“鲁迅常年四季，除例话外，又不大与太太谈天。据他家老妈讲：‘大先生与太太每天只有三句话，早晨太太喊先生起来，先生答应一声“哼”，太太喊先生吃饭，先生又是“哼”，晚上先生睡觉迟，太太睡觉早，太太总要问：门关不关？这时节，先生才有一句简单话：“关”，或者“不关”，要不，是太太向先生要家用钱，先生才会讲着较多的话，如“要多少？”或者再顺便问一下，什么东西添买不添买？但这种较长的话，一月之中，不过一两次。’”朱安说：“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讲话，怎么会生儿子呢？”鲁迅则说，Wife，多年中，也仅仅一两次。

　　鲁迅南下，至1927年10月8日他与许广平开始同居生活，为第四期。其间鲁、朱不曾见面。

　　鲁迅与许广平同居，至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为第五期。鲁迅曾于1929年5月15日至6月3日，1932年11月13日至30日回京探亲，住在西三条，情形当与第三期相同。
　　

　　然而若对照着看鲁迅的创作史，却颇有意思。以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中自许“可以勉强称为创作的，在我至今只有这五种”——《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朝花夕拾》、《野草》——而论，则《呐喊》前五篇，作于第一期；《呐喊》后十篇（其中《不周山》后抽出，改名《补天》，收《故事新编》），作于第二期；第三期，作《彷徨》全部、《野草》（除《题辞》外）和《朝花夕拾》前五篇；第四期，作《朝花夕拾》后五篇、《故事新编》两篇；第五期，作《故事新编》五篇。如此算来，鲁迅大约一半的创作完成于荆氏所谓“太怕人了”的三年里。这段时间，鲁迅还写了《坟》之大部（从《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起共十七篇）、《华盖集》全部和《华盖集续编》之大部（除《上海通信》及《华盖集续编的续编》六篇外），翻译了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和望·蔼覃的《小约翰》（初稿），整理出版了《中国小说史略》下卷和《小说旧闻钞》，重新校订了《嵇康集》。这说得上是思想家、作家和学者鲁迅毕生最辉煌的时期。

　　荆有麟是最早将鲁迅的创作与鲁迅的生活——尤其是与朱安的关系——联系起来的论者，他说：“倘若家庭能影响一个人的思想同行动的话，那鲁迅先生在北平时，无论是写小说，散文，短评，论文，着重在对旧社会攻击者，那他当时的婚姻同家庭，不能说毫无关系吧？而以后在上海——尤其是临死前数年，对于青年之指示方向，对于社会之开辟新路，谁又能说，与那有前进思想，又能诚恳工作的许广平，毫无关系呢？而先生本身，在绝望的家中同在有希望的家中的生活，那意义，也就不很相同吧？”针对自己的创作，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中说，“此后就一无所作，‘空空如也’”，他只在1934年8月写了《非攻》，1935年11至12月间写了《理水》、《采薇》、《出关》、《起死》，均非精彩之作，《〈故事新编〉序言》中“速写居多”的自我批评，即针对这成于“有希望的家中”的几篇而言。而同为小说创作，他对在“绝望的家中”写出的《彷徨》感觉要好得多，认为“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在《〈自选集〉自序》中则自许“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

　　荆有麟感叹：“鲁迅先生笔下，无论是论文，是杂感，或者散文与小说，很少写到恋爱同温暖的家庭。在《野草》上虽有《我的失恋》，在《彷徨》上虽有《幸福的家庭》，但那‘恋’与‘家’，是充满了怎样失望与狼狈的气氛，便不难想象鲁迅先生的婚姻同家庭生活了。”不妨反过来讲，因为鲁迅有着这样的“婚姻同家庭生活”，所以他笔下的“‘恋’与‘家’，是充满了怎样失望与狼狈的气氛”。正如荆有麟所说：“因为鲁迅先生对于家庭——其实是对整个旧社会——的悲苦，在先生思想上，增加了不少的凄惶成分。”
　　
　　近读乔丽华著《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一书，作者引用了鲁迅《寡妇主义》中的话：“至于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者居多。欧洲中世的教士，日本维新前的御殿女中（女内侍），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别的独身者也一样，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看见有些天真欢乐的人，便生恨恶。”继而指出：“鲁迅对独身者的变态心理看得这么透，人们不由联想到他自身，因为他的生活也等同于独身。”

　　由此再深入一步，就是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中说的：“鲁迅写小说散文又有一特点，为别人所不能及者，即对于中国民族的深刻的观察。大约现代文人中对于中国民族抱着那样一片黑暗的悲观的难得有第二个人吧……在书本里得来的知识上面，又加上亲自从社会里得来的经验，结果便造成一种只有苦痛与黑暗的人生观，让他无条件（除艺术的感觉外）的发现出来，就是那些作品。”鲁迅“亲自从社会里得来的经验”，应该包括他与朱安的关系在内。

　　某种意义上讲，朱安之于鲁迅，与卡夫卡的父亲之于卡夫卡，或者西伯利亚监狱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用相仿佛。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过《死屋手记》，卡夫卡写过《致父亲的信》、《判决》，鲁迅则对朱安的存在以及自己与朱安的关系讳莫如深。他留下的日记中，一共只提过两次“妇”；文章和书信中，“贱内”、“内子”、“太太”、“大太太”之类字样也不多见。没有死刑判决与长期苦役，无以成就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父亲的专横狂暴，无以成就卡夫卡，鲁迅对朱安的极端冷漠，对他自己无疑也是精神上的折磨，这在他那里同样升华为创作热情。正因为由此“造成一种只有苦痛与黑暗的人生观，让他无条件（除艺术的感觉外）的发现出来”，鲁迅笔下之深刻，才为其同时代作家和之后的绝大多数作家“所不能及”。尽管这是巨大而长期的牺牲所换来的结果。而朱安终其一生，只是做了牺牲。

　　[附记]朱安病笃，请人代笔致信许广平说：“自想若不能好，亦不欲住医院，身后所用寿材须好，亦无须在北平长留，至上海须与大先生合葬。”乔传云，“这封信也可视为朱安的遗书。”至其临终前，复托宋琳向许广平转达“灵柩拟回南葬在大先生之旁”之意。然此遗愿并未实现。

何萍

今天在文汇报上看到的这篇文章，让人感慨万千。

作为鲁迅“父母之命”的太太，一个目不识丁的小脚女人，朱安留下的话语不多，但句句都令人震撼，耐人寻味。本书系鲁迅原配夫人朱安的传记，作者追溯了朱安69年的人生轨迹，重现了一位旧女性的苦闷之声。从中也可感受到朱安的存在对于鲁迅一生的影响。

    “老大姑娘”的婚事

    周朱两家缔结婚约的时间，大致是在鲁迅去南京读书的第二年。周作人生于1885年，比鲁迅小4岁，当时在三味书屋读书，在他的日记里，留下了这一时期两家密切来往的痕迹。

    事情还要从1898年前后说起。当时，鲁迅的母亲鲁瑞和朱家谦少奶奶关系非同寻常。当时两家隔了一道曲尺形的墙，喊话很方便。鲁瑞丧夫不久，小儿子椿寿又夭折，她的心情十分低落。这一时期，谦少奶奶时常约她一起看戏，打打麻将，给了她不少安慰。

    正是在这段时间，鲁瑞为儿子相中了丁家弄朱家台门的安姑娘。1899年，朱安已经过了20岁，错过了最佳年龄，朱耀庭夫妇不愿女儿受委屈，成为人家的填房，所以宁愿将唯一的女儿嫁给东昌坊口周家，尽管周家破落了，但怎么说也是去做原配夫人。再说，丁家弄朱家与周家也是姻亲，他们的婚事也算是亲上加亲。

    自1899年周朱两家订立婚约，婚事拖了又拖。1903年夏，鲁迅也曾回国探亲，但婚礼并没有举行。绍兴向有“养女不过二十六”的规矩，1906年朱安已经28岁了。

    从朱安留下的不多的照片里，可以看到那一对窄而尖的3寸金莲。当时一般绍兴女子都缠足，否则就嫁不出去。可以想象，在她大约5岁至7岁的时候，母亲或族中的妇女就为她缠足，以便将来嫁个好人家。却没有想到，有一天这双小脚会变得不合时宜。

    据周冠五回忆，鲁迅曾从日本来信，提出要朱家姑娘另外嫁人，而鲁瑞则叫周冠五写信劝说鲁迅，强调这婚事原是她求亲求来，不能退聘，否则，悔婚于周家朱家名誉都不好，朱家姑娘更没人要娶了。作为让步，鲁迅又提出希望女方放足、进学堂，但朱家拒绝了。

    多年以后鲁老太太怀着内疚对人说起她把鲁迅骗回国的事情。孙伏园是鲁迅的学生和好友，在1939年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的会上他也说到这事：“鲁迅先生最初是学医的。他受的是很严格的科学训练，因而他不相信许多精神生活。他常对人说：‘我不知什么叫爱。’但是家中屡次要他回国去结婚，他不愿放弃学业不肯回去。后来家中打电报来了，说母病危，先生回国了，到家一瞧，房已修理好，家具全新，一切结婚的布置都已停当，只等他回来作新郎了。鲁迅先生一生对事奋斗勇猛，待人则非常厚道。他始终不忍对自己最亲切的人予以残酷的待遇，所以他屈服了。”

    “两人各归各，不像夫妻”

    1906年阴历六月初六，鲁迅与朱安在周家新台门的大厅举行了婚礼。从1899年与周家少爷订婚到二人举行结婚仪式，朱安等了7年，终于等来了这一天。她想必也隐约听说了，周家少爷对这桩婚事不太满意。但既然和周家少爷订了婚，那么她死也要死在周家，她没有退路。

何萍

对旧式婚礼种种繁琐的仪式，鲁迅均一一照办，没有任何违抗。当晚，鲁迅像木偶一样任人摆布，进了洞房。虽然鲁迅像木偶似的走完了这一系列麻烦的仪式，可是新婚燕尔他却做得很决绝，搬出新房。

    对此，周建人解释：“结婚以后，我大哥发现新娘子既不识字，也没有放足，他以前写来的信，统统都是白写，总认为媒妁之言靠不住，自己人总是靠得住的，谁知会全盘落空呢？”可是按照周冠五的回忆，朱安拒绝读书、放足，这都事先告知过远在日本的鲁迅，他不可能对此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这婚事是鲁迅母亲安排的，他只能默默承受。结婚后他很少向外人诉说自己的婚姻生活，仅对好友许寿棠说过这么一句沉痛的话：“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这一时期鲁迅白天教书会友，晚上用抄写古籍来打发漫漫长夜。据鲁老太太多年后回忆，她发现“他们既不吵嘴，也不打架，平时不多说话，但没有感情，两人各归各，不像夫妻。”她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总是好不起来，于是问儿子：“她有什么不好？”鲁迅只是摇摇头，说：“和她谈不来。”

    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鲁迅也曾试图跟朱安有所交流，可是朱安一开口，就让他感到话不投机半句多。他希望的是“谈话的对手”，可是在他面前，朱安的自卑感太深了，她除了对丈夫唯唯诺诺，连连附和，又说得出什么呢？其实，这也怪不得朱安，鲁迅刚从日本回来，谈的都是外面的事，都是朱安所不熟悉的，如果谈些熟悉的事，也许不至于如此吧。

    1912年初，鲁迅离开了令他失望的故乡和家庭。2月，他离绍兴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担任部员，5月初与许寿棠一同北上，就任北京教育部部员。从此，朱安又开始了长达7年的独居生活。

    举家迁居北京

    鲁迅到北京后，住在位于宣武门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他一个人在北京的这几年里，几乎不与朱家通信。倒是朱家人曾给他写过信，可是他也没回信。1914年11月26日他收到朱安的信，在日记里写道：“二十六日昙……下午得妇来书，二十二日从丁家弄朱宅发，颇谬。”鲁迅非但不感到高兴，反而说她“颇谬”，可见其对这位旧式太太的反感。

    1919年，朱安的生活面临着一个大的转变，周家台门卖掉了，鲁迅在北京买下了八道湾的宅子，准备把家人接去同住。对朱安来说，她的心情很复杂：从此要离开故乡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这无异于和娘家人生离死别；可是，她又不能不跟着一起去，不能放弃她在周家的地位——尽管是极其可悲的地位。

    作为鲁迅的“眷属”，朱安来到北京，开始了她在北京八道湾的生活。鲁迅最初的打算是希望一大家子人统统住在一起，兄弟永不分家。鲁迅和周作人都是当时新文坛上的风云人物，兄弟二人感情甚笃。可惜好景不长，两兄弟决绝分手，没有留下一点可以回旋的余地。鲁迅决定搬出八道湾。

    自1919年起，鲁迅搬了3次家，朱安也跟着一次次地迁居。1924年5月25日晨，鲁迅携母亲、朱安迁居到西三条胡同21号的住宅，开始了他们在新家的生活。兄弟失和，鲁迅带着朱安一起搬出去过，这使她重新看到了希望，以为他终于回心转意了。

    朱安对鲁迅在生活上的照顾是无可挑剔的。鲁迅迁入砖塔胡同不久，就病倒了，她对“大先生”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鲁迅当时不能吃饭，只能吃粥，据俞芳回忆：“大师母每次烧粥前，先把米弄碎，烧成容易消化的粥糊，并托大姐到稻香村等有名的食品商店去买糟鸡、熟火腿、肉松等大先生平时喜欢吃的菜，给大先生下粥，使之开胃。她自己却不吃这些好菜。”

    在砖塔胡同，鲁迅的书桌是放在朱安的屋子里的，鲁迅白天的案头工作，一般就在这桌上进行，因为这里光线好，安静，朱安白天常在厨房里张罗饭菜等事，轻易不去打扰他的工作。有时同院的俞家姐妹有些吵闹，朱安也提醒他们不要吵大先生，有时甚至是恳求他们：大先生回来时，你们不要吵他，让他安安静静写文章……这一刻的朱安，终于有了一点女主人的样子。作为女主人，朱安做莱的手艺相当不错。据许羡苏回忆：“他们家的绍兴饭菜做得很不差，有酱过心的蚌蟹蛋，泡得适时的麻哈，但也有很多干菜。”

    不过，鲁迅在外生活多年，对于绍兴菜也有些不满的地方，特别是干菜太多，觉得单调。但或许也有某种感情因素在内。据阮和孙的女儿回忆说，在北京的时候，朱安只能从饭菜的剩余来判断鲁迅喜欢吃什么，假使这道菜吃剩得不多或吃光了，她揣摩鲁迅一定很喜爱，下一次做菜时，就多做一些。
落地的“蜗牛”

    不知是从哪一天起，朱安发现大先生的神情发生了某种变化。中秋节的时候，大先生和女学生们一起喝酒，在朦胧的醉意中拍打一个个女学生的头；又某晚，大先生替借住在家中的许广平剪头发……她第一次发现，一向冷峻的大先生竟然也有柔情的一面。

    1926年8月26日，鲁迅在日记中记下了他离开北京，走向新生活的那个时刻：

    他是和许广平一同出发的。北京车站上送行的人群中，没有母亲和朱安。她们站在西三条的门口，目送他远去的身影，直到消失在胡同尽头。

    可以想象，在北京，朱安身边几乎没有能吐露心事的人，后来许广平怀孕了，因为涉及子嗣，婆婆的想法显然和她不会一致。有一回鲁迅自上海寄来照片，告知与许广平同居的消息，虽然早就预料到了，但朱安还是很难过。

    当俞芳问她“那你以后怎么办呢”，她一下子被触动了心事，显得相当激动：“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她又给我打了一个比方说：“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她说这些话时，神情十分沮丧。她接着说：“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太师母)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俞芳听了很意外，她久久地看着大师母，但一时想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安慰她。她想不到一向沉默寡言的大师母会对她说这些话，感觉眼前好像真有一只蜗牛落地跌伤了，再也爬不起来了。她记得大师母曾偷偷跟她们学体操，曾经也在老太太的劝说下剪去了发髻，不错，她一直都在努力，努力向上爬，希望有一天能接近大先生，可是，最终还是落空了……

    自母亲去世后，朱安的生活贫困至极。因此，她听从了周作人的建议，决定出售鲁迅的藏书。1944年8月25日的《新中国报》刊登了这一信息，许广平闻悉，忧心如焚，立即给久未通音信的朱安写了信，加以阻止。信中指出:“……就望你千万不要卖书，我要尽我最大的力量照顾你，请你相信我的诚意。”得知鲁迅藏书有可能被出售，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都很焦急，不仅由许广平、内山完造也出面写信阻止，该年10月，还推举唐弢、刘哲民二人去北京解释劝阻。

    在来客面前，朱安的情绪显得很激动，她冲着宋紫佩说:“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在困顿的岁月里，哪怕是作为“鲁迅的遗物”，她也被世人长久地遗忘了。万千辛酸，使她发出了这样的呐喊。

    摘自《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乔丽华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
（责任编辑：王蕊）

何萍

不知是从哪一天起，朱安发现大先生的神情发生了某种变化。中秋节的时候，大先生和女学生们一起喝酒，在朦胧的醉意中拍打一个个女学生的头；又某晚，大先生替借住在家中的许广平剪头发……她第一次发现，一向冷峻的大先生竟然也有柔情的一面。
   可以想象，在北京，朱安身边几乎没有能吐露心事的人，后来许广平怀孕了，因为涉及子嗣，婆婆的想法显然和她不会一致。有一回鲁迅自上海寄来照片，告知与许广平同居的消息，虽然早就预料到了，但朱安还是很难过。
    当俞芳问她“那你以后怎么办呢”，她一下子被触动了心事，显得相当激动：“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她又给我打了一个比方说：“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她说这些话时，神情十分沮丧。她接着说：“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太师母)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看到以上内容，真替她难过。

人约黄昏后

昨天我也在文汇报上看到了何萍转的这篇文章，心里也是挺为朱安难过的。

南东

多谢周先生！
回若有所思：止庵研究周作人，对于鲁迅应该是熟悉的，不解他为何写这样的文章，我写此文主要针对当前鲁迅研究中的一种倾向。
另我对朱安也是同情的，但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结局，对于这种悲剧我一般不愿拿此做文章的。不知楼上两位女燕友有何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