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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楼
发表于 2008-3-21 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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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让杂文回归文学:一位作者对我的批评
作者;李贵华
施京吾先生认为,“杂文正处于一个没有大师——亦或根本不允许出现大师的时代”。于是,便给杂文开出了一个“药方”,教导杂文作者们“首先要弄清楚杂文到底是什么”?(《让杂文回归文学》,载《杂文报》2008年3月14日《特别关注•杂文大家谈》)。施先生说:“杂文作为文学的一种形式,如同小说需要情节、诗歌讲究韵律、剧本离不开台词是一个道理。”但是,对于杂文这种文学形式到底需要什么作者却语焉不详,只是给了一个概念性的东西——杂文要有“文学性”或曰降低了要求的“可读性”,而没有如小说“情节”、诗歌“韵律”、剧本“台词”之类具体的东西。这样看来,杂文何以为文学的一种?该怎样让杂文回归文学?大概作者先生自己也是稀里糊涂吧?
施先生对所谓“杂文人气指数极高而景气指数极低”的现象,断然言称此“当然与作者们的草率有关”。读文至此,我有点不明白,如果杂文作者的作品都是些草率之作,那么,那极高的人气指数又从何而来?难道杂文读者尽皆白痴而盲目拥趸?“景气指数”如何计算不得而知,但笔者以为这个表述有欠准确。不过倒是明白作者先生的意思,那就是杂文这东西“很不招人待见”。当年,知名女作家袁成兰不就是因为一篇杂文得罪了上司而遭致祸端么?造成“杂文许久以来的尴尬景况”的原因,诚如作者所言,在“21世纪的今天,人们依然深切感受到自由表达思想的艰难”。在如此“自由表达思想的艰难”的环境下,施先生批评“有许多作者、读者恰恰在这个问题上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只强调了杂文的批判性,强调其社会功效,把杂文当作一种功利化文本,忽视它的文学属性,错误地把性格的勇猛当作表达的胆识,使杂文越来越偏离文学轨道”云云,恐怕有点“诊对了病,开错了方”哩!因为,强调杂文的社会功效并没有什么不对,“杂文的批判性并不必然意味它的文学性就要按比例依次降低”只是施先生的主观臆断。
杂文这种文体,它不长于虚构“梁祝化蝶”式的神奇、凄美故事,难于描绘“宝黛钗”式的儿女情长、感情纠葛,不需要塑造“高大全”式的人物形象,不可能表现“谷子地”们出生入死、浴血沙场的战争场面,更不可能去美化“南京法官凭常理断案”、“天门城管暴力致人于死”、“西丰警察进京抓人”之类不可思议的卑鄙恶劣的甚至违法犯罪的行为。杂文作为“文艺性的社会论文”,我们通常将其类比为投枪、匕首、解剖刀、显微镜,杂文的批判性是历史形成或者说是社会赋予的责任,主要表现为针砭时弊、匡扶正义、革故鼎新、激浊扬清。“杂”而不芜、“杂”而富有文采、“杂”而韵味无穷,窃以为这就是杂文的文学性。尽管有人讥讽鲁迅“只有一堆杂文几个短篇”,但并不影响先生伟大思想家、文学家的地位。因为鲁迅创造的杂文和文学典型,将思想感情的和逻辑高度统一,将科学的分析和艺术的想象高度的统一,从而揭示出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的弊端、危机以及国民劣根性。当今杂文作者在继承鲁迅杂文、发扬鲁迅杂文风格方面,应该说是作了不懈的努力,其间,亦不乏融思想性、艺术性于一体的优秀杂文作品和出类拔萃的杂文大家的涌现。此种情况,大约不能以杂文“偏离文学轨道”名之。而袁成兰提出的杂文创作需要“胆识才情”,主要是相对于当今之社会环境而言,恐怕并非基于施先生所说的“杂文越来越偏离文学轨道”吧?诚如是,那么,作者称袁语“言之有理,大而无当”,就有点令人费解了。
施先生言称,“正是作者与环境两者间的合谋,共同制造了杂文虚假繁荣下的凋敝。”姑且不论杂文作者如何与社会环境“合谋”,只就“杂文虚假繁荣下的凋敝”谈点看法。从《杂文报》的周一刊改周二刊,四版改八版,到《杂文选刊》的由内部发行而公开发行直至现在拥有上中下三个旬刊,从《中华杂文网》、《围城杂文网》、《中国杂文网》、《平民杂文网》到《红袖添香》杂文栏目的出现,实在看不出杂文是什么“虚假繁荣下的凋敝”。再则,杂文报刊、杂文网络发表的大量杂文作品,也未必全是“作者们的草率”之作。施先生不妨丢开成见,细细浏览报刊、多多上网阅读,然后再作出一个客观的判断,如何?
鄙人孤陋寡闻,不知道施先生创作了多少没有“偏离文学轨道”的杂文。我承认这话有失厚道、近乎苛刻。不过,作者先生既然提出了“让杂文回归文学”这一命题,如果能拿出自己“批判性”深刻且“文学性”丰富的杂文“范文”来教诲于人,岂不更具有说服力?
[ 本帖最后由 网事情缘 于 2008-3-21 02:00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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