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关于苏联的崩溃：你知道的每一件事都是错的

李梓铭

　








　每次革命都是一次惊奇。尽管如此，上一次俄国革命却可列入最出人意料的事件之列。时间回到1991年之前，当时在 西方，无论专家、学者、官员或是政客们都没有预料到整个苏维埃联盟及其一党专政制度、国营经济体以及克里姆林宫对于国内和东欧各国的控制会在一夜间分崩离 析。自视为未来革命者的苏联国内异议分子，同样也没有预计到这一点。1985年，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成为总书记时，他的同代人完全没有预计到一场革命 危机的到来。虽然围绕苏联体制中存在问题的规模和深度有着各种争论，但没人想到这些麻烦会危及体制的生命，至少不会这么快。


　　这种普遍的短视由何而来？西方专家对于苏联崩溃的始料未及，或许部分出于一种历史修正主义的思想作祟——称之为反反共产主义——它倾向于夸大苏维埃政权的能 力和合法性。然而，另外一些几乎完全没有对共产主义持怀柔态度的人，也对其突然死亡感到困惑。作为美国冷战战略的设计师之一，乔治.凯南在《当代国际事务 史》中回顾这段历程时，认为“很难有比它更加诡异和出人意料，甚至乍看上去有些难以理解的事件，先后以俄罗斯帝国和苏维埃联盟面目出现的一个强大国家，顷 刻间便土崩瓦解，完全消失的无影无踪”。作为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顾问之一，理查德.帕普斯或许是全美国最专于俄国历史的学者，他也称这场革命“始料未 及”。1993年，在保守的《国家利益》杂志上，他发表了关于苏联灭亡的论文集，标题目是《苏维埃共产主义的诡异灭亡》。


　　于是，可以理解的是，这种集体性误判可以被毫无风险的被纳入一份心理档案中，分类在奇怪和变化无常的社会科学之下，随后便被遗忘。然而直到如今，二十年过去了，一种认为苏联会继续延续其目前状态，或是至多会开始冗长的衰退的假设，似乎仍被看作是理性的结论。


　　实 际上，1985年的苏联，与其十年前相比，拥有类似的自然及人力资源。当然，其生活标准比绝大多数东欧国家低得多，更无法与西方相比。物品短缺，食品配 给，商店门口的长队以及剧烈的贫困都是顽疾。不过，苏联经历过比这远大得多的灾难，而且没有为此牺牲哪怕一点点对于社会和经济的控制，在这一点上它们从不 让步。


　　在1985年，没有任何关键经济数据表明这个国家会面对即将到来的灾难。与1960和1970年代相比，从1981 到1985年，该国GDP增长虽然缓慢下降，但仍保持平均每年1.9%的正增长。这种漫不经心却很难构成灾难的增长模式，一直持续到1989年。同时，自 法兰西大革命以来，一直被视作即将爆发革命危机征兆的预算赤字，1985年也仍保持在不到GDP的2%水平。虽然此后增长迅速，但直到1989年，也不过 不到9%而已——这是一个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会认可的数据。
　　在此期间，石油价格急剧下跌，从1980年的每桶66美元跌至 1986年的每桶20美元（以2000年价格衡量），对于苏维埃政权的财政来说，这当然是个打击。然而，按通胀调节后，在世界市场上，1985年的油价要 比1972年昂贵的多，这一价格水平高于整个1970年代的三分之一年份。与此同时，苏维埃收入在1985年增加超过2%；经通胀调节后，其工资水平在接 下来五年中继续增长，直到1990年，平均保持了7%增速。


　　不错，经济的停滞明显，令人担忧。但正如卫斯理大学教授彼得.洛特兰德所言，“说到底，慢性病并不必然置人于死地”。即便是研究革命爆发经济根源的专家安德斯.阿斯兰德也指出，从1985到1987年，局势“没有任何变化”。


　　在执政者看来，政治生态甚至有所改善。经过此前二十年对政治反对派不间断的镇压之后，几乎所有突出的异见分子都已被羁押、流放、强迫移民或是死于劳改营和监狱之中。


　　这 个国家没有表现出任何即将爆发革命的迹象，包括其他传统上被看作国家灭亡的根源之一——外部压力。恰恰相反，之前十年间，正如美国历史与外交学家斯蒂芬. 塞斯塔诺维奇所言，他们已经“实现了所有军事和外交目标”。当然，阿富汗看上去越来越像是一场长期战争，但对于拥有五百万人的苏军来说，这点损失不过是九 牛一毛。实际上，在1987年之后的辩论中，虽然为了维持帝国而付出的巨大财政负担成为主要焦点，但阿富汗战争的成本本身却并不过分：1985年其花费估 计约在40到50亿美元之间，与苏联的GDP相比，这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美国也不是催化剂。如果可能的话，“里根主义”政策逆转了苏联在第三世界的优势，给帝国周边带来了相当大压力，比如阿富汗，安哥拉，尼加拉瓜和埃塞俄比亚。然而，苏联面对的这些困难远不致其崩溃。


　　当 意识到潜在的昂贵竞争的征兆时，里根提出主动战略防御的思想具有决定性——但考虑到克里姆林宫完全了解有效部署空间防御武器是几十年之后的事情，因此此时 距离军事上的挫败还差得远。同样，对苏联领导人来说，1980年波兰工人的和平反苏起义是个非常令人头疼的事件，同时也是对其欧洲帝国的动摇，但到 1985年，团结工会看上去已经式微。对于每隔十二年在东欧大陆承担流血的“和平使命”——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1980年在波兰—— 苏联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且毫不顾及世界舆论。


　　换句话说，无论在其本身还是世界其他国家看来，当时的苏联都在国力和全球影响力方面达到顶峰。“我们倾向忘记这件事。”历史学家亚当.乌尔姆后来指出，“在1985年，全球没有任何一个主要国家政府能像苏联那样权力稳固，并按照自己的方式制定清晰的政策”。


　　当 然，就苏联为什么会崩溃，有大量结构性推论——经济、政治、社会等等，然而当这件事发生时，这些理由却全部无法解释其为何发生。1985到1989年间， 无论经济、政治、人口、以及其他结构性环境，都没有发生急剧恶化，那么，这个国家及其经济体系是如何突然间被大量善男信女看作可耻、非法和不能忍受，以至 于走向灭亡呢？


　　就像有现代革命一样，俄国革命始于“上层”对于自由化的迟疑——其理由已经超越了对于经济的必要调整，以及让国际环境更加有利。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的创业思路有着某种理想主义色彩：想建立一个更加有道德的苏维埃联盟。


　　虽 然以经济改良为旗帜 ，但戈尔巴乔夫及其支持者无疑首先修补了道德，而不是经济上的错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公开谈论这场改革时，无不对精神文明的倒退，以及斯大林主义过往 的腐败影响感到痛心疾首。如此一来，历次大革命爆发前夜曾提出过的那些问题，便再次吸引人们绝望的寻找答案：什么是好，有尊严的生活吗？构成一个公正的社 会和经济的只需是什么？一个合法与正派的国家是怎样的？这样一个国家，应与其公民社会保持什么关系？


　　“在这个国家，一层全 新的道德空气正在成型”，1987年1月，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中，戈尔巴乔夫讲话中指出。在这次会议上，他宣布开放和民主化将成为这次俄式改革，或者说苏维 埃社会重构的基础。“要开展对于价值观的重估，及对其创造性的反思”。后来，他曾回忆道“我们无路可走，我们必须彻底改变，与过去的失职行为划清界限”， 他将其称之为自己的“道德立场”。


　　1989年，在一次采访中，号称“开放教父”的亚历山大·亚科夫列夫曾回忆道，担 任十年驻加拿大大使，并于1983年返回苏联之后，他感觉人民已经忍无可忍，就要发出怒吼，“够了！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每件事情都必须以一种全新的 方式开始。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我们的概念，我们的思路，我们对于过去和未来的看法......此时人们已经无法再像过去那样生活——那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耻 辱”。


　　在戈尔巴乔夫的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看来，1985年的“道德社会国家”有着“极为惊人”的特征：


　　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倒上。


　　戈尔巴乔夫自由化小圈子的另外一名成员，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则对普遍存在的目无法纪和腐败堕落痛心不已。据他回忆，1984年至1985年冬天，他曾对戈尔巴乔夫讲到：“每件事都已经腐烂，必须做出改变”。


　　早 在195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先辈，尼基塔·赫鲁晓夫也曾认为斯大林时代建立在恐怖和谎言基础上的建筑早已摇摇欲坠。但这位第五代苏维埃领导人对于政权的 恢复力显然更有信心。戈尔巴乔夫及其派别似乎相信，可以在保持政治可控的情况下拨乱反正。民主化，戈尔巴乔夫宣称，“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这场改革的精 髓”。许多年后，他在采访中表示：


　　不仅在经济和社会层面，甚至在文化层面，苏联模式也已经失败。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绝大多数受教育者，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排斥这种文化，因为它不尊重这些人，反而从精神和政治上压迫他们。


　　这 场改革导致1989年革命，多半是出于另外一个“理想主义”理由：出于对暴力的深深厌恶，因此当改革的深度及规模超出他最初的预想时，他顽固的拒绝诉诸于 大规模镇压。为了保护这个体系而采取斯大林式的镇压，是对他内心最深处某些信念的背叛。一位目击者曾回忆戈尔巴乔夫在1980年代末的对话，“我们应该在 桌子上挥拳”，他做出握紧拳头的样子。“一般来说”，总书记讲到“可能会这样。但这不会令人感到愉快”。


　　在克里姆林宫之 外，这种理想与观点对于俄国革命带来的促进甚至更加明显。一位著名记者，后来成为开放的热情先驱的亚历山大.鲍文，在1988年曾写道，随着人民对腐败、 无耻的偷窃、谎言，以及城市工作的妨碍越发“烦躁”，俄式改革的理想已经“成熟”。据另外一位曾与他共同规划激进改革选取的目击者回忆，他预感“大量变革 已经蔚然成风”。实际上，这种呈现在上台不久的戈尔巴乔夫面前的预期如此强烈，并逐渐增长，对他的政策形成起到了决定作用。突然间，这些理想被物质化，成 为点燃革命的结构因子。


　　官方意识形态的信誉，用亚科夫列夫的话说，是整个苏维埃政治经济体系“木桶上的钢箍”，此时正在迅 速弱化。新的认知为“价值观的转变”以及对于政权的看法改变做出贡献。逐渐的，政治上无懈可击的合法性开始遭到诘问。在罗伯特.莫顿不朽的“托马斯定理” ——如果人们把某种情景定义为真实，那么这种情景就会成为他们真实的结果——情形下，苏维埃经济的实际恶化在不久之后成为结果，并因此导致了对于这个政权 的认知及评价的根本转变。


　　1987年，在一本苏联杂志上，一位俄国读者称在自己周围看到一种“认知的剧烈转折”。我 们知道他是对的，这是首次从一开始就全程都有民意调查记录留存的大革命。早在1989年末，第一界国民议会的公开舆论调查就发现，经过四代一档独裁通知， 并且在独立党派仍然非法的情况下，竞争性选举和让俄共之外的独立党派合法化得到势不可挡的支持。1990年代中期，地区调查发现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一 个健康的经济体”需要政府“允许个体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六个月后，一次全饿调查发现，56%受访者支持激进或渐进的市场经济改革。一年之后，赞同市场 经济改革的受访者已经增加到64%。


　　与那些引爆其他经典现代革命的人相比，传播这类“认识转变”的人们并无不同：作家、记 者和艺术家。正如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所言，这些男男女女“帮助创造了那些普遍的不满意识，那些凝固的公众舆论......并由此创造了对于革命变革的 有效需求”。顷刻之间，这个国家的“整个政治教育”成为“文人的行当”。


　　因此，这是在苏维埃俄国。卖报亭前排队的长龙—— 每天早上六点就开始排起长队，每天的报纸两小时之内便被一扫而空——以及著名自由化报刊杂志的销量猛增，证实了话语权开始转向绝大多数开放论点作者，或者 用塞谬尔.约翰逊的话说，“真理教师”们手中，这些人包括：经济学家尼古拉.什梅廖夫，政治哲学家伊格尔.卡尔雅美琴和亚历山德拉.楚帕科，著名作者瓦西 里.瑟宇宁、尤里.车尼琴科、伊格尔.维诺格拉多夫和阿列斯.阿达莫维奇，记者耶格尔.亚科夫列夫，列.卡尔平斯基，费多尔.波拉斯基，以及至少两打其他 人等。


　　对他们来说，道德的复活才是精髓。此时，苏维埃的政治经济体系并未要求得到彻底更新，社会准则也没有完全颠覆的要求，但在个体水平上，革命已经发生：俄国人品质的变化。


　　1987 年，在《红十月》杂志一篇广为传颂的文章中，米哈伊尔.安托诺夫宣布，“那么，我们身边正在发生什么？”人民必须得到“拯救”——不是因为来自外部的危 险，而是因为它们“被他们自己，被那些道德败坏的行为扼杀了高贵的人类本性”。怎样拯救？通过初生的，不可逆转的自由化——不是赫鲁晓夫那短命的“缓 和”，而是整个气候的改变。怎样保证这种改变无法逆转？首先，已经获得自由的人，将“对再次成为精神奴隶免疫”。作为俄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刊物，《红十月》 在1989年2月的一篇文章中写到，只要“人不做告密者，不背信弃义，不言不由衷，无论他是谁，是什么名字，都可以都可以从这个极权主义国家中拯救我 们”。


　　为了拯救人民，必须拯救改革开放，但只有在改革开放能够从“内心”改变人民时，它才可以被拯救，这种逻辑的迂回性质 看上去似乎并无问题。鼓吹这套逻辑的人们似乎假定，这个国家的救赎需要通过改革开放和让人民摆脱无法逃避的精神沼泽来实现，两者密不可分，别无他途。当务 之急是把人民从“奴隶”和“农奴”改造为公民。“够了！”著名二战小说家鲍里斯.瓦西列夫宣布。“谎言够了，奴性够了，怯懦够了。最终，我们要记住，我们 都是公民。一个骄傲国家的骄傲公民”。


　　曾深入研究法兰西大革命的托克维尔指出，与革命爆发之前相比，在革命中被推翻的政权倾向于减少压抑。为什么？托克维尔推测，人民或许“痛苦较少”，但他们的“感觉被放大了”。


　　像 通常一样，托克维尔一语中的。从美国开国元勋到雅各宾派，以及布尔什维克党人，革命者本质上是在同一个旗帜下战斗：提高人的尊严。要寻找尊严，需通过自由 化和公民权，俄国改革毫无例外的也触及到这一敏感点。就像《红十月》等杂志后来发表鲍里斯.叶利钦在坦克上的照片作为俄国革命的象征一样，阿拉伯文的互联 网页也成为展现开罗塔希尔广场。突尼斯卡斯巴广场，班加西街头和叙利亚小镇上革命运动的象征。把语言和政治文化放到一边不谈，他们的主旨及情感都息息相 通。


　　水果小贩穆哈迈德.布拉齐齐的自我牺牲，引发了突尼斯起义，那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起点，这么做“不是因为他的失 业”，一位突尼斯示威者告诉美国记者，而是“因为.....要地方当局对他遭到殴打负责”。在班加西，叛军以大规模演唱开始，“人民要结束腐败”！在埃 及，纽约时报专栏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写到，群众们“全部自发组织起来，已经深受压迫的人民不再恐惧，不再愿意被剥夺自由，也不再愿意被他们的领导人羞 辱”。1991年在莫斯科，他也参与了报道。


　　“尊严高于面包！”这是突尼斯革命的口号。革命之前的二十年间，突尼斯经济增 长介于百分之二到八之间。随着石油价格高企，本处于动荡边缘的利比亚也享受到类似的经济繁荣。这两个国家的故事说明，在现代社会，经济改进无法替代公民的 尊严和自尊。除非我们了解到这一点，否则我们会继续为后苏联时代的“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以及某国或迟或早的动荡感到惊讶——就像对苏维埃俄国那样。 “无论‘不可一世的’集权政权为我们提供任何或真或假的好处，上帝赐予我们的尊严令我们不能容忍自己的权利和自由遭到剥夺”，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奥通巴耶娃 今年三月写到。“这就像魔法一样，无论男女老幼，或者有着不同的宗教和政治信仰，人民会汇集在城市广场，宣布自己已经忍无可忍”。


　　当 然，对于成功的重组一个国家来说，美妙的道德动力仅仅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它可以让一个旧的政权下台，但无法立刻战胜根深蒂固的集权政治文化传 统。在一个群众自我组织和自我治理传统极为缺乏的社会里，由道德革命产生的民主机制仍显浅薄，因此或许无法支撑民主制度的运转。就像在俄国一样，这很可能 是阿拉伯之春履行诺言的一个重大障碍。俄国的道德复兴要挫败的是七十年极权主义统治下培育的离心及怀疑。而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虽然肢解了一个帝国，但从此 之后，帝国思想的遗产让千百万俄国人接受了同样集权的普京主义，以及他“强敌环伺”和“俄国挺直膝盖”的主张。此外，斯大林主义的国家悲剧从未被完全清算 和解，它正在俯视着整个道德事业，就像俄国改革的行吟诗人们曾经发出的热情警告一般。


　　这就是为什么如今的俄国似乎再次进入 发起另外一场俄国改革的时点。虽然石油价格的高企和1990年代的市场经济改革为这个国家的千百万人民带来史无前例的繁荣，但统治精英的腐败行径，新式审 查制度，以及对于公共舆论的公开蔑视，都已经促使社会的疏远和愤怒达到1980年代的水平。


　　在莫斯科，只要花费几天时间与 知识分子潘谈一下，或用更快的方式，浏览一下俄国人气最高的生活杂志博客，或是登录反对组织的站点，就可以看到那些1980年代的警句——“我们不能再这 样生活下去！”——重新成为人们的信条。自由道德的当务之急是重新焕发生机，而不仅仅是在民主活动家和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流传。今年二月，由梅德韦杰夫主 持的自由主义智库——当代发展学会出版的一篇文章，可视作这位总统2012年参选的纲领：


　　过去，俄国需要自由，如今，俄国仍然需要自由......我们时代的挑战是对价值体系的彻底改革，打造新的认知。我们不能在旧思维上建立新国家。......一个国家，最好的投资是自由和法制。以及对于人类尊严的敬意。


　　从对这个国家过去与现在残酷的道德审视开始，知识分子对于尊严的寻求似乎同样在短短几年内挖空了强大的苏维埃政权，剥夺了他的合法性，终于在1991年秋天，让这个燃烧殆尽的空壳粉身碎骨。在二十世纪最后一次大革命中，这段关乎探索道义神话，绝对是其中最核心的一部分。

晓寒

想起了尼克松的〈〈1999：不战而胜〉〉。

天马行空

专访许家屯(上)：出走美国多年在想什么？

時間：2014-04-02 03:32
1990年5月1日上午9时25分，从香港飞到旧金山降落的飞机上，走下了刚刚交出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共港澳工委书记权柄的许家屯。他以“旅游休息”为名，避祸去国，一时引起轩然大波。
  弹指一挥间。这位被媒体称为“继林彪后中共最高级的出走官员”在美国南加州已经隐居整整15年了（到写作本文的2005年——高注）。1993年，他出版了《许家屯香港回忆录》，台湾联合报报系旗下分布于亚、欧、美的所有报纸一时都因连载此书而洛阳纸贵，后来他又在明镜出版社出版了《许家屯回忆与随想录》。但这些书，似乎充满“画一句号、告一段落”的意味，随著岁月推移，许家屯好像越来越刻意退到了公众关注的视野之外。香港回归之后的“阵痛期”经久未歇，经济一蹶不振，政治动荡不安，社会烦躁不宁，竟至酿成两次香港“七一”数十万人大游行，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连任期间称病辞职下台，全球瞩目。但是在四面八方的嘈杂声浪中，人们很少听到这位深谙香港情况、为香港基本法立下汗马功劳的前中共驻港最高负责人的声音。
2005年4月，我前往南加州丛山峻岭之中登门拜访，整整一个星期，与许家屯先生作竟日长谈，并抵近观察他的饮食起居，执意去探究这位前中共高官究竟在想什么、干什么，同时也想请他回忆他的大半生经历，梳理他的思想情感发展变化的脉络。






许家屯很善谈，思路清晰。（高伐林摄于2007年）



他住的竟是一座“中国山”

许家屯住在位于洛杉矶郊区的齐诺希尔——Chino Hill。“Chino”在西班牙文中，就是“中国的”“中国人”之意，他住的竟是一座“中国山”。
看到这一带山影幢幢，草色芊芊，不由得要涌起“世外桃源”之慨：“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陶渊明《归去来兮》），好一个修身养性的所在！
　　家中最不安静的场所，却是许家屯的卧室。他在这里放了一台大型电视，只要一开就开到音量特大，也难怪：视力与听力毕竟有所减退，而他又是那么急切地想看清、想听清。他在这里通过卫星电视，能看到中国大陆十好几个中文频道，看得最多的，是香港凤凰台，江苏国际台——他这一生中，投注精力心血最多的、结下感情最深的，正是江苏和香港。他对我说，熟悉的地点，变化了的面貌，让他格外感兴趣，从屏幕上经常能看到许多熟人呢。当年的后起之秀现在正施展才干，怎么想得到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有一双前辈的眼睛在注视自己？许家屯什么节目都看，中国新闻、时事评论、文化专题、戏曲精选……他来自昆曲的发源地，爱看京剧，尤其着迷老生戏，过去他与很多当红名伶有过交往，对他们的艺术成就如数家珍，虽然自己不唱——至少不当着人唱，但是看他目不转睛，手指、脚掌下意识地打着拍子，可以想见对这些唱腔早已烂熟于心。
许家屯家里文化气息浓郁。陆俨少、钱松岩的山水与黄胄的骏马遥遥对望，黄苗子的篆字与费新我的左手行书相得益彰，青花瓷瓶与天使摆钟中西和璧……体现出主人的修养根柢和生活情趣。我却被靠窗沙发旁的茶几上高高一摞书刊报纸所吸引。有上个世纪的老书，纸页发黄，有这个月刚在中国出版的新著，油墨尚香：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好几卷《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还有英国霍布孙著《近代资本主义进化论》、《江苏省地图册》……
许家屯对我说过，他在担任中共香港主管时，每天要看十几份报纸，其中香港十三种，还要看传达“北京声音”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广东地方报纸。早上起来匆匆扫一眼各报头版标题，就赶著上班处理堆积如山的杂务；晚上十点以后坐下来再细细阅读，一直读到夜深人静。还得看有头的、无头的各种文件、“大参考”、“国内动态清样”，每晚至少要阅读五万到八万字。“了解中央精神，主要靠文件；了解香港社会信息，主要靠报纸。”
现在没有文件看了，中文报刊就成了他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这里有《世界日报》、《星岛日报》、《亚洲周刊》、《多维时报》……
对于许家屯来说，可虑的是，报纸上的字越来越漫漶不清了，戴上老花眼镜也无济于事，阅读成了难题，只能借助放大镜。一座落地放大镜灯放在窗边，这就是许家屯的读报角。坐在这里，白天就著阳光，晚上开亮灯光，他可以聚精会神地半天不挪窝。
我注意到，读报角的茶几上还放著一把剪刀呢。





许家屯很苦恼眼神太差，写稿和改稿都得用特大号字。（高伐林摄）



“二十世纪的经验”

阅读难，写作也难。然而，许家屯的书桌上放著一个纸夹子，他常常坐在这里，将思索写下来，“有一天我写了二三十页！”看到我不大相信，他笑了：我的字写得大呀，一页写不了几个字！记者看到，果然，竖排密密麻麻写满了胡桃大的字。
不管怎样，能这么写，足够让我惊讶了。“你在写回忆录吗？”我知道，许家屯许多当年的同事、上司，像许世友、江渭清，都出版了传记、回忆录，数年来不少人也曾对他建议过，要他写一写自己的峰回路转的生涯。他真开始写了？
　　“不是！”许家屯说。他对写回忆录有自己的看法，“只是回忆自己个人的经历，没有多大意思，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读者也很难理解。要写回忆录，也得从当时国内局面、党内形势和社会生活的进程写起。”他要放在宏观视野下观照自己个人的足迹。他现在每天在纸上涂抹的并非回忆录，而是一篇暂名为“二十世纪的经验”的思考心得。
“二十世纪的经验”——好大的题目！
他笑称：这是被何频逼出来的啊！原来，2002年4月，许家屯曾到美国东部小住，与他的忘年之交何频等人围绕中美关系、中国的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等话题，激辩了几天。他从那时孕育了一个想法：要将自己的看法整理出来。
许家屯雄心勃勃。他请来一位年轻朋友协助，自己口述录音，请这位朋友整理打字，已经谈了十来次了，大体上已经讲完。他打算在近期内理清这部专著的思路，争取今年下半年写完书稿，“大概七八万字左右吧，也可能有十万字”。
“二十世纪的经验”，到底指的是什么？我要许家屯透露一二，但或许一来觉得思考还不成熟，还会修改调整，二来也想为未来的专著卖卖关子，他不肯讲总体构架，只是将其中涉及的题目侃侃道来。二十世纪，实在是一个充满了太多杀戮血腥的世纪，一个人类以空前的魄力和勇气去探索发展道路、付出亿万生命代价的世纪，一个充满了戏剧性转折、希望变成绝望、绝望又孕育希望的世纪，自己有幸经历过了血与火的岁月，岂能虚度，不将自己的经验教训留给后人？
这部心得的写作，显然让许家屯十分兴奋。扳著指头对我说了好几个他这部反思专著将写到的“三”：
——三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东西方各以美、苏为首两个集团的冷战；
——三大社会运动的兴衰：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民族独立运动，资本主义自我改革运动；
——三大矛盾：贫与富的矛盾，和平与暴力的矛盾，多元化与一体化的矛盾；
……
我记得，许家屯在他们那一辈中共高官中，是以善于总结和提出提纲挈领的口号著称的，颇见其政治谋略段位之高。例如，他来到香港后，将人们常说的“求大同存小异”改动一字，对外提出：香港各界要“求大同，存大异”；他在对北京汇报时，将当时香港局面归纳为“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震动了闭目塞听、一厢情愿地以为港人人人都盼望回归的中南海高层；而他提出“依靠两翼”，即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资产阶级，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更不啻石破天惊……
提起这些往事，许家屯十分得意：“我的胆子大得不得了啊！当年港澳办对我这些提法统统不表态。只有一个人后来表了态，就是总书记赵紫阳。但我要求他书面批一下，他还是没有批——不是他不想批，实在阻力太大！”
“江泽民上任后，提出香港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实际上是否定了我的‘依靠两翼’。”但许家屯没有料到，江泽民后来提出“三个代表”，又来了个“否定之否定”。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到江苏视察，许家屯（左）和许世友（右）陪同接见党政干部。（许家屯提供）




激进理想害惨中国

许家屯精神矍铄，精力充沛，他对此解释说“我睡得好，所以精神好！”有几次，深更半夜了，我还看到他读书、写作亮着灯。他一谈就是四五个小时，开始我还怕他累着，谈了个把小时就要找个借口请他歇一会儿，而他总是不予理会，不愿打断思路。最后反而总是累得我这年轻几十岁的人叫饶。
我深切地感受到，许家屯这么多年来确实思索了很多问题，力图捋到最根上，也尽量站到最高处。他漫谈到很多话题，每个话题，他都有其内在的逻辑性，有根有据，有条有理。
谈知识经济的特点，他讲得头头是道：知识经济同社会资本结合，不但能够加速改变社会结构，而且使整个社会协调发展的可能性增加了，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可能性也增加了。不仅如此，人类对财富开发的手段也变了——要开发脑子，开发自身的潜能，这样，普及教育成为最重要的任务。
他谈本世纪的“第四次世界大战”，布什名之为“反恐战”，这是一场超限战：没有前方与后方之分，没有军事与非军事之别，从地下、水下到太空都可能是战场，世上万物都可以作武器，危险也正在这里：可能动用核、化学、生物、网络，和眼下还不知道的新科技；除了可能造成极大的生命和物质损失之外，还可能对人的精神产生摧毁性的冲击：到处不太平，警报日常化，人类丧失安全感，忧郁症扩散……
谈得多的，还是他走过的历程，尤其是进城之后的风雨旅途。他详细地回忆了自己在“文革”中的戏剧性遭遇，又向前追根溯源。
许家屯不同意从“权力之争”的角度研究“文革”，不同意从权力欲的层面批毛泽东——“这太肤浅！”他认为，毛泽东的错误是从放弃新民主主义、跨进社会主义开始的。他急于大跃进，急于搞人民公社，他的同事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跟不上他，他就批评、鞭策，一次比一次严厉，错误就这样升级，矛盾就这样激化。换句话说，他与他们，确实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许家屯对我分析了毛泽东从“反右”到庐山会议，从“四清”到“文革”的思想线索，怎样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各种力量的互动中，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一步错，步步错，最后走向毛泽东思想的顶峰，也走向中国的浩劫。
毛泽东为什么急于放弃自己亲手制订的新民主主义纲领、路线，要搞社会主义革命？“他的动机何在？”许家屯断言，这是理解中国二十世纪后半叶历史的钥匙。
毛泽东并不是在社会危机的压力下才找社会主义的出路的。许家屯回忆说，“当时（六十年代初期、中期）的经济形势是好的，我接触的中央领导人，刘少奇、陈云都很自豪，说我们市民供应比苏联好，我们比苏联的一套要高明：苏联的货架是空的，我们的货架是满的，他们吃黑面包，我们吃白米饭。”
许家屯将毛泽东的动机，归结为他的激进社会理想。
我再追问：毛泽东的激进理想，又从何而来？按说，马列主义的书，毛泽东读得并不多呀。
许家屯认为，还是从马克思、列宁那里来。虽然毛泽东没有读多少原著，但他接受了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改造社会的基本思路。 “你不能只看他讲话引用古文多，他的想法形成文字、最后修改，都是由大秀才们从马克思列宁著作里找依据，还要说给他听，就变成他自己的东西了。”





许家屯（中右）说：中央调我这个土包子去香港，许多礼仪我得突击学习。（许家屯提供）


“下决心不评论香港”

我问：你这红色一生中，在香港执掌港澳工委的七个春秋，应该是最亮眼的一段。今天在香港回归八年之后，再来看香港，你有什么样的感想？
没想到，思维敏捷，滔滔不绝、不时发出“许氏招牌笑声”的许家屯，一下卡了壳。足足有一分半钟，他什么话也没有说。
我想再对许家屯“启发引导”一番：“……譬如说，香港演变到今天，哪些符合你们原来的预计，哪些与你们当初的设想南辕北辙……”
许家屯却冷不丁冒出了一句：“我来美国之后，下决心不评论香港。”随后，又是半分钟的沉默。
大概是看到我的尴尬，许家屯未免歉然，还是开口了：
你要我谈香港，这不是给我出难题吗？一谈，必然涉及评论香港当今人物和事件。怎么评论？我不可能完全客观，有我的立场和观点。我一谈，就会给现在香港已经错综复杂的局面添乱。
我倒是理解他的顾虑。那么，就换个角度：过了这么多年后，在《香港回忆录》也出版了十二年之后，再回过头来反思当年对香港问题的看法。
许家屯指出，理解香港，有一个不可须臾忘记的最重要特点：香港是被英国人统治了一个世纪的殖民地。
本来是中国与英国之争、殖民地与宗主国之争，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又加上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之争、意识形态之争——香港成为冷战两个集团交锋的主要前沿阵地之一。
“人们只说香港是‘金融中心’，‘交通枢纽’，其实，它还是‘间谍中心’！”他说，各路间谍云集香港，香港是英国的远东情报中心，美国与中国建交之后，本来情报中心在北京，后来也转移到香港；情报人员人数最少的是苏联，因为很长时间中国与西方都抵制它，它搜集情报受到很大限制，就派人马来香港刺探各种信息；香港没有让它与其他大国一样设总领事馆，苏联间谍们只好想出各种各样的名目在香港栖身活动。
新华社、港澳工委，是各路间谍的“众矢之的”，“光对我们窃听电话、拦截电讯，对方就用了几百人。我们新华社有的领导人办公桌下面被偷偷装设了窃听器。新华社有一大一小两个保密会议室，由国家安全部派专人来装设反窃听设备，对付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窃听手段，但还是不保险。我与北京通电话，准备让它偷听的，我就在香港打；不想让它偷听的，我就去深圳打。”
虽然香港回归了，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巨变，但许家屯相信，香港仍然是间谍们大显身手的地方，这里是情报“富矿”：比在内地要自由得多，每天几十万人进出；大陆又有那么多企业、机构在香港。
（未完待续。写于2005年）





许家屯来到海外后出版的文集。（明镜出版社出版）

   

  　  专访许家屯(下)：有些事我到死都不能讲 時間：2014-04-02 03:35  

　　　　前中共中央委员许家屯。（高伐林摄于2009年，老人时年93岁）




（续上篇）“有些事我到死都不能讲”


许家屯的《香港回忆录》中详细记载了英国人为了将香港继续保留在他们手中而玩了多少名堂。在英国人认识到中国收回香港的决心不可动摇，他们不得不交还主权、治权之后，在许家屯还在任的那个年代，就为保留他们的利益而进行全面部署安排。
“全面”到什么程度？许家屯历数了英国人各方面所下的工夫。
英国人管治香港这么多年，从没有搞民主，行政局就是由港督、三个司的主管、以及太古、汇丰、怡和几个大亨组成，他们说了算。六十年代前期曾经有总督想搞点民主，但英资企业反对，因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搞民主必然要提高福利，就得加税，香港税率低的优势就会丧失，于是叫停。可是，在中英谈判期间，英国人要搞“代议政制”，要在“九七”前对香港政制来个根本性改变。1984年闹出的“本子风波”，就是在“民主化”问题上的第一次交锋。
许家屯很激动：英国人哪里是真心搞民主呢？是想分化香港社会，以便在撤走之后保留影响，“外界往往只从‘要民主还是不要民主’的角度看问题，其实焦点是由谁主导香港？每个人主观上或许并不如此，动机各异，但客观上是如此啊。”
讲起当时轰动一时的“本子风波”，许家屯愤愤然：我批评了英国方面不按“本子”（中英联合声明）办事，引起传媒哗然。“包玉刚、董建华、查济民等人支持我，嘉道理要包玉刚带话也支持我，但是姬鹏飞不支持，外交部一直不表态。后来还是邓小平在包玉刚宴请的筵席上明确地给我撑了腰：‘你没有错。’”
许家屯说：在组织、人事上，英国人对高级人才和公务员队伍早就布局谋篇；在财政预算上，英国人执意要修机场、大桥，上大项目，“我到香港时香港每年支出三百多亿港币，到移交时支出竟达一千多亿”；香港本来薪水就很高，港督的俸禄超过美国总统，英国人撤走前又大幅提高公务员待遇，最高达30％，一举三得：收买了人心，留下了难题，又趁机大捞一把；连香港社会基层细胞——有些屋村委员会，英国人都控制，甚至请英国退休人员来管……
在许家屯眼里，香港目前的众多争执、矛盾，都或明或暗、依稀可见英国阴影，民生、福利政策等等只是被人借题发挥的具体因素。“你想，为什么这些人‘逢中必反’？”
他认为，“逢中必反”现象有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有社会根源和心理根源：
——新中国成立，国民党从大陆撤退，一是到台湾，二是到香港；
——中国大陆历次政治运动，许多直接和间接受到伤害和影响的人移居香港，这些人多数对中共没有好感，有些人甚至有仇恨；
——有些人受西方教育影响，受西方一百多年殖民统治的影响，对中共的专制很有看法；
——有些人对中央政府的对港政策，有不完全理性的情绪化反应；
——少数人，真正有政治背景。
香港收回后外国影响自然有变化，“英国影响降低，美国影响增强。这是英国很长时间来在世界上力量比重减弱的自然结果。香港没有回归前，英国直接管制香港，在香港还主要是英国影响；他们撤走了，自然就减退了。西方还想在香港这个平台上发挥作用，要影响中国大陆嘛。都在说‘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他们既防止‘两制’变成中共的‘一制’，同时又促成大陆变为香港的‘一制’，一直在斗啊。”
“如果我在香港，可能被反得好一点，但是也会被反——他们这些人就是‘逢中必反’嘛！”
话说回来，英国人搞布置，中国人能闲着吗？“我们也针锋相对地搞啊，我当时手上掌管上亿特费，不就是干这个的吗？”许家屯说起搞“统战”，给了老报人陆铿十万港币却被陆铿退回的事，我趁机问：那，你还给了哪些人呢？许家屯看我一眼：“这些事，我不能讲，一讲，就天下大乱了！有些事，我到死都不能讲。”
我劝他说：好吧，你不公开讲，不告诉我，但是你写出来收藏好，注明多少多少年之后再公开不行吗？就像肯尼迪被刺案的有关史料那样……
许家屯连连使劲摇头：那也不行。
看来，中共党籍被开除了的许家屯，党性并没有褪去。





许家屯（左）同香港船王包玉刚。


调任香港是人生一大飞跃

我问：你现在留念香港吗？最留念什么？
许家屯叹了一口气说：从日常生活方面讲，我对香港没有什么留念——关键是没有概念：我并不知道香港到底有多好。你不明白吧，我在香港苦啊，苦得不得了！
许家屯说，新华社是“老虎嘴”，专门“吃人”，天天要跟人吃饭——香港时兴在餐桌上、打高尔夫球时谈正经事。“我不会打高尔夫球，也没有时间学，而吃饭不用学，就得将吃饭当任务了。一年除了到北京和内地开会、汇报，我在香港呆三分之二时间，要跟人吃五六百顿饭，你算算吧！我像梅兰芳一样赶场，一天晚上赶两三场。我同李嘉诚等人，一个月总要有一次‘工作午餐’。香港人的习惯是每顿饭要吃三小时，实在受不了，后来是安子介提议救了我，改成了两小时。”
许家屯自己的饮食其实是很简单的，爱吃红烧狮子头，许多所谓山珍海味，并不合他的口味，“对吃，我没有多大兴趣。”他也不爱吃水果。他的家乡濒临东海，海产多，但他不吃石斑鱼，只吃最贱的黄鱼。我跟他一起吃了几天饭，炒得软软的青菜芯，就是他现在每顿饭的最爱。
许家屯在香港甚至没有坐过地铁，没有逛过街，对香港市容都没有多少印象，当时的行踪“只有点和线”。他曾经想体验一下生活，去看过两次电影，但是他一人想看，就得买十几张票，保卫人员组成“围墙”前前后后都坐满。这样兴师动众看电影，他也就不敢多尝试。
不过，许家屯说，说我对香港真没有什么留念吗？也不对。我有感情！我想念那些老朋友！我希望香港好！
他一再说：香港没有亏待我。我被中央从江苏调到香港去，有幸接触到了中国以外的世界，视野一下广阔了，这是我平生的两个飞跃之一，对许多政治社会问题的看法有了质的变化。





许家屯（左）同胡耀邦(中)。


“五一联欢会”救了我

到香港是“两个飞跃之一”，那么另一个飞跃是什么？
是脱离了中共体制，来到美国。
许家屯对我详细地解释了他当时为什么决定到美国“旅游休息”，讲述了那短短几天里惊心动魄的过程。
是一位后来位居中共最高层的人士向许家屯透露江泽民要整他的；而他看到了海南省长梁湘如何被李鹏以“研究开发海南洋浦港”为借口骗到北京，一下飞机立即被软禁的前车之鉴；他又得知接替自己职务的周南成立整他的材料的专案组，显然是奉了中央常委或总书记之令……这些迫使他决断：“小杖则受，大杖则走”—— 这个成语，出自《孔子家语》。
不出他所料：就在许家屯1990年4月30日晚上离开深圳前往香港之后两小时，深圳市委副书记秦文俊就来到他在深圳的住地，转达中央电令，通知他去北京。见他不在，秦文俊一直坐等到深夜。“说起来也算我运气好：他接到中央电令时，必须要去出席‘五一联欢会’，只好出席完了再赶到我的住处。这个‘时间差’救了我！”
如果当时不出来会怎么样？“不出来，被江泽民、李鹏拘押审查，那么现在也就像赵紫阳一样在软禁中度过余生了——不，肯定还不如赵紫阳！”
许家屯对江泽民完全没有信任感，不仅认为江泽民的主义就是“没有主义”，左右摇摆，对他的人品也不以为然。“《他改变了中国》（美国人罗伯特·劳伦斯· 库恩所写的江泽民传——高注）这本书写他与‘六四’毫无关系，还说他对受命如何犹豫……把他写得多么清白！哪是这么回事！”
许家屯回忆说： “那年‘五一九’邓下了决心要撤下赵紫阳，通知各省负责人分批到北京去打招呼，5月25日我到了北京，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到机场接我，转来转去地绕到了中南海住下。我问还有什么人来，他说江泽民已经到了。我问是不是也是来听打招呼的，他说不是，是调来中央工作。我问做什么呢？他说，还没定，但是已经明确了要他接替启立的工作——启立当时管书记处常务、管意识形态。江泽民当时已经接受了，哪里清白，哪里犹豫？”
“有人问我：到美国来是否后悔？哈哈，不存在这个问题嘛！”





许家屯与江泽民看来是有点“话不投机”？


幸亏到美国来，亲身体验了这个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这个民主、法治制度最完善的国家的生活，许家屯坦承，对资本主义的看法有了很大改变。
正如何频等一些朋友对许家屯半开玩笑地说的：你现在怎么越来越变“左”了！许家屯并不讳言，美国确实还是当今世界最民主的国家，但他对美国社会的弊病看得日益清楚，对美国政治的走向日益担心。美国，是当今世上最好的制度，但不是人类最终的理想。
“美国的民主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开始时黑人与妇女没有选举权，后来才有。”许家屯担心的是，“现在民主向大众化的扩展停止了。因为反恐防恐，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还施加了很多限制，公民权利方面反而还倒退了。”
他放大嗓门说：“美国权钱交易合法化，要不得啊！从政党化发展到两党化，发展到一党独大化！三权又独立又不独立，不独立的这一面，带来很大的隐患啊！”
为什么说美国的三权有“不独立的一面”？“三权越来越不能互相制约了：最高法院九个大法官，五个是共和党总统提名当上的，观点上倾向于保守——小布什2000年上台，不就是他们裁决导致的么？三权的另一权，作为立法机构的国会呢，现在也是共和党把持。”
如果说，到香港使他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弊病、资本主义的活力，那么到美国来，使他又看到了资本主义也绝非天堂。他对人类未来道路的展望，有了进一步的思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可以长期共存、共融——是共“容”，也是共“融”。列宁断言“资本主义垂死”是犯了错误，西方在“苏东波”之后认为“社会主义灭亡了”也犯了错误。两种制度可以取长补短，求同存异，融而有异。“这个共存共融会有很长时间，几百年？也许还不止！”
而中国，也应该找到第三条道路。





许家屯（右）与邓小平、卓琳。


第三条道路

在来美国，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许家屯反覆琢磨社会主义的失败，“有马克思的错误，有列宁的错误，有苏共自身的错误。”
他对我说，私有与公有的矛盾，是从“人之初”开始的，“食色性也”，人第一要生存，二要繁衍，这就要取得资源，就要在一定的空间生存活动。人类的矛盾是由对资源和空间的占有和分配产生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代表了解决私有与公有这一基本矛盾的两大思路。
过去讲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是自由经济。自由经济的好处是自由，是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毛病是放任——市场是按照供求情况变化，供不应求就涨价，商品多了就过剩，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就由这种“无政府主义”而来。但是罗斯福新政把计划经济、国家调控加进来，现在格林斯潘用利率来调节，就起到了宏观调控的作用。现在中国也在尝试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
许家屯说，不仅一国内调控，还有全球范围的调控：七国首脑会议，世贸，世界银行，等等；现在更主要是以经济区的形式来实施的地区宏观调控。过去将“计划”和“市场”对立起来，我要消灭你，你要消灭我。还是邓小平说得好，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是资本主义，现在不是你死我活，而是我活你也活，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
许家屯一方面认为民主应该不断扩大、深化，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全球并没有理想的民主典范，二战后许多实行了民主制度的国家，现在有的发生倒退，有的陷入动乱。
许家屯再三强调要“和平演进”，放弃暴力，实行民主也好，社会转型也好，都要搞渐进式的改良，不搞激进式的革命。“李泽厚他们这么提出来了，但没有具体设计怎么做。而我在《二十世纪的经验》当中，有了具体的设计。”
尽管许家屯不肯说具体怎么设计，但是我听出了一点端倪，他设计的道路，似乎是从党内民主开始，通过党政分开，分割权力，直到最后改变一党专政结构。
他说，现在中共党内还是有有限度的民主的，不过没有全社会监督，也没有制度性的程序来保证将非共产党人、共产党人的精英吸纳进入顶层。“这种民主是咨询性质的民主，对任何意见，我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不采纳，你也没有办法。”他认为，应该从实现真正的党内民主着手，首先要让党内精英进入顶层，全党能够监督顶层。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但不能停步，要扩大到党外。这是从整个中国变化发展的进程来考虑的。中国应该避免陷入混乱无序，找到比较稳定的改良道路。
许家屯说，十三亿人的国家，不稳定，是世界的灾难！

老人还是想回国

“中国山”并不是真正的中国的山；“世外桃源”虽好，毕竟也不在故土。许家屯出国十五年，思乡之情时时冲击著他的心灵。
“去年（2004年）我的老伴顾逸萍过世，我的子女要求我回去，也要求组织上同意我回去。”顾逸萍在1998年就曾中风住院。
2002年4月，我就听许家屯说过：“中国是我的祖国呀，我当然想回国看看，但不乞求。要论安享晚年，还是住在美国安静，我只是想能两边走走。就是要写回忆录，光凭记忆也不行，得回江苏去查查当年报刊资料。”
1916年出生的许家屯告诉我：“前年（那应该是2003年，许家屯87岁时——高注）有一天晚上在别人家玩的时候，我突然昏倒了……一下子就人事不省了，倒是没有一点痛苦，吐了一身，自己也不知道。同伴赶快打电话叫急救车。我大该昏迷了半小时吧？醒来的时候已经在车上躺着，正赶往医院去。”
不过，这一次意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居然跟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许家屯隐居于此，来客不多。附近有些故交隔三岔五地通通电话、见见面。偶尔有客人从香港来，从中国大陆来，从美国各地来拜访。我探访他期间，正碰上老报人陆铿和崔蓉芝来访，从下午谈到晚上。凡是这样的日子，许家屯就特别高兴。
有消息人士曾向我透露： “许家屯离开中国后，江泽民派人去问董建华，是否他资助许走的。董建华回答：许家屯没有来找我，他如果来找我的话，我不能拒绝。江泽民又下令手下去询问了香港很多头面人物：董建华与许家屯到底是什么关系？实在查不出董建华与许到美国有何联系，只好作罢。但还是有人为此受到了牵累。现在董建华不能来找许家屯，因为江泽民已经这么问了他，董要避嫌。”我就此向许家屯求证，他不置可否，只是说：“对任何老朋友，包括江苏等地的老朋友，我的态度是，你不找我，我不找你；你来找我，我不拒绝。”
他说，《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来过，哈佛大学的中国研究专家麦克法夸尔教授来过，“麦克法夸尔掌握了很多关于‘文革’的史料，把他的专著送给我，我苦于眼睛不行了，不能看！”李锐、胡绩伟也来过，还有一些老上级、老战友，本人不方便来，要子女前来探望。
对胡锦涛与温家宝的新班子，许家屯说：我是基本上肯定的。他们的一些做法，例如解决三农问题，开发西部以解决地区差别，等等，我是赞成的。包括这次对赵紫阳后事的处理方式，我也基本上肯定。许家屯还说，外界对曾庆红估计过低。我推测，将来首先摆脱江泽民的影响的，可能是他。
胡锦涛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到底是权宜之计，还是长远方针？许家屯希望是后者。如果是后者，就是新型的社会主义。“构建和谐社会”，本质上就是各种社会群体的利益的调整嘛。
“不过，要给他们时间。”许家屯告诫。
他也希望，老天给自己时间。
（写于2005年）

天马行空

中国报刊终于肯定许家屯改革中的贡献

時間：2014-03-31 11:47

许家屯是继林彪之后出走的中共最高级别官员，一直受到中国官方和媒体抨击。但《中国改革》杂志2011年3月号却用了很大篇幅指名道姓地肯定他的贡献。该文的重要价值在于尊重了历史事实，这位为中国改革开放奉献心血的推动者，因最高层权争而遭受不公平待遇，现在向恢复历史本来面目，迈出可喜的一步


读到《中国改革》2011年3月号的一篇重头文章，用了大幅篇幅指名道姓地赞扬了建立海南特区的几位推手：王震、许家屯、梁湘。看到居然出现许家屯和梁湘的名字，而且是被这样热情肯定，我感到十分惊喜。（该文全文附后）
时任海南省省长的梁湘，是在赵紫阳垮台之后，被骗到北京，然后就失去了自由，受到反覆审查，最后郁郁而终；而刚刚卸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港澳工委书记的许家屯，得知梁湘的遭遇之后，感到自己可能也落到同样的对待，于是出走国外，远避美国。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他是继林彪之后出走的中共最高级别官员。
许家屯今年98岁（1916年出生），仍然隐居在美国加州的Chino Hill——这个地名，在西班牙语中就是“中国山”之意，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台湾和香港，出版过两本回忆录。2002年开始，我对许家屯的经历发生了兴趣，承蒙老人不弃，多次对我长谈，最久的一次是在他家住了一个星期，听他讲述近一个世纪的往事。





许家屯老人。（高伐林2009年摄。老人时年93岁）


对于老人过去从参加革命到“文革”、到香港任职的经历，我尚在整理。但是对他出走之后的生活与思想，对他回忆在香港期间的几件大事，我几年来陆续发表过几篇深度报导。记得在多维博客刊出时，得到一些读者的鼓励，听到的更多的是抨击和谩骂。在这些读者看来，身为中共高官，竟然出走美国，就是“叛徒”、“卖国贼”；而他居然还要表达自己怀念故国的心情、还要坚持揭露当年港英当局，简直就“两面不是人”。
看到《中国改革》这篇文章，我的感想正如转载这篇文章的明镜网编者按所说：
该文的重要价值在于尊重了历史事实。许家屯和梁湘均是推动中国改革开放最得力的地方领袖人物，但两人均因为最高层一时的权争而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同时，王震为改革开放作出的贡献也为民间所忽视。

编者按中关于王震的看法，我也十分同意——人是复杂的，不应神化，也不应妖魔化。记得我在《总书记审歌记：回忆胡耀邦一件小事》一文中曾经写过我对王震的直观印象：
此前我们听说王震是党内保守派大将，此后还听说他与胡耀邦关系抵牾，但是我那天的直观印象却相反，王震居然表现得开通风趣，与胡耀邦一唱一和，听到这儿他插言说：“生活不仅要‘充满阳光’，还要‘充满星光’──年轻人要谈恋爱嘛！”后来他居然又大谈起“凯恩斯理论”，谈起“文化界是第三产业”，观点且不论，他能吐出这些相当理论化的词儿已经让我纳罕不已。

许家屯多次向胡锦涛为首的中共中央申请回国，落叶归根，却一直未能如愿。我祈望，对这位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作出过重要贡献、为香港顺利回归中国付出过大量精力心血的老人，习近平上任后应该改弦更张，欢迎他回到他梦魂萦绕的故乡。



建立海南特区的推动者：王震、许家屯、梁湘

徐庆全，原载《中国改革》2011年第3期

1988年4月26日，海南省委省政府正式挂牌，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宣告成立，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从中央决策层面来说，海南经济特区的筹建决策过程经过了多次反复，有近10年漫长的历程。很多人成为海南特区筹建的热心推动者。至今，海南人依然念念不忘王震、许家屯、梁湘等人所做的贡献。

王震受命考察海南

1980年6月30日至7月11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海南问题座谈会，就加速海南岛的建设集思广益。会后，国务院批转了《海南岛问题座谈会纪要》。 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进一步研究海南岛的开放开发问题。这一年12月，受时任总理的赵紫阳委托，王震到海南考察，就海南的开发建设、对外开放提出意见。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王震担任农垦部部长期间，就数次到过海南。1982年1月下旬，王震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奉中央之命赴海南岛慰问各族人民，进行广泛交谈。
座谈中，王震指出：“有了现在的改革开放政策，又有23年的红旗不倒的老革命根据地的光荣传统，海南岛理应对国家的四化建设做出较大的贡献（何立波：《王震与经济特区改革》，《党史博采》2008年第4期）。”
王震从海南考察后回到广州后，召开了有广东省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的“关于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座谈会”。海南的领导人雷宇、罗天等参加了会议。雷宇后来回忆说：
我们从海南赶来，主要是罗天汇报的，罗天汇报了两个多小时，等到我说的时候已经没时间了，要吃晚饭了。最后我就用五分钟的时间，把海南岛的改革开发讲了五条意见。王震听得很清楚，他说，就按照雷宇汇报的五条意见给国务院起草个报告。然后在我汇报的基础上，写了一个给国务院的关于加快海南开发建设的草稿。这个草稿先拿到国务院经济特区办，特区办主任何椿霖，副主任胡光宝，有一个组长叫张戈，最后张戈要我们一起去北京，去了北京，我就不再参加这个文件的起草了，是省委政策研究室的林述文和我们海南岛的谢汝希这两个人，这两个人主要是配合工作。后来形成了中共中央十一号文件。十一号文件严格来讲就是我汇报的那五条（杨继绳采访雷宇记录）。
王震在会上做了专题讲话。这次会议直接促成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文件（中发[1983]11号文件，确定以对外开放促进岛内发展的方针，授予海南行政区在对外经济活动方面较多的自主权，并指示中央各有关部门采取积极态度，从人、财、物方面给海南岛以必要的直接支持。
1984年5月3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撤销广东省海南行政公署、成立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的建议。10月，《中央扩大海南对外经济贸易主权八项规定》出台。海南岛可以自主进口17种国家控制的商品，其中主要是汽车，这使海南得以将国家控制的商品进口，再转卖到大陆腹地。当年，转卖汽车可以赚取厚利，海南岛成为全国炒卖汽车的“天堂”，酿成了举国震惊的“海南倒卖汽车事件”。
在中央处理“汽车事件”的过程中，一些紧急措施未免矫枉过正，使得海南的对外贸易全面停顿，《中央扩大海南对外经济贸易主权八项规定》也几近收回，使海南的改革和经济发展受到了一次沉重打击，海南一时失去了改革的动力。
“汽车事件”两年后，1986年2月，赵紫阳同胡启立、田纪云到海南岛考察。10月，王震来到广东，召见梁湘，要他去海南做调研，提出加快开发海南的意见。王震说：“历史上许多有识之士，都提出过海南建省的设想。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设想均未实现。我看现在条件成熟了，现在委托你考虑一下，提出意见。”
当年在延安时，梁湘是王震359旅的部下。此前不久，作为深圳经济特区的拓荒者的梁湘，被免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的职务，调任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一直处于赋闲状态。王震将考察海南的任务交给梁湘，包含着对梁湘在深圳的工作的首肯。梁湘欣然受命，前往海南，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海南特区宣告成立后，海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大力吸引外资、土地出让或成片开发的新思路。洋浦以其港口条件优越、土地相对平整，原有居民较少和便于封闭隔离等综合比较优势，成为实施这一思路的首选之地。王震坚决支持这个新的思路。1988年12月1日，王震到海南考察，听取省领导关于洋浦开发问题的汇报，并题词：“洋浦开发，前景广阔”。
不料，海南这种举措在1989年3月的政协会上却被一些人认为是卖国行为，发生了始料未及的“洋浦风波”。为平息风波，王震对许士杰、梁湘说： “一些同志反对外商承包洋浦开发，是因为一时不了解，你们也可以多做些正面宣传嘛！”在邓小平等人的关注下，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
为了表示对洋浦开发的态度，7月14日，王震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开发商日本“熊谷组”企业在香港的负责人于元平，支持他搞洋浦开发。

许家屯上书邓小平，建议开发海南

海南“汽车事件”前后，原江苏省委书记许家屯就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香港媒体和香港财团对海南的开发抱有极大热情，许家屯以自己的特殊地位，来推动海南开放的脚步。
1986年，许家屯在与李嘉诚的一次单独约见中，谈到海南岛的建设时，李嘉诚主动提出有兴趣去海南岛投资，并承诺“一次可以投资一百亿港币”。许家屯认为，果真如此，不仅对开发内地有利，而且可以引发香港、海外大资本进入内地投资的新局面，对稳定香港也会有很大影响。为此，从未去过海南的许家屯，乘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开分组会的间隙，请假去海南考察。
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姚文绪陪同许家屯考察。许家屯认为，海南确是中国南方另一颗明珠，地理、气候、资源俱佳（惟一不足的是人才，教育水平低），只待开发。他向姚文绪讲了参观后的设想：拟向中央建议，海南脱离广东，单独建省，搞一个全国最大的特区，要求中央给海南特区比其他特区更“特”的政策。区党委的同志们听后，都很高兴。姚文绪说，“汽车事件”后，过去给海南的优惠政策都“收”回去了，海南的情况很困难，干部们情绪也很低沉，希望许家屯的建议能得到中央的考虑。他并说：“在没有建设大特区之前，最好中央先恢复过去给海南的优惠政策；若是不能全恢复，恢复一部分也行。”
回香港后，许家屯立即写信给邓小平并党中央，把他受李嘉诚要去海南投资的启发、去参观海南的感觉，以及区党委的意见做出反映，建议海南建省，成为大特区，实行货物、人员、资金进出口自由，成为第二关税区（深圳要拉铁丝网，搞“二线”地区，海南无须，因它是天然海岛），货物进出内地，可做进出口处理。许家屯特别提出：采用香港经验、资金、人才，把海南建成一个大特区，一个自由港。
邓小平把信批给赵紫阳，要赵紫阳办理。赵立即批给谷牧，请他具体化。批示的大意为：赞成许的意见，海南建省早就有此想法，现在可以考虑设特区，建省。在大特区没有落实之前，可以把原来给海南岛的优惠政策先恢复。
海南特区宣告成立后，许家屯被聘请为顾问，一如既往地支持海南开发。对洋浦开发计划，许家屯予以支持。“洋浦风波”发生后，梁湘和许士杰向许家屯求援，许直接向王震、赵紫阳反映情况，以求得支持。
1989年6月初，许家屯直接向李鹏建议，继续启动洋浦开发项目。十三届四中全会后，许家屯乘与江泽民见面的机会又把洋浦开发问题提出来，建议中央早一点批准洋浦开发（本节内容据相关知情人的回忆）。

梁湘赴海南勾画特区蓝图

1986年10月，领受王震指派的任务后，11月15日至22日，梁湘到海南考察。考察结束后，梁湘就加速开发海南给王震写了一份报告，建议将海南从广东分出去，单独建省，并像深圳那样办经济特区。
报告中，梁湘介绍了“三中全会以来海南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显著成绩”，指出“海南的现状与它所处的地位仍然不相适应”的情况，提出“加快海南开发建设的几点建议”：
1、要实行更加优惠的政策，允许海南实行类似自由港的某些政策……如对进口生产用的物质和出口海南生产的产品免征关税，资金自由进出，外商来往方便。在步骤上，则可先恢复和落实中共中央[1983]11号文件所给予海南的优惠政策，然后逐步实行上述政策。
2、要扩大自主权，把海南升格为省一级的体制。海南本身在地理上是一个完整的岛屿，为利于实现对全岛的统一领导，建议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按省一级政权进行组建，并行使宪法规定的省级许可权，直属国务院领导。
还要理顺海南内部的关系。海南省成为省一级体制后，可以考虑以地域经济联系密切程度为界限，切成东南西北中“五大块”，分成五个地级市，即加积市、三亚市、那大市、海口市和通什黎族苗族自治州，由海南直接管辖，各县由地级市管辖。
3、当前要突出抓好交通能源电信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交通方面，成立地方民航公司，大力发展民用航空事业，兴建国际机场，把现有5个军用机场改为军民两用；新建扩建深水港口；建成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络。能源方面，抓紧兴建天然气发电站、火力发电厂和水电站，迅速提高供电能力。
电信方面，大幅度地提高电话线路，尽快实现全岛各市镇自动电话，并能对全国各大城市和港澳地区以及一些外国自动拨号，使电讯网络内外沟通。交通、能源、电信建设的项目，海南早已上报，希望国务院有关部门尽快批准，以便及早动工。
与此同时，要充分发挥海南得天独厚、风景优美等自然优势，优先发展热带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加工，海水养殖、捕捞和加工，积极建立橡胶、南药、咖啡、胡椒、茶叶、腰果、可可、凤梨、花卉盆景、早春瓜菜、对虾、石斑鱼等农副产品出口生产体系，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道路。要盯着本地丰富的资源，引进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积极发展冶金、矿业、建材、橡胶制品、食品加工、石油化工等工业。还要把旅游业作为加快开发建设的一大产业来抓，先在三亚周围建立起一批具有海南特点的避寒、冬泳、度假、观光的旅游胜地。
海南的开发建设要做好规划，突出重点，逐步铺开。近期应该着重开发海口市、三亚市和通什市。
4、充实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可从广东省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抽调一批优秀干部支援海南建设，也可到全国各地公开招聘一批干部，以调整充实海南各级领导班子。
最后，建议中央成立一个加快海南开发领导小组，以实行强有力的领导，提高工作效率。
梁湘这份没有公开披露过的报告，全文5000多字，是研究海南经济特区发展的重要文件。报告没有一句空话，既客观地分析了问题，又科学地提出了办法，勾画出海南特区发展的蓝图。
王震看到报告后很赞赏，立即分送邓小平和赵紫阳阅示。王震还把梁湘来信的副本转给时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
荣毅仁很快回信：“海南的发展潜力是很大的，要是从体制上将海南升格为省一级建制，实施一些特殊政策，是会有利于加速海南经济发展速度的。”
1987年5月2日，正在新疆考察的梁湘被赵紫阳召到沈阳谈话。赵紫阳问：“你对开发海南有多大把握呢？”梁湘说：“只要国家能给海南以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我对加快开发建设海南前景是乐观的，我满怀信心！”赵紫阳说：“你已名声在外，是急流勇退，还是去海南工作？”梁湘答：“我服从组织的分配，听从党中央意见，不计较个人得失。”几天后，广州市委书记许士杰得知中央要建立海南省和经济特区的消息后，主动上书赵紫阳，请求到海南工作。这样，许士杰和梁湘就成为海南建省筹备组的一二把手。
海南特区成立后，梁湘担任海南省省长，直到1989年被免职。他为海南的改革开放做出了令人感念的贡献。
（徐庆全为北京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