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野聊之三 何剑之那年我开出租车

小明

那年我开出租车

何剑（女）

有人向我约稿, 让我聊一聊当年在北京开出租车的事情, 这话得从1972 年尼克松访华说起。不知哪位政协名人给中央提了个建议, 说绝不能让“美国鬼子”在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看到人拉人的现象。建议被欣然采纳, 于是责成北京东风汽车制造厂( 后改为北京第二汽车制造厂) 以最快的速度生产出一批东风三轮摩托小汽车, 实际就是三轮摩托车加上个外壳, 后面安上四座, 车身是蓝色, 上面人造革的罩是黑色。跑起来嘟嘟响。北京人给它起了个名叫“小蹦蹦儿”。这就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代出租汽车。

车造好了, 还得有人开。先从北京交通局系统抽调了一批政治可靠, 技术过硬的货车司机做师傅。又从当时在北京的待业青年中挑选了一批20 岁左右的姑娘小伙子当学员。我那时刚从东北回城, 也被选中。有幸成为新中国历史上( 大概也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 第一代出租汽车司机。

人车齐备后, 离尼克松访华只剩了三个月的时间。于是展开了紧张的集训, 形式是一个师傅一辆车, 带八个徒弟, 拉到城外僻静点儿的马路上, 早八晚五, 人停车不停地练。我的师傅叫马仨儿, 当时四十多岁。我觉得十分有必要把我的那些师傅们写一写, 他们是北京城的土产, 也理当和北京城一起载入史册。希望将来写北京城人文史的人, 能从我这儿得到些素材。

70 年代在北京开车的, 大体上能分两类人, 一类是在党和国家机关、大企业、大工厂给领导开小车的, 政治上要求十分严格, 几乎清一色是从部队上转业下来的。另一类是开公共汽车、运输卡车的, 隶属北京交通局系统, 其来源成分比较复杂, 但很大一部分是解放时从北京的黄包车夫、洋车夫中选拔出来的。据说当年选拔的标准有三条, 一是历史清楚, 二是作风正派, 三是年轻力壮。按说拉洋车、黄包车的自食其力当属劳动人民, 但北京城当年划分阶级成分时, 并未把他们归入工人阶级, 而是划入了城市贫民( 或曰城市无产者)。究其原因, 是这群人情况太复杂。旧中国有名老话, 叫“车船店脚牙, 无罪也该杀”。意思是说拉车的、摆渡的、开店的, 以及脚行、牙行, 即使没犯罪, 杀了也不为过。不明白? 您就想一想开店卖人肉包子的孙二娘, 在河中杀人劫财的阮小二, 这帮人是什么都干得出来。当年在北京拉洋车的也是鱼龙混杂。最明显的一件, 是拉车的很少能说上媳妇, 又没钱去逛窑子, 生理问题无法解决, 就和妓女串通好, 为妓女免费拉车, 再回过头来享受妓女的免费服务, 一来二去, 就有进一步为妓女们拉皮条的, 也有假戏真作, 和某位妓女相好上的。到了解放那会儿, 这批人当中就有入了黑社会的, 杀过人的, 劫过财的, 得了性病的, 五花八门, 不一而足。他们的一个比较一致的特征,就是全没有老婆。说不起, 说得起也没人待见。所以这批人的晚景都十分凄凉, 无儿无女, 疾病缠身。我当年为单位的忆苦思甜报告组稿, 曾走访几位这样的老人, 那种境况, 只能用张艺谋的电影《活着》来形容。

而我师傅马仨儿他们那拨人, 则属于上述这一阶层中的佼佼者。解放时他们才二十来岁, 坏习气沾染不多, 历史也干净, 又兼年轻力壮, 是教育培养的对象。所以把他们挑出来开汽车。即便如此, 在他们身上也到处可见那个阶层留下的烙印。就说名字吧, 他们大部分全没有名字。我师傅行三, 人人叫他马仨儿。他的好朋友叫刘四儿。领导后来也给每人起了大名, 就是叫不开。说起来缺少无产阶级的那种正派严肃劲儿, 更多的是一种小市民阶层的狡黠。马仨儿师傅一米八的个子, 黑红黑红的脸膛, 刚四十来岁的人, 脸上像刀子刻的一样, 留下了横七竖八无数条岁月的印记。眼睛不大, 透着狡黠的光。每逢开口, 先嗨嗨两声, 才切入正题。培训第一天, 师傅教我们学打火。现如今在美国开车的留学生们, 绝对想象不到给三轮摩托打火是什么滋味。大概家里有割草机的能多少体会出一点。不过割草机打火用手, 摩托车打火用脚, 先把右脚边的油把儿转上去, 然后跨在座上, 猛地往下一踩, 使的是猛劲儿和巧劲儿, 才能打着火。事实上很少有新学开车的, 第一脚就打着的。那天, 师傅让我的几个师兄弟先打, 女学徒在旁边看着。几个小伙子一个个跃跃欲试地窜上去, 垂头丧气地爬下来, 有一个还把腿上的皮蹭破一块, 吓得几个女学员连上都不敢上了。再看师傅的脸, 已经变成了猪肝色, 一脸过分夸张的表情, 头上的汗也下来了( 他们教学徒也有指标、定额, 而且还互相攀比)。我前边的一个师妹, 胖墩墩的, 嗔着不敢上, 师傅催了两次,就掉下眼泪来了。师傅无可奈何, 回过头来和我商量: “要不你先来?”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唯一的活思想就是要把火打着。上得车来, 憋足了一口气, 一脚猛踩下去, 摩托车“嗡”的一声就启动了。油把儿反弹回来, 打在我的小腿上,疼得直流冷汗。待我爬下车时, 师傅的脸已笑成了一朵花儿。从那以后, 师傅逢人就介绍: “嗨,嗨, 这是我大徒弟。”而我腿上的一片青紫, 过了半个多月才消下去。

待我们掌握了打火的要领, 就开始上路了。在美国常听说有丈夫教太太开车, 最后闹到要离婚的。据说原因全是先生嫌太太笨, 太太不服气造成的。要我分析, 是做先生的语言能力太差, 表达不清, 弄得太太无所适从。师傅教我们开车时所用的语言, 既准确又生动。比方说, 看见前面十字路口的绿灯快变红灯了, 或者前面路面上比较乱, 师傅会马上告诉我们“ 回油!”开摩托车是手加油, 脚换挡, 给摩托车加油靠右手从外向里拧车把手, 而“回油”就是手一撒, 不再加油的意思。这种形象化的语言既简洁又好理解。“回油”不但可以减速, 而且还能省油。当年北京大小单位的那些节油标兵全是回油回出来的。后来在美国和先生一起开车出门时, 每遇到同样情况, 我就告诉正在开车的先生: “回油!”先生则每次都莫名其妙地问一声: “回什么油?”不但语言表达能力差, 对语言的理解能力也差。所以我和许多当太太的一样, 开车时不愿意先生坐在旁边。本意是想换一换他们, 却往往适得其反。先生在旁边如坐针毡, 半拉屁股恨不得全要悬起来, 眼睛睁得老大, 一会儿命令“ 换挡”, 一会儿埋怨“怎么还加油?”更有恶劣的还骂太太“笨到家了”。我认识一对新婚夫妇, 开车去西部度蜜月, 丈母娘也一起随行。新娘子心疼新郎, 和他换着开车。新郎呢, 不但不抓紧时间休息,还在一旁又是指挥又是数落, 弄得一车人神经紧张。车开到U tah 地面, 丈母娘实在忍无可忍, 命令女儿: “停车, 让他下去。他不下去我去。”矛盾在女儿的努力下算是缓解了, 可丈母娘和女婿从此就结下了怨子。可是当时, 凡遇到我们把车开得不尽理想时, 师傅总是说上一句:“看看, 又回生了不是?”“回生”就是退步的意思, 既无命令, 也没埋怨, 只是点出事实而已。

我们通过路考以后, 就投入正式营业。主要的营业点, 设在北京火车站。记得当时每公里收费0 . 20 元人民币。每天定额是15 . 00 元人民币,也就是说每天要开上75 公里载人里程, 才能完成定额。年轻学员, 大都要强心盛, 总想超定额。而超定额的最好办法就是拉长途。有一天早上8 点多, 我刚从厂里把车开到北京站, 当营业员的师傅问我: “小何, 这儿有一趟去三河县的,你拉不拉?”我说: “拉!”师傅说: “可是个死人。”我说: “死人也拉。原来一个住东四七条的老太太刚过世, 临死留下话, 要回老家安葬。他儿子问了不少地方, 给多少钱没人愿意拉。所以找到我们这儿。我把车开到东四七条老太太家门口, 老太太的儿子把老太太背上车, 横躺在前边座上, 我们就上路了。一路天气尚好。下午2点时, 开进三河县他们家住的那个村, 村里没有柏油路, 全是土路, 车一开起来, 后面尘土飞扬。村子很闭塞, 孩子们似乎很少看到机动车,十几个光屁股的孩子, 撒欢儿一样跟在车后边儿跑。老太太住在乡下的女儿一家十分热情, 拽着我的手往屋里炕上拉。我说还得赶回北京, 强扯八伙离开了那家人。回来的路上, 车一开上京津公路, 就起风了。西北风越刮越大, 我那时已开了8 小时的车, 风再横着刮过来, 连车把都把不住了。车身来回乱晃, 随着风势, 一会儿偏到东, 一会儿偏到西。京津公路有一段高出地面很多, 车在高处不胜风, 好几次都快给掀到公路下面去了。全仗着我反应快, 才化险为夷。车开回厂时, 已是晚上11 点, 那天我为厂里挣了80 元人民币。第二天上班发现老太太的一只小脚鞋落在我的车里, 又顺路送到她儿子家中。

小明

还有一次, 我上小夜班( 下午2 时———晚10 时) , 快晚上10 点时, 我把一个客人从建国门拉到北京站, 看看是不是可以回厂时顺路带个客人。这时有两个人来到我们的营业站前, 四五十岁, 每人手里提一个空荡荡的大人造革手提包, 身上风尘仆仆, 脸色疲惫不堪, 说是刚下火车, 要去香山饭店。师傅看看窗外, 只剩下我一辆车了, 又看了看那两个人的脸, 说: “没车了,这儿附近找个旅馆过夜吧”, 其中一个人说: “我们是来开会的, 明天过去就晚了。这小师傅能拉一趟不?”我没等师傅再说话, 就说: “行, 上车吧。”然后左手端着茶缸子, 右手提着钱袋奔我的小蹦蹦儿走去。这里插一句, 但凡出租车司机, 两样东西是不能少的: 一是茶杯, 每天在外面东跑西颠, 要不断地补充水, 否则就会上火。司机的茶杯以茶锈多为标志, 永远也洗不干净。二是钱袋, 那是一天劳动的成果, 要随时提在手上。

言归正传。我上了车, 那两人也上了车。我打着火, 一路无话, 把车开出了西直门。又开了十多分钟, 已经开到了颐和园后身。那时正是数九寒冬, 白天下了一天的雪, 城里路上的雪大部分化了, 城外的雪可一点没化, 让路上跑的车压来压去, 雪上结了一层冰。北京的司机管这叫“地穿甲”, 是最不好开的路面了。在这种路上只能轻轻地点刹车, 不能踩。我刚开车时不懂, 一次猛踩刹车, 汽车原地转了720 度, 两圈儿。路上打滑不说, 城外的路灯离得远, 又暗, 忽明忽暗的, 马路两边儿迎面扑来的街树也不知是怎么长的, 全张牙舞爪的, 像鬼一样。路上静悄悄的, 连个人影儿也看不见。那时已近午夜, 路上跑的汽车也寥寥无几, 半天才过去一辆。自打那两人上车以后, 我就没和他们说过一句话, 他们也没和我说任何话。这是很不正常的。一般的客人, 上车后有话没话, 总爱和司机搭讪几句。特别是碰上年轻的女司机, 更是“小师傅长, 小师傅短”地套近乎。此时车里车外一片寂静, 我的心里却越来越紧张, 不由得回想起他俩有些不太面善的长相, 还有那两个大旅行袋。我们厂里前些日子刚通报了两个越狱逃犯, 搭上一辆出租车, 半道上用大铁钎子把司机打死, 然后两人驾车逃到北戴河⋯⋯我一个劲儿捉摸, 他们旅行袋里装的什么呢? 大铁钎子? 还是割下来的人头?越想越害怕, 身子使劲往前边靠。那种摩托三轮, 司机和乘客之间是相通的, 没有隔板, 那两个人又坐在前排座儿, 他们呼吸的声音我全听得见, 所以再往前靠也没用。因为紧张, 那么冷的天, 手心里还一个劲地出汗, 连车把全攥不住了。正在胡思乱想, 忽然看见前面大树下一个人影一晃。我定睛细看, 原来是一个戴五角星帽的解放军, 过不远又是一个。那会儿可真是“见到你们格外亲”。我马上打开大灯, 一边晃着树影中的解放军战士, 一边自言自语: “这儿怎么这么多解放军?”

读者一看就明白, 我是说给后面两个嫌疑犯听呢。原来八大处那块儿正在修什么机密工程, 沿途放了不少的解放军站岗放哨。待我一路平安把车开到香山山门前时, 已是夜里一点了。香山白天去不觉得怎么样, 夜里去, 黑压压的大山下, 一个孤零零的山门, 还真怪􏪣
人的。出来开门的是个瘦老头。他把那两个人让进山门, 回过头来关门。一个脑袋探出门外, 对我说: “姑娘, 回去路上可千万别再捎人啦。”

回去路经清河棉纺厂时, 还真有一个人截车, 那是开出租车以来, 我唯一一次没停车招人。把车开回厂, 再骑上自行车回家, 到我家胡同口时, 已是下半夜3 点了, 清冷的街灯下, 一个人影孤零零地站在寒风中, 那是我的父亲。我开出租车那段时间, 父母担了多少心, 我不知道。只是后来听我妈说, 我舅妈有一次和她相对抹眼泪, 舅妈说: “好好的一个孩子, 怎么让去拉车?”我自己倒没觉得开出租车的生活有多辛苦, 除了冬冷夏热( 车里没有空调) 之外,其他都可忍受。

每日开着我的小蹦蹦儿车, 驰骋在北京的大街小巷, 心胸也变得开阔了不少, 还时常能碰上些新鲜事。有一次, 我的一个师姐,车坏了开到维修厂去修, 师傅在下边修, 她在上边用一块沾了汽油机油的抹布擦挡风玻璃。车修好了, 她就开出厂, 风一吹, 汽油挥发了, 机油却留在了玻璃上。车开近天安门广场, 忽然下了一阵瓢泼大雨, 水和油混在一起, 视线就全模糊了。正巧一个人民警察, 冒雨在天安门广场上指挥来往车辆。看那边儿晃晃悠悠开过来一辆车,赶快上去指挥。没承想这小车因司机什么也看不见, 冲着警察就直撞过去, 多亏警察身手敏捷,一连好几个跟头, 爬起来再追肇事的车。追上以后, 两手拽着后挡泥板, 愣把车给拽停了。倒不是那个警察像鲁智深似的, 有倒拔垂杨柳的力气, 而是那种小蹦蹦儿车太轻, 车皮薄得像层纸, 一辆自行车撞上来, 自行车什么事没有, 我们那小蹦蹦儿就是一个坑。警察虎着脸打开车门, 刚想教训, 发现里面坐着的是个梳着两条大辫子的黄花大闺女, 两眼水汪汪的正往下掉眼泪。骂也不是, 哄也不是。事故是如何处理的我也忘了, 只知道二人由此谱写了一曲警民一家的佳话。

出租车拉客人, 什么情况都有, 有拉单趟的, 有拉往返的, 有拉包天的, 也有拉着到处办事的。我曾拉过一位中年人, 从外地出差来京,想来是公私兼顾, 中途让我把车开进小胡同, 说他要进去办点事儿。北京的胡同都很窄, 而且曲里拐弯, 比如有叫羊肠胡同的, 像羊肠子似的,还有叫耳朵眼儿胡同的, 里面就耳朵眼儿那么大个地方, 车根本开不进去, 或者进去了就出不来。那天我们去的胡同就属于这种, 开不进去。我就让客人进去, 我在外面车里等着。左等不来, 右等不来, 心里就犯了嘀咕, 心说别是从后门跑了吧。于是就下了车, 到胡同口去探头探脑地看。正寻摸着呢, 肩膀从背后让人拍了一下, 那个客人一脸以为然的样子对我说: “你这小师傅还信不过我是咋的, 我坑别人也不能坑你呀。”

开出租车, 也能长见识, 加深对南来北往、各地同胞的了解。一般讲, 北方人豪爽大方, 不拘小节, 你看上来的人五大三粗, 穿个老羊皮袄, 油脂麻花的, 一准儿是东北人。下车时把皮袄一翻, 从里边口袋里掏出一打儿十元一张的票子来, 一边问: “师傅, 多少钱⋯⋯甭找了。”要是上来个衣着考究, 小分头儿梳得溜光的奶油小生, 甭问就知道是南方某城市来的。下车时往往和你计较半天里程表上那个字儿是刚蹦上去的, 还是已经上去一会儿了, 透着精明。

结束我开出租车生涯的, 是一场交通事故。那日正是我开车满9 个月。车开到交道口十字路口, 我往右拐, 右边一辆卡车往左拐, 不知怎么, 把我的车刮翻了。我从司机室里爬出来, 人倒没事儿, 再看我的车, 一副狼狈相儿。我就手坐在马路牙子上, 伤心地哭起来。在岗楼里的那个老交通警下来处理事故, 不但没批评我, 还安慰了半天, 然后命令那个卡车司机拖上我的车,让我坐在他的驾驶楼里, 送我回厂。回到厂部,队长就来通知我, 让我马上去厂长办公室。我想, 一定是为了这场事故, 没精打采地进了厂长办公室。厂长和书记全在, 见我进来, 就问:“出事故啦?”我说: “是。”厂长说: “从今以后不要开车了。”我吃了一惊, 心想, 处分也不至于这么厉害呀。书记看我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的, 不忍心再逗我, 说: “局里来了调令, 调你去以工代干。”

闲言少叙, 从那次事故之后, 我就结束了我的出租车司机生涯, 到交通局去以工代干了。我之所以能被选中, 全凭了手中的一杆笔。你想想一个以拉洋车工人为主体的单位里,我念了初一, 又是重点中学, 文化水平算相当高了。在局里的那些日子, 从局党委工作总结报告, 书记、局长的大会发言稿, 到先进经验, 忆苦思甜, 大批判稿, 什么都写。我写东西有一个特点, 就是快。有一次为一个下属厂写先进经验介绍, 他们的厂长中午吃饭时来局里取走原稿(那时还没有复印机) , 准备下午三点大会发言。不知怎么的, 半路上骑车给弄丢了。发动了沿途的交通警帮忙找, 也没找见, 只得回来求援。我从一点到三点两个小时, 给他写了30 页的发言稿, 手都麻了。他是一个劲儿地感恩戴德, 我的名气也就由此传开。就因为我是全局的笔杆子,那年机关一致推荐我去北大当工农兵学员, 领导硬是不放, 害得上边来人调查, 是否有人要走后门。

我虽得到单位上下一致的好评, 但一直未能入党做第三梯队。原因是我家成分“太高”(我奶奶的话) , 最要命的是那时候父母“历史问题不清楚”, 所以组织问题一直解决不了。记得那年党委整风, 群众意见中有一条是: “ 非党员参加党委常委会。” 指的就是我。

开出租车的日子离我已十分遥远了, 但往事并未因时间而淡漠。到美国后, 仗着有当出租车司机的底子, 把美国警察也不放在眼里。我来美国考的第一个试就是驾驶执照。不但一次通过, 而且笔试、路试还拿了个双百。那段经历给我的另一个影响, 就是我在美国生女儿时, 也像虎妞似的, 来了个横生倒养, 大概是因为我当年和拉车行业有过姻缘吧。害得我们女儿才四岁多, 看见哪个阿姨大肚子了, 就一脸严肃认真地问:“是头位还是臀位?”

当年一起开车的师兄弟姐妹,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 都发了起来, 也早已鸟枪换炮, 开上高级小轿车了。我师傅马仨儿, 也该六十多岁了。记得他家住在北京站后门那片乱糟糟的小胡同中, 我一直想有机会去看看他。

吹笛在湖北

“姑娘, 回去路上可千万别再捎人啦。”
嗬嗬，楼主原来是个姑娘～

小明

编辑一下。作者在内蒙插过队，后成北京机动出租车司机，再后入北大，并留校教书，再再后出国。

傻瓜也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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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看的文章，很有意思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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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晓云

那年我开出租车

车造好了, 还得有人开。先从北京交通局系统抽调了一批政治可靠, 技术过硬的货车司机做师傅。又从当时在北京的待业青年中挑选了一批20 岁左右的姑娘小伙子当学员。我那时刚从东北回城, 也被选中。有幸成为新中国历史上( 大概也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 第一代出租汽车司机。

小明 发表于 2012-12-30 00:04

文章写得很好，很生动啊。不过这句有点不符历史了。上海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租车业已经很发达了，祥生出租车公司电话40000，广告语是“四万万同胞，拨四万号电话，坐四万号车子”。 规模是一次可以添购四百辆雪佛兰。

老程

文革前北京就有出租公司，大部分车是波兰的华沙和苏联的胜利20，这两种车看上去很像，也有一些老福特等欧美车。文革中还出现了一部分上海牌小轿车，据说是山寨奔驰的。

zoufeng_1234

“姑娘, 回去路上可千万别再捎人啦。”
嗬嗬，楼主原来是个姑娘～
吹笛在湖北 发表于 2012-12-30 00:13

看贴不仔细，前面就能看出来：

后来在美国和先生一起开车出门时, 每遇到同样情况, 我就告诉正在开车的先生: “回油!”先生则每次都莫名其妙地问一声: “回什么油?”不但语言表达能力差, 对语言的理解能力也差。所以我和许多当太太的一样, 开车时不愿意先生坐在旁边。

杨林

北京五十年代肯定有出租车，齐白石当年被美协一帮人搬家后，由于不习惯新居，想回老屋不成，就找了辆出租，直接坐着去了中南海找周恩来告状。七十年代那会儿可能真没有，是不是文革期间给扫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