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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楼
发表于 2008-4-8 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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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王小波杂文
现在这么多大事,贴旧文不大切题似的。不过此文是为了在四月想想王二而贴,也为了习惯。
总有学院派阐述这样一个观点:王小波是媒体和自由派知识分子蓄意制造悲情、按照自己和大众的精神需求捏咕出来的文化偶像。在此又产生两个观点分支,一是由此认为他的文学成就不足道;一是认为他只是个不错的作家,不应从思想方面作过多阐释。
我的一些只言片语也时常面目可疑地出现在这种文章中,以资他们的反面佐证。
对王小波的看法自然仁者见仁,但一些学院派总以“阴谋论”视角理解媒体的王小波言说,倒是非常有趣的现象。我很希望他们在“揭穿”了媒体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之后,能在文学本体方面写出解读王小波作品的好文章。
一个作家的视野
——重读王小波杂文
王小波(1952.5.13——1997.4.11)用杂文表达他的“信”,以小说承载他的“疑”。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这位“文坛外”作家黑色幽默的文学风格和爱智恶愚的价值信念对国人影响日深,他所凝聚的精神能量,在当下话语空间中日益彰显,并将深刻地影响中国的未来。但也正因王小波“超文学”的影响力,他作品的“文学性”反倒成为屡遭争议的话题——在一些文学研究者的描述里,他是被中国思想界和大众传媒按需塑造、联手推出的一个自由主义文化偶像,其符号价值远高于文学价值。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确切公正的判断。相反,正是文学魅力、精神人格与思维智慧的“三位一体”,构成了王小波的作品,并沉默地召唤着后来者走上他的“牵牛花之路”。这是一个长久的历程,现在还刚刚开始。生命写就的文字,必不会被生命所辜负——宇宙的公正,绝非转瞬即逝的人世浮嚣所能湮没。
王小波一生写作了以“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和《唐人故事》等为代表作的长中短篇小说,150余篇、35万字的杂文随笔,以及舞台剧本、电影剧本和社会学著作(与李银河合著)等多种文类。杂文随笔乃是王小波小说写作的余墨,也是他参与生活的方式——他以此表明“对世事的态度”,“这些看法常常是在伦理的论域之内”1。他申明,在此领域里,首先要“反对愚蠢”,因为“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傻有时能成为一种威慑”;其次,他“还想反对无趣,也就是说,要反对庄严肃穆的假正经。” 2 “假如一个社会的宗旨就是反对有趣,那它比寒冰地狱又有不如……罗素先生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睁开眼睛往周围看看,所谓的参差多态,它在哪里呢。”3
当代杂文乃是针砭时弊、干预社会、关切民生的一种文类,王小波杂文的卓异之处在于:他以独有的声腔和文体,把“智慧”和“有趣”破天荒地纳入社会伦理论域,同时,他也一再把道德判断转换为智力判断,由此突破了社会伦理探讨的单一道德向度:“伦理道德的论域也和其他论域一样,你也需要先明白有关事实才能下结论,而并非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只要你是个好人,或者说,站对了立场,一切都可以不言自明。”4 “智慧”作为蒙昧之敌,在王小波的作品里受到了无以复加的拥戴——它成为道德的前提,更是道德本身,而与道德灌输势不两立:“假设善恶是可以判断的,那么明辨是非的前提就是发展智力,增广知识。”“我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 “假如上帝要我负起灌输的任务,我就要请求他让我在此项任务和下地狱中做一选择,并且我坚定不移的决心是:选择后者。”5在在显示出他毫不退却的启蒙主义者立场。
在启蒙主义屡遭清算的今日,重温“启蒙”的如下原则也许不失公平:“启蒙肯定理性,认定一己以及共同生活的安排,需要由自我引导而非外在(传统、教会、成见、社会)强加;启蒙肯定个人,认定个人不仅是道德选择与道德责任的终极单位,更是承受痛苦和追求幸福的最基本的单位;启蒙肯定平等,认定每个人自主性的选择,所得到的结果,具有一样的道德地位;以及启蒙肯定多元,肯定众多选项。”6启蒙信念贯穿着王小波的写作,但他几乎不用这一居高临下的词语,而是以中性的“智慧”一词代替。在他那里,“智慧”非关中国传统式的机诈权谋、兵法思维,而与古希腊哲人“探寻万物之理”的超功利求索同义:“追求智慧与利益无干,这是一种兴趣。”7“很直露地寻求好处,恐怕不是上策。”8 “智慧永远指向虚无之境。从虚无中生出知识和美;而不是死死盯住现时、现事和现在的人。”9而追寻智慧之路,“用宁静的童心来看……是这样的:它在两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蓝蜻蜓……维特根斯坦临终时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这句话给人的感觉是:他从牵牛花丛中走过来了。虽然我对他的事业一窍不通,但我觉得他和我是一头儿的。”10他用如此不竭的热情,恳请读者看到:智慧乃是人类幸福的源泉和爱的渊薮。
王小波的每篇杂文皆是他与社会思潮直接碰撞对话的结果,概括起来,大体涉及五个范畴:
针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人文精神讨论”中,知识分子话语凸显的权威欲和泛道德化倾向,王小波申明了他对知识分子环境与责任的看法——知识分子的职责是“面向未来,取得成就”11,而非成为辅助权力统治、营造精神牢笼、专事道德判断的“哲人王”。“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可以干两件事:其一、创造精神财富;其二,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中国知识分子后一样向来比较出色,我倒希望大伙在前一样上也较出色。‘重建精神结构’是好事,可别建出个大笼子把大家关进去,再造出些大棍子,把大家揍一顿。”12对知识分子来说,“不但对权势的爱好可以使人误入歧途,服从权势的欲望也可以使人误入歧途。”13至于能否创造、创造什么,则主要取决于知识分子“周围有没有花剌子模君王这样的人”(“花剌子模君王”的典故出自王小波著名的《花剌子模信使问题》一文,用以喻示无法面对真相、压抑精神自由的反智权力者——引者注)14。只要这种压抑自由的反智环境存在着,则知识分子为了保全自身,多数人当然会变得“滑头”。由此可以逆推出一个结论:若有人发现自己被“花剌子模君王”关进了“老虎笼子”,则可以断言,他是个真正的知识分子15。反智威压固然可怕,但是,“只要你不怕做烤肉,就没有什么阻止你说俏皮话”16——王小波如此表述才智之士对人类精神事业的生死相许,同时也含蓄表达了他的个人信念。《思维的乐趣》、《花剌子模信使问题》、《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不幸》、《跳出手掌心》、《论战与道德》、《理想国与哲人王》等为此一论域的代表之作。
针对国学热、文化相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泛滥,王小波立足于个人自由、平等和创造的立场,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弊病——“中国文化的最大成就,乃是孔孟开创的伦理学、道德哲学……这又造成了一种误会,以为文化即伦理道德,根本就忘了文化该是多方面的成果——这是个很大的错误。”17孔孟哲学“拢共就是人际关系里那么一点事”18,不能容纳整个大千世界,更不能指望它去拯救全世界——这种想法纯粹是民族虚荣心的产物。他还援引古今大量的荒诞事实和荒谬思路,指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有急功近利的倾向;中国文化对于物质生活的困苦,提倡了一种消极忍耐的态度;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没有平等——从打孔孟到如今,讲的全是尊卑有序,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无法产生科学的原因……面对甚嚣尘上的国学热,王小波果敢做出诛心之论:“儒学的魔力就是统治神话的魔力。”19“这些知识的确有令人羞愧的成分,因为这种知识的追随者,的确用它攫取了僧侣的权力。”20现在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僧侣的权力又在叩门。”21此语衡之今日,依然令人心惊。《智慧与国学》、《对中国文化的布罗代尔式考证》、《文化之争》、《“行货感”与文化相对主义》、《人性的逆转》、《警惕狭隘民族主义的蛊惑宣传》等是此一论域脍炙人口的名篇。
针对九十年代国内外盛行的“‘文革’是一场实现激进民主、抵抗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伟大实验”这一“新马”派论断,王小波用黑色幽默的笔法,直接诉诸自己创伤荒谬的“文革”经验,将这一浩劫对个人价值、自由、智慧和道德的戕害,举重若轻地勾勒出来。需要注意的是,王小波的反思并非对“文革”作一时一事的具体评价,而是对浩劫背后反智主义文化逻辑的彻底清算。同时,有些篇章还探讨了这样的问题:无论社会环境如何荒谬残酷,个人都需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人之为人的底线,绝非把责任推卸给“那个时代”所能了事;个人也时刻拥有选择沉默和保持人性的机会,只要他能抵御“话语权”的诱惑,站在“沉默的大多数”一边。《沉默的大多数》、《积极的结论》、《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肚子里的战争》、《弗洛伊德和受虐狂》等是代表之作。
有关文学、艺术、科学和人文的一般性观念探讨,在王小波杂文随笔中也占据相当大的比例。有感于中国纯文学的幽闭、世故和说教,王小波尖锐批评其“无智无性无趣”,坦陈自己的文学观与之相反——智慧、性爱和有趣,是他写作的价值前提,“我总觉得文学的使命就是制止整个社会变得无趣”22。这是因为,“有趣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一直伸往未知的领域,无趣是个封闭的空间,其中的一切我们全部耳熟能详。”23他自承他的小说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逻辑是: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多障碍,真他妈的有意思。这种逻辑就叫做黑色幽默。”24《关于格调》、《〈怀疑三部曲〉序》、《我的师承》、《我为什么要写作》、《文明与反讽》、《有与无》、《我的精神家园》、《生活和小说》等是此一论域的代表作。有感于社会学研究(让他感到切肤之痛的是他和李银河共同参与的同性恋研究)过程中的阻力与禁忌,他申说人文研究的诚实原则,代表作有《〈他们的世界〉序》、《诚实与浮嚣》等。有感于我国文化和出版“就低不就高”、将成人当幼童来对待的内在逻辑,他提出知识环境的成熟原则,指出“科学和艺术的正途不仅不是去关怀弱势群体(此处的“弱势群体”指才智方面,非指物质生存能力方面。——引者注),而且应当去冒犯强势群体。”25“现代社会的前景是每个人都要成为知识分子,限制他获得知识就是限制他的成长。”26此论题的代表作有《摆脱童稚状态》、《椰子树与平等》、《艺术与关怀弱势群体》等。
在漫谈大众文化和中西日常生活时,揭示隐含其中的传统价值观的压抑性,张扬个人尊严、自由与创造力,也是王小波杂文的重要方面。这些文章为报刊专栏而写,皆短小精悍,举重若轻,直捣问题的核心。例如,他用设问句回答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幻片:“我这部片子,现实意义在哪里?积极意义又在哪里?”27——在如此刻板诉求下是不可能产生自由游戏的科幻电影的。从春运高潮的种种窘况中,他感到中华文化传统里没有“个人尊严”的位置,“一个人不在单位里,不在家里,不代表国家、民族,单独存在时,居然不算一个人,就算是一块肉。这种算法当然是有问题。”28他从对Internet“不良信息”的控制,步步后退地推导假设,最后引申出一个冷峻的道德难题:在看似“与己无关”的个人权利屡遭侵犯之时,你是否可以无愧地赞成这种压缩?“五十多年前,有个德国的新教牧师说:起初,他们抓共产党员,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后来,他们抓犹太人,我不说话,因为我是亚利安人;后来他们抓天主教徒,我不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他们来抓我,已经没有人能为我说话了。”29王小波的答案不言自明。
因坚决反对伪道学、假正经,王小波一口咬定他的杂文“也没什么正经”。但综上所述可以见出,他的杂文不但“正经”,而且简直可以说是布道——布爱智恶愚之道,布精神成熟与自由创造之道。他的杂文游走于个人与人类、外向与内省、幽默与严肃、情感与理智、常识与哲学、逻辑与悖谬……的多重张力之间,形成了他风格独具的“小波体”。
“小波体”的布道一反惯常说理文章独白式的教师口吻,而用和读者平等聊天的“说书人”口气行文;一反直接说理的中心化论证方式,而以“去中心化”的曲线叙事与故实暗寓,将他的道理、意图点到为止。此种写法的背后,是王小波对个人理性的信赖和对教条灌输的拒绝。他的文章往往以自身经历或一个故事开篇,经过出人意料的联想、类比或逻辑推论,导向一个貌似怪诞、引人深思的结论。比如《沉默的大多数》是这么开头的:“君特·格拉斯在《铁皮鼓》里,写了一个不肯长大的人……”30《思维的乐趣》的第一句话:“二十五年前,我到农村去插队,带了几本书……”31《花剌子模信使问题》起首便是:“据野史记载,中亚古国花剌子模有一古怪的风俗……”32看文章的开头和行文的过程,读者无法猜测他最终意图何在,但正是这种摇曳生姿的叙事和意图不明的悬念,引人读毕全文,领会他的谛旨——然而他并不言之凿凿地宣称此一谛旨绝对正确,而只是给阅读者提供一个伦理选项,选择与否全在阅读者自己。这是一位自由主义者的文体态度。顽皮的小说笔法与简朴的哲学思维交互穿插,使他的伦理之辩成为一场清新的旅行。
幽默思维是王小波杂文最魅人之处,它在逗人大笑之际,凸显现实生活的荒谬逻辑,从而爆发出醒世的力量。幽默是内庄外谐,既需以温和宽厚的态度作底,又需有发现“理性倒错”的毒眼和制造“反转突变”的巧智。幽默之“笑”往往产生于对比——经验理性和荒谬现实的对比,僵硬理念和真实经验的对比,惯性思维与意外现实的对比……等等,但这些“对比”唯有以波澜不惊、不动声色的“突转”方式出现,才能产生幽默感。王小波是发现“倒错”和制造“突转”的高手。比如,他讽刺文化生产者为了拒斥批评而把自己的动机神圣化,“就像天兄下凡时的杨秀清”33,笔锋一转,提起北方小城的一群耍猴人:“他们也用杨秀清的口吻说: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大家的精神需求,等等,现在给大家耍场猴戏。我听了以后几乎要气死——猴戏我当然没看。我怕看到猴子翻跟头不喜欢,就背上了反对社会主义文化的罪名……”34针对以“格调”之名阉割真实表达的文艺假正经,王小波举电影《庐山恋》为“格调高雅”的范例:“男女主角在热恋之中,不说‘我爱你’,而是大喊‘I love my motherland!’场景是在庐山上,喊起来地动山摇,格调就很高雅,但是离题太远”,这是因为,“当男主角……对着女主角时,心中有各种感情:爱祖国、爱人民、爱领袖、爱父母,等等。最后,并非完全不重要,他也爱女主角。而这最后一点,他正急于使女主角知道。但是经过权衡,前面那些爱变得很重,必须首先表达之,爱她这件事就很难提到……我记得电影里没有演到说出‘I love you’,按照这种节奏,拍上十几个钟头就可以演到……”35以一本正经的态度罗列个体情感之上的假正经枷锁,并以假正经逻辑对男女主角的处境进行貌似严肃的思考,已经让人对荒谬的现象忍俊不禁,最后“不经意”抛出的这句“拍上十几个钟头就可以演到”,则彻底把假正经之庄严肃穆颠覆干净,还其可笑面目。
逻辑思维是“小波体”的躯干部分,效果最强烈者莫过于逻辑归谬法——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出发,经过煞有介事的逻辑推衍,最后得出荒诞的结论,由此揭示出前提的荒谬之处。仍以《关于格调》为例,王小波从格调最为“高雅”、主张男女授受不亲的孟子说起:“孟子说,礼比色重,正如金比草重。虽然一车草能比一小块金重,但是按我的估计,金子和草的比重大致是一百比一……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换算关系,可以作为生活的指南……”36接下来他又引入了“定类”、“定序”、“定距”和“定比”四种科学分类法,对“格调”内部“礼”与“色”之比例进行了“细致推算”,“一份礼大致等于一百份色。假如有一份礼,九十九份色,我们不可从权;遇到了一百零一份色就该从权。前一种情形是在一百和九十九中选了一百,后者是从一百和一百零一中选了一百零一。在生活中,做出准确的选择,就能使自己的总格调得以提高。”37经过这么一番精密的“逻辑论证”,假正经的“格调”说便不攻自破了。
此外,逻辑的客观、明晰与层层推进的力量,构成了王小波每篇杂文的骨骼,同时,它也为读者搭建了一个间隔激情、理性判断的空间。在这一切的背后,是求真的科学精神、求善的理想主义和求美的诗意心灵的结合,由此可以见出作家王小波辽阔超越的精神视野。对于我们时代所遭逢的重大精神主题,他剑走偏锋地直面、分享并承担在他的作品中,他的批判理性、幽默天才、自由信念和智性思维构成了这些作品难以抗拒的魅力,这也是他引起国人如此持久而强烈共鸣的原因。作为一位文化精英主义者和政治平民主义者,他的杂文深深关切“自由创造”与“权力压抑”之间的紧张关系。他揭示了我们生活中一个习焉不察的真理:权力罪孽的本质不在遥不可及的宏大方面,而在它对每个人的自由创造力的无形戕害——个人创造力乃是个人和宇宙、有限与无限、虚空与意义的真实连接点,吞噬它,等于吞噬掉人之为人的根本理由。
王小波的杂文就这样无意间扮演了“重估一切道德”的角色,并提醒人们在智慧的增进中孕育勇气与救赎。这种提醒的背后,涌动着连他自身也无法解释、无法证明的先验存在——一种无目的、无对象、无止歇的大爱。正是此爱,造就了他的智慧与成熟,并将它们缓缓传递至我们的手中。
2007年9月
1 王小波:《〈思维的乐趣〉自序》,见《王小波文集》第4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9月,第338页。以下对王小波的引文皆据此书,均只注页码,不具书名。
2 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序言》,第2-3页。
3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序言》,第3-4页。
4 王小波:《道德保守主义及其他》,第80-81页。
5 王小波:《思维的乐趣》, 24-25页。
6 钱永祥:《纵欲与虚无之上——现代情景里的政治伦理》,转引自崔卫平:《海子与王小波》,《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2期。
7 王小波:《智慧与国学》,第107页。
8 王小波:《智慧与国学》,第106页。
9 王小波:《跳出手掌心》,第64页。
10 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第311-312页。
11 王小波:《跳出手掌心》,第65页。
12 王小波:《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第70-71页。
13 王小波:(《理想国与哲人王》),第117页。
14 王小波:《花剌子模信使问题》,第46页。
15 王小波:《花剌子模信使问题》,第50页。
16 王小波:《文明与反讽》,第356页。
17 王小波:《我看文化热》,第84页。
18 王小波:《我看国学》,第103页。
19 王小波:《文化之争》,第86页。
20 王小波:《文化之争》,第89页。
21 王小波:《文化之争》,第90页。
22 王小波:《文明与反讽》,第358页。
23 王小波:《〈怀疑三部曲〉序》,第332页。
24 王小波:《从〈黄金时代〉谈小说艺术》,第319页。
25 王小波:《艺术与关怀弱势群体》,第452页。
26 王小波:《摆脱童稚状态》,第260页。
27 王小波:《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幻片》,第415页。
28 王小波:《个人尊严》,第485-486页。
29 王小波:《从Internet说起》,第396页。
30 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第5页。
31 王小波:《思维的乐趣》,第19页。
32 王小波:《花剌子模信使问题》,第45页。
33 王小波:《论战与道德》,第76页。
34 同上。
35 王小波:《关于格调》,第350页。
36 同上,第349页。
37 同上,第350页。
自李静博客2008 04 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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