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八年前的一段公案与汪晖抄袭门

张征

要打一位学者的高头讲章中看出他的心性来总不及从他的随笔，论战，书信着眼来的方便。前者像是传统大宅中的戏台客堂，流水的客人，然而桌椅摆设总是雷同划一；后者好似公子小姐的私邸闺房，怡红蘅芜悬殊迥异，一目了然。

汪晖先生抄袭门事件似乎使得“汪学”在某些文化思想类网站成了显学。有网友贴出雷颐先生与汪晖先生八年前的一段公案引起了笔者的兴趣。在引起风波的雷文中，雷先生先交代了一下背景：

——2001 年4月21日晚6点至10点，笔者与李慎之、徐友渔、秦晖、冯小哲等人一同应邀参加了歌德学院北京分院院长魏松（Markus Wernhard）在家中为来华访问的哈贝马斯夫妇举行的一个小小晚宴。由于人数不多，大家比较深入地探讨了一些问题，其中哈贝马斯对中国新左派的看法，使人颇感惊讶。 ————

接着雷颐先生“记录”了一段对汪晖先生不利的话：“我一直有两个印像，但不知道对不对，因为我对中国的了解实在太少，所以不敢判定这两个印像对不对，请你们谈谈对我的感觉的看法。第一个感觉是，我看过《读书》主编汪晖的一些翻译成英文的文章，和一些英文的访谈，我本人也与他交谈过，我也读过《读书》另一个主编黄平的一些英文的东西。读了他们的东西，我感觉到他们的观点有为极权、专制服务，为文化革命辩护的倾向。我不知道这个感觉对不对。”

谁都能意识到，此段记录的可信度如何乃是焦点所在，是基本真实还是真假掺半？或者全不可信？若是有假是故意编造抑或无心之失？若是无心之失，到底是哈贝马斯的责任，现场翻译的毛病，或是记录者雷颐的责任？

观察一下汪晖先生的应对方式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细心的网友甚至可以和此次抄袭门事件对照着看。汪晖先生通过读书的编辑手记发起了第一波反击。他说：“没有料到的是，我远在异国，而一位‘历史学者’竟然凭空考证出我们见面的情况，还言之确凿地引证哈贝马斯对我的批评。思想的交锋演变为流言也是很有特色的事情。”

很明显，汪晖先生这话以及后来他自己和黄平先生一再强调的是，在雷颐先生此段记录之前，汪先生和哈贝马斯并未曾见过面。你若问笔者的观点如何，虽然哈贝马斯自己没有出来证实，笔者依然认为汪先生此处说的是实情。敏锐的朋友可能会说，我们并非不相信汪先生的话。但相信汪先生不代表判定雷先生记错了或者干脆是在撒谎（反之亦然）。因为雷先生的记录只是提及“交谈过”而已，又没有提到哈汪两位先生会面如何如何。譬之中外元首间的热线电话是交谈，书信邮件夙来被称为笔谈，亦是一种交谈。再加上现场口语的精确度，以及翻译可能出现的误差。雷先生的记录里所谓“交谈过”的说法，可以从多个角度理解不是再正常不过吗？不错，此处的关节也是当时徐友渔先生所没有察觉的。

那么汪晖先生意识到了这里存在的模糊性吗？此种推测让笔者有些为难，倘若说汪先生意识到了，却故意只取“交谈过”的一种含义：即“当面指出”，以便坐实雷先生的错误。甚至按汪先生的意思此乃凭空捏造。政客这么干或许很正常，将之用在学者身上，即便不能说是德行有亏，总也不是个滋味吧。故而，我等还是认为汪先生没有意识到此种区别比较好些，这样顶多就是欠些缜密而已。依据传统，将立德放在首要的地位。存在其他可能的情况下，推测别人品德欠佳是要尽量避免的。此处并非是暗示汪先生指责雷颐“凭空考证”多么的不道德，当时处在论战中嘛，情绪导向，笔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再说，道德首先是用来律己。

当然，徐友渔先生认为“凭空考证”是很严重的指责同样可以理解。既然是空的，子虚乌有的，你还要去考证，当然就是蓄意捏造。先别说对一个历史学家这意味着什么，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极严重的有关基本道德面的指责了。许多人都知道一个心理学实验，几个人传一句简单的话，那怕再怎么认真要传好这话，都会让这话有所变形，有时甚至变形到驴头不对马嘴的地步，参加实验的人都不可能故意歪曲或添油加醋。雷先生更是不只传一句话，而是记了大段的话，何况他并非专门去做书记员的，肯定要参与当时现场的寒暄，对话，思考，只能分出部分精力来记录。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哈贝马斯出错，翻译人员出错，雷先生自己听力出错，或者回家记录时，回忆当时情节记忆有错。甚至可能像上述的分析那样，谁都没有错，哈贝马斯说的“交谈过”并非指当面会谈，而就是电话之类的“交谈过”。既然存在如此多的可能性，徐先生要把历史学者雷颐从“凭空考证”也就是诽谤的指责中拉出来并指出汪先生有构陷的嫌疑是再正常不过了。

总而言之，最容易传变形的话就是此种，到底会过面还是交谈过之类的话。相对而言，哈贝马斯批评中国新左派的意思是最不容易变形的，这也是雷先生把它写出来并发在网络的自信所在，正因为思想价值观不比细节，它即便有所变形，也很难达到面目全非的地步。

徐先生没有说清楚的是，与人们的第一感觉相反，在涉及汪晖先生的这段话里，哈贝马斯与汪先生见面与否恰恰是最不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雷颐想要强调的显然是哈贝马斯对汪晖的看法，而并非想考证他们俩个是否坐在一起喝过啤酒，吃过烤肠。雷文已经明确提到了哈贝马斯阅读过汪晖先生的文章和访谈记录，难道通过这些还不足以确定汪先生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吗？应该说，哈汪两位先生见面与否丝毫也不影响哈贝马斯对汪晖先生的批评。最能说明此主旨的是：雷文中，哈贝马斯没有说和黄平先生“交谈过”，然而这丝毫不妨碍他同样的批评黄平。除非我们假定汪先生对个人说的话和发表的文章根本是两回事，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做这样的推测显然没什么道理。非但如此，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如此简直是在訾议其道德。汪先生或许并非有意将“交谈过”等换成“见面会谈”。但他之所以要突出本不重要的“见面”问题，其用意再明显不过了。因为见面与否看起来是个简单的事实判断，如果能坐实雷先生蓄意捏造了这样的事情，那么其余的东西在人们看来似乎已不问可知。

令人不怎么惬意的是，正如徐友渔先生强调，当时好些人在场。我们不去担保雷先生的人品不至于做出向壁虚构的事来，只不过雷先生要故意捏造会议情形是连黄口小儿的智能都不及了。假定徐友渔，秦晖，冯小哲诸先生统统和雷颐串通已经有些匪夷所思，难道还要人相信德高望重的慎之老人，哈贝马斯以及Markus Wernhard等一起帮着雷颐欺瞒不成？故而雷颐让未经哈贝马斯本人确认的对汪先生的评价流传网络，此固然有违一个学者严谨的态度，说重点是不负责任。但综上所述，汪先生说雷先生存心捏造显然也是毫无根据。这一回合到此地步只能说双方战了个平手。如果不是汪先生用腾挪手段把部分注意力聚焦到其实无甚要紧的“见面”问题上来，甚至雷颐这边还略占上风，因为毕竟徐友渔还为他做了证，哈贝马斯确实批评过中国新左派，其他与会的先生们至少也没谁出来否认。汪先生如果想占据主动，是必须要爆点新料的。接下来整个事情最精彩的部分发生了。

汪晖于02年7月25日答复徐友渔的信中说：“鉴于哈贝马斯的学术声望和这一指控的严重性，我后来当面向哈贝马斯先生核实，他明确地告诉我说：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先注意一下时间：徐先生的信写于02年的6月18日。从汪文的口气和时间看，汪晖向哈贝马斯当面核实这事儿不太可能发生在徐文出台后这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据理推论，基本可以认为是01年五月份雷颐的文章开始在网上流传一直到02年5月份读书编辑手记出台这一年的时间内。这么判断不仅是出于时间充裕与否的考虑，而且也比较符合常理常情。如果要当面核实，自然是看到雷文后就该去做的事情，这样反击起来心里也有底。耐人寻味的是，在第一波反击也就是编辑手记里汪晖只字未提去向哈贝马斯核实这桩事情。而只是待徐先生出来为雷颐佐证后才搬出哈贝马斯斩钉截铁的予以否认。假设汪先生如此作为是谋定而动，那么从策略角度看是极为老辣的，留着这一“后手”待对方伸头才予以痛击。

余以为，在论战中，汪先生想狠击对手本无可厚非。然而要想狠，先要做到稳和准。汪先生一味求狠，结果非但没有击中对方，反而是狠狠给了自己一家伙，像是一个初练武术的人操起双节棍狠打对手的结果必然是自己揍自己。汪先生忘了，他之所以可以指责雷颐，甚至说他构陷，这一切的基础在于雷颐手里没有硬证据。所谓“硬证据”，也就是哈贝马斯的录音，录像，亲笔记录，或者由哈贝马斯署名认可的文书之类的东西。雷颐若有哈批评中国新左的“硬证据”，那么再笨的人无须提醒也可以一眼看出，哈和汪之前是否见面根本是无关紧要的枝节，关键仅仅在于，哈贝马斯批评了新左派。果真如此，汪先生再去申辩没见过哈，是连战术意义都没了。

本来汪先生只要守住“谁主张，谁举证”这一阵地就足够了，虽然指责对方诬陷没什么道理。但起码在哈批评新左一事上可以立于不败之地。除非哈贝马斯自己出来承认，或者有更多的人出来说听到过这样的言论。汪先生这一招“后手”的妙处在于，它一下子把汪先生摆在了比雷先生当初更被动的地位。他自以为搬出哈贝马斯便能坐实对手诬陷的罪名，一举置对手于再无还手之力的绝境，这是太小觑天下人了。金庸先生的小说里讲，江湖中武功绝高和索性不会武功最安全，最危险的是那种会耍些刀枪又克制不住时时要用它的人。

我们可以单刀直入的问：雷先生转述哈贝马斯的意见尚且有那么多人在场，且有当时亦在场的徐友渔先生明确为之作证。请问，汪晖先生所谓的“当面核实”，难道是请了许多人和哈贝马斯先生一起开了一个澄清会议吗？


看来，汪先生不仅没有“硬证据”来说明他是如何向哈贝马斯核实的，也没有如徐先生出来作证这样的“软证据”，甚至连当时有无其他学术圈的人在场都说不清（我想翻译总还是要的）。如果雷先生的情况都算是“凭空考证”，那汪先生考证出哈贝马斯没有批评过中国新左派又是凭的什么？

诸君或者会问，那你是不相信汪先生去核实过了？不不不，天大误会。我绝对相信汪先生去向哈贝马斯核实过，在这一点上我对汪先生的信任甚至要超过黄平先生对他的信任。只不过我以为汪先生的“核实”可能会是如下场景：

+++++++++++++++++++++++++++++++++++
汪晖：哈先生，我听到一些谣传，本来这些事情挺无聊的，但因为这些谣传还涉及到黄平先生等，受朋友所托我还是想当面与您提一下，您就当做是笑话听好了。听说您在中国访问的时候曾经说我和黄平先生一直在搞极权的东西，专制的东西，成天鼓吹这些，敌视民主自由。并希望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横扫一起牛鬼蛇神。

哈贝马斯：我怎么可能那么说？明确说吧：“这是不可能的。”我只是通过阅读你们的一些东西，产生了某种感觉，要提醒你们...........

汪晖：是，对，您说的很有道理，这个观察角度很好，很值得我们学习。其实我和黄平先生只是······

哈贝马斯：嗯，听你这么一解释，也有可能是我的错觉
+++++++++++++++++++++++++++++++++

于是乎有了汪先生的申明：“鉴于哈贝马斯的学术声望和这一指控的严重性，我后来当面向哈贝马斯先生核实，他明确地告诉我说：“这是不可能的。”

故而汪晖先生去“参见”哈贝马斯以“核实”某些东西，或许也就像他在《反抗绝望》里的“参见”一样。“参见”是“参见”了，然而读者却难以“核实”那一些话真是汪先生自己说的，那一些话是别人的，哪一些话本是别人用来论某甲却被汪先生搬到了某乙头上。有这样的乾坤大挪移手法，甭管是“核实”还是“核虚”都是易如反掌，在众目睽睽之下玩什么“凭空考证”，实在只是笨人做的事情了。

哦，忘记向诸君交代，为何说在“核实”一事上，笔者恐是比黄平先生相信汪先生更甚呢？说来也简单，根据是此次的抄袭事件。有朋友问，汪先生只要加个引号，那怕不写参见，不加脚注，也不会有人说他抄袭啊。理是这么个理，不过这样没什么效益，大量的引号在论文里出现似乎提醒人们作者正干着拼贴的活计。这只是其一；其二，汪晖先生是不敢像某些人，譬如林国荣先生那样大开大阖的抄袭的，林先生是不设防的大抄，捉不住是我运气，抓住了算你们狠，老子也就痛快的认了，自己的事自己担。要论抄袭量，目前为止发现的证据，汪晖先生比之林先生算是小偷小摸，或者说算手脚不干净。然而汪先生是要设防的，尤其对名人的抄，他多半是要“参见”的。所以我很相信，汪晖先生的确“参见”了哈贝马斯。至于当时汪先生“核实”了些什么，或许将来由其他人出来告诉我们。这些“其他人”往往要比汪先生自己都清楚参见没参见，核实没核实，抄袭没抄袭的问题。正如此次的事情一般。

首发豆瓣：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0954537/

心中有刀

张征兄，好久不见。

张征

问好有刀兄

网事情缘

其实按照雷颐披露的文字材料，哈贝马斯本身并没有坐实汪晖是在“为专制辩护”，不过是谈了一点读他文章的感受，而且还“战战兢兢”地问了两次“对不对”。

到底“对”还是“不对”，《读书》杂志遭到那么多读者的批评，也算是个“旁证”吧。

李大兴

欢迎元老归来。雷颐披露这一轶谈，自然有借哈氏之口拿汪晖开涮的意思，然治史之人，是不会瞎编的。李慎之先生英文很好、徐友渔、秦晖都在场，他们都没有说雷颐所闻有误。

进一步说，西方左派，素来是体制批判者，而中国新左派，恰好相反，哈氏不过看到这一事实而已。

周泽雄

之前也有网友提到贴出雷颐先生的文章，当时我回帖道：“雷颐先生的揭发，我虽然觉得蛮带劲，但不知是否妥当。毕竟，属小圈子密室私议，可信度还是要斟酌的。当然，我是宁信其真的。”
这个态度当然不很坚定，我承认，部分是出于对汪晖的反感。当然，我个人是拒绝此种枪法的，也可以说不会玩。
说到林国荣，如果与那些所谓大腕的态度相比，我甚至开始对他产生敬意了。毕竟，抄袭被逮后的态度，林国荣堪称表率。坦率、诚恳、利落。——我们实在看多了装蒜、耍赖、死撑的嘴脸，一个比一个难看。

wolfzhang

此公案跟“鲁迅要是活着也坐牢”那个公案还真的有些相似。如果扯去意识形态的东西在里面的话。

张征

向各位问好。我讨厌汪晖写的东西，陆兴华好多年前的评价还是蛮准的，就是“错乱”。说到个人品德，汪起码在此次LXB事件崔卫平问他看法时，直说那样做是不对的。这方面他比刘小枫，莫言，陈村什么的强，起码更像一个知识分子所当为。只不过此次事情整个儿汪晖阵营都有点让人恶心。确实，林国荣比起他们还可爱许多。

宇航

如果是事实判断,不涉及价值判断,所述是真,则无需讥讽,如所述为假,只要用事实去反驳就可以了.无须追问动机,拷问人格

西瓜

欢迎歪瓜~

张征

多谢西瓜，转一篇资中筠的东西，正好也是八年前·······


从“社会达尔文主义”说起——兼谈学风问题
资中筠(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
(《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第9期)

过去，本人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没有给予过关注，首次在著作中涉及这个问题是在2000年初版的《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一书，谈到影响美国20世纪初发展的思潮部分。我在书中表达的意思概括起来是：19世纪中叶发源于欧洲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找到了最适宜的土壤；但是“如果完全按照斯宾塞的理论听任社会沿着弱肉强食的道路发展下去，美国就不会有今天，或许早已引起革命，或许在某个时候经济崩溃。事实上，另一条线，对于不平等的批判和主张政府抑强扶弱的理论一直存在。它也是植根于美国的思想传统之中，也就是自由主义中的人道主义和强调平等这一面。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盛行的同时，在经济、哲学、政治领域都有其对立面，不过在特定的时期哪一派成为‘显学’，视情况而定”（《冷眼向洋》第41页）。在详细介绍了一个世纪以来的各种改良思潮和批判运动以后，本书又引了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达特的一段话：“如果没有不断的反对、抗议和改良的传统，以美国所处的时代和位置，其制度就会成为纯粹的弱肉强食的原始森林，大约不会发展成现在这样出色的生产和分配的制度……单是看一下税收制度的历史，就可以提示我们，在把社会开支让那些最能承受的人去负担这一点上，自由主义传统给我们带来多大好处”（第89－90页）。我在那本书里的着眼点在于说明：促使一个社会的兴衰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于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平等的关系。显然，在最适宜社会达尔文主义生长的土壤的美国都不能成为唯一的主导原则，遑论其他国家！

本文不是要介绍这部著作，或讨论美国的发展道路，而是阐明我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之所以想到要就这个问题阐明我的观点，一个主要原因是近来读到和听到一些对当前国情的描述和观点，实在不能苟同，感到有话要说；又由于在有些人那里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比较混乱，最近还听说海外有人把国内的“自由主义派”与“里根主义”等同起来。另外还曾有人把主张“社会达尔文主义”强加于我的头上，也正好借此阐明观点，立此存照。

我所指的不能赞同的那类观点就是现在被称为“富人经济学”的种种说法，其内容包括夸大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缩小贫富悬殊和社会危机的严重性、侈谈正在进入小康社会、强调贫富悬殊是发展必要的代价，甚至腐败和专制都是现代化必要的代价等等。关于贫富悬殊问题，我原则上不反对一段时期的贫富差距是发展的必要代价，我们是在短缺经济下实行绝对平均主义的“穷过渡”之后进行补课。但是这种差距能促进发展得有几个条件：一、财富的集中基本上是通过合法途径，是市场经济的自然结果；二、集中起来的财富用于扩大再生产，而不是挥霍掉或流失海外（是以不正当的手段转移，不是投资）；三、贫富差距有一定限度，不能超出无法忍受的地步，也就是所谓“警戒线”，而且有积极的缓解和制约机制；四、弱势群体有依法维护自己权利的渠道。揆诸我国现状，这些条件都十分欠缺，而且在有些方面向相反方向的恶性循环还在变本加厉，看不见转向良性循环的趋势。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世界与一百年前已经不同，人们平等观念已大大加强，有横向比较，一百年前能忍受的不平等，今天就难以忍受。所以今天的中国既患寡又患不均，社会的不公正正在制约发展。至于说腐败也是必要的代价，我更不能认同。80年代中期就有人提出过腐败无害论，并举国外发展的阶段的数字与腐败的比例加以论证，当时我就不能接受，因为中国国情不同，孳生腐败的土壤实在太肥沃，现存体制又只能助长，难以遏制。时至今日，有目共睹的是无孔不入、弥漫性的腐败已经不但腐蚀社会的肌体，而且在咬噬内脏，触目惊心。我仍然坚信，不受监督的权力是腐败的根源，无论如何不能同意那种为了保护发展所需要的“安定”，宁愿付出腐败的代价也要维持专制的说法。另一方面，与另外一些论者不同的是，我认为所有这些严重问题主要来自阴魂不散的“前现代”因素，而不是已经完成“现代化”之后的弊病（至少主要不是）。北京中关村、上海浦东和深圳等特区的繁荣不能代表全国，是显而易见的。有些问题与一些熟透了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出现的问题表面看来相似，成因却是不同的。即使有一些是从外面传染来的，也是由于自己的痼疾太深，对外来影响只能取其糟粕而无力吸收其精华。

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根本谈不到什么社会达尔文主义。本文不是要在学理上全面评价斯宾塞所提出的学说。这里只就通常一般的理解而论，即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也遵循自然界发展的规律，通过生存的竞争，弱肉强食，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但是事实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是不同的，这种规律的运用至少有很大的局限性。关键在于它的大前提：机会平等、规则一致。在自然界，客观条件对所有的物种都是一样的：春夏秋冬、风霜雨雪，以及各种天灾，大家都同样经受，于是有的被淘汰，有的顽强地存续下来，即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但是在人类社会，至少在进入“文明”之后，很难有完全平等的条件。就以美国为例，假如说第一代移民白手起家，相对说来机会平等的话（其种族歧视问题此处姑且不论），到第二代就不可能在同一起跑线上了，因为家庭背景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机遇就已经出现差别。正如接力赛，第一棒在同一时间同一起跑线上，优秀者跑在前面，而第二棒就不在同一起跑线上。因此，以到达终点的时间来衡量最后一个接棒人的优劣显然不公平。这是最简单化的比喻，社会的发展当然要比这复杂得多，如果听其自然，历史越悠久就越不平等。60年代美国终于通过种族平权的“选举权法”后，为保证其实施又通过特别照顾少数族裔的“肯定性行动”法令。约翰逊总统针对以“机会均等”的名义反对这一法令的意见说过一段话：“你不能把一个因常年带鐐而跛脚的人放在起跑线上，对他说，现在你可以自由地同别人竞赛了”，正说明同样的道理。所以即使完全铲除了世袭贵族的资本主义国家，仅仅靠宪法规定给予一切人以平等的权利是不够的，尽管这是必要条件，还需要一系列照顾弱势群体的政策和措施。所以，不论是被迫还是主动，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形成了现在的形形色色的福利制度。

至于中国，从来就没有过机会均等，权利平等，现在离相对的机会平等也还差得远。最明显的，天天可以看到的，北京城里几百万“外地”打工仔、打工妹，就不享受与北京市民完全同等的权利。占全国人口起码三分之二的农民在有形的经济、社会福利上，或是无形的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同城里人也远远没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也就不可能有公平的竞争。唯一的还算公平竞赛的全国高考（舞弊的不算），大批失学儿童和少年还没有开始就已经出局了。在法制不健全、权力的作用处处可见的今天，就是进入市场经济，也不见得享受到平等机会，达到真正优胜劣汰的机率还是很小的。再深一步说，姑且承认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规则，这“强”与“弱”、“优”与“劣”的标准是什么？根据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上强者就是体魄健康加聪明加勤奋，弱者不是太笨就是太懒，或者体弱、病、残。但是在一个贿赂公行、腐败成凤的地方，一个既聪明又勤奋的人如果坚持正直廉洁，奉公守法，就生存不下去，这种例子比比皆是。问题是由这样的环境来“选择”“适者”，社会能进步、民族能优化吗？

过去在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下（我用“所谓”，是因为我不认为那是我所理解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大锅饭”、“铁饭碗”的绝对平均主义并不体现机会均等，在本质上不公正的，而且它掩盖了实际上的各种金字塔式的特权。在短缺经济下，极少数人所享受的各方面的特权与广大无权无告的普通人之间的差距，同今天的贫富差距哪个更大，很难比较。不同的是，那时是静止、僵化的，今天是流动的，希望在流动之中。事实上，今天我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有许多并非市场经济本身的问题，而仍然是旧制度改头换面，以各种形式阻挠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所以，老的大锅饭的残余造成庸才压制英才，扼杀创造性的现象与新的两极分化，使弱势群体处于无权、无助的状况，两种现象在现阶段是并存的。要达到健康的、机会平等、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毕竟，社会在动荡中前进，不是死水一潭。不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走回头路是没有出路的。

关于今天中国的贫富悬殊的严重性，特别是农民的生存困境，已经有许多文章讨论，此处不赘。本文只是想简要说明我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因而不可能得出中国缺乏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结论。

另外，关于“自由主义”，我一向不把自己归属于哪一派，而只是就问题论问题。在有些具体问题上我与一些人的观点相同，在另一些问题上也许正好与另一些人巧合。不过我从不讳言，在大的取向方面，我认为源于欧洲的关于人的基本自由权利，以及为保障这些权利的法制、民主的一系列原则是有普适性的。就广大中国公民而言，自19世纪中叶西学东渐以来，由于种种挫折，这个启蒙过程尚未完成。“自由主义”当然包括平等，没有平等，就谈不到每个人的自由权利。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也证明自由竞争与平等二者不可偏废。在实践中往往产生矛盾，太侧重平等，则导致削弱竞争意识，不利于发挥创造性，今天的北欧国家已经感到这个问题；反之，则两极分化难以遏制，到一定程度也会妨碍经济发展，甚至导致社会动乱。欧美国家根据自己各自的国情，在总的“自由主义”框架下不断左右摆动，调整政策。欧洲称作“左”派和“右”派的，与美国的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内涵和外延就不尽相同。里根主义对当时的美国功过究竟如何，至今美国人争论不休。中国国情如此不同，任何比附只能是牵强附会。在今天的我国，既不能以发展为借口而牺牲广大弱势群体的平等权利，也不能因当前的弊病而否定改革，主张倒退，更不能重新肯定那腥风血雨、导致千百万人家破人亡、几乎切断中华民族文化命脉的“文化大革命”。

前面提到被误加以主张社会达尔文主义，根据是一份称作《新左派评论》的英文杂志2000年第6期刊载了一篇访谈录，由汪晖先生概述中国知识界的各派观点，其中涉及本人的一段如下：“几年来，在知识分子中间有一场关于两极分化的大辩论，有许多关于这个题目的报刊文章和书籍。一些年轻一代的思想者把目前的潮流描述为残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老一代的自由主义学者如李慎之和资中筠回答说，不幸的是中国没有社会达尔文主义，有的却是其对立面——社会主义，即不适者生存”。

有人把此文印给我看，使我大为惊奇，这是根据何来呢？上述《冷眼向洋》中的内容是我唯一涉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论述，而且只联系美国，从未涉及过中国。文中还用了“大辩论”和“回答”的字样。如果有这样的辩论，本人没有参加过，更从未与汪先生讨论过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中国的两极分化问题。实在百思不得其解。当然文中没有直接引号，也没有任何出处。我曾问过李慎之先生，他也矢口否认说过这样的话，有过这样的想法。当然本文只代表我个人。究竟汪先生为什么要这样无中生有，就不好妄加猜测了。

通常的做法是，见到后立即致函该杂志予以正误。我当时没有那样做，因为正在全力写另一部专著，实在懒得为这种无聊的事分心。另外，我潜意识里还有一种“传统”的想法，不愿把中国人之间的分歧拿到洋人那里去评判。而且本人白纸黑字的著述都在，一篇“访谈”也没有那么大影响。我尽管工作一直在“国际”领域，经常与洋人打交道，自己明确的定位是主要为中国读者而著述，除参加国际讨论会必须提交外文论文外，我的写作绝大多数是用中文写给中国人看的。我在意的是中国读者的反映，重视的是与中国学者交流思想，因为我念兹在兹的是本民族的兴衰，而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特别关心和担忧的是“士林”的状况。说实在的，如果不是有热心友人告诉我，传给我看，我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份杂志和这篇英文“访谈录”。不过这倒真促使我开始注意一些有关中国问题的议论，作进一步的思考，现在那本书已写完，可以抽出时间来整理一下自己关于这方面的看法。说不定哪天出口转内销，在国内谬种流传开来，也可有此存照。

最后，还想说一点学风问题。一段时期以来，学术界对于抄袭、剽窃进行了很多揭发和挞伐。把别人的思想、写作据为己有当然很不道德，此风应该大力刹一刹。但是，反过来，把自己的杜撰公然加到别人头上，如西人俗语：“把话放到别人嘴里”，这应该算什么呢？去年，我碰巧也在国外被要求就中国当前知识界的思想作一演讲。我首先表示，我没有能力做这样大的题目，因为对每一位学者来说，如果没有认真读过他（她）的至少部分的著作，对其观点作概括是不严肃的也是不公平的；至于全面的评论，只有作为专题，认真、系统地大量阅读、分析研究之后才有资格作，现实中很难有人能做到。我能做的，只是就我的阅读和交谈范围所及，谈一点我注意到的对当前共同关心的若干问题存在着哪些不同的看法。我没有举任何具体的人名，因为手头没有可资引用的文本。我想这样做比较谨慎妥当。

我的精力、时间有限，只想以有生之年就自己“思”与“学”一得之愚写一些想写的东西，对于见诸报刊的争论，即使是本人感兴趣的问题，即使涉及本人的，我一般不参与笔战。到这把年纪，所遇到的多属晚辈，甚至隔代人。关于他们，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自己治学的遗憾后说：“晚生于我的学子，少年时有一段失学，基础较差，但是机会来时仍然凤华正茂，有志者还来得及补课，施展的天地也要（比我的时代）广阔得多，当然又须经得起新的‘世风’的诱惑和考验。我仰慕前辈的学养和积累，自叹望尘莫及；又羡慕后辈的精力和机会，感慨时不我予”。这是真心话。

我只希望风华正茂的学人们珍惜大好机遇，以“修辞立其诚”的态度善用自己的才华和精力，则士林幸甚，民族幸甚。

2002年6月于芳古园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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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征

“前面提到被误加以主张社会达尔文主义，根据是一份称作《新左派评论》的英文杂志2000年第6期刊载了一篇访谈录，由汪晖先生概述中国知识界的各派观点，其中涉及本人的一段如下：“几年来，在知识分子中间有一场关于两极分化的大辩论，有许多关于这个题目的报刊文章和书籍。一些年轻一代的思想者把目前的潮流描述为残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老一代的自由主义学者如李慎之和资中筠回答说，不幸的是中国没有社会达尔文主义，有的却是其对立面——社会主义，即不适者生存”。

有人把此文印给我看，使我大为惊奇，这是根据何来呢？上述《冷眼向洋》中的内容是我唯一涉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论述，而且只联系美国，从未涉及过中国。文中还用了“大辩论”和“回答”的字样。如果有这样的辩论，本人没有参加过，更从未与汪先生讨论过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中国的两极分化问题。实在百思不得其解。当然文中没有直接引号，也没有任何出处。我曾问过李慎之先生，他也矢口否认说过这样的话，有过这样的想法。当然本文只代表我个人。究竟汪先生为什么要这样无中生有，就不好妄加猜测了。 ”

张征

写这帖子前我还不知道资老前辈这篇文章，看来汪晖先生无中生有的习惯并非偶然啊

周泽雄

“但是，反过来，把自己的杜撰公然加到别人头上，如西人俗语：“把话放到别人嘴里”，这应该算什么呢？”
——大概算厚诬和栽赃。

wolfzhang

首先说一句，资老先生的文章我能读懂。

资先生说“我认为所有这些严重问题主要来自阴魂不散的“前现代”因素，而不是已经完成“现代化”之后的弊病（至少主要不是）。”我认为这是汪晖与自由主义者辨析问题的最大的区别所在。所以，自由主义者从所谓的前现代因素寻找解决之道，谈及的是政府在市场中的退出，放权和放弃与民争利；而汪晖谈及的是：政府已经成了市场的一部分，这是现实，所以要在这个现实下再讨论问题。所以腐败贫富不均等问题都是现代化中的现代性问题。这就形成了截然不同的立场。

另外，对于汪晖说资先生的文字，我个人理解为，他看书太多，所以有意无意的误读了资先生的文字。至于是有意还是无意。我没法说。

周泽雄

汪晖读书很多，这是事实，我一位朋友曾提到，他在国外时整天沉潜在图书馆里。
另一面，读书多与学术能力出众，没有必然联系，读成两脚书橱，一般还是值得同情的。至于误读与看书多，甚至连间接联系都谈不上了。引用观点前必须先行检核，是学者的起码功课。故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最终暴露的，都是学者素养的极度匮乏。——有意无意，不过是无趣的动机论，不在讨论之列。

wolfzhang

周兄“引用观点前必须先行检核，是学者的起码功课。”说得好，那个“两脚书橱”蛮形象的。

我能否这样理解（想象），汪晖在《反抗绝望》论文编写之时也看了很多，有些记住了，有些没记住。

没记住的部分，一找原文，哦，在某页某页有，加个注释。

记住的部分，如果连原文位置都记住了。还好说，照样添上注释;

但是记住的部分，忘记原文位置了，自己复述一遍，认为差不多了。结果忘记在哪页了。结果贴上“参考书目”就算了。

论文成了，结果就漏了马脚。怎么能不注释清楚在哪？到底是你的话还是别人的话?很多抄袭的例子就是这样来的。

周泽雄

“两脚书橱”语出张岱《夜航船序》，后成古人套语，故前帖未用引号。“两脚书橱”的特点是：尽记忆些无关紧要的“人名官爵年号”，却昧于“学问文理”。所以，此语却是贬义，汪晖还不配受贬。
想起刘心武让人暴笑的梦中得句一事。他自述梦中得一奇句“江湖夜雨十年灯”，却未料该句早现于黄庭坚诗中。对此，我倒无意说刘心武剽窃（没有这么傻的剽窃），视为牙齿咬了舌头，可矣。
至于汪晖抄袭之由，狼张兄的解释我以为是多余的。

wolfzhang

周兄，我没为汪晖解释的必要。

我只是联想到一个问题，我们的论文中都有“注释”和“参考书目”两种。我理解，在必要的注释都注过后，参考书目本身应该不含在里面的。或者说，参考书目理解为导师让让你看这些书之后写论文，而你写论文时看完参考书目之后，应该对你自己论文中所有引用别人的部分有注释。这应该是常理。

但是现在有些网友拿“汪晖写了参考书目了，所以不写注释也是可以的”来为他辩白。说明不算抄袭。我认为这是站不住脚的。周兄如何理解这点？

wolfzhang

“两脚书橱”语出张岱《夜航船序》，后成古人套语，故前帖未用引号。“两脚书橱”的特点是：尽记忆些无关紧要的“人名官爵年号”，却昧于“学问文理”。所以，此语却是贬义，汪晖还不配受贬。
想起刘心武让人暴笑的 ...
周泽雄 发表于 2010-4-26 10:59

关于《夜航船》，我好像只记住了“且容老衲伸伸脚”了。

周泽雄

“夜航船序”分上下两段，“且待小僧（不是‘老衲’）伸伸脚”出自下段，引用者多，“两脚书橱”出自上段，关注者少。
“但是现在有些网友拿“汪晖写了参考书目了，所以不写注释也是可以的”来为他辩白。说明不算抄袭。我认为这是站不住脚的。周兄如何理解这点？”
——完全不同意，视为胡扯。理由，我之前的帖子已有过说明，兹不赘。

wolfzhang

“夜航船序”分上下两段，“且待小僧（不是‘老衲’）伸伸脚”出自下段，引用者多，“两脚书橱”出自上段，关注者少。
“但是现在有些网友拿“汪晖写了参考书目了，所以不写注释也是可以的”来为他辩白。说明不算抄 ...
周泽雄 发表于 2010-4-26 11:37

我错了，谢谢周兄指正。我印象中翻了张岱的书是看到这段的，但是为啥“小僧”变成“老衲”，我觉得是我不求甚解导致。还有，网上也有这一说。比如这篇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291753.shtml 没准是看到类似的文章，将我的第一印象给改错了。

所以，这是不求证的错。各位请依我为戒。

周泽雄

狼张兄还是言重了。依张岱之教，“小僧”“老衲”之类，属于无关大雅的小错。只有那些“两脚书橱”才视为性命交关，所谓“稍差其姓名，辄掩口笑之”。
记错了，改之即可，于“学问文理”无关，不必深戒。

天边外

哈哈哈，这个笑话搞大了，怎么弄出一个“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故事了！！

1，楼主张征的文章看上去是个聪明人，顶楼文章貌似有理，但是转了资老前辈的文章之后，风云突变，怎么自己玩了一出“弄假成真”弄巧成拙的好戏？

张征为何自己不认认真真的读懂和读通资老前辈的文章，分明是资老前辈“自己打肿脸充胖子”的出丑麽！

2，资老前辈想指责汪晖的判断“过失”，用心可以理解。但是，弄巧成拙的是，资老前辈在前文中反复表述了自己的观点与立场，而这些表述的意思恰恰再次为汪晖“佐证”，从而让读者得出一个判断——汪晖对“资老前辈的观点与立场”的综合判断是符合资老前辈自我认定的事实（尽管在中国，语境的特殊性有点不易“直言”）。如此说来，岂不是原告当了有利于被告的证人！

3，小蟑螂童鞋到燕谈来打酱油，过于分心了，有这点空闲，不如自己学会如何读书，读读别人治学的方法和视野。。。

4，周版主和大兴兄的刻薄话说了一箩筐，但是，“两脚书橱”的比喻正好应验了自己的形象。相反，读不出汪晖文章的“学问文理”，这是自己思辨无能的表现，就别怨别人的“语法错误”是否该负“文责”多少了。

这个帖子真有趣，所谓峰回路转，曲径通幽。

张征

没看懂楼上这通话什么意思，您想说什么直说好了。奇怪，燕谈这林子看上去还不算很大呀

天边外

25# 张征

张征勿恼，我的话很简单，就是说你若看懂了转载的文章，应该明白汪晖的“观点”并无差错。而资老前辈的“否认”，也是合乎国情的表现。我们看文章，不是看“言者”如何自我否定的口吻，而是看他的观点是否合理，立场是否清晰。在中国，“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学术标签都与西方的广告不同，所以，有的人愿意否认的是“帽子”，但否定不了自己的“立足点”，这是有辨识力的读者可以读解的事实。


“由汪晖先生概述中国知识界的各派观点，其中涉及本人的一段如下：“几年来，在知识分子中间有一场关于两极分化的大辩论，有许多关于这个题目的报刊文章和书籍。一些年轻一代的思想者把目前的潮流描述为残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老一代的自由主义学者如李慎之和资中筠回答说，不幸的是中国没有社会达尔文主义，有的却是其对立面——社会主义，即不适者生存”。 ”

认真读懂转载一文，你还会怀疑这段话（汪晖的判断）的“正确性”麽？

wolfzhang

3，小蟑螂童鞋到燕谈来打酱油，过于分心了，有这点空闲，不如自己学会如何读书，读读别人治学的方法和视野。。。

天边外 发表于 2010-4-26 16:56

谢谢，天兄，是说我老出错么？本来没几滴墨水，就不该出来抖啊。这点我懂。

术业有专工。我就怕我抖我自己的专业你不懂。所以就不抖了。

我自己玩。别担心我，我有自己的饭碗，不会饿死。不需要治学来养活自己。

燕谈层次太高了。需要几个水平低的人来骂下，以表明燕谈的水平高。

张征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1102904/

汪晖歪曲他人又一例

正在看New Left Review当年对汪晖的采访---就是资中筠批评过的那一篇. 看着看着就发现汪晖的无中生有真不只那一回, 好比说下面这个例子:

(关于中国的民煮改革, 新左派---汪晖的说法是 "批判知识分子"---与自由派产生了分歧):

"They want to separate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alms, whereas we argue that the problems of each are intertwined—you cannot always distinguish between them, or say which is more decisive. For example, when we argued that it was very important that peasants should become involved in village elections, where official candidates can be defeated, Liu Junning, a young star of our political science, replied ‘We don’t need that—these elections are totally corrupted; what matters are congressional and judicial reforms’. It is true that there is a lot of corruption in these elections. But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we still believe in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masses in political reform."

首先要作出肯定的是, 汪晖这里毕竟指名道姓地提到了批判对象, 使得读者可以去查证判断别人说的话是不是像他所转述的一样. 在同一篇访谈里, 汪晖在描述一些观点时干脆就选择用 "有人说过......" 来含糊其词, 让你看了之后觉得中国的右派好不是东西, 但是又无从查证到底是谁说过这话

但是, 汪晖上面那段话仍然暴露出了不严谨的地方. 首先, 他先宣称自由派 "意图将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分离", 但后面举的例子里, 刘军宁 (按照汪晖的转述) 认为需要的不是村民选举, 而是 "议会与司法改革". 这就奇怪了, 难道 "议会与司法改革" 属于经济领域而不属于政治领域? 汪晖举的例子完全和自己的论述不沾边

更关键的是, 刘军宁表达过 "We don’t need that—these elections are totally corrupted; what matters are congressional and judicial reforms" 这种观点吗? 我在网上只查到一篇他谈论农村选举的文章: "中国minzhu化之路如何起步". 里面是这样说的:


"由於上述两种思路在中国至今未取得重大进展，於是另一种思路应运而生。这就是以村民自治选举和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为核心内容的基层民主优先论。与以上两种思路不同，这种思路是自下而上的。其理由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有八亿多农民，如果不能把这些人纳入民主制度中来，民主政治就无法在中国生根；另一方面，在农民中推行民主触及的既得利益较少，离政治体制和重大利益的核心部位距离甚远，因而启动起来阻力较小。
　　不过，这种思路在理论和实际中都碰到了重大难题。在理论上，农民常常被公认是中国民主化的「包袱」。一些人常常以中国有那麽多农民为理由，拒绝实行现代民主。那麽，为甚麽民主要先从农民开始呢？回答它，要麽得承认过去那种认为农民民主素质差、文化水平低、不适应民主的看法是错误的；要麽，得承认在农民中推行的民主不是名副其实的民主。
　　在现实中碰到的困难更大。刚颁布的关於村民自治的法律规定，由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须接受同级党组织（村党支部）的领导和乡一级政府的指导。换言之，就算选举是自由、公平和竞争的，产生的不过是村党支部的下属机构，它怎能享有不受乡政府干预的自治权？
　　如果一个国家的总统是指定或世袭的，副总统是选举的，这国家能算是民主国家吗？去年四川省遂宁市步云乡举世瞩目的直选乡长尝试，被宣布为与现行法律相抵触，不得推广。由此看来，向往中的由村、乡、县、市、省乃至中央逐级上行的民主化道路如尚未被进一步堵死的话，至少在短期内不可能取得重大突破。"

http://www.cngdsz.net/e/action/ShowInfo.php?classid=7&id=676


全文并没有提到汪晖说的 "议会和司法改革". 当然, 汪粉会说了, 你怎么知道刘军宁没有在别的地方提到过呢; 也许他在和帮主的私人谈话里提到过呢. 姑且算是吧, 不过经汪晖嘴里说出来的刘军宁的观点和刘军宁真正的观点一致吗?

按汪晖的说法, 刘认为我们 "不需要" 村民选举, 因为那种选举在实践中 "已经完全腐败了", 所以要放弃相关的尝试, 另找出路. 但是, 刘军宁并没有反对村民选举, 更谈不上以 "腐败"为理由反对 (腐败一词在他的文章里根本没出现). 他指出的问题是, 由于村民选举的结果仍然要经过政府的同意才能生效, 所以这种选举缺乏实质意义. 由此隐含的结论显然是要清除赋予村民选举以意义的障碍, 而不是不要村民选举

而汪晖呢. 在曲解完别人的观点后, 自己就以MZ斗士的形象大义凛然地说: "But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we still believe in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masses in political reform". 言下之意: 右派们是不相信大众参与的, 只有我们相信

我只想说, 汪晖老师, 造谣是会上瘾的吗?

wolfzhang

汪晖早就自称他所认为应该的民主是大众民主,而自由派的民主是精英民主了.这点,天边外兄,我是看过汪晖的书的.虽然我笨,我读不懂,但是这点我可以确认.

所以,汪晖才自认为民主应从文革或之前的"民主"来获取理论资源和实际经验.

当然,你也可以说我造谣.我反正打酱油的.被骂无所谓.

乌龙茶

主贴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