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午夜出版社

丙辰龙

热罗姆·兰东

陈侗
　　
　　
　　4月13日，从巴黎打来的电话带给我一个不幸的消息：兰东4月9日去世了！
　　一小时后，另一个朋友发来传真：兰东4月9日去世了！
　　14日，又一个从巴黎打来的电话，没等对方说话，我先开了口：知道了，兰东去世了。
　　在另一头的法国，希拉克办公室和若斯潘办公室也得到了同样的消息；罗伯-格里耶已经从诺曼底的城堡赶回巴黎……
　　谁是兰东？简单地说，一位法国出版商；复杂一点，一位坚持按自己的方式推广新文学和新思想的奇怪人物。热罗姆·兰东，1925年6月9日生于巴黎，二战时参加过游击队，1945年起担任午夜出版社社长。在他任职的55年当中，以出版萨缪尔·贝克特以及罗伯-格里耶等人的“新小说”而著名，同时也因坚持家庭式管理和小型化生产所获得的巨大反响，创造了当代出版史上的奇迹。
　　我身后的这排书柜，一边是作为翻译样本的午夜版书籍，一边是它们的中文版，分别用白色和蓝色包装着罗伯-格里耶、让-菲利普·图森、让·艾什诺兹、克洛德 ·西蒙、玛格丽特·杜拉斯……其中只有一本小册子和兰东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安娜·西莫南的《被历史控制的文学──午夜出版社里的新小说和阿尔及里亚战争》。如今，这些尚处在保鲜期的书籍由于它们的第一位发现者的去世，很快地具有了纪念意义，成为探险者里程的确凿标记。
　　这些饰有午夜之星的作品也可能曾经是不允许出生的。当一位未来的大作家带着他的手稿四处碰壁之后，他相信他最后的希望是在午夜出版社，因为热罗姆·兰东已经习惯于出版一些不被读者接受的书。最明显的例子是贝克特，1950年他的《莫洛伊》遭到了包括伽利玛在内的五家出版社的拒绝，但是兰东在地铁里读了这本书的手稿，他决定马上出版。从那一刻开始，兰东感到自己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出版家了。事后，贝克特对妻子苏珊娜说：“这个年轻人十分友好，但我想，他会因为我而破产的！”
　　兰东当时的确快要破产了。用罗伯-格里耶的话来说，他是“想在申报破产前把这本被所有法国、英国出版商拒绝的书出了”。这是为文学的未来所下的赌注。兰东赢了。先是贝克特196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兰东代替他前往斯德哥尔摩；接着是“新小说”让人紧张得喘不过气。在70年代稍事歇息之后，兰东又发现和扶植了艾什诺兹等一大批年轻的作家。当然，我们不能忘了杜拉斯，她和兰东的关系时好时坏，但不可否认，她的那些最重要的作品都是出自贝尔纳·帕里西街这幢小楼。
　　兰东的去世在巴黎成为了一个文化事件，人们隐隐约约感到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他被安葬在蒙帕那斯公墓，就在萨缪尔·贝克特的旁边，这标志着永远的友谊和探索的继续。13日，即葬礼的第二天，《世界报》、《解放报》等媒体纷纷辟专版加以报道；罗伯-格里耶接受采访，回忆起共同战斗的那些日子……一时间，热罗姆 ·兰东这个不常被提及的名字重又变得熟悉起来。
　　如果出版商这个身份还不足以概括兰东的一生，我想说，他还是一位从未写过小说的文学家，一位从未当过政治领袖的社会活动家。1958年，是他冒险出版了反对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动用酷刑的《问题》一书；1960年，是他拟题并组织签署了关于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不服从”的“121人声明”，并且在后花园里印刷了这份声明，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支持者们因此唾骂他为“法兰西叛徒”。但是，正是这种政治上的参与或者说“背叛”，使“新小说”这个既不左也不右的“纯粹的风格练习”变成了“一种更具颠覆性的事业”。如果我们翻阅一下午夜出版社的图书目录，就会发现，文学和思想上的整体性在午夜并不体现为选择的单一。侦探、浪漫、色情、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巴勒斯坦……所有的选择都朝着不同的方向，有时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这就是兰东的主张。他总是在冒险，在背叛，以他的名义出版的《约拿之书》译本准确地体现了他的作风：“约拿被派去救尼尼微城，但他却去了别的地方，而他去别的地方的同时却正好救了尼尼微城。”
　　说回“新小说”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仍然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敢于冒险的作家，还有一个热罗姆·兰东。1998年，受湖南文艺出版社的委托，我与兰东协商出版“午夜文丛”。作为法方的顾问，兰东特别为年轻作家选取了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使这套丛书具有了非一般意义上的权威性。和早期的“新小说”一样，“新一代新小说”也反映了一个时代超前的美学观念，而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作者的书完全是由兰东这位年迈的鉴赏家作出判断的。若套用“新小说”过去的主张，它们有可能被排除在午夜幽灵家族之外，但是兰东的信条是“我的职业几乎不是营造过去，而是寻找未来的大作家”。贝克特、罗伯-格里耶、西蒙、杜拉斯，他们无疑已经是伟大的作家，新一代作家中谁能继承他们的位置？1999年龚古尔文学奖颁给艾什诺兹的《我走了》，可以说是极富象征意味的，它暗示着整个20世纪的法国文学不得不以谩骂多过赞扬的“新小说”的发展为线索。《我走了》结尾的一句话仿佛是与一个时代，与它的光荣和梦想的懒洋洋的告别：
　　
　　不过，我只呆一会儿，真的只呆一小会。我只喝一杯，然后，我就走。
　　
　　我不知艾什诺兹是否带着这句话参加了兰东的葬礼，但我们已经看到，兰东真的只是在新的世纪呆了一小会。他走了，剩下的事情留给了我们。
　　

丙辰龙

个性作为资本
　　——我所认识的午夜出版社
　　
　　陈侗
　　
　　
　　出版可能是历史最为悠久的文化产业，它和人类对知识的渴求有关，也依附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此外，对于一个从事出版的人来说，出版还是个性的体现，值得为它进行商业和文化上的双重冒险。
　　在法国五千余家出版社中，社员不超过十个的午夜出版社属于六百余家有正常出版活动的出版社之一，而以年出版书种来划分，午夜出版社更是属于70%年出书少于50种的出版社。这个判断依据的是杨胜伟、燕汉生先生1990年对法国出版业的一项调查，虽然最近十年来的发展会让这些数据发生一些变化，但估计出入不会很大，至少午夜出版社的基本数据是稳定的，也就是说，它仍然是法国最具代表性的小型出版社。
　　不过，“小型”指的只是规模，而不能用来评价午夜出版社在法国当代出版史上的地位。1994年，法国当代出版研究学会出版了社会学家安娜·西莫南的《1942年至1955年的午夜出版社：以不顺从为已任》，该书厚达528页，详细地研究了午夜出版社创立后短短三四年的历史。迄今为止，这还是第一本关于出版社历史的专著，很多名气更大、历史更久的出版社都没有获得研究者如此的重视。人们把午夜出版社的威望归结为它对法国新文学和新思想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更归结为它拥有法国最杰出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作为基本阵容。当然，另一种评价也对午夜出版社的名声起了宣传作用：人们说，兰东的书总是十分难读，它们好像是在故意考验法国人的忍耐力。如果人们不接受这些书，那也许就表明自己已经落后于这个时代；人们如果接受这些书，那么，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去怀疑过去。
　　午夜出版社成立于1941年，作为二战期间的地下出版社，它的主要任务是出版抵抗运动书籍。1942年，出版社的创立者、作者维尔高尔以午夜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他自己的小说《寂静的海》，鼓励法国人民起来和法西斯战斗，这本书连同作者和出版社一道载入了法国史册。1945年，从前线回国的热罗姆·兰东加入了午夜出版社。为了改善出版社的财政状况，兰东一家筹集了大部分资金，兰东本人则成了最大的股东代表，在这样的情况下，维尔高尔只好离开了出版社，提兰东接替了社长的职位。从1945年至2001年，午夜出版社一直是兰东一人当家，而他的家人则一直辅助他。2000年8月，兰东因病动了一次手术，病情未见好转，出版社的事务自然就交给了她的女儿伊莱娜·兰东。2001年4月9日，兰东去世，伊莱娜正式成为第三任午夜出版社社长。从1945年至现在的情况来看，午夜出版社的管理模式基本上是家庭作坊式的，它有意不扩大规模，也不增加人手，甚至拒绝采用先进的网络通讯技术，这一切似乎与它的先锋派主张相矛盾。但是，经过半个世纪对它的观察，人们相信午夜出版社的做法是可取的，或至少可以说，小规模、传统家庭作坊式的经营模式是它避免竞争的一个有效手段。在编辑和发行等必不可少的环节，午夜出版社采取的方针是灵活机动的，它聘请了许多社外专家负责选题和稿件（尤其是学术类作品），而发行则委托给瑟耶出版社。兰东本人的工作主要是确定一部小说要不要出版以及处理国外版权事务。通常，他会在一天半天的时间里审读完一部书稿，并且很快作出是否出版的决定。在兰东去世后的一个星期里，很多作家在回忆与他的交往时都不无感动。例如女作家玛丽·恩迪耶，她十七岁时将处女作寄给了午夜出版社，兰东读完书稿的第二天就约定与她签合同，当时恩迪耶还在中学读书，兰东就利用到公园散步的机会去学校门口等她，就像一位祖父去接他的孙女。当然，兰东毫不含糊的作风也使得他与一些作者的关系时好时坏。女作家玛丽·雷东内在午夜出版社出版了三部作品后就转到了格拉塞出版社，据说是与兰东之间产生了矛盾；杜拉斯也经常说一些不和气的话，尽管她那些最重要的作品都是由午夜出版社出版的。
　　1990年我开始接触午夜出版社，到了1997年，由于合作项目的增多，我对它的了解就更加具体，并且深深地体会到家庭作坊式的经营模式所具有的美学意味。我每次通过传真询问事情，兰东总是在24小时内作出答复，完全没有传闻中的那种法国人特有的懒散作风。当我去到午夜出版社，我所需要的东西总是事先已由秘书准备好，有时我临时需要某个联络电话，秘书总会很顺利地找到，从来没有出现过翻箱倒柜的忙乱。有一次，我收到了午夜出版社发来的传真，通知我艾什诺兹的《我走了》中一个单词必须置换为另一个单词，而事实上置换还是不置换丝毫也不会对阅读产生影响。当然，午夜出版社也有出错的时候，例如某次将让-菲利普·图森误打成让-弗朗索瓦·图森……
　　和所有的出版社一样，午夜出版社也经历了70年代出版业的萧条。但是，它更艰难的时期可能是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当时，出版社濒临破产，兰东一心想着在申请破产前出版一本他非常喜欢的作品：萨缪尔·贝克特的《莫洛伊》。这本书在交到午夜出版社之前已经遭到了其他出版社的拒绝，而兰东则相信它能带给他转机。事实上，《莫洛伊》的出版并没有立即改善出版社的财政状况，但是它标志了未来的出版方向：勇敢地发现一些并不能马上得到承认的伟大作家，以此确立自身作为先锋派文学推动者的地位。
　　后来的情形的确充分证明了兰东的选择是正确的。1969年贝克特获诺贝尔文学奖，兰东的眼光第一次被肯定。1950年以后，受到贝克特的影响，很多观念独特、手法新颖但不怎么有名的作者都把他们的书稿交到了午夜出版社，于是便出现了人们后来所说的“新小说现象”。和贝克特的作品一样，新小说作品最初的销售情况也不太好，例如引起批评者强烈攻击的《嫉妒》和《向性》，出版的当年每种都只售出了不到1000册。不过，据《嫉妒》的作者罗伯-格里耶后来说，几年之后，这本书平均每年卖到了5000或6000册，销售持续看好。虽然这样的数字显然无法和今天动辄开印10万册的畅销书相比，但是反过来说，新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又恰恰是畅销书达不到的。
　　尽管50年代的财政情况并未使午夜出版社摆脱危机，但是，新小说所引起的极大反响已经使午夜出版社成为了法国当代文学的实验基地。1955年，兰东为了巩固已经取得的成就，聘请了新小说的发言人罗伯-格里耶担任文学顾问，而他自己则将精力投入到他所认为的正义事业当中。1958年，揭露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动用酷刑的《问题》一书出版，它很快使兰东卷入一场政治斗争，但同时也给午夜出版社造成了一种新的形象。新小说另外一位理论家让·里卡尔杜说：“如果说在这几年之前，我把我的第一部手稿送到一个小出版社去，当然是因为它十年来出版了我认为今天数得上的作家们的小说……但也是因为这个出版社出版了争取人类解放的证据：亨利·阿莱格的《问题》。”
　　50年代的午夜出版社通过出版新小说和像《问题》一类的“介入文学”稳固了它在法国出版界的地位，到了80年代，由于出版业的整体复苏，杜拉斯的《情人》和一大批年轻作家的作品终于使午夜出版社迎来了第二个黄金时代。《情人》在出版后的五年内发行数已高达90万册，被译成40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单就转让翻译版权一项来说，午夜出版社的版税收入已相当可观。过去，一本书在出版之后头一年内的发行量甚至不到1000册，而在80年代中期，图森的《浴室》只需经过媒体的稍稍宣传，很快就能达到5万册，这一现象使已经卸去了顾问头衔的罗伯-格里耶颇为担忧，他认为今天的年轻作家成功得太快，过多地关心一本书的销售，长久下去可能会越写越苍白。
　　那么，作为社长的兰东又如何评价这一现象呢？从财政上来说，他当然非常乐意看到年轻作家们迅速地取得成功，但是，保护一个年轻的、尚未被最终认可的作家，以使他们免遭媒体伤害，这是他最关心的，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出版社是否还能保持它过去的特色。1998年，当我第一次见到兰东时，他就面带忧虑地说过一句话：“我不知道像我们这样的小出版社还有没有存在下去的必要。”我记得我当时的回答是“太有必要了”，因为在中国，像午夜出版社这样一个对当代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小型出版社没有开始呢。



　　坐落在贝尔纳—帕里西街的午夜出版社


午夜出版社的书外表所具有的基本特色是“白”。

[ 本帖最后由 丙辰龙 于 2008-7-26 11:48 编辑 ]

丙辰龙

了不起的午夜出版社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83d7c7010006me.html

我对午夜出版社的了解显然与对新小说的阅读有关。一般说来，我读书只是在乎书的好坏，而不大在意是由哪家出版社出版的。这正应了钱钟书先生的那句名言：鸡蛋好吃，没有必要见生蛋的母鸡。但午夜出版社就有些不同了。因为几乎所有新小说都是由这家出版社出版的，而且在很多关于新小说的评论中都有意无意地提到了这家出版社。

午夜出版社设在巴黎，规模并不大，据说不超过十名编辑。午夜出版社最初在由作家维尔高尔在1941年为了出版抵抗运动书籍而秘密创办的。战后不久，年轻的林东接手了这家出版社。这时，28岁的工程师罗布．格里耶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小说《弑君者》，书稿被巴黎的一家大出版社拒绝，后来书稿转辗到了午夜出版社。他们对这部书很有兴趣，为了进一步打消他们的疑虑，格里耶告诉他们他的第二部书稿的计划。不久，《橡皮》完成了，出版社很快就出版了，这使格里耶一鸣惊人。这家出版社再接再厉，继续出版先锋性的小说，很快，它的周围聚拢了一大批勇于创新的小说家。以至一位批评家不无讥诮地把这类先锋派的小说称为“新小说”。于是，一个新的文学流派就这样产生了，并主宰了法国文坛达半个世纪之久。

历史有时会惊人地相似。这句老掉牙的话已无法考证出自何人之口，但确实道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也就是一百年前，某位法国的评论家把一个美术流派贬斥为“印象派”，这些批评家和他们的臭文章早已被人们忘记了，但他们“命名”的流派已经由贬意变成了某种称颂。

看看这些作家吧，哪一个不是享誉世界文坛：格里耶、米歇尔．布托、克洛德．西蒙，玛格丽特．杜拉、娜塔丽．萨洛特和贝克特。这其中贝克克特和西蒙都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贝克特在写作上显然与他们有距离，而格里耶比起西蒙更该拿到诺贝尔奖，而布托也丝毫不比西蒙差。

说起贝克特，即使在他死去十余年后的今天，在欧美文坛上的地位仍然无人能及，但当初他写了三部小说，却没有一家出版社肯于出版。有人对林东提到了贝克特：“您也许应该读一下一位用法语写作的爱尔兰作家的手稿。他名叫萨缪尔．贝克特。他已经在六位出版商那里碰了壁。”林东找到了贝克特的书稿，翻开名叫《莫洛瓦》的小说，刚读了一行：“我的母亲的房间里。现在是我在这里生活。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这里的”，就被深深打动了。“从第一行起，这篇作品惊人的美丽就令我折服。我用了向个小时就将《莫洛瓦》读完了，好像我从来没有读过一本书。”他那时意识到，他将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出版家。他同时感到吃惊：这样的书，居然没有人出版！他找到贝克特的妻子苏珊娜，说他准备把这三本书出版。过了几天，贝克特去看望林东，回到家里，苏珊娜见他脸色不好，问他是不是小说无法出版，贝克特说正好相反，他是想到了这些书的出版会使出版社破产才不高兴的。

现在国内到处都在讲市场经济，也见到一些人俨然以出版商自居。他们认为，出书当然是为了赚钱，不然为什么要加个“商”字。他们大约除了黑就是黄，很少很见到精品问世。而出版社呢，也大都把着眼点放在了钱上，至于文化，至于社会责任感，当然就另当别论了。其实，午夜出版社也经常面临破产的危险，但他们坚持自己的方向，没有去迎合市场，反而杀出了一条血路。

新小说是先锋文学，一提到先锋文学，人们就似乎以为是一小圈文人在搞文字实验。事实上，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马尔库塞所说的：“艺术可以在几种意义上被称为革命的。从狭义上说，，艺术要是表示了一种风格和技艺上的根本变革，它可能就是革命的。这种变革可能是一个真正先锋派的成就，它预示了或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实际变革。”另一方面，午夜出版社也并非把着眼点全部放在先锋派作品上，他们也出版了关于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利亚使用酷刑的“介入文学”。这家出版社从成立起，一直伴随着非难，真正体验出了出版家的道义和责任。

贝克特一直遁世，但一直和在患难中帮助过他的林东过从甚密。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表示本人不去领奖，同时也拒绝了由他本国的爱尔兰大使代领，而是指定出版商林东做他的代表。在颁奖典礼上，瑞典国王亲手把证书和金质奖章交给了林东，此时林东的心里一定充满了慰藉。

我所以要写这篇文章，完全是出于一种偶然。因为我正在翻阅国内刚刚出版的德里达的《论文字学》。我惊奇地发现，这位解构主义的重要著作居然也是由午夜出版社出版的。要知道，当时是1967年，解构主义作为一种异端学说还刚刚被提出，午夜出版能够出版即使在国外也显然没有销路的学术作品，如果不是疯了，就是有足够的信念和勇气。这是一家怎样的出版社！

网事情缘

一个了不起的出版家——不过，也只有在法国，或者别的地方才有他的生存土壤，这块土壤自然不包括我们这方神奇的土地。

水色

01年的文章？ 世上曾有这样的人活过，想了想，有些激动。龙妹妹的贴子很好！

舒雨湖

这样的出版社确实很了不起呵呵

李冬君

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