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石之瑜:“中国模式”不是请客吃饭
近来《联合早报》读者与作家们对“中国模式”的探讨甚嚣尘上,其中并有将“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有所衔接;同时,在海外的讨论中,包括英语世界的理解中,亦对此一衔接产生某种刻板印象。为什么欧美学者更容易感受两者的关联,而中国模式论者往往不觉得有关连?
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的关联与区别
从时间,内容与意图加以比较,两者确实颇有区隔。北京共识是可以直接观察比较的政策选择,充满技术性与实践性,属于以利益为导向的生产与分配问题。中国模式则是深层的、抽象的、目的性的、情感的,故而影响到意义的构成。前者是肉体的,后者是精神的。
北京共识是相对于华盛顿共识而来,主要指涉及的是社会主义改革的路径。若暂时借用粗浅的二分法来划分的话,可以说华盛顿共识的核心是震荡疗法,而北京共识则是渐进改革。前者反映国际金融货币组织的信仰,后者是在中国通过检验的实践产物。
在改革与历史发展的大方向上,北京共识并没有提出要与华盛顿共识有所区隔。虽然逻辑上是可以有此区隔,但是又不必非有不可,因为两者关切的焦点不触及本体论,而在于方法论。其中重要的政策含意之一,是在检讨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对改革的介入方案是否稳妥。
如果北京共识可行,为何可行?这才涉及到解释。一旦解释起来,就要辩论,而中国的环境有无特殊性就成为关键所在。没有特殊性的话,则北京共识充其量是一个改革的技术问题。有特殊性的话,这样的特殊性是制度上的、思想上的,文化上的呢?如何回答关于特殊性的问题,就涉及中国模式。
所谓制度上的差异是在问,一党专政模式是否因其提供政治稳定,而更有助于推动国有产权的改革?所谓思想上差异是在问,是否社会主义提供了从集体利益出发的宏观调控,而有利于改革进程的开展?所谓文化上差异是在问,是否儒家文化培养了适当的心理素质,而有利于改革者迎接挑战?
简言之,中国模式的讨论不可避免要涉及到认识论与本体论。亦即,是否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方式与欧美不同,因而改革的路径自然会有所不同?或甚至中国人的存在本身就与欧美迥异,因而透过改革所追求的目标,根本是与欧美经历的历史途径不相为谋?
北京共识的关切倾向于与政策方案有关,然而支持同样方案的人,往往拥有完全不同的动机,这是为什么对北京共识有兴趣的人,未必在思想上属于同一阵营,而反对北京共识的人,也可能各怀暗胎,因而未必存在相互合作的可能。
赞扬北京共识的人也许是对于华盛顿共识的过于粗暴有所批判,也许是认为北京共识是一个迈向民主自由的历史终点更有效的方式。当然,对北京共识表达支持,也大可以是出自于抗拒任何来自欧美对非欧美社会的干预。故对北京共识有好感的,可以是出自欧美的自我反省,也可以是出在抗拒欧美的情感。
中国模式与欧美的抗衡
相对于北京共识,中国模式则影射中国与欧美属于截然不同的世界,因而不是谁的方法比较好的问题,而是大家所提出的方法根本不该加以相互比较。中国模式的讨论因而比北京共识更为抽象,更为哲理,更属于知识界的辩论,而非实务界或政策界所关怀,或即使有所关怀,也往往理解不同。
北京共识的背景,从国际而言,是在“苏东波”余波荡漾的完全终结之后,面对失败国家的干预正在形成欧美强权之间的规范;从中国国内而言,是第四代领导人顺利接班,彻底结束争论姓社姓资的摇摆,确定加入世界体系,中国成为生产、输出与购买的巨大力量,超越俄国与欧洲。
而中国模式的提出是在稍后,背景是中国崛起已经举世公认,美中共治成为话题,因而世人对于中国是否要争霸,争霸是否要推广一套不同于欧美的发展模式,感到好奇,也感到焦虑。对中国知识界来说,有没有这一套属于中国自己的模式,同样引发焦虑——有的话,是否要与欧美抗衡,向外输出?
在欧美关切的问题之中,一以贯穿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两者的,就是民主自由问题,也就是共产党一党专政问题。假如北京共识可行,也就是渐进改革可行,那也就是一党专政可行。同理,假如中国模式可行,一党专政也可行,甚至一党专政更可行,欧美的多党民主制反而应该是被取代的。
进而衍生的,是中国模式进一步挑战到欧美的全球治理模式,及其对所谓失败国家遂行的干预。北京共识的文献中鲜少触及干预,而中国模式的讨论中,出现中国拒绝干预,也就推翻了以欧美社会模式为基础所建立的,是所谓的普世价值。
这是为什么在主张中国模式的立场中,不少人就算力言反对中国模式可以推广,故其主要目的是着眼于抗拒欧美对中国事务的指指点点,结果也都仍然因为影射了欧美模式不可任意推广,而继续对欧美产生严重撞击。习近平在墨西哥一席“不折腾你”的谈话,脍炙人口,唯其动机逻辑上是守势,但效果上却被欧美舆论界当成中国愈来愈傲慢的典型。
中国模式的提出因而不只是关乎政策的有效性,甚至不只是涉及政权的生存问题,而还影响到中国存在方式与发展方向的根本认识。北京共识是否存在或好不好,可以在饭桌上聊,或开会讨论,但中国模式绝不只是请客吃饭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