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干货：十年怀思杨小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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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能对杨小凯的学术不甚明了，但当年他与林毅夫关于“后发劣势”与“后发优势”的争论曾引发极大争议和关注。十年后，在杨小凯十周年追思会上争论依然在继续。本期干货介绍我们为什么在10年后还要怀念杨小凯，林毅夫和张维迎又为何产生巨大的争论。
1、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观点认为：后发国家如果没有制度的跟进，其经济发展将难以为继甚至彻底失败。
2、林毅夫的后发优势观点认为：只要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就可以持续下去，而制度变革非必要条件。
3、张维迎主张政府现在要做的最重要的是创造给人自由的环境、法治、包括产权制度的保证。
4、林毅夫和杨小凯两人的根本冲突在于：杨小凯认为后发国家如果没有制度的跟进，其经济发展将难以为继甚至彻底失败；而林毅夫则主张只要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就可以持续下去，而制度变革非必要条件。
5、林毅夫和张维迎的交集：林毅夫并不完全否认法治、产权的重要性；张维迎也不主张政府不确立经济秩序，实行完全的自由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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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能对杨小凯的学术不甚明了，但当年他与林毅夫关于“后发劣势”与“后发优势”的争论曾引发极大争议和关注。十年后，2014年7月，在复旦大学举行的杨小凯十周年追思会上，争论依然在继续。但争论的当事人已经发生变化，一方依旧是林毅夫，而另一方则换成了张维迎。两人论战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手到底应该放在哪里”。
从当年的杨、林之争到现在的张、林之争，无疑都对当下经济增速已经放缓甚至下滑的中国意义明显。在这种宏观背景下，中国是要完善制度建设，还是继续只顾经济发展？中国是要继续发挥政府作用，推崇“中国模式”，还是应该逐步退出经济领域，废除审批管制？回顾三位经济学家的观点，希望能在他们思想的争论中给中国的改革以启迪。
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观点
杨小凯，华人经济学家。他自己开创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内生化分工问题，在问题意识和数学框架两个方面都做出了原创性的贡献。这一体系对贸易、商业周期、失业、货币、城市化等重要问题都有所分析和启示。杨小凯于2002和2003年两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于其在经济学上的巨大成就，他被誉为“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华人”。令人扼腕的是，2004年，年仅56岁的杨小凯在澳大利亚去世。
杨小凯提出的后发劣势观点认为：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很难但是模仿他们的技术容易。落后国家的经济在短时间内能够取得较快速度的增长，是因为这些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他们的制度，但这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不可能有发展。因此，他认为后发国家有“后发劣势”。他主张后发国家应该有难而易，在进行教易的技术模仿前，要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后发劣势”，并认为后发国家在模仿先进国家的制度前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
在谈到中国时，杨小凯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尽管现在改革很成功，但是由于没有进行根本的宪政体制变革，所以未来俄罗斯的成就将会超过中国，他认为最好的制度是英国和美国的共和宪政体制。
林毅夫的后发优势观点
而林毅夫则认为，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来看，一个后发国家并非要先实现英、美的宪政体制改革才可以避免后发劣势。后发国家不必先进行英、美式的宪政体制改革才能成功发展经济，但后发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必要对经济、社会、政策体制做出改革。
与杨小凯不同的是，林毅夫认为发展中国家更具备后发优势。一个后发国家能否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战略，即如果政府的政策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那么，后发优势就能够充分发挥，要素禀赋结构能够得到快速提升，产业结构就会以“小步快跑”的方式稳步向发达国家接近。
杨、林的不同之处
杨、林两人的根本冲突在于：杨小凯认为后发国家如果没有制度的跟进，其经济发展将难以为继甚至彻底失败；而林毅夫则主张只要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就可以持续下去，而制度变革非必要条件。
张维迎主张市场发挥作用
张维迎在本次杨小凯的追思会上，首先引用了亚当斯密的一段话：“除了和平、轻赋税和宽容的司法行政外，把一个最原始的国家发展成最大限度的国家，就不需要别的什么了”。张维迎强调，在大数据时代的今天，大数据也无法替代企业家，企业家更不能学数学模型，企业家精神依然值得倡导。“自由、稳定的预期与产权保护”是践履企业家精神所必不可少的制度环境。政府要做的就是，在建立和维护市场经济运行的抽象规则和，以及完善法律制度的建设。
张维迎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经济成就，是由于政府减少了运用行政力量直接干预经济过程、直接参与经济过程乃至对一些经济活动所施加的垄断。现在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原本减少了的政府干预又在抬头。也因此，张维迎表示了某种“悲观”：现在还很难判断经济改革成功与否，随时都可能倒退，甚至可能摧毁原来取得的成就。
林毅夫认为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
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就在于，过去35年中，中国政府所做决策绝大多数都是正确的，如果没有“绝大多数的正确”，中国不可能连续35年保持每年平均9.8%的增长，也不可能成为现在唯一快速发展的新兴大国，并且没有发生危机与经济危机。政府做的95%以上都是正确的，可能有5%改进的空间。
在谈到政府之手应该放在哪里时他认为：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企业需要政府，因为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必须完善基础设施、改善人力资本以及改善金融和法制，这些都不是单个企业家可以完成的，这需要很多企业家共同努力，相互协调。如果协调起来很难，则必须由政府来做。他认为，人们所看到的少数几个成功的经济体，都是政府跟市场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强调政府要成为一个有为的政府，就必须给它设定一个框架，框定出哪种干预是错误的会导致失败的，哪种干预是能够真正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样的情形，成功的国家都有产业政策，当然大部分产业政策是失败的，在这种情况下，不是研究不要产业政策，而是研究哪种类型的产业政策可以成功，如此更有积极的意义。
张、林的不同之处
张林两人争论的焦点在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手到底应该放在哪里？张维迎认为政府现在要做的最重要的是创造给人自由的环境、法治、包括产权制度的保证。而林毅夫认为，在赶超阶段，政府必须有所为，研究不是说不要产业政策，而是说哪种类型的产业政策可以成功。政府需要为企业家的产生提供公共知识和基础设施。事实上，林毅夫并不完全否认法治、产权的重要性；张维迎也不主张政府不确立经济秩序，实行完全的自由放任。如此看来，两者还是有交集的。
张、林论战的意义
纵观整个论战，不论是从与会的其他经济学者还是接受媒体采访的学者，他们近乎一边倒地支持张维迎来看，学者们对过去35年“中国奇迹”归因分析还是一致的，那就是，政府选择退出经济领域，废除众多管制，选择性地提供了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法规环境，创造和维护了一个相对促进绩效竞争的竞争秩序框架。
但也有学者认为：如果按张维迎的观点，政府根本不应在信息技术上投一分钱；按林毅夫的观点，政府投资整体上是对的。如果政府完全听张维迎的，那才真是书生误国。但下一步，中国经济不改善投资效率，同样面临重大危机，所以林毅夫的乐观也是站不住的。（文/潘峥嵘）

年华

转一段知乎上看到的：
“2005年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接受《中华工商时报》采访时说：“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五个。”
此言一出，民声沸腾，国内经济学家却装聋作哑，静寂无声。当然，也可理解成，国内所有经济学家都高风亮节，不屑于口舌之争。我认为，国内经济学界是默认这个事实的，因为丁学良不好糊弄，相争只是自取其辱。
丁学良出身皖南农村，1984年赴美留学，哈佛博士。国内经济学家用国情说、国际说均绕不过丁学良，只好认了。可见，国内经济学界最多只有五个在国际学术界有一位置，由于丁学良没举出五个人名，国内所有主流经济学家都可以意淫自己是五分之一”。

年华

转一段知乎上看到的：
“2005年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接受《中华工商时报》采访时说：“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五个。”
此言一出，民声沸腾，国内经济学家却装聋作哑，静寂无声。当然，也可理解成， ...
年华 发表于 2014-7-16 22:15

我觉得，这段话也是干货。

挤掉了多少水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