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中国将重回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历史常态

亚平

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里，中国完成了经济发展上的两个飞跃：在前十几年，中国成功地摆脱了“贫困陷阱”；而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中国又使得人均收入上升到了低中等的水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约8000美元)，从而站在了中等收入的“门槛”前。
　　这些巨大成就，正是基于30多年前中国领导人对当时中国和世界形势的认知转变：那就是中国当时的经济状况并不是莺歌燕舞，而是处于崩溃的边缘；当时的世界也不是剑拔弩张、“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是存在和平发展的前景。可以看到，此后所制定的正确的战略和政策，都是从这一关键性的认知转变开始的，由此中国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点，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从而有了随后30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
　　现在的中国，正处在即将迈进中等收入“大门”的重要时刻，我们在未来一二十年内面临的问题也与此前非常不同，能否准确地认知新形势下的自身和世界，将决定我们能否做出正确的应对之策。
　　警惕“中等收入陷阱”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指发展中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时候，经济增长出现停滞或者变得非常缓慢，因而无法持续地把人均收入推进到发达国家的行列，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收入超越2万美元。比较突出的例子是拉美的一些国家，比如，巴西、墨西哥、智利、委内瑞拉等，它们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30年中，经济发展势头非常好，但是，到了80年代、90年代，却经历了几乎20年的经济停滞，只是在过去的十来年才又开始新的增长。
　　这些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比较复杂，我们需要仔细研究、准确解读。但可以说，在这些拉美国家，严重的两极分化、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动荡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构成了恶性循环的三角关系，这是造成它们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因素。我们应该从中汲取教训。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中等收入陷阱”并非是不可逃避的“魔咒”，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比如，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以及香港，就没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相反，它们都成功地迈入了发达经济体的行列。这些国家和地区是我们的近邻，所以，他们的经验对我们有非常相关的参考价值。
　　应对经济增速放慢
　　应该强调的是，在分析一国经济增长的时候，要清醒地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共同规律，什么是真正的特殊情况，这一点非常重要。即便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们也难以逃避一个基本的经济发展规律，就是当一国人均GDP超过中等收入的某个水平之后，即大约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35万美元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必然要放慢。事实上，日本在1971年、中国台湾在1988年、韩国在1992年之后，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都从此前的8%以上下降到了7%以下。有意思的是，它们都是在1.35万美元左右这样的人均收入水平上，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的。
　　要认识中国经济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有一个非正式的参照，那就是承办奥运会的时间。日本在1964年举办东京奥运会，韩国在1988年举办汉城奥运会，而中国在2008年举办了北京奥运会。巧合的是，这三个国家在举办奥运会时，各自的人均GDP收入都在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8000美元上下。并且，无论是从中国当前的产业结构、居民的生活感觉等方面来看，还是从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即对高投入、高储蓄、高出口、人口红利的依赖来看，中国都和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韩国很相似。
　　日本的经济增长放缓发生在其奥运会举办七年之后，韩国则在四年之后。当然，我并不想根据这些信息，就预测中国的增长速度何时放慢，也不认同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马上就要下降的观点，但是，必须强调的是，这个基本的经济发展规律是各国都适用的。也就是说，在可看到的未来，中国将面临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
　　所以，中国必须制定好应对措施，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和转变。这个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讨论，不过，当时中国的发展阶段还没有到非调不可、非改不可的时候。可是，现在或很快，这个问题就会变成紧迫的现实压力了，这一次，中国将要面临真正的挑战。
　　在习惯了长期高速的经济增长之后，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去接受经济增速的放缓，因为这也是经济体变得成熟的标志。正是因为成熟，人口红利将消失，资本回报将下降，这就是经济增长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速度下降的根本原因。更何况，我们必须承认，在过去的30余年中，中国GDP平均每年9%的增长本身就是具有追赶性质的。因为起点非常低，就可以利用国际上已有的技术和生产方式，实现持续的高增长，也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
　　但是，如同不能要求20岁成年人和15岁的青少年有同样的长个子的速度，当一个经济体开始成熟以后，我们也要逐渐适应一种新的增长方式，接纳一种新的生活观念，这虽然很不容易。
　　应对经济增速放慢措施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经过这次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的相对地位是上升了。但是，我感到，如果这种受益使得我们不能冷静地评价自己，那我们就难有决心、有动力去推动深层次的体制改革，也就很难对应将要到来的经济增速放慢的挑战。
　　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的主要经验，就在于不断减少政府干预，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今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更加需要进一步减少政府干预，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我们因为已有的成就而遗忘了这条主旋律，认为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不成熟体制的转型，而只是现有体制的调整，甚至因为某些错误的“经验总结”而否定了这条主旋律，我们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应有一种平和的大国心态
　　以上所说只是人均收入的方面，它虽然可以比较好地刻画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但是，对于认知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远远不够。我们还要把人均收入乘以13亿，这就是经济总量。今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如果往更远的未来看，按照市场的汇率计算，中国2009年的GDP总量大约是美国的三分之一，大约20年以后，中国就有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话，中国目前GDP总量约是美国的三分之二，因此，中国超越美国在七八年内就可能实现。
　　无论是按照汇率计算，还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人均收入在未来的一二十年都会达到和超越世界的平均水平，这将意味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将达到并超过其人口所占份额，即超过五分之一。一个占世界经济总量20%甚至更多份额的经济体，对世界的影响显然是举足轻重的。因此，这样一个中国，如何认识世界，尤其是如何认知其自身在世界中所应扮演的角色，不管对于它自己，还是对于整个世界，都是极为重要的。
　　中国历来是一个大国，从来也都有一种大国心态。1000年前，中国是世界的最大经济体，而且，人均收入在世界上也名列前茅。中国的领先文明，加之当时世界较为封闭的环境，使那时的大国心态是一种自诩为“天朝上国”的优越心态。而120年前，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话，中国仍然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可那时的中国已经在衰退，同时外强侵侮、国难当头，战火中的中国经历着内心的惊慌与煎熬，这是危难中的大国心态。
　　今天，我们即将进入一个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又将重新回到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样一种“历史常态”。然而，这次既不同于1000年前，也不同于120年前，中国与世界的情况都已经大不相同了。因此，我们既不应该试图找回1000年前的那种“优越心态”，在“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情结牵绊下，故步自封，沦为狭隘的民族主义；也不应该是120年前那种身处国难之中的“危难心态”。
　　对我们来说，具有一种正确的大国心态至关重要。在一个日益趋“平”的世界中，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一个曾经的领先大国，一度的危难大国，今天的复兴大国，应该有一种平和的心态，那就是中国要适应世界，世界也要适应中国。

jianmin

中国重回世界第一大战略




李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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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从国际社会学的角度，初步探讨中国重回世界第一大战略的某些方面。今日世界，美国第一。秦汉以降两千多年，中国第一是常态。1830年前后，欧洲总产值超过中国。1865年前后，英国总产值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1900年前后，美国总产值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保持至今。2005年，中国总产值世界第四。2007年，中国总产值超过德国，世界第三。三年以内，中国总产值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二十年以内，中国总产值可能超过美国，重回世界第一，并长期保持第一。果如此，则几千年的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就是基本上中国第一的历史，而1865年之后这一百六十年中国不是第一的历史，只不过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个小插曲，一个变态。何去何从，就看中国人今后几十年怎么干。在这个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又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中国人要自主创新，建立世界经济强国。要自力更生，建立世界军事强国。要敢打国际货币战争，建立世界金融强国。要建立政治强国，决不能出戈尔巴乔夫。要尽快改革现行户口制度，建立和谐社会。要高举中国大旗，建立世界文化强国。要虚心向发达国家学习。要准备在2020年代解决台湾问题。物竞天择。谋事在人。人定胜天。



关键词：   大战略 经济强国 军事强国 金融强国 政治强国 文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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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类社会和中国社会走到了一个转折点



今日世界，美国第一，这并非人类社会的常态。秦汉以降两千多年，中国世界第一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中国生产总值约占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约占世界三分之一，一直是人类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人类科技教育的高峰、人类文明的灯塔。两、三百年的罗马帝国，一、两百年的蒙古帝国，都是昙花一现。直到1830年前后，欧洲总产值才超过中国。直到1865年前后，英国总产值才超过中国，之后英国做了三十几年世界第一。直到1900年前后，美国总产值才超过英国，美国迄今做了一百年多一点世界第一。

一八四零年之后，中国百年国耻。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1949年之后，以朝鲜战争和两弹一星为标志，中国重新站立起来了。六十年来，中国顽强奋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2007年，中国总产值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2008年底出现的美、日、欧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加速了中国超日赶美的进程[1]。三年以内，中国总产值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二十年以内，中国总产值可能超过美国，重回世界第一，之后有可能长期保持世界第一。如果中国总产值能够如期超过美国并长期保持第一，那么，后代人回过头来看，几千年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个基本上中国第一的历史，1865年之后这一百六十年，就只不过是几千年中国第一的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一个小小的插曲、一个变态。我们现在正站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一个十字路口，一个转折点。人类社会能不能从变态转回常态，人类社会历史能不能成为基本上中国第一的历史，就看今后几十年中国人如何奋斗了。

什么都略懂一点

天朝心态，不客观。

jianmin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我很高兴来参加搜狐企业家论坛2010年年会，特别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是年会的学术支持单位，我们感到非常的容幸，并且也愿意为年会的成功贡献我们的力量。

　　大会的主办方给我的题目是：下一个十年，中国之于世界。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当我们对未来十年做预测或者评论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态度，因为我们预测能力和想象力的确都很有限。如果我们回到2000年，在那时我们对2010年做预测，我们又有多少精确的评论呢？那时候的中国人均GDP不到一千美元，按照当时的市场汇率，我们那时很难想象到十年之后我们的GDP人均会突破四千美元。同时也很难想象到房价变成如此之高，也很难想象到十年内中国会出现民工荒，尽管是局部的地区。

　　所以在2020年，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到今天预测的时候，也很可能显得非常的幼稚，所以我想首先说明的当我们思考未来十年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卑谦的态度。

　　在我看来未来十年中中国的经济有三件主要的事情发生，而这三件事情合在一起会对中国的经济都会有转折性的结果。第一件事是中国的人均GDP在未来的十年之内会上升到人均一万美元的水平之上。这是按照美元现价计算的，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的。这里面既包括经济增长的原因，也包括了人民币升值的因素，也包括了通货膨胀的因素。十年前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今天看来是非常有可能。

　　正因为着我们将真正的进入中等收入这样一个经济发展阶段，意味着我们长期习惯的一些用语，比如脱贫、温饱等不再是日常的词汇。一万美元平均消费行为，投资理财行为，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都会与今年有着根本的不同。

　　第二件事情，将有50%以上的中国人居住在城市。我们长期以来说的中国是农业社会，中国是农民社会，都是基于多数的中国人居住在农村，这将成为历史。多数的中国人变成城市居民，意味着超过七亿人口的中国人是城市居民，这个数字要超过美国，加上欧盟各国的所有的城市人口的总和。这个消费群体的衣食住行，社会活动方式都将与过去非常的不同，我们长期以来众多的习以为常的观念也将被改变。
第三件事情，是中国人口抚养率的变化将会有质的改变。抚养率是指未成年人加退休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多年来这个比例一直是在不断下降的。但是在未来的十年中，这个比例将转变为上升。也就是社会中被抚养人占的比例将逐年升高。我们至今所习惯的人口红利将终结，逐渐的出现人口负担。

　　这三件事，在未来十年内同时发生的概率是很大的。
对中国的经济整体的运行，对中国企业的发展，对中国之于世界都有重大的影响，所以非常值得我们的思考。

　　在下一个十年中，我想有两个过程将决定历史的走向。一个是世界如何适应中国？另一个是中国如何适应世界？

　　第一个过程，世界如何适应中国，这个问题在最近受到了西方意见领袖的密集的关注，我仅举这个星期的两个例子。本周华尔街日报刊出的采访中，采访了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萨默斯，他在采访中说50年或100年之后，当人们写我们历史的时候，不太可能谈及2008年经济衰退，也不太可能讲到2010年代美国的财政问题，而是世界如何适应历史舞台向中国转移的变化。也同样是在本周，另一个著名报纸金融时报的首席评论家马丁沃尔夫撰文推测，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格局会有三种结果。一是中和结果，世界经济相互依赖，共同繁荣，二是复合的结果，全国经济混乱，各国争夺稀缺资源。三是全球一定程度上发展，形成均势格局，可见中国之于世界这个问题，是世界如何适应中国这个问题受到了极其显著的关注。

　　我想讲另一个方面，从中国自己的角度强调反过来的问题，中国如何适应世界？中国如何适应世界的起点？首先应该是我们在看待自己的时候，应该有世界眼光。上面讲到中国即将出现三个重大变化，即迈入中等收入水平，多数人居住在城市和抚养率由下降变为上升，这三件事对中国来说确实都是史无前例的。但是用世界的眼光来看，他们正是多数国家和人民曾经经历，或者正在经历的过程。因此，未来得的十年，我们可能会发现中国以世界上多数的国家和人民有了更多的共同点，中国与世界经济的主体更接近了，不是更远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世界眼光看中国？我们有可能摆不正位置，看不清方向，就谈不上如何适应世界。反过来他也会影响世界适应中国，因为在今天的中国与世界，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相互依赖。希望各位对此有更多的思考，谢谢大家

jianmin

2010年11月20日，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奖典礼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是一项旨在推动经济科学的创新与进步，鼓励原始创新性成果的涌现，促进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理论性研究的学术性、公益性的专门奖项。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表示，过去30年中国的增长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伟大的，今后中国的增长潜力仍然还是相当大。以下是钱颖一发言实录：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今天很高兴参加这样一个论坛，因为是经济学家论坛，想和大家一起探讨有关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的问题，今天的主题给定的是转型发展，非常大的题目，我只想涉及其中窄一点的题目，一是关于增长，二是关于转轨，我也是想利用这个机会，提出一些问题，跟大家一起探讨。
主要还是通过一些数据，我们怎么样理解我们看到的数据，经济理论有哪些解释？哪些困惑的地方？那些是可以澄清的方面，还是从经济学角度思考转型和发展中基本的问题。
首先是关于经济增长，这是我们几乎每天要谈到的问题，我想看一下经济增长的数据，一个比较特殊的视角就是，根据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三个不同阶段，一是低收入阶段，二是中等收入阶段，三是高收入阶段。这三个阶段任何一个国家在这三个阶段之中每一个阶段，增长特性是不一样的，要跨国比较的话，也要非常地小心，因为低收入阶段和中等收入阶段是不可比的，和高收入阶段也不可比。同一个国家也是这样的，在不同的阶段，也非常不可比，用这个看一下数据可能还会对理解中国快速增长有新的体会。一个可比的是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这三个之所以可以起点都是比较低的，而且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四个国家，第一是中国，13亿，第二是印度，11亿，第三是美国现在是3亿，第四是印度尼西亚，2.4亿，前四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当然美国是发达国家，我们把它抛除在外，前面三个国家就是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在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之前的一年，中国人均收入落后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所以过去30年，大家可以从图上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增长的确非常令人瞩目，似乎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是遥遥领先，因为中国的起点是低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按照人均来讲，但是经过30年以后，不仅超过了印度，也超过了印度尼西亚，超过印度尼西亚是在金融危机之后，1998年的亚洲金融[3.60 -0.28%]危机之后，超过了印度尼西亚。所以，在一个可比的情况，在起点比较低的情况下经过30年，这3个国家相比的话，显然中国是遥遥领先的，这是第一个比较的概念。
第二个比较的概念，中国和东亚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我画了几个国家和地区，一是日本，从50年开始，第一个非西方的国家，取得了工业化，第二个是中国台湾，从58年开始，第三个是韩国，从62年开始，中国很自然是从1978年开始，后面还有印度，从1991年开始，从这张图也可以看到，中国现在经历高速的发展也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确实同在周边的地区高速发展态势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在我们的前面有日本、中国台湾、韩国，我们的后面也有很多其他的国家像印度尼西亚没有标出来，像印度最近的态势也是相当好的。至少从这样的比较中我们得出一个总结论，中国的增长实际上是在一个整体的亚洲较快速的增长的环境中发生的。这个图实际上如果做同样的数据，如果我们再做一些调整的话，比如说我们看到差别，如果把时间份量去掉的话，中国台湾和韩国对日本相对来讲有一个滞后，大概十几年的滞后，中国经济又相对于中国台湾和韩国又有一个滞后，如果把滞后因素去掉之后，我们再来看同样的数据，我们就得到这样的图，无非是横轴上做了一个变化，我们取起飞年作为一百，将其对齐，到7868按照购买力平价2007年中国人均收入，实际上相当吻合，就说明在增长性质上来讲，态势上来讲，是一种非常吻合，出奇的吻合，有共同的规律需要我们一起探索。这张图也是说明了，经济增长是很少见的，或者说是奇迹也好，但是要是放在这样的数据比较中，我们看到有一些共同规律可循的。再往前看的话，是不是增长就到了极限呢？每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要与别的国家和地区做参考的话，其实还有很多的潜力。有一张拟合不是特别好的是日本，日本比较早增长速度就比较低了，这里做了一点思考，有一点人为的因素，人为把1950年把日本作为起飞年，这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也有一定的道理，就是因为日本战后50年开始经济起飞，但是和中国台湾、韩国和中国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在50年的时候，日本在二次大战之前已经相当工业化了，程度高于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如果把这一点考虑进去的话，我们应该把1950年日本当时发展水平往后移，其实相当于中国台湾和韩国十年之后。这可能从经济发展阶段来讲，可能是更有道理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还是一模一样的数据，日本增长就比刚才那张图显示得更为确切一点，如果从发展阶段来讲。实际上在我画出竖线上面，中国经济改革30年之后，中国2007年大致相当于日本的60年代，中国台湾的80年代末或者是韩国的90年代初。
从这个情况来看，中国和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态势就更为吻合了，实际上并不是完全不符合规律的，而且恰恰是在这个中间。最终经济学家靠数据说话，第一要靠数据，第二对数据的解释，非常取决于怎么样看这个数据，一种看法是从某一个固定年开始看，1978年，再一种从改革那一年开始看，这是第二种。第三种是同相同的类似发展阶段来看就按照人均收入起点，这三种不同的看法会给我们也带来不同的理解和解读。如果我们仔细看数据，仔细分析的话，还是会为我们带来一些新的认识。一方面我们会觉得过去30年的增长的确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极其伟大的，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也许和其他的国家和地区有相同的规律。第三，今后的增长潜力仍然还是相当大。关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根据数据讲这么一些新的想法。
第二，转型是非常大的题目，既有经济转型，也有社会转型等，比较窄一点的题目是关于转轨，转轨是比较狭义一点，咱们只看经济，特别是只看经济体制。转轨的问题实际上是两大类问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有两大类问题，一类问题是重新界定政府与世场的关系，在计划经济下政府全都管了，这个已经被证明是不好的。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是转轨经济学中重要的课题。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多和少，简单的份额关系，在十年前的时候，经济学家也提出，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市场经济应该建立在法制基础之上。应该说度量一个计划向市场转轨两大类问题，在过去一二十年中，中国经济在建设市场经济上有了相当大的进展，也存在很多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分析这些问题？
第一个数据，国外的经济学家，要讲到政府和市场经济第一个会拿出的数字政府财政占GDP的比重，这是宏观的，而且统计年鉴就有，而且比较简单。最低点是1995年11%，以后一路上升，在过去的十年增长得非常快，1999年是1.14万亿，去年是6.85万亿，6倍，是6倍，增长了5倍，十年间。从这一个指标来看，政府范围至少从财政的角度，现在基本上比例回到1985年，今年比例与去年的比例1985年财政的比例比较雷同。问题是怎么样理解它也是比较复杂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比的话，也会有问题，因为发达国家中超过30%，但是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社会保障，养老金等，不太可比，相同类似的阶段国家来比，这是一个宏观的指标。特别是研究创新、创业喜欢用另一个指标，注册企业所需的天数，一个国家要有活力，必须要有新企业，政府在和企业的关系上第一个关系就是企业进入市场可行性，在这里面明显地看到，北京和上海需要30多天，一个多月的时间才能注册一家企业，新加坡、纽约，即使韩国首尔的时间都少很多，这是一个度量的指标。
另外一个网上的信息，我最近也很关心，人民日报登的内容。牵扯到大学生就业的偏好，这是人民网上今年的数据，这不是科学的样本，只是大致的估计，这是在今年夏天做得。大学生最想去的工作单位是什么，政府机关遥遥领先，63%，国企是11%，剩下的都是不超过10%的，从这里来讲，选择职业表达出来的意愿。也可能大家说，是不是希望政府机关和国企有一些超出经济考虑的抱负或者理想，不完全是，同一个优先考虑因素中，仍然是经济因素，薪酬待遇、福利保障、职业稳定、空间发展等占了三分之一以上的投票。作为一个数据的反映，让我们对学生倾向在政府、国企和民企之间的考虑。
最后是关于法制建设的指标，这方面我找到一个指标，Worldwide Governance In dicators关于合同的履行、法律有效性，前面是三个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下面三个就是发展中国家比较类似的，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我们也看到一些信息，印尼的情况98年以后金融危机，在最近几年确实是处在上升和改善的清，印度的情况因为历史和我们很不一样，中国的情况，过去十年大致是持平的，在过去十年特别提倡建立法制社会，把市场经济建立在法制基础上，但是整体来讲有升有降，整体来讲十年间的变化并不大，尽管我们的经济增加了很多倍，这是一方面的数据衡量法制建设方面。今天主要是通过一些数据提供一些问题，提出来供大家思考，关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关于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谢谢大家！

jianmin

钱对日台韩的比较不错，这是纵的比较，如果再有一个横的比较，即中国历朝历代建朝六十年比较，就更有意义了，比如，汉初六十年，唐初六十年，清初六十年，等。

jianmin

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涉及到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比较狭义，就是指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另一个层面比较宽泛，不仅关乎经济问题，还包括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甚至还有文化问题。这两个层面紧密相关，因为如果没有中国30年来举世瞩目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的其他方面也不会有人注意。

我主要谈谈狭义的层面——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解。

从国际比较角度看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增长

如何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这个问题很重要。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的增长非常显著，确实值得我们的自豪。但我认为，如果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中国令人振奋的经济增长并非独一无二，它与其他东亚国家、地区发生的情况有许多类似之处。

第一，就经济增长态势和性质而言，中国没有特别之处。过去30年，中国GDP平均每年增长9%是追赶性质的。增长快是因为起点非常低。从时间上讲，当一国还处于人均GDP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如果能够利用国际上已有的技术和生产方式，是可以实现持续高增长的。当然，并不是说所有落后国家都可以实现高增长，还要靠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推动，在中国就是改革开放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尽管我们追赶了30年，目前人均GDP水平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经济增速与人均收入水平呈反比，这是基本的经济规律。一个人7岁的时候，长个的速度和15岁的时候是不一样的，15岁和20岁的时候又不一样。所以，拿中国经济增速与发达国家比，就好比拿一个在青春期的人的长个儿速度与一个成年人比，完全没有可比性。我们应该跟同类比，与我们最接近的就是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我们总是说现在我们的经济增速是9%，但实际上韩国在1960年代、1970年代、1980年代也是这个速度。而且在环境资源方面，有些国家比我们要恶劣得多。所以看过去30年的数据，中国除了规模超大之外，就经济增长态势而言，没有什么特别的。

第二，就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而言，中国也没有什么太特殊的。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高投入、高储蓄，这些跟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情况都差不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除此之外还有开放、出口等等，粗看也是类似的，与其他国家相比并没有开先例。关于中国经济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有一个非正式的参照就是承办奥运会的时间，中国是2008年，韩国是1988年，日本是1964年，大致与各自经济发展水平相吻合。中国现在的平均发展水平也就相当于日本的1960年代、韩国的1980年代的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人均GDP的情况都很类似，甚至于现在中国人的感觉都可能和1960年代日本人、1980年代韩国人的感觉类似。

我之所以不局限于谈中国，是因为我很认同美国著名政治学家Seymour Martin Lipset说过的一句话“Those who only know one country know no country”。意思是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只有越过自己的国家，才能知道什么是规律，什么不是规律。

虽然中国经济增长的表面情况和东亚其他国家并无太大不同，但在深层次上还是有区别的。

首先，发展的起始点不同，特别是制度环境不一样。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起始点应该是1978年，当时还是计划经济，不允许私有制，意识形态很强，封闭程度非常高。在这样的环境下，发展经济要克服很多包括意识形态、体制上的障碍，而东亚其他国家并没有这样的障碍。直到今天，中国国有制经济的比例，也远远超过韩国1980年代、日本1970年代时的水平。因此历史是不一样的，它对后来的发展路径有很大影响。

其次，中国人口是其他快速发展的东亚国家人口总数的3倍还多，经济体的规模远远大于其他国家，导致经济增长的含义和影响也不一样。

再次，中国的政治、军事独立自主。直到上个季度，日本一直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其政治、军事并不完全独立。

清醒地认识我们与别人的共同点和异同点是很重要的。在分析经济增长情况的时候，要分析出什么是真正的共同规律，什么是真正的特殊情况。


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与经济增长模式调整

如果用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来代表发展阶段，当一国人均GDP超过中等收入、世界平均水平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必然要下降，这是基本的经济规律。未来10年内，中国人均GDP肯定会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真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现在是低中等收入）。这对于人民生活而言是好消息，但同时，中国经济增速一定会下来，不可能再保持此前的速度。

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后会放缓，自然就引发了一个问题——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和改变。这个问题我们从1990年代就开始讨论，但在当时还没有那么紧迫，因为中国的发展阶段还没有到非要调要改的时候。但现在或很快这个问题就会变成现实问题了。我并不认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马上就要下降的观点。经济增速下降会有一个渐进过程。所以我们也不能算出哪一天就要转变增长方式，而在这之前就不用转变。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和发展前景问题，需要从以下几个维度考虑。

一是时间维度。15年前，甚至10年前、5年前，经济增长模式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机还没有到。未来10年，随着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我们将面临真正的调整的挑战。

二是空间维度。中国太大了。有人说，中国既有像纽约那样发达的地方，也有像非洲那样落后的地方。不用走远了，从北京城里往外开车30分钟就可以看到很穷的地方。因为这种空间上的巨大差异，我们无法用单一的经济增长转型规律来衡量。有些地方还处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需要大量投入，把路修好，把水弄干净；而另外一些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方，情况却完全不同。从空间维度看，中国不同于除了少数大国之外的多数国家。

三是市场维度。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总在强调全球平衡、再平衡的问题，对此我很怀疑。实际上，全球“不平衡”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必然。中国、印度、俄罗斯都在1990年代和21世纪加入到全球的经济活动中，全球可流动的资本和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的劳动力陡增，一定会产生所谓的“不平衡”现象。即使金融危机过去以后，这种现象照样会存在，这是无法改变的一个基本事实。

四是政策和体制的维度。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有两大影响。一个影响是让中国的相对地位有所提高。例如我们的银行排到了全球前列，中国经济在全球的比重上升。这些显象指标都很好。另一个影响表现为那些潜伏在“水面”以下的事情，比如金融危机之后呈现出的政府干预增加、国进民退、改革出现停滞甚至倒退等。这些问题外国人看不清楚，可我们国内的人可以看得更清楚。长远来讲，这对于中国不是好事。

举一个例子。有调查数据显示现在大学毕业生最渴望的工作，第一选择为公务员的超过60%，其他的选择都在10%左右和以下。过去显然不是这样。这个指标说明了一些问题。因为人是理性的，做公务员一定好处很多，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想做呢？而且政府公务员的现金收入并不高，这就意味着政府部门的权力很大，也意味着在政府部门工作时其他收入很多。通过年轻人的职业选择偏好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未来走向。这个指标从一个角度说明了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长远的和深层次的影响。

我的结论主要有两点：第一，中国经济增长并没有超出一般经济规律之处，但是，深层次的原因有所不同，其中尤其要强调的是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制度起点不一样。第二，未来10年中国面临的挑战很大，但这几年金融危机对于我们未来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多深层次的负面影响。为了应对危机，我们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但是如果把短期措施认为是长期的解决方式，把个别案例认作是一般规律，那就要进入误区了。

jianmin

世界经济论坛预测中国经济总量5年后将接近美国2010年09月14日 13:00天津网【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222条本报天津9月13日电 世界经济论坛预测，到2015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接近美国。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日前在天津南开大学发表演讲时称，预计到2015年，美国的生产总值将占全球的18.3%，而中国将占16.9%。

按照2010年第二季度的数字，中国的生产总值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年初，跨国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预测，中国最早将于202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全球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不止发生在中美两国之间。施瓦布说，1990年，美国的生产总值占全球的23%，发展中国家占28%；2015年，美国将占18.3%，发展中国家将占74%左右。施瓦布据此指出，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变得更加平衡。

世界经济论坛日前发布的《2010-2011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在全球139个经济体中，中国内地的排名由去年的第29位升至27位。许多亚洲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取得了进步。

排名中，中国香港的竞争力维持第11位不变，中国台湾由第12位降至第13位。“金砖四国”中，印度由第49位降至降51位，巴西由第56位降至第58位，俄罗斯仍为第63位。

施瓦布解释说，与印度、巴西、俄罗斯相比，中国在市场规模、劳动力市场效率、技术储备、商品市场效率、整体经济环境等指标上保持领先，在金融市场、高等教育与培训等方面处于劣势。

jianmin

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中国的GDP远高于日本，约为日本的1．9倍至2．8倍，但无论是日本政府、中国政府，还是西方的观察家，都认为日本明显强于中国。

　　6月19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的年度报告指出，按照目前趋势，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将在今年或明年超过日本。对全体中国人来说，这无疑是值得高兴的消息，然而，中国近现代史也告诉我们，如果国富而兵不强，即使GDP排名靠前也会挨打。

　　1．康乾盛世：中国GDP世界第一

　　按照英国著名经济史和经济统计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预测：中国可能在2015年恢复其世界头号经济体的地位，到203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可能增加到23％，那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也会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1／3。

　　麦迪森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历史数据考证与分析专家，他的多部著作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出版。他为了尽量减少汇率和通货膨胀等因素对统计真实的经济规模的影响，采取了购买力平价的计算方式，并创造出“1990年国际元”作为衡量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的单位。下文引用的数据，除了特别注明的，都来自他的研究成果。

　　按照麦迪森的说法，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在经济上的表现相当出色。1700年到1820年，中国的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在世界的比例也从22．3％增长到32．9％。与此同时，中国人口从占世界总量的22．9％增长到36．6％。

　　但是，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率先进行工业革命，并扩展到法美等国，而中国仍停留在农业和手工业时代，经济呈现出粗放型增长。

　　2．1895年，中国经济总量被美国超越

　　我们经常说近代的中国“积贫积弱”，但如果按照近20多年来经济史学家提供的数据，近代中国其实一直是个经济大国。《大国的兴衰》引用经济史学者贝罗克的统计，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的宝座直到1890年才被美国抢去。

　　麦迪森也认为：“中国在之前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到了19世纪90年代，它的这个位置被美国所取代。”他认为，中国GDP被美国超过的确切时间，是中日签订《马关条约》的1895年。

　　从1840年开始，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中国却在对外战争中连续失败，领土日益缩小，国际影响力日趋低落。中国丧失了约12％的国土。无论从任何意义上，晚清的中国都不是一个强国，而是一个屡遭侵略、屡屡割地赔款的弱国，还是一个主权不完整的半殖民地国家。

　　3．朝鲜战争后才被称为强国

　　直到1913年，遭受了八国联军侵华、庚子赔款和日俄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战争的破坏之后，中国的GDP仍居世界第二位。1950年，在经历了多年战乱的破坏之后，中国的GDP仍然仅次于美国、苏联、英国、德国，居世界第五位。可见，在民国时期，从经济总量来看，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大国。然而，当时的列强并没把中国看作大国。

　　1919年，在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列强要求，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根本无视中国作为战胜国的合理要求。20世纪20年代，有的中国知识分子写文章夸耀中国“地大物博”，鲁迅先生就一针见血地写道，倘是狮子，夸说怎样肥大是不妨事的，如果是一头猪或一只羊，肥大倒不是好兆头。

　　二战中，为打败日本法西斯，中国牺牲巨大。二战后，中国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在形式上被承认为大国，但此时苏联仍能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只有在朝鲜战争之后，中国才真正被国际社会看作大国。学术界也是如此，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中国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都不被看作大国（Greatpowers，也有人翻译成“强国”），直到1950年以后才重新被视为大国。

　　4．既看经济总量，也要看经济结构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一百多年里，中国的国际地位为什么与中国的GDP排名相去甚远？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如果仅仅从经济的角度看，则与中国当时的GDP结构与其他大国迥异有关。

　　近代，大国地位是靠战争来确立的。而和战争关系最密切的经济部门是工业和交通运输。《大国的兴衰》一书认为：经济总量本身并无太大意义，“数亿农民的物质产量可以使500万工人的产量相形失色，但由于他们生产的大部分都被消费了，所以远不可能形成剩余财富或决定性的军事打击力量。英国在1850年是强大的，它强就强在拥有现代的、创造财富的工业和由此产生的一切利益”。

　　根据《大国的兴衰》一书的计算，1860年，英国的生铁产量占世界的53％，煤和褐煤的产量占世界的50％，其现代工业的生产能力相当于全世界的40％～50％，人均工业化水平是中国的15倍。

　　1820年，中国的GDP约为英国的7倍，却在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被英国击败。1870年中国的GDP仍是英国的1．8倍，而且大于英法的总和，却没能阻止英法联军在1860年火烧圆明园。

　　1884～1885年，中国在中法战争中不败而败，此时中国的GDP是法国的2倍多。1890年，中国的GDP约为日本的5倍，但中国军队却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

　　清朝不仅缺乏近代工业和交通运输，而且其GDP中有相当高的份额是皇家园林及贮藏其中的价值连城的艺术品。圆明园、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等皇家园林中的无数珍宝，就是清朝统治者把本可投资于近代工业和交通运输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奢侈活动的活标本。

　　这些财富不仅没有成为清朝抵抗侵略的战争资源，反而让清朝统治者更容易对外投降。1895年，慈禧太后没能把对日战争坚持到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担心日寇打进北京城，让她心爱的颐和园重蹈圆明园毁于一炬的覆辙。

　　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中国的GDP仍高于日本，约为日本的1．9倍至2．8倍，但无论是日本政府、中国政府，还是西方的观察家，都认为日本明显强于中国，这是因为中国的工业力量和日本不在一个档次上。抗战初期，中国也确实丧师失地。

　　5．铁路运输对战争影响重大

　　中国经济结构的逐步优化，为中国摆脱弱国地位奠定了物质基础。我们先来比较一下甲午战争、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在这三次战争中，国内能否生产出足够的军需品，并把这些军需品及时运送到前线，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

　　甲午战争之前的1890年，中国现代制造业仅占GDP的0．1％，加上现代运输业和商业也仅占0．5％，武器严重依赖进口，这种极其落后的经济结构是中国节节失利的重要原因。另外，1890年中国铁路的营业里程只有10公里，日本已达2349公里。

　　全面抗战开始前的1933年，中国现代制造业增长到2．5％，加上现代运输业和商业占4％。1930年，中国铁路营业里程增长到13411公里，此时的日本为21593公里，中日差距已明显缩小，这是中国政府能够在抗日战争中及时向前线调动军队，向后方疏散工业和高校的物质基础。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1952年，中国现代制造业达到4．3％，加上现代运输业和商业占到7．1％，这是中国政府能基本保障志愿军在朝鲜前线的后勤供应，并在战争期间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的物质基础。

　　6．先进的生产力比GDP更重要

　　1950年，中国的GDP比1913年减少了约1％，仅仅是美国的18％。此时，中国的GDP仅占世界总量的4．5％，加上支持中国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苏联和东欧国家，也仅占17．6％，而在朝鲜参战的美国加上其西欧盟国和日本，GDP总量高达世界的59．9％。中国却能在朝鲜战场上和打着“联合国军” 旗号的美国及其盟国打成平手，签署停战协定，有人认为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高于晚清和民国。

　　1962年，为反击印度对中国西藏和新疆边界地区的蚕食，中国军队进行了自卫反击战。根据麦迪森的统计，1962年中国的GDP只比印度多8％，人均GDP比印度低约30％，而且中国GDP在 1960年和1961年因自然灾害和“大跃进”中的政策失误而大幅下降。但是战场形势却是明显的一边倒，印度军队不堪一击，被当时的英国报纸形容为“刀子割黄油”。

　　1978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第四，比晚清和民国时代的排名都靠后，但拥有尖端国防科技的中国，国际地位显然大大提高了--中国是当时世界的“大三角”之一。

　　总之，从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历史经验来看，无论是GDP总量，还是GDP在世界上的排名与份额，都不一定能反映经济发展水平，更难反映中国国际地位。GDP统计，只是国力对比中的一个狭窄方面。是否拥有先进的生产力，具有现代化的经济结构，往往比GDP更加重要

jianmin

170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GDP的份额为22.3%,1820年为32.9%；
1776（乾隆41年），大清帝国人口规模大约为2.4—3亿，大清帝国GDP全球第一,美国的可以忽略不计。
1800年,中国占世界GDP份额为32．9%，西欧上升到23．6%。
1830年，道光十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29%；
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GDP依旧占世界总量的29%，在这之后的短短的60年里,无论是中国的GDP本身,还是在世界经济里所占的比例都急剧下降，内因不用说了，但是起关键作用的是外因。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此时中国GDP下降为占世界总量的6%。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的GDP下降到全球总量的4.0%  
1997年,中国的GDP下降到全球总量的3.5%。
之后,中国经济在人类历史中触底反弹，机遇难得啊！
到了2005年,中国的GDP回升到占世界GDP总量的4.9%

李大苗

10# jianmin
农耕社会的产值基本就是以农产品为主，在城市化率低下的时代，社会不需要什么商品化的粮食，在没有现代运输体系之前，离开大运河和江湖稍远的地区，粮食产多了，就销不出去，粮食灾减，也运不进来。所以，在历代，粮食缺欠是常有的状态。那个时代，人们普遍不得饱食，吃糠咽菜是有着久远传统的习惯。

后人没法核定如此广袤区域的粮食产能，也就想象地用人口的食用当量来估算农业的产能。这样，那些被吃进去的树叶，树皮，麸糠，观音土啥的，都混上了GDP的西装。于是，在GDP的历史中，历代中国就显得很强大。

菜农

都混上了GDP的西装，这句话太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