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让杂文回归文学

让杂文回归文学


施京吾


鉴于杂文许久以来的尴尬境况,袁成兰先生提出做杂文要有“胆识才情”的要求,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期许。早在袁先生之前,就有叶延滨诘问“谁为杂文诊病”;有束学山惊呼“杂文的危机”;更有人说“杂文已死”。而当今甚为炙手的文章名家周泽雄则以《我为什么反感当今杂文》为题,开宗明义表明自己对杂文的态度,他说:“当今杂文最为致命的缺陷,其实集中于一处:这是一种手段与目标相乖离的文体。杂文家惯常采用的笔墨招法,与他奢望达到的宏伟目标,具有内在的矛盾。”确实,以通常不会超过两千字规模的当代杂文,却被作者们经常性地用来建构宏大叙事,从而为杂文构筑起一道“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藩篱。


既然我们打算用笔而不是依靠胆量、嗓门或者臂力来表达我们的思想和认识,展现我们对历史和现实的态度,恰好,我们又选择了“杂文”这样一种文体,那么,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杂文到底是什么?杂文作为文学的一种形式,如同小说需要情节、诗歌讲究韵律、剧本离不开台词是一样的道理。文学首先要求的是具有文学性,降低点要求地说就是可读性。杂文的特点是短小精悍,言简意赅,以杂文的手段来针砭时弊、表达思想相比其它文体来的更直接,更及时,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杂文的批判性才可能大大地超过其他文体,但我们却不能一口咬定说杂文一定比其它文体具有更多的优越感、更具有道德上的优势,它并未见得一定要比其它文体承担更多的责任。我倒以为,有许多作者、读者恰恰在这个问题上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只强调了杂文的批判性、强调其社会功效,把杂文当作一种功利化文本,忽视它的文学属性,错误地把性格的勇猛当作表达的胆识,使杂文越来越偏离文学轨道。


德国汉学家顾宾曾批评过中国作家缺乏胆量,倘若顾宾的批评得以成立,将不言自明地证实中国作家群体精神世界的懦弱,这就不单是杂文作者的事,而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比方,不是很有人抱怨我们拿不出类似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这样的作品吗?


杂文人气指数极高而景气指数极低,当然与作者们的草率有关,它的另一面也与时代精神状况有关,21世纪的今天,人们依然能深切感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制,自由地表达思想依旧是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梦想和期待,有位作者就充满惰性地把自己作品集命名为《铁屋中呐喊》,以示对鲁迅精神的传承,以示自己的抗争,在这个毫无创意的书名面前,我们是否体会到当代知识分子的彷徨与无助呢?


面对如此环境,袁先生提出“胆识才情”的要求几乎是可以理解的了,只是“言之有理,大而无当”,如此要求对杂文作者应该,对其它体裁的作者也说得过去,它应当成为所有文艺之基础,而不仅止于杂文。


正是作者与环境两者间的合谋,共同制造了杂文虚假繁荣下的凋敝,使杂文变得很不招人待见。说挖苦,不够尖锐;说讽刺,不够幽默;说批判,不够深刻,有富家小姐颐指气使的脾气,观赏性上的短斤少两使杂文的力量大打折扣,以致如丫环般地被呵斥、责叱、驱使,杂文的批判性并不必然地意味它的文学性就要按比例依次降低,一篇文学性不够充分、内在张力不够丰满的作品,大约是算不上好作品的。


也许,我们并没有必要过度诠释杂文的意义和价值,唯使其切实成为文学的书写而不是胆量的较量,从而在充满泥泞和荆棘的小道上踩出新的道路。


无论如何,杂文正处于一个没有大师——亦或根本不允许出现大师的时代。


2008年3月14日《杂文报》
嗯,杂文能回归文学,俺举双手赞成。
“至于胆识才情”云云,那是呼唤不来的。说实话,中国的作家文人都有“呼唤情结”,一会儿呼唤这,一会儿呼唤那。被呼唤的当然都是好东西,不过既然是好东西,别人也不会不懂得追求,而非要通过你的“呼唤”才能被擦亮双眼。实际上,他们整天呼唤些不属“呼唤”管辖的东西,其结果也就和召魂弄鬼有点相似了。
“胆识才情”,那是每一个执笔弄文的人都魂牵梦萦之物。哪个文人不希望自己的文字被人恭维成“胆识过人、才情洋溢”呢?所以,有些文人得学会行行好,别整天胡乱呼唤。再说,想想历史,世界上可有一部伟大的作品、可有一位伟大的文人,是因为他人的呼唤而产生的。再说,你呼唤了半天,可曾把自己呼唤成这样一位大作家?如果你都无能唤醒自我,你又如何坚信,你的“呼唤”竟然可以唤醒比你高明的人?
这类“呼唤”,已经有点精神强迫症的味道了。
依我看,批评只需指出具体的问题就可以了,而且,这类指出应该避免“呼唤”的痕迹,而是令人信服的。比如,具体指出当代杂文缺乏文学味,就切实得多;指出当代杂文普遍存在“理”与“据”的不足,也有一定的针对性。

[ 本帖最后由 周泽雄 于 2008-3-14 21:06 编辑 ]
和泽兄观点一致。

不知道是否确实,我感觉的是,中国文学总体水平不高,似乎与表达能力有关,不论如何的“胆识才情”,缺了文字表达这一环,也就都说不上高明了。马克思的《宣言》还是大手笔呢。

我们有“慎言”的传统,就是不多说话,于是文章写的也不怎么样,久而久之,手懒了,舌头也短了。

好文认真学习了

不说不知道啊,想想读杂文的经历,脚滴网斑斑说滴太对了,以往读杂文似乎与欣赏文学之美无关,只惦记着这把投枪啦匕首的目标是什么,看看作者命中没有,得了几环,只记得文章的主题思想了,好像杂文成了政治宣教工具的一种。
泽兄,网兄,梅兄
原帖由 剑影秋歌 于 2008-3-15 01:00 发表
泽兄,网兄,梅兄
剑兄,楼上那个您的帖子好像未完待续哎?
一条往西去的路,就是一条往东去的路
“杂文作为文学的一种形式,如同小说需要情节、诗歌讲究韵律、剧本离不开台词是一样的道理。”
主贴“德国汉学家顾宾曾批评过中国作家缺乏胆量”
3楼“我们有慎言的传统”
没弄清到底哪个是主要病因,导致了杂文的病态。
俺脚得现在那些写杂文的家伙大多不会说理,不信,拿杂文家的文章过来,大家梳理梳理~~~~
不要对着偶的头像看啦,看晕了本人概不负责滴~~
梅班长过誉了,俺只说了一个小道理。

秋歌,梅班长是你姐,不是你哥。

回丙辰龙妹子:小文的意思就是说杂文失去了文学的意味,回帖大致也是这样的意思,只是表达的方式稍有区别。曾经帖过一个很长的关于杂文的帖子,对杂文现状做过相对仔细的分析。在这里貌似已经找不到了。

酒壶姐姐说的极是,杂文实在太缺乏趣味了,如果有时间,俺来扛扛杂文的大旗吧,哈哈。
各地的杂文学会好像多不隶属作协(下有所谓的“散文创委会”也不涉杂文)。可见作协这刘姥姥虽混账,但并不认杂文。而纯文学报刊这舅舅通常也不认杂文。杂文这劳什子可谓“姥姥不疼舅舅不爱”。
偶酿酱香入诗肠,常念老辣出文章.
杂文地位始终尴尬,再加上作者们也实在不争气,这地位也正合适杂文。
不是还有《杂文报》吗?有滴人挣了稿费还卖乖。
轻听夜雨 水绵绵 琴隐隐  
仰望星空 光灿灿 月悠悠

也说让杂文回归文学:一位作者对我的批评

作者;李贵华

施京吾先生认为,“杂文正处于一个没有大师——亦或根本不允许出现大师的时代”。于是,便给杂文开出了一个“药方”,教导杂文作者们“首先要弄清楚杂文到底是什么”?(《让杂文回归文学》,载《杂文报》2008年3月14日《特别关注•杂文大家谈》)。施先生说:“杂文作为文学的一种形式,如同小说需要情节、诗歌讲究韵律、剧本离不开台词是一个道理。”但是,对于杂文这种文学形式到底需要什么作者却语焉不详,只是给了一个概念性的东西——杂文要有“文学性”或曰降低了要求的“可读性”,而没有如小说“情节”、诗歌“韵律”、剧本“台词”之类具体的东西。这样看来,杂文何以为文学的一种?该怎样让杂文回归文学?大概作者先生自己也是稀里糊涂吧?
  
施先生对所谓“杂文人气指数极高而景气指数极低”的现象,断然言称此“当然与作者们的草率有关”。读文至此,我有点不明白,如果杂文作者的作品都是些草率之作,那么,那极高的人气指数又从何而来?难道杂文读者尽皆白痴而盲目拥趸?“景气指数”如何计算不得而知,但笔者以为这个表述有欠准确。不过倒是明白作者先生的意思,那就是杂文这东西“很不招人待见”。当年,知名女作家袁成兰不就是因为一篇杂文得罪了上司而遭致祸端么?造成“杂文许久以来的尴尬景况”的原因,诚如作者所言,在“21世纪的今天,人们依然深切感受到自由表达思想的艰难”。在如此“自由表达思想的艰难”的环境下,施先生批评“有许多作者、读者恰恰在这个问题上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只强调了杂文的批判性,强调其社会功效,把杂文当作一种功利化文本,忽视它的文学属性,错误地把性格的勇猛当作表达的胆识,使杂文越来越偏离文学轨道”云云,恐怕有点“诊对了病,开错了方”哩!因为,强调杂文的社会功效并没有什么不对,“杂文的批判性并不必然意味它的文学性就要按比例依次降低”只是施先生的主观臆断。
  
杂文这种文体,它不长于虚构“梁祝化蝶”式的神奇、凄美故事,难于描绘“宝黛钗”式的儿女情长、感情纠葛,不需要塑造“高大全”式的人物形象,不可能表现“谷子地”们出生入死、浴血沙场的战争场面,更不可能去美化“南京法官凭常理断案”、“天门城管暴力致人于死”、“西丰警察进京抓人”之类不可思议的卑鄙恶劣的甚至违法犯罪的行为。杂文作为“文艺性的社会论文”,我们通常将其类比为投枪、匕首、解剖刀、显微镜,杂文的批判性是历史形成或者说是社会赋予的责任,主要表现为针砭时弊、匡扶正义、革故鼎新、激浊扬清。“杂”而不芜、“杂”而富有文采、“杂”而韵味无穷,窃以为这就是杂文的文学性。尽管有人讥讽鲁迅“只有一堆杂文几个短篇”,但并不影响先生伟大思想家、文学家的地位。因为鲁迅创造的杂文和文学典型,将思想感情的和逻辑高度统一,将科学的分析和艺术的想象高度的统一,从而揭示出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的弊端、危机以及国民劣根性。当今杂文作者在继承鲁迅杂文、发扬鲁迅杂文风格方面,应该说是作了不懈的努力,其间,亦不乏融思想性、艺术性于一体的优秀杂文作品和出类拔萃的杂文大家的涌现。此种情况,大约不能以杂文“偏离文学轨道”名之。而袁成兰提出的杂文创作需要“胆识才情”,主要是相对于当今之社会环境而言,恐怕并非基于施先生所说的“杂文越来越偏离文学轨道”吧?诚如是,那么,作者称袁语“言之有理,大而无当”,就有点令人费解了。
  
施先生言称,“正是作者与环境两者间的合谋,共同制造了杂文虚假繁荣下的凋敝。”姑且不论杂文作者如何与社会环境“合谋”,只就“杂文虚假繁荣下的凋敝”谈点看法。从《杂文报》的周一刊改周二刊,四版改八版,到《杂文选刊》的由内部发行而公开发行直至现在拥有上中下三个旬刊,从《中华杂文网》、《围城杂文网》、《中国杂文网》、《平民杂文网》到《红袖添香》杂文栏目的出现,实在看不出杂文是什么“虚假繁荣下的凋敝”。再则,杂文报刊、杂文网络发表的大量杂文作品,也未必全是“作者们的草率”之作。施先生不妨丢开成见,细细浏览报刊、多多上网阅读,然后再作出一个客观的判断,如何?
  
鄙人孤陋寡闻,不知道施先生创作了多少没有“偏离文学轨道”的杂文。我承认这话有失厚道、近乎苛刻。不过,作者先生既然提出了“让杂文回归文学”这一命题,如果能拿出自己“批判性”深刻且“文学性”丰富的杂文“范文”来教诲于人,岂不更具有说服力?

[ 本帖最后由 网事情缘 于 2008-3-21 02:00 编辑 ]

我的回答

甚为歉意的是,我先在网站的看到李先生的批评,并在页面先回复了一段文字,但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刷新,使这段文字丢失,虽然算不上不幸,但毕竟是劳动的一部份。

李先生首先断言在下有“教导杂文作者”的意思,很遗憾的告诉李先生,“好为人师”的爱好在下从来没有,不过就杂文的当下境遇提出自己的看法而已。李先生又云,我对杂文不过提出了一个“概念性”的东西,其实,我在后面说的算是比较清楚了,我说这是一种“用笔的表达”,我想,李先生未必不知道文字表达和情绪表达之间的关系吧?既然我们选择了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操持好这样的“方式”?我说杂文的“人气指数极高,而景气指数极低”,并非是空口白话,我知道李先生也是惯常的杂文作者,但是李先生在如云的杂文中能否给大家指出几篇琅琅上口的文章?说实话,我看杂文算是不少了,数以百万、乃至千万字的文章看下去,可以让我记住的寥寥无几,当然,李先生完全可以举例证明除我之外能让读者记得的文字。至于袁兰成女士文章如何,我以为,这不是我讨论的对象,李先生认为她“因为一篇杂文得罪了上司而遭致祸端”,可我知道的却是其十卷本的选集出版,信息不对称,了解的状况自然也就不会一致。当然,这并不奇怪。

李先生在三段里说了大段对鲁迅先生文章的理解,这里我并不反对,但我整篇文字却从未涉及对鲁迅文字的“反感”。说实话,我不很理解李先生这段带有注释性文字的意思,因为我觉得鲁迅开创了一个极高的先例,也正是后人学不来的先例,我不知道李先生是否认为我们杂文作者的“文学性”极高。

至于我说袁先生“言之有理,大而无当”,李先生能说做小说或者其他体裁的作者就不需要“胆识才情”么?

李先生提出:“鄙人孤陋寡闻,不知道施先生创作了多少没有“偏离文学轨道”的杂文。我承认这话有失厚道、近乎苛刻。”我倒觉得李先生的这个疑问不是苛刻而是无理,道理很简单,因为不论如何的报刊,都不是我主办的,我也不是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的,李先生作为一个杂文作者恐怕也很知道内在原因。打个简单的比方,某位先生写过“炮轰某某”的文章,李先生在国内的哪家刊物上见到的?无端的揣测毫无必要,从一定意义上讲讲,也正是我们“杂文”作者写不好杂文的一个重要原因——缺乏理性的判断。

[ 本帖最后由 网事情缘 于 2008-3-21 02:02 编辑 ]
哦,再补一句。

李先生说当下的杂文报刊繁花似锦,所以杂文一定就很繁荣了。不过我倒觉得,感冒发热更为常见,却没见到谁会更热爱这个毛病。
刚刚发现,掐起来了。
有些问题还是可以探讨的,现在有网络BBS,双方能够通过BBS公开讨论,该是何等的美事。

什么是文采?

看来,提出杂文需要有一定的文学性,必然会诱惑人联想到文采,而所谓文采,在中国人的传统认知里,往往只是一种“辞采”。不管是否意识到,当我们说一篇文章“文采斐然”的时候,那篇文章必然不以说理畅达为特色。说理的畅达固然也是一种文章才能,却莫名其妙地被一颗中国文人排除在“文采”之外。
我们缺乏将“说理畅达”视为“文采”之一的祈愿,不仅如此,说理畅达还可能被我们视为“文采”的反面,似乎一篇文章一旦以说理畅达为特色,它就必然与文采无缘。
要说清楚杂文中的文学性,这个问题最好先辩上一辩。
这个,觉得很难。杂文中说理和文采仿佛是对头,辞采胜过说理容易给人花拳绣腿之感,而说理胜过辞采仿佛又显沉闷、板结。好的杂文是讲究二者之间的度,再者,我以为杂文的文学性似乎更多应该体现在用笔的曲折,用语的多义上,作者的思维应是立体的以传达出他对问题的多角度的深层思考,总之它不该像路见不平一声“吼”那样直接爽快。
另外,不光杂文,中国的各文体好像都不太安于稳坐文学性这把椅子,一旦有机会它们宁愿脱掉自己的制服以施展更大的抱负。
见笑!
议会不议、新闻不闻以及某种已明显超常规的“天下为己任”合力浇出来的奇葩。
不过呢,反过来一想,又还是觉得这样的呼吁很有点“存天理、灭人欲”的意味,道路不通,奈何欲求?那不都是憋出来的一种反常吗?人们寄予其中的东西实在太多,又无他途,奈之何?那就忍吧!呵呵。
原帖由 边走边唱 于 2008-3-21 13:31 发表
不光杂文,中国的各文体好像都不太安于稳坐文学性这把椅子,一旦有机会它们宁愿脱掉自己的制服以施展更大的抱负。
赞!
所谓不伦不类,是否该这样理解:因为不类,所以不伦。
夫子遗教“言而不文,行之不远”,也可以换个角度来说:“文而无言,行之不远”。
谢过楼上诸位。

杂文的文学性确实不失一个可讨论的话题,想想,还觉得挺复杂的呢。
网兄主张杂文回归文学,有刀很赞成。

平日一提杂文,人们容易联想到鲁迅先生和他那些用不同笔名发表的一篇篇犹如“匕首”、“投枪”的小豆腐干文章。顾炎武那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似乎成了杂文家承担针砭时弊之责的号角,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恰恰是带毒的,隐含着让一介书生顶着各种压力(包括冒犯权贵的政治风险)去关心国事、天下事的道德要求,在有刀看来,那并不是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表征。让作家去争当社会良心的代言人,既掩饰了其他负有直接责任的社会成员的委琐无能,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法律力量的卑微,所以,在公认的实现了现代民主与法治的国度里,杂文都是不发达的,从未听说哪位作家因撰写了大量杂文而享有崇高的社会声望。作家们更多奉献给世人的,是轻松的谈文论艺的随笔。

在中国,作家群体从来就不是什么真正受重视的政治力量,但中国自古以来却又有文人干政的传统,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本是褒扬官员节操的,但更多的情况下,它的适用对象已扩大到了所有的文化人。作家讽喻时政,政治力量也自然而然地作出反射,那便是文字狱的由来。如果《老人与海》诞生于某一位中国作家笔下,那么,即使身处文革岁月,他被构陷入狱的可能性也一定极低。

无他,因为那样的小说,搞政工的通常看不懂。
一条往西去的路,就是一条往东去的路
让杂文回归文学,俺在小文《我为什么反感当今杂文》里,也有所涉及。其中一段是这样的:
假如不将杂文的地位捧得那么高,我们的文人墨客写杂文时眼前也不再显影出鲁迅那杆智慧的烟斗,那我不妨说,写一种嬉笑怒骂、游戏风尘的文体,原是天下文人最拿手也最喜欢做的事;“游戏可成好词”,钱钟书尝言之再三,我也曾不惮其烦地引用再四。说到生动俏皮、含讥带讽的小品文,也是西方报刊上的常规文景,写者多而读者众,历来供求两旺,不虞匮乏。关于杂文,西语中固然没有现成词语可供中西译者“无缝对接”,但这不等于西人没有自己的渊源,在我们想到鲁迅时,他们也有较之鲁迅绝无愧色的芸芸前贤可供师法,择其大者如笛福、伏尔泰、斯威夫特等人,都是所谓讽刺文学(satire)的大家,西人也习惯称他们为讽刺作家(satirist)。当我们想到杂文时脑海里出现的只是“讽刺随笔”,则杂文不过一种世人喜闻乐见的普通文体,不值深究;当我们想到杂文时只是想到了鲁迅,在强调继承鲁迅的精神血脉时却并未同时强调鲁迅博学深思的人文特征,并未将思辨的尊严置诸首位,则杂文之变得令人不安,几乎无可避免。
谢过刀兄、泽兄。

小见以为,既然选择了用笔书写,那么操持好这支笔就是个理所当然的要求,可以说是种先验的要求,否则没有理由标榜自己是在“写作”、“创作”。在那次和泽兄讨论“文人胆量”时,觉得“文学性”的要求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这个要求太天然了——在正常文化状态下,原本不必讨论“胆量”问题,然而我们的文化状态并不正常,而且长期不正常。刀兄说:“让作家去争当社会良心的代言人,既掩饰了其他负有直接责任的社会成员的委琐无能,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法律力量的卑微,所以,在公认的实现了现代民主与法治的国度里,杂文都是不发达的,从未听说哪位作家因撰写了大量杂文而享有崇高的社会声望。”可以说相当正确,在正常状态下也理应如此,但我们的特殊性却不得不使作家们掮起一个更高的道德义务。这是中国作家的困境。

泽兄的那篇文章我是拜读再三,并且能够记得在文章最后说:这是个大字报满天飞的时代。对杂文而言,这确实是个严重的现象。
原帖由 网事情缘 于 2008-3-14 21:18 发表
和泽兄观点一致。

不知道是否确实,我感觉的是,中国文学总体水平不高,似乎与表达能力有关,不论如何的“胆识才情”,缺了文字表达这一环,也就都说不上高明了。马克思的《宣言》还是大手笔呢。

我们有“慎言”的传统,就是不多说话,于是文章写的也不怎么样,久而久之,手懒了,舌头也短了。
红色字部分,俺觉得应该是当代中国文学总体水平不高:)
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