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米鹤都：“林彪热”中想到的草根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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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鹤都：“林彪热”中想到的草根英雄
草根政治—一条至死不渝的道路（一）
作者：米鹤都等采写编辑
来源：编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9-26
本站发布时间：2011-9-26 16: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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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度“九一三”，网上到处可见为林彪抱打不平的长篇短语。我对林副统帅素无好感，当然也并不赞同将文革前期的污水全部倒在他的头上。不过，他确如一些文章所言那般“睿智”和先知先觉，为何在1959、1962、1966三个历史关键时刻，他却都义无反顾地站在了错误的一边。其实他的功过都是非常清楚的。不说作为一个真正以人民利益至上的历史人物，就从爱护个人“羽毛”的角度，他也不至于做出哪些助纣为虐的勾当。
　　本文并非评述林彪的功过，而是由此想到那个黑暗时代中曾挺身而出的草根英雄。文革初起之时，曾经有两个不知名的北京中学生，给林副统帅发出了公开信。此信震动了全国，也激发了人们对绝对迷信的第一次反思。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远比此时正在制造现代迷信的林副统帅高明得多。尽管他们很快被镇压下去，但是依然对人民而后的反思留下了火种。
　　在1976年的那次人民群众奋起反抗文革暴政的斗争中，他们再次率先站了出来。1977年1月，他们和李东民等人一道，勇敢地在中南海、天安门和王府井等地贴出大标语，呐喊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追究镇压者的责任，呼吁邓小平的复出。很难说，这些当年的老三届们是什么先知先觉者，但是他们仅仅凭借着对社会和民族的责任感，再次站在了人民群众的前面。
　　当然，他们再次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两位草根出身的年轻人在文革中经历了数次的牢狱之灾和“群众专政”，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心中的追求和对社会的责任。到今天，尽管他们不仅没有安逸的条件，居住和生活条件都很差，甚至多次牢狱之灾造成的病痛也得不到良好的治疗，但是他们依然关注和探讨着中国改革的走向，保持着精神上的追求。
　　我并不认为他们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素养见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并不影响我对他们油然而生的敬意。记得1977年高考时，北京的语文考试中有一段鲁迅关于“中国脊梁”的话：“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很惭愧，这是我第一次读到这段名言，也正因为如此，我把它记在了心里。在2010年的寒冬，当我看到张立才(涤西)拖着伤痛的腿一拐一拐地走来，眼望刘握中(伊林)消瘦的背影在大风中骑车而去，我马上能想到的，就是这段话。
　　现将我对他们二人的访谈口述史发表如下，希望历史永远不会遗忘那些值得尊敬的人们。

  

草根政治—一条至死不渝的道路

伊林\涤西口述（一）


采写：米鹤都、墨
诞


编辑：米鹤都


　　

    伊林(刘握中)、涤西(张立才)，文革前均为北京农大附中1966届高中毕业生。文革伊始，只有十八、九岁的他们，本着对那场运动幼稚的理解，本着对理想社会的炽热追求，给中国的二号人物写下了《致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这种无惧风险、挑战权威的大民主，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和深思，引发一系列抵制抑或反对文革思潮的“黑风”，从而遭到镇压。据他们揣测，或许是由于毛泽东认可了他们的部分观点，而亲自出手保护，才使得他们免遭了灭顶之灾。这一事件，被广泛载入文革史册。《第三只眼看中国》将伊林、涤西列为中国知识分子凤毛麟角的改革先锋;海外学者把《公开信》誉为中国自由主义的第一个萌芽。他们出狱后，虽经受长期的挫折岁月，却并没有磨灭他们的良知和斗志。1977年月1月，他们又与李冬民等人一道，在天安门等地贴出了反对“两个凡是”、平反“四五”和呼吁邓小平复出的标语，表达了那一时期人民的心声。因此再度遭受迫害。今天，暮临回首少年狂，他们依然对自己草根政治的一生充满热情和执着。
　　文化底蕴深厚的工人家庭
　　涤西：我祖上是从绍兴迁来北京的。我爷爷出生在北京，在京城民俗文化中也算是个代表人物，既玩虫，又玩鸽子。他养鸽子在北京是有名的，养过五百多只鸽子，其中有二十只“铁翅”[1]。当年有人拿一所房子换这二十只铁翅，他不换。他还爱好说书、唱京戏，家里还放着两套家伙什呢。他对古往今来的历史很熟悉，尤其是能给府台那些老太太们讲书。他戏唱得也很棒，唱老生，有一帮子票友，经常到我们家来，吃喝不分。有的票友后来还成了北京京剧团的一级演员。我奶奶是京城的旗人，那时满汉通婚对社会的底层是不限制的。我奶奶记忆力特好，会讲易经，诗经也讲得棒着呢，我虽然也能讲点，但是不如她。她文化不高，但在我爷爷的影响下她也能讲这些东西，这也是怪异的事。所以，她长寿，她能把她那点文化底蕴传播给孩子们，这是家传造就的。
　　我父亲生在北京，没正经上过学。他也喜欢唱京剧，但够不上票友，不过他写得一手好字。他那字是柳体和颜体结合，也算得上一流。当年是北京广济寺还是哪个大的寺庙，曾找他去抄了三年的经文。解放前，他干的事很杂，在大栅栏的一家大烟馆管过一年账，后来在石景山钢铁厂开过火车，也算是个产业工人。解放后他干的是水暖工，实际上，他那样的工人很少，能写一手漂亮的字，会唱戏，拿起什么东西来都能修，包括电器。所以，他应该是个杂家。
　　我母亲家是北京郊区的农民。我姥爷的书画有些功底，祖上有点家产有点地，但到他那一代就不行了。姥爷没赶上解放就死了，也就没有划成份。我母亲没有单独划成份，算是城市贫民吧。小时候，母亲对我们的教育是很严厉的。我要是在外面惹事了，不管对错，回家先揍我。我有三个姐姐、两个哥哥，我最小。我们那时住在珠市口澡堂子胡同里。胡同口有一个山东裁缝，娶了个老毛子媳妇，生了一堆二毛子。其中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大，我们俩在一起玩拍“洋画”[2]。我赢了，他跟我抢，抢完了就跑，我们就打起来了。打完了，我也没当回事，回家了。谁知，我正端着一碗西红柿的盖浇饭吃呢，那个俄国胖妇女，带着他儿子找来了。她跟我母亲说，我儿子把画拍得翻过来了，这画应该归我儿子，你们孩子把这画抢走了，还把我们孩子鼻子打流血了。他的鼻子是有一点血，但怎么流的血我并不知道。我妈一听，上来就给我一巴掌，啪地把碗都给打飞了。我母亲就是这样严厉，不管你对与错，就是不能在外面惹事。
　　与国共元老渊源深厚
　　伊林：我出生在一个当年逃亡台湾的反动军官的家庭。别人都很惊奇，我这样历史背景，怎么会进入到这个红色的高级圈子里头折腾?其实非常简单，这跟我祖父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刘家的高祖做过清朝提督、军门之类的官。我的曾祖父参加了辛亥革命，在广西钦州率军起事。祖父刘葆村，是早期国民革命的元老，但却不是国民党员，也没参加辛亥革命。但他是从1917年就开始跟随孙中山先生的。我的姨祖父胡亮汉，是辛亥革命的元老，他们这一对“油盐坛子”[3]特别要好。我爷爷跟我说，他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先生的时候，就觉得“孙中山英气袭人，一下子就被孙先生吸引住了”。这是他的原话。这样我的爷爷就跟着孙先生干革命了，先在广州军政府，后来又跟着谭延闿先生，在韶关大本营给给他当财务方面的一个委员。他们俩关系也非常亲密，亲密到谭三，即谭延闿先生经常坐在马桶上跟我爷爷聊天。后来谭三先生任国府主席的时候，我爷爷就给他当类似总统府总管的职务。
　　另一方面，我爷爷跟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何叔衡、郭亮的关系也特铁。共产党还在摇篮里的时候，我爷爷就帮助过共产党。道理其实很简单，他根本就没什么阶级斗争的政治意识，只认定何叔衡、郭亮都是他的好朋友。我爷爷那时做过烟酒税务局的局长，共产党缺乏活动经费嘛，何叔衡就经常跟我爷爷要钱。他们把这些钱再转给毛泽东他们。这帮人在反政府，在折腾，可我爷爷不管那些，因为你是我的朋友，咱哥俩好。他兜里有几十块光洋，就都给他，再要得多，就回家拿上一百块、两百块现大洋。有天，何叔衡见我爷爷说，葆老，我要请你吃牛肉面。其实我爷爷比他岁数小，但他叫我爷爷葆老。何叔衡觉得欠了我爷爷几次人情，吃碗牛肉面总还是应该的吧。我爷爷说，吃完面，何叔衡把这个碗，咣当一下扣了过来，举起拳头砸了个粉粹，说中国就像这个碗，要打碎了重新做。这是我爷爷亲口跟我讲的，他说中国后来还真的像何叔衡说的那样，打碎重组了。这让我印象特深。那时候，像章士钊，也给共产党钱。他是一回给个一万、两万，我爷爷每次是一百、两百，有时多点也难说。因为好朋友嘛。所以在我心里面，所谓的阶级界限从小就很淡漠，没什么概念。
　　共产党也救过我爷爷他们的命。在军阀割据时期，有一次是北军追南军[4]。我爷爷跟我姨祖父都是南军的代表，他俩就跑到株州江边，没地方跑了。正遇见郭亮鼓动一帮工人在那闹罢工呢，他就招呼我爷爷、姨祖父藏到那些船工的舱底下了。北军那一连人端着刺刀过来，问郭亮，南军的军官呢?郭亮说我们这么多人在这里，不知道哇。北军就用刺刀翻，我爷爷说，刺刀就在头上，差一点就捅进来了，吓得他俩趴着不敢动。北军走了以后，郭亮招呼那帮船工，派人护送我爷爷他们到广州，到了比较安全的地方才走。我爷爷说亏得郭亮救了我们一条命。后来，郭亮被国民党杀的时候，我爷爷难受极了。郭亮的头就挂在那个城门上。有半年多的时间，他都绕着那个门走。因为郭亮的头在那挂过，他受不了，总是老远、老远地绕着走。我爷爷并不赞成共产党，但是他和这些人私交挺好，都是好朋友。我爷爷后来讲的时候还非常伤心呢，这么好的朋友被杀了。
　　初识阴暗和自力更生
　　涤西：我算是工人出身，文革时期混了个红五类，但是个温和的红五类。我家这成份实际上不太纯，有点杂，属于老北京人那个范畴。我小时候接受的都是集体主义教育，爱党、爱国这套思想路数。但是，我也看到了社会另一面的一些事情，印象很深。小时候跟我一起玩的一个孩子，他爸爸当时是摆小摊的，体型彪悍，解放前是阎锡山的一个团长。1953年搞镇反运动，有一天，那孩子来找我，说他爸爸被逮走了。我说，是吗?我们赶紧跑出去看，警察正从胡同里往外逮人呢。一辆苏制的嘎斯69吉普车，车帮周围和上面都围上了铁网，然后，逮来的人被五马倒三蹄地捆起来，塞进车里。一辆嘎斯69里塞了十来个人呢。后来怎么样就不知道了。
　　1957年反右，我二姐夫被打成了右派。他当时是物资公司的统计员，对公司的党支部书记有意见，就写了首古体诗贴到那儿，讽刺人家党支部书记。那人家不弄你弄谁啊?这一弄进去就是几十年啊。这件事对全家都有影响啊。当时，大家都劝我二姐离婚，只有我三姐对二姐说：他对你挺好的，而且你们还有两个孩子啊，就别离婚了。你就这么等他吧。
　　他当时被送到德胜门外的一个暖气片厂，当时叫劳改厂，监督劳动。刚开始还准许他回家，从文革前就不准回家了，文革后更不用说了。这样，我姐姐就得经常给他送东西去。由于拎的东西多，就让我这小弟弟陪着她去。我们每次到了那里，要拿着东西蹲在那等着，还得低着头。每逢送东西的日子，劳改厂大门外边的家属就蹲了一大片。这件事让我很受刺激，对我的心灵是有一些伤害的。
　　1959年，我们家先是搬到先农坛南边，后又搬到北边去了。先农坛南边以前是皇帝亲耕的一亩三分地，那红墙齐齐整整，有一米多高。解放后是抗菌素研究所，用来养牛、羊、鸡的养殖场，提供动物血液做药物培养用的。我父亲那时是这个单位的职工。大家都住房困难，知识分子没房，技工也没房，我们原来租的是私人的房，后来就跟单位要房，被分配到那去了。到了那，发现院里的知识分子不少。跟我们一墙之隔，就住着两个留苏的专家。
　　也是从那年开始，全国就进入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了。大家的口粮都很紧张，粮食不够吃，怎么办?我当时只有小学四年级，每天早晨就起来平整坡地，整出有小半亩地来种菜。那地都是硬地，里边净是石子。我先挖了50个坑，把那个坑挖得跟坛子似的。离那不远，有一个以前埋死动物的地方。那儿的土质肯定没问题了。我把那儿的黑土再挪到这些坑里面，垫在底下做肥料，这些都是我自己干的。当时也没人告诉我应该怎么种地。我就自己捉摸，种得可棒了，一个坑里能长出两颗南瓜。一般人可能都没见过，我种出过50斤的大南瓜。我把最大的南瓜送给了小学的一位老师，因为她老教育我一心为公啊、集体主义啊、为这个国家奋斗啊等等。这些思想就是那时在我心里埋下的根，我这辈子后来受的罪也都是因为这个根。
　　1961年的时候，我爸爸说，锅炉房旁边有块空地，你给接过来，种白薯。我说行，后来又种白薯。我把地翻得很深，在小山包上掏了一大堆灰，把这灰垫进去了，浇上水，太阳晒三天，然后把秧子往上一栽，这白薯长得也好大。我属于程序性的人，包括我后来在工厂做划线钳工，做事很细腻，这都跟小时候种地有关系。打个比喻，这就跟理性自由主义与激进自由主义似的，理性自由主义像是做细活的，那激进自由主义就是做糙活的。
　　另类俱乐部——湖南老人会
　　伊林：我爷爷原来在长沙，土改的时候，就到北京来了，后来又写信，把我祖母、二姑和我也接到北京来了。我小时候是跟着我妈妈，九岁后就到北京，跟我爷爷、姑姑一起过了。我爷爷在北京有一个老头子群体，在北海公园、中山公园内经常聚会喝茶，或在曲园、马凯餐厅会餐，叫做湖南老人会。祖父常带我去，见了这位老先生要叫伯爹爹或伯娭毑[5]，见了那位要叫叔爹爹[6]。这个湖南老人会，沾亲带故的，跟共产党的很多领导人，特别是跟毛泽东这个大巨头关系好，不是亲戚就是师友。那帮老头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平日在一起就是下下棋，喝茶聚餐聊聊天，喜欢论政，在一起也说些“反动”话。在他们的眼里头，有好些事都是在小圈子说的，也不传到外面去。
　　这帮人里面有章士钊、王季范、黎锦熙、仇鳌、周道如、刘达奎、文七爹、李淑一等，约六十人，都是湖南人。这些知名的、摔在地上带响的人物，都是当年国民党的高层人物和一些上层的遗老。这帮老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儒家，信天。他们讲毛润之如何，我那时候才九岁多一点，不知道说的是谁，摸不着头脑，后来才知道。
　　1960年饿死了很多人嘛。也许是他们的良知吧，他们直言谴责那时代的许多做法，甚至批评毛泽东本人的一些做法。那些老人，还说些连右派都不敢说的话。例如说，那美国人就是好，人家富裕。美国人怎么会打原子弹呢?他们是不会发动战争的。还有人说，彭德怀说大跃进是搞糟了，大跃进就是搞糟了嘛等等。这都是他们当时的原话。
　　那个文七爹，有一回从乡下跑到中南海的大门口，坐在地上又哭又闹要见主席，说家里没饭吃咯，饿死人咯。警卫人员报告说，门口有一个老头闹。主席问，姓什么?警卫回答姓文。主席说，让他进来吧。那是他表哥呀，他没辙。
　　正因为他们都是些遗老，威胁不了政权;再一个又跟毛主席本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也没人敢动他们。但是，如果没有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我敢说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敢在六十年代前后，如此放肆胡言的圈子了。
　　还有一个故事，也是少有人知道的，就是毛泽东的那首“蝶恋花”。这是李淑一亲口跟我四姑说的。四姑小时候是李淑一父亲的学生。毛泽东诗词做得非常好。“蝶恋花”这首词，你仔细读，确实有感情，但这感情是对谁的呢?一般人都听不出来，其实这是对李淑一本人的。刚开始毛老头追的不是杨开慧，而是李淑一，这一段秘密谁也不知道。我读来读去，一直琢磨不透，我总觉得老毛这感情，应该首先是面对一个活生生的人的，而不是对一个死去很久的人。同病相怜，“同病”事实很清楚，“相怜”呢?于是，我就要四姑去问李淑一。她讲了这段故事，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么回事。李淑一当时跟毛说，润之，我已经有了柳直荀。这让少年毛泽东很伤心，她后来就介绍了杨开慧。我爷爷跟李淑一的父亲是好友，还把我姑姑放在他家作入室弟子，说放在你们家待几年，在家关着门教。
　　所以，这帮老头跟毛泽东的这种关系啊，导致我心目中有两个毛泽东，一个是外边的毛泽东，还有一个是这个圈子里的毛泽东。在这个圈子的毛泽东是个人，活生生的一个人，他不是什么神，他跟这周围老头都一个样，因为他们口里的毛润之，就跟老朋友一样。因此，导致我没有对他特别、特别崇拜，没有那种概念。
　　共产党和国民党就像是一对难兄难弟，今天打架明天握手。像谢觉哉，他跟我姨祖父也是一对油盐坛子，都是学法律的同学。可他们一个是共产党，一个是国民党，可是他俩关系也是特别好。谢觉哉每次有危险的时候，就跑到国民党湖南省法院院长、也就是我姨祖父胡亮汉家里躲起来。我祖父当时也和姨祖父住在一块，你说谁敢来抓。后来，我的两个表姐全是谢觉哉的孩子谢范将军给带到新疆军区去的，连嫁人也都是他给张罗的。我祖父和李维汉也是朋友。撇开阶级分析，这之间是种什么关系?
　　那会儿，湖南经常有人来找刘少奇、滕代远、李维汉这些领导人，跟他们要工作，要钱。因为湖南一帮老乡觉得共产党这些领导人欠他们的，当年搞革命时，得到过这帮老乡的支援和掩护。危险的时候躲到这些老乡家里，经常有这种情况。我听母亲讲，杨开慧被杀的时候，我的曾外祖父傅梅根曾联络了一帮湖南的名士，给何键上帖子，要保杨开慧。何键是我曾外祖父的门生辈，我曾外祖父也是湖南有名的书法家，联名上帖的又都是当地的一些文豪、绅士。虽然没有保下来，但是，你说这情份说得清楚吗?
　　我父亲刘远是1918年生人，王季范的学生，黄埔军校十五期的，比郝伯村低一届，也是郝的下级。我父亲是天然的国民党，抗日战争时期一直在九战区，后来在汤恩伯的部队、陈诚的部队都待过。我们家跟陈诚的关系很铁，陈诚是谭三先生的女婿，宋美龄做的媒，我爷爷跟谭三先生又是那么一种关系。但我父亲不善交际，也不会利用这个关系。在南昌九战区的时候，是我母亲帮我父亲张罗外事、人际关系，我母亲后来又没跟着父亲走。我父亲去台湾的时候，31岁，是个上校，我叔祖父是个少将。当时我父亲带了一营人，不想走了，把一营人撂到江西，他一个人回家了。家里是有老有小，拖家带口的没法走。我母亲跟他说，你带着一个营的人，你要对这一营人负责任啊。这样，我父亲才去的台湾。这是我父亲后来告诉我的。不过，蒋先生只信任江浙人，不太重用湖南人。我父亲在台湾最后也就做到少将，任二十七师副师长、澎湖列岛联勤指挥官。我母亲把自己的老公送上将军的位置，自己却倒了一辈子霉。
　　集体教育和思想启蒙
　　涤西：我有个姓李的老师，出身书香门第。她总是教育我们要爱护别人，这样你才能得到你要的东西，这个教育太深了。比如，她让我们凑集班费，去救济那些交不起学费的孩子。她说，你们自己想招儿，但是要合法合理。我当时是少先队小队长，我会种地呀。于是我跑到天坛南头的那个旧打靶场，那地方很荒野，早期还有城墙呢，后来是阅兵时候坦克车练兵的场地。我就在那里种了好多蓖麻，等蓖麻收获后卖了，把钱交给老师，让贫困的孩子有了学费。那时一个班里总有几个贫困孩子。
　　李老师对我们的集体主义教育并不是坏事，在我们早期的性格形成中起了重要作用，使得人和人之间有个亲近的感觉，互相有个照应。到现在六十多岁了，我们小学同学还能在一起聚会。大家都成老太太、老头了，见面后特感慨，感觉更亲近了。
　　当时学校的教育和家庭的文化背景并没有什么冲突，只是李老师的个性特别强，对我们的教育人性化更多一些。她一辈子没结婚，学生到她家玩，她都管饭。她把自己的感情注入到了对孩子们的教育之中，教育掺杂了一些个人情结。但是，她这种老师是“不得烟抽的”[7]，一有政治运动，她就受点打击或挫折，蔫了，积极性下来了。等政治运动过后，她的积极性又上来了，热情又恢复了。
　　我上中学第一志愿是二十六中，但分数不够，上了第二志愿四十九中。初中时期好像值得记述的东西不多，生活学习都比较简单，学习成绩也一般，不是拔尖的，但也不费劲。印象深的就是四十九中的华侨学生比较多，有的一个班就有十几个华侨子弟。我小学时没接触过华侨，初中时班里的几个华侨全是女同学。我那时不太习惯跟她们交流，她们喜欢用香水，衣饰有的也花里胡哨的，那个年代总觉得别扭，闻着香水味觉得呛鼻子。
　　小学和初中的时候，我开始养成读书的习惯。我和邻居关系都很好，那时对那两口子留苏专家的书籍感兴趣了。我早上五点钟就起床了，摊开一本书，读读外语、经济类书籍，然后再去上学。比如《普希金诗集》、《牛氓》，巴尔扎特、雨果、十二月党人的那些书籍都读，虽然是懵懵懂懂的，但每天这样坚持，一气乱读。后来就把留苏专家家里的书都读了个遍。
　　高中我上了农大附中。学生成份中高干子弟多一些了，班上也有几个喜欢读书的同学，于是有了一个交流读书心得的环境。我们班比较独特，有五、六个学生是喜爱讨论的，因此，我们在高中的三年里养成了一个读书加讨论的风气。那时，我们也看一些“白皮书”，是干部子弟的同学从家里偷着拿出来的。大家都是你看完我看，我看完你看，传着看，然后再一起讨论。
　　那时候，我住校，我妈每个月给我十二块钱。我二哥已经工作，在教书，每月给我五块钱，加起来一共有十七块钱。那时候这就很富裕了，吃饭用八块，其余的几乎都买书了。我在上高中的这三年里买了许多书。
　　我当时记得拿破仑说的一句话：对任何一本书和任何一个陌生的人，都迫不及待地接近他，接收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这是《拿破仑传》里头唯一在下面加了着重号的一句话，它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独立思考，实际上就是自由主义的种子啊。不过当时像我们这样的思考问题、讨论问题，而且还经常有些与大家不一样的想法，家里都不满意，认为我是走上歧途了。
　　大概是在1966年提倡教育改革，我们已经高三了。刘握中对这件事很积极。文革前的毕业考试，他只考理科的数学、物理、化学这些课程，而且只答基础题，整个六十分就行了，剩下的题就不答了。文科的政治、语文，他干脆不答，都写上教改建议。刘握中比较不合群，他吃完饭，就自己思考问题，跟同学交流不多。他挺冲动的，要么不说话，一说话就容易激动起来。他有灵气的一面，老是走在前面，有些新的想法。我的性格跟刘握中不一样，我是很踏实的那种，对教改并不热心，不过这对我们也有影响。所以，文革一开始时，我就跟他一起给校长写大字报。

　　划分“右派学生”和“血统论”
　　涤西：工作组进学校后，就热闹了。各班成立了文革小组，一个班选三个人组成领导小组，我被选中了。另外两个，都是军人家庭出身的学生。来我们班的工作组干部是共青团系统派来的，他给我们班开会，在学生中划左中右，说全校别的班都不划右派，就划你们班的右派。他要划的第一个右派就是刘握中，理由就是反动军官家庭出身，而且老有独特的思想。还有一个工人的孩子，也被划成右派了。他是因为和班里文革领导小组的另外那俩人不对付，对着干。我不同意在中学生中划什么左中右，而且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坚决不同意。可是，我只有一票，人家是两票，两票否决一票呀。这时，学校的工作组组长还说，你不给他们划右派，你立场就有问题，你就是右派。我想这下坏了。
　　不过，我有亲和力呀。于是，我就把班里的三十来个同学聚到河边。把大家叫来，集体讨论这个问题怎么办。我说，咱们都很年轻，十几岁给划成右派了还了得?我家就有个右派，我是有亲身体会的呀!我姐姐这一辈子都处在痛苦中，她的两个孩子也很痛苦，婚不能离，不离婚就得背着这个沉重的包袱，一生的前途都这样糟蹋了。大家都同意我这个观点，就是死不同意。你要是划右派，我就纳入集体讨论，这个孩子是不是应该划成右派?咱们是多数，咱们就给他们来个否决少数。我们班一共有四十六个人，我招来了三十来个人，这三十多票就可以否了你那十几票。我采取民主的方式斗争，就这样斗来斗去的，把时间抗过去了，没几天工作组就撤了。
　　工作组撤走后，我就自己张罗组织了一支红卫兵。我们学校当时有三支老红卫兵组织：“红旗”、“红卫兵”，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八一八红卫兵”。他们两个组织成员都是所谓的红五类。我们的组织原则，基本上是只要愿意进来的都可以，出身不好也可以来。大家都是平等的，这是我原始的观点，很朴素的。不过，刘握中当时没参加进来，他是独行侠嘛。
　　但这时“血统论”就泛滥起来了。有一天，“红旗”的人把刘握中叫过去了，说他出身反动，思想反动，有野心，在办公室里拿皮带抽他。有同学跑来跟我汇报，说刘握中在那挨揍呢，怎么办?我说，在门口等着。他出来后，赶紧把他架到宿舍，浑身都是一道道的淤青，后背都肿起来了。我让同学给他上药，他之后就躲起来养伤去了。
　　伊林如是说：我在文革初期是挨了一次打，那实际上是件使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我们班有一个女同学，她看上我了，同学中这种感情是说不清楚的。她对我挺好，一是我那时候还没有开窍呢，对她没什么感觉;二是她出身那么好，家里是军队的干部，我出身这么坏，她怎么能和我粘粘乎乎的呢?我就没应承。她文革初期加入了学校的“红旗”，结果她找了一个机会，把我骗到他们“红旗”办公室，揍了我一顿。亏得我们班另一个“红旗”的同学出面打马虎眼，所以也没揍得怎么样，我就跑了。就这么一回事，把这看成是笑话也行。当时社会的人性扭曲了。她是把爱、恨两种情绪叠加到一起了。所以，我不同意在感情方面，有什么社会科学问题。按社会科学的概念，这个现象就说不通了。
　　涤西：这时，我们学校就发生大事了。
　　那年的8月26日，我们这几支红卫兵联合开会。这时“红旗”就开始揪狗崽子，说要把学校里出身不好的同学都给揪出来。我一看这势头不好，就叮嘱我那组织的人：人家打人咱们可别打人，人家揪人咱们可不要去揪。我们“八一八红卫兵”中有一个干部子弟，我单独嘱咐他，就怕他打人。因为他有个情结，曾追求我们班一个很漂亮的女生，人家不搭理他。而这女孩出身不好，她爸也是国民党军官，逃到台湾去了。我就怀疑他想去报复人家。结果他们还真揪她了，揪完了就在教学楼前面的通道上，让她跪在那，拿皮带开始抽。那场面惨不忍睹啊，跟法西斯似的，非常凶残。他们让人都跪在操场上，胳膊还得撅起来，做燕飞的姿势，脑袋贴到地上，屁股撅起来。然后，用皮带抽屁股、抽脊梁。
　　这跟当时那幅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是有直接关系的。对联贴出来后，我们班还可以辩论，但在其他班就都不成了。学校里已经没有讨论和辩论的氛围了，形不成反抗的力量。这是比较凶残的一次，全北京也没有这样大规模地打人的。学校教职员工、学生一共揪了一百二十多人，打人的是“红旗”的。那天，我也没辙了，就赶紧给中央写一份报告。我们学校只有高中部，加上教职员工一共才五百多人，结果就有一百二十多人挨打了，而且还打得惨不忍睹。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可不得了。
　　这份报告，我是跟大家商量着起草的，以“八一八红卫兵”的名义，把当时发生的事情经过讲了一遍，有多少人被挨打，多少人被打伤了。这事后来被农大附中称为“八·二六事件”。我把报告直接递到中南海那个国务院接待办了，在那里待了六天。那时，谁也顾不得上这事，所以，报告也没了下文。
　　在这个事件中，我们“八一八红卫兵”中只有上面提到那个干部子弟的同学一个人参与了打人。他后来跳槽加入了“红旗”。不过，到年底他又回来了，而且还主动帮助我们躲避迫害，修建密室。
　　[1] 鸽子中的稀有品种。
　　[2] 北京儿童玩的一种火柴盒大小的硬纸画。
　　[3] 指关系密切。
　　[4] 北军指北洋军阀的军队。南军指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军。
　　[5] 湖南方言，音aijie，祖母或年老的妇女。
　　[6] 湖南方言，音diadia，祖父的意思。
　　[7] 北京方言，意不被重视、不得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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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政治—一条至死不渝的道路

                                伊林\涤西口述（二）



                                                  采写：米鹤都、墨  诞
                                                  编辑：米鹤都



　　“致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的诞生

　　伊林：我那时没有出去串联，一直在关注着文革的理论动向。1966年10月份的时候，我在清华大学的图书馆里碰见一个人，那人个子不是很高，但脑袋比较大。我并不认识他，但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经常会有这种邂逅的聊天，还经常会遇到知己，不像现在首先怕对方是个骗子什么的。我们在一起聊了三个小时。他说要林副主席接班可不行，林副主席不可能像恩格斯那样。他说林彪有法西斯倾向。我当时没有这想法，但是我对红卫兵打人这套东西很反感，林彪不是煽动这个吗?所以对他说的这点也容易接受。再一个起因是，当时有一种怀疑一切论，怀疑一些理论思想、怀疑一些观点，这种思潮对我也有影响。我那时还写了一篇文章，寄给武汉的《长江日报》，就是论怀疑一切，写了大概有一万多字。

　　为什么起草那封《公开信》，关键的是受到北京师范大学的李文博和北京大学的乔兼武的影响。乔兼武1966年8月26日写了“造三个大反——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的大字报，李文博1966年10月17日写了“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的大字报。我为此找过李文博，认识以后跟他们聊过。他们在大字报里鼓吹一种大民主、国家体制改革的新思潮。所以，我们那个《公开信》里头有这个“公社”和那个“大自由”的思想。当时是做了毛泽东赞扬的事情，他对此是赞成的。毛泽东曾说：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是可以的，彻底改善是不行的。这是毛泽东原话，是他看了我们的《公开信》以后说的。

　　张立才那会儿串联去了，他回来后也和李文博、乔兼武认识了。我和立才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他在武汉看到林彪的“九·一八”讲话后，说毛比马恩列斯的水平都高，很是讨厌。我也讨厌那个讲话，觉得吹捧得太过分了。我们俩是一拍即合。虽然我先起草了个草稿，但还没有完全成形，于是，我就把草稿拿给立才看了。

　　这篇大字报确实有很多目的，但有人说主要是反林彪的，其实并不是这样。这可以看原文，我们写公开信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监督——广大人民监督和批评国家领导机构和国家领导人的权利，这在大字报里是公开讲到的。现在，有些香港做学问的人乱写评论，我说你不看看这个目的，这个目的是非常清楚的。我们不是反林彪，只是对林彪有批评意见。这中间有个很大的误会。

　　涤西：10月份，我带着我那红卫兵里的十来个男生，到广州、武汉、成都、重庆转了一圈，回来又转回到武汉。我觉得继续跑也没什么意思，就一个人先回北京了。回来看到这些大字报已经在开始探讨国家改革、大民主的课题了，这对我们俩都有很大影响。这时，大家都在外地串联呢，宿舍里没有别人，我们俩就敞开了探讨，一晚上、一晚上地聊。

　　文革开始后，实际出现了一个机遇，就是激励我们去关心国家大事，去想一些过去肯定不敢想也不可能去想的问题，至少形式上是这样。譬如，是不是允许一般人监督党的领导人这样的问题?这个权利怎么确定?程序怎么确定?国家构架怎么确定?当时觉得这很有意义，很值得探讨。因为我们以前也看过一些白皮书，包括一些探讨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的，还都有印象，有这个原始驱动。我们在探讨中，刘握中提到了林彪的“九·一八讲话”，这个讲话我是在武汉从大字报上看到的。当时看到后就觉得很不舒服，完全是个人吹捧。我们俩对这个“讲话”的观点都是一致的。聊着聊着，他就说，咱们能不能就这个问题写一张大字报啊?我说，写大字报有什么意思，给上面写信意义也不大。其实他在跟我聊之前，就已经写好初稿了。这时，他把那个初稿拿了出来。但他还是胆子小，他说，干与不干，都由你决策。历史就是这样，最后决策干还是不干，是他推着我说出来的。

　　我看了稿子以后说，咱们先不说干还是不干，斟酌一下再说。先把其中一些激烈的文字去掉，换上温和的语言。改动最大的就是批判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第四条。刘握中的初稿列上了“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全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这一句话，但是我把他批判这段话的内容全给删了。因为我一看脑袋就大了，我说这条不能批呀。毛泽东不是说，“唐宗宋祖、略输文采”吗?他多伟大啊。我说，虽然文章我还没细看，但这条一定得拿下来。当时这条批得一个比较牵强，另外一个你就是再温和也不行呀，因为你必须直面毛泽东了，这一面对就越线了。最后的一段文字是我加的。

　　修改完后，我就决策了：干。我说，要干就公开干，不能寄信，寄信是扯淡。公开就得按大民主的方式写大字报。我的毛笔字比他强，大字报由我来抄。落款，我起了个名字“涤西”。这是我在学校写大字报一直用的名字，农大附中的同学都知道是我的笔名，取意是“荡涤西方一切污泥浊水”的意思。其实，“涤西”还确实是毛泽东用过的笔名，我不愿意粉饰历史或再编造，我说的都是挺真实的。我对刘握中说，你快点起个名字。他就在那翻《列宁选集》，翻着翻着，翻到一篇文章，看底下中文译名是伊林。他说，那我就用伊林吧。我们把大字报贴到了清华大学小礼堂旁边的科技馆那里，那里是贴大字报最密集的地方。那天是十一月十五日，我们早晨六点钟跑过去，七点钟贴的。对我们这笔名，后来解释就多了。“涤西”跟“泽东”对应，这还真是挺巧合的事情。

　　贴完大字报以后，我就回家了。晚上，我返回学校时，刘握中告诉我，蒯大富派人把我们的大字报给撕掉了。大字报被撕了，我就有说法了，我们又写了一份，贴到北大去了。这两篇大字报抛出去之后，就有人对那篇大字报表示支持了，也有来串联的了。但蒯大富他们政治敏感性还是挺强的，说我们这是反革命的大字报，反对我们。这时，刘握中闪开了，出去串联去了。后续工作都是我来做了。

　　《公开信》的真正公开

　　涤西：大字报被撕掉后，我感到事态严重了。我一不做二不休，就组织人印传单。我找了班里一个同学刻蜡板，刻到一半的时候，他的女朋友来了，认为这事危险，不让他干，把他给拉走了。我只有自己继续刻下半部分，并且随刻随写了《公开信》后边的那段文字，还加了两个后缀。现在一般看到的是传单上的文章，这最后部分的文字是原来的大字报上没有的。后来在社会上引起震动的也是这张传单。一张蜡纸一般也就能印个八百份到一千份，我亲自推油磙子，不让别人动，我推得非常仔细、小心，生怕这蜡纸破了。我那派的红卫兵是同意我的观点的，我们实际上是一个团队。传单用的是十六开的纸，共四页，其他人负责叠页子，装订。我拼命地印，印了一千二百份，直到那张蜡纸已经不能再印了为止。

　　传单印好后，大家轰地跑出去，分别到各大专院校、各军队和机关大院的门口，一路走一路贴，满世界散发传单。传单的影响实际上比大字报大多了，贴出去后，立即引起社会震动。中央文革、江青要去看的也是传单。我们在大字报上落款写了农大附中伊林、涤西，也直接签上了刘握中、张立才的大名。而传单的落款只写了农大附中伊林、涤西，因此知道我们真名的人并不多。

　　现在回头看这篇文章，当然还是很幼稚的。那时候年轻，刘握中十八岁，我十九岁，而且我们当时对林彪这人物并没有多少了解，也没法了解。为了澄清我们并不是刻意反对林彪，更不是反对文化革命，只是不满意林彪的讲话内容而已。在一种幼稚的担心下，我们提出林彪要改正缺点，不改正缺点的话就要“靠边站”，其实是很感性的东西。这里面分量最重的一个词就是“靠边站”。对这个“靠边站”，我写大字报时就觉得有点忐忑不安，印传单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道个歉吧。所以，我在传单最后特地加了一句话：如果有人指责我们说，靠边站是过分针对个人的话，我们一定接受批评。结果，传单上最后就出现了三个“靠边站”。

　　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当时真诚的表示。后来有很多史书、史评都把伊林、涤西事件说成是反林彪了。当时要真是反林彪，首先我就不干了。我们主要是提意见。

　　伊林：对这篇文章，我们俩是一起讨论、修改的。我起草那个文章时，摘选了林彪讲话中的四条进行批驳。第四条是，林副主席讲，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现一个像毛主席这样的天才。我当时就对这个有怀疑，可是《公开信》中对于这一条的批驳没下文了，后来朋友问为什么没有下文。其实，原来有一段进行批驳的评论文字，被立才给删掉了。他认为这条太尖锐，因为直接触犯到毛泽东了，而且又不好驳。那文章里面已经涉及到毛的权威了，包括毛主席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贡献等，都给推翻了，已经是不得了的事情了。再往下去论毛泽东个人的事，这个问题确实不好去碰。这是立才最担心的。但是，这实际上又是一个大的问题，所以留下题目没内容，这叫立而不论。就留给他老人家自己去猜，去论吧。毛泽东对《二十四史》倒背如流，他能不明白这个?

　　《公开信》是立才决定要公开的。他说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寄过去，那这封信就不能叫做《公开信》了，另一个方案是公开。他最后选择了公开。

　　立才还搞了一个笑话，原来《公开信》正文里有两个“靠边站”，这已经够恶心人的了，两个毛孩子公然敢“狂吠”林副主席两次“靠边站”。嘿，立才担心这两个“靠边站”可能被人家误会，就又加了一个“靠边站”。这可是天大的笑话。文章里的第一个、第二个“靠边站”是我写的，第三个是他加的。他加进去的意思，是好意，是想说对不起，但你们的批评得都不在理。后来，人们开始批判《公开信》，到处都说我们猖狂攻击林副主席到了极点，居然“狂吠”三次，要林副主席“靠边站”。但是，没有几年，林副主席确实“靠边站”了。

　　《公开信》带来的风风雨雨

　　涤西：好嘛，没想到《公开信》把天捅了一个大窟窿，我们农大附中一下子跟开了锅似的，热闹起来了。其实，当时支持我们观点人是很多的。整天学校里人山人海的，络绎不绝。

　　北京各大专院校的、政府机关各大部委的、各大军区的军人，都有来我们学校串联的，好多都是成年人。同学都说，这回咱们学校可出名了。我记得当时万润南[1]也找来了，他说观点可以讨论，而且你们提的也有积极意义，但是应该采取寄信的方式，不应该公开。你这一公开不就伤害林副统帅了吗。还有一个人给我的印象最深了，他穿着呢子大氅，倍儿干净，白衬衫也是新的，皮鞋也特别亮，骑着一辆锃光发亮的永久牌自行车。这人50来岁的样子，一看就是局级干部的派头，说出话来也不一样。他专门来找我要《公开信》的传单，还问我们为什么要公开化?还跟我聊了聊思想背景，看过些什么书?我估计这人是中央文革或者是毛泽东派的。

　　我当时有一个习惯，对每一个人的态度、观点，我都记录在小本子上。对不同意我们观点的，大体上不记录，但对表示感兴趣的，我都有记录。

　　引起我警惕的有这么一件事：这张大字报发表以后，北京航空学院的曹XX找来了，他是军队干部子弟，是北航“中国国际红卫兵”组织的头头。他表示支持我的观点。当时跟他们聊聊，很有意思。他们搞得声势挺大，据说参加者有不少中、下级的现役军人。我也到他们那里看了看，有个白晓宏，原来是反工作组的头儿，是北航红旗第一任的头儿，是顶尖的人才。他用隐喻的、含蓄的文字，让你能意会不能言传，全都是含沙射影地指向林彪。而且他也操纵着北航“八一纵队”。他们的动作比我们激烈凶猛，接连贴出了一问、二问、三问、也问中央文革的四篇大字报。

　　我没有主动靠拢他们，但我与他们保持关系，旁观他们的动态。我看到他们确实在反对林彪，心里也是有些恐慌，相对感觉到安全问题了。刘握中对我说，立才，咱们碰到大个的了，有一群人在反林彪呢……我说，我们跟人家不一样，咱就是给林彪提个意见，咱咋能反林彪呢?反林彪可不是咱们的观点。我马上否定了说我们反林彪，在这问题上还是不一样的。

　　我真正意识到我们行为的实质，还要感谢这样两位姐姐。当时来找我们的有一个化名“红匕首”，一个化名“向阳”的两位北航的女学生，她们的真名我一直不知道。她俩都是将军的孩子，看起来都很精干。她们表示同意我们的观点，但是临走时说了一句话：你们实际上是站在刘少奇的政治立场上的，是右的，是反文革的。这句话“铛”地把我敲醒了，我心一下子就凉了。我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点，被她们点醒了以后，我就开始思考了——这大字报是不是右了?这才开始警觉了。

　　在这前后，刘少奇、邓小平虽然还没被点名，但是大家已经心知肚明了。我们闹了半天落成右的了?这都是当时的实际思想。我没有反省，只是思考，从政治上判断，我的政治角度站到哪里了。我本质上是拥护文化革命的，认为文化革命是在推进大民主，在往国家政治的机构深层改革上面推进，另外，我们反对个人崇拜，于是，我们就开始往这方面探讨。

　　伊林：白晓宏是在11月20日找到我们的。他们和部队有着很深的关系，据说曾联络了数百上千的青年军官。对于我来讲，基本上属于被白晓宏他们支配着的。我觉得跟他们呆在一起有种安全感。立才跟我还不太一样，他主要是自己思考，保持距离。

　　我们的大字报是11月15号贴到清华的，让蒯大富给撕了。第二天，我们在北大三角地又贴了一份。传单是18号散发出去的，印传单全是立才做的事。他是红卫兵的头嘛，有一帮哥们，有抄大字报的、有刻蜡板的、有印传单的、有抄传单的、有发传单的，一套系统。还有我们学校高一的一个学生，叫瓦罗佳，他爸爸是老布尔什维克，娶了个苏联媳妇，生下了瓦罗佳。他是半个苏联人，瓦罗佳就把这个传单递给了苏联大使馆。这令我们有点害怕。

　　有不少人告诉我，《公开信》引起了一连串的“炮打司令部”，这是我们哥俩没想到的。但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那就是瓦罗佳的传单弄得全世界都知道了。本来只是林彪在一个军事学院的讲话，没太多的人知道。这一下子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都非常恼火。你们中共也太狂了，说百分之九十九已经够恼火的了，你还要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高得多，比共产主义的始祖还要高得多，不是站到我们头上拉屎吗?这给了各国共产党一个证据，一连串地群起攻击中共，连阿尔巴尼亚也不买账了。这是瓦罗佳的功劳，也把老毛的火拱起来了。从后来披露的资料看，林彪大概自己也知趣，此后再也没有重复过“百分之九十九”和“高得多”、“几百年”这样地说法了，从此，全中国的吹捧就停留在这个层次上，没有“更上一层楼”。

　　毛泽东是看过这篇文章的。有人说毛泽东给江青的那封信是假的，我们的体会，那封信是百分之百存在的。韩爱晶后来告诉我，当时，江青对蒯大富、韩爱晶说到这件事时，是这么讲的：这两个小家伙名字有点怪。你们对这两个小家伙的批判，不要搞得那么激烈嘛，盖上就是了。你们怎么这么傻，把这大字报撕了。撕了人家就有理由了，他们就开始到处发传单了。还有一次她在北航还说，那篇文章很有文采嘛，你们要文斗。那意思就是要对我们客气些。从后来毛泽东让他们放我出来，也印证了毛泽东跟林彪的分歧时间。他说：改善无产阶级机构是可以的，彻底改善是不行的。这是毛泽东原话。

　　后来，毛泽东在1970年庐山会议果然对“天才论”发怒了，这全记到陈伯达、林彪身上去了。林彪拍马屁拍过了，如果他当初能听进去我们忠言逆耳的话，收敛一点，也许不至于是这样的结果。当时有句话最清楚了，什么毛主席缔造的军队，林副主席指挥的军队。毛主席对这些事，警惕性高着呢。吹捧得太离谱了，连两个中学生都看得出来的问题，毛泽东心里怎么想?我们这件事，多少都会刺激他提防林彪篡权的警惕性。

　　那年12月2日的傍晚，我和立才正在附中宿舍楼三楼北头的宿舍看书，两位穿着没有帽徽领章军装的女学生，推门进来，自我介绍说：“我们两个是北航的大学生，一个叫向阳，一个叫红匕首，我们赞同你们《公开信》的基本观点。”听到有支持者，立才与我便高兴起来，和她们你一句我一句随便聊了起来。文化大革命时期，观点相同的，一起讲话就和气，你一句我一句还抢着说话。要是观点不同，就话不投机半句多。八点多，她们站起来要走。突然，俩人绷起了脸，对着我们严肃地说：“你们要知道，你们实际上是站到了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立才和我听了吓了一跳，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原以为她们会亮出反对者的真面目，她们则又说：“刘少奇、邓小平有什么不好，他们有什么错，他们没有什么错。” 俩人不告诉我们真实姓名，却重复说了她们住的宿舍：“北京航空学院女生宿舍24号楼西边上二楼右边第二间”，要我们有事就去找她们。我们感到惶恐，向阳、红匕首她们那一句话，让我们开始认识到，自己那封《致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的言行，在行动效应上，实际上是站到了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边，站到了刘少奇、邓小平右的一边。

　　“革命群众”抓捕“反革命”

　　涤西：《公开信》发表后，江青、康生、陈伯达都公开讲话了，把我们打成了现行反革命，等于是要画句号定性了。局势明朗了，我们就想做些防范措施了。可是我们往哪里躲呢?我们俩分工，他在校外活动，我在学校看情况。我的几个同学，利用学校已经停用了的浴室，修建了一个密室。你一眼看去，屋子里好像塞满了各种旧家具，实际上有个通道可以钻进去，有一块空地，有张课桌，开开窗子就可以跑到外面去。里面还有床可以睡觉。他们出于同学之间的感情，搞了不少花招。要是没有这个密室，我早就被人抓走了。

　　好像是12月17号，学校里没什么人，我就在密室外边溜达。刚走上学生宿舍的台阶，一个同学就拉着我往浴室跑，把我给推到密室里，然后把门倒锁上。他刚锁好门，北航“红旗”的人马和我们学校“红旗”的人就过来了。我听见他们在外边打我那个同学，让他开浴室的门，他就是不开。可是我们学校“红旗”派了人盯梢，看见我跑进来了。我想这样不行，打开窗子就跳了下来。这一跳，被操场上的那帮人看见了，大喊“抓住他”，就追过来了。我那时候腿还没有因为坐牢被弄坏，跑得相当快。一米多高的栅栏，我腾地就蹿过去了。这时天已经黑下来了，我躲到一个角落的阴影里，那些人从身边跑了过去，没抓到我。

　　第二天，我先去了北航，了解到白晓宏、曹XX都已经被捕了，是中央文革指示韩爱晶以群众组织的名义扭送到公安局去的。我去了北京图书馆找刘握中，恰好碰见他出来。我一看见他就问，你怎么变样了?他说是北航那两个女生向阳、红匕首给了他化妆的用品，还给了钱和一百多斤全国粮票，让我们赶紧逃跑。我说他们已经到学校抓咱们了。我们商量，这样抓我们是违反十六条的啊。所以，还得再写一张大字报，贴到中南海附近去，然后再往外地跑。于是，我们先到了北京市委，那时候市委很乱，有不少空房子，可没暖气，冷得呆不住人。这时，已经是凌晨了。刘握中就说，上我姑姑家去，没人知道那里。

　　刘握中姑姑住在东四。我们进了门，刘握中就倒在床上睡觉了，他姑姑家的人也都睡着了。我在写字台那里起草大字报。大约还不到半小时吧，一道电光就从窗外照了进来。我知道是抓我们的人来了，肯定是跑不掉了。于是我对外边说，你关上手电筒吧，别闹大了。等外面的人关上手电后，我就把记录着那些同意我们观点的人的小本子掏出来，塞到炉子里面烧掉了，否则，将牵扯一大群无辜的人。万润南他们也就这么被保护下来了。外面带人来逮我们的，就是以前我们班经常一起读书讨论的一个同学。他知道这里，这次是他带着北农大“东方红”的人来的，开了两辆汽车。我烧了那小本子后，就把刘握中叫了起来，开了灯，一块出去了。

　　他们把我们一直抓到北农大，天亮后就被警车送进了“半步桥”监狱。我并不恨那个来逮我们的同学，客观上，逮进去倒是少受了很多罪，关在里面多少还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和我们一批被抓的还有李文博、乔兼武。随后，中央颁布了一个所谓的《公安六条》，这跟我们这件事是有很直接的关系。

　　这个事件前后也就30多天。时间虽然很短，但事实上，它导致了反中央文革、反康生的“十一月黑风”、“十二月黑风”，这股风是由下而上的，使正在按部就班前进的文化革命节外生枝地受到阻滞。

　　伊林：白晓宏他们被抓后，1966年12月19日，听到学校的“联动”们说，要狠狠打击敢于反对林副主席的人，我便悄悄离开北农大附中，傍晚时分来到北航女生宿舍24楼二楼右边第二间房门口。敲开门，只有向阳、红匕首她们俩个人。她们见是我，赶紧将我拉了进去。向阳说：17日夜里，韩爱晶的红旗将13号楼军队接待站抄了，将白晓宏、曹伟康他们几个人都抓走了。这时窗外的喇叭里正慷慨激喊着：“砸烂白晓宏、曹伟康狗头!”、“打倒反对林副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她们又反复谈起了两个司令部的事，说你们别犯傻了。她们翻出二十斤全国通用粮票和十五元钱放到我手中，要我快点逃出北京。像姐姐嘱咐弟弟那样，再三叮咛，一定要逃出北京，也不要在外省的城市里，逃到外省农村去，越远越好。她们到楼道里看了看没有人，给了我一顶棉帽子，我就遮着脸很快溜下了楼。但是，与立才正准备第二天离开北京时，半夜在国子监官书院被捕。

　　1968年8月1日，我走出功德林监狱的大门。管理监狱的士兵将入狱前搜去的物品归还我，向阳、红匕首送给我的人民币和全国粮票，仍然在小包里边。说起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危难时的救助，我怎能忘记呢。以后好多年，我多次找寻她们，但不知真实姓名，找了好几年没有找到。

　　第一次的牢狱之灾

　　涤西：我进了监狱，首先问我有什么政治背景，写《公开信》是谁支持的?预审员是个30多岁的军人，他就想要这个背景。他就问我是哪个老帅、哪个副总理支持你了。查出了背景他就能邀功了嘛，踩着别人才能上呀。他倒没有给我用刑，就是发脾气，吓唬我。当我回答我没有背景时，他咣的一下就将一杯水泼到我脸上，逼迫我说出背景来。可是，事实上就是没有啊。其实，伊林、涤西事件比较单纯。当然，这是我的观点。刘握中有另外的观点，他把后边接触的人扯进来了，比如白晓宏。我一直跟刘握中讲，白晓宏他们反林彪，咱们只是提意见，这是两个性质的事情。我还是很客观的。

　　受我们牵连的还有瓦罗佳，在此之前，他跟我们并没有联系。因为他把传单送到了苏联大使馆，他被关进了学校的“牛棚”，实施群众专政了。还有那个帮我逃跑的同学，北航红旗把他给捉到北航去关了两天，还挨了打。再有，帮着我刻蜡板、印传单同学，也受点了苦，帮我张贴发放传单的，都受到点打击。我们被抓之后，他们都退出了“八·一八红卫兵”，我们的组织就这样散了。

　　在拘留所里，我是关在单间。房子很小，大概有七、八平米左右，有个床铺，有一马桶。那里全是小房间，最小的房间只有一小条，没床板，人在里面只能站着或蹲着。半个月能让我们洗一次澡。另外还有放风，这时见面相互可以偶尔说上几句话，时间长了，看守员就喊了。

　　我们是按现行反革命抓的，但是，我一直没看到结论，内定的结论也没见，就稀里糊涂地呆着。一个礼拜提审两次或三次，主要还是抓我们的后台。持续了有两、三个月，实在抓不出来他们也就泄气了。事实上，像白晓宏他们可能有什么背景，可我的确没有啊。那时候我们本身还是拥护文化革命的，没想到落到右派的立场了。

　　坐牢期间，有时也把我们拉出去批斗。批斗的时候，没给我们上手铐。我们悄悄约好，在批斗时就一起喊口号。我们到清华大学两次、北大一次、农大一次，还游过一次街。我们一上台就一块喊“毛主席万岁”这些口号。我们这一喊他们说是扰乱会场，不让我们喊。两个人弄不动我，就增加到四个人对一个，其中有个人，你喊口号他就撕你的嘴，使劲摁着你。

　　伊林：清华大学批斗我们时很凶，我特恨蒯大富。他搞得那个批斗太过分了，简直快要人命了。后来我见到他，跟他说了三次。我说，老蒯，蒯大哥，你可真了不起!当时差点把我们揍死了!他说，你当时反林彪呀。

　　涤西：对蒯大富我开始并不恨。为什么呢?因为他反工作组，我也是反对工作组的。工作组要在我们班上划三个右派，为了保护刘握中，我和工作组进行了激烈斗争，有这么一个情结在里面。后来，他撕我们的大字报，我就对他不满了，恨他的成分就慢慢地滋生了。

　　关押到四个月的时候，我就写检查了，不写是过不去的。我觉得总得想办法出去啊，这样何时是个头啊?我先写我认识不足，他们不满意。于是，我又检讨，我犯了右倾错误，对文化大革命不负责任。不这么写通不过啊。白晓宏在我临出来的时候，也低头认错了。刘握中也就跟着低头了。

　　我是1967年5月最早放出来的，没有任何结论。公安局的车直接把我送到学校，接着学校就组织大会批斗我。其实，应该死不认错就在里面呆着算了，出来反而倒不好了。所谓群众专政都是暴力的，受的罪更大。批斗大会后，他们把我关在办公室里待了几天，后来就自由了一小段时间。

　　我回家后，我妈看着我就哭了。她是朴素的劳动人民，她说：立才，你要告诉我，我就不让你干了，可你干了就没辄了。我原来拥护林副主席，我现在不拥护了。我父亲抱怨我母亲说，都是你惯的，结果出了这么大的事。我父亲跟我是很温和的，也不直接说我。我对他说的话，也不当回事。但我怕母亲，母亲说话对我是一句等于一万句。自打我被抓进去，我母亲就吃不下饭了，1967年7月得胃癌走了。

　　毛泽东派人救了命

　　涤西：我放出来后，一起关的刘握中、白晓宏他们都被转到北苑学习班去了。为什么先放我?内幕我不清楚。我出来自由了几个月。但好景不长，学校又把我关进了牛棚。地点就在学校一楼原来的教研室，那里不是宿舍，好管制。当时不叫牛棚，就是不让你回家，限制你的自由，实施群众专政。白天强迫你劳动，夜里有人看守。

　　牛棚比拘留所更可恶，整天在山上开采石头，重体力劳动。那时，我一顿饭能吃二斤馒头。我干活肯动脑子，技术好。我能找到岩缝，能判断石头的纹理走势。知道这块山石怎么能给采下来，而且还开得方方正正。于是，由我指挥凿，凿完了用手推车从山上运下来，修学校的桥基。这样，我在学校牛棚里待了一年半。那段时间，我三姐每个礼拜都骑着自行车给我送食品、粮票和钱。这种亲情支撑着我，我俩感情最深，无论多困难，她都帮助我。

　　伊林：我是1968年放出来的。刚被抓进去时也没感觉到害怕。这还要感谢一个人，就是拘留所的丁所长。他胖胖的，个子不高，真是好人哇。他对我们这些孩子挺亲和的，我们从他身上得到不少温暖。老蒯快把我们斗死了，他来安慰我们，给我们送红药水，帮我们擦伤口，真的挺令人感动的。这对我们挺住自己的底线，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力量。他是个老警察，听说是从公安部挨整下来的。那老人真好，而且他胆子很大，对我们这样反林彪的人，他还打开牢门来和颜悦色地安慰你。他说，群众斗争嘛，反正是受点苦，难免有过火现象什么的。你们小孩子也不懂事。他没有把我们看成反革命，一点概念都没有。所以，我时常会想起他，非常感激这些人。张立才及与他同牢关押的谭力夫，对丁所长也都有很温暖的记忆。

　　我从拘留所被转到了北苑学习班，是第一期。陆定一的儿子陆德没有能来，还被关押在功德林，他对我很好，隔着窗户给我唱歌，小声唱像哄小孩一样，他没能转到学习班，我很伤心。白晓宏等人是第二期。里面当时关押了一大批“黑帮子弟”，里面什么人都有，也有些挺浑的人。负责北苑学习班的武代表，当时是八三四一部队的师政委，兼北苑学习班的军代表。我们那会儿天天和他们在一起，他和营长李守文对我特好。我们这些案子是绝对判不了刑的，是在毛泽东掌控之中，别人也沾不了手。毛泽东在文革中对中国人民、对历史造成了什么，人们可以是一个评价。不过那时对我个人来说，他老人家可是恩人。

　　我在学习班里呆了一个半月。出来后，学校对我实施群众专政，先把我关到地牢里、水牢里。跟谁关在一起呢?就是那个瓦罗佳，当时说他是苏联特务。后来又把我关进了牛棚。那牛棚可真不如监狱，在牛棚里把人整得要死。监狱还有毛泽东管着，不会越过太多的分寸，可牛棚就不同了，所谓群众专政，打人往死了打呀。我后来真受不了了，傍晚在同学张若宏的掩护下，就从牛棚逃了出来。我跑了以后，张若宏却因此挨了一顿打，代我受罪。

　　我逃出来就去找武政委，说我受不了了。然后，他亲自开着一辆吉普车，带着两个干部。其中有营长李守文。他也是我的恩人，对我也特好。他们几个半夜里来的，找我们学校军宣队的马团长交涉。他们说，无产阶级司令部已经把他放了，你怎么还关着他?双方僵持到天明。那马团长坚持不干，顶着不肯放我，但是对我的态度稍微好了一点。结果没过几天，突然来了一个营长，也姓李，居然把这个团长赶走了。而且李营长亲口告诉我，他是直接奉毛主席司令部的命令，专门为解决我们的问题来的，他已经把马团长请走了。这是他的原话。他是由八三四一部队派过来的。我心说，谁这么大本事?一个营长能把一个团长赶走?除了毛泽东那道令箭牌以外，别人恐怕没这本事。后来他在学校开个大会，让我俩检查了没十分钟，照章念了几句，就没事了，我们就自由了。那可真是救了我一命。

　　[1] 时为清华大学学生，后为四通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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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政治—一条至死不渝的道路

                                伊林\涤西口述（三）



                                                  采写：米鹤都、墨  诞
                                                  编辑：米鹤都



　　上山下乡和林彪事件

　　涤西： 1968年下半年，学校开始分配了，刘握中到山西插队去了。我虽然脱离了群众专政，但学校没有分配我，同学们都走了，我还在学校呆着呢。

　　后来，东北建设兵团来招1969届的学生。因为是边境，人家对政治条件要求还挺严格。学校的军代表对我还不错，他说，你去跟建设兵团的人说说，看人家要不要你。你拿不下来也没损失。我这人亲和力强，能聊，给人的印象也不错。于是，我就自己上去公关了，三下五除二，把来招人的团长给摆平了，他同意接收我。这样我就去了东北建设兵团的一师五团，在五大连池那里。

　　我到了那儿，先让我住在招待所，然后教小学的数学课。他们都知道我是反革命。海淀区知青办公室送我们过去的老夏跟我说，你可是现行反革命的底子，要积极表现啊。那招待所就在五大连池的边上，大厚墙，热炕。我带的箱子是我家的老箱子，里面装了很多马列书籍，卸的时候感觉特沉。人家还问我，你这装的是炮弹啊?怎么这么沉。其实，我是做好了长期呆在那里的准备。

　　谁知才四个月，我这个关节因为天冷就疼上了，疼得我在那里呆不下去了。正好老夏又送第二批人到东北来，也住那个招待所里。于是，我就又去找他，开始向他公关。那时候公关不像现在用钱、用各种贿赂手段。我就和他下象棋，靠嘴皮子，用心理战术去磨。果然让他把我又弄回来了。1970年我分配到天桥皮鞋厂下属的一家生产可控硅的工厂。

　　那段期间，我和刘握中失去联系了，我们也不敢联系了，心想，我们俩都是反革命，就别再挂钩了，让人家借此再整我们就没意思了。

　　伊林：我们从1968年分手后，就没有来往了。我每次一回北京，派出所、居委会就明确告诉你，你是被监控的对象。所以也不愿惹事。那期间，我在农村苦是很苦的，1973年他还给我寄过白糖。

　　涤西：1967年清华附中有个姓陈的学生，曾给林彪寄了一份信，批判林彪，但没有公布于众。结果，他也被监狱关了一段时间，后来去插队了。我是通过清华附中的同学认识他的，曾去找过他。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最早就是他告诉我的这事。我得知这个消息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林彪真完蛋了，我马上就联系刘握中。这当中又有个黑色幽默。我给刘握中去了封信，那时候群众的“革命警惕性”高啊!和刘握中在一起插队的还有我们学校其他一些同学，其中一个同学看到是张立才寄来的信，也许是怕我们有什么“反革命活动”吧，就把信给私拆了。打开一看，哎呀，张立才居然说林彪完蛋了，这又是恶毒攻击、反革命行为啊，他马上就去检举啦。

　　伊林：那老兄闹了一个大笑话。他跑到公社检举我们俩反革命死灰复燃，结果那公社干部拿出文件来了，说你看看，是不是林彪已经叛党叛国了?那小子一下子就蒙在那了。

　　涤西：林彪死了，我又和刘握中接上线了，我们都如释重负。我当时还在学徒呢，他马上让我给他寄东西。他在乡下苦得要命。这也是我一直欠人家的，所以老照顾他。

　　那时我们还没平反，但已经不算个事了。共产党办事就是稀里糊涂，也不认错，也不给你搞清楚。其实对于林彪，从我个人来讲，我并没有反对他，但也没有想到他是这么个下场。

　　未忘忧国再度入狱

　　涤西：我在工厂里有段时间还挺受重视的，因为我能干活啊，很快就能顶把手用。批林批孔的时候，人家写稿还让我代写、修改。逐渐，我和很多朋友恢复了联系。当时处于极左的氛围中，我的思想算比较右的，还是感觉到压抑，就又想发表点意见。

　　1972年初我和刘握中又合作了一次，写了篇批左的文章，题目是“论无产阶级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还是他起草，我修改。这次我们用的都是真名。我们认为，中国到时候了，应该从左向右转了，大体就这个意思。我们给《红旗》杂志送去了。稿子当然不可能登了，反馈回来后，工厂搞政工的又开始盯上我了，老找我的茬。

　　这期间，北京发生了一件事，以李厚祥为首搞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这小组的人员很多，但我不知道他们是反江青的。他想扩大影响，要找一些支点，就找到我了。我那时还在皮鞋厂，和一个同事经常在一起下围棋。这个同事后来就介绍李厚祥来，我们表面上是作为棋友认识的。我们聊了政治形势，都对那种极左状态不满意。其实，公安局早盯上他们这个共产主义小组了，正准备收网呢。后来把他们逮捕了，我也沾了个包。不过，我没参加过他们的任何活动，什么情况也不知道，所以没逮我。但是，我和他们有联系，再次引起了政工组的注意。

　　1973年以后，工厂重组，皮鞋厂下面不能搞电子产品，我们那个分厂就并到北京仪表局了。重组以后，政工部门还盯着我，前后盯了我十个月的梢，老想找我的茬。这时正好出了一档子事。一天，我跟同事下班后在配电室下棋。他把电炉子打开了，我看到了但当时没有理会。下完棋后，我们俩一块出去，他回家了，我上了三楼的车间。不久，烟就熏上来了。我才想起来，坏了!刚才电炉子没关。于是，赶紧冲到一层，已经到处是烟了。我看到电炉子把撑东西的木梯子烧着了，起火了。我当机立断冲了进去，把七个电闸都关了。电闸热度很高，我的手被烧得嘎巴了，头发也烧没了。火灾不严重，只是把配电室烧了。大家就送我到医院去了，刚包扎完伤，工厂保卫科就来人监控我了。

　　一会儿，警察也来了，把我带到宣武公安分局去了。我为人正派啊，主动承担了责任。我们俩从一个屋里走出来，我要是顺带注意一下，就不会引发这个事故了。但不管怎么说，我都是救火的啊。

　　宣武拘留所的预审员是个很左的人。他上来先审问我给《红旗》杂志投稿的事，我说这是我的观点，而且真名真姓地给党刊投稿，怎么了?然后，又审我跟那个“共产主义小组”的联系。我说我跟他们只是认识，我又没有任何活动，又怎么了?第三件事，他才问我对失火有没有责任。我说我有责任，他记录了，让我签字。我也按了手印。于是，我就等啊，等了有七、八个月了，他们还关着我。到第九个月，他们才再次提审。这回换成宣武法院的法官了，但还是在宣武公安分局审理，一共审了我三次。法院这次不提别的事了，就说失火。他们问我，失火你有没有责任，我说道义上我有责任，法律上我没有任何责任，而且我还有功。在火灾危难时刻，我能拉开七个电闸，使火势没扩大，如果火顺电线跑火，那国家损失就大了。我手烧焦了，头发烧没了，好多人都亲眼看见了。我说，你说这火灾是谁造成的?不是我造成的，我没有任何法律责任。那个同事的父亲是北京市委的老干部，你们不敢抓他，怎么把救火的抓进来了?你们连点良心都没有。我在法庭上说到这儿，一杯热水咣地就泼到我脸上。这就是共产党的法官，一点不知羞耻，都是些官本位的混蛋。几次审讯下来，他们失望了，没法判我。到第十个月把我放了出来。

　　我被糊里糊涂地抓进去，糊里糊涂地放出来，也没有个说法。后来，我就往宣武分局递申诉材料，这才重新给下了个结论：说我还是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但是对于失火还是有一定的责任。因为这不是法律上的结论，你跟他辩解也没有什么意思，他就是要给你留个小尾巴，证明他抓得没错。也幸亏我那位同事，死咬着说电炉子是他开的，我没有动过。他要是稍一改口，我就得被判刑了。

　　1975年被放出来后，就不能再回原来厂子了，转到了牛街的无线电十二厂。到那以后，每天做重复性简单的劳动，就是给电阻烫棒，这是我最腻味的。于是，我就每天睡会觉，睡起来再干活，就这样我干的活儿都比其他工人多一倍。工人每天应该干八两算及格，我老是一斤六两。厂长、书记来检查，说张立才这小子，我看他光睡觉了，怎么还干了这么多活儿啊?

　　那个年代，做个非常正派的人走过来，都很难呀。

　　我在“四五”当中

　　伊林：当年，在华国锋之前，用非常手段对付张、江的想法，并不是孤立的。1975年5月间，我在前门大街上碰见白晓宏。我们走到前门城楼下面僻静处，他告诉我：一些将军们对江青、张春桥他们倒行逆施，已是无法忍受。有次军队的会议上，谈起四人帮的某些行为，几个将军气得拍桌子。白晓宏说得激动起来，有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我说：“可以采取‘清君侧’的办法。”他说：“先到两位将军家里聊聊再找周荣鑫，看他能不能说通邓小平，邓小平不点头不行。”我说：“恐怕邓小平没有这个实力，面对主席，也没有这个胆量。”约定，秋天他来找我。

　　5月25日，辞别朋友，乘车往南方长沙，到母亲那儿去。列车中午至汉口，下了车，傍晚，来在武昌桥头。有感，作《念奴娇》词一首。记载：“5月间朋友来，谈及有将军们拍案而起。吾与之商，回湘探母后，与之共事。过武昌桥头，有感，作此词。词曰：

　　惊雷过后，

　　望天涯,无数峰岚寂寞，

　　浊物中流摧砥试，

　　两岸清清濯濯。

　　引月生华，

　　斜阳下桂，

　　收满一天色，

　　凉风帔意，

　　桥飞惊起鸦落。

　　神意未到十年，

　　江山容媚，

　　雄伟应如旧。

　　璧玉连城藏画语，

　　兰艇瑶池归泊。

　　立宇楼台，

　　环宵舞榭，

　　翠荫云中路。

　　晓天素手，

　　弦歌弹与谁说?

　　秋天来了，但一直到深秋，没等来白晓宏，却看到了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

　　1976年春天，中国发生了广大群众悼念周恩来，并以此表达对于毛泽东的不满情绪，对于执行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的“四人帮”则是极为讨厌与反感。4月5日上午，天安门广场国旗右前方聚集着上万人。因为广播了对总理不敬的语言，一辆灰白色宣传警车被愤怒人群把车掀了个底朝天。一名男警官和两名女干警，被倒斜困在有点变形的小汽车内，车门打不开，苦苦哀求围住汽车的群众，放他们出来。当时，呼口号声，此起彼伏，人群的情绪越来越激烈。有人喊，烧死他们!对，烧死他们!有几个学徒工模样的小青年，从衣服口袋里摸出来了火柴。其中一位，距我很近，瘦长的个子，白净的肤色。他打开火柴盒，拈出一根火柴，划了一下，因人群挤动，没有划着。当他正准备划第二次的时候，我迅速伸过手去，按住了他的手。我说，小伙子!不能死人，一烧死警察，他们就有镇压的口实了!那几位小年青听我讲得有理，就顺从我，把火柴放回了口袋。我招呼大家，把推翻了的汽车，再翻了过来。警察推开汽车门，出来了。他们那份终于得救后的心情，连连向人群表示感谢的样子，至今有时都还在我脑海中盘旋。一位女干警，她特意向着我表示了感谢，似乎在倒置的车箱内，她听到了窗外的几句对话。我当时下意识里，隐隐约约觉着，你们不应该感谢我，真应该感谢第一监狱的丁所长，那位慈祥的长者给了我真善美的启迪。

　　约摸过了一、两个小时，纪念碑放花圈的地方，人群突然骚动。人们在追打一位穿深色衣服的男子，指责他说了一些贬损周恩来总理的话。那男子朝西面人民大会堂逃去。人民大会堂东门多层台阶下面，军队用人墙布置了五层阻拦线，士兵们手挽着手。那男子出示了什么证件，士兵抬起手，让这个对总理出口不逊的人，钻了过去。他跑上台阶，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前回头望着。他本来就是从人民大会堂内出来的。群众被拦在广场干瞪眼，过不去。于是人群急了，开始是几千人冲击军队防线，一会儿便增加到几万人。几万人推搡几次，冲击了几次，但是铜墙铁臂，冲不开。那时的民众，经过文化大革命运动，懂得策略。几次冲不动后，大家冷静了下来，做军队的工作，动摇军心：“你爱不爱总理?”“你怎么能保护骂总理的人呢?”军官回答：“我们和你们一样，热爱敬爱的周总理。”这时，我在人群之中，跳起脚举起手，高喊了一句：“人民子弟兵爱人民!”我个子本来就高，嗓门也大，在这一声“首发”的启动下，数万人齐声喊了起来：“人民子弟兵爱人民!”接连喊了两次，类似的口号又有人带头喊，奇迹发生了，士兵们、军官们散开，民众冲上了台阶，民众冲上了人民大会堂。

　　过了响午，肚子饿了，就到立才家去吃饭。朝天桥走的路上，不知怎么有个古怪的念头忽然闪到了我的脑海里：今天要是那个学徒工，划着火柴丢了进去，把三个警察活活烧死在警车里，那事情就天大了。按毛爹爹的性格，他拼着最后一口气也会有所作为。他老倒是不会残酷镇压广大群众，倒是会对邓小平采取极端措施了。

　　过去四、五天，一天下午，街道主任黄大妈走进我家，叫我去顶银胡同居委会，说是有点事。走进居委会，里面三个警察，我以为事发了，要抓人走。有位老警察坐着，手里拿着一个本子和一支笔。他示意两位小警察拿张凳子给我。小警察好凶的，拿张凳子向对面墙边地上一甩，便恶狠狠地对我说：“你老实交待!”老警察，显然是一位领导，他示意两个小警察不要说话。审讯开始，老警察便先告白：“我们是例行公事。你说吧，四月五日那天去没去天安门广场?”文化大革命，练就人们一项本领——当面撒谎，不带脸红的。我立即回答，没去过，没去过，那几天，我天天在家。他又问，你确实没去过?他看了我一眼，好像在示意我：就这么回答。他大实话都说了，“例行公事”嘛。我当然一口咬定没去过。他做了记录，审讯前后加起来也就十多分钟，就结束了。老警察，面容削瘦，但态度温和。两位小警察，都面有红光，却像戏剧里的衙役一样，吆三喝四的，真不知道他俩为哪个主子卖力?我出到院子里，看了他们一眼，心里说你们怎么这么蠢呀。

　　第三条道路

　　涤西：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时候，我也到那里贴了诗。大家要发泄嘛，那里是一个发泄的场所，是解压阀，跟北大三角地一样，一个道理。现在这个社会缺的就是解压阀。那时，刘握中已经回北京了，分在北京火车站旁边的那个开关厂工作，住在他姑姑家里。

　　刘握中初中和李冬民是同学，所以介绍我跟李冬民也认识了。在毛主席刚逝世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实际上写的是第三条道路，预示中国社会变革的前景。那时还没有人敢提这些。当年，我们的《公开信》是全国率先提到大民主、提到普通群众监督党和国家领导人权力这一敏感问题的，被说成是“惊雷”，实际上它具有探索民主程序和体制的意义在内。那时，向阳、红匕首不是说我们右吗，那我就想再往右的方面探索一下，看看向右的这条道是不是能走得通?我早就看过考斯基、伯恩斯坦、卢森堡的那些理论，他们的思路对不对?这时期我也经常翻阅美国历史，给我震动最大的是它的政治民主手段，在众多管理型态中可以说是最优秀的管理型态，是符合人民最大利益的。这个对我影响很大。刘握中看了文章后，就把李冬民领来了，非要我的这篇文章。我说，我这文章没署名，不希望传给别人看。你看完后要还回来。

　　1978年，李冬民很欣赏“第三条道路宣言”这篇文章，他把它在北京的青年人中广泛传阅，这才引起人们的注意：第一条道路指的是毛泽东左的路线;第二条道路是指刘、邓温和的路线，但是他们不主张政治体制的改革;所谓第三条道路就是全面的，即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必须以政治改革为前提。我没有引用马恩的理论，当然也不能引用考斯基的话，是用自己朴素的语言分析和阐述。文章正标题是“目前形势分析和几点估计”，副标题为：第三条道路宣言。

　　文章通过大量分析，提出几点估计，最后提出一种思想，引出一个趋向来，很清晰地阐述了第三条道路。文章都是从正面说的，这样抓不着什么把柄。我也支持邓小平，希望邓小平按这个路线前进，因为他是可以代表民意的人物。当时我也比较成熟了，布朗基主义早就扔到一边了，反过来研究一下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是有意义的。社会民主党推崇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如果通过议会斗争社会主义能够和平长入资本主义，那是件很好的事。这点我喜欢，符合我的性格特点。刘握中大概属于激进自由主义者，我大概属于理性自由主义者，这也就是我俩的不同之处。

　　李冬民事件的起点就是从第三条道路开始的，他们到我家里来，一起开过五次会，探讨这个问题。李冬民把这篇文章也传给他那些核心人物看了，然后在一起探讨。在原清华附中“井冈山”组织负责人刘刚家也探讨了一次。这些人中有偏左的，李冬民、刘刚是偏左的。我们被定性为右派，钟加仑那一伙也是典型的右派，钟当初因为反林彪，在军队被判了二十年徒刑，还差点把他杀了。这些组织工作都是李冬民做的。后来有一次开会，决定要公开上街刷大标语，钟加伦他们提议要把重点放在打击刘传新上。刘传新当时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局长，是镇压“四五事件”的刽子手之一，要写就写这个。大家对要求平反天安门事件没有不同意见。然后，讨论提出平反“四五”运动的方案，标语内容是明确的：“必须给四五运动平反”、“刘传新必须为血腥镇压负法律责任”。那时候我们就提出了法律的概念。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最后，争议的焦点落在呼吁恢复邓小平职务和领导中央工作的问题上。拥邓的问题是我发起提出来的。第三条道路提出民主改革，这谁都欢迎，年轻人有共同的趋向，希望社会越来越开放，越来越民主，这毫无疑问。但对政治民主改革这点有异议，分歧就在拥邓这个问题上。李冬民开始处于犹豫状态，他说不能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这是一个理由，但现在中国还是一个自上而下的高度集中指导下的政治体制，如果这个体制内出现能够推行第三条道路的代表人物，那也是件好事。做一个自下而上的群众性呼吁，要推出一个代表民意的人物。从这点来讲，邓还是能起很大的作用的，历史学家也会认可这点的。我们就反复做李冬民的工作，他也不坚持，最后大家统一了。大标语就贴出了“坚决拥护邓小平恢复中央领导工作”等口号。现在看，冬民的意见是对的。

　　走在历史的前沿

　　1977年1月8号，我们在天安门前贴标语条幅。当时是我和刘握中去刷的标语，大标语是我的手笔。这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啊。写标语的房间是李冬民安排的，并准备了书写工具及纸张。钟加仑是部队的，他派了两个战士，提了四桶浆糊，自行车后面上放一个杠子，一边挂一桶。他自己开一辆无牌照的汽车，开到前门那儿的广场上，刷完后就赶快上车走了。我和刘握中从天安门一直贴到王府井的海洋局那里，能贴的地方都贴上了。景山三座门总参那里我没去，刘握中去了。

　　文革十年，北京的中学生在很多地方超越了大学生。文革初期不说了，这时毕竟是我们这些中学生首先把恢复邓小平职务、给四五平反的大标语贴到了天安门。不管事后说，我只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功劳也好，但我们毕竟是做了这件事了。说白了，这是一种历史的担当。我当时也想到可能会再进监狱，但总是有一种对社会的责任感，对“两个凡是”的厌恶，因为它阻碍社会的进步，不把这个结解开中国怎么前进?现在又有一个结，不管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多大经济成就，但三十年来对文革体制还不调整、不修正?该修正地方太多了，经济自由主义泛滥，引发腐败;民主文化的沉沦，其毁坏不亚于文化革命啊。这都需要理性的回归。现在哪个利益集团能够放下自己的利益，推动全面的改革?

　　很快，在北京市委吴德等人汇报后，华国锋下令把李冬民等人下狱，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罪名之一居然是要抢军火救王洪文，简直风马牛不相及，真敢编呀!李冬民被抓后，我和刘握中都没被抓进监狱，这一次又是群众专政，关了我七个月。我的关键问题还是第三条道路，吴德认为这是个把柄，在审查我的时候就说，你是李冬民集团的骨干、理论家。后来，丁国钰派来的工作组撤了，才放了我。当然，还是糊里糊涂地放的，什么也没说。我现在走路一瘸一拐的，这个腿病就是那时候关在地下室弄的，浑身起那红疙瘩，大骨节病关节炎，摧残人的身心啊。到现在也没人管。

　　伊林：我和李冬民是初中同学，原来不熟悉。后来联系上，谈得很投机。约在1976年11月下旬。我向他建言，提出发动首都的民众，公开呼吁两条要求：一是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二是要求中央让邓小平恢复工作。要说渊源，应是来自10年前，向阳、红匕首挑明的那一句话语：“你们要知道，你们实际上是站到了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也是10年前秋日，李文博、乔兼武“新思潮”的民主自由启蒙。

　　对于第一条，冬民当时就认为可行;对于第二条为邓小平出来恢复工作呼吁，他说让他考虑一下。冬民做事很有条理，过了两天的一个晚上，冬民到南纬路的立才家，我们在等他。他说，第二条，呼吁要求邓小平出来恢复工作，可行。我们三人讨论到11点多，冬民才走。我们认为，今年“四五”时，希望变革的上下各阶层群众本来就同情和支持邓小平，现在呼吁邓小平出来恢复工作有广大群众运动的基础。如果成功了，也就将“四五”群众运动的民主作用显现出来了。华国锋、汪东兴他们，若没有“四五”时期各阶层广泛的民意基础支持，他们是不敢发动部队逮捕“四人帮”的，华不敢下这个决心。所以应当看清，“四五”运动在历史上的效应。

　　第一条要求为“四·五”天安门广大群众运动平反与第二条要求邓小平出来恢复工作，两条内容是密切相关的，相辅相成。立才拿出来毛泽东主席去世之际写成的《第三条路线宣言》，该文很有新意。我接过来，交给了冬民，要他看一看。《第三条路线宣言》认为，中国应立即同时开展民主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既不能走文化革命的路，也不能走文革前十七年的老路。冬民觉得好，带走给其他同仁。这样，立才《第三条路线宣言》就传开了，成为“李冬民事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问题。准确点说，这是“李冬民事件”的主要理论基础。

　　我们在1977年1月7日夜开了一次小型会议，冬民提出第二天公开贴标语时，应有一张批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的标语，被钟加仑否定了。到现在，我还非常佩服钟加仑，他提议将吴德的标语，置换成“公安局长刘传新应对天安门流血事件负法律责任”的标语。钟加仑改定的这条标语对后人有着法律警示作用。标语贴在天安门下观礼台上，以后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自杀了。

　　“李冬民事件”并非遵循那种“不破不立”哲学，没有一点反对华国锋、吴德的意思，只是呼吁让邓小平出来恢复工作，没有“破”，只有“立”。但这不知刺激了华国锋、吴德哪根神经，后来他们自己闹到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亲自指示逮捕李冬民等人。据说为此事，全国各地抓捕关押了400多人。

　　历史是严肃的，但有时却会跟你开玩笑，而且玩笑会开得让你很难过。1989年6月4日，我又在天安门广场。我午夜过后往天安门广场走。天桥方向，子弹的弹道不停地划破夜空。广场的南半部，上万手无寸铁青年学子们，平静地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广场的北半部，浓烟滚滚灯光暗淡，天安门城楼已看不清，下面东西两厢全是黑压压的军队，军队方阵前面是一辆燃烧着的装甲车还是汽车，火光比灯光还亮。我站在国旗的旗杆旁边，孤零零的，我自己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就那么久久地佇立在那儿……

　　自己写的平反结论

　　涤西：我被放出来，厂子就对我好一些了。工厂有一千多台旧电动机要更新，要花三十万买。厂里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了。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修好了其中的八百台，省了一大笔钱。厂长立刻对我刮目相待，正好机加工的划线钳工要退休，他就让我顶上去，对我说，现在缺一个划线钳工，你试着来吧。划线工是高级钳工。我就跟那个老钳工说，我没干过，你得传授我两天啊，他说行。可他第二天就走了。我想坏了，这活儿干不好别又成反革命了，因我一个人造成停产，责任重大。我当夜就找我叔叔去了。他是高级技工，马上给我解释这程序。学了一晚上，第二天我就上阵了，一个零件都没出问题，没出过一次差错。就这样，在划线钳工这个岗位上干了两年左右吧。

　　刘握中是1978年考上了大学，到人民大学上学去了。我是被耽误了，没能去考大学。大概是1979年我给胡耀邦写了封信，是关于伊林、涤西的平反问题，直接寄到中央组织部。很快，北京市公安局就来了一个处级干部，岁数挺大的。他说，我给你平反来了，结论你可以自己写，我们给你打印、盖章。我说，那不行，当初是公开给我打成反革命的，我现在也要公开平反。这个结论，我可以自己写。

　　那时刘握中还在上大学呢，我跑去找他。我说咱们的平反结论是一样的，要自己写。刘握中说，那你写吧，我上学呢。我说现在探讨的是要公开平反的问题，看能不能同意。我自己写完了结论，交给公安局这个处长。他挺鬼的，打印出来以后，他直接发给仪表局政工科了，没有搞公开平反。不过，他还是把意见反映上去了。

　　之后，徐明河——一位新华社的老编辑，找我来了。他约我给《瞭望》杂志写一篇关于伊林、涤西的历史回忆。我也不能把自己说成是反林彪的英雄吧?我写得还是比较温和。之后，他帮我发表了，署名是张立才。这是很高的荣誉了，说明各方面开始重视你了。工厂认为《瞭望》是党刊，各党支部都订阅。这样厂里都知道了，全厂都嚷嚷开了。书记找我说，党刊开始登你的文章了，全厂都轰动了，你还是很正确的。你得入党啊!后来，徐明河又告诉我，可以录取你到新华社工作，这是上面的意思。我把表都填了，但最后没去成。据说，名额让高干子弟给顶了。后来，我到仪表局的职工学校教了一段语文，就到万润南的四通公司工作了，兼任四通太原公司的总经理。

　　胡耀邦逝世的时候，我从心底感到对耀邦同志的尊敬，就从太原给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发了一份电报。我写得比较猛，提到胡耀邦是辛亥革命以来最伟大、开明的政治家，是超党派的伟人，君子坦荡荡等，写得很漂亮。发了电报以后，我找到徐明河，问他认不认识胡德平?他说认识。于是，我弄了两个最好的鲜花花圈，一人多高，那时八百块钱一个，又找了一辆大的面包车，由徐明河带着我们去胡耀邦家了。耀邦夫人李昭跟胡德平出来接待我们的。我们把花圈摆到灵堂那里，一看周围，就这两个花圈是鲜花的，其他都是纸花的。那时候，感情上来了，我哭得眼泪哗哗的。

　　我这辈子总是在搞自下而上的草根政治，坎坎坷坷，三次被抓、两次入狱。所以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女朋友，直到36岁才结的婚。当然，这过程里面戏曲性的插曲也很多。但是因为走上了这条道，也就是说有一股惯性，就必须往前走。我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可能还要继续往前走，对我而言，这是一条至死不渝的道路。

　　“姥姥不疼，舅舅不爱”

　　伊林：我是1978年上的中国人民大学，大学毕业后，被强行分配到湖南的一家农业银行工作，后来我自己调到了深圳。我是1984年结的婚，爱人是老八路的后代，老丈人是山东人，是随“四野”南下到湖南的干部，他老人家打仗很英勇、很有能力，但也是挨整的。岳父文革前是湖南省政府的局长，当地干部整南下干部，结果他在文革前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时给判了十年刑。我这个国民党的后代挨整，找个共产党的后代也挨整。

　　两岸交流以后，我父亲到了大陆，我就跟着我父亲他们混，帮他管理公司。结果，台湾的老板间打架，最后公司垮了，我也失业了。

　　像我这样的人，在国共两边都不受待见，是那种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人。共产党说你是残渣余孽，没给个好;国民党又认为你被洗脑，有共党嫌疑，甚至我父亲死时都没批准我去台湾吊唁。那才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所以，当我看到国民党跟共产党再次握手的时候，真是百感交集。

　　现在，我已经办了退休手续。暮临回首少年狂，对当年写这封《公开信》，我没什么后悔的，也谈不上后悔。这是文革当年的那种思潮把我裹进去了。当时要找一个现实的目标来实现大民主，就找到了林副主席，写出了“对不起……，请靠边站……”，才演出了这一场人生悲喜剧。谈到为“四五”平反，呼吁老邓重新工作，我也只是尽到了一个公民的历史担当，余下的让历史学家们去评说吧。有句话说得好：让历史朝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