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同乡会的结束

－－作者：郭圣莉

1952年11月19日，沪上著名的浦东同乡会召开了一次特殊会议：“浦东同乡会行政委员全体职工座谈会”，宣布这一有着47年历史的同乡会结束。

会议伊始，同乡会主席黄炳耀就开宗明义地说，“我们知道华北的天津、华中的武汉、西南的重庆类似的团体前年就由政府接管了。上海之所以没有接管，是因为上海地方大、团体多、情况复杂。……我会在上海四百多个团体中是好的，因此我会已请求分会直接掌握，昨天分会来信允准。”接着，他简要阐述了其中的道理。“我同乡会是公产，是浦东人的小公，现在掌握在我们代表行政的私人手里，没有充分发挥潜在的力量。”总之，“人民的财产在私人手里是办不好的。”况且，“同乡会也不过是本一已之力所办的社会福利机构”，做不了多少事。所以，他宣布说：“今后整个社会福利事业由上海市救济分会领导，我们明天办移交手续，化小公为大公，这件事我想大家都认为完成任务是荣誉的。”

这一名为座谈会的会议无非是一个宣布结束的程序，在座的诸位对此心知肚明。所以主席发言之后委员们无一应答，唯有职工委倜凡表态道：“我会要先光荣归队。这是职工同志三年来所希望的。”委同志的发言中规中距。而张姓职工的发言就有些火药味了：第一：“同乡会是封建团体，解放以后明知早晚要接管的。今天主席说要光荣归队，我代表全体职工一致表示欢迎。”这实质是在批评委员思想水平不高，未及时跟上形势。接着他以主人翁的态度说，“同乡会是人民的财产，移交分会，我们是救分会的人也就是我们的财产，我们过去的财产在外面的请老年工友协助收回。”这是因为随着浦东同乡会的上交，部分职工将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张自以国家人的身份要确保“国有财产不流失”，这分明是在下达命令。

最后的一个指责就有点意思了，说是：“我前后代表职工请求行政方面调整工资，希望有一个答复，否则在办理移交手续时将此情况提交到分会处理。”显然，张姓职工大约是解放后成立的浦东同乡会职工工会的领导。解放前同乡会中的职工只是同乡会聘用的工作人员，对同乡会的事务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而解放后形格势变，工人阶级成为领导阶级，黄炳耀对此发难只能表示诚恳接受并加以说明，承认张说的对。“两年前，理监会思想模糊，不能及早争取。”不过呢，“但那时政府方面或许未到成熟阶段，不会贸然答应。以上海来说，我们还是第一个。”

至于待遇方面，则称已与政府方面谈过，没有答复。即爱莫能助的意思。黄的表态看上去像辩解和推诿，倒确也是实情。由于解放前上海各类同乡会、会所、公馆、善堂等社团众多、复杂，且功能多，活动范围广，政府方面对于如何处理这类社会团体极为慎重，一直没有出台正式的办法。在实践中则既不说好亦不说不好，不轻易表态。如扬州七邑公所于1952年2月申请政府接管时，由于上海政府的政策尚未决定，故政府迟迟不表态，任凭公所反复催请，从而使得浦东同乡会拨得头筹，成为沪上第一个被官方正式接管的社会团体，开启了上海旧社会团体消亡的大门。

然而，事实上，浦东同乡会并不是这类团体中第一个踏上消亡之路的。它的结束只是一个信号，表明历经三年的观察，政府终于下定决心正式收编清除沪上大量的旧社会团体。而此前沪上号称四百多的社会团体的大多数早已名存实亡，特别是原来经济实力就不强的大量小公所、小会所、善堂等等，解放后由于经济枯竭或者无人负责多是空有名号。

其原因在于，作为民间组织，这类团体经济完全仰赖于自我筹集。解放前它们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三，一是会员交纳的会费。沪上商人云集，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旅沪人士。中国自来就有按地域成立会馆公所并交纳一定会费的传统。新到异地的商人旅客则会主动寻找加入家乡团体。这笔收入非常稳定。不过数额有限，多只能支持社团的日常运转。真正要做事，尚需要其它来源。因此，募集成为另一项最常使用的手段。募集可以面向全社会，但更多地是面向自己的会员，特别是骨干。这些团体均有自己的翘楚。这些人多秉承了传统的济世伦理，具有浓厚的乡愿情怀，更兼怀支持自己的组织、谋求自我在社团中的地位进而建立社会地位的愿望，不愁不慷慨解囊。比如绍兴同乡会因为会员实力雄伟，其在解放后申请接管的函件中声称自己没有多少财产，因为那时（解放前）不需要考虑积产，都是“因事筹款”。这一声明固然是为着向政府解释目前借钱交税的困境，到底也透露出这一组织在解放前的财大气粗的从容。只不过，它的财大气粗表现在富有和慷慨的会员对它们从事事务的支持。然而，解放前后，时局动荡，主干会员又多属资产阶级，因而会员离散泰半。仍然留沪的也受时局和经济的影响很难再应声而捐。更重要的是政府虽然没有正式政策出台，可是在社团募捐上却态度鲜明，即申明必须经过民政部门的同意。而这就像现在的集会游行必得经公安部门批准一样，只是一个说词，批准是不可能的事。但当时还真有不明就里的迂腐之士申请募捐，如南海旅沪同乡会遭拒绝后竟“擅自募捐”，其结果自然是遭到严厉批评，承认错误，认罚了事。如此一来，就断了很多小社团的生路，空余名号了。

解放前大社团还有另一个来源，就是房地产收入。如浦东同乡会虽然号称始于1905年李平书所创建的浦东同人会，但真正的转折点却是1931年的改制重建。因此，也有的资料视此为浦东同乡会之始。

随着近代以来上海社会的急剧变革，旧式同乡会难以适应形势，纷纷改制。浦东同乡会也在1931年8月，由杜月笙、黄炎培、穆藕初、沈梦莲、吕岳泉等发起，筹备建立一个新的浦东同乡会。在筹备期间征求会员时，要求入会者竟多达19000余人。1932年1月3日浦东同乡会借河南路桥北堍的上海市总商会议事厅举行成立大会。这在当时是华人公众集会的一个大场所。但当日到会者来了约2000多人，场外车马盈门，场内人声鼎沸，晚来者根本找不到座位，连通道尽皆站满了人。结果会上第一个议题即是应筹备“自建宽大会所”。各会员纷纷捐款，当然杜月笙等领导者掏得最多。这就是位于爱多亚路8层高的“浦东大厦”的由来（由于杜掏得最多，最大的厅就称为杜厅）。这既为同乡会提供了基地，也成为同乡会一项重要的收入。

然而，这个浦东同乡会原来的自豪如今却成为最大的累赘。解放后新政府对房地产征收了高额的房地产税。如1949年是上年度的100倍。这远远超过各社团的承受能力。当然理论上如果是服务于整个社会的社会团体得到民政部门的证明是可以得到减免的，但事实上要获得这一优惠政策却需要极好的运气。如1951年是三年中民政部门开出证明最多的一次，但也只证明了6个单位。像浦东同乡会、绍兴同乡会、四明公所这样“实力雄厚”的社团民政部门反而特别向地产部门声明不能给予减免。而另一面，出租出去的房子却难以增加房租，且不仅无法加租，即使原来的房租也难以收到。在解放后的形势下其因不言自明。这些都是同乡会这样的旧式组织自身无法解决的。黄宗耀前面说浦东同乡会这种小公形式的团体“掌握在我们代表行政的私人手里，没有充分发挥潜在的力量”，这背后隐含着无奈甚或抱怨：“像本厦所属地段建筑收这样小的租金，过去为调整租金，大伤脑筋。”其结论曰：“人民的财产在私人手里是办不好的。”这样，社会团体就陷入了绝境。房产租金低不能上调甚至收不上来，房产税高却不能不交。不过，他们还有最后一条路，也是当时许多团体共同的谋划，即通过变卖财产静待经济的好转。然而，绝的是这同样需要政府的批准。根据内务部规定原则，会馆、公所、山庄、同乡会不允许擅自卖地，凡房地产之转移必须得民政局之证明始为有效。而民政局当然不会开证明。像上海浙宁会馆和宁波同乡会就因为“擅自卖地”受到查处，被民政局“着其董事会备款赎回。”如此，留给他们的唯一的路就只有举债或靠几个主事的委员勉力支撑。这正是浦东同乡会号称要加入“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主动申请政府接管背后的现实处境与苦衷。

这在1951年10月5日浦东同乡会行政委员会座谈会上有充分的表现。这是一次实质意义的座谈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议决了申请政府的接管。其时，同乡会余下的九个委员都深知同乡会面临的无法解决的经济困难。著名教育家、上海民建委员姚惠泉在同乡会德高望重，他首先发言，为会议定了调子： “（同乡会）不应单为同乡谋利还应为全体人民谋利。”这是自解放以来新政权就反复强调宣传的先进思想。可是，“要做到力量大、面积广、事情好，靠九个委员和经济上都不可能。”他的意思是现在欠租这么严重，又不能募捐。为同乡谋利尚且不可能，遑论服务于全社会了。前上海世界书局经理沈思期紧接着说：“1950年公安调查表写明（我们）为封建团体。”“有些老先生舍不得，需知道现在做福利工作是吃力不讨好，大学、图书馆由公办就比过去私办好，同乡会由政府接管，力量可加强十倍百倍。他们做比我们做一定要好。与其消灭在后，不如消灭在前，与其改变在后，不如改变在前。早些改变做一个领导者何等好，起典型作用何等好光荣呢。”其时，沈正任金山县第三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积极参加土改，对新社会的认识自然比较到位，思想更为进步、态度更加积极主动。他自己负责的著名的上海世界书局于1950年2月就申请军管会接管了。可是他的苦口婆心与明智却未得到其他人的谅解。著名新闻记者顾执中听了就大为不快，当即反驳说：“公安局写我们是封建团体是他们当时思想混乱。”可是他也不得不“同意交政府办。”但依其文人本色，咬文嚼字，道是：“但不能叫接管接收，我们又不是敌产、逆产，只能说化私为公，调整归公。”这里出现的“封建团体”之争是这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的关键，是众多的大大小小、形形色色、历史悠久的、曾经活跃在旧社会的舞台上的社会团体彻底退出新中国社会空间的真正根源。

反封建，是近代以降中国各政治派别共力的目标，也是稍具现代知识的中国人的共识。但何为“封建”却有着不同的定义与处理的方式。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封建势力自然是革而去之，绝不留情。问题是，像同乡会这样的社会组织属于什么样的组织？算不算封建团体呢？从思想认识和感情上说，这些委员，这些旧社会过来的资产阶级名人都不可能接受封建的定位。他们且觉得自己身处其中，投入财力、精力、心血的团体是有益于社会的有助于乡人的。浦东同乡会就自觉得为家乡人民为社会做了大量好事。那么它究竟做了什么呢？

依其章程，《浦东同乡会章程》规定：“本会以联络情谊，交换智识，对于同乡力谋互助，对于本会事业共图建设为宗旨。”而同乡会的事务包括：“本会会务如左：一，发展生产事业；二，筹备互助事业；三，促进文化事业；四，调解纠纷事项；举办慈善事业；六，策励会员储蓄；七，改良风俗事项；八，督促自治建设；九，职业介绍事项；十，扶助善良昭雪冤抑；十一，其他有益于本乡地方或本会会员之事项。”不能说他们在实践中一一落实了这些事务，但也确做了不少事情。如他们先后办有“浦东医院（市立第三医院）、中西医诊疗所，浦东第一、二儿童救养院；清寒子弟助学金等工作”，日常工作包括：兵灾救济，流浪街头的收容，筹款支持抗日之东北义务军及难民，水灾救济，遇有同乡冤抑代为营救昭雪，调解同乡纠纷等等。除此之外，他们还建铁路、办轮渡、疏浚河道、修筑海塘，并致力于家乡农村建设。 1934年7月，浦东同乡会在浦东高桥建立农村改进会，在高桥公园设立办事处，由杜月笙担任会长，聘请芷江大学教授王揆生为总干事，下设5个分会。创办夜校和冬学，农民均免费入学。“农改会”还针对农村婚事大操大办的铺张浪费之风，提倡婚事新办，举办集团婚礼。农改会还在高桥公园创办了济群医院，是为高桥地区有医院之始；在5个分会地区举办农村托儿所；开辟了试验田，开展了改良种籽、农具，兴修水利等事业。1936年12月，同乡会又会同中国职业教育社发起组织“沪东南农村合作事业促进会”。抗战胜利后1947年初，黄炎培又发起成立农村改进会，聘农业专家蒋孝义为总干事，在浦东各县设立分会，在高桥和杨思筹建植棉试验场。7月，倡办新中国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姚惠泉就是其中职业教育的骨干。

这些事务在他们看来无论如何都是有益于乡民与社会的，是任何社会都需要的，与封建搭不上边。然而，在他们申请结束的报告中，我们却可以看到这样表述：“（这些事务）实是建筑在封建意识的传递观点上，并没有了解为广大人民服务的真正意义”。这自然是“思想改造”的功效。法学专家姚福园比顾执中稍有进步，会议上最后一个发言说，“经过思想改造知道这种团体是有问题的。同乡会是小宗派是封建的产物。”然而，他们内心深处对此并不见得真心服膺。至少对同乡会深厚的感情不容他们将自己的团体一笔抹杀。因而在语言中也充满了矛盾。所以姚同时又说：“但封建的好坏也要拿工作来批判。” 奚孟起也说，“同乡会虽然是封建的产物，是革命的对象。但我们又没做坏事，反而做了大量的福利工作，只不过比较狭隘，是行善而非为人民服务。”况且“当时政府对于慈善团体没有办法出来，现政府不支持，而我们同乡会存在问题，各租户间租额相差太大欠租严重，如政府接办以公共房屋的例子都有办法可以整理。”所以充公也罢。语气里却也有对沈思期发言的不满。其实连主席也是坚持浦东同乡会是“小公”、是“福利性机构”，这都颇可玩味。王世耀的发言比较简单，不提封建与否，只是承认现实，说：“我浦东同乡会成立时费了许多苦心”，“现在名称是否能继续存在请委员向政府给予定夺”。淡淡的话语中亦是寓含着丝丝伤感。

但无论如何，“封建”这顶帽子还是被他们自觉戴在了头上，形诸于文字。1952年10月浦东同乡会函请救济总会上海分会“为使更好地为社会服务请予直接管理”。函称，我会委员早已认识到“同乡会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在新社会中，不应有这类机构，无论在思想上，工作上，均应彻底加以改变。并希望逐步地化私为公，俾人民财产归诸人民。”“我们更眼看到在共产党与人民政府的领导之下，所有新社会的各种伟大成就，并希望加速进入到社会主义的美好将来”。这一表述可能不那么全心全意，但它至少说明他们已经在名义上接受了同乡会是狭隘的地域性组织，自然也就是封建的这一理论。“大家一致认识到在新社会里不应再有封建意识的地域观念”。这一认识来源于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的革命理论。政府虽然一开始并没有明确的政策出台，对它们如何定位内部也没有形成一致意见，但革命的理论已先天判定这种地域性的、以资产阶级人员为核心的组织的“封建身份”。因而，即使同乡会做了很多好事，却不过是狭隘的、宗派的、封建的甚至虚伪的，缺乏服务于整个社会的性质。也因此，另一类组织即以不限地域而以整个社会人员为服务目标的慈善团体此时尚未被划入封建团体。而浦东同乡会如果想要生存尚可以改变性质为服务于整个社会的团体。只是经济的困境使这一条路根本行不通。正如姚福园所说：“本会要继续存在必须扩大业务，不仅为浦东人服务还为全体人民服务。但扩大不可能，受到人力经济的限制。”这是那一次会议的共识背景。

但其实，他们尚且没有认识到，最根本的原因并不在地域云云，而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的国家建设是以清除所有国家外力量为基础的。它不在于一个团体是否是地域的，也不看它是否有助于社会事务，只要是国家体制之外自治性的都不可能在新中国获得继续生存的空间。何况这些组织都来自旧社会，是资产阶级分子所领导的组织。但其实，哪怕是劳动人民自己的组织，只要确属旧有的民间组织，都难逃封建的标签，注定了灭亡的命运。因而，没有多久，所有的社会团体就都步了浦东同乡会的后尘。只是有的情愿有的不情愿，有的主动有的被动而已。因而，应该说沈思期是这里面最为明智的。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接受，“公安早就定了封建团体”，而只要是封建的就失去了在新社会存在的合法性。与其被迫等待取消，处境艰难，不如主动，既缷了负担，又可做一个先进典型，“何等光荣”。像沪上另一大同乡会－－广东旅沪同乡会就不识大局，最后终于被救济分会的同志直接下命令结束了事，落的一个灰溜溜的下场。那将是我叙述的另外一个故事了。浦东同乡会顺应形势，早早的主动结束的结果，不管光荣与否，至少给它的职工带来了一些工作安排上的好处。后来被迫结束的那些社团里的职工就没有浦东同乡会职工的运气，只能自谋出路。当然他们作为劳动人民最终全都汇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之中。

浦东同乡会之所以赢得这份头名的“光荣”，恐怕与他们特殊的机缘不无关系。曾历任浦东主要领导人的黄炎培于1951年1月来沪时，曾面嘱同乡会：“应利用此巍巍大厦，多多为大众服务，并逐步地化私为公。”浦东同乡会因为有得到黄炎培的指导，对新政权政策领悟自然比还抱守着“地方慈善团体”传统观念的其他社团要到位得多。这是他们得以做了主动申请接管的带头人，赢得光荣的原因。

然而，当我掩上这些客观冷静地记载着当时那些话语决定的档案卷宗的时候，却不由得想象那九个开完会回到家中的委员，各自会有着怎样的神情。在自己手中结束了前辈开创的几十年历史的同乡组织的他们，面对素常迎来的妻儿会有一些与往日的不同和感慨吗？这九个对新中国认识把握接受程度各不相同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解放前的沪上名流，他们在后来共和国多变的历史中有着怎样的命运呢？我无力细细追索。行在回家的路上，档案馆外著名的上海外滩上，照例是车水马龙、灯火辉煌。

1949年底，一些去台的浦东同乡会成员，在台北市成立了浦东同乡会，承续了上海浦东同乡会的香火。20世纪80年代，大陆改革开放，台北市浦东同乡会开始进行组团返乡探亲，协助旅台同乡寻找家乡亲人等活动，并陆续进行投资与捐赠。1992年起，同乡会把在台设立的“故乡优秀子弟奖学金”扩大到上海浦东故乡，前后颁赠6次共奖励上海浦东籍应届考入大学本科或研究生的优秀学子2000多人，奖励金额达到160多万元人民币。浦东旅台人士叶进财，在台湾创建叶财记工程公司。1969年病重时，嘱咐儿子叶根林：“一生未了的心愿，是能够有一天返乡兴学，造福乡里，希望你帮我了却。”1992年，叶根林回到浦东，捐资1.3亿人民币完成父亲遗愿。这就是现在的进才中学。数十年之后，浦东再次得到那些离开家乡儿女的深情馈赠，只是与它一江之隔的曾经汇集了她那么多风云儿女的浦东同乡会，那个曾经是沪上最大的最有影响力的同乡会之一的浦东同乡会已经永远的消失了。

（以上历史材料均来自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Q117 《浦东同乡会》、《绍兴同乡会》、《广东旅沪同乡会》等案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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