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和：官商陈久霖背后的国家主义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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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和：官商陈久霖背后的国家主义逻辑

标签： 市场体制

● 苏小和

陈久霖，中国最著名的国有企业经理人，万人仰慕的老板。曾经炒作期货导致巨亏，几乎让财大气粗的中航油灰飞烟灭。若不是更加财大气粗的中国政府和国有企业体制，相比中海油公司早已不复存在了。更有意思的是，国有企业亏损，似乎不是一名企业家最大的缺点，几年之后，人们熟悉的陈久霖摇身一变，以“陈九霖”的名头去了另外一家中央企业，这一次的职位稍微小了一些：副总经理。     凭心而论，这实在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故事。所谓中国体制，国有企业的经理们本来就属于官僚，生意做垮了，只要政治正确，异地为官，照样是好干部，好同志。不过，如果站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层面看，陈久霖的经历，却是官商结合在中国企业百年历史中留下的巨大阴影，本质意义上，这就是中国企业和企业家不成气候的最大原因。仍然是基本的分工命题，分工迟迟不能得到尊重，尤其是经过金融危机之后，今天的中国，政府有那么多外汇筹备，财政收入年年看涨，但是政府依然把官场和企业紧紧整合在一起，试图以央企为主导的企业阵营，打造大国崛起的气象。     在这种逻辑下，陈久霖因把中航油拉入炒作期货的巨亏漩涡而在新加坡服刑1035天，就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相反，某些人甚至认为他的行为带有国家主义的悲情，因此，几年之后，他再度复出，出任中国葛洲坝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就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也正是这种底气，陈久霖本人也毫不惭愧地宣称，“只要得到支持，我有信心重新登上成功的殿堂，再创辉煌！”     如此制度背景下，简单的攻击陈久霖，并无意义。需要思考的是，陈久霖现象背后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不是一种个别现象？这种现象会给经济发展带来什么负面影响？     以既定的局面看，政府有着太多的理由保护陈久霖。作为一名大型央企的主管，这个制度一直为他存留着一条隐秘的通道，这就是政企不分，可官可商，左右逢源，进退有据。事实上，陈久霖并没有充分利用好这条通道，他自己把官商结合的事业搞砸了，中航油和陈久霖由此成为一个失败的案例。相比之下，成功的案例让人羡慕，大名鼎鼎的铁道总公司、中海油集团、中铝集团就是成功的范本。铁道总公司和铁道部多年来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做的就是亦官亦商的大事业；中海油的老板忽然调到外省当书记去了，中铝集团的老板忽然就调到中南海当副秘书长去了。某种意义上，那些大型中央企业的老总们，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把企业做好，更高的目标是某一天高调进入真正的官场，商场和官场之间，有一个他们看得见的发财当官的通道。这个通道，就是自洋务运动以来，一直生生不息的官商结合模式。     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看到赵紫阳有两篇讲话连续登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第一篇就是《论党政分开》，过了几天，又刊登了一篇叫《论政企分开》。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事情，那时候我很小，看不懂，但是醒目的标题令我至今记忆犹新。今天我懂得这其中的意思了，可惜斯人不在。作为常识的政企分开制度，至今还未建立。这就是当下中国的现实，国有企业只能靠政企不分来发展，只能靠垄断来养活。私人企业只能靠巴结权力。     是的，这正是让人们悲伤的地方，那些财大气粗的国有企业的确可以靠着政府的庇护来发展，但麻烦在于，他们具有示范效应，众多民营企业必然尾随而来。政府并没有意识到“政府越搞越大，市场越来越小”，已经背离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才是中国经济快速崛起的主要原因。这正是今天中国的经济现实！所有人都企图成为政府的食客，大学生削尖脑袋要当公务员，商人绞尽脑汁要和政府做生意，给官员送礼，送出去的就是英雄，实在不能送给官员本人的，就送给官员的亲戚，这样的社会经济形态太有趣了。你会发现，若想在中国生活得好一点，就必须要绑上官员，你一定要进入他的食物链。就像一头鲸鱼，巨大的鲸鱼就是政府，鲸鱼在海里游泳，四周有很多的小鱼跟着它一块儿走，鲸鱼游得快，小鱼就游得快，为什么？它要吃鲸鱼四周那些漂浮在水里的微生物，以此来养活自己。所以今天中国的很多企业、很多人事实上都是游在政府这头大鲸鱼身边的小鱼、小虾，如果没有政府，这些企业，这些人会立刻死掉。     让我们看一看比陈久霖小得多的一些私人企业家的故事。     我所了解的湘酒鬼，多年以前在物色当家人的时候，湖南高层内部是存有争议的。据说一拨人非常不看好刘虹这个人，另一拨更有话语权的决策者则认为刘具有不可多得的现代企业管理禀赋，如此，刘虹得以走马上任，直到后来彻底把湘酒鬼这样一个大好品牌搞砸。湖南当地很多人均知道，刘虹发家乃是从改建长沙市雨花路开始，当年他能拿到这个项目，也是有大背景支撑。后来刘虹出事，湘酒鬼奄奄一息，有人说，很多人看这个笑话等了多年。     北青传媒的故事比湘酒鬼看上去要优美，无论如何，钮明与郑谊军等人不至于象刘虹一样，象在私人的工资卡里取钱一样，直接把资金划走，他们得象模象样的在制度之外，注册一家私人公司，然后通过各种聪明的技术，玩某种关联的游戏。即使是出事以后，北青传媒的动静也比湘酒鬼符合常理，“北青传媒当天停牌，次日复牌后大跌近20％”，钮明与郑谊军也被反贪局带走，必要的清算还是需要的，不象湘酒鬼，对刘虹的处理仅仅是“严密控制”，4.2亿资金也不见一个处理意见，想来才大气粗的刘虹，是有通湖南之天的本领的，更加低等又荒谬的情节也许不能为外人道。     忽然扯出两家企业的错误，也很有意思，湘酒鬼的错误无疑是低级的、粗痞的；北青传媒的错误是自私的，阴暗的，非制度的，但这正是中国私人企业的具体生态。如果仅仅立足于东方传统道德范畴，我们可以提出几个具有反讽效果的疑问：作为大股东，刘虹直接把资金划走有什么错？一方面，大股东有话语权，另一方面，也许那些资金就是刘虹的资金，想来刘虹就是认为自己有这个权力；钮明与郑谊军在北青传媒之外注册一家私人公司有什么错？毕竟他们只是北青传媒的职业经理人，而在私人公司里，他们则享受绝对的产权话语权。     即使不在传统的层面上思考，我们也发现其中存有歧义。想当年，创维的黄宏生挪用上市公司资金，被香港指控，并迅速被香港人收监，但他却可以打着大陆政协委员的名义，堂皇地参加北京两会。其他的寓意不去追究，至少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黄只是在香港犯法，在大陆，他仍然是一个好公民。黄本人也正是这样思考的，所以他才可以带着罪责在两会上提出议案，要求大陆政府保护内地企业家在香港的权益。     这几乎成为一个思维定势，陈久霖昨天的被囚禁，今天的复出，就是一种“中国式”的理所当然了。     不过，这样的思考已经呈现出某种荒谬色彩。构成荒谬的另一个参照系统，就是被称为普世原则的现代企业制度。我想问题就出在这里，无论是湘酒鬼，北青传媒，还是黄宏生和陈久霖，他们的行为可能都对现代企业制度形成了某种异化，传统的东方道德法统和伦理观念可能与现代企业制度之间出现了天然的冲突，而生生不息的官商结合模型，才是现代企业制度最醒目的敌人。     一个基本的追问需要在这里提出：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官僚文化制度的确构成了对现代企业制度的破坏。由于长期以来社会总是习惯性的重视道德伦理，轻视法制和数字，也由于我们现行的社会制度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过程中，中国企业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历史和现实环境的约束。在与诸多企业家交往的过程中，我一直坚持站在大经济大文化的氛围解释当下的企业问题。我的意思是，东方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现代企业制度之间天然存有鸿沟。比如大名鼎鼎的朱熹，他在江西担任地方官时，曾经发布“晓谕兄弟争取产事”的公告。提到凡是人子不蓄财产，而律文亦有别籍异财之禁。表面看来，这不过是一位模范官僚不接受亲戚家人争产的诉讼，而责成父兄族长调解以保全风情之淳厚，但骨子里却暴露出传统官僚组织以道德代替法律，不承认私人财产权的特色。明代著名的海瑞关于民事案件的方针意味深长：“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朱熹和海瑞相去400余年，但都不考虑内在的公平，置经济性格和企业性格于不顾，全力保全的只是传统的社会道德。     其实我想说的是，陈久霖今日的高调复出，与其说是给他一个机会站起来，不如说是为了保全国家主义的颜面。当然，我反复强调，在某一个案例上进行个别的谴责，是没有意义的。现代企业制度具有超越国界的技术性格，它在企业发展、管理的层面是互通的，具有普适性的标准。同时，我们也要承认，中国社会对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解和操作尚处在摸索阶段，我们所推进的全部工作，很多不过是传统遗传下来的非理性经济行为，或者是对先进的现代企业管理的局部性模仿。鉴于此，我们要看清现代企业制度在世界各地的展开轨迹，认清现代企业制度绵延几个世纪，成为有人类以来最庞大的全球性组织，至今仍然欣欣向荣，完全是一种制度性胜利。在这样的高度，我们再来审视陈久霖事件，就可以看到，今天财大气粗的中国，距离现代企业制度到底还有多远。           2010-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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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内幕]“酒鬼”刘虹的成功与末路(全文)  


青岛新闻网　 2005-11-22 16:3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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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我们的耳边不断传来资本市场上风头最健的人物曝出丑闻的消息。最突
出的莫过于张海、马志平及顾雏军等被刑拘。如今,随着“湘酒鬼”的实际控制人刘
虹被刑拘,公众在感叹又一个资本玩家谢幕的同时,他背后庞大的“成功系”正在崩
塌。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使
一个明星企业家成为阶下囚？到底是制度缺位,还
是法律缺位？真实的故事比猜测更令人震撼。刘虹不但是当地草根阶层学习的榜样
,也是当地政府曾经宣扬的旗帜。刘虹的发迹和垮台,似乎再次警醒人们,那个过去让
刘虹们成功的游戏规则正在改写。但问题的关键是,4.2亿的资金黑洞谁来填？谁来
为“湘酒鬼”埋单？是刘虹本人？是当地政府？还是广大股民？
    请看《英才》记者张小平的文章。秋后的一场凉雨,让湘西的山水陷入一片蒙目
龙迷离  之  中  。  但  对39岁的“湘酒鬼”原董事长刘虹来说,心底剩下的恐怕
只有“中年听雨铁窗中”的悲凄。
    2005年10月13日下午,吉首市桐油坪看守所,记者与刘虹仅有一墙之隔。他已经
在此被关押了一个多月。而在当地出租车司机的眼里,这个靠山临水的看守所,是一
个“专门关大人物”的地方。出生于湘西农村的穷孩子刘虹,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
完成了做“大人物”的梦想,让自己的名字前面拥有了眼花缭乱的头衔：成功集团董
事长、湘酒鬼集团董事长、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工商联副主席、湖南省总
商会副会长、湖南省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并于2002年位列“《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
排行榜”第68名,资产达1.15亿美元……但最终,他又亲自把这一切葬送在家乡的青
山秀水之中。在湘西自治州州公安局,虽然专案组人员以正在侦查阶段为由拒绝了记
者采访,但相关人员证实,刘虹于中秋节那天被抓,并在一个月后以涉嫌  “虚假出资
罪”和“抽逃上市公司资金罪”被正式刑事拘留。专案组人员已经赴长沙等地调查
取证,光查账可能就需要三四个月时间。据原湘酒鬼集团副总经理、现湖南商学院企
业战略管理研究所所长谢茂拾介绍,刘虹被捕时极富戏剧性：在抽逃走4.2亿资金后
,刘虹曾一度很紧张,把几个手机都关了,“失踪”了两个星期。最后,他在打开其中
一个手机通话时,公安人员通过卫星跟踪定位,发现他竟然就躲在长沙市湘泉大厦  
（成功集团和酒鬼酒销售公司在该楼27层办公）对街的通程国际大酒店里面。到这
时,刘虹仍然坚持自己的感觉,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地方。坊间关于刘虹发迹
的传闻有多种版本,记者为此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寻访,从北京到济南、从长沙到湘
西,采访了十数位知情人,但对他的评价众说纷纭：有人夸他聪明能干,有人叹他投机
心太重；有人说他和气友善,有人骂他刚愎自用；有人佩服他能玩转“资本的魔方”
,有人指责他“空手套白狼”……一介草民如刘虹者,到底凭什么发迹？又是什么因
素导致他最终失败？
    从浪子到人才
    在永顺县街头,提起刘虹来几乎无人不知。在出事之前,他是当地贫困农家教导
子女奋发向上的榜样之一。刘虹的老家在永顺县高坪乡龙头村刘家湾。走进这个偏
僻的小山村,最耀眼的莫过于刘虹家里去年才建好的两幢木头房子——朱红色大门、
挂着宫灯的飞檐、铺着石板的宽敞大院,还有在县城里都少见的卫星接收器和大射灯
。据当地人介绍,刘虹的母亲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育有一儿三女。刘虹的爷爷曾
当过保长,后来还参加过剿匪。他父亲叫刘国琪,是永顺县某个税务所的所长,长年在
外,一个月才20多元的微薄工资,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常常捉襟见肘。后来刘虹考上了
永顺县一中。从村口步行15公里到高坪才有公路,而从高坪到永顺县城还有80公里。
    据说,刘虹每个月回家一次,常常是乘着暮色离开、迎着晨曦到达,为节省块把钱
的车票走上一个通宵。到家后,就去山上捡够整整一个月烧饭用的柴草。高中毕业后
,刘虹的故事开始出现不同的版本。有曾采访过刘虹本人的媒体报道：刘虹后来考上
了中国财经学院（现为中央财经大学）,家里却付不起学费,全靠着他自己勤工俭学
支撑。他学会了修理电视、收音机和手表,曾在凌晨3点去西直门火车站给人排队拿
号,甚至还倒过香烟。而赚来的钱除了留出基本的学习、生活开销外,其余的都按月
寄给远在湘西的父母贴补家用……但在永顺县一中,几位当年教过刘虹的老师对他考
上大学的说法哈哈大笑：“他说假话。”一位退休的数学老师向记者回忆,当时刘虹
还叫刘红卫（音）,1985年高中毕业的。有一件小事让他记忆深刻：“当时刘虹高考
预选通过了,但有次上课时却在看一本介绍养殖业的书。我问他,马上要高考了为什
么还看这种闲书？他回答说,自己对高考没有把握,想以后回到农村利用养殖致富。
我当时鼓励他,你能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
    识,并对未来有一个明确的规划,这很好。行行出状元,你真能在农村里发家致富
,起一个带头作用,未见得以后做出的贡献会比大学生小。”有知情人介绍,刘虹当年
的确没有考上大学,“曾在社会上四处流浪”,但他一直想混出个名堂来,于是到中央
财经学院进修过一段时间。媒体报道,刘虹“大学毕业后考研,以后到内蒙古、湘西
挂职”。对此段经历,永顺县已经退休的老县长杨安位向记者道出原委：“当时的副
县长彭善文去中央民族学院进修,认识了刘虹。后来另外一位副县长全永明去参加湘
西州驻北京办事处落成典礼,也认识了刘虹。两人都向我推荐,说刘虹硕士毕业了,想
来永顺县实习一段时间。当时规定研究生一个月76元的补贴,但刘虹来时我嘱咐办事
人员说,给他凑足100块钱吧。他后来在县财贸办工作了2年。”杨安位对刘虹的评价
是：年轻、聪明、能干、脑子反应快,很要强,做什么事有股非办成不可的劲头。后
来刘虹还参加了一次省里的财经讨论会,州财政局为此还表扬过他。从1985－1989年
的4年时间内,刘虹完成了高中生到硕士研究生的飞跃,这无法不让人起疑。杨安位后
来也觉得此事有点蹊跷,因为刘虹来时并没有毕业证和派遣证,只有一张系里开的介
绍信,当时之所以接收他,主要是出于爱才之心。记者后来去中央财经大学求证,发现
那几届的学生中查无此人。在永顺县街头,还流传着一则未经证实的传闻：彭善文有
一个女儿叫彭晓意（音）,当时才七八岁,拜刘虹为干爹。
    1991年左右,带着两年的工作经验和其间培育的人脉关系,刘虹离开了永顺县,走
向了更大的舞台。
    从发迹到巅峰
    有媒体报道,其后刘虹“到广东打工,再后来到北京以及沪、深两地投身证券业
”。而据一位和刘虹一起住了好多年的老人说,刘虹“当时去给一个香港老板打工,
老板给了他好多港币”。谢茂拾援引刘虹的一位朋友的话所作的介绍是：刘虹当时
主要通过万国证券  （既现在的申银万国证券）,在“一级半”市场（证券发行市场
和证券交易市场之间）发了第一笔财。关于刘虹的第一桶金,还有另外一种演绎：高
中毕业后,刘虹的父亲通过熟人介绍,让他在湖南省某个部门当上了一般的勤杂人员
,后来有机会认识了某位省领导的儿子,并一起开始炒股,刚开始运气不错,赚了不少
钱。有一次,他们一起贷了一笔大的款项,准备赌一把大的——炒好了,就发大财；没
炒好,就跳楼。最后他们赌赢了。据接近刘虹的人透露,刘虹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就是：“我和省里面的主要领导人很熟。”但谢茂拾驳斥了这种传闻：“这位省领
导政治性很强,原来和刘虹没有什么关系。后来刘虹收购了‘湘酒鬼’,这位领导人
因为也是湘西人,很关心‘湘酒鬼’的发展,所以找刘虹谈过话,要他好好干。”发了
财后的刘虹,曾在1994年和人一起投资创办了一投资集团,但没过多久,他便回到长沙
,投资创建了成功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成功集团前身）。有知情人透露,刘虹当时在
集团主管财务,但他“挪用了合作伙伴的钱去炒股,合作伙伴觉得他的野心太大,就和
他分开了。”
    1997年应该是刘虹事业发展至关重要的一年。利用“湘酒鬼”上市的机会,刘虹
至少赚了几千万。当时盆满钵满的刘虹是自信满满,在成功集团董事会成员们一致反
对的情况下,决定用1.6亿元的投资换取长沙雨花大道两厢300米土地的开发使用权。
而且在合同尚未正式签订之时,便于1997年9月5日奠基开工了。还是在该年,刘虹在
长沙市曙光路和车站路交界处修建了成功苑,虽然总面积不过1.4万平方米,但却是我
们目前唯一可以查到的刘虹所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据这里的一位老人介绍,刘虹一家
在此住了好几年,“刚来时还看见他堂客（妻子）挺着大肚子。刘虹还有三个妹妹,
不知道她们做什么的,反正进出开着小车,一副大款的样子。不过刘虹对人还是挺好
的。”成功集团的法定代表人最初是刘虹的妻子龙晓宁,后来两人经过几次更换,才
最终换成了刘虹。关于龙晓宁的身世,也有一种传闻,说她是湘西自治州某位姓龙的
副州长的女儿。但谢茂拾肯定地说,龙晓宁的父亲不是什么龙副州长,她父亲叫龙复
兴（音）,原是湘西自治州民族中学副校长,曾参与筹建原武陵大学（现合并为吉首
大学张家界学院）。真正令刘虹在资本市场名声大噪的,是2000年斥
    资7100万收购“岳阳恒立”,从而实现借壳上市；2000
    年9月,成功集团旗下公司参与发起设立的  “安塑股份”又实现了上市；2002
年,成功集团以4.01元每股受
    让湘泉集团8800万股法人股,占29.04％,成为  “湘酒鬼”第一大股东。至此,
刘虹旗下拥有了三家上市公司,“成功系”初具规模,成为资本湘军的三驾马车之一
。该集团2004年在湖南民企中排名第三,当年主营业务收入为6.5亿元。此时,刘虹终
于达到了自己事业的巅峰。
    从丑闻到崩溃
    兴家犹如针挑土,败家好似水推沙。刘虹的一切在转眼间全部崩溃了。先是200
5年上半年,媒体报道了成功集团旗下公司挪用“岳阳恒立”资金一事。4月5日,岳阳
恒立公司财务总监刘帮智因涉嫌挪用资金,被岳阳市警方刑事拘留。据业内人士估计
,成功集团通过各种途径,自
    2001－2004年数年间,先后从“岳阳恒立”抽走资金至少达1亿元。为此,湖南省
证监局还专门进行了警示。而在今年9月中旬,更惊曝4.2亿元资金被大股东成功集团
及其关联方悉数转移占用的丑闻。不久后,传出刘虹被拘的信息。湘西自治州副州长
秦湘赛曾称：“刘虹把身家性命都搭在酒鬼上了。”想不到一语成谶。记者在长沙
对成功集团寻访时发现,该公司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的地址先后为  “人民路32号”
、“芙蓉中路148号”、“人民路245号”,但有趣的是,他们竟都是同一个地方即坐
落于人民路和芙蓉中路交叉口的雨花大厦,只不过每次换的是不同楼层不同房间罢了
。据
    接近刘虹的人透露,这个地方叫识字岭,原来是一个刑场,刘虹嫌它不吉利,后来
搬到了湘泉大厦。在湘泉大厦的27层,过道里还挂着“成功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及“酒鬼酒销售有限责任公司”的铜牌,但已经差不多人去楼空了。据留守的工作人
员介绍,酒鬼酒的销售公司马上要搬回吉首去,而成功集团也已经搬到了雨花亭附近
的成功苑去了。等赶到成功苑时,发现这里不过是一个显得过于陈旧的居民区,根本
没有任何公司驻扎于此,在湖南鼎鼎大名的成功集团,至此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在记者报出刘虹的名字后,一位居住于此的热心老人,指着三单元2楼一间拉上窗帘的
房子说：“他原来一直住在这里,前几天我还看见他堂客（妻子）过来打麻将。”在
老人的眼里,刘虹是一个运气很不好的人：“他爸是2002年国庆节去世的,第二年正
月初五他三岁多的小儿子又在这个院内被自己的司机倒车时撞死了。刘虹当时不在
家,回来后哭得好凄惨。司机为此还坐了两年牢。”老人甚至埋怨：“老头子死在了
人民医院,本来应该直接送到火葬场去,却被拉回院里转了几个圈。崽伢子送到医院
里也死了,又拉回来摆在院里,把这里的风水都搞坏了。院里的人能搬走的都搬走了
。”这位老人还叹惜：“他的老母亲是一个苦人,我们一直没敢告诉她刘虹被抓的信
息。”据了解,刘虹后来搬到了位于长沙市车站北路的高档社区——梦泽园。通过物
业公司的工作人员,记者联系到了刘虹的妻子龙晓宁,但她在电话里拒绝了采访的要
求,甚至不同意和记者直接通话。稍后,记者直接把电话拨过去,刚说明来意,接电话
的一位女士便一句“打错了”挂了电话。第二天,再次拨通这个电话,对方一位女士
在问清楚记者的来意后,又以“龙晓宁不在家”为由挂断了电话。
    从企业家到囚徒
    透过真真假假的种种传闻,我们可以渐渐清晰地看到：人脉经营是经,资本经营
是纬,刘虹凭借两者编织出了一张自己的庞大网络,但最后自己却身陷其中不能自拔
。刘虹失败的原因,首先是因为资金链的崩裂。4.2亿购买股权的款项,总是在查账时
才出现,从来没有真正投入使用过。职工经常为发工资去找刘虹要钱。据谢茂拾分析
,刘虹这些挪用的钱,很大一部分是拿去还了债,因为那些钱本来就是拆借而来的。刘
虹失败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无疑是过分依赖自己一手打造的人际关系网络。有人评
价,刘虹是“成也彭善文,败也彭善文”。在2002年3－5月间,刘虹准备收购酒鬼酒时
,彭善文任湘西州副州长、酒鬼酒董事长,负责该企业国有股份减持、转让工作。据
《中国经济时报》报道：刘虹以好友身份先后4次送给彭善文3.94万英镑,折合人民
币51.37万元,资助彭善文的女儿去英国留学。彭善文于是“投桃报李”,将湘西州政
府与其他公司的谈判内幕告诉刘虹,并向其透露谈判底线,使成功集团一举获得了酒
鬼酒的控股权。2003年5月14日,彭善文因私生子一事受到省纪委召见,进而牵出腐败
问题。2004年12月23日,彭善文被长沙市中级法院判处11年有期徒刑。
    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评价,当初刘虹凭借在湘西自治州良好的人脉关系,
一举入主“湘酒鬼”。但“湘酒鬼”是一个官企不分、裙带关系严重的国有企业,一
些政府官员把这个地方当成了镀金的地方,往往捞一把就上岸。刘虹如果真想励新图
治进行改革,必然会触动原有的利益阶层,从而让自身置于自己一直依赖的关系网的
对立面去。刘虹根本没有资格和勇气去做到这一点。据酒鬼酒厂职工介绍,因为挪用
“岳阳恒立”1个多亿的资金,岳阳市公安局曾来长沙抓了刘虹三次,但最后之所以没
有成功,职工们推测是因为刘虹在省里有过硬的关系。但这一次,他捅的窟窿太大,任
何人都保不了他了。也许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被羁押后的刘虹“态度积极、主动”
,“很配合政府的工作”。在众说纷纭中,刘虹的个性也呈现出多样性和矛盾性：有
人说他知恩图报——成功集团最初的三名股东中,除了刘虹和龙晓宁以外,就是彭晓
春。彭晓春原来是湘酒鬼的副厂长,在刘虹困难的时候资助过他。1996
    年他离开了成功集团,据说刘虹还给了他一笔钱；永顺县老县长杨安位还记得,
自己2000年患骨质增生时去长沙“附二医院”治疗,医院离当时成功集团的总部仅一
街之隔。他一打电话,刘虹马上就跑过来了,很热情,还请他吃了一顿中餐。而在永顺
县一中百年校庆时,他出手阔绰,捐了30万元酒鬼酒、30万元花炮和40万元现金。有
人说他心胸狭隘——当年他曾想到永顺县投资搞一个钢材项目,但当时的官员思想比
较保守,认为他是一个皮包公司,所以没有答应。这导致他后来对家乡的建设很少有
捐助。有人说他年轻有为——“一个农村的孩子,能够在分文没有的情况下,闯出一
片天地来,的确不容易。”在采访湘酒鬼现任董事长杨波时,他也坦言,刘虹上任之后
做了不少事情：他干净利落地处理了与深圳一家公司高达6000多万元的经济纠纷；
他弥补了酒鬼酒的一些市场空白。有人说他刚愎自用、投机性太强——刘虹把炒股
中孤注一掷的赌性,移植到了做其他事情上来。“湘酒鬼”多年来因种种不规范的运
作,遗留下来包括资产、债务、法律、机制、管理、人员等一系列问题,在内行人看
来已是病入膏肓、日薄西山。当刘虹把收购“酒鬼”的主张提交董事会讨论时,遭到
了董事会所有其他成员的反对,但刘虹执意要接手这个“烫手的山芋”。在管理和经
营过程中,刘虹对自己个人的感觉太过于自信,做什么事情很少开会或者与中高层管
理人员讨论,脑袋里冒出一个思路就马上动手干……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副院长胡宗
良分析,像刘虹这样的“草民”,因为他们都是靠赌性发家的,原来什么都没有,为了
达到目的往往不惜一切地去冒险,但最后赌注越押越大,只得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赔
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