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陕行之五:专制使人的生存有了意义

文/秋歌

在陕西,我领悟到了这层意思:专制使得一切都秩序井然,人该呆哪呆哪,不需要思考,也不需要担心自己的人生是否失去意义。

在去延安的时候,我们换了个地导。她看上去很成熟,后来一问,才知道她只有29岁。导游姓李,是延安市黄陵县人。一路上,她处处显得很老练,起码要比西安的那个高导厉害多了。很滑稽的是,不知道是出于对她的信任,还是我们一大帮子的人短暂的脑子短路,在李导带我们到一处枣子店买枣子时,我们竟然没有一个人提出来要还价。虽然,那种名叫“狗头枣”的东西,一袋要36元。

顺便说一句,就是在李导的介绍下,我才知道延安市区不仅有一条马列主义大道,还有一条路的名字叫自由主义大道。这真是个奇怪的组合,考虑到现实,这足以令人喷饭。仅凭这一点,我就应该觉得去延安不虚此行。

我们在延安呆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去看了枣园。下午,就返回西安了。在车上,导游坐到了最后一排,差不多跟我并肩坐在一起,我们开始聊天。李导告诉我们,她非常喜欢西安,本来也有机会去西安工作,但是目前基本在延安,她的丈夫在黄陵县工作。从李导那里,我才非常惊讶地知道,他们这些地方,还有农村的人一天只吃两顿的。她的小孩,貌似已经有六七岁的样子。

李导在家里好像有很多姐姐和一个哥哥,她自己还有一个妹妹。她说他们是一个大家族,其父亲这一边的亲属加起来,就有四五十人,平时要一起过节什么的,场面那是相当的壮观。我开玩笑地对她说,你怎么这么早就结婚了?原来,她21岁就结婚了。在他们这里,这个年龄结婚并不算太早,很正常。说着说着,就说到了婚姻,说到了当地的习俗。

“我们家小孩结婚,都要爷爷同意的,他不同意就不行。”李导突然告诉我。我一听不以为意,以为她是在跟我开玩笑。这都啥年代了,还玩这一套?包括李导的姐姐哥哥和她自己,都是爷爷授权结婚。李导说,他们家里的人结婚,都是要爷爷看过才行,在这方面,她爷爷具有绝对权威,不容挑战。好像李导的一个什么亲属,女的,擅自跟一个自己喜欢的人结婚,结果就被家人赶出了家门,一直不允许她回家。而这个女人的婚姻生活,据说并不幸福。她有一阵想要回家来看看,还遭到了李导爷爷的拒绝,说这个事儿决不能妥协。

“你爷爷还是蛮有眼光的。”我说。我说的是实话,一个活了七八十岁年纪的人,看人看事,自然会比较清晰和准确一些,这是个事实。然而,事实归事实,如果个人不喜欢“爷爷”指定的结婚人,那该怎么办呢?这完全是有可能发生的。李导的丈夫也是由爷爷指定的,我当然不好意思问她的婚姻生活过得怎样。李导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爷爷眼光蛮准的。”

虽然我提出了疑问,但立即遭到了我自己以及我的同事的反对。我随即想到,在李导他们家庭的伦理环境下,也许他们家中的小辈,根本就没想到过要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谈恋爱结婚,他们并不需要为这个操心。转而言之,结婚这个事情,并不是他们自己可以操纵的,他们无须为此负责,有像“爷爷”这样的高级权威看管、指定着一切。我想到这里,我的同事也随即说,其实像他们这里的人,根本就没这个意识。

李导还告诉我,在他们那个大家庭里,男子具有很高的地位。像李导的舅舅,也就是李导妈妈的哥哥,他到李导妈妈的家里来,她妈妈就必须为他泡茶之类,此外几乎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似的嚣张拔扈。也许我的形容词用得过分了些,但是大致情况应该如此吧。李导的爷爷,会在几个子女家轮流吃饭,他一到哪家,哪家就马上会为他端茶递水,并弄上鸡蛋等吃的东西,总之就会打破一天吃两顿的习惯。

我好奇地问李导,她的妈妈就不觉得这样伺候人很苦吗?李导说,我们几个小的其实都反对这样。她的母亲也并非不觉得苦,但是从不允许自己的子女在自己面前说家里男人的不好。“我们都不敢在她面前说,我们一说,她会生气的。”李导说。

我继续沉思。大家长“爷爷”具有绝对权威,而且他的权威是不容挑战的,凡挑战者都会受到惩罚。大家长的权威来自何处?仅仅是因为习俗,还是由于自身经历比较丰富而为子孙后代指出的道路在特定相对的封闭情况下总是显得比较顺畅?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在这样的生态系统中,除大家长之外的一切人,都只需要服从权威,而不必进行任何关于个人命运的思考和实践。他们的人生问题只在于把具体的各项事情做好,类似于中世纪的欧洲人——出生前就决定了人的一切。在欧洲,加尔文式的预定论,甚至还扬言部分人是可以预先得救的。

在这样的封闭系统中,个人和个人自由并不存在。当然,当代的陕西北部,我不能说个人不存在。上文提到的那个擅自与人结婚的人,她显然意识到了个人的存在和权利,并且使用了这种自由。虽然她的婚姻生活现在并不幸福,但这是因自由选择而来的必须承担的一个后果。在这一点上,自由仅仅意味着承担自由行动而来的责任。

擅自结婚的人为什么强烈想要回到大家庭中来?因为她的婚姻失败了。对于她来说,婚姻就是一切,婚姻就是人生。婚姻失败,即意味着人生失败,意味着她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而这种没有意义,恰恰正是她自己选择的,或者说,正是因为使用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她的人生失败了。所以,她急需要回到大家庭中来,重新寻找联结人的纽带,重新寻回生活的意义。听李导说,那个亲属还偷偷地回来过一趟,但得到的答复还是不允许回来。她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永远被关在了大家庭的门之外。而在这个大家庭里,从目前的情况看,大家长及其子孙,生活都充满了意义:大家长监管着家庭成员的生活,规定着他们的人生方向;家庭成员过着不需要思考、选择的生活,人们即使有自由的权利,也很少愿意或不敢去使用。

在一定程度上,除大家长外,他们都在逃避自由。甚至大家长也不是自由的。或者,他们不需要自由。

哪一种选择会更好呢?李导终于下车了,她在西安市区下。她走了,但是如果生活的基本形态不变,则问题依然存在、始终存在、永远存在。

2007/8/15

李导说的可能是个别现象吧?

呵呵。我有两个同班同学就在延安,他们倒是自由恋爱结婚的。也经常上网,信息来源也广泛得很。
这种意义仅仅是在她没有能力承担自由责任之后才显现的
挑个刺:标题易滋歧义,更准确的描述似乎是这样的:专制并非天然地指向横暴,而是会倡导“和谐”,而“和谐”是以群体为统计单位的,它需要消除的,恰恰是个体意识和个体意义,所以,专制不可能使人的生存有了意义,但可以保证群体的秩序。群体秩序既得到维护,个体也就得到了安稳,他们也就懒得寻找个体意义了,他们的个体意义早已稀释并挥发在群体或家族里了。对他们来说,个体意义成了一种陌生的东西。
当然,这是一种针对模型的说法,人,实际上总是形形色色的,不会那么简单。
专制追求一种稳定的“秩序”,自由也追求一种稳态的“秩序”,两者的区别,倒是在“无序”中的比较才能体现出优劣之处——一种从“无序”到“有序”的控制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