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税收都被资本和权力拿走 强调二次分配是错的
郑永年，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大胆、独立、犀利是他的独特标签。近日，郑永年进行了一个行程紧张的北京之行，四天之内，三场讲座。11月21日，郑永年接受了《中国企业家》的采访。
出生于浙江余姚的郑永年，讲话略带乡音，在近一个小时的采访中，郑永年以“十二五”为背景，就经济结构调整、包容性增长、国企定位等问题侃侃而谈。
郑永年直言，“地方政府还是有这种扩张思想的，如果把‘十二五’规划定义为扩张性的那就成了错误的关键词。”
对于“十二五”带来的企业战略变化，郑永年认为，有一竞争力的还是民企，而不是国企，国企是产生不了华为、阿里巴巴的。“十二五”真正要做的话应该给国企一个边界。
“十二五”继续扩张将是悲剧
《中国企业家》：每一个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都是经济扩张的机遇期，但今年以地产调控和加息为背景，宏观政策有趋紧的倾向。您认为是否存在这种纠结？
郑永年：现在的主题是经济结构调整，“十二五”期间，地方政府还是想扩张，从中央的角度来说，发展还是需要的，但是需要高质量的发展，而不是简单地扩张。主要是要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如果一味扩张，虽然发展很快，但社会不稳定。发展模式是有问题的，光是扩张已经毫无意义。
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还很落后的时候，扩张是很重要的。现在对中国来说简单地扩张已经毫无意义了，中国已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如何可持续发展，需要调整经济结构模式。如果“十二五”还是扩张的话那是悲剧性的，将会是悲剧性的结果。地方政府还是有这种扩张思想的，如果把“十二五”规划定义为扩张性的那就成了错误的关键词。
《中国企业家》：应如何应对？
郑永年：想法简单明了，那就是怎么执行的问题。就是体制怎么改，对地方政府来说，积极扩张的冲动还是非常厉害的，GDP还是衡量官员的重要指标，如果这样扩张肯定是失败的结果，社会将更糟糕。
强调二次分配是错的
《中国企业家》：您对包容性增长的理解是兼顾到社会各方面吗？
郑永年：为何强调包容性增长，因为中国的增长是一种排斥性的增长，增长越快，社会越不公平，这就是排斥性增长。包容性增长就是高速增长，进而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实现橄榄形社会，社会不稳定的话是没有基础的。
包容性增长和排斥性增长是相对的，排斥性增长发展就是发展了，增长是增长，利益是流向少部分人的，大部分人获不到利益；包容性增长是开放性增长，虽然这种增长并不是完全平等的，但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自己的前途，改善自己的环境，排斥性增长就是大家工作很辛苦，但是挣不了钱，大部分钱都被资方或者政府拿走了，这是排斥性增长。
《中国企业家》：您提到的这种矛盾，应推进哪方面的改革来解决？
郑永年：经济结构调整。现在强调二次分配是错误的，初次分配在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中更重要，国有企业越来越大，挤占民企空间，中小企业要大量发展，是解决就业、解决收入分配最有效的一个结构，中国现在的经济结构差的要死，国有企业越来越大，中小企业不发展，国家二次分配的能力没有达到，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越来越多，国富民穷，现在提倡返财于民。现在是取之于民，但却没有用之于民，而是用之于少部分人，这当然不行了，国家税收能力越来越高，钱收上来了，被资本和权力拿走了，社会就不稳定了。
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都很重要，但是刚强调二次分配是不够的，二次分配政府应当做的根本没有做起来，医疗、教育、社会保障都没有做起来，中央把钱收上来了，责任没收上来，责任要地方政府负担，地方政府钱哪来呢，中央向地方要，地方向老百姓要，教育的产业化，医院产业化，房地产产业化，这都是地方政府要钱的方式，地方政府不仅不投入，反而通过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将这些产业化，当然社会不稳定了。
七大产业的主体不能是政府
《中国企业家》：“十二五”期间，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成为重点，您认为其前景如何？新加坡在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上有非常成功的经验，中国如何借鉴？
郑永年：中国改革开放都30年了，又有什么产业升级呢？珠三角30年以前用农民工，今天还是用农民工，产业根本没升级，整天讲产业升级也没升级。
新加坡差不多每十年升级一次，中国为什么那么多的外汇储备，就是剥削农民工，就是加工工业，提供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所有的外资都是技术型的，国家早期政策对外资有利，外资来了技术没留下，当然有一些影响，不是一点影响都没有，外资来中国主要是为了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中国不叫制造业而是加工业。
战略新兴产业的主力是中国本土企业，本土企业根本没有太大的国际竞争力，有竞争力的能有几个？有一点竞争力的还是民企，而不是国企，国企是产生不了华为、阿里巴巴的，国企、民企的空间在朱镕基时代还是安排不错的，现在国企大幅扩张，挤占民营企业空间，几大产业口号是提出来了，但是怎样去做，光是政府投入多少钱是不够的，也是不可持续的，企业的行为才能持续。
光有口号性的东西不行，七大产业主体不能是政府。西方的技术创新都是民企在做，哪有国家在做？要搞清主体是谁，政策主体是政府，执行主体是谁要搞清。
“十二五”要明确国企的边界
《中国企业家》：您曾指出两个现象引人注目，“地方央企化”和“民企国企化”，“十二五”期间，这两个现象会愈演愈烈还是逐步得到消除？
郑永年：现在是央企大扩张，地方政府也是为了利益，民企也是为了它的利益，为了政治保护，这样下去的话中国会发生危机的，中国就是国有企业起了主导作用，非国有企业不起作用，失衡了，就发生危机了。
“十二五”真正要做的话应该给国企一个边界，国企有它存在的意义，重要的战略部门，基础设施的建设、调节市场等，现在国企哪里有钱去哪里，挤占民企地位，战略地位就是有钱的地方就有战略地位。朱镕基以前说的抓大，国企要走出去到国际上竞争，国企没能够走出去而是回过头和民企竞争，在国内他们有行政、政治权力，民企肯定乖乖投降，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国企、中央，权力集中在各个部门，这是怪怪的体制。
《中国企业家》：对于李荣融在国资委的七年您如何评价？王勇上台后应有怎样的使命？
郑永年：我不想对某个人作出评价。国企本身就是这样，体制不改革，哪个人来都会这样做的，不仅是王勇的挑战。把国企比作西方的公共部门是完全错误的，西方的公共部门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公用事业是有很多的规定的，国企老总不能自己定工资，国企不能自己分财产，员工工资不能随便定，中国国企不是国家的，是代理人的，是掌权者的，以国家的名义获取自己的利益，中国国企赚钱和百姓什么关系？钱都跑到了代理人那去了，这是国家要想清楚的，定位不清。譬如说，银行向外资开放，不向民间资本开放，这很荒唐，外资可以利用中国国家权力向中国老百姓赚钱，而又不给百姓利益，这是荒唐的。
《中国企业家》：民营企业家在面对“十二五”的机遇和挑战时，您有什么提醒？
郑永年：这是国家政策的原因，90年代比较好，保护私有财产等，2000年以后整个就是倒退，尽管有《物权法》出台，倒不是思想意识大家不接受，法律上好像是平等的，实际上是歧视他们的，缺少资金的企业，政府控制银行不给他们钱，有些民企资金足够，但是政府不给他投资空间，政府又不许民间融资，这是很奇怪的，实际上就是歧视的。
民企是被动的，要和国企挂靠，寻求政治庇护、保护。大狼来了，小狼就跑出去了，环境倒逼，这样下去就会倒退，民企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民企带着资本跑出去了，中国社会以后发展的动力在哪里？
党内民主是政改的切入点
《中国企业家》：现在民间呼吁政治体制改革，中央也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江湖与庙堂之间似乎指向差异甚大。您认为中国理想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模式是什么？
郑永年：中国的这个改革，自下而上的压力是需要的，也是足够大，除了少数既得利益，其实很多既得利益也是想改的，因为他们也感到不安全，自下而上的动力是有的，条件也是有的，就是上面没有共识，有可能被某些利益集团挟持了。
《中国企业家》：政治体制改革最理想的切入点在哪里？
郑永年：切入点那就是党内民主，中国现在缺少的就是政治责任制，集体领导但是责任缺位。十七大说的还是不错的，党内民主结合人民民主，党内民主做得好，人民民主也有民主化的动力，就是怎样去做的问题。 |
发表于 2010-12-21 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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