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余 杰：余华——祇知道使用麻醉药的牙医

许刚

长久的东方专制主义传统以及周期性的社会动荡，使中国文化中发展出一种高度实用化的、物质化的“活着主义”。早在先秦时代，诸子百家的关注点便大都集中在如何保存肉体生命上。所谓“宁作太平犬、不作乱世人”、所谓“但求苟活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中国人始终未能摆脱生理及心理上的“灾民状态”，而由“灾民”转化为“暴民”，往往祇有一步之遥。作为昔日的牙医、今日的作家，余华不断地讲述“如何才能活下来并更好地活着”的故事，并以之为最大的卖点。余华在他的作品中揭示了一种让大多数的中国人都难以公开反对的生存法则：活着就是成功，活着就是胜利，活着就是一切，在中国根本不存在任何高于“活着”的价值。也许因为过去经常给患者拔牙，余华知道如何使用麻醉药，让患者（读者）暂时忘却现实生活中的痛苦与绝望。使用麻醉药当然没有什么错，但祇知道使用麻醉药的医生很难说是一名好医生；抒写丑恶当然没有什么错，但祇知道抒写丑恶的作家很难说是一名好作家。

祇知道抒写丑恶的作家


小说家的基本功是编故事，公正地说，余华是一名非常善于编故事的小说家。在普遍“多产”的中国当代作家之中，余华的作品的数量并不算多，从早期的先锋派的作品《世事如烟》、《现实一种》、《细雨与呼喊》等，到成熟期的传统现实主义作品《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等，作为叙事者的余华从来都是采取“零度叙事”的方式，他笔下的故事一个比一个恐怖、血腥、残忍、肮脏，他的主人公大多是有着残暴变态欲望的精神异常者。余华不动声色地营造出了一个具有“余华特色”的世界，这个小说世界宛如一个屠宰场，人既是屠夫又是被屠宰的对象。对于中国的体认，从何勇的“垃圾场”、贾平凹的“废都”到余华的“屠宰场”，命名者的态度似乎越来越决绝。在余华的小说里，因为本无崇高，所以人的毁灭也就没有了悲剧性。余华的故事表明：这个世界不会变得更好，祇会变得更坏。所以，任何追求美好与良善的努力都是毫无意义的，每个人都祇能安心地充当恶的奴隶。


善于表现恶的作家，并不一定是恶的赞同者。但对于余华来说，“恶”是一种合理的、中性的、永久的、无法撼动的存在，而人类是恶的牺牲品，不管无辜或有罪，这是人的宿命。这种世界观在余华最庞大的一部小说《兄弟》中体现得最为充分。评论家马跃敏在《<兄弟>：余华的困境与歧途》一文中指出：“在《兄弟》中，媚俗的审美取向使余华对丑陋意象似乎有种变态的酷爱和倾心。”这是余华一以贯之的风格。以肮脏而论，《兄弟》中最具代表性的细节是：主人公李光头的父亲掉进粪坑后，作者写粪便如何溅满女人们的屁股，写女人们如何找来梧桐叶将屁股上的粪便擦了又擦，写宋凡平怎样跳进粪坑，粪便中的蛆虫怎样爬上他的脸和脖子，爬上他的嘴、眼睛和耳朵……好不容易从粪坑里上来，作者不让他们冲洗，继续让一个浑身粪便的活人背着一个浑身粪便的死人在街上走，让粪便一路不断从他们身上往下掉，让阵阵臭气飘过大街小巷。这段描写让善于写粪便的贾平凹亦望尘莫及。以残暴为例，《兄弟》中最具代表性的细节是：孙伟的父亲自杀时，将大铁钉插在头顶上，用砖头砸铁钉，砸进自己的脑袋。作者让他砸了三次。第一次铁钉砸进了脑壳，思维仍清晰；第二次铁钉碰到了脑浆，思维还活动；第三次，他用出所有力气将铁钉全部砸进脑袋，砸得砖头碎成十几块。主人公好像是被上了麻醉药一般，清醒地感知到整个死亡的过程。如果余华不是当过医生的话，恐怕很难将这样的情景表述得如此冷静、从容。


余华的小说宛如一本让人毛骨悚然的、却相当实用的野外生存手册。我不否认中国社会的丑恶，中国社会的丑恶甚至不亚于余华小说中的丑恶；我更不否认文学有权去表现丑恶，这是文学的天职之一。余华在面对别人的批评的时候，引用现实主义的英国作家狄更斯和荒诞主义的俄国作家布尔加科夫来为自己辩护，他说：“我就是用一种荒诞的、嬉笑怒骂的方式去写这个时代。”在这个层面上，他说得没有什么错。但是，余华的问题在于，他设置了一个接一个的“偶然的遭遇”来阐释人生的悲剧性，所有的追问在命运无常的叹息面前停止了。余华并不缺少想像力，他缺少的是关于基本的是非的判断力以及爱与同情的情感。余华根本不关心人物的心灵状况，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关心过自己的心灵状况。他笔下的那些曲折的、热闹的、血腥的故事，从来都与灵魂无关。在当今的中国，讨论灵魂的问题是一种过于奢侈的“贵族的专利”。余华的小说写得越来越通俗，但像大部分中国当代作家一样，他更喜欢将将自己归入“少数派”的行列——当少数派也是一种时髦。在余华的一篇访谈录中，他多次引用圣经中“窄门”的典故，他认为他的写作如同耶稣一样是在进窄门。他甚至宣称《兄弟》这部作品是他对这个时代的“正面强攻”。我不知道余华是不是在“自觉”地欺骗自己——他选择的不是窄门，恰恰是一道最宽阔的门，这是他十拿九稳的选择；余华从来就没有与这个时代产生过任何尖锐的矛盾，甚至在对历史的追溯中他亦主动放弃了最坚硬的那一部分。


当恶被抽象化、凝固化的之后，对恶的批判与反思便无从实现。恶以它本身的吸引力，抓住了余华，他成了恶的俘虏。余华的许多作品都将背景设定在文革时期，那是一段仍然具有敏感性的历史。人们当然期望这些关于文革题材的作品，能够让中国人多多少少“配得上他们经历的苦难”。然而，遗憾的是，《兄弟》对“文革”的描述，仅仅停留在红旗、口号、纪念章、游行队伍、背诵毛主席诗词，外加纯属儿时记忆的那个扫堂腿。文革被符号化、被寓言化、被戏说化，加害者与受害者的界限也变得模糊了。在余华的小说中，文革成为一个特定的、“镜花缘”式的时空环境，一切不可信的、一切不可能的事情都发生了，他运用自己的想像力，尽情地在其中奔跑驰骋。作品的主人公根本没有自身的命运轨迹，仅仅是被作者牵线操纵的傀儡，或者是被作者下多了麻醉药的行尸走肉。主人公的悲惨经历，多半是因为自己的愚昧与野蛮，他们甚至不觉得有多么不幸。在文革的真相在尚未得到充分呈现的时候，文革便遭到如此肆意的扭曲和改写。这样写文革，还不如不写。换言之，余华根本配不上文革的苦难。


对毛泽东与文革的崇拜迷恋


一个作家的历史观与现实观紧紧必然相连。余华在与一位意大利记者谈及文革所时所说的一段话，最能说明问题：“那段时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场灾难，但现在来看，它同时也是一笔财富。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今天的我们希望创造伟大的思想，把自己从过去中解放出来，毛泽东也抱着同样的目的。祇是他没有明白，中国人民那时还不够成熟，无法实现他的理想。”那么多文学评论家，没有一个人去深究余华的这段“心里话”，偏偏是被圈外人看出了“门道”——现代艺术家高氏兄弟在《余华，是无耻还是无知》一文中，尖锐地批评说：对毛与文革的判断不祇是一种道德判断，也是一种审美与智性的判断，而人们对事物的道德判断与审美及智性的判断并不必然处于平衡对称的状态。“余华对毛与文革的崇拜和迷恋，使他与其广受赞誉的小说作品构成了一种荒谬复杂的矛盾关系，这其中包含着语言的魅惑、历史的遮蔽、错位的误读、批评的贫困、价值的迷津、文化的溃败、救赎的虚幻以及对苦难的低俗玩味等多重因素。而余华对毛与文革的崇拜和迷恋源于他对中国现实政治与现实真相的无知，这显然大大影响了余华的小说写作，使他不得不在小说中或者极力淡化现实政治的背景，或者就把谎言当作真相。”高氏兄弟举例说：余华出生在1960年，那正是毛搞“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时期，这一时期被当局谎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如今，这一谎言早已不攻自破。而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中描述这段历史时，仍然沿用当局的说法，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余华还大笔一挥，让老天爷降下大水，说什么“水灾过去后，荒年就跟着来了。”于是，历史的谎言就这样成为文本的“真理”。饿死上千万的大饥荒，在余华的小说中被轻描淡写地虚化过去。一向以冷酷的叙事著称的余华，在这里竟没有忍心让他笔下的任何的一个人饿死。


如果将余华的《兄弟》与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相对比，便可以发现有灵魂的写作与没有灵魂的写作之间根本性的差异。对于君特。格拉斯来说，部分由于他对自己参与罪行的历史一再“延迟”地感到的恐惧，奥斯威辛的意义实际上在他的思想中变得越来越沉重。他对纳粹主义的反应一直是个不完整的过程——那一段历史越是远去，格拉斯就越想要抵制它的历史化，所以他将作家定义为“抵抗实践之流逝而写作”的人。这里的问题，不是可不可以使用冷静、幽默、荒诞的方式来表现历史与罪孽，而是作者企图达成的目标是什么：在余华那里，文革是他写作的时候可以取巧的布景，他试图将文革描述成一场遥远的活报剧，让年轻一代没有经历过文革的读者安然地充当饶有兴味的旁观者。余华的这一努力，当然会得到官方的默许甚至鼓励，也会得到充满猎奇心理的西方汉学家和普通读者的追捧。于是，其著作巨大的发行数量和西方的各种文学奖项，同时降临，让余华风光无限。而在君特。格拉斯那里，虽然同样使用荒诞、繁复、矛盾的写法，但通过《铁皮鼓》的主人公、侏儒奥斯卡的视角，作者表现出了历史的循环与卑劣，民族性的偏狭与残忍，并对乖戾的小市民与独裁、对纳粹以及对开始变得迟钝的福利社会的旧包袱提出强烈抗议。战后数十年来，格拉斯一直在对德国社会发出最刺耳的批判的声音。


余华显然不是西西弗斯式的人物，而君特。格拉斯则说：“永远往上推石头是人类存在的一部分。”也许，余华太聪明了，格拉斯太笨了。聪明的余华不仅将他的作品作为高价卖给大众的麻醉剂，同时他自己也在乐此不疲地享用之——王朔尝试过真正的毒品，余华尝试的却是精神上的毒品。中国人被长久以来的苦难压弯了腰，所以祇能“唾面自干”地接受余华的“活着观”——即便通过卖血也要卑贱地活下去，即便成为“恶”的附庸也要活下去。但是，中国人要成为“人”，中国要成为“人国”，就不能继续此种“活着主义”，就必须与宿命般的“恶”殊死搏斗。无论结果是怎样，这一搏斗的过程，便是从奴隶到自由人的过程，便从卑贱到高贵的过程。

原载：　独立中文笔会


[ 本帖最后由 许刚 于 2009-3-9 00:56 编辑 ]

剑影秋歌

起身後讀書，午后一時上日語課，二時半上汪暉討論課。課后聽余華講座，又聽者云集，可知作家之影響遠勝于學者也。余氏說話粗俗，全無風度，語言干燥，然油腔滑調，戲謔則有之。其曰寫小說放棄醫生診斷社會病癥之角度，而改以病人之視角，則有見地也。又談到所謂市場化寫作概念之荒謬，亦非虛言。然其講座大力吹噓其新作《兄弟》在海外之反嚮，不厭其詳，令人反感。今日國內文化人往往借洋人以自重，而洋人不明就里，又胡亂吹捧，以致混淆視聽。洋人所欲求見于中國者，與國人所需珍視者，本非一事，而國人崇洋之心、以洋人之是非為是非者，實其來有漸矣。
      講座後王斑教授宴余華、汪暉于喜福居，餐宴之上， 余氏猶國罵滿口，俗不可耐，頗有混不吝腔，實使人無語，不知如此人也，如何可為一流之小說家？困惑非常，乃知國內所謂暴發戶，此之謂也。暴得大名，借洋人以自重，而無學養為之蘊藉，吾未見其長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