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杨波：我所了解的陈伯达

杨波：我所了解的陈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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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波

“文化大革命”前，陈伯达曾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分管国家计委研究室，而我当时任研究室副主任，主持工作，所以在工作和生活中与陈伯达交往颇多，对其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所作所为和为人处世的情况甚为了解。

不愧是“老夫子”

全国解放后，我读了陈伯达撰写的《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政治论著后，知道他是个理论家。那时候，很多同志尊称他为“陈夫子”，我对他也颇为敬仰。
我第一次跟陈伯达面对面交谈，是在1959年。1959年庐山会议后，为配合全国正在掀起的“反右倾”斗争，时任红旗杂志社总编辑的陈伯达要写一篇驳斥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评论文章，他要国家统计局提供资料。我当时任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司长，局领导要我负责这件事。我认真整理了1958年的资料，然后到红旗杂志社陈伯达的办公室，向他当面汇报。眼前的陈伯达，个头矮小，面无表情，戴副黑框大眼镜，操一口浓重的闽南口音，说话让人很难听懂。他和我谈了谈写文章的事情，向我详细了解了相关数据和资料。同时由他口述、红旗杂志社的编辑记录并整理成一篇社论稿，我负责校对文中的统计数字。此社论1959年9月发表在《红旗》第18期上，题目是《驳“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谬论》。应当说，由于受“浮夸风”的影响，1958年的统计数字有很大的水分，不准确，不能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陈伯达以此为根据，认为“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是谬论，当然不可避免地颠倒了是非。
我和陈伯达真正深入接触是从1961年开始的。1961年初，毛泽东主席派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各带领一个小组，到农村调查农业政策问题。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分别为广东组、浙江组、湖南组组长。毛主席亲自写了调查计划，每个组多少人，什么人参加，主要做些什么工作，都规定了。我跟随胡乔木参加了湖南的调查工作。从1961年1月到2月中旬，我们吃住在农村，调查走访了一个半月，了解人民公社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之后各组组长集中到广州参加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会议由毛主席主持，讨论拟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人民公社60条》）的第一次草案。会后，每个组都带着草案回到调查地点，去征集群众的意见。这时候，刘少奇同志也回到湖南老家，亲自指导并参加了调查组对草案意见的征集工作。刘少奇提出，农村的问题不只是农业问题，还有手工业和商业问题。于是，我被抽调出来专门做手工业和商业问题调查，还就此当面向刘少奇作了两次汇报。
1961年5月下旬，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我们各个调查组回到北京。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修改《人民公社60条》，同时拟定手工业和商业的政策文件。由于我在湖南参加了这方面的调查，所以通知我参加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参与手工业、商业条例的起草。条例起草本来由胡乔木主持，因他生病需要休息，就改由陈伯达主持。这个时候，我和陈伯达的工作接触开始多起来，经常参加他主持的讨论、修改条例草案的会议，并最终形成了《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商业40条》）和《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手工业35条》）。这期间我感觉陈伯达文字功底很深，对于文章结构、遣词造句等很有讲究，不愧是“老夫子”。他经常引用韩愈的一句话“唯陈言之务去”，意思就是不要说那些没有新意的话，不要陈词滥调。他写文件喜欢用短句，不用拗口难懂的长句，这样读起来简洁有力，易于理解。这些都给我印象很深，觉得值得自己学习。
这次一起工作后，陈伯达对我有了一定的印象。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他去唐山调查工业发展情况，就向国家统计局提出要我陪同前去。在唐山调查时，工作之余，他常铺纸研墨练习书法。我素喜书画，见他的字写得自成一家，颇见功力，就趁他兴致高时要了一幅，留做纪念，但他给我的字没有盖章。我后来才知道，他有个习惯，送人的字从不当场盖章，只有别人装裱好了拿去给他看，他才会盖上自己的名章。为什么这样做？这是他考验要字者是否尊重他，是否真的喜欢他的书法。从这里也透露出陈伯达这个人城府极深，很有心机。

两次状告李富春

1961年底，中央办公厅新成立一个经济组，我被调去工作。当时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分管经济工作，我们这个经济组主要是为他服务的。经济组成立之后，第一项任务就是为即将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即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起草文件做准备，并一起参加会务工作。这次大会的召开，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大跃进”以来“左”的错误，刘少奇作了工作报告，毛主席就“民主集中制”问题发表了讲话，周恩来总理就国民经济的进一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工作做了部署。
通过贯彻大会精神，1962年上半年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新的成就，特别是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工作，在陈云的直接领导下，成绩尤为显著。当年七八月间，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首先讨论了《人民公社60条》的修改完善问题，讨论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按照原定议程，接下来要讨论财贸工作和计划问题。8月6日，毛主席在全体大会上作“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会议的气氛一下子就大变了，没有再讨论经济问题，而是转到讨论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问题，为接下来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做思想准备。8月9日，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中心组会议上讲反对分散主义，说有的经济部门的同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汇报，四时八节，强迫签字。毛主席说的“有的经济部门”，其中就包括国家计委。
会议结束后，8月24日，陈伯达突然找我到他在北戴河的住处。他知道毛主席对李富春主持的计划工作不满意，就口述了几条改革计划工作的意见（以下称《意见》），让我记录下来，并当场修改定稿，要我重新抄清后送给李富春。我当时有些为难，向他提出：你们都是中央领导，富春同志就住在你隔壁，希望你亲自找富春同志谈谈，我去不合适。陈伯达说：“你去你去，我家乡口音太重，说话富春同志听不懂……”他为自己找了诸如此类的一堆借口。无奈，我只好带着《意见》去李富春在北戴河的住所。到了那里一看，李富春已经回北京了。于是我立即乘火车返回北京，下了火车直接坐车赶往中南海李富春家。李富春和蔡畅大姐正在吃晚饭，我把《意见》拿给他看。《意见》的全文我已记不清了，但有一句很尖刻的话我是记得的，意思是计划工作的改革要下重药，只抹“二百二”（红药水的俗称）、紫药水是不行的。李富春看后，觉得此事来得突然，问我怎么办。我建议他赶紧批示，印发中央领导同志。李富春考虑后即批示印送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我把他的批示送到中办秘书局，准备第二天一早发出。
到了第二天，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李富春一起床就发现，毛主席已经对同样的一份文件作出批示，并印发出来。原来，陈伯达在要我去给李富春送文件的同时，自己又抄录一份直接报送了毛主席，毛主席当天就作了批示。陈伯达的这种做法，等于暗地里向毛主席告了李富春一状，不是与人为善。李富春接到毛主席的批示，立即找来经济组组长梅行、房维中和我，商量给毛主席写一份检讨。遵照李富春的意见，着重检讨了计划体制和计划工作方法基本上照搬了苏联的一套，没有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及时改革。我们三人边商量边起草，边起草边修改，足足用了一整天，才拿出一份检讨稿。李富春审定修改后，亲笔写信报送给毛主席。从这件事开始，我对陈伯达的印象完全改变了。
由于写了这份意见，陈伯达于1962年底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他从来没有管过经济工作和计划工作，怎么当国家计委副主任呢？让他具体负责什么工作好呢？李富春和周总理商量，决定专门设立一个研究室，让陈伯达分管。李富春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家，为人非常厚道，对陈伯达的这种行为，竟然不多计较，实在令人钦佩。
国家计委过去有个研究室，“大跃进”的时候因精简机构被撤销，可为了安置陈伯达，又重新恢复起来。谁来当研究室的领导呢？李富春提出把我调去担任研究室副主任（主持工作），直接归陈伯达领导。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找我谈话，告诉我组织上的这一决定。一听这话，我立即想到陈伯达状告李富春的事，从心底里不愿和他共事，于是向田家英表示还是想留在中办经济组。田家英说：“我也不愿意放你走啊，你有意见可以找尚昆同志反映。”于是我就找了中办主任杨尚昆，表示想留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不想去国家计委。杨尚昆告诉我说这是富春同志的意见，并把李富春写的调我的纸条给我看了，这时我只好尊重这个意见。但我还是不死心，又找国家计委负责干部管理工作的王光伟副主任，他告诉我不要再提意见了，说这是周总理亲自决定的，于是我只好服从了。
1963年初，我担任国家计委研究室副主任，开始了在陈伯达直接领导下工作的日子。当时研究室共有五六位干部，主要负责收集资料，做些调查工作。陈伯达也并不过问太多。
陈伯达这位副主任，既不管国家计委的工作，也不参加计委的会议，他有意见也不同李富春交谈，而是处心积虑寻找机会继续打他的“小报告”。1964年8月，他认为“气候”适宜，于是又就计划工作方法问题口述了一个《意见》，让我记录整理，然后将《意见》送给李富春，同时又直接送交毛主席批示。这份《意见》讲了在工业中采用新技术，要有一个全盘的计划，要从实现社会主义的新工业革命、实现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来看待这个问题，要从全局着想，抓住要点；讲了三线建设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赶快抓，改变拖拖沓沓的作风。他说如果不这样做，不赶快抓，我们就会犯大错误。陈伯达所提的这些意见，毛主席已多次当面同李富春说过，国家计委也在努力改进，三线建设部署正在积极进行，对此陈伯达都是知道的。但是陈伯达又把这些作为严重问题提出来，显然是别有用心的。8月26日陈伯达把《意见》呈毛主席，27日毛主席作了批示，措辞比上次更为严厉，肯定陈伯达的意见，提出“计划工作方法，必须在今明两年内实行改变。如果不变，就只好取消现有计委，另立机构”。
据我所知，李富春是有苦衷的。他作为国家计委主任，必须量力而行，要考虑综合平衡，这也是陈云同志的一贯思想。他主持制定“三五”计划时，计划方法已有改进，强调要解决吃、穿、用，已经不是先定多少钢、再定其他指标了。三线建设是毛主席新提出的战略任务，涉及“三五”计划原定任务的调整，也关系一线部分工厂的搬迁和新的工业布局，需要统筹安排，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太急了不行。陈伯达不考虑这些，再次“告状”，使李富春又一次受到不公正的批评，并再次写信给毛主席检讨自己的问题。此后不久，1964年底中央决定调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的余秋里到国家计委任第一副主任，协助李富春工作；同时改组国家计委的领导班子，几位副主任调到各大区任职；调浙江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林乎加，国家建筑工程部部长李人俊，北京市委副书记、副市长贾庭三到国家计委任职，成立以余秋里为主的“小计委”，负责拟定“三五”计划的方针、任务，研究战略问题。“小计委”由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

视田家英为“眼中钉”

1964年初，毛主席要陈伯达代中央起草一个关于工业问题的决定。他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干干停停，停停干干，先后到北京、天津、上海等地调查。在调查中他经常讲列宁的一句名言：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电气化。陈伯达认为，现在已过了电气化的时代，是电子化的时代。所以，他起草的文件要以电子工业为中心。
在这两年时间里，陈伯达常常和我说起田家英，说了很多贬低、诋毁田家英的话。陈伯达对我说，是他将田家英推荐给毛主席当秘书的（实际上田家英到毛主席身边工作主要是胡乔木推荐的，当然陈伯达也起了一些作用），而现在他“翅膀硬了，羽毛丰满了，不搭理我了”。还说自己现在想见毛主席一面，还得通过田家英，田家英不同意他就见不到毛主席，等等诸如此类的话。我开始还耐着性子听他发牢骚，后来就建议他找田家英当面交换意见，不要在我面前如此议论。有时实在忍不住了，就替田家英打抱不平，说田家英不是那样的人，也不可能作出那样的事，让他不要误会。有一次他又说田家英的问题，我就说他怎么能不让你见毛主席呢？结果陈伯达勃然大怒，对我拍起了桌子，质问：“田家英给了你什么好处，你总替他说话？”我说，我1960年才认识田家英，他没有给我什么好处，我调来中央办公厅在他领导下工作，认为他是一位很正派的同志，不是你说的那种人。听我这样说，陈伯达自然很不高兴。但是没想到，陈伯达对此怀恨在心，“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利用手中的权力加害于我。
1965年上半年，陈伯达负责起草的关于工业问题的决定稿终于写出来了，共计1万多字，送给毛主席后，主席很长时间没有批示。由于担心、焦虑，陈伯达的情绪很不稳定，经常莫名其妙地发脾气。1965年9月的一天，毛主席要找陈伯达谈话，不巧这一天陈伯达去天津了，没有谈成。后来，彭真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说“主席看了，说不像个中央决定，倒像教科书”。这等于批评了陈伯达。这时候，陈伯达不住在中南海里，而是搬出去住在中南海外西南角新建胡同的一处寓所。他得知毛主席的意见以后，情绪非常低落，把我找去，说了这件事。我听后，建议他找邓小平谈谈，他摇摇头，说了四个字：“人微言轻”。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不敢呆在屋里，而是把我拉到院子里悄声言语，原因是怕屋里有窃听器。这是“莫须有”的事，但可以看出陈伯达疑心特重。
当年12月初，毛主席把陈伯达叫到杭州，和胡绳、田家英、艾思奇等一起研究为几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写序的事。我当时随国家计委的几位负责同志去西北、西南地区了解三线建设的情况，大概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当我回到成都时，陈伯达的秘书从杭州打电话给我，让我不要回京，就留在成都过春节，因为毛主席要陈伯达去看看三线建设情况，接触一下实际工作。陈伯达春节后到了成都，我陪他去西昌、攀枝花再回到成都、德阳等地视察，然后去重庆，看了20多天。从重庆坐船过三峡的路上，他又愤愤不平地讲起田家英，说田家英“没有一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应下放到农村人民公社去改造”。这次的口气跟以往相比更加严厉，我听后吃了一惊，不禁为田家英暗暗担心。
陈伯达嫉妒心很强。谁在毛主席那里做出工作成绩，谁为中央起草过好文件，他都怀恨在心，总要设法排斥、打击。对此，胡乔木感触很深，曾说过一句亲身体会的话：“谁在毛主席那里做了一件事，就好像在他陈伯达身上挖了一块肉一样。”田家英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受到毛主席的信任和重用，从而也就成了陈伯达的“眼中钉”。
这里我再说一件买字画的事，也可以看出陈伯达的为人。陈、田二人都喜欢收藏旧书画，每到一地都愿在工作之余去逛字画店。田家英不收藏画，专门收集古人书法，尤其喜爱清人翰墨，有人赞誉田家英收藏的清人翰墨为“海内第一家”。1961年，田家英在杭州一家旧书画店看中了清朝著名书法家邓石如的一幅中堂，当即决定购买，但没有当场拿走，仍然留在店里挂了一段时间。后来陈伯达来杭州，也看上了这幅中堂，也要买，店家告知“田家英已经订购了”。陈伯达就很生气，觉得是田家英抢了自己的心头爱物，一直怀恨在心。他对我说这件事时，还说田家英霸道。
三线建设考察结束后，陈伯达听说毛主席在武汉，就带着我从重庆赶往武汉。到后，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告知毛主席当晚要去长沙，没空见他，于是他就乘坐毛主席专列一起去长沙。我也跟着上了毛主席的专列。到了长沙，陈伯达没有立即得到毛主席的接见。有一天，毛主席要见他，他却去了韶山参观。等他回来，毛主席已有别的安排，没有理他。过了两天，毛主席乘车去了上海。随后，陈伯达也坐飞机去了上海。临走前，他对我说：“你回去跟余秋里同志说一下，研究室的事情我不再管了。”很快，他在上海跟江青、张春桥等为伍，专心为“文化大革命”做起了筹备。
我听到陈伯达说不再管国家计委的工作，想到以后不用再忍受他的虚伪做派了，心里很高兴。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晚上，我就去看望田家英，把陈伯达说的话跟他讲了。我对田家英说：“‘老夫子’说要把你下放到农村人民公社改造，你要注意提防。”当时，田家英正在编《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听了微微一笑，也没太当回事，只是告诉我他和陈伯达打交道的一些往事，并谈了对陈伯达本质的认识。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竟然成了我和田家英的最后一次见面。一个多月后，“文化大革命”风暴初起，《五一六通知》还没发，田家英就受到陈伯达、江青一伙的迫害，含冤离开人世。田家英曾同他夫人董边说：“我是江青、陈伯达诬害的，常言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恶人会有好下场。”

罗织罪状，欲置我于死地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授意下，我很快被点名批斗。1966年6月30日，中央办公厅的造反组织贴出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田家英的高级情报员——杨波》，这也是整个国家计委的第一张大字报。那天是星期六，中午我刚从八一湖游泳回来，正在办公室看报纸，突然听到敲锣打鼓的声音越来越近，是国家经委的一些人把大字报给我送上门来了。我一看就知道这是陈伯达授意写的，我已离开中央办公厅三年半，他们并不了解我，也不清楚我在国家计委工作，把大字报送到了国家经委，经委的造反派又送了过来。我被挂上“反党分子”的牌子，从五楼的办公室一层一层往上批斗，一直“斗”到九楼楼顶上。我站在垒起来的三层桌子上挨斗，周围群众口号喊得震天响，要我交代反党事实。我说没什么好交代的，坚决不承认“反党分子”这顶帽子。正巧那天我的夫人谢映岚晚饭后带着孩子去看电影了，不知道机关里发生的一切。直到有人告诉她：“你还看电影，你家老杨正在挨斗呢！”她才匆忙赶回家。7点钟以后我回到家里，她晚饭也没吃，只是生闷气。
我的“罪名”越来越多，不断受到批斗，人身自由也受到限制，要我交代散布了哪些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流言蜚语。我睡眠不好，有吃安眠药的习惯，那段时间，谢映岚怕我想不开，偷偷地把安眠药都收起来了。我对她说：“你放心，我不会走那条路的。”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田家英去世的消息。
这期间，我亲眼看到陈伯达的汽车停在国家计委大院里，知道他是来看我的大字报，同时与计委负责同志谈审查我的问题。其实，一开始我就明白，是他授意批斗我，要封我的口，怕我揭发他的问题。这是他整人的一贯伎俩。我熟悉的马列主义研究院（陈伯达兼任院长）秘书长柴沫，是田家英的好友，也知道陈伯达的一些底细，“文化大革命”开始，就被陈伯达点名批斗，不久含冤离世。
过了一些时间，陈伯达的秘书来国家计委找我，要收回陈伯达曾经写给我的字。陈伯达先后为我写过五六幅字，我都装裱好收起来了，也盖了他的章。我当时活动受管制，传达室派人把我叫了出去。陈伯达的秘书说：“伯达同志讲，他给你写过几幅字，现在有人要看这些字，要我来取回给他们看。”我一听就知道是假话，很生气，也不想留他的字，就回家找出来给了他。过了一个多月，他的秘书又来了，拿给我100块钱，说：那几幅字拿回去，别人看了很好，就留下了，收不回来了。伯达同志说你孩子多，工资也不高，所以要付给你裱画的费用。我说：“我现在工资没有扣，这点钱还出得起，你转告伯达同志，以后方便的时候再给我写几幅字就可以了，钱我不收。”其实我很明白，他是想用小恩小惠封我的口，这只能让我更加厌恶他的虚伪。没过几天，他又派秘书来了：“伯达同志说，还送过你一幅字，你上次没给，要我来取回。”我一想，的确有这么一幅字，上面写着“实事求是”四个字，那是他自己写了装裱好挂在家里墙上，有一天主动送给我的。没想到他心细如发，连这都记得。于是，我回家找出来给他秘书带走了。陈伯达两次派秘书向我收字，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挨批斗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69年初。整整两年半的时间，没有批斗出陈伯达所要的能置我于死地的材料。但陈伯达仍不死心，还要继续管制我。感谢周恩来总理，他在1969年春节期间接见国家计委两派群众组织代表时，询问了我的情况，并说：“杨波还可以工作吧！”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使进驻国家计委的军代表不久就允许我自由行动，随后通知我参加了机关办的“学习班”（当时这是“解放”干部的一部曲），并于1969年8月13日得到“解放”。接着就下放到国家计委湖北五七干校去劳动，直到1970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揭露了陈伯达的罪行以后，我才有了重新工作的机会。

虚伪的“小小老百姓”

陈伯达到处口口声声说他是“小小老百姓”，其实他骨子里是把自己放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上，谁也得罪不起他。他刚愎自用，却喜欢摆出一副民主开明的面孔。每次开调查会他讲话后，总要问我有什么意见，开始时我还不明白他的为人，就按照我一贯心直口快的性格，常提出一些不同意见。但很快我发现，不管你说什么，有没有道理，他都根本不予考虑，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后来我就再也不提什么意见了。他也知道我这个人不怎么听人摆布，所以对我渐渐地有所忌惮。
陈伯达的虚伪还表现在另一件小事上，他在北京逛琉璃厂，常常不坐自己的专车，而是打电话让我从国家计委要车带他去。我开始还不理解，后来明白了这是他的伪装和心计。
对于陈伯达的种种行径，我和很多同志当时就十分看不惯，认为这种李林甫式的人物藏在毛主席身边很危险，但我坚信毛主席迟早会察觉并揭穿他的真面目。没想到这一天来得很快，1970年，他在庐山会议上被毛主席点名批判，后被开除党籍。1981年1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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