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戚本禹：回忆江青 （上）-（1）

读史拍案

戚本禹：回忆江青同志（上）2015-08-02 00:22
来源:新浪博客作者:戚本禹33384次点击:我要评论

样板戏确实倾注着江青的心血。连程砚秋老先生都说江青真懂京戏。程砚秋和江青的关系很好。还有谭元寿,马长礼这些人他们始终都不否定江青。江青指导过的演员,绝大多数都不否定江青,而且也不跟着别人后面骂她。


1950年5月,组织上分配我到中南海的政治秘书室工作,那年我十九岁.
　　政治秘书室的全称叫中共中央书记处(由党的七大选举产生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相当于后来的中央常委会)政治秘书室。主任是师哲。副主任是江青,田家英和彭达彰。秘书室主要是为毛主席服务的。毛主席常把它称为是“我的秘书室”。
　　师哲当时又是主席的俄文翻译,建国初,主席要看大量的来自苏联的文件,所以师哲的工作非常繁忙.很少管秘书室的事,也不常来.江青倒是来,也管事.像反映类和控告类的信件她都看.有时还来参加秘书室的室务会议.凡是她到会的时候,田家英总是请她先讲话.田家英跟我们说,江青是我们秘书室的首长.刚开始时,我在会上发言,看到有那么多大人物在场,难免有些紧张,江青轻声地对我说,小同志,别着急,慢慢讲.我对江青的初始印象挺好.
　　那时我工作证上的职务栏里写的职务是见习秘书。领导上给我的任务一个是阅读北京和华北、东北地区的报纸、刊物,把里面重要的内容做成摘要,呈送给毛主席看。再一个是阅读处理各地群众还有民主人士写给毛主席的信件.我负责处理控告类的信件,就是控告各级干部的,那时这类信件并不多,一个月也就一,两件,但比较重要反映类的信件是李公绰管的,这类信件比较多,是反映群众对一些政策的意见的.有时他看不过来,我也帮着看一部分.数量最多的是求决类信件,即要求解决各种个人问题的,如工作,学习,治病,等等.
　　秘书室呈送给主席的信件和文件一般都是先给江青,由江青决定怎么处理.江青是在菊香书屋前面的一个小四合院里办公的.当时秘书室送,收文件主要是王象乾负责的.有时我也去送过.后来江青去苏联治病疗养,呈给主席的信件和文件就由田家英来负责处理了.
　　江青和毛主席的英雄情结
　　田家英看我喜欢学习,看书,加上我做的报刊摘要和呈送的信件常受到主席的批阅,就叫我协助他一起做毛泽东选集的校对工作。
　　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都参与其中。而具体的工作则是田家英、胡乔木和陈伯达在负责。先由人民出版社根据毛主席和中央相关领导审定的编目，印出入选文章的清样,我们把清样分送给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审阅修改.然后,田家英和我就要对经过修改后的清样作反复校对。田家英跟我说，清样虽然印出来了，但有些文章并不是根据原件印的。所以要我去中央办公厅秘书处(那时还没有中央档案馆)那里找原件作校对。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保留下来的主席手稿很少了。像《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都是发表在1920年代的《向导》等杂志上的。手稿早已佚失,那些原版的杂志就是最原始的文件了。而像《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原件就是在当时用手刻油印出来的本子，那很可能还是当时的中央苏区或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刻印的。
　　然而毛主席在1938年写的《论持久战》,却保存有原始的清样稿。清样稿上除了有毛主席用毛笔改的字迹，还有许多地方是用钢笔书写的。在钢笔书写的字迹上,主席又用毛笔再作了些修改.我回来问田家英,主席不是很少用钢笔写字的么?田家英告诉我,那钢笔字是江青同志写的.多年后,我把这事当面向江青提起过。江青跟我说，那篇文章可是主席在抗日战争初期对抗日战争战略、策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认真研究的心血结晶啊。主席在那篇文章里所预见的事情后来都被历史证实了。这篇文章对整个的抗日战争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就是在国民党那里产生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主席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全神灌注，竭尽了全力的。那时主席很容易发脾气，你不能对他有任何干扰，稍微影响了他的思路，他就会骂你。而平时主席是从来不骂人的。为了集中力量写东西,他连吃饭都是食不知味的，有时刚吃了一口，想起什么来，就马上放下，又去写了。所以饭菜常常是冷了又热，热了又冷。你送东西给他吃的时候，他连看都不看一眼。后来江青就想了个办法,把小米粥熬得很薄，把菜切得很碎,放在粥里.让他把饭菜放在嘴边就能喝下去。江青说，有时主席还叫她在办公室门口守着，不让人进来，一些高级干部来了都不见，人家还以为主席是生病了，江青在那里挡着，说主席在写东西，不让任何人打扰,有事找谁找谁去。有时可能是在写作的过程当中碰到了困难，主席就显得很烦躁,甚至会全身发热,冒汗。她就赶紧拿着毛巾给他擦拭。有时写着写着,手上也发热了，她就设法找来些恒温的凉石头，让他放在手上握着，用来降温。江青说，那时她守在主席边上根本都不敢说话，看到主席写好一段，就赶紧过去帮他抄写整理好，有的地方要按他的指点抄写清楚，她听说主席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是贺子珍照顾他的。
　　一个山东的小女子，在我们国家和民族处在最危急的关头，来到了人民领袖毛主席的身边去照顾他，不但照顾的那么好,还帮助他整理文稿。我作为她的乡人,感到非常光荣。
　　江青还跟我说:”人家老说是主席先喜欢上我的,其实是我自己先主动去找主席的。我早先就听说,主席的夫人对主席不好,后来又离他而去，主席一个人生活没人照顾。我就想要去照顾他”。她说,她多次听过主席做的演讲,看过主席的很多文章,觉得主席才是中华民族的大英雄,是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大英雄，她那时有着强烈的英雄情结。她说她记得很清楚,1938年的春节是阳历1月31日.那天主席来看她和阿甲主演的”打渔杀家”.阿甲很会演戏,他在舞台上尽量把自己的身体压得很低,来衬托她.演出结束后,毛主席到后台来看他们,并和他们交谈.这是她第一次和毛主席直接交谈.她说,你不知道主席在和你说笑的时候,那种魅力是她从来都没遇到过的.她当时就觉得自己可以为他去献出一切.甚至为他的一个微笑,一个鼓励,去生去死,去完成自己革命的天职.她当时就觉得,她就是属于主席的,而且主席也一定会是属于她的.我问她,你怎么就那么自信呢.她说她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这个想法,但冥冥中似乎被一种巨力所吸,把她吸引到主席这边来了.她当时就想,自己这一辈子,就是主席的人了.加上那时主席又已经与贺子珍离了婚,她说,这是老天赐给我的机会.这以后,她就自己找到主席那里去,一开始,哨兵拦住不让她进去,她就在门口一直等.哨兵没有办法,只好进去报告主席,主席马上就叫她进去了.江青说她帮助主席把“论持久战”整理出来以后，就被委任为中央军委秘书，她说这是她在中央机关的第一个职务，也是她一生中最感到光荣的一个职务。江青说,她第一次和主席同居是在1938年7月,她记得那天正是党的生日.那时,党内有许多人反对他们的婚姻,特别是张闻天,项英两个反对得最厉害.说主席怎么和一个戏子结婚.主席很生气.就对他们说,我是学孙中山.到了8月的时候,贺龙从前线回来,嚷着要主席请客喝酒.这样大家才都知道了这件事.
　　后来毛主席转战陕北时,整个九支队(党中央机关的代号)就是她一个女同志。她跟我说,她青年时代崇拜法兰西的女英雄贞德，她要以她为榜样,跟着主席转战陕北。她说:”我就是死也要和主席死在一起”。江青说,那时候主席在生活上,大多是她来照顾的，主席一边要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一边还要牵着胡宗南三十万大军到处转,以给中原战场减轻压力。整天都是行军,转移。跑到一个地方只能到老乡家去吃顿饭。每到一个地方,江青都要自己亲自去为主席安排吃的，当时陕北粮食很少,只有黑豆,吃下去不消化,江青就用手把黑豆一点一点地揉碎,然后煮成粥给主席吃。那时江青的身体也不好，人很瘦,她自己都觉得很困难了。但仍然全力照顾主席，她说,我牺牲了,那只是一个小数。而主席则关系到全国大局。她要想尽一切办法来保证主席的营养和健康。同时,她还要协助主席的工作。像《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重要的文章,就是由主席口述,江青记录整理,然后主席在江青记录的稿子上再作修改的。后来到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主席写的一些电文也是由主席口述,江青作记录的。
　　从我后来和主席的接触中,我觉得,江青所以能受到主席的青睐,主要是在中华民族存亡系于一线的危难时刻，她能千里迢迢从大城市上海跑到山沟沟延安来参加抗日。不仅江青，还包括和江青一起来延安的电影明星陈波儿,还有作家丁玲等。主席认为她们都是民族的女英雄。毛主席特别喜欢历史上的秋瑾,李清照,花木兰这些人。特别是秋瑾,主席对她的评价很高,他专门跟我们说过。他很喜欢看秋瑾在日本拍的那张拿着刀剑的照片,说这张照片透出了鉴湖女侠威风凛凛的气概。她的死难对满清皇朝的垮台,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像赵一曼等烈士,在主席眼中更是伟大的女英雄。在中国几千年抗击外来入侵的历史上,好些男人都是一塌糊涂的,还不如女人。李清照写的抗金诗篇：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主席亲自抄过好几遍，还有个写韩世宗的夫人梁红玉击鼓抗金的戏,主席也经常看。可以说,毛主席也是有着英雄情结的。
　　江青从1938年和主席结婚,一直到1976年主席去世.三十八年间,我觉得她是对得起主席的.她没有给主席丢脸.尽管现在加在江青身上的谣言,诽谤,丑化,诬陷都已经是无以复加了。但从江青在法庭上、在监狱里直到她最后的表现来看，她确实是一位女英雄，毛主席没有看错人。
　　江青在文革前和我的几次交往
　　虽然平时在中南海我常能遇见她,但并没有和她多说话。因为她是主席夫人,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听说她在苏联养病期间,斯大林曾送给她一块绿色的布料,她用它做了件裙子穿在身上。周围的苏联女士看了都纷纷地效仿,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江青绿”,在莫斯科风靡一时。我总觉得,像我这样小小的见习秘书是不应该去打搅她的。可没想到，在批阅我送审的信件和文件时，江青已经知道我了。在中南海"八司马"事件中，我们受到中央办公厅领导错误打击的时候,我听主席身边的人告诉我,江青跟主席说，戚本禹，王象乾十七、八岁就来到主席身边了，他们怎么会反党!在我处在困难的时候,她给了我支持，这在我当时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感激之情。
　　江青第一次正式找我谈话,是在1964年的春天。1963年杨尚昆、田家英他们把我从政治秘书室调去中南海的后楼研究室当研究员。那里的工作不像在秘书室那样紧张,我便利用业余的时间写了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写这篇文章完全是出于我对当时正在热烈进行着的史学讨论的一点个人兴趣,没有任何人的授意。文章写好后,我先给田家英看。他看了说可以送给“历史研究”杂志去发表。文章送去以后，我在那年的六月上旬就随中央办公厅农村调查工作组到冀东做农村调查去了，我去的地方是一个偏僻的乡村，那里没有邮局，也看不到报纸。一次我到唐山地委开会，看到了《人民日报》，才知道我的文章已经在当年八月出版的《历史研究》第四期上发表了。可我一点也没有想到,我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周扬在中宣部组织了几次有史学界很多权威参加的会议,批判我的文章。9月底,我随调查组一起回到北京,才知道这事。我就写信给《历史研究》杂志的编辑,想了解他们究竟如何批判我的观点的,以便参加讨论。但却得不到明确的答复。又听说原来已经准备好的批判我文章的会议也不开了。知道内情的人告诉我,毛主席在关注这场讨论,但具体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1963年入冬以后,江青三次派人找我。前两次因我去了外地,不在北京而没有找到我。第三次,江青的秘书沈同打电话找到了我。他让我在居仁堂的走廊上等他，然后他就带我去了丰泽园见江青。江青告诉我，她从《历史研究》上看到我的文章，觉得好，就把文章连同《北京晚报》的报道和《光明日报》的内部动态一起送给了主席，她说：“主席看了你的文章就叫我和秘书去找资料给他看，他还看了很多关于太平天国的书呢。”江青拿出一本蓝色封皮的线装书给我,说：“最重要的是这本。这是台湾最近出版的《李秀成供状》，白纸黑字呀。这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张春桥他们从香港进口的，毛主席仔细看了，还在书中夹了条子。毛主席说你找不到这本书，叫我把这本书送给你，还叫你继续研究，继续写文章。主席说了，别企望用一篇文章改变人家研究了一辈子的观点。”江青接着说：“主席终于对李秀成问题表了态”,她把主席的十六字批示,即”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讲给我听。还说：“这可不是个简单的表态呀，这是大是大非啊，是一场牵涉面很大的原则争斗呀!国内外的修正主义者，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江青告诉我，主席的批示是写在报道学术动态的一份资料上的，主席把它批给了中央有关领导传阅,并在批示后面写着“退江青”的字样。她说,批件正在传阅中，等退回来后就给我看。江青最后说：“你做了件好事，给人民立了功。但你不要骄傲，还要再看材料，继续写文章。你别怕大人物的干涉，有主席支持你，怕什么”。
　　可是,可能因为忙,她后来并没有把主席的批示给我看.我原还以为主席批示的是“忠王不忠”，所以我在后来的文章里有“忠王不忠”这句话.还是邓力群告诉我，他从康生那里看到的原件,主席的批示是“忠王不终”，乃晚节不保的意思。一字之差,不仅更为准确,而且意味深长。
　　我写的文章受到主席肯定，这下可出了名了。胡乔木，田家英等都提出要和我合作写文章。江青知道了，就对我说，你不用找他们。她让我去找康生。田家英,胡乔木和江青的矛盾很大.江青最早看出这两个人不可靠.后来的历史也证明,江青是对的.
　　1964年夏天，我写了第二篇批判李秀成自述的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初稿写好后，我就去找康生，请当时由他领导的在钓鱼台的反修写作班子帮助修改。在钓鱼台，我受到了康生和反修班子全体成员的热烈欢迎。经过他们的修改，文章的气势果然不一样了。江青得意地对我说，我让你去找康老，没错吧。姜还是老的辣嘛。
　　康生想让我留在钓鱼台,参加他们的反修班子。没想到陈伯达抢先了一步,他在征得主席的同意后把我调去了红旗杂志社。我去”红旗”上班后,陈伯达让我单独在一个很大的办公室里办公,又让我当历史组组长(正局级)，可他并没有给我什么具体的任务。我猜想,他调我去的主要目的恐怕只是为了做个姿态给毛主席看的。可我是个闲不住的人。不久我就主动要求去参加”四清”工作队,到北京郊区的通县搞四清运动。
　　1965年春，通县四清结束，我回家后得了场病，口吐鲜血。家里马上把我送进医院。江青和康生闻讯都很关心我.我对康老,江青表示感谢，江青说，不要谢我，不是我关心你。下面的话她就不说了。我知道是主席在关心我。康生还下了指示，要卫生部保证我的健康。卫生部副部长都亲自来了。其实我也没什么大病，。开始以为是结核病，后来一查不是，是因为过度劳累，支气管破裂。出院后我就回到《红旗》杂志，一边休息，一边看报、读书。见到历史学界一些人反对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历史,我就写了一篇《为革命研究历史》的文章与他们辩论。
　　江青和革命样板戏
　　1964年夏天,江青几次叫我去看样板戏的观摩演出。说这也是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你也得关心。还要我写评论。可这方面我不是很懂。所以,没能完成她的任务。后来1966年初我去上海时,她又两次让我和她一起去看样板戏的排练。以后又叫张春桥陪我去看样板戏。
　　江青说她在北京抓样板戏时曾跟彭真,邓拓他们打过招呼的。但彭真他们只是表面应付她,实际上并不欢迎。也没有真正布置落实,所以北京剧团的领导并不积极配合。因为市里和文化部都没有给他们这个任务。
　　原来的《红灯记》是杜近芳演铁梅,她的唱腔是绝对好的,别人都达不到她的水平。连梅兰芳都佩服她,认为她唱得比他好。浩亮跟我讲,那些老京戏迷都只听你的唱,不管你的长相怎么样的,也不管你的动作好不好,主要就是唱。杜近芳和江青关系也挺好的,但江青从剧情要求出发，认为铁梅应由擅长表演小旦的演员来担任，杜近芳是演正旦青衣的，江青跟杜近芳说,我将来一定弄一个适合你的剧本出来,让你好好地表演。你演正派青衣是最好的。但是李铁梅是个小姑娘,不适合你。杜近芳说,我演过杜丽娘,那也是很年轻的。江青说,你脸盘比较大,打扮出来不像小姑娘。所以江青选了半天,最后选了刘长瑜。刘长瑜的唱腔清脆。江青说,我就要这个。她适合演铁梅。剧团的领导说，让刘长喻演李铁梅，观众恐怕不习惯，江青说,观众的习惯也是可以改变的,你叫她唱两三场之后,这个就定型了。你再叫别人来唱,人家还不愿去看呢。观众的习惯也是要培养的。后来的事情证明了江青的观点很对，有个省委书记来看《红灯记》,不是刘长瑜演的。他就不满意,一定要看刘长瑜演的,说什么时候她演,他还要来看。刘长瑜后来被称为”新梅派”。她的唱腔带着点娃娃腔。演李奶奶的老旦,江青选了高玉倩。直到现在,这三个人的组合还被业界认为是绝配。浩亮跟我说,江青很懂戏,你唱的时候拖个半拍音,她马上就听出来,说这不对。你拖了。所以演员都服。她确实是个内行。浩亮和我在秦城的时候是难友。
　　《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的亮相是江青设计的。江青说,这英雄出场是定型,是一出戏成败的关键。就像是一篇好文章的开篇之笔。童祥苓试了很多次连他自己都不满意,最后江青亲自跑到台上去教他怎么摆动作。手和腿该怎么放。经过江青指导后的杨子荣再出场的亮相就完全不一样了。当时就获得了全场的鼓掌喝彩。
　　江青有时看排演的时候,会把身体从侧面低下去看,她说这是观众看戏的角度,你戏演得好不好,一定要从观众的视角来看才知道。
　　有些唱词,江青其实是跟主席商量来改的。主席还亲自改了几个地方。主席改得真好。演员一唱就觉得不但上口,意境也大不一样。可大家不知道,还以为是江青改的。说江青的水平比编导都高。江青说,我当时也不能告诉人家,那是主席改的。
　　看《白毛女》时,我提了个意见。说白毛女里喜儿出逃,好像是有点个人奋斗。她一个人怎么能生存呢,比鲁滨逊漂流记还难啊!哪怕有两个人一起逃出去也好一点。剧团有的人觉得我讲的对,还真去改了,设计了一个丫头同她一起出逃。江青知道了,就批评我说,你别去瞎提意见了,白毛女一个人逃出去,这是群众已经熟知了的,你弄两个人跑出去,还叫不叫白毛女啊。你有什么意见要先跟我商量。你下面去一讲,人家不改也不好。不过她认为我的意见还是有合理性的一面,后来就在剧中增加了一些群众场面。
　　样板戏确实倾注着江青的心血。连程砚秋老先生都说江青真懂京戏。程砚秋和江青的关系很好。还有谭元寿,马长礼这些人他们始终都不否定江青。江青指导过的演员,绝大多数都不否定江青,而且也不跟着别人后面骂她。
　　赵燕侠原来就是彭真他们喜欢的演员,她唱得确实好,。我看到江青对她也很好,但是她好像是受到什么人鼓动,就是不大听江青的话。文革开始后,底下的群众斗她,说她是彭真黑线的人,要她交待和彭真他们的关系。江青说,不要斗了.还是要让她来演阿庆嫂。可是她不肯按江青的意见改戏，甚至出工不出力。所以江青只能叫洪雪飞来代替她。江青跟我说,洪雪飞比起赵燕侠来,那不是差一点,而是差一个档次。但赵燕侠争取不了，也没办法。
　　对芭蕾舞,江青并不很懂,但她努力去学。英国芭蕾舞红菱艳那部电影她都看了十几遍，还要叫我陪她一起看,开始我还觉得蛮好看,看了几遍我就觉得烦了。但她还是专心致志地在看，她要从中找到芭蕾舞的特点,它的艺术形式,它的表达方式。她说,芭蕾舞的艺术语言很大一部分就在它的脚尖。它是用脚尖来说话的。她说肢体语言就是舞蹈艺术的灵魂。她说,看电影要看眼神,它用眼神来说话的。她还教我,看人也是要看他的眼神,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毛主席老引红楼梦里的那句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你只知道看书,写文章,再下去就成书呆子了。她那时把我看得像她弟弟一样,她对我说,我没有弟弟,我就把你当弟弟看。

吹笛在湖北

度的时候，查了一些有关的搜索，贴上来。

吹笛在湖北

１９５８年，中南海发生了一起“八司马事件”，又称“黑旗事件”，这件事让毛泽东记住了戚本禹。那年３月，就全国来说，反右运动已进入尾声，但中南海的中央机关整风因按计划排在后面，到此时才开始。在中央政治秘书室开始整风时，没有人给领导提意见。后来经过反复动员，林克、戚本禹等８个年轻干部向上级反映了中央政治秘书室领导何载存在的一些问题，写了大字报。关于大字报的内容,容全堂和林克总结得大体一致。据戚本禹回忆,他曾对何载提出如下批评:　
　
一、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50年代,有的失业工人或遭打击迫害的群众,衣食无着几欲自杀,他们来访求见领导,我们反映上去,何载和中办领导从来不见。杨家岭一位姓杨的老农,怀念延安生活,几次来访希望见见领导,毛泽东都见了一次,何载和中办领导却不见。二、棘手问题绕道避开。有一次,一批参加革命很早的老大姐来反映军内一些高级干部生活腐化、厌弃糟糠的问题,我们认为如此高级干部的问题,不宜由我们处理,领导应该出面。可何载和中办领导根本不理,最后还是主席批示军委处理三、何载思想右倾,苏共二十大后公开吹捧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发展了马列主义,到处宣扬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林希翎在北大演讲,何载派王文参加,林希翎得意地说中办支持她。

这些引起了当时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政治秘书室领导人杨尚昆、王刚等的不满。因为当时反右运动已经明朗化了，他们就借反右运动批判这８个年轻干部，说他们“反党”。中南海的干部中竟然出了“反党分子”，这在中央机关里是件大事。后来，有人把这一情况反映给在成都开会的毛泽东，毛泽东为８个年轻干部说了话。毛泽东说：“想不到我的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唐肃宗时期，柳宗元、刘禹锡、王叔文等８人实行变法改革，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打击，被罢官、撤职，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林克、戚本禹这些人因为对中央办公厅和政治秘书室领导人的右倾错误有看法，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就要把人家打成‘反党’，简直是岂有此理！依我看，中直党委应该撤销，政治秘书室也要撤销，真正受到处分的不是林克、戚本禹这些人，而是整他们的人！”毛泽东此言一出，马上解救了戚本禹等８个年轻干部，也使这８个年轻干部从心里感激毛泽东。后来，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谈到“八司马事件”，告诫大家不要压制不同意见，从中吸取教训。

整个的“八司马事件”和“文革”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有很相似之处。“文革”初起,先是中央和各级党组织把起来提意见的学生打成“反党分子”、“游鱼”、“扒手”、“假左派、真右派”,然后是毛泽东支持提意见的学生把“走资派”们打翻在地,其情其景和8年前“八司马”事件非常相似!于今反思“文革”,“不管是干部、保守派、造反派还是逍遥派,都声称自己是这场持久运动的受害者”,说起来,这也是事实。“然而,大多数受到过不公正待遇的人也在某个时期不公正地对待过别人。别人整过他，他也害过别人，这也是事实。”恰恰是后边这个事实,被反思“文革”的人有意识地忽略了自己也害过别人，甚至故意忘却了。反思“八司马事件”和反思“文革”，希望都不要落入这种窠臼。

吹笛在湖北

戚本禹

（《关于评价李秀成问题的讨论资料》第1页~第18页，原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四期）


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领忠王李秀成，在1864年（同治三年）7月22日被曾国藩的军队俘虏了。他在敌人的囚笼里写了一个自述。这个自述，从它的史料价值来看，无疑是极其珍贵的；但是，从它的根本立场来看，却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

（一）矛盾的历史现象

历史的现象是多么矛盾。骁勇善战、叱咤风云的农民革命将领却写了一个阿谀奉承、卑躬屈膝的“自白书”。伟大和渺小，光荣和耻辱混合在一起了，多么不调和，多么不一致！怎样对待这件事，怎样理解这件事？几十年来，历史学家曾经给我们提供了多种不同的解释。

“这是根本没有的事，英勇的忠王怎么会写出丧失革命气节的自述！？一定是曾国藩的伪造。”有人曾经简单地否定自述的真实性，来为李秀成辩护。但是，经过历史学界一番争鸣之后，这种说法现在已经站不住脚了。

又有人说：忠王在自述里确实写了一些污辱自己、奉承敌人的话，甚至表示要向敌人投降，虽然这些话对李秀成的英雄事迹来说是个污点，但是那都是假的。忠王的目的在于利用“伪降”来争取敌人的宽大，以保存革命力量，同时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分化满汉统治者，并且争取曾国藩调转枪口去对付外国侵略者。主张这种说法最力的是罗尔纲先生。

罗尔纲先生在《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1951―1957年开明书店、中华书局版，以下简称《笺证》）“三版自序”里说：“必须先对忠王的委曲的隐秘的心事有所了解，然后才不致入了那些诬罔先烈的皮毛之见。”（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1951—1957年开明书店，中华书局版，三版，第6页。）他在该书三版的考证里指出：“在忠王自己打算，如果经过伪降，得到释放，借招降为名，先保存革命的实力，然后等待曾国藩与满清皇朝之间的矛盾的爆发，或满清皇朝、汉族官僚地主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之间的矛盾的爆发，他就企图利用这一情势的发展，来保存自己的实力，发展自己的实力，从而推翻反动统治，以达到恢复太平天国的目的。在当时的客观情况看来是很有可能的，这也就说明使忠王采取这种企图是有他的条件的。”（同上，第34页。）

在《笺证》四版的考证和说明里，罗尔纲先生进一步论证了上述观点。他分析李秀成写自述的动机，除了“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以外，主要有两项：“第一，保民为乐……就是要求曾国藩放下屠刀，保存革命群众的力量。第二，防鬼反为先（防备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要求曾国藩把对内的矛头转而与人民一道共同对付外国侵略者。”（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四版，第36—37页。）忠王之所以用“极委宛曲折的叙述，甘言蜜语的词句，甚至不辞穷耻极辱用了‘投降’两字”，乃是为了实现这样深远的政治意图，以免“刺激敌人，招致敌人疑忌”。（同上，第36-62页。）这种“苦心”，“真是千秋还可以共见。”（同上，第65页。）

为《笺证》作序的周邨先生也支持罗尔纲先生的意见。他说：“从现在残存的文献来看他（李秀成）当时的态度，是利用封建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保存革命力量，把斗争的矛头转向更大的国外侵略者，这三者是不可分的整个复杂思想的体现。……这是革命实践的要求，这不仅不是一个幻想，更不能作为怕死，妥协投降看待。……李秀成作为一个农民革命领导人，英雄人物，是没有什么减色可说的。”（同上，第8页。）

整理出版了自述部分真迹梁岵庐先生也说李秀成是“伪降”。

广西僮族自治区通志馆在《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出版前言里说：李秀成“忠贞坚定的态度，使人有理由深信他之所以在自述中带些颂谀敌人、污损自己的话，是有其苦衷和政治目的的，决不能听信曾国藩所污蔑的‘宛转求生、乞贷一命’的鬼话”。（《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前言》以下简称《校补本》，广西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9-10页。）校补自述刻本的吕集义先生也说：“在全部自述中，尽管忠王为了幻想实现他的某种政治意图，不得不说了一些污损自己的话，但在字里行间仍然到处表现出他的坚定的革命立场”。（《校补本》，第18页。）

相当一些人同意了上述的意见。有些中国近代史的作者，在自己的著作里，也以上述的观点解释了这一页历史。

（二）忠王不忠，历史的事实掩盖不住

问题真的解决了吗？没有。

历史不是可以随意雕琢的大理石。历史是客观的存在。客观的历史真像是不能更改的。

李秀成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有才干的农民革命军将领。他在太平天国后期的革命斗争中起过很大的作用。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讧以后，革命队伍内部陷于混乱，清军乘势进逼，革命事业一时遭到了严重的危险。为了挽救局势，李秀成曾经和陈玉成等人一起，英勇机智地率领太平军大败湘军和江南大营、江北大营，解除了南京的包围。以后，又乘胜东进，解放了苏杭地区，使革命显出重新振作的趋势。他还曾经指挥农民革命军多次地打垮过外国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联军，表现了中国人民坚决反抗侵略者的无畏精神。他在苏杭地区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使这个地区一度成为太平天国的重要根据地。李秀成太平天国革命史上的这些功绩是应该予以充分估价的，是不能抹杀的。但是，他在被敌人俘虏以后丧失了革命气节、背叛革命事业的事实，也是否定不了的。在他的自述里，颂扬敌人、诋毁革命事业的话是那样的清楚，那样的明白，以致任何辩解在这种冷酷的事实面前都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李秀成在自述里美化了敌人。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用最美丽的字眼称颂太平天国的死敌―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他赞美曾国荃“有德之人，深可服佩”、“智才爱众”“惜士恩良”；赞美曾国藩“恩深量广，切救世人之心”，“仁爱惠四方，兼有德化之心，良可深佩”；恭维他们“恩德巍峨”“运算良才”、“明才足过”“盖世无双”、“谋才福择（泽），无此（所）不能”。他赞美臭名昭著、军纪败坏的湘军“将相勤劳”、“兵壮”“力足”“营规分明”、“能受苦坚”、“此军常胜，未见败过”。（同上，第31、32、44、52、60、84、107页，按照本文引用李秀成自述原文，均已按自述原稿影印本校改过。）

当李秀成写这些话的时候，被他称为“恩深兼有德”、“仁爱惠四方”的那支“救世人”军队，正在南京城里大显身手：“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戳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6页。）

在自己的兄弟姐妹、父老妻儿被敌人这样屠杀的时候，一个革命将领，却昧着良心去称颂那些最反动的杀人刽子手，难道这还不够可耻吗！？

美化敌人，必然要丑化自己。李秀成也不例外。在自述里，太平天国伟大的革命斗争竟然被说成是“忽（屈）悞英雄”、“悞死世民”，“违犯天命”、“害民害众”，“先机之定数”、“世人之劫数”。在自述将近完毕之际，他懊丧地叹道：“何生天王而乱天下，何我不才而佐他乎？”（各见《校补本》，第29、51、52、122页。）

李秀成在自述里对天王洪秀全的责备特别苛刻。他批评天王“不问贤良”、“不问国事”，“不修得（德）政”，“不以军民为念”，责备他“用人不专，信人之不实，谗佞张扬，明贤偃避，豪杰不登”。（同上，第28、43、51、108页。）但是，在这方面他所举出的具体事实，则有不少是不真实的。例如：他说天王对他不信任，把他母亲、妻子扣在南京作“押当”。这不是事实。他说，南京被围，城内无粮，他向天王“求放穷人之生命”，“主不从依”，“不得已强行密令城中寒家男妇，准出城外逃生。”（同上，第102页。）这也与事实不符。在南京城破的前一年，天王为了解救危局，曾经封他为真忠军师，托以全国军政最高权力，但是他在自述里对这件事只字不提，反而说，天王如何如何排挤他，甚至说，“我在京并未任合城之事”。（同上，第94页。）这些问题，罗尔纲先生在《笺证》里都指出过。应该说，洪秀全不是没有错误的，同时也不能要求李秀成正确地评判洪秀全的功过；但是，无论如何他不应该不顾事实，用一些歪曲了或者夸大了的罪名在革命领袖的脸上抹黑。（注意戚本禹回忆江青八司马事件中这一段：“主任何载思想右倾,苏共二十大后公开吹捧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发展了马列主义,到处宣扬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知道猫喜欢此文，跟革命领袖斯大林受赫鲁晓夫的侮辱有关。——何立明2015-8-4）

他这样指责天王，夸大他跟天王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包含着在敌人面前表白自己的意图。他把自己的革命历史描绘成这样：他一开始就是受“惑教”而参加革命的，“自拜上（帝）之后，秋毫不敢有犯，一味虔信，总怕蛇虎伤人。”（同上，第6页）“我自小为民不知，勇勇而来”，一路“迷迷而来”，“懞懞而随”，“造成今日患害”，“情知此事者，能死亦不能为也”。（同上，第19、29、51页。）他把自己在太平天国后期率领革命群众取得的巨大胜利说成是：“初任重事，又不周详，糊糊涂涂而作，此时国未当绝，乱作而成，乱行不错，故而保至今也。”（同上，第33页。）他说，他之所以仍旧呆在革命队伍里，不过是“奇（骑）上虎辈（背），不得不由。”“我生世亦未悉天命之先排，若人能先有先知，何肯违犯天命，逆天行事？何人作不良（不）义不孝？何人而肯辈（背）井离宗，离亲别友，去戚离乡？”“我不故（过）在秦为秦，为（在）楚为楚”。（同上，第29、47页。）除了强调自己没有革命意识以外，还表示他早因为自已“本是忠直贤良，（不）幸未逢明主”，而有动摇之意了。只可惜清军“凡拿是广西之人斩而不赦”，不然，太平军“解散久矣”。“因我粤人，无门他入，”所以才坚持革命至今。如果这次“曾中丞大人以及老中堂能以奏清（请）圣上，肯赦此粤之人，甚为美甚”。（同上，第19、44、93页。）

李秀成在自述里，不仅绝不隐瞒他思想的动摇，而且也不掩饰他一度有过的投降活动。

南京保卫战最危急的时刻，李秀成的一个妻舅宋永祺出城同曾国荃营下的一个师爷拉上了关系，商谈了投降的事。大概这个人不善于做叛卖勾当，以致来往十几天，还没有得到实情。宋永祺嗜酒，醉后失言，把李秀成同他谈的一些机密语，向一个想投敌叛变的松王陈德风讲了，陈德风得了风声就写信来问。恰巧这天李秀成正在府中召开粮务会议，陈德风的信为补王莫仕葵顺手打开了，大家看了信就质问李秀成，随后又把宋永祺押了起来，准备正法。这样一来，事情弄大了，闹得“合城惊乱”。“朝臣”们也都不同情李秀成。后来亏得李秀成用银子疏通了莫世葵，才把事情平息下去。李秀成在自述里说：“自此之后，四时有人防备，恐我有变心。”（同上，第106页。）

不但如此，他还反复强调自己过去已经做了许多有利于清军的事情，来向敌人表“功”。

表“功”的表现之一，是一再地说自己过去如何礼待获自“大清皇上”的俘虏。第一件事是打下扬州，“扬州知府被拿，当而礼敬，将其全家一一寻齐，当即讯问该知府愿降与不降？肯降即可，不肯从，皆由自愿也。该（知府）不从，……后将该知府送由仙女庙而去，发盘川银三百五十两而行。”（这段话，《校补本》漏钞。）

第二件事是打下苏州，俘虏了“清朝文武候补大员无数，满将多员，俱未伤害，各欲回家，无盘川者，我给其资，派舟送往。”（《校补本》，第56页。）

第三件事是打下瑞州，俘虏了清将李锡扬，“见是勇将有名之人，心内痛惜英雄，故未杀害”，后来劝降不成，“仍言（然）礼待，并未锁押，悉听其由”，过了几天，“发盘川银六十余两，其不受而去江西”。（同上，第64页）

第四件事是打下杭州，“当即传令诸军”，对“被获满洲兵将”“不准杀害，私杀害培（赔）命”，不愿投降者，“给费”“准其回国”。“在省候补、候任清官无数，业亦给费其回”。被获人员的高级官吏林福祥、米兴朝等，“我亦不杀，礼而待之，又未锁押，落在书房，与我文官闲及（叙）。”“林、米二人欲去”，“即备舟只一条，由杭州到上海，各给银三百两”，不仅对俘虏优客礼待，就是对清朝阵亡的将军、都统，也派人到处“寻其尸首，用棺木埋之”。那个“甚得军民之心”的巡抚王有龄，城破自杀，尸首是李秀成单骑到后花园亲自寻见的。找到尸首后，李秀成用“大清”的“衣帽朝服”把他入殓，后来又“点足五百人”、“给舟十五条”、“费银三千两，”把他的棺木护送回乡。写到这里，李秀成发表他的感想说，“各扶其主，各有一忠”，“惜看英才义士”，“死不与其为仇”。（同上，第69—72页。）

李秀成为什么这样优容礼待那些被俘人员，又为什么这样隆重保护那些坚决反革命分子的尸首呢？有人认为这主要是为了以优待俘虏的政策去争取敌人。就算是这样吧，那末，在李秀成自己变成了敌人俘虏的时候，还讲这些，却又是为什么呢？这时已经没有敌人可争取了，讲这些话恐怕还是为了让敌人“争取”自己吧。李秀成自己说：“非我参是好言，光我之薄面，皇天明照，不敢隐瞒。”（同上，第56页。）不是表“功”是什么！（据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记载，李秀成在一次谈话中曾经向他说：“至于用兵所到，则未尝纵杀，破杭州得林福祥、米兴朝皆礼之，官眷陷城者，给票护之境上，君独无所闻乎？”也是一种表“功”的口气。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374页。）

表“功”表现之二，是一再地说自己过去如何宽恕投靠“大清皇上”的革命叛徒。第一件事，叛徒李昭寿“献滁州投大清，我亦未责，将其在京所配之妻，瞒我天王而偷送付”。（《校补本》，第35页。）“我亦未责”的话不是事实，但是其表“功”心理，昭然可见。

第二件事，纳王郜永宽等人早就要叛变了，“虽悉其为，我亦不罪。”还告诉他们：“现今我主懞（蒙）尘其势不久，尔是两湖之人，此日由尔便，尔我不必想（相）害。”后来“这班返（反）臣不义”将慕王谭绍光杀死，“投与李抚台”。“献城未及三日，被李抚台杀害”。（同上，第92、93页。）

第三件事，松王陈德风在围城时私通“东门外箫军门”，事泄被捕，“该与我想（相）好，……当即出计保之，代用去银一千八百余。然后保陈得风之命。”（同上，第104页。）

赫赫有名的忠王，原来是个软骨头，这真出乎反动派的意料，老奸巨猾的假道学家曾国藩对付软骨头当不乏手腕，于是在两次“深惠厚情”的谈话之后，这个所谓“万古忠义”的忠王在于向反对派递交了降表。自己投降了不算，还要替反动派在大江南北打起招降的白旗。

“先忠于秦，亦丈夫信义，楚肯容人，亦而死报。收复部军，而酬高厚，余兵不乱四方，民而安泰。一占（沾）清帝之恩，二占（沾）中堂、中承（丞）之德，万世威名……我生而本无才略，秉直心院（愿），见义而从，别无他也。……见中堂、中丞大人量广，故而直表真情：我肯与中堂、中丞出力，凡是天国之人，无不收服。中堂、中丞大人欲除我患，代收齐此人回来，尔除亦是是（是字衍文）好事。我丧国亡，收齐此众，免乱世民，平我之心，而为百姓，得中堂、中承（丞）相将免劳，免费国之财货。此是被获承恩厚待，直心直说，并非而有别意，恳请揣之细详，便知的实。”（此段《校补本》漏钞，当补于第31页。）

“今天国已亡，实大清皇上之福德，万幸之至。今我在天朝，亦忠其为，其国军亡，我为洪姓之将，外众将兵具（俱）是我辖。今见老中堂恩惠甚深，中承（丞）大人智才爱众，惜士恩良，我愿将部下两岸陆续收荃（全），而酬高厚，……愿收齐人众，尽义对大清皇上，以酬旧日有罪愚（于）民。若我主在邦全，我为此事，是我不忠，今主死国亡，我兵数十万众，乱坏世民间，我不能卫，同其害民，皆我之罪也。天朝失国，今蒙恩代（待），愿代收齐报德。今而扶洪姓为将，今已被拿，本处早日诛刑，承蒙迟究，敢带（感戴）靡涯。今国败尽，免我兵不可再坏凡民，老中堂以及中承（丞）大人肯容此举，室及（实乃）大清皇上格外之福，万民同占（沾）中堂雨露之恩。若我能（有）此本事收复，恐防我他心，仍祈刑正国法，如办不成，正国法是定。我此者，实因欲保民为乐之意。恐中堂不信我有此为，仍锁在禁，容我办为，付人我用，可在皖省居中，两岸好办。心虔有余。无有二意，如承因（恩）肯纳，具（俱）办齐全，决不负意。祈劳高才揣度，否合可为？”（《校补本》，第112-113页）

自述的最后部分被曾国藩撕毁了，但是，就在最后几行间，堂堂天朝的军事统帅已经自认为是“大清民根”了，而革命军队和革命群众，则变成了“众匪”。（同上，第119、121页。）

据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说，李秀成在死前，还写了十句绝命词，“叙其尽忠之意”。（《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381页）许多人拿这件事来证实李秀成的“凛然节气”，可惜原词没有留下来，否则或者可以证实为这种说法找到一些实在的根据。但是，就算是为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尽忠吧，已经太迟了。“既干进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把诗词化为长江的波涛，也洗不净这一页投降变节的可耻记录。

总之，无情的事实说明了：李秀成的自述并不是为了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而写的“革命文献”，（有人根据《清史记事本末》的一条材料，说李秀成在写自述以前对清朝官吏说，“速将纸笔来，吾当书之，吾史馆实录为尔曹焚掠尽，吾不述，奚以传后。”但是这条材料的可靠性很成问题，在目前已经发现的目睹李秀成写自述经过的人的记载里，都不能得到证实。）它只不过是为投降的目的而写的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

（三）问题的焦点是怎样评断李秀成的动机

分明是一个投降变节的“自白书”，可是罗尔纲等先生却说这个投降是假投降，说自述里那些“颂谀敌人、污损自己”的话，都是欺骗敌人的。

问题的焦点是怎样评断李秀成的动机。

为了对历史负责，必须遵循正确的历史观点。

毛主席说：“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70页。）评断历史人物主观动机的好坏，唯一的标准是他自己的社会实践，这里必须避免主观的臆测。李秀成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述，是他投降变节思想的合理的产物。

我们且分析一下李秀成提出的十条纲领，即“招降十要”。李秀成认为，“天朝之根已去，能收复此等之人众齐来”，就可以迅速平定天下，“免大清心腹之患再生”。（《校补本》，第119页。）“招降十要”就是为这个目的而提出的。

“招降十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用“恩赦两广之人”的政策，瓦解最坚决的革命队伍。“肯散两广之人，其各易办”。他主张利用太平军的俘虏作宣传工作，以使“人人悉中堂、中承（丞）宽恩赦他，其心免结，图事速成。”他又建议曾国藩“出示各省远近州县乡村，言金凌（陵）如此如此，今各众不计何具（俱）赦，仍旧为民”。（这里以及以下所引“招降十要”原文，均见《校补本》，第113—118页。）

在这里，李秀成又一次表示要利用天朝统帅的威信，亲自参加招降活动。

李秀成在“招降十要”的结尾部分里说：“昨夜承老中堂调至驾前讯问，承恩惠示，真报无由。罪将一身屈错，未逢明良，今见老中堂恩广，罪将定要先行靖一方酧报。昨夜深惠厚情，死而足愿，欢乐归阴。”

在这里，分布在大江两岸的太平军变成了李秀成晋见新主人的见面礼。罗尔刚先生在《笺证》里说，李秀成这里写的“罪将”，并不是向敌人“低头”，而是说罪在“不能保卫太平天国”；“死而足愿，欢乐归阴”的话，表明李秀成早有了为革命而死的决心。（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四版，第35、64页）罗尔纲先生似乎错误地领会了李秀成的意思。李秀成的“罪将”明明是向敌人表示忏悔的自称；“死而足愿，欢乐归阴”明明是向敌人表示忠心的谀词。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我的罪极大了，您老却这样恩待我，真使我粉身碎骨难以报答。今后为您赴汤蹈火，牺牲生命都是心甘情愿的。”试问，从这里能够找出什么为革命而死的决心呢？

李秀成的招降计划，共分三步：

第一步，“先收我儿子为先”，要曾国藩准他找人带着他的亲笔信，去办这件事。

第二步，“要收我堂弟李世贤为首。李世贤之母亲及其家眷概被苏州李抚台溧扬（阳）带云（去），业宽养重代（待）。欲收我弟，速见攻（功）者，求中堂行文取其母到皖省，我行文前去，可速成功定也。其视（事）母至孝，今我被擒，办此者之易甚也。”李世贤是太平军在长江以南的大部队，招降李世贤是消灭太平军的重要一着，清廷对这件事很重视，李秀成死后，还下谕旨向李鸿章查问情况。李世贤后来没有投降清朝，但是李秀成为了招降李世贤竟然想拿人家的母亲做人质，简直是不择手段了。

第三步，儿子、堂弟“收复”以后，再收听王陈炳文。“陈炳文与我至爱，两好作为亲亲。我今被获在此，我文至，其定肯从。其各肯从成此事。因我在此，各有去路，定而成也。陈炳文从，汪海洋亦至，我家弟从，朱兴隆、陆顺德从之定也”。“又收黄文金”，“其事定成”。“天朝独我部众，我将我部收齐，其余各记（寄）话而从。”

李秀成南京突围时保护过的幼主，现在变成了重新检验他政治立场的试金石。他知道，他必须对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表示态度，否则新主人就不会信任他。

他解释道，他过去保护幼主，是一种“愚忠”。他估计幼主一定在突围时被杀害了，“此人必不能有了”；但是，万一幼主没死怎么办呢？幼主，这点象征革命的骨血，对有过“朱三太子”闹事经验，又受过农民大革命浪潮冲击过的，腐朽圮败的清朝统治者，却是一个危险的人物。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李秀成彷徨了。

曾经主张“不计是王是将”，都“赦其死罪”的忠王，对这个老天王临危托孤、清白无罪的小主人，也爱莫能助了。“查幼主果能到处，再有别样善谋，又再计效（较）”。李秀成的“铁胆忠心”，在这里完全被碎了。

李秀成还表示，在天朝将兵“收复”以后，他还愿意为镇压北方的农民起义军效犬马之劳。“罪将邦（帮）筹为引……稳（捻）匪作乱，举手而平。”（罗尔纲先生曾经在一个注解里说：“忠王所说的‘捻匪’乃指蒙城、亳县起义群众里扰害人民的分子。……那些扰害人民的坏分子，在革命内部看来，也还是以匪看待的。”《笺证》四版125页。这也是值得商榷的。如果“捻匪”是指几个坏分子说的，那么“举手而平”的当然也只是几个坏分子，除掉了几个坏分子，革命队伍更健康了，革命事业更发展了，这样，李秀成“办好两岸”、“先靖一方”的保证又怎么实现呢？）这真是最彻底的背叛了。

这些事实，这些彻底叛卖革命事业的行动纲领，难道还不能说明李秀成的真正居心吗?

李秀成的“招降十要”，每一条都可以马上实行，而且都可以立即收到应有的效果。当然，在实行的过程中，也一定会遇到坚决革命派的抵制；但是，它仍然可以帮助敌人更快地摧毁大江南北的革命队伍。

李秀成不会“助纣为虐”，干出这种卑鄙的劝降勾当吗？请看他向敌人立下的军令状吧。“如办不成，正国法是定。”他的头颅和热血已经为他投降的决心作了担保。

是真投降还是假投降，李秀成自己不是清清楚楚地答复了吗？这就是我们评断李秀成动机的根据所在。

能不能说，李秀成的招降的为了保存革命群众的力量，也就是“保民为乐”呢？

对革命群众，李秀成确实主张“亭（停）刀勿杀”。不杀当然比杀好。但是，李秀成的不杀是有条件的。这条件就是：彻底投降，不再革命。从太平军出来的李秀成深知，革命群众是“杀之不尽”的，而且杀的越多，反抗的也越多，所以“平定天下”要以“仁爱为刀”。否则，“虽中堂兵欲争，能平此等，实有费力费财”，而且“尔兵到此，其又去被（彼），何不有乱于民？被为（围）严紧，尚有计他逃，不独该在外许广野而无别计者乎？”由此看来，李秀成这种以“仁爱为刀”的不杀办法，对反动派来说，倒的确的一种大有好处的万善之策。无怪乎杀人如麻的“曾剃头”曾国藩，看了这一段话，也要向皇帝说“其言颇有可采”了。（《曾文正公全集》，卷20，《贼酋分别处治粗筹善后事宜折》。）

也许，在李秀成自己想来，他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甘愿从此作一个“顺民”，他想保存自己儿子和部下的生命，也必须诱使他们都变成甘愿被套上奴役之轭的“顺民”。但是这种想法本身就是投降变节者特有的可耻的想法。他所设计的招降办法并不是什么保存革命实力的策略，而是一种瓦解革命实力的策略。革命群众的生命既不能用乞求的办法保存，更不能用投降的办法保存。革命群众的生命只能依靠革命群众自己机智、英勇的斗争来保存。

就不能说，李秀成是发了挑起满、汉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而投降曾国藩的呢？

这种说法也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至少，从现在有的材料里，找不出这种根据。相反，我们从李秀成的自述里，只能看到他经常把“中丞大人”、“老中堂”、和“大清皇上”并提，而且总是把“大清皇上”写在前头。此外在他的自述里，歌颂“大清皇上”的词句屡屡可见。如“清朝有厚福”、“大清之福”、“满洲之人过我大国为帝，此是天命而来”、“此是大清皇上鸿福”“仍大清再复升平”、“大清皇上格外之福”（《校补本》，第49、55、69、107、113页）等等。从这里似乎找不出一点挑起满、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线索。

曾国藩、李鸿章、赵烈文这些镇压农民革命颇有经验的巨奸大憝们对李秀成的态度是看得很清楚的，他们并不认为李秀成是“伪降”。曾国藩对李秀成的评论是：“宛转求生，乞贷一命”，“献谀乞怜，无非图延旦夕一命。”（《曾文正公全集》，卷21，《钦奉谕旨分条复陈折》。）赵烈文在日记中两次记述李秀成“有乞活之意”，有“乞恩之意”。至于李鸿章对李秀成的看法就更难堪了。李鸿章本来对李秀成非常害怕，在来往文书里有时称他为“忠老”，后来知道李秀成写了一个投降的自述，在致曾国荃的信里说：“阱虎乞怜，曾狗鼠之不若，殊可嗤也”。

既然如此，曾国藩等人为什么不接受他的投降，反而认为“此贼甚狡”，“不宜使入都”，而且迫不及待地把他杀了呢？

这个问题并不难理解。李秀成在整个革命战争期间始终活跃在最前线，又是后期太平天国最主要的将领之一，他对于战争的颠末经过是了如指掌的，曾国藩、李鸿章和清军其他部队狼狈溃败、腐败无能，奸淫掳掠以致欺君卖国的种种劣迹在他脑子里有一本清帐。他在曾国藩面前固然尽量颂扬这位“侯爷”，但是对李鸿章就并不客气，随笔拈出几件事情，就揭了李鸿章的老底。假如准他投降，清廷一定会命他入朝，谁能担保他到了北京不会照样把曾国藩的丑事揭露一番呢？曾国藩深知清廷对他是非常猜忌的，而他十几年来虚诳欺骗朝廷的勾当又不知有多少！虽然李秀成自述里没有挑起满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意思，但他曾国藩却不得不深加戒备。他权衡反革命利害的轻重，就断然把李秀成送上了断头台。

“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李秀成却含着羞愤的眼泪，怀着失节的悲痛，回到了他的“天国”。

（四）谈字里行间的“革命立场”

吕集义先生说：李秀成的自述“字里行间仍然到处表现出他的坚定的革命立场”。他举出了实例，如“在时间上写的是太平天国天历”，“在称谓上仍然称‘天朝’、‘天国’”，写上帝、天王时抬格，“凡是为太平军攻克的城池都书作‘克服’，而被清军攻陷的地方则作‘失’或‘失守’”，“起义的字眼更是数见不鲜”（《校补本》，第18—19页）等。罗尔纲先生也引证了这些材料，并且认为这表明了李秀成的自述，其“文字的实质和精神，依然表现着坚定的立场”，他还说，对这一点“不仅要从中国传统的春秋史笔的书法去体会”，而且还要和当时的叛徒听王陈炳文、宁王张学明等人在投降文书里诬蔑天朝的军队为“贼匪”、“贼垒”，称颂清朝的法令为“钦命”、“国法”等作比较。（《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四版，第63页。）

怎么解释这些现象呢？既然李秀成要投降了，为什么在自述里还使用着革命队伍里的称谓，保持着太平天国的用语习惯呢？

什么事情都有发生、发展的过程，投降变节也不例外。

决定投降变节是一回事，养成投降变节的全部心理和习惯又是一回事。李秀成可以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作出投降变节的决定，却很难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养成投降变节的全部心理和习惯。一个历史学家说过，“臣妾签名谢道清”的南宋皇太后，当她手拉着小孙子朝见忽必烈大汗的时候，她还没有养成全部的奴才心理。同样道理，在农民起义烽烟里翱翔过的雄鹰李秀成，当他被敌人抓住，决定投降变节的时候，他也还没有具备完备的叛徒心理。这一点李秀成自己意识到了，他在自述里，不是明白地向曾国藩的“师爷”们说，“恐有违犯字样，是烦劳清心改除可也”（《校补本》，第84页）吗！如果有一个“师爷”，真的按照李秀成的请求，替他把“时逢甲子”一类的话，改为“同治三年”，李秀成大概不会提出抗议吧！

决定问题性质的是自述的根本立场，而不是某些习惯称谓。投降还是不投降，革命不革命，这是检验李秀成阶级立场是否坚定的根本标志，离开了这个根本标志，其它一切都不过是枝节末端而已。

舍去了充满李秀成自述里的那些投降变节的话不管，只去埋首考证几句表面上符合太平天国习惯的称谓和用语，其结果就会把一个变节分子当成“曲线救国”的英雄。

太平天国的另几个叛徒在投降文书里污蔑天朝的军队为“贼匪”、“贼垒”，称颂清朝法令为“钦命”、“国法”，这当然是无耻之尤了。这说明他们的叛徒思想早就成熟了，所以一见了蟊贼就会做出卑鄙可耻的奴才相。但是拿这几个叛徒作尺子，仍然否定不了李秀成投降变节的事实。事实上，在李秀成自述的最后部分，所谓“字里行间”的“革命立场”或者什么“春初史笔的书法”，再也找不见了。在这里，农民的“起义”，已经变成了“乱民”、“害民”，革命方面的“失”或者“失守”，已经变成了“大清”王朝的“收复”或者“平定，”最严重的是太平天国的革命军队和革命群众，在这里已经被称为“众匪”了，这个字眼已经和叛徒的口吻完全一致了，至于称清朝的法令为“国法”，则早就有了。

可见，只要投降变节，就会认贼作父。心理和习惯上的不协调、不一致终究只是暂时的现象。

（五）关于“防鬼反为先”

李秀成的“防鬼反为先”的思想，经常被当作证明他并非真投降的论据。“防鬼反为先”的确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一点也洗白不了他投降变节的错误。

封建反对派和外国侵略者同是太平天国革命的敌人。在太平天国的革命者看来，一个是“妖”，一个是“鬼”。投降了“妖”，请他来防“鬼”，或者投降了“鬼”，请他来反“妖”，同样都减轻不了他背叛革命事业的错误。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来进行革命斗争，是一种革命的策略；但是叛变了自己的阶级，并且企图不择手段地替反对派作招降工作，甘心情愿地去帮助敌人“平复”“众匪”，“安定”天下的人，是谈不上什么革命策略的。

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是在封建反动派和外国侵略者的联合进攻下失败的。“妖”、“鬼”尽管有矛盾，但是还是一家人。如果背弃了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去投降封建敌人，企图请他们来防备外国侵略者，那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幻想。这一点，近百年的历史已经为我们做出了结论。

从太平天国起义到失败的十几年里，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两个阶级在战场上同外国侵略者相遇过。一个是清朝政府代表的地主阶级，一个是太平天国代表的农民阶级。他们的对手都是英、法侵略者，但是斗争的结果是那么不同。地主阶级很快向侵略者妥协、投降、割地、赔款；而农民阶级进行了英勇的战斗，给予侵略者严重的打击，并且以自己坚决反侵略的光辉榜样，激发了后人的英勇斗争。历史事实证明，抗击外国侵略者，只能依靠革命的群众。革命的群众即使在挫折、失败的困难情况下，也能用自己的力量给外国反对派以沉重的打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一个曾经依靠革命群众同外国侵略者作过斗争的农民领袖，背弃了革命的路线去投靠封建反动派，而且还幻想依靠他们来反对外国侵略者，这在历史上不是进步而是退步。

（六）李秀成的投降变节是不是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

有人用“历史局限性”的观点来为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辩护。他们说，李秀成在自述里所以“夹杂着一些对敌人过分期待的话语”，是因为他“对阴险狠毒的阶级敌人认识上有历史的局限性，”是因为“农民革命的局限性”。（《校补本》前言；《笺证》四版，第39页。）

如果这种说法是指：李秀成的投降变节作为旧式农民革命中常常会出现的现象之一，是这种农民革命的历史局限性的一种表现，这是对的。

但是，如果认为因为旧式农民革命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对于封建统治者的认识上的局限性，所以，投降变节行为对于李秀成来说就是难以避免的，是不必加以责备的，是可以原谅的，那就完全错了。

农民群众的英勇斗争在新的社会阶级形成以前是历史的唯一的动力；没有这种斗争，历史就不能前进一步。自己放弃斗争，还以策划招降的办法来协助封建统治者瓦解这种斗争，这不是历史对他的局限性，而是他对历史的反动。（原来戚本禹的理论逻辑来自马克思的辩证法，毛泽东的农民阶级革命起义推动历史进步论，所以猫喜欢。——何）

旧式农民革命打击了封建统治者，但是不可能推翻封建社会。农民群众认不清封建制度的本质，他们常常反对旧日的坏皇帝，而拥护新的所谓“好皇帝”。但是李秀成却不是这样，他是去拥护坏皇帝，而污蔑自己的天王；他是企图去帮助当时农民群众正在反对的坏政权，而出卖自己的太平天国。这不是农民阶级的意识局限了他，而是他对农民阶级的背叛，是他对农民阶级的罪行。

同李秀成一样出身、一样成长、一样失败被俘，有着一样的局限性的许多别的太平天国将士，却没有象他一样投降。

有一个和李秀成时代相同、家乡相同、出身相同、境遇相同的伟大人物。这就是青年英雄，勇猛善战，世罕其匹的英王陈玉成。他在1862年（同治元年）被另一个反动将军胜保俘虏了，胜保劝他投降，他宁死不从，而且还描叙胜保打败仗的情形讥笑敌人。后来终于被残酷杀害了。有一个无名氏，写了一篇《陈玉成被擒记》，替我们记下了这个伟大农民领袖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

“玉成既为苗沛霖所赚，解至胜保营。玉成入，胜保高坐腭眙曰：‘成天豫何不跪也？’玉成曰：‘吾英王，非成天豫，奚跪为！尔本吾败将，何向吾作态！’胜保曰：‘然则曷为我擒？’玉成曰：‘吾自投罗网，岂尔之力。吾今日死，苗贼明日亡耳！尔犹记合肥官亭，尔骑兵二万，与吾战后，有一存乎？’胜保默然，予酒食，劝之降。玉成曰：‘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见罗尔纲《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自传》，《历史教学》，1953年4月号。刀口余生《被掳纪略》里也有类似记载。）

相同的时代，相同的家乡，相同的出身，相同的境遇，一个巍然矗立，一个屈辱变节，“历史局限性”为什么竟会有这样的不同！？

也许有人想李秀成被俘的时候，南京已经被敌人攻破了，历史条件还是有些不同。

那么我们看看另一些历史人物吧。

有一个差不多和李秀成同时被俘的太平天国领导人，这就是干王洪仁玕。这个洪仁玕是李秀成看不起的人物。他是有缺点的，但是他被敌人俘虏以后的壮烈表现，却是李秀成之类永远不及的。他在反对派面前自称“本藩”，直指敌人为“妖军”。他崇高的气节，坚定的立场，视死如归的决心，表现了太平天国英雄们为革命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他的自述：

“故赵宋文天祥败放五坡岭，为张宏范所擒，传车送穷者，亦只知人臣之分当如此，非不知人力之难与天抗也，予每读其史传及正气歌，未尝不三叹流涕也，今予亦只法文丞相已。”（《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47页。）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青。”洪仁玕不愧为文天祥浩然正气的继承者。

再看另一个历史人物。这就是那个在国家危难时投笔从戎的遵王赖文光。他在南京城破后仍然继续在长江北岸艰苦地同反动派作坚决斗争。他联络并且领导了北方的农民起义兄弟捻军，把清朝名将僧格林沁和曾国荃的新湘勇打得落花流水。不幸1868年（同治七年）兵败被俘，他对惨酷的刑戮毫无畏惧，真是赤胆忠心的铁打好汉。他坚持革命气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还在自述里无情地揭露反动派残暴不仁的反动本质，斥质敌人“行一不义，杀一无辜。”

他在自述的末尾，叙述自己复国不成，以身殉节的心情，慷慨激昂，悲愤壮烈，使人读后为他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感动不已。

“独力此间数载，战无不捷，披霜蹈雪，以期复国于指日，恐独立难持，孤立难久，是以于丙寅十六年秋，特命梁王张宗禹、幼沃王张禹爵、怀王邱远才前进甘陕，往连回众，以为犄角之势。天不佑我，至于今日，夫复何言？古之君子，国败家亡，君辱臣死，大义昭然；今予军心自乱，实天败于予，又何惜哉？惟一死以报国家，以全臣节。”（同上，第863页。）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赖文光的自述，才真正是太平天国英雄的“就义歌”。

同一时代，同一种历史条件，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物。一种人宁死不屈，慷慨赴义；另一种人投降变节屈膝媚敌。怎么能用“历史局限性”来为后一种人辩解呢？

（七）英雄为什么还会投降变节？

历史上有过这样的英雄，他们曾经骑着骏马，驰骋在疆场上，同敌人进行过殊死的战斗，但是他们最后却经受不起失败的考验。“士众灭兮，名已溃”，在军队溃散，身陷困境的时候，他们的风云壮志消失了，于是丧师辱志便接踵而来。这种人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上也不是个别的。苏州的叛将，“渺一目”，屡次打败英法侵略者的宁王周文嘉，上面说道的听王陈文炳，都是这样的例子。

李秀成的投降变节不是偶然的。

从他的自述里可以看出，他虽然曾经进行过勇敢的战斗，但是在他的思想里，对于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倡导的太平天国的革命理想，一直缺乏明确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念。他在太平天国后期斗争越来越困难时，就逐渐失去了对革命事业的信心。他形容自己是“骑上虎背，不得下骑”。因此，一旦别人能把他从“虎背”上拖下来，他是不会再去坚持革命气节的。

他在参加革命前受到许多封建思想的感染。所谓“天命”、“天数”、“明良”、“在秦为秦，在楚为楚”一类东西，都是这种思想遗毒的反映。

他虽然是贫苦农民出身，但是从士兵变元帅以后，首先从生活上，慢慢从思想上逐渐背离了本来的阶级，做了元帅以后的李秀成并没有保持他艰苦朴素的作风。

十年壮丽的天王府，早已烟消云散，洪秀全的宫殿已经找不着了。但是“忠王府”的遗迹，仍然在苏州的“拙政园”任人凭吊。

“忠王府”是个未完的工程，几千个工人长期建筑了三年多，到苏州陷落时仍未竣工。王府的设置富丽堂皇，“内外四五十间，纯用金银装饰。”（姚济：《小沧桑记》，卷下。）叛徒献城以后，李鸿章入踞苏州，这个骄奢淫逸的反动将军见了“忠王府”也不禁叹到：“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如神仙窟宅。”（李鸿章致弟李鹤章信，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增订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43页。）

李秀成的金银财宝也不少。有一次因为同洪秀全闹矛盾，被勒令交出饷银十万两。南京陷落以前，他说自己银米都没有了，但是为了给叛徒陈德风等人疏通，一次还能拿出成千两的银子。

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件事是李秀成的性命，最后竟给一堆珍珠宝物断送了。

“我命该绝，……身上带有宝物，用绉纱带捆带在身，哪知此日心如此之迷，到此破庙亭（停）息，将此珍珠宝物吊在树下，……那邦（帮）百姓得我宝物，民家见利而争，带我这邦（帮）百姓，去问那（帮）百姓，两欲分用。被邦（彼帮）百姓云：‘尔问我分此物，此物是天朝大头目有，如（余）外别无。尔必拾获此头目。……因此我藏不往（住），是以被两国（个）奸民获拿。”（《校补本》，第110—111页。）

此目的“心迷”，乃是往日“心迷”的结果。李秀成当初如果不贪恋这堆珍珠宝物，他是可能安全回到自己部队的。

明朝末年，被清军俘虏的洪承畴，因为屡次拂扫衣服上的尘土，被范文程窥破了他心理上的秘密，“一衣犹爱惜如此，况其身耶？”果然，正当崇祯皇帝准备亲自为这个道德典范举行祭奠的时候，他已经批上了皇太极的貂裘，做了满族统治者的奴才。既然如此，我们对国破家亡时念念不忘珍珠财宝的李秀成，又怎么能企望他坚持革命气节呢？

李秀成的自述作为一种太平天国的史料，有重要的价值。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史料价值问题，而是对它的根本评价问题。

由于李秀成已经不仅是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而且是各方面拿来在群众中进行广泛宣传的人物，因此，正确地估计他的表现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我们祖国人民的光荣斗争传统是反抗阶级压迫，反抗民族压迫的革命传统。中国近代史上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正是这种传统的继续。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上，我们也看到了这种光荣的斗争传统，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林凤祥、李开芳、陈玉成、谭绍光、洪仁玕、赖文光以及成千上万的革命战士，尽管他们有这样那样可避免的或者不可避免的缺点和错误，但是他们坚持了反对封建压迫、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他们在革命事业遭到失败，个人生命遭到威胁的时候，仍然继续斗争，绝不变节。他们赤诚的革命忠心，磅礴的革命气概，在阶级斗争的历史上永远发射着不朽的光芒。他们才是我们历史上可敬爱的革命英雄，我们应当承继的正是这种光荣的斗争传统。李秀成呢？虽然他在太平天国革命史上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是他最后丧失了革命气节，背叛了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他的自述既不能代表我们历史上的光荣斗争传统，也不能作为鼓舞后人战斗的榜样。

如果我们尊重革命的历史、尊重历史唯物论的真理，我们使不能让变节分子的“自白书”继续彪炳于革命的史册。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