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勇健：重庆不是“模式”，是探索

亚平

冬日的重庆，雾霭升腾起来，即便是在正午的光亮下，也容易叫人迷失了方向。
　　近两年，这座城市活“色”生香：打黑、唱红、种绿、扫黄，现在正满城刷灰——主干道建筑物墙体色调一律改作灰色系，人行道的路沿全部换成造价昂贵的花岗岩。“打造内陆香港”，成为城市宣传的官方语言。
　　与此同时，重庆GDP开始狂飙突进。该市发改委主任杨庆育称，今年GDP的增长已逼近17%。这个数字远超全国平均增速，列西部地区首位、全国第三位。重庆官方对未来GDP的持续快速增长充满信心——重庆综合经济研究院院长易小光预测，2011年该市GDP仍可保证16%以上的增长。
　　无论从哪个维度考量，重庆的被关注度，已达到直辖十几年来的峰值。而山城的种种做法，亦被一些学者和媒体总结为“重庆模式”，俨然成为了当下中国政经界热议的焦点问题。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否过多；政府垄断企业的角色如何定位；过分依赖土地资本运作是否可取；户籍改革的实质是加速城镇化，还是变相置换农民土地；以“建设世界最大笔记本生产基地”为代表的创新型加工贸易模式是不是沿海制造业发展路径的翻版？重庆大学教授、知名区域经济研究专家蒲勇健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户改是一场实验，但决不能强迫
　　人物周刊：你是否认同“重庆模式”这一提法？
　　蒲勇健：不是很认同。重庆的发展有没有模式可言？我认为还没有。重庆是有一些进展，搞了一些探索，当然也出了一些成绩，应该说还是刚刚开始。已经取得比较大的成功，能够供别的地方借鉴、学习，相对成熟了，才可以形成模式。现在，我们还很难说重庆是不是能够朝着这条路可持续地走下去。叫“重庆探索”可能更合适。
　　人物周刊：探索，就不排除失败。
　　蒲勇健：不排除。只要你是在探索，就有可能会失败。当然我们很希望它成功。客观说，重庆这几年的探索是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还谈不上很大的成功，目前的做法还是有问题的。当然，任何新东西出来都会有人议论它，但是毕竟这些议论里面，有些还是有道理的。
　　人物周刊：比如哪些议论是有道理的？
　　蒲勇健：像“户改”这个问题，讨论就比较多。最近我在外地出差，别人一看我是重庆来的学者，就都和我聊这个。大家最关心的是，每年几百万农民进城，他们的就业怎么办，你能不能提供这么多就业机会？现在连大学生就业的情况都是那么严峻。
　　人物周刊：户改之后，会套取农民土地吗？
　　蒲勇健：客观来说，不能说没有这个想法。但是重庆在这方面它还是有一些缓招在里面。比如说，农民工进城，我有一年的时间给你考虑。这一年，你变成了城市居民，但不需要退回土地，还可以反悔，关键看这一年在城里能不能站住脚。
　　你提到套取土地的问题，事实上，工业化就意味着传统农业的消失，农民一定会蒙受损失。当然，我们希望最好能够让农民分享到他应该分享到的工业化成果。但问题是，有多少成果算是农民应该分的？如果完全按照市场转变土地的话，工业化就推进不下去了。我们的土地所有权实际上是没有明晰的，控制权在国家手里。在现有的中国法律下，都没有说清楚土地所有权是谁的。但是实际控制权是政府，真正可操作空间又在基层政府。
　　人物周刊：你觉得户改的最重要前提是什么？
　　蒲勇健：自愿。
　　人物周刊：但是有报道和分析认为，重庆有很多地方的作法是强迫。学校给学生下达强转户口的命令，并且有硬性指标。
　　蒲勇健：政府的政策一再强调要自愿，不能强迫。但是，这个工作下放给基层政府和相关单位，又成为工作的指标，必须要完成，这就是矛盾。它迫使基层组织不靠强迫就完不成任务。上面说你不能这样做，下面说不这样做我完成不了任务，要完成任务却又想不到别的招数。这里面就隐含了一个政策设计的问题。
　　人物周刊：这样大规模、运动式、指标化的户改，把庞大的农民群体赶往城市，是否会给城市带来不可承受之重？
　　蒲勇健：这个事情要分两方面看，也不能说一点好处没有。重庆市的农村人口占三分之二，有两千万，这是一个试验地。内陆怎么发展经济？就靠城市化，把相当一部分农民转为市民，才会增加需求，东西好卖了，企业就好经营。
　　人物周刊：这样创造的需求，就都是刚性需求。住房问题尤为突出，房价照此仍将居高不下。
　　蒲勇健：对，住房会是问题。这种做法的道理人人都懂，估计可以给中国经济再带来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农民进城会产生需求，同时城市化也需要土地。农民转市民，让出土地，城市化就有了空间，也有了消费，必然拉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了，反过来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人物周刊：依照重庆的做法，如果转为市民的农民不能在城市立足，却又失去了土地支撑，会不会滋生社会问题？如何保障这群人的基本生活权益？
　　蒲勇健：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这不是一个靠单纯的市场来决定的事，需要靠政府的意志来决定。政府应该拿出钱来救济，为人们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并且随着物价变化还要调整，不至于他们饿肚子。我想，可以从农民转出来的土地置换的资金里面提取一部分，建立一个专门基金来做这个事情。
　　人物周刊：但是在目前重庆的户改方案中，还没有这一点。
　　蒲勇健：我觉得政府做得到的。中国政府是五千年来最有钱的政府。并且未来土地的升值空间很大。中国的农民是最老实的，他们不是刁民，只要不饿死。
　　全能政府违反市场规律，但实际需要
　　人物周刊：重庆的问题很复杂，既包括都市的发展，还有大量的农村问题、三峡库区问题。管理着实不易。现在，重庆采取了一种大政府主义的做法，大包大揽，强势并且全能，很像奥巴马当年的做法，也有点类似计划经济的某种回归。
　　蒲勇健：重庆的发展，现在是实行强制性的初级工业化。中国的沿海现在很富有，但是也有很大的问题——它的产业仍然是劳动密集型的，没有升级。沿海不升级，内陆就很难有机会，这就形成一个死循环。
　　要打破这个循环，政府的强势是有道理的。我觉得，沿海民工荒是个好事，它会迫使升级。政府不介入，永远就是一个死循环，是低水平陷阱。所以重庆政府包揽了很多事情，其实很多都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但这是需要的。
　　人物周刊：你提到强势政府可能能适应短期需要。政府过于强势，会造成两大问题。一是资源被垄断，寡头会出现；二是全能政府缺失有效制衡机制，极易滋生腐败。
　　蒲勇健：这个问题肯定是会伴随，因为权力集中。政府调动资源来推进工业化，一定会有垄断，也会造成资源损失、浪费，这是代价。但是我希望这个发动机发动起来以后，政府逐渐就放手，不能永远这样垄断，永远垄断肯定是不行的。未来，由于民主意识和民主力量的强大，这种寡头会受到制衡，甚至会被削弱。
　　人物周刊：从重庆政府近期的作为看，国企和外企是工作的重心，优惠政策颇多。这样一来，民企的竞争力会不会削弱？
　　蒲勇健：重庆是希望做出几条很长的产业链来，比如现在做IT、电子。今后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它的前途就在于其能不能够加入到这个产业链条里面去。肯定不是都能加入，有一些可能真的会死掉。重庆的国企现在是重新整合过了，把过去不好的资产都处理了，政府再给他们供血，把他们要打造成为了强势的东西。在国有企业很多的情况下，民营企业确实比较难生存，是大树下面的小树。我觉得民企就应该改变现在的想法，不要去和外企、和国企争宠，你本来就不是政府的宠儿，就是要在外面打拼的。
　　人物周刊：你认为全能政府对于重庆而言，是权宜之计，还是可以长期推行下去？
　　蒲勇健：这种全能政府，你只能把它看成是一种权宜之计，你不能看作是一种模式，或者永远是这样，只能是一段时间。政府迟早要退出。
　　人物周刊：很多人觉得，“重庆模式”会让本级政府越来越有钱，而百姓口袋里的钱，可能并不会真正多起来。
　　蒲勇健：这种可能性有，至少短期内会有。所以，政府要把资源用到民生上去。政府不能单一地只看GDP的增长，去强力地下一个什么指标。
　　人物周刊：这两年，我到过重庆8次，看到了重庆的发展。作为学者，你觉得重庆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还存有哪些隐忧？
　　蒲勇健：一个是干部素质不够。因为直辖的时候，让很多干部级别一下子提高了，素质却没有跟着提高。我们应该换血式地大规模引进外地干部进来工作。眼界要开阔，知道市场是怎么运作。另一个是本位主义比较严重。很多外地人来投资，他待不下去，重庆小圈子很多，深受“码头文化”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