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吴乃龙：可恨的小偷

孤独行者

我早就拟定这个题目，列出提纲，打算写一篇文章，控诉可恨的小偷。写这种文章，不太好意思。被小偷光顾，赖我运气不好，也可以说与我的愚蠢又关。写这种文章，会被人笑话，说不定会触发抑郁症。所以迟迟没有动笔。读了含羞草近日发表在《华夏快递》上的文章“广州受骗记”，又读了许多CND大侠的跟贴，自我感觉好得多了。看来，跟我一样运气不好、智力不佳的人不在少数。

一．

首先，离题一下，不讲小偷，而是步含羞草的后尘，先来一个“广州受骗记”。本来嘛，受骗和被窃差不多，骗子和小偷同样可恨。

1980年2月初春节前夕，我从北京动身回老家探亲，路过广州。下了火车，到附近的长途汽车站看能不能买到汽车票。结果是看见售票窗口挂牌，三天内的预售票告罄。到了亲戚家，只好请他们想办法。第二天中午，他们交给我一张第三天早晨出发的长途汽车票。我带有两件行李，一个中等大小的手提行旅包，一个手提大网兜，加上一个身上背的小书包。上汽车时随身限带一件行李。也是为了行动方便，况且托运行李，头10公斤免费。因此，中午拿到汽车票后，下午提着行旅包去长途汽车站托运。

到了汽车站内行李托运处，见有三、四十人排队。于是站在队尾，把手提行旅包放在地上。这时，有两个年轻人走过来对我说，托运行李要先去一个柜台上取标签，填好后挂在行李上，才能托运。我看看周围，准备托运的行李上都挂有标签。我问他们，发标签的柜台在哪里。其中的一个年轻人朝托运行李柜台的方向指了指说，就在那边。我看不见发标签的柜台，认为它就在托运柜台的邻近，只是被一个墙角档住了视线。我信了他们的话，要去取标签。我请他们帮忙看一下行旅包，他们点头答应。我以为只有二、三十米的距离，时间很短，不会出问题。而且，我一边往那里走，一边回头看行旅包。到了墙角边，最后回头好好看了一眼，觉得没问题，就快步走向发标签的柜台，从工作人员手中取了一个标签，立即掉头往回走。最后取标签的过程，最多不超过十几秒钟。但是，等我回到墙角边，往我原来排队的地方一看，发现那两人没了。我心想不好了，坏事了。快步走到原地，发现行旅包也没了。这时我才意识到，受骗了。想了几秒钟，如何是好。我问旁边排队的人。他们说，那两人走了。我说那两人偷了我的行旅包。他们说，他们以为那两人是我的熟人。我赶紧在大厅里跑了一圈，没有看见那两个人。只好跑到车站外面，带有目的但又毫目标地乱跑一气，四处搜索。过了大概十分钟，我终于意识到，不可能追回来了。我像泄了气的皮球，血压降低手冰凉，一屁股蹲坐在车站门口台阶上，两眼楞楞地望着过往的行人。过了许久，我才站起来，慢慢地往公共汽车站走去，搭车回亲戚家。一夜没睡着。天还没亮，我拖着疲惫的身子，提着大网兜，背着小书包，去赶长途汽车。

丢了手提行旅包，使我彻底丧失了过年的心情。回到老家，不敢透露这个不幸的消息。一年多来省下的80斤全国通用粮票丢了，没法补贴家里了。一本《英语900句》丢了，不能练习英语了。自己的换洗衣服丢了，只好去商店买了刚够对换的几件。最使我难过的是，临行前老婆说：七年没回老家了，你图省事不想多带行李。老家的人见你空手回家，不怪你罪，肯定怪我。老婆邀上老妈，特地往西单商场跑了一趟。回家后打开大包小包，把那些东西往我的手提行旅包里塞。现在，这一切都丢了。我对不起老婆和岳母，也对不起老家年近花甲的母亲。回到老家之后，我只得去当地的商店买了一些年货作为补偿。在离开老家的时候，算计好路上刚够的费用，带着愧疚和补过的心情，把剩余的钱都塞给母亲。

回到北京，我也不敢告诉老婆。老婆发现手提行旅包没了，我说在路上弄坏了。老婆又发现我带去的换洗衣服变样了，我说在老家，人多衣服多弄混了。老婆半信半疑。直到几个月后，我的心情恢复平静，才向老婆坦白。这次受骗事件以后，我再也不敢把行李托付给陌生人照看了。如果没有熟人，我一定会带着行李去办事，哪怕行李很沉重。

二．

现在言归正传，讲小偷的故事。记得的第一次被窃事件，发生在我的老同学身上。刘同学是我的初中同班同学，高中的同校同学，两人的家也相距不远。在大学里，他在无线电系，我在地球物理系，一起上数学、物理基础课。所以，我们两人经常一起行动。文化革命前有一天，两人一起进市内逛商店。回到学校，他发现学生证丢了。学生证里夹有一张10元大团结。那时候，10元大慨是一个人两个月的零用钱。损失不小。因为是最要好的老同学，我也感到沮丧和难过。过了几天，系办公室通知刘同学去取学生证。原来，小偷拿了钱，把学生证扔了，被人捡到，交给派出所。派出所把学生证送回北大。

过了不久，还是在文化革命前，在西直门公共汽车总站。一个小偷偷钱包被人发觉。刚下车的乘客围上去揍他。小偷无处可逃，只得钻到公共汽车底下。汽车司机见状，上车打着发动机，加大油门，轰了几下。小偷吓得赶快从汽车底下钻出来。乘客围上去，又是一顿猛揍。看着这一幕，联想到刘同学的被窃，我感到很解恨。请您不要批判我，说没有人权、法治观念。那个时候，我确实没有那些观念。

三．

下面这个小偷故事，有点恶心，有点暴力，您要有思想准备。您要是神经脆弱，干脆跳过去不看。

上世纪70年代，我在陕西省商南县广播站工作。我经常到城关中学去，很多大学毕业生在那里当教师。一位西安体育学院毕业的杨老师，在学校教体育。有一天回到家里，发现被窃。常言道，盗亦有道，可是这个小偷属于无道之盗。不但偷了东西，还在一个桌子的抽屉里留下一坨屎。杨老师见了，气得当场晕了过去。向派出所报案后，也没有下文。

过了几天，在县城通往河南省南阳市的公路上。县公路管理站的老冯，坐在一辆卡车的副司机位子上。卡车正在行驶，只见前方路边站着一个小伙子，右手拿着一面一半红一半白的小旗。小伙子把小旗往前一举，老冯就明白，这人想要拦顺路车。老冯叫司机停车，自己下车径直走到小伙子跟前。老冯二话不说，一拳就把小伙子打翻在地。司机紧跟上来，两人把小伙子扭住，押送派出所。

老冯为何敢不问情由就把小伙子打翻在地？老冯是公路管理站的老经验，一看就知道，那小伙子来路不正，想冒充公路管理站的人员，用公路管理站特有的小旗拦顺路车，因为老冯自己经常这么干。在商南县境内，卡车司机一看见这种小旗，一定乖乖地停车。小偷从杨老师家里偷来了杨老师上体育课用的小旗，以为这种红白各半的小旗，可以当作公路管理站的小旗，用来拦顺路车。如果遇上普通的卡车，小偷肯定能得逞，因为一般人不知道公路管理站小旗特有的细节。但是要想糊弄老冯，一点门都没有。这个小偷运气不佳，碰上老冯，露出了破绽，被逮个正着。正是：李鬼剪径，遇上李逵，露出原形。杨老师家的失窃案，也就破了。

四．

我在商南县广播站工作的时候，经常到省会西安出差。有一次，到西安提货，三部大型扩音机。早上起来，到饭馆买了一份盖浇饭，六毛钱。我知道西安的小偷很猖獗，平时把钱和粮票放在贴身的上衣口袋里，外面再套一件衣裳。买了饭后，觉得找回的钱和粮票数目不大，就图省事，顺手放在屁股后面的裤兜里。吃完饭，坐公共汽车到位于西安市北大街的陕西省广播事业局开了提货单。我想，去位于西安市南郊的倉库提货，一会儿就到。因此，顺手把提货单也放在屁股后面的裤兜里，然后坐公共汽车去倉库。到了目的地，下了公共汽车。用手摸了一下屁股后面的裤兜，觉得里面是空的。再把手伸进去掏，确实是空的。我意识到被偷了，一下子心就凉了，头冒冷汗。那点钱和粮票是小事。三部大型扩音机的提货单，金额将近一万元。如果真的损失了这些钱，我一辈子都还不清。考虑了几秒钟，我立刻决定继续往前，去倉库挂失，确保扩音机不被人用那张提货单提走。我跑到倉库，找到负责发货的人，说明我的提货单被偷走，并详细描述了那张提货单。发货的人安慰我说，小偷不敢拿那张提货单来提货的。我这才放心。然后，我又赶回陕西省广播事业局，到开提货单的办公室。办公室有两人。男的说，提货单被偷发生过好几次了；忘了提醒我，这是他们的责任。女的把原来的提货单注销了，给我重开了一张。

这个被窃事件大大地刺激了我，决定做一个“小偷报警器”。设计是这样的：用两块几厘米见方的金属薄片当作电容器的两个电极，中间隔一层薄纸。用棉线把一块金属片固定在衣服兜里，把另一块金属片连在钱包上。这个电容器是一个高频振荡器的调谐电容。高频振荡器的输出控制一个音频振荡器。音频振荡器接有用来发声的压电晶体片。正常情况下，高频振荡器振荡，音频振荡器不振荡，压电晶体片无声。当钱包被抽出衣兜时，那块活动金属片随着出来，电容器遭到破坏，高频振荡器停止振荡，音频振荡器振荡，压电晶体片发声。这就实现了“报警”。这个原理肯定是成立的，因为根据这个原理，我为县木业社做过一个“电刨报警器”，用来防止工人的手过于接近电动刨床。用当时的电子元件，也可以把整个报警器做得足够小，放进裤兜里。但是，这只是一时的冲动，没有真的动手去做。然而，从此以后，只有在极有把握的情况下，我才敢把钱包之类的重要东西放在屁股后面的裤兜里。如果周围环境有所改变，我会不嫌麻烦，把钱包从这个很不安全的地方转移到别处。

五．

后来到了国外，住处被小偷光顾过两次。第一次在1984年，悉尼大学留学期间。一天下午，由学校的语言学习中心组织，我带着照相机，到Sydney Morning Herald（悉尼先驱论坛报）编辑部参观，前后大概两小时。觉得很有意思，照了不少照片。参观完了直接回家。到房门口一看，发现房门被人撬开了，虚掩着。这肯定是小偷干的了。进屋清点，被偷的有：一些零钱，从泰国曼谷带回来的一些纪念品和硬币，等等。幸好我把Minolta (美能达)单反（SLR）照相机带走了，幸免于难。同一楼房共住有四人，大家怀疑是其中的一人串通小偷，看准了时间作案的。怀疑归怀疑。没有真凭实据，又能怎么着？虽然发生了这个失窃事件，我还是认为悉尼是个很安全的城市。

第二次在1998年，多伦多工作期间。一天下午下班回家，发现房门没有被锁住。进屋一看，被翻得一片狼藉。衣服贮藏室的大箱子被用刀子割开了，东西被抖在地上，乱七八糟。客厅和寝室也被翻了。最吓人的是，明晃晃的菜刀放在客厅里的一把椅子上。赶快打911叫警察。警察过了一个多钟头才来。警察巡视了一番，用沾有黑色粉末的小刷子在门把手等地方来回刷了刷，说：要找到小偷是很困难的。又叫我去附近的警察局报告被窃的物品。然后，提着工作包走了。第二天我去警察局报告，清单上有：Minolta (美能达)单反照相机一部，TTC（多伦多公共交通）token（辅币）200多枚，几十加元现金，外币现金若干，纪念品若干，等等。去警察局报告后，也没有下文。事后分析，最大的可能是管理公寓大楼的Super（Superintendent，大楼管理人）串通小偷干的。Super在出事的前一天，通知各家各户，第二天要给各个单元检查、安装一氧化碳报警器，不要把自己加安的门锁锁上（Super有钥匙，可以开由业主安装的锁）。这样，Super就可以打开每个单元，并且知道里面的情况，通知小偷。当我去向Super报告被窃时，看见他面无表情，好像早就知道了似的。事后不久听说，Super被查出有前科，被fire（开除）掉了。和在悉尼一样，怀疑归怀疑。没有真凭实据，又能怎么着？没有人身伤害，区区几百块钱，在警察眼里，不过是小事一桩。虽然发生了这个失窃事件，我还是认为多伦多是个安全的城市，只是很少数的几个地区，治安不好。从此之后，我去银行租了一个保险箱，存放“贵重”物品，花点钱买个peace in mind。

我写下这些详细经历，意在作为您的前车之鉴。希望受骗、被窃的不幸事件，不发生在您的身上，也不再发生在我的身上。

吹笛在湖北

这样与小偷不解之缘，看来这个吴乃龙的长相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