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反智：传统和现实

周泽雄

某旅居美国的汉语时评家，自称“反智的书生”，让我哑然。一度，“反智主义”是个时髦的词，但欧美语境下的反智和汉语语境下的反智截然不同，若不加细辨，只是取其“时髦”而贸然引用，甚至，把它当成一面可以当街舞动的时尚幡旗，就让人隐感不安了。欧美语境下的反智，或有矫正理性僭妄、对抗专家骄横之效，而在中国，自古及今，理性从未占据过上风，对智慧的推崇更向来不曾凝聚成庙堂或江湖的共识。围绕智慧的态度，中西文化存在着深刻差异，当我们试图拿西方的反智主义来观察中国时，效果不会优于深度近视者戴上老花镜。

大约三十五年前，余英时先生结合儒、道、法三家源流，对弥漫于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的反智气氛，作了洋洋两万余言的分析和阐述（详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我在叹服其洞察之余，也不免对我们文化里的反智传统及周遭种种反智现象，生出阵阵凉意。

根据余文，我们发现，古老中国之所以培育出世界上最持久的专制集权制度，与古人早在两千年前即发明出世界上最精致、最高效同时也最冷酷的愚民术有关。愚民术作为一项隐秘国策，自创立之日起，就一直得到历代统治者心照不宣的贯彻和执行，两千年不动摇。透视该隐秘国策的核心，无非一条：无条件地站在统治者一边，一切围绕着“万世一统”的统治出发。为达此目的，不仅认识上必须视民众为无知无识之辈，行动上还得确保民众的无知无识状态得到维持。

虽然老子的思想并非是替某位有名有姓的君主建计献策，但他“绝圣弃知，民利百倍”、“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的怪异见解，既在空间上拉开了与古希腊贤哲的距离，也多半在时间上直接启示了商鞅、韩非和李斯，而论起千秋功罪，这三人给中华文明带来的伤害，恐怕一百个秦桧都甘拜下风。三人中尤以精研过老子的韩非为最，我们知道，中国专制统治的独门心术是“百代皆袭秦制”，而秦制的终极设计者正是那位旷代奇才韩非——商鞅不过是韩非的一个先驱，而出于同行相嫉害死韩非的李斯，恰是韩非路线图的忠实执行者。中华传统政治文化表面上张扬孔孟之道，骨子里则浸透了韩非的阴冷思想和歹毒谋略，如余英时先生所言：“（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的反智论从来不是玄想，也不是情绪，它是从战国（特别是中晚期）的政治经验中逐步发展成熟的；韩非则运用他的冷酷的理智（cool reason）总结了以往的一切经验，而加以系统化，使它变成了专制政治的最高指导原则之一。秦始皇和李斯则又根据韩非所总结的原则而在全中国的范围内开创了一个反智的新政治传统。”

本文不拟探讨韩非的思想，大致上我们可以说：一切与愚民术相关的内容，包括禁绝真理、迫害知识分子、打击异端并强行统一思想，在韩非笔下都得到了清晰有力的系统阐述，在韩非身后都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贯彻：贯彻的程度或有深浅，贯彻的意志则一以贯之，不绝如缕。对中国人顶不幸的一个事实是，与其他先秦诸子相比，韩非偏偏具有一流的理性能力，一流的分析阐述能力，一流的举例论证能力——想想韩非那些绝妙的寓言吧。这个致力于戕害国人千年智力福祉的家伙，生就一份堪与撒旦媲美的超凡理性能力，据说，汉语中一些至为重要的思维概念，如道理的“理”，形象的“象”，均来自韩非的发明，众所周知，“矛盾”的概念也是韩非借助一则天才寓言率先创造的。设若汉语中缺乏这些具有元素特征的概念，汉语的思维水准恐怕还会更加不济。但令人扼腕的是，这个本来有能力以自己的天才大幅提高汉语思辨水准的理智强人，偏偏明珠投暗，把自己的绝顶智力不是像古希腊哲人那样用在热爱智慧、探求真理上，而是将自己生生铸造成一个思想酷吏，仅仅为了满足帝王的统治欲，不惜荼毒百代苍生。对中国文化来说，这纯属无妄之灾。我觉得，韩非制造的大量恶果，并未得到后人的系统清算，参照“无名英雄”的构词法，韩非在更多时候仿佛一个“无名恶棍”，一边播撒了无量罪孽，一边却免去了千夫所指。比如，惯常被今人归咎于孔孟儒家的“封建糟粕”，如著名的“三纲”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未必尽合孔孟之道，最初的发明者实是韩非。余英时、周辅成先生都曾告诉我们，正是在韩非的《忠孝》一文里，“三纲”说初现雏形：“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同样，今人惯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始作俑者归于汉儒董仲舒，其实，董仲舒不过在追随韩非的意见，在韩非笔下，类似意思层出而不穷，喋喋而再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以有很多变种或伪形，自打韩非出，中国人即被迫置身于各式变种和伪形里，至今都未能将其完全摆脱。此法的本质只是一条：为了最大程度地强化统治力，不惜把真理赶进死牢。论危害性，此法之恶，无以复加，等于从源头上杜绝了民族智力发展的向上空间，从精神上矮化了吾族吾民的灵魂。现代人已能普遍认识到，真理必须置诸美国大法官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所谓“思想市场”上，通过自由的探讨和辩驳，才能得到保障和捍卫。伟大的思想从来不是易碎的瓷器，需要小心轻放；也不是成捆成捆的金钱，需要有人荷枪实弹地加以保护。以一道不容置疑的强权命令，将某一思想单独宣布为“不得有违”的绝对真理，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外强中干的招供：等于宣称这个思想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等于把这个思想，隔离在一种重症监护室的环境里。余英时先生素来持笔精严，不轻下结论，但也不由得感叹：“两千年来，韩非对于中国人政治生活的影响，远超出一般的常识了解之上。”

试把眼光暂且转向古希腊，我们对中华文化独有的反智性，或会感触更深，也能由此及于民主专制之别。古希腊的民主制，以今日眼光来看虽还远未成熟，只能视如民主制的胚胎，但饶是如此，也能与古代中国的专制文化形成酷烈对照。民主与专制之别，在于前者以个体为本位，后者以统治者为本位；前者专注个体的权利，后者强化统治者的权力；前者没有明确的统治与被统治之别，统治的合法性源于公民的授权，后者却把统治者与人民置于无可调和的对立面上。反映在智慧态度上，以个体为本位，则会尊重个体的价值和尊严，因而必然会把培养、激发公民的智力放在首位，依民主制的理解，公民的智力发展与国家的安康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反之，以统治者为本位，则难免得出韩非式结论，仅仅把百姓视为一种工具，亦即帝国的耕战者。事实上，将民智的开启视为危及统治的祸因，一直是专制统治的特色，愚民术恰是其逻辑结果。换言之，依专制的眼光，民众的愚蠢才是国家稳定的可靠保障。用韩非的话就是：“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故举士而求贤圣，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韩非的思想是如此有力，以致他有资格把梁启超两千年后的那一声痛哭，视为对自己的遥遥致敬，一如百年后的我辈，只堪与梁启超同悲。在致徐佛苏的信中，梁启超写道：“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乃突过于先进国，此真可为痛哭也。”

众所周知，哲学在希腊语里意为“爱智慧”，在实行民主制的雅典，对智慧的热爱不仅是一种倡导，更像是一种风俗习惯。苏格拉底说：“其实呀，一切美德只可以用一件东西来交易，这是一切交易的标准货币，这就是智慧。不论是勇敢、节制或公正，反正一切真正的美德都是由智慧得到的。”伊索格拉底在《泛希腊集会辞》里曾如此归纳希腊人的特征：“我们的城邦在智慧和口才方面把别的人远远地抛在后面，使它的学子成为外族人的教师；它使‘希腊人’这名称不再作为种族的代称，而作为智慧的代称，而‘希腊人’一词则是用来称呼受过我们的教养的人，而不是用来称呼同种族的人的。”这份将“爱智慧”视为种族特征的圣洁认识，我们只能徒表艳羡。西方人早在古希腊时代即永久打开了追求智慧的大门（尽管中间有过漫长的停顿），而中国人即使在西风大进的今天，追求智慧和真理的大门，仍未臻畅通无阻之境，形形色色的禁区和雷池，不时以阴魂方式折磨并麻醉着民众的智性。该方式包括制度，也包括我们浸淫其中而浑然不察的文化，一项制度绵延千年，它就势必染上文化的成色，并最终与文化难舍难分，划然一体。无情的事实是，只要权力者仍然有意无意间师法韩非，严守统治与被统治的两分法，并动用权力为民众的求真慕道之志设置障碍，民族的智力状况就会无可逃避地染有某种奴隶属性。

法国人列维－布留尔写过一本出色的书《原始思维》，顾名思义，是专门研究原始人思维模式的。让中国人特别受不了的是，作者立志撰写该书的原动力，竟然来自中国思维方式的触动。作者读过法文版的中国史传，也精研了传教士撰写的若干中国报道，由此产生了研究原始思维的学术冲动。虽然书中关于中国思维方式的资料和评价只占一小部分，但阅读过程中，我止不住冷汗直冒，书中大量针对原始思维的分析和概括，都可以在中国找到影子。我且摘抄一段作者关于中国科学的总体评价，我们很容易看出作者的偏颇，但倘若具有足够的反思精神和自省意识，我们似更应从中看出自身反智文化的痼疾所在：


中国的科学就是这种发展停滞的一个怵目惊心的例子。它产生了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病理学、治疗学以及诸如此类的浩如烟海的百科全书，但在我们看来，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扯淡。怎么可以在许多世纪中付出这样多的勤劳和机智而其结果却完全等于零呢？这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但无疑主要的是由于这些所谓的科学中的每一种都是奠基在僵化的概念上，而这些概念从来没有受到过经验的检验，它们差不多只是包含着一些带上神秘的前关联的模糊的未经实际证实的概念。这些概念所具有的抽象的一般的形式可以容许一种表面上合逻辑的分析与综合的双重过程，而这个永远是空洞的自足的过程可以没完没了地继续下去。最了解中国人的思维的人，如格罗特，对于什么时候看到他们的思维摆脱这种过程的束缚，什么时候停止这种自转的运动，几乎感到绝望了。思维习惯太顽固了，它已经产生了号令一切的需要。要使欧洲厌恶中国的学者是容易的，但要让中国弃绝她的那些物理学家、医生和风水先生却很难。


我们若把“阴阳五行”、“风水八卦”等观念代入作者所指的“僵化的概念”，自会产生一股五雷轰顶的憬悟。当然，受研究目标所限，布留尔只是涉及了中国思维的表象，没有探及成因和本质。这是不能也不必苛求他的，他在乎的只是思维模式，我们需要面对的，则是中国式反智气氛的成因。只有找到这些成因并勇敢面对，自救才有可能。

中国人对教育的注重，常会被视为吾人注重智力发展的证据，还不断有论者拿中国式重视教育与犹太人对教育的重视进行机械类比，可惜，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古时的科举取仕，所读所学，既无关真理，亦不涉科学，只是些充斥着华美辞采和对偶式说教的道德文章。更重要的是，科举取仕的目的，原是为了满足帝王“天下英雄尽入吾榖中”的统治者利益，读书人“学成文武艺”的目的，也只是为了“货与帝王家”，同时满足自己“一举成名天下知”的私欲。在整个读书赶考的过程中，我们看不到多少智慧的光华，所见多是赤裸裸的功利交换。也正因此，吾人对读书的认识，千百年来始终逗留在“有用还是无用”的蒙昧层次上。正因为读书与求知脱节，只要社会上出现“读书无用论”的论调（奇怪的是，此种反文明的论调，总会周期性地出现），人们随时就会抛弃它。在我国，谈论纯粹的知识之爱，强调知识的超功利属性，至今都像是某种越世高谈，尽管这种认识在西方早已是老生常谈。中国的本土教育六十年来没有培养出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级人文大师或科学巨子，个中缘由，既一言难尽，又不言自明。比如，我们无意识地搁在嘴里的“培养接班人”话头，即若隐若现地含有某种韩非思路：致力于培养出某种符合统治者需要的人材，而非致力于尊重他们的自由意志。而现代意义上的国民教育，公认可取的做法是尊重个人的自由意志，鼓励学生成就自我。

西方文明，可以认为是思想家创造的，从早期的苏格拉底、亚理士多德到日后的卢梭、康德，这些大哲的名字决不仅仅出现在一部思想史的书页上，而是渗透在文明的演进过程中，并成为推动文明发展、社会进步、制度更新的决定性力量。在西方，康德前的欧洲人和康德后的欧洲人几乎判若两端，假如没有伏尔泰、卢梭等人的思想照耀，西方文明的走向都会发生变化。直接读过约翰·密尔著作的人未必很多，但欧美民主制度下的每一个公民，都或多或少地受惠于密尔的贡献。类似例子不胜枚举，反观中国的思想家群体，我们却无法窥见类似的推进和互动。就算某位思想家非常伟大，社会也没有能力对之作出积极回应，前贤的文章未必给后人带来思想上的烛照，它们通常只是照亮了作者自己，同时把别人贬到更低。比如，几乎所有的庄子研究者，都难脱信徒底色，他们的所谓研究，只是无休无止地赞叹庄子的高蹈奇妙；倘能在研究过程中让自己沾上一点庄子性格的光，对他们就是莫大的荣耀了。同样，中国出现一位强调“内圣外王、知行合一”的大学者，其功用似乎亦限于对个别文人的品行操守提供人格激励和诗意鼓舞，总之，功用相当有限，且主要施诸个人的道德修炼领域，而就社会进步、体制革新而言，他们无一不是“有他不多，没他不少”的。这当然不构成贬低古代思想家的理由，但是，一种不能适应伟大思想并在制度、习俗上做出调适并取得进步的民族文化，其反智气氛一定较为浓重。附带一说，我极少读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作品，原因倒不是听取鲁迅先生的忠告，而是（实话实说）我极少从中受到智慧的启示，它们满足不了我读书求知的热诚。它们的闪光点往往是情趣性、道德性和文学性的，而我遇到的阅读障碍，一般也限于语义理解层次，并非思想上的启迪和挑战。在智慧层面，它们不仅较为稀缺，我还时不时地撞上实打实的愚蠢。

本来，对智力的钳制只是合乎统治者的利益，普通民众应该对此加以抗争才合乎情理，但正如做惯奴隶的人可能培养出奴性品格，长期匍匐在愚民政策的高压下，人们也会逐渐形成对智慧和真理的漠然。另外，反智气氛固然会妨害民众追求真正的智慧和真理，但也会在另一面助长智力的旁逸斜出。智力是个中性词，智力可能体现在尔虞我诈的争斗中，但尔虞我诈从来不等于智慧。浸淫在反智气氛中的人较易养成对黠慧的审美，而这份审美又会加剧社会的反智性。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只需结合国内日益严峻的食品卫生状况就够了：每一个在食品卫生领域倒腾手脚的家伙，也许都体现了某种可观的智力，这份智力足以使生活在法制昌明环境下的守法公民大惊失色，但综合这些智力的结果，只是使得包括欺诈者在内的每一个国民都深陷在自衔其尾的食品恐惧之中，最终，所有这些单独看上去不乏智力的机巧，其合力恰恰步调一致地指向了最大的愚蠢：他们陷中国于食品安全的“危邦”现实。一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社会气氛，竟然制造出令所有人都噤若寒蝉的后果，当此之时，再要对这种智力表示嘉许，就是十足的变态了。

说到智慧，中西知识分子面对着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对应的态度也须有所不同。西方人提及“反智主义”，不失为一种反思，我们的使命则正好相反，我们必须把充斥周遭的反智现象视为一种窒息文明、压制人性的高墙，力争尽早把它冲毁。在我们的反智传统面前，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唯一使命，就是不遗余力地提高智力，努力养成王小波所谓“思维的乐趣”。严格地说，这不仅是知识分子的使命，任何人，只要他以公民自命、同时致力于“活出意义来”，都应该这样做。

载《书屋》2012年1月号

周泽雄

小文颇长，其中涉及韩非一节，意思与之前一篇《致韩非子》有重复之处。
借此向燕友拜年。

qfwfq

沙发没了，赶快抢个板凳向泽兄和花间姐拜个年～！

feilian

正在翻译约翰@密尔的伦论大学一书，他谈到了解历史地理知识是人类普遍的欲望，最普遍的求知欲（当然不是研究历史学地理学）。鄙人感概的是，曾执教于一所二本大学，大学的学生95%农家出身，不要说女孩子，男孩们都对历史地理的常识毫无兴趣，比如教师对
他们说邓小平总书记之后的总书记是江泽民同志，我说不对，他们对这个问题毫无兴趣去追究，更不要说什么中途岛之战、白色行动计划之类的一般男人都有兴趣的话题，他们终日感兴趣的三件事1，入党或当学生干部2，男女恋爱，旅馆开房间，3，相互请客（5元10元的不堪入口的饭摊“佳肴”）。这所学校的教师们家中除了自己大学时代的课本和吃饭用的
教学用书之外几乎终年不买书，呵呵，动物呀，中国的唯有读书高——动物性的读书欲望在这所大学中充分反映出看来

ironland

4# feilian

或许和学生的家庭背景有关吧。要他们对课业之外的知识有兴趣，有点奢侈了。但他们的下一代未必会如此。

在我的印象里，中学同学比大学同学更有意思。有同学弄到《简氏年鉴》，我们狂抄各种数据。想想有点无聊，到现在只记得导弹SS、SA那些的意思了。我有本德国人写的《二次大战史》，活活就是在各种转借中丢失的。

梅茗

就着新年的鞭炮声，读完这篇文章了。
文章居然能让人忽略噪音。看来以后年年得找好文章抵挡鞭炮了。

新年快乐~

kemingqian

“当我们试图拿西方的反智主义来观察中国时，效果不会优于深度近视者戴上老花镜。”

和楼上一样，俺也是看着这篇文章过年的。

周泽雄

多谢楼上各位。

爬坡王

享受追求智慧的快乐，谢泽雄老师美文！

杜雅萍

給澤雄大哥拜年，新年第一篇好文章，迷信地說，給新年看好書好文開了個好頭～～

杨林

当我们试图拿西方的反智主义来观察中国时，效果不会优于深度近视者戴上老花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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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一遍，妙意借妙喻生发而为妙文。如此沉重之话题，读来未觉不堪重负，反有醍醐灌顶之效，收阴霾尽扫之功。生为中国人之不幸，尤以读书所受之正统教育为甚，“三纲五常”荼毒之深，非穷竹难书也。

ironland

在果壳见过一篇文章主张类似，但偏重于方法。

摆脱童稚状态
作者：同人于野
原文链接：http://www.guokr.com/article/58409/

中国民间有一个“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的说法，说在这两个年龄上的人更容易去世。这个定律从直觉上就不太可能是对的。我们设想，应该是因为孔子和孟子分别死于这两个年龄，人们认为这是人生中的两道大关，然后每当听说有人在这个年龄去世都会进一步加深印象，以至于总结了这个纯粹是错觉的定律。但有人不满足于直觉分析。

一篇网上流传的文章 认为这是一个“科学家验证”了的规律：“科学家的回答是肯定的”。这篇文章说“科学家们经过了反复的研究”，发现“人的生命有一个周期性的规律，大致是7～8年为一个周期”，而73和84岁正是这个周期的低潮。

这篇文章问题是，把“能找到一个理论解释”，当成判断一个学说是否科学的标准 —— 如果能用理论解释，它就是科学验证了的吗？

绝学与证据

不管你用来解释的理论对不对，这都是一个错误的判断标准。能用理论解释的结论未必正确，不能用理论解释的结论未必错误。古代文人的思维习惯，是遇到无法判断对错的局面就查经典，想获得理论上的指导。而科学家的方法则要朴素得多：你直接用事实验证一下不就行了么？我们根本不需要任何学派的任何医学知识，甚至不需要什么逻辑推理，只要随便找个死亡年龄分布数据就会发现73岁和84岁并不比其临近年龄更容易让人死亡。这个工作是如此简单，据说连北京电视台都做过。

古人说“为往圣继绝学”，很多现代人也追求用某种特定理论来指导实践，而科学家强调的则是事实。有人指责科学家说你们只相信现代科学理论难道不也是一种迷信么？但科学家其实不迷信任何理论 —— 很多情况下他们完全用不上什么绝学，唯一做的事情就是把事实搜集在一起，就好像集邮一样。只要有证据，反驳一个理论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但是要想用证据建立一个理论，则要困难得多。只有运气好的时候，科学家才能在大量事实中发现一些有趣的规律，以至于可以向形成科学理论的目标前进一步。

相关性思维

最简单的规律叫做“相关性”。人是如此复杂的东西，我们在根本没办法精密计算各种物质致癌的概率，比如说吸烟对肺癌的作用。科学家常用的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不需要任何高科技仪器，更谈不上什么门派的办法：他们直接调查吸烟人群和不吸烟人群的肺癌发病率。

这种研究要把被调查的人分组，比如分成两组：得了这种病的患者一组（叫病例组，case），没有这种病的人一组（对照组，control）。然后考察这两 组人在生活习惯上和饮食、吃药方面有什么不同。如果你发现患有肺癌的人中烟民比例显著地高于没有肺癌的人，你就得到了肺癌与吸烟的一个正的“相关性”。这个方法很简单，得到的证据却是强硬的。 睡眠时间与判断力的关系 ， 孕妇焦虑与小孩任性的关系 ， 出生季节与平均寿命的关系 —— 我们看到的大量科学新闻本质上都是相关性研究。

相关性研究只是科研的初级阶段。但就是这样它也已经超越了我们的思维本能。某些人只要被某地区生产的产品坑过一次，就会认为这个地区的所有产品都不好， 他们的发现连相关性都算不上。我们每天看到铺天盖地的各种营养品的广告往往都能找到几个用户出来现身说法，可就是没有一个疗效相关性的数据。“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是人这种动物的最自然思维，而使用大规模统计发现实在的相关性这个最简单的科学方法，是我们摆脱童稚状态的第一步。

绝大多数人没有相关性思维。比如在一篇讨伐网瘾的文章中，作者援引“戒网专家”陶宏开的数据说，
中国80%的青少年犯罪与网瘾有关，中国20%的网瘾少年有违法犯罪行为。

在另一篇文章中有人进一步指出，

济南在押的1500名少年犯中，80％是“网瘾”造成的，北京更是有90％的青少年犯罪案与“网瘾”有关。
我们能否根据这些数字得出结论说网瘾人群比没有网瘾的人群更容易犯罪呢？

不能。我可以构建这么一个国家，这个国家80%以上的青少年有网瘾，而这个国家的所有青少年，不管有没有网瘾，都有20%的犯罪概率。这个虚拟国家完美符合以上数据，但是它的犯罪与网瘾完全无关。实际上，如果你把“网瘾”改成“钱”，甚至“空气”，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国xx%的青少年犯罪者都缺钱/需要空气，中国yy%的缺钱者/需要空气者有犯罪行为”，而缺钱和需要空气不是毛病。

这个错误就是没有建立对照组。我们缺少的关键数据是没有网瘾的青少年的犯罪率，以及没有犯罪的青少年的网瘾率。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错误。这就好比说列举再多“发达的民主国家”，也不能说明民主与发达的相关性，你还必须统计那些不发达的民主国家、不民主的发达国家、和既不发达也不民主的国家。
发现相关性，已经是一个足够发表的科学成就，但相关性结论并不能指导实际生活。假设我用无可质疑的统计事实告诉你“吸烟的人更容易得肺癌”，而你不想得肺癌，那么你是否能推论出应该因此戒烟呢？

怎样发现因果

还是不能。因为你无法从“吸烟的人更容易得肺癌”，和“肺癌患者大部分都爱吸烟”这两个统计得出“吸烟导致肺癌”这个因果。也可能肺癌导致吸烟，比如说也许癌变的肺会使人对烟产生需求。也可能存在某种基因，这种基因会使得一个人天生就容易得肺癌，而这种基因同时还让一个人天生就喜欢吸烟。也可能吸烟的人往往是喜欢深夜工作的人，是深夜工作导致肺癌。也可能吸烟的人往往是经济状况比较差的人，其居住环境和营养不行，是贫困导致肺癌。

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和中国传媒大学调查统计研究所发布的 《2009年青少年网瘾调查报告》 是一份值得发表的研究，因为其中给出了一些明确的相关性数据，比如：

自我评价学习成绩越不好的在校学生中，网瘾青少年的比例越高。认为自己“成绩较差”的学生中，网瘾青少年的比例达到28.7%，认为自己“成绩一般”的学生中，网瘾青少年的比例为14.5%。而自我评价“成绩很好”和“成绩较好”的 学生中，网瘾青少年的比例均在11%左右。

那么根据这份报告我们能否得出结论说网瘾是个坏东西呢？

不能。也许并不是因为网瘾导致青少年成绩差，而是那些成绩差的青少年更容易得网瘾。报告没有统计网瘾与犯罪率的关系，但就算真的是越有网瘾的人群越容易犯罪，我们仍然不能说网瘾导致犯罪。比如我可以提出这么一个假说：

我认为网瘾是个好东西，因为它可以减少青少年犯罪。在任何国家的任何时候，都一帮青少年对学习不感兴趣，整天无所事事。他们喜爱在街上游荡，都是潜在的犯罪者。因为网络游戏的出现，相当一部分这样的人被留在了家中和网吧里，他们的野性在游戏中得到了发泄，以至于减少了出去犯罪的欲望和时间。

报告和前面提到的所有统计数字都无法反驳我这个假说。我甚至可以用这份报告支持我的假说。报告中提到一个有意思的统计是“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城市，网瘾青少年的比例更高”，这正好可以说明无所事事的人更容易得网瘾。

想要明确证明吸烟导致肺癌，唯一的办法是做实验。找完全相同的两组健康的人，让其中一组吸烟另一组不吸，其它各方面生活都完全一致。20年之后如果吸烟组中的肺癌患者数高于不吸烟组，那么鉴于这两个组的唯一区别 就是吸烟，我们就可以断定是吸烟导致了肺癌。

可是现实世界中根本不存在“完全相同”的两组人，这种理想实验无法进行。好在科学家有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巧妙办法：找一群人，然后完全随机 地把他们分为两组去做实验。在样本数足够大的情况下，随机性可以保证任何不同因素都可以大致均匀地分配到两个组里。这就是在关于人的研究中最重要，也是最可靠的办法。然而世界上不存在绝对完美的随机实验，比如为了让实验结果具备推广价值，样本应该尽量多样化，男女老幼，各种收入状况，各个种族都有才好，但这其实很难做到。很多实验心理学家选择的样本全是在校大学生，他们的结果能推广到所有人么？有人对此讥讽说他们研究的心理学应该叫“大学生心理学”。

更大的困难在于，大多数情况下你不能拿人做试验，比如不能逼人吸烟。这时候就只能被动地集邮，而通过纯粹的被动调查来做研究的方法叫做 epidemiology（流行病学）。最容易的流行病学研究是所谓回顾性（retrospective）的问卷调查：先找到病人，然后询问并比较他们的生活方式。这种调查的难度在于病人对自己以往生活的回忆常常不准确，甚至是有偏见的。他们可能会自己推断一种病因，然后刻意地强调这种病因。就好像想要讨好医生一样，那些得了肺癌的人可能会夸大自己的吸烟史。一个更可靠的办法是前瞻性（prospective）调查。比如说科学家想知道核辐射对人体的损害，现在日本地震导致核泄漏之后哪些地区的哪些人受到了辐射是非常明确的，根本不用对他们进行问卷调查，自然也就没有偏见。有了干净的初始数据，科学家只要长期跟踪这些被打了核辐射标签的人群，再跟正常人对比，就可以知道辐射对人体的影响。可是这里的困难就在于“长期”，核辐射的影响也许几十年才能看出来，那时候也许病人还没死科学家已经先死了。
比如“ 孕妇焦虑与小孩任性的关系 ”这个研究，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流行病学的调查，你不可能拿孕妇做实验。一篇2008年的论文是回顾性的，研究者找到一个治疗儿童多动症（ADHD）诊所的6-12岁的203个孩子，询问他们的妈妈怀孕的时候是否有过心理压力，结果发现怀孕时心理压力越大的妈妈，其孩子的症状更明显一点。这就是一个不太可靠的研究，有谁准确记得自己6年前的心态？多动症儿童的妈妈很可能会为了配合一个理论而高估自己当初的焦虑。

而一篇2011年的论文则是前瞻性的。研究者先锁定了澳大利亚某地的2900名孕妇，在怀孕的时候记录下离婚，搬家之类容易让人产生压力的事件。等她们的孩子长到2岁以后，再看其中哪些孩子有ADHD。这个研究就可靠得多了，而可靠的代价是研究至少要进行多年。
要想从流行病学研究中发现因果性，就必须尽可能的统计各种影响因素。怀孕压力与小孩多动症的相关性数据并不能直接说明压力导致多动症 —— 也许那些在怀孕期间离婚的女人本身生活就不靠谱，是她们的不靠谱导致了孩子的多动症。所以这两篇论文都统计了一些其它的因素，比如孕妇是否吸烟喝酒啊，怀孕年龄啊，收入状况啊这些数字，然后使用统计方法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叫做 control），最后的结果才更有参考价值。可是你不可能统计所有的可能性，实际上两篇论文统计的项目就并不一致。这就需要把一系列论文放在一起综合分析。

不管调查到什么程度，都只是对真实世界的管中窥豹。科学研究的是有限的真理。当一篇论文说什么东西可能或者不可能导致什么疾病的时候，它说的其实是在这次研究所调查的这帮人里面有这么一个结论。这个结论能推广到所有人群么？记者一定比科学家更乐观。

科学的目标
得到因果性远远不是科学家的目标，科学不是一本写满什么东西会导致什么现象的菜谱。好的科学除了能证明因果关系之外，还必须有一个机制，得能解释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比如二氧化碳增多导致全球变暖，其机制是二氧化碳是一种温室气体，它能够吸收从地面反射回空中的红外线，再把这个能量辐射出去促使大气温度升高。

相关性思维和因果性思维只是思维方式的转变，真正的技术含量在于发现机制。你必须说明是吸烟导致肺变黑，而变黑的肺容易得癌症，还是烟草中有什么化学物质可以直接致癌（正确答案是后者）。机制提出来之后，这个机制中的每一步也必须是可以验证的，一个课题只有做到这个程度才算摆脱了集邮阶段。也只有到了这个程度，才真正谈得上把各种不同机制综合在一起建立模型去预测未来。

有时候这个过程会反过来，也就是用现有的机制理论推导一些现象，再去寻找证据证实。但探索未知最基本科学方法是证据第一，然后谋求建立因果关系，然后是提出机制。仅仅是对其中一步作出很小的贡献，就可以发论文。大部分这样的论文事后会被证明没有太大意思，甚至是错误的。比如研究孕妇焦虑与儿童ADHD的论文虽然有好几篇，但它们说的其实是一个非常微弱的效应 —— 也许将来我们会发现儿童多动症的真正原理根本就不是孕妇焦虑。但科学就是这么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

每一篇论文都是我们从个人感觉到客观事实，从客观事实到因果关系，从因果关系到能推广使用的机制，这个过程中的一小步。这个过程的每一步不是完美的，但只有这么做，我们才能摆脱童稚状态。

谨以此文标题纪念王小波。他曾经在这个标题下讲述过类似的道理。可惜大多数人只记住了他文章的结论和价值取向，而没有学会他使用的方法。

qfwfq

换一个浏览器终于可以删了。y^o^y

qfwfq

晕，手机上网回复错地方了，居然还不能编辑。汗↖(^ω^)↗

tian295

真是好文！向周兄花间姐拜年！

大老虎

人家都反智了 我们还无智 差距忒大了吧

大老虎

欧美语境下的反智，或有矫正理性僭妄、对抗专家骄横之效===
问周超人。人们称北大的周孔之流为砖家叫兽是不是也属于反智

ys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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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门弄斧，请周先生愿谅则个。
    1、 中国式的反智，是流氓无产者的本性所决定的。
     作为流氓，他们不需要文化，要的是拳头、刀枪。他们要的是麦理，不是道理，因此，他们仇恨讲道理的人。
    2、 不过，流氓无产者的“反智”，也不是绝对的。
    作为流氓无产者的领袖，他们既爱智，又反智。爱智，是因为他们要夺取天下，必需让有知识的人来助力——刘邦得用张良、朱元璋要用刘基胡惟庸、刘备要用诸葛亮…………，当然，他们的爱智，只能爱到能为我所用，一旦得国，那就要反智了，因为，“智”士了解他们的无赖本性，知道他们的弱点，他们要“万岁”，就一定得把帮助他们打下江山的“智者”打下去。这样，他们就由爱变成恨了。
    爱，是为了能为我所用；
    恨，是因为他们怕不能为我所用。
    而作为一般的流氓无产者，他们对“军师”之类的智士，既有敬意，又看不起——天下是老子用刀枪打下来的，又不是你说几句话就行了的。
    因此，中国式的“反智”有其二面性，一方面是“反”，另一方面，很多无智者得道后，又力求把自已的孩子成为“智”者。

周泽雄

回YS老先生：
有两种“智”，粗率划分，可以将前者视为科学或真理，将后者视为谋略。在小文里，我推崇的是前者，至于后者，如你提及的那些军师，体现的乃是谋略。在我看来，它们不是一回事，严格计较，前者才是智慧，后者充其量只是黠慧。把它们视为一体，可能是汉语不够精确所致。

ys1937

    有两种“智”，粗率划分，可以将前者视为科学或真理，将后者视为谋略。在小文里，我推崇的是前者，至于后者，如你提及的那些军师，体现的乃是谋略。在我看来，它们不是一回事，严格计较，前者才是智慧，后者充其量只是黠慧。把它们视为一体，可能是汉语不够精确所致。
周泽雄 发表于 2012-1-26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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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周先生教，谢了。
    “智慧”与“黠慧”，差别确实是明显的，但是，又有着密切的联系。
    举个例说，西方的军事学，应该说是一门科学吧，是“智慧”的结晶，但是，在这军事学中，却又充满了“黠慧”。
    周先生认为的反智主义，是反对“科学或真理”，可是，于中国言，科学是近代才有的概念，那么，能否说，几千年来（除近代），中国没有智，也就谈不上“反智”呢？

    对“反智主义”，我是外行中的外行，周先的话让我不得不学一些“反智”方面的 ABC，查了百度百科：
    “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又称作反智论，是一种存在于文化或思想中的态度，而不是一套思想理论。反智主义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对于智性(intellect)、知识的反对或怀疑，认为智性或知识对于人生有害而无益。另一种则是对于知识分子的怀疑和鄙视。”
    对此，我对中国式“反智”的理解是：
    1、 中国式的“智”，更多的是“知识”——从孔子到‘五四’，这智代表的是二种意义，一是孔教理论，二是“知识人士”，其中有智慧，更多的是黠慧。
    2、 历史上，中国的“反智”，是由流氓无产者的政治需要导出的，当这批人要“造反”，就需要推翻那套“君君、臣臣”的理论，就需要反智。但是，当这些人推翻了旧的统治，建立了新的统治时，他们也就需要确立“君君、臣臣”的等级观，他们也就需要“智”了。
    3、 近代中国的“反智主义”，更多的是“对于知识分子的怀疑和鄙视”，而与“科学或真理”关系不大。他们也需要原子弹，需要高科技，只是他们对掌握知识的人不放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们要的是自已的子弟来掌握这些知识，因此，其实，他们并不反智，反的只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

    以上，只能说是一个幼儿园级的学生的无聊之语，请周先生见谅则个。

ys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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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东西方的“反智”，可能不是同一个概念。
    西方人士的“反智”，可能是知识界内部的一种反思。
    而中国式的“反智”则主要是统治者意欲愚弄小民百性的一种手段，而小民百性受统治者的长期影响，“对智力的钳制只是合乎统治者的利益，普通民众应该对此加以抗争才合乎情理，但正如做惯奴隶的人可能培养出奴性品格，长期匍匐在愚民政策的高压下，人们也会逐渐形成对智慧和真理的漠然。”

自觉的梦游人

从统治者方面言之，反智不如灭智更为贴切。反智只能是士人的鹦鹉学舌，不够，还要加上自作多情，一付热面孔贴冷屁股的谄相。做出谄相，就是一种智谋，反智，就是要把这种智谋中的最后一份智也反了，只留下谋，等着主君来采纳，所谓为君所用，就是谋实现了最高价值。

李苗

刚看完，要午饭了，午饭后来抬杠。

陆东洋西

曾经记得：古埃及一些王朝禁止民众识字，认字成为国王与贵族的特权。因此，字书传递，一般民众竟然视如天书，统治者自然可以高枕无忧。中国古代秦始皇和法家自然也有这般用心。这是一种反智。这类反智在传统社会普遍存在。

有些时期的有些宗教也有反智倾向，譬如强调信仰就是信仰，信徒不可讨论，违反信条的言行则会遭受迫害。

古代儒家既有所谓“有教无类”，也有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当然这可以做截然相反的解释），显示对知识和追求真知的复杂态度。

实际上，任何统治者并不反智，反而处心积虑强化自己之智，但是竭力反民众之智、敌对性的士人之智，而这里的智是技术性的、有关统治术的智。当然追求真知的智虽然是少数人的天禀，却是多数民众的福音。

菜农

古代国王愚民政策应该与近代哲学概念上的反智是两个比较远的概念。

周泽雄

“周先生认为的反智主义，是反对“科学或真理”，可是，于中国言，科学是近代才有的概念，那么，能否说，几千年来（除近代），中国没有智，也就谈不上“反智”呢？”
——回YS老先生：
智慧意义上的智，首先，中国不可能没有。智慧是一朵人类的野花，生命力极强，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够生长。但是，它也容易遭到扼杀。长时间的扼杀，也会把这朵野花摧残得气息奄奄。
智慧不是一种物理存在，而是一种人性存在，就像它会存在于任何有人的地方一样，它也会在中国存在。因此，YS老先生末了那句话，我较难认同。
“事实上，东西方的“反智”，可能不是同一个概念。”
——我正是这个意思，所以开篇才有“近视眼戴上老花镜”之说。
知识，有所谓体用之分。统治者出于自身的统治需要，会对所谓“声光化电”的功用性知识敞开大门，但那一点不能说明他们尊重知识。他们尊重的，只是那些可以强化自身统治力的技能；他们致力扼杀的，是有可能让百姓成长为自由公民的智慧，后者才是值得全力声讨的东方式反智。
对智慧的追求，原是人类的自然权利，它未必会随着统治者的提倡而增进，但难免会随着统治者的扼杀而式微。所以，但凡对民众追求智慧的方式人为设置障碍的，都是文明和理性之敌。经验告诉我们，性喜这么干的政府，莫不具有专制特色。——宗教的情况，暂不涉及。

周泽雄

“实际上，任何统治者并不反智，反而处心积虑强化自己之智，但是竭力反民众之智、敌对性的士人之智，而这里的智是技术性的、有关统治术的智。当然追求真知的智虽然是少数人的天禀，却是多数民众的福音。”
——深以为然。

李苗

古代国王愚民政策应该与近代哲学概念上的反智是两个比较远的概念。
菜农 发表于 2012-1-27 19:41

表达又不清楚，应该说：古代国王愚民政策与近代哲学意义上的反智应该是两个相距比较远的概念。
是两个概念彼此相距很远，而不是离我们很远，你那样说的意思就是说两个离我们都很远。

流星雨

哈哈，越看越觉得有味，泽兄神了，料事如神哈。

天马行空

学而优则士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