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重庆实践丰富了中国模式

亚平

(一)多元的现代性
　　2004年，美国学者雷默把中国模式概括为与“华盛顿共识”相对立意义上的“北京共识”，拉开了世界各地对中国模式高度关注的序幕。雷默在他最近出版的《不可思议的时代》中文版序中写道，“中国遇到的挑战，从规模来看，从复杂的程度来看，都是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改革的本性是会产生出从未见过的新问题。这就需要一种新的创新，一种超越‘中国特色’的创新。所谓‘后中国特色’，是指中国将不再把国外的东西拿来，然后增加一些‘中国特色’。中国创造出来的将是完全崭新、自主的创新。但是，究竟什么才是‘自主创新’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审视下什么是创新、什么是进步、什么是现代性。[1]”
　　过去500年来，现代性来自西方，而今天的现代性来自北京鸟巢、上海世博园、重庆朝天门。重庆实践展现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主义计划、国有经济、私人经济、全球化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多元共存的现代性模式。《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作者、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说，“很多人仍旧认为，只存在一种现代性模式，那就是西方的现代性模式。”[2]”今天，西方的学术界开始不再用简单化的政治套话和二元对立的方法来讨论中国的发展。牛津大学最近出版了杰佛利·华瑟斯妥姆在他刚刚出版的《21世纪的中国：每个人都需要知道的》。在这本书中，中国问题的讨论越来越正常化和理性化。杰佛利·华瑟斯妥姆的观点是[3]，今天在讨论中国时，更应该从赫胥黎的《勇敢的新世界》而不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来观察这个国家。“奥威尔强调通过恐惧的手段来控制人民，而赫胥黎强调的是通过创造需求、提高民生欲望和生活标准来满足人民。”英国经济学家阿纳托勒·卡莱茨基在《时代》周刊写道，“我们西方人有两个选择，或者我们认输地说，中国在人类5000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是一个比美国或者西欧更成功和有生命力的文化，承认中国今天已经自然地获得了全球领袖地位。或者我们干脆承认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之间的竞争，开始严肃地思考如何改革西方资本主义，以求更好的获胜机会。[4]”
　　从重庆实践看，中国与世界进入了一个社会与思想发展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国与世界面临许多共同的课题，东西方旧的发展方式和范式需要提升、变革和创新。在承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多元性的基础上，经过跨文明的沟通，需要跳出原有的知识格局、思想框架和观念的约束，进入一个人类不同文明和平共处的和谐新世界。
　　以重庆实践为代表的新社会主义力量，在探索出一条本国国情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道路，这是一种既扬弃旧社会主义弊端，也扬弃旧资本主义弊端的新社会形态。软实力建设不是从外界给自己找来一件意识形态的外衣，而是像重庆那样实实在在地从国情市情出发，按科学发展观的理念，确立自己的发展思路，探寻自己的发展路径。西方评论家预测，随着中国越来越融入国际社会，其未来的行为举止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像西方发达国家。美国学者沈大伟说，事实上，中国变得“越来越像中国”，而不是像西方[5]。重庆实践超越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鸿沟，打破了旧有市场经济话语体系，展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一个普适行为的共同叙事话语。
　　(二)民生幸福指数再造制度合法化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不平等是巨大的。不断增长的不平等是否会把中国推向一个社会抗议频发，进而威胁政治稳定的社会火山？这座社会火山会不会挑战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挖掘科学发展观在重庆的实践，是在从一个新的视角讨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和再合法化。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说过，“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6]” 江泽民说，“要把关注民生作为党长期执政的基石”。胡锦涛多次强调，“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在2010年两会报告上温家宝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的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中国的经济改革带来的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的发展速度可以持续增长20年，或再次遇到1989年式的政治风波，或发生1997年式的亚洲经济风暴，或发生拉美式的两级分化[7]。而两极分化将严重侵蚀党的执政形象和执政合法性。为了巩固党的执政合法地位和争取社会支持和民心，重庆的做法是，一切为百姓着想，通过建好“五个重庆”，做好10件民生大事，搞民生财政，促进百姓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增加人民的幸福感，营造党和政府的声誉和口碑，实现执政的再合法化。如2009年重庆民生占财政支出达到51.7%，集中投入到就业、教育、养老、社保等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薄熙来在2010年6月举行的重庆市委全会上说[8]，“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关键是土地革命，当年毛主席搞土地革命，唤起工农千百万。革命成功了，人民政府还要解决好群众的住房问题，这也是几千年来人民的向往。”
　　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是通过强调美国模式的普适性抢占道德高地。作为中国大政战略一部分，中国必须通过营造自己的发展模式，建设自己的道德高地。没有中国模式，等于中国共产党退出道德高地。今天的重庆不仅在建内陆开放高地，也在建内陆道德高地，重新树立中共的核心价值和品牌——为人民服务。重庆“唱红打黑”高举核心价值的和公平正义的大旗，用最少的投入，重建党和政府的公信力，重新获取群众对党的信任，壮大拥护党和政府的追随者和支持者，不仅增强了社会凝聚力，更从思想意识根源上巩固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是国泰民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最重要的保障。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有更强的能力保护并且增进公民在安全、人权、福利、就业等方面的权益。如果一个政府失去了这个职能和权力，它就完全失去了合法性。通过打黑，确保社会安全、社会公平、社会正义、促进民生改善与政治稳定
　　(三)“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到重庆实践，重庆按照科学发展观走出新路，不仅是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的成功展示，而且终结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近年来，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席卷全球的世界金融危机以后，由于中国沉着应对，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向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取得重要进展，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而在世界舆论中引起了对中国模式更加密集的关注和讨论。学者吴旭说，“这一次全球化解套的过程，也意味着‘美国模式’统领全球的地位正在走向终结。”。上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危机后，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新的选择，成为世界其他国家追随的发展模式。冷战结束后，西方的价值观被《历史的终结》作者称为终极的、普适的模式。许多国家开始拥抱西方政治经济模式。但是2007年后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促使人们关注中国模式的崛起，发现中国的持续增长、中国的复兴之路、中国成为全球大国，不需要改变政权，不需要改变主流意识形态，依靠的是政治稳定、社会保障、民生质量持续提高。重庆的“民生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不仅度过了经济萎缩，而且还享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
　　世界上没有一个万能的、普适的钥匙解决所有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如果其不能再保障广大人民的生活幸福，就失去了合法性。重庆的改革不是华盛顿共识所要求的减少公共领域的支出，如减少对社会保障和公共权力的投入，废除政府的补贴。削减政府公共支出、减少政府赤字，这将会严重影响重庆山区、库区的脱贫和对弱势群体的扶持。世界银行提倡的新自由主义没有实现其设想的经济增长，而重庆实现了。今天解决世界问题不在华盛顿、布鲁塞尔，而正在移到新的经济中心，如北京、上海、重庆。今天，中国不再躲在别人的模式话语后面求发展，正在开辟一条自己的道路。由于不断增长的国内资源需求的制约，中国需要的是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政治稳定，而中国的社会稳定又取决于民生的改善。重庆提供的经验是，国企的红利为政府提供了改善民生、提高公共投入、增加就业、建公租房的资金来源，把人民群众的物质财富提高到新的水平，从而减少了社会下层群体抗议、群体事件压力。民生质量指数和人民尊严指数高了，群体上访和社会抗议压力就小了。
　　佛朗西斯·福山在2009年9月号《中央公论》上的一篇专访(《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中说，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中国今后的民主法治建设不大可能全盘引进西方理念，而更可能采取立足民生，务实渐进的方式，围绕环境污染、土地征用、基层官员腐败等具体问题，通过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磨合，逐步实现制度的进步和升级。“历史终结论还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要为中国留下一席之地。”
　　四. 在世界观念市场推销“重庆实践”
　　罗伯特·德里法斯是美国《国家》杂志的资深记者。2009年他专程来到重庆采访。他写道[9]，“重庆的城市化规模难以令人置信。根据计划，重庆每年要把50万人从农村迁到城市生活。这意味着，重庆必须规划、准备和建设一个亚特兰大城，并为这座城市提供相应的就业、道路、房屋、基础设施、学校、医院等等。”他为这篇文章起了一个特别的题目：《重庆：一个城市的社会主义》。与此相对，去年美国发现频道播出了著名记者泰德·考帕尔摄制的纪录片《资本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该片围绕重庆发生的故事，深度报道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人民。
　　考帕尔1972年曾随尼克松访华首次走进中国大门。自那以后，考帕尔总是从一个新鲜的角度报道中国发生的故事。2008年，考帕尔来到重庆时，他看到了一个令他目瞪口呆的城市。他在重庆做了大量的采访，人们给他讲的故事让他既受启发，又产生惧怕。重庆拥有3200万人口，根据规划，未来几年将有上千万农民加入城市化进程，从农村移居城市。近年来的经济危机，使美国经济元气大伤，失去了大量工作机会；而此时，这座拥有庞大人口、充满活力的山城重庆，却在中国西部内陆迅速腾飞，推动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多数西方人没听说过重庆，但到过重庆的西方人却都在惊叹：重庆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中美国”命题的发明人尼亚尔·佛戈森到重庆后感慨，“中国没有任何城市能跟重庆的飞速扩张相提并论。我最近来中国访问，看到长江上游的重庆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我早先来中国访问，看到过上海和深圳的建设奇迹。但是，重庆建设速度超出想象。云雾中的重庆上空无数的塔式大楼、盘旋在半山腰的大吊车、流光四射的高速公路、崭新的企业新区让人惊羡不止。我在目睹一场类似早年西方城市里发生的又一场工业革命。[10]”
　　当前经济学家争论，如果还会发生经济奇迹，下一个经济奇迹会在哪里发生？重庆实践所承载的中国模式是否可以复制？或者是可持续性的？薄熙来指出，“改善民生，既是我们的政治理想和奋斗目标，也是我们发展经济的始源和归宿。”民生导向的重庆发展模式树立了党在群众中的公信力，增强了人民对党的信心。
　　科学发展观的重庆实践正在探索着新的发展方式，这个实践不仅适合中国，更有望通过重庆经验与浦东经验、深圳经验等各地的经验有机组合在一起，共同实践并创造“中国模式”。通过深圳、浦东和重庆的经验，人们看到，中国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自由民主和人权方面不是只有充当西方国家学生的角色。中国这样一个西方人眼中的古老东方国家，有能力通过自己成功的实践来科学定义价值观，也能成为世界发展新模式、新制度和新标准的制定者和领导者。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把欧洲的思想观念带进了国际观念市场。美国软实力来自美国思想观念和美国人编制的美国梦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中国的软实力来自中国原创的思想观念与中国人编的“中国模式”在国际观念市场上的竞争力。重庆协调激发个体积极性和公共控制能力已经成为一种软实力，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超过西方模式的吸引力。中国的改革开放将把重庆探索的实践带进国际思想观念市场。
　　“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或“重庆实践”，将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渴望经济发展的国家带来实在的政策影响。未来关于政治经济的学术讨论中会加上新的一章——重庆案例能够为如何利用政府和市场，并同时消除它们的极端情况提供很好的借鉴。
　　上个世纪后半叶，美国创造了一个梦想之地。今天，中国模式和重庆的实践将继美国之后成为另一个梦想之地。2003年，巴基斯坦总统穆萨拉夫在北京对中国商界领袖们说，“过去是属于欧洲的，现在是属于美国的，而未来是属于亚洲的。中国过去20年来的经济奇迹成为像巴基斯坦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指路灯塔。[11]”
　　重庆实践破解“中国双重人格难题”
　　“中国政府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局面：中国越是发达，越是繁荣，中国领导层越有一种不安全感和受威胁感。[1]”2007年中共17大召开前夕，美国加州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所长苏珊·舍克出版了《中国：一个易碎的超级大国》一书。这是她在书的序言中写的一句话。舍克在书中还指出了这种不安全感和受威胁感的来源：30年改革开放已经剧烈地改造了中国社会。从一开始人们普遍认为的一场没有输家的改革，到贫富差距加大，群体事件频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拉大，沿海地区与西部省区的贫富差距在加剧。这种二元对立将严重削弱政府的权威和合法性。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怀默霆在他的《一个国家两个社会：当代中国的城乡不平等》[2]一书中也分析了中国社会最深的裂痕：城乡差距。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致力于建设一个平等的社会，但是在现实中，这个国家的80%的人口被拴在土地上。1978年中国的改革给中国城市和乡村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但城里人和乡下人在生活中享有的不同权利和机会严重分裂了中国，给城乡之间带来了更加严重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主要表现在收入、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乡下人，特别是住在城里的农民工还面临着多重歧视。剑桥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员斯泰芬·哈尔坡在2010年出版的新著《北京共识》中甚至写道，“除非北京政权崩溃或者中国政治体制发生激烈变革，中国将永远保持分裂的人格。[3]”
　　重庆是中国的一个缩影。它负载着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城市富翁、贫苦农民、山区穷人、库区移民，城乡二元、贫富差距。面对这种“增长中的烦恼”，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和最大的农村的集合体，重庆开始了一项实验——在观念上、政策上、住房上彻底解决农村居民和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和待遇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格分裂”难题，与此同时加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权威性和合法性。
　　重庆一系列改革的实践不仅打破了华盛顿共识，也超越了日本与东亚模式，甚至创新了北京共识。重庆的成功经验打破了西方的定势思维：外资推动论、出口拉动论、廉价劳工论、国进民退论。一时间国际上给重庆模式贴上了各种标签：“一个城市的社会主义”， “一个资本主义人民共和国”、“一个民本的社会主义”、“中国式社会主义3.0版本”……今天重庆社会经济发展已经被国内外学界当成一个成功案例，一种崭新方法论，它使人们从一个新的视角和框架认识科学发展观在中国深化改革中的体现与成果。
　　(一)一座拥抱农民的城市
　　中国城乡差距由来已久。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摆脱了土地的束缚，进城谋生，以他们的血汗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同时也开创自己的新生活。但是他们的所得与付出却不成比例，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在城里的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没有保障。
　　重庆既是大都市，又是大农村。据估计，每天有1200名来自农村的移民涌进重庆市。此外，重庆的农村面积和农村人口分别是京津沪总和的2倍和2.7倍。尤其是重庆的东南和东北两翼地区，是大农村的集中地区。那里面积占重庆的三分之二，农业人口1230万，占全市农业人口的一半以上。那里也是三峡库区、少数民族地区和集中连片贫困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重庆提出两个目标：第一、让农民富裕起来。重庆统筹城乡从“最不发达板块”开始着力。按照这个计划，今后3年内95%的农户户户增收万元，而不是户均增收万元。第二、减少农村人口，让农民成为具有城市户口的城市人。重庆市政府最近公布：到2012年，让300多万农民工、农村籍大学毕业生拥有城市户口，用10年时间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由27%提升到60%，新增1000万城市人口。
　　美国知识界有影响的《国家》杂志不久前在一篇报道重庆的文章中写道：“作为中国的缩影，今天的重庆正在为中国，也许是为世界做一项最伟大的试验——让五亿中国农民住进为他们新建的城市。[4]”
　　(二)一座为中下层社会造房的城市
　　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来说，买房是他们过上现代中产生活梦想的核心环节。但是，各个城市房价一路上涨，受到冲击最大的就是年轻人、中下层社会。在北京等城市的郊区，生活着成千上万被中国媒体称为“蚁族”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在为寻找人生第一份工作而奔波之时，居无定所。英国《金融时报》杰夫·代尔评论说，这一切并非预示着一场革命即将爆发，年轻人将发起大规模抗议。但是，“现代化释放出了巨大的力量：中国的年轻人既对本国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与自信，也对自己的生活抱着很高的期望。中国年轻人群体的不安分迹象，使中国未来政治走向更加难以预测。[5]”
　　薄熙来指出了重庆理念的根源。“过去干革命，我们党无权无钱，靠搞‘土改’实现‘耕者有其田’，从而得到群众支持，取得胜利。今天，住房是老百姓最大的民生问题，我们党要赢得民心，就要为老百姓盖房子。[6]”重庆计划未来三年，建设3000万平方米的公租房，解决50多万户中低收入群众的住房困难。公租房不分城乡、市内外差别，没有户籍门槛，只要在重庆有稳定工作和收入，都可申请租住。公租房户型面积为35-80平方米，公租房有厨房、卫生间等生活配套，可以保证入住公租房的中低收入阶层，享受到中档商品房的居住标准。公租房与商品房无差别“混建”模式，使公租房住户完全与商品房住户有机融合在一起，共享小区环境和专业物业公司的管理与服务，避免社会阶层隔离和形成“贫民窟”。而且，租金只有市场同类商品房租金的60%。如果房客是低保对象，租金只是公租房租金的10%，比如一套50平米的房子，一个月付500块，低保户只付50元，剩下的由政府补贴。实际上，公租房与建设“宜居重庆”理念一脉相承，都是让老百姓住得起房、住得舒服。
　　(三)一座关爱留守儿童的城市
　　据全国妇联调查，中国平均每4个农村儿童中，就有一个留守儿童。目前全国农民工约1.4亿，单亲或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多达5800万，占全部农村儿童的28%。重庆市妇联2009年完成的《重庆市农村留守儿童状况专题调研报告》，重庆市有0—16岁农村未成年人440万人，其中单亲或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235万人，占农村未成年人总数的53%[7]。
　　重庆市委做出了关于照顾好留守儿童的决定：“新增农村寄宿制学校400所，建立针对留守儿童特点的培养模式，采取代理家长、亲情室、托管中心等措施，让全市留守儿童健康茁壮成长；新建115所中小学，基本解决城镇学校“大班额”和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完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实行中职免费教育。保持财政性教育投入占全市生产总值的4%，全市中小学标准化达到60%，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8]从2009年开始，市政府决定全面免除重庆籍城乡低保家庭普通高中学生的学费，惠及全市5万多名低保家庭子女；市财政还投入资金1.4亿元，免除5.7万名就读中职的留守儿童学费和住宿费，确保农村留守儿童不因贫困而失学。重庆市委研究室主任徐鸣说，在兴建更多寄宿制学校的同时，重庆市还逐步推广学生饮用奶、鸡蛋计划，为非寄宿贫困生提供“爱心午餐”，不断改善青少年营养状况。重庆市还实施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计划，按规定配齐心理健康教师和生活管理、卫生保健人员，到2012年，全市农村学校心理健康课开设率达到100%。
　　(四)一座关注民生幸福指数的城市
　　直到90年代中期，中国开展的是一场没有输家的改革，每个人都在富裕。但快速增长日渐出现副产品——危险的社会问题，如贫富不平等、穷人医疗保障的缺失、威及生存的环境问题等，正在引发群众越来越多的不满和暴力抗议，苏珊·舍克认为，“这种抗议和不满将会导致经济发展短路。[9]” 重庆的增长以解决民生为着力点，依靠民生型内需消费增长模式，而不是依靠出口的外向型增长。薄熙来解释其中缘由，“民生就是内需，就是消费，有效地改善民生，不仅不扯经济的后腿，还会有力、持久地推动经济。[10]”
　　重庆通过其规划的民生幸福指数——五个重庆、10件民生大事，力图彻底改变城乡差距、贫富悬殊的局面。薄熙来说，“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并不简单取决于人均GDP或人均收入。一个城市在人均GDP和GDP总量比较低的情况下，完全可能有更高的居民幸福指数。”重庆进行的系列实践，都以民生为出发点和归宿，都紧紧围绕民众的尊严和生活幸福展开。在金融危机后，人们在议论谋求经济增长和GDP突破时，重庆市委强调的却是“做到两个百分之五十”——要求领导干部投入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精力抓解困；财政支出百分之五十以上用于民生。
　　近年来，日益增多的群众上访和群体抗议，在中国的很多地方都令政府颇为头疼。但过去两年，重庆的上访人员却逐渐减少，群众信访总件次和总人次也分别下降40%、49%。这得益于重庆党员干部“大下访”。2009年，重庆从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出发，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主动大下访，组织20万名干部深入基层排查化解信访积案，走访群众89万人次，投入资金49亿元，解决了近10万个历史积案。听了重庆党员干部大下访的故事后，对中共党史深有研究尼泊尔驻华大使卡基说道，“我看到了延安时代的那种党与群众的关系，中国共产党重新捡起了群众路线这最重要的法宝。[11]他说，“一个贫困潦倒的人是没有尊严的，而重庆实践是一种体现人的尊严的增长新模式。我在重庆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在继续为人民服务，在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12]”
　　(五)一座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
　　1996年，路透社记者来到重庆采访。他在报道的开头写道：“重庆什么生意最兴旺，擦皮鞋的”，并宣称“重庆不适合人类居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重庆工业迅速发展，排放的大量废气和煤烟粉尘与雾气混合，生成黄褐色浓雾，常年罩在城市上空久久难散。山城一入秋，整座城便被黄褐色的浓雾包裹。雨天害怕酸雨，出门一定得打伞，城市中弥漫的浮尘让市民不敢穿白色的衣服出门，穿皮鞋出去一会儿就沾满尘埃
　　2008年，重庆提出建设宜居、畅通、森林、平安、健康“五个重庆”的发展愿景。“森林重庆”让百姓多吸氧，过去两年，重庆造林800万亩，多释放氧气1000多万吨。最近，重庆市委做出的用两年半时间干好10件民生大事的计划，其中就包括，森林覆盖率达到40%，城区绿化率达到35%，建成国家森林城市、生态园林城市、环保模范城市。

　　[1] Susan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8. p.5.
　　[2] Martin Whyte: Myth of Social Volcano: Perceptions of Inequality and Distributive Injusti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3]Stephan Halper: The Beijing Consensus. Basics Books, New York, 2010. p.140.
　　[4] “Chongqing: one city socialism”, November 2009, Nation.
　　[5] 杰夫•代尔：《当“小皇帝”们长大之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email protected] 。
　　[6] 《别样重庆》，2010年4月20日《瞭望》。
　　[7] 《有人疼，有人爱，给留守儿童一个温暖的家》，2010年7月5日《重庆日报》。
　　[8]《有人疼，有人爱，给留守儿童一个温暖的家》，2010年7月5日《重庆日报》。
　　[9]Susan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8. p.18.
　　[10] 薄熙来：《抓好10件大事切实改善民生》, 2010年6月28日《重庆日报》。
　　[11]笔者对尼泊尔大使的访谈。
　　[12]笔者对尼泊尔大使的访谈。

ironland

别列津河的桥

1# 亚平

这田皮沟里果然出人才呀。

迅弟儿

在这儿为什么发这种帖子？？？
异常不解中。。。。。。

亚平

在这儿为什么发这种帖子？？？
异常不解中。。。。。。
迅弟儿 发表于 2010-10-20 15:06

供讨论用。重庆实践轰轰烈烈，不值得讨论一下吗？
迅弟儿对主导重庆实践的现重庆一把手怎么看？

迅弟儿

供讨论用。重庆实践轰轰烈烈，不值得讨论一下吗？
迅弟儿对主导重庆实践的现重庆一把手怎么看？
亚平 发表于 2010-10-20 15:27

你说的是老黄吗？
你若有什么想法我可以帮你转告他。我认识他。

亚平

那么，老薄呢？

亚平

迅弟儿最近好象比较空，上燕谈时间明显增加。

迅弟儿

那么，老薄呢？
亚平 发表于 2010-10-20 15:42

没交往。你是他的部下？

迅弟儿

迅弟儿最近好象比较空，上燕谈时间明显增加。
亚平 发表于 2010-10-20 15:45

即将进入黑暗状态前的一丝黄昏。
今天早上回帖差点迟到了一个很大的融资项目谈判。刚谈判完回来，顺手写几个回帖。

亚平

没交往。你是他的部下？
迅弟儿 发表于 2010-10-20 15:49

广义上是，狭义上不是。
所谓广义上是，因为他是中共中央最高领导机构——政治局委员，而中共，又是中国的执政党。
所谓狭义上不是，因为他在政治局内部，除了全面主持重庆工作以外，别无分管，我不在重庆，所以不归他管。
没交往，也会有看法吧。

亚平

即将进入黑暗状态前的一丝黄昏。
今天早上回帖差点迟到了一个很大的融资项目谈判。刚谈判完回来，顺手写几个回帖。
迅弟儿 发表于 2010-10-20 15:49

“很大的融资项目谈判”


冒昧问一句，与中国大陆有关吗？
印象中，迅弟儿现在所负责的工作，似乎要常跟中国打交道，所以有机会结识很多中国的高层。

亚平

你说的是老黄吗？
你若有什么想法我可以帮你转告他。我认识他。
迅弟儿 发表于 2010-10-20 15:33

黄奇帆职业生涯回顾：16岁工人经42年成重庆市长



    昨日上午，黄奇帆当选为重庆市市长。从上海焦化厂一名工人成为重庆市的市长，黄奇帆一路走来，历经42年。
　　青春献给焦化厂
　　黄奇帆1968年9月到上海焦化厂工作时只有16岁。在这里，黄奇帆一干就是6年。
　　1974年9月，表现不俗的黄奇帆迎来人生的转机——到上海机械学院仪器仪表系自动化仪表专业学习。三年的学业让黄奇帆站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上，回到焦化厂后成为设备科的技术员。1983年，31岁的黄奇帆从技术员升任焦化厂的工程师。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7月，黄奇帆走上领导岗位，担任了上海焦化厂副厂长。
　　应该说，这之前，黄奇帆从事的是“技术活”。一步一个脚印，从一名普通工人到国企副厂长，黄奇帆用了15年的时间。
　　转型涉足宏观经济领域
　　所谓“三十而立”，黄奇帆人生的第一个重要阶段正是对这句话的印证。
　　黄奇帆职业生涯的第二个阶段是进入职业转型期：在焦化厂担任副厂长不到半年，黄奇帆正式进入党政系统——1983年12月，任上海市委整党办公室联络员。几个月后，1984年4月，黄奇帆出任上海市经委综合规划室副主任，由此开始涉足宏观经济管理。
　　上海作为我国的工业重镇，经委综合规划室担负了全市工业经济发展规划、布局、产业发展等综合职能，在该室担任领导职务，必将提升宏观调控及管理的能力。1987年1月，黄奇帆担任上海市经济信息中心主任。这些经历，为其成为学者型官员打下了底子。
　　经济信息中心汇集各方大量数据，需要进行分析处理。三年多时间的经济信息中心工作，养成了黄奇帆对数字敏感、并擅长运用数据的习惯。如今，在会议上黄奇帆经常一口气讲三四个小时，有时候引用数据多达上千，却没有一纸提纲。
　　兼职最多的副秘书长
　　1990年6月，上海市浦东开发区刚刚成立一个月，黄奇帆就调任办公室副主任。1993年1月，黄奇帆担任上海市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浦东开发区作为国内最早的开发区之一，在开发区的几年经历更是铸就了黄奇帆开放和创新的意识。
　　1994年9月，黄奇帆担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进入市委机关工作的他，兼任了不少职务。1996年3月时身兼三职——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政府副秘书长、市体改委副主任；1998年4月起，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市经委主任、市工业工作党委副书记的职务。成为当时上海兼职最多的副秘书长。
　　“上海模式”贡献巨大
　　黄奇帆的“经济头脑”在上海就表现不凡。黄奇帆在担任市体改委副主任期间，一手操作了1998年上海本地股重组工作，创造性地推出了“净壳”概念，被称为“上海模式”，为重振上海本地股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我市的八大投资集团组建以及国企重组中，依然可以看到“上海模式”的影子。
　　在上海的出色工作经历，为黄奇帆来重庆担任更重要的职务打下基础。2001年10月，黄奇帆来到直辖仅仅4年的重庆，担任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由此开始了重庆的工作，这段经历也成就了黄奇帆职业生涯浓墨重彩的一笔。
　　首席记者 李伟



　　黄奇帆同志简介
　　黄奇帆，男，汉族，1952年5月生，浙江诸暨人，大学普通班学历，工商管理硕士，研究员，1968年9月参加工作，197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重庆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党组书记，重庆行政学院院长(兼)，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兼)。
　　1968.09~1974.09 上海焦化厂焦炉车间工人
　　1974.09~1977.09 上海机械学院仪器仪表系自动化仪表专业学习
　　1977.09~1983.07 上海焦化厂设备科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
　　1983.07~1983.12 上海焦化厂副厂长
　　1983.12~1984.04 上海市委整党办公室联络员
　　1984.04~1987.01 上海市经委综合规划室副主任
　　1987.01~1990.06 上海市经济信息中心主任(副局级，1988.09获副研究员职称)
　　1990.06~1993.01 上海市浦东开发办公室副主任
　　1993.01~1994.09 上海市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1993.12明确为正局级，获研究员职称)
　　(1988.12~1993.09上海市第六届青年联合会副主席)
　　1994.09~1995.04 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研究室主任
　　1995.04~1995.07 上海市委副秘书长
　　(1994.10~1995.05借调中央办公厅工作)
　　1995.07~1996.03 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政府副秘书长
　　1996.03~1998.04 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政府副秘书长，市体改委副主任
　　1998.04~2001.10 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市经委主任，市工业工作党委副书记
　　(1998.02~1999.12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在职高层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班学习，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2001.10~2002.05 重庆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
　　2002.05~2009.11 重庆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2002.10市政府党组副书记，2003.07兼重庆行政学院院长，2003.09兼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
　　2009.11~2009.12 重庆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副市长、党组副书记，重庆行政学院院长(兼)，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兼)
　　2009.12~2010.01 重庆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党组书记，重庆行政学院院长(兼)，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兼)
　　2010.01~重庆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党组书记，重庆行政学院院长(兼)，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兼)

迅弟儿

“很大的融资项目谈判”


冒昧问一句，与中国大陆有关吗？
印象中，迅弟儿现在所负责的工作，似乎要常跟中国打交道，所以有机会结识很多中国的高层。
亚平 发表于 2010-10-20 15:57

就是与中国合作的项目啊。

亚平的发帖风格与旧苗几乎一个模式啊。

亚平

就是与中国合作的项目啊。

亚平的发帖风格与旧苗几乎一个模式啊。
迅弟儿 发表于 2010-10-20 17:11

你说的旧苗，那是我老师啊，学生当然要向老师学习。有问题吗？

迅弟儿

你说的旧苗，那是我老师啊，学生当然要向老师学习。有问题吗？
亚平 发表于 2010-10-20 17:14

没问题。呵呵。

亚平

薄熙来治渝观察


特约撰稿 陈磊 发自重庆




    3万名警员，7000人在参与打黑；为打黑，成立了204个专案组；14个横行多年的黑社会组织被击溃，24名黑恶团伙头目无一逃脱漏网，近200名团伙骨干成员全部被缉拿归案，2000余名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被抓捕。
    司法局局长文强、公安局副局长彭长健、交管局局长陈洪刚、副区长赵文锐、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毛建平、经侦总队总队长陈光明、煤矿局副局长王西平、下面的副县长兼公安局局长徐强……
    一个个权倾一时的高官，因为涉黑，纷纷落马。
    民意井喷——“群众通过手机短信、来电来访等方式，提供线索1.4万多条，其中80%为实名举报”；在著名的天涯论坛上，支持的帖子、评论高达几十万条；有民营企业家为了表达感激，欲筹资1000万，发起成立全国首家“打黑基金”……
    重庆，这座中国西部最大的直辖市，在薄熙来治理下，以雷霆万钧式的打黑，突入公众视野，声势逼人。
    “大人物来到小重庆”
    很多人记得薄熙来2007年11月刚刚被任命为重庆市委书记的时刻，那时，他们对这位即将到任的政治明星，充满了好奇与期待。
    一位旅居法国巴黎的重庆籍华侨，得知薄熙来将履新重庆后，连夜写了8个字，送给薄熙来：鉴史、治官、解怨、富民。
    一位网友则在日志中表达期待：(希望)您把重庆打造成“中国西部的花园城市”；带领我们实现“314总体部署”(胡锦涛对重庆发表的一个讲话)的目标；能提高执政效能并严查腐败，打造一个更加勤政廉政的政府……
    第一次“真实地”看到薄熙来的一个重庆记者，这样描述她的感受：“有些激动”，“没想到，他比照片上看着还要帅！”“他一身深色西装，彬彬有礼走到台上，话筒的高度似乎不够，呵呵，估计在重庆历史上，还没有遇到过身材这么高大的领导。他脱稿讲话极具煽动力……这个感性的薄熙来啊，我喜欢！”
    世界级媒体英国路透社，也对薄熙来履新表示出了兴趣，他们的看法是：“大人物来到小重庆。”
    报道说，“(重庆)这个拥有3000万人口的城市距离发达的沿海地区约有1500公里远。尽管它是中国政府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地区，但地缘因素和多家效益不佳的国有企业依然令重庆的发展道路层层受限……这位中国前副总理、革命老战士薄一波的儿子在重庆面临的任务可能更艰巨。”
    薄熙来没有让人失望。
    2007年11月30日，在履新大会上，他向在场的几百位重庆高级干部表示：“党政领导一定要风清气正，取信于民。我已经和开来(薄的妻子谷开来)商量好，决不允许任何亲友以及身边的任何人在重庆图方便、求特权。”
    “如果大家听到有谁打着我们的旗号在重庆办事情，请一定坚决制止并告诉我们。”薄熙来的话，成为第二天媒体的头条。
    治官：“官不聊生”
    一位熟悉官场的观察者用“官不聊生”这个词来形容薄熙来治下的重庆官场。
    履新后，薄熙来将重点放在了治官身上，他认为这是问题的核心。
    他主政重庆的第一把火，烧向了领导和干部——2008年3月，在他主持下，重庆市渝中、九龙坡等7个区县一把手进行了调整，而一年前，一场大规模的调整才刚刚完成，因此“调整格外引人注目”。
    一批官员在2008年的春天，被纪委“双规”，他们是：重庆市规划局原局长蒋勇、原副局长梁晓琦、九龙坡区原区长黄云等。
    媒体评论，薄熙来新官上任，引发官场地震：“7区县换帅，7高官受贿被双规。”有人说，薄熙来一上任便“迅速抓住了阻碍重庆大发展的关键问题”。
    重庆直辖以来，干部多为本地人提拔而成，关系盘根错节。2008年初，薄熙来在重庆基层调研，发现一些重庆干部视野狭隘、素质不高，尤其是对现代经济不熟悉，个别区县领导甚至对经济术语“一问三不知”。
    基于这种状况，薄熙来开始整肃官场，除去“换帅”和“双规”这两种非常规手段，为外界称道的，是他“训官”——举办“领导干部现代经济知识培训班”，学员都是各区(县)的书记、区长，薄熙来亲自上课。
    在培训班上，薄熙来给重庆官员“泼冷水”——历数重庆与中国诸多地方发展差距，直言是“睁大眼睛看中国、看世界”的时候了——“能不能搞好扩大开放，关键在领导，核心在干部”，“重庆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率先解放思想，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和能力。”
    在薄的强力推动下，2008年3月，重庆市“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大讨论领导小组成立，成员包括4位市委常委。中国前驻法大使吴建民、江西省省长吴新雄、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等都成为重庆市的座上宾——希望他们为重庆官员传经送宝。
    让重庆市民惊讶和兴奋的是，别开生面的“开放论坛”、“青年人才论坛”以电视辩论赛的形式，让官员与群众来了个面对面。
    他亲自出辩论赛题目：“重庆实现新跨越的关键是政策资金还是思想思路”、“重庆发展的关键是制度创新还是科技创新”、“30年后，重庆与京津沪比肩而行的可能性是大还是小”……
    对于最基层的官员，薄熙来让他们回炉深造——2008年，重庆市人事局等下文，要求全市机关单位35岁以下、未取得大专学历的在职人员到12所在渝高校进行脱产学习，否则，一律不得提拔。
    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些争议。有媒体发出疑问：高素质的公务员可以速成吗？然而，在“胡萝卜”(政府给进修文凭的公务员提供补贴)加“大棒”的政策驱使下，越来越多的基层官员走进课堂、捧起书本。
    薄熙来还大规模引进新鲜血液——2008年，重庆市启动《重庆市农村乡镇人才队伍建设计划》，5年内面向全国择优选派3万多名高校应届生，充实乡镇机关和农村。
    2009年5月，薄熙来更是将官员赶进了基层——一项名为“三进三同”(“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党性、作风实践锻炼活动，在重庆市轰轰烈烈展开。
    治民：“红色浪潮”
    治官，是薄熙来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对民众的治理，薄熙来颇费了一番思量。
    2008年5月30日，儿童节来临前夕，他前往巴蜀幼儿园、巴蜀小学，和孩子们一起唱起了50年代的几首“老歌”后，他问小朋友：《歌唱祖国》会不会？
    “不会。”孩子们的回答，薄熙来很失望。
    临行前，他告诫随行人员：一个民族要强盛，培养年轻人昂扬、健康的精气神很重要。孩子们光念书还不行，光搞知识教育，最后可能学成个书呆子……
    不久，重庆市《关于广泛开展红色经典歌曲传唱活动的意见》下发，“唱红歌”成为各部门在重要纪念日的必要活动。
    《重庆日报》每天在重要版面刊载红歌；重庆卫视开辟红色经典《每日一歌》；一批文艺骨干和积极分子组成教歌小分队，向群众传授红歌……
    仅仅这些，是不够的。
    2008年国庆节前，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明华教授，突然接到“政治任务”：编一本小册子，口袋书的形式，内容要经典，每月一本。以研究古代文学见长的刘院长，立即抽调院内的相关老师，组织编选班子。
    很快，暂定名为“博雅文选”的小册子完成，但这不符合薄熙来的思路，因为，刘明华等人选的是古典诗词。
    薄熙来的思路是，一定要有“红色经典”。反复修改，3个月后，他亲自定名的《读点经典》出笼。
    在已出到第九辑的小册子中，你可以读到《论语》、《孟子》，也可以看到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和刘伯承的《出益州》，亦有纪伯伦的《名誉》。
    在序言中，薄熙来写道：“经典应是古今中外的文化精华、传世之作，而引领中国走向独立、富强的共产党人，也在他们书写英雄史诗之时，留下了许多催人奋进、感人至深的文化经典……有如多种维生素片，虽每日一粒，亦可养身。”
    这套丛书的主编，刘明华教授常会被人问起“何为经典”，他的回答耐人寻味：经典也有分别，比如，传统的文化经典，现当代的红色经典……
    能说明薄熙来对这本小册子重视的是：该书出版前六辑，他几乎每篇文章都审读过。最初，书的开张、纸的好坏，甚至封面图案，他都要过问，里面选取的“红色经典”，他更“会提出自己的建议”。
    现在的《读点经典》，销量已高达30多万册——重庆近6000名市管干部和2万余名各级干部几乎人手一册——重庆市的通知是，全市所有党员领导干部都要把阅读经典作为人生追求、职业责任、生活时尚……
    薄熙来还鼓励人们发“红段子”——“2009年第二届红色短信创作传播大赛”，他发出首条参赛短信：“我很喜欢毛主席的几句话：‘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人是需要有点精神的’，这些话很精干，很实在，也很提气。”
    据说，薄熙来的这条“红色短信”转发已超过1600万次。而2008年重庆第一届红色短信创作传播大赛，共在民间收集了1万多条原创的红色短信，发送量才100多万条。
    2009年3月，“讲故事”活动在重庆市人民大礼堂举行。著名演员姜昆和王刚声情并茂地为台下的3000余名观众讲述了《难忘的航行》和《夜幕下的哈尔滨》，一些小朋友见到了那么大牌的明星，激动万分。
    这一切，总导演和总策划都是薄熙来。
    在一次文化宣传工作会上，他透露，自己的目标是，用红色文化来“塑造人”，“抓未来”。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首当其冲的是，“领导必须到位”，“领导干部要树立抓文化就是塑造人，就是抓发展、就是抓未来的理念”。
    基于这种判断，重庆市对“唱读讲传”(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提出明确意见：每个区县至少提供1个大型红歌坝坝舞广场；全市所有图书馆至少要提供一间经典阅览室；每个镇街至少设立1个“故事角”；各区县都要设置“箴言栏”……
    重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厅级干部告诉本刊，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薄熙来提到，之所以在全市开展轰轰烈烈的红色文化运动，是想从意识形态的层面来进行民众改造。“说得好听一点，就是进行思想文化建设，换一种说法，就是对人民的思想进行改造。”
    环境：栽绿留白
    走在重庆，会看到很多新栽的香樟或者银杏。履新不久，薄熙来对重庆的定位是，“内陆改革开放的高地”，但这个并不具体的目标“在官员中引发了一些议论”。
    很快，“改革开放的高地”被“五个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和“健康重庆”所取代，成为薄熙来治渝主线。
    “平安重庆”引发了“扫黑风暴”，对于“宜居重庆”，薄熙来则从改造旧城开始，“用3~5年时间，投入1000个亿把主城九区的危旧房全部改造”。而“森林重庆”的目标则是，用10年的时间，完成新造林1100万亩。
    “对一个城市来说，怎样做才算‘以人为本’、‘立足长远’？我看就是要种树，而且要多种、早种。现在就要组织千军万马上山种树。”薄熙来说。
    在这种思路主导下，到下面区县考察，他都要谈到绿化：“绿化城市需要提高树种的档次和质量。”“不要小看种树，树长得干净、漂亮，城市就显得有精神。”“要选择优良的树种，比如银杏、水杉、香樟等。”
    上有所呼，下有所应。
    重庆市铜梁县一年种了4000多棵大树，其中不乏香樟、银杏等优良树种，“县城显得树影婆娑，绿荫处处”；永川“短短一年，森林覆盖率增长到35%”，无论行走在城市街头，还是漫步在乡村小路，处处绿树掩映，鲜花簇拥……
    2009年8月25日，在忠县考察时，薄熙来更是让忠县县委书记朱晞颜和县长刘贵忠对这媒体的镜头举手宣誓：“一定把忠县的树种好！”
    在大连时，薄熙来以治理城市环境而出名，建设了诸多耗水的草坪，而在重庆的栽绿，则被一部分人戏称为“大树进城”。这些大树是否将道路变窄使堵塞状况更加严重，是否遮挡了司机视线造成安全隐患？一位市民如此质疑。
    薄氏风格
    薄熙来治理重庆仅23个月，可已给重庆留下深刻烙印。
    一位熟悉他的官员告诉本刊，薄熙来讲话很口语化，往老百姓的路子上靠。比如，在参加“红色短信”大赛启动仪式上，看到湖南、四川等省市的电信部门也都赶了过来，薄熙来说，好啊，来了这么多兄弟省份，都是好哥们！
    “一个如此级别的官员，‘哥们’竟然从他嘴里说出来……”这位官员坦言，他是非常惊讶。
    在“健康重庆”动员大会上，薄熙来拿原卫生部部长高强的名字开起了玩笑，“高强同志虽是卫生部长，但高强、高强，‘更高’、‘更强’，你的名字已经很接近奥运精神了！”全场近千人大笑。
    接着，薄熙来开起了重庆官员的玩笑：“健康和长寿，是咱重庆人共同的追求，我们身边就有胡健康、王长寿嘛！”全场哄笑。胡健康是重庆市人大副主任，王长寿则是重庆市政协秘书长。
    薄熙来曾说，“咱重庆人体质不错，能爬山，但个头儿不行，居然排在广东之后！咱比不了东北和山东大汉，但要有志气和广东的朋友们一比高低！”全场又是掌声和笑声。
    大部分时间，“薄熙来笑眯眯的”，然而，其强硬、铁腕的一面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
    重庆出租汽车司机罢工，薄熙来邀请司机代表召开座谈会，媒体直播。在对话中，出租车司机大倒苦水，一位加气站工作人员想推托责任，被薄熙来打断：“好的，你就讲到这儿可以了，今天我主要是听司机们讲。你不要讲了。”
    “解放思想、扩大开放”电视辩论赛上，薄熙来是评委之一，最后的点评阶段，看到一位评委点评过分冗长。他挥挥手进行制止：“这不是做报告。”
    到下面的一个贫困县调研，书记、县长都出来接待，薄熙来听完介绍，突然笑眯眯地来了这么一句：都说你们这是贫困县，看你们这身材，像贫困县吗？
    还有一次，听基层官员汇报，这位官员把各项数字如数家珍，汇报得极为顺畅，薄熙来起了疑心，随即打断：为这汇报，你昨天背到夜里几点啊？
    今年4月，多家香港媒体到访重庆，薄熙来出面，港媒们抛出一个问题：重庆发展的最薄弱环节在什么地方？
    薄熙来一听，笑了，说：“你们这不是考验我的政治智慧吗？说出来，把前几任领导都给得罪光了？你们实在要问，不如换个说法，改为，我在重庆最想干哪些事，你们觉得如何？”一脸的真诚。
    当时参与采访的一位记者说，采访前，本来很多港媒对薄熙来充满疑虑，但是经过他那么真诚的一番回答，后来，“很多记者反而很自觉地保护起他来。”
    重庆施政600多天，薄熙来给当地官员留下的另一印象，是他对毛泽东等老一辈共产党人经典语录的熟稔——讲话时，随时可以脱稿引用，进行大段大段地背诵。比如，在“宜居重庆”建设动员大会上，薄熙来不但引用了毛泽东“江山如此多娇”的诗句，还解释，“重庆有江有山，就是江山多娇！”
    “如果把‘五个重庆’都搞好了，我们再登山远望或漫步江边，读毛主席‘江山如此多娇’的诗句，就会倍感亲切，仿佛他老人家就在讲重庆，对‘五个重庆’建设寄予了非常高的期望！”
    一位热心网友统计发现，仅就公开见报的薄熙来讲话，引用毛泽东的语录就高达31次。
    为何薄熙来如此热衷在重庆推行红色文化，热衷毛泽东语录？
    重庆思想界的多位人士表示，这和薄熙来的家庭出身以及自身成长道路有关系，“他们那一代人受毛泽东的影响很深”，“家庭影响也很大。”
    原辽宁大学校长、和薄熙来熟识多年，被薄熙来视为师长的冯玉忠先生告诉本刊，根据他的观察，薄熙来到重庆，还是“理想主义色彩过于浓厚”，追求完美。“他是所有静止社会的敌人。”冯玉忠说，但“总体上，还是越来越成熟了。”

李大兴

李希光、崔之元一类的小丑，自然是不甘寂寞的。

李旧苗

我记得，崔之元是在芝加哥大学拿的博士学位，芝加哥大学是美国保守派的大本营，崔之元却一转身成了“新左”。
大兴兄也在芝加哥吧，和崔打过交道？

雨冷香魂吊书客

当年撰文批评过他的“妖魔化”的。既然喜欢写介样的文章，一直在新华社干不就得啦，还跑到清华去干嘛啊，俺脚得，清华新闻传播学院大部分就是这厮给带左的。

李大兴

旧苗兄，我当年不认识也没听说过崔之元，虽然芝大政治学系、历史系乃至经济系的很多留学生我都知道。他在那拨留学生里并不突出，只是多数人都留在美国，渐渐沉入茫茫人海过日子了。

亚平

日照重庆——薄熙来与“重庆模式”


杨鲁军



    题记：日照重庆，这本是一部中国新电影的名字；我借用它作为本文标题，意在颂扬薄熙来“新政”使重庆成为一座“光明之城”，和充满希望与美好愿景的城市。
    一
    公元1997年，中国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香港回归，二是重庆直辖，三是小平撒手人世。香港回归，万众欢腾。重庆直辖，却波澜不惊。这两件事都是小平生前亲自设计和主导的。后一件事绝不能仅仅理解为小平偏爱家乡，实际上它与小平晚年力排异议、以惊人胆略拍板三峡上马高度相关。虽然小平最终未能看到这两件事的落实（只差一点时间），但他的逝世与这两件事的发生竟在同一年度，也给历史抹上了些许神秘色彩。
    二
    2007年仲秋，中央决定58岁的原国家商务部长薄熙来赴重庆履新。其时距重庆直辖整10年。此后1000多个日子里重庆所发生的一切都在在证明，中央的这一决定是何其英明和意义深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决定了重庆的命运。
    三
    重庆古称巴国，隋唐称渝州，宋代崇宁元年改称恭州。南宋孝宗之子光宗赵惇，初为恭王，旋登帝位，自诩双重喜庆，故改称重庆。沿袭至今。
　　重庆直辖后的地域面积几与奥地利国相等，相当于5个北京、12个上海、80个香港……重庆市是中国、似也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市”。
　　薄熙来掌渝治渝，恐怕是他从政以来所遇到的最棘手、最严峻的挑战了。
　　他当初所面对的是这样一个重庆：
　　1、贫困与落后。重庆号称“市”，其实是小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三峡）；城乡差别不啻天壤，所辖40个区县，贫困县占一半，其中17个是国家级贫困县，连温饱都谈不上的绝对贫困人口占重庆总人口一成以上。
　　2、污染与破坏。山城变成“黄雾之城”（大量重化工业废气、煤烟粉尘与两江雾气混合生成黄褐色浓雾，常年笼罩山城，并在雨天形成酸雨）。路透社曾报道：“重庆啥生意最兴旺？路边擦皮鞋的！”并宣称“重庆不合适人类居住”。北京李希光教授1996年在亲睹了“重庆到万县，长江两岸到处是工业排污口”之后，曾通过新华社动态清样向中央“密奏”：重庆干部群众担心三峡库区成为世界最大的垃圾坑！一直到2007年春，胡锦涛在全国“两会”期间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仍一再叮嘱重庆要“确保长江上游和三峡库区腹心地带生态安全”。
　　3、黑恶与腐败。有“哥老会（其成员叫袍哥）”传统的重庆自直辖以降黑道猖獗，恶行泛滥；更为严重的是，警匪沆瀣，官商一气，“保护伞”下红罩黑、红变黑，共产党里正怯邪、正变邪……
　　4、各种社会矛盾积聚与交织，呈复杂、尖锐、恶化态势，市委市政府门前群情汹涌的上访人群风雨无阻，无日无之；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愈演愈烈……
    重庆啊重庆，你会成为惯于披坚执锐、东征西战的薄熙来的“滑铁庐”吗？
　　在薄熙来执掌重庆的最初岁月里，多少善良的人们为他紧捏一把把汗呀！
　　这就是薄熙来重庆“新政”的“现场”背景。
    四
    薄熙来兴许是当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最富有个性、最不惧挑战的一位了。他崇拜毛泽东（他能整段整篇地背诵毛的文章）。毛泽东一生充满挑战但从未被任何挑战所压倒——毛的这种特异禀赋不能不深深影响了薄熙来。
　　晋人。与人民共和国同龄，牛肖，狮子座。一米八几的身材，没有发福的肚腩，俊朗，挺拔。清澈的目光，洪亮的嗓音，犀利的谈锋，爽朗的笑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毕业的北大高材生，学识渊博，视野宏阔，思维敏捷，处事果决……
　　换一种角度，重庆，还真称得上是薄熙来的“福（吉）地”，因为，“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正是在重庆这个特殊舞台上，薄熙来以超乎寻常的勇气、智慧，和共产党人无私无畏敢于屹立于时代浪尖的大开大合英勇机敏的执政自觉，上演了一出出波澜壮阔、深得党心民心的精彩活剧……
    五
    薄熙来在重庆三年的“新政”（我称之为“千日维新”），几乎涉及重庆政治、经济、社会、司法、教育、文化、卫生、城市建设与管理、生态及百姓衣食住行等所有方面。可以说，薄熙来改变了重庆，重塑了重庆，让重庆人民迎来了共产党执政以来最好的生活、最好的年代！
　　粗略统计，“千日维新”涉及的薄在渝的各种讲话、报告、批示、文章等，其文字总数以百万计；重庆出台的各种“新政”典章及有关其来龙去脉的相关资料，加上中央与地方及海外各种媒体的报道，和各路专家学者的评说、解读，更是林林总总，非一部大书不足以述其详。不过，以下20个“关键词”还是可以帮助人们管中窥豹的：民生，公正，打黑除恶，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五个重庆”建设，“三项制度”，“三项活动”，大下访，公租房建设，户籍改革，六大要素交易所，“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留守儿童培养，校警和警篷上街，绿化长江，内陆大开放与“三洋战略”，经济发展“三驾马车”，两江新区，两路寸滩保税港区，西永综合保税区。
　　最早提出和报道“重庆模式”的香港《亚洲周刊》资深特派记者纪硕鸣，认为“重庆模式”就是重庆版的科学发展观，是对共产党传统的回归。
    重庆市委党校苏伟教授指出，薄熙来主政重庆后形成的“重庆模式”的实质和核心，是重塑重庆共产党组织的灵魂，重树重庆共产党干部的形象，重建重庆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重拾人民群众对党委政府的信任与决心。
    我完全赞成上述纪硕鸣、苏伟的观点。
　　我试图提出我对“重庆模式”的理解和概括：薄熙来同志在重庆的“新政”，以民为本，清弊革新，行非同寻常之举，成后来居上之功；首倡并践行“民生才是硬道理，公正也是生产力”的全新执政理念；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五大重庆”（宜居、畅通、森林、平安、健康重庆）战略；重建社会价值规范和核心价值体系，等等，将共产党在和平时期的执政宗旨和使命淋漓尽致地展现于世，即：为百姓谋福祉，为社会开太平，为发展定方向，为政权夯基础。“千日维新”，重庆巨变；百姓雀跃，举国瞩目。薄熙来同志在重庆的艰辛努力和实践，已决非地方层面上的一般操作（它的影响和意义已远远超越重庆），而是事关党国前途和命运的生死抉择！
    六
　　今天，任谁都无法否定，短短三年，薄熙来让重庆“旧貌变新颜”。
　　“曾经，我觉得重庆像香港，现在发现它更像坐落于两江之畔的芝加哥。”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马苏德如是说。美国《新闻周刊》封面故事干脆把重庆叫做“长江芝加哥”。《福布斯》更把重庆推上了未来10年全球发展最快城市的亚军宝座。
　　新华社原副社长马胜荣说：“城市迅猛发展，社会各阶层共享幸福，重庆是一个充满光明的现代城市”。
　　纪硕鸣说：“重庆在城市发展中的实践，给亚洲，甚至是世界各国都提供了经验。”
　　苏伟说：“薄熙来新政已经为重庆带来巨大的经济、政治、文化成果，所以重庆从干部到老百姓，当然是非常拥护他了，他的威望、人气确实高。”
　　薄熙来治渝三年，实现了经济大发展、民生大提高、城市大变样、社会大进步，确实是成就卓然，功勋昭彰！
　　人们称薄熙来“新政”为“重庆模式”，这无疑是对薄治渝三年的肯定、奖掖和激励。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共产党执政要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薄熙来的“重庆模式”，我相信是经得起这三项检验的。
    七
　　一直有不同看法。
　　有人说，“重庆模式”是“左”的东西。
　　哲学上，主观超越客观谓之“左”，主观落后客观谓之“右”；无论“左”或“右”，都是主客观背离、不相符。
    如前述，薄熙来对重庆的认识和判断是准确的、符合重庆客观的，哪来主客观不一致？何“左”之有？
    在现实生活中，确有一些人不喜欢毛泽东（谁提毛泽东谁就是“左”），甚至，他们把毛泽东思想和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所有做法都当成“左”的东西来加以认定和讨伐。
　　这不能不是一种幼稚和偏见。诚然，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犯过“左”倾错误，但这并不等于可以把毛泽东思想和“左”直接划等号。薄熙来重提共产党的革命理想，重提愚公移山的精气神，如果这也姓“左”，那共产党还姓马克思吗？
    这个问题所暗含的另一层意思是，现在谁强调精神层面的东西就容易被说成“左”。这很可怕。物质至上的拜金主义早已在蚕食和吞噬我们民族的灵魂和骨髓了。薄熙来说：“我们党成立之初，没有任何资本，更没钱‘发奖金’，但有先进的思想，就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如果GDP能解决一切问题，那还要我们共产党干什么？”中国政治，太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改革开放前，完全不讲物质当然不对，但这些年来完全不讲精神就正确了吗？
　　饶有意思的是，在写作本文时，笔者意外看到了一个鲜明的对照：那边厢“君居长江头”的重庆，薄熙来重提理想和信念，重提为人民服务，这边厢“我住长江尾”的上海，韩正市长要求“将世博留下的宝贵财富转化为城市管理新实效，大幅增加费用，运用市场化手段购买服务”（见上海《东方早报》2010年11月7日要闻版）。好一个“花钱买服务”，这与为人民服务简直是“冰火两重天”啊！在这种语境中，薄好像是“左”了。
    薄熙来是吃过“左”的苦头的。他在文革中被关押五年之久。我相信他对“左”深恶痛绝。只是他不愿意“在倒脏水时连孩子都倒掉。”我们党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不等于可以彻底否定和丢掉毛泽东思想啊。
　　要知道，在中国，“非毛”和“否毛”是要付出历史代价的。
    八
　　还有一种反对意见，说“重庆模式”是薄熙来个人专制的东西，看不到民主与法制。
　　这种意见颇有市场，其实似是而非。
　　平心而论，“重庆模式”确确实实、而且不可能不带有薄熙来个人的深刻烙印和色彩。这很正常，就像人们无法想像没有哈姆雷特的“王子复仇记”、没有里根的“里根经济学”，甚至，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思想”一样，如果没有薄熙来，是不可能有今日之“重庆模式”的。
　　这和专制与否是两回事。列宁多次讲过领袖和杰出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就是到了高度发达和民主的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
    亲爱的朋友呀，请不要忘记：重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四个（依设立时间排序）直辖市，它的基本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及其运行机制都是由整个国家的制度及其运行机制所决定的，即是说，在涉及民主与法治这种重大而敏感的问题上，薄熙来曾借用体育术语来表达：重庆能做的、所做的，都是中央规定和要求的“规定动作”，而不可能有重庆自己的“自选动作”。谁都知道中国目前在民主与法治方面存在不少不足之处，但我们不可能脱离国体、国情来苛求薄熙来同志“应该如何如何”，而完全不顾和忽略了他只能在“允许如何如何”的前提和框架下施政。不切实际地要求薄熙来同志主观超越客观，这本身就是一种“左”。
    九
　　批评薄熙来“专制”的意见无疑是站不住的。
　　但持这种意见的人总喜欢将原有意见改头换面，不断抛出“新论点”。
　　“新论点”一：薄在重庆的施政还是那种落后的“青天的故事”， “重庆模式”就是“青天模式”。
　　辩驳：在我看来，中国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还离不开“青天”，只能是“青天”和法治并重。苏伟说得好：“我们的民主滞后，党员不能监督党委、人民不能监督政府，导致腐败盛行。但民主又不能一蹴而就，当前肃贪就只能主要靠‘青天’，反腐斗争就只能表现为‘青天’与‘保护伞’的斗争……这是重庆模式的一个亮点。”
　　谁都明白，“青天模式”肯定不是民主与法治社会的最高阶段和最好形式，它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是同样应该明白的是，在中国尚未完全建成民主与法治社会之前，“青天模式”完全有它存在的理由和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用最直白的语言说，有“青天”总比没“青天”好！
    烦请尊贵的精英们移动玉步，去民间、去社会底层、去老百姓那里、去访民那里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吧，在一个昏官庸官贪官坏官恣意横行、社会普遍缺失安全感正义感、司法不公不彰不作为、冤假错案堆积如山的地域，“青天”对于普罗民众来说，是久旱后的甘霖，是黑夜中的灯塔，是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啊！我曾在重庆走访过一些受惠于薄熙来“新政”、拖压十几二十多年的历史遗留问题最终得以解决的“上访专业户”，听他们讲“薄青天”的故事，听他们老泪纵横地喊“共产党万岁”，看着他们重新安居乐业、快意生活，我的心被深深震撼了。朋友啊，人不能总生活在理论中，理论永远是灰色的，而生活、生命之树常青。
　　你知道薄熙来去年动用财政近50个亿解决了历年信访中的十万件积案（如今市委市政府门口已很少看到上访者了），这数字背后的无数的悲欢离合吗？你知道薄熙来把20万干部“赶下去”大下访、大走访，“进村、进户、进田间”，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并且“结穷亲”（帮助脱贫致富），这意味着什么吗？在薄熙来心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至高无上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依靠人民而不是依靠特殊利益集团，都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他最不愿意看到“民不聊生”，而宁肯让“官不聊生”：不少重庆干部刚进农家时，普遍“吃不饱”（吃惯了山珍海味，咽不下粗茶淡饭）、“不敢睡”（没有席梦思，紧挨着猪圈）、“不会干”（农活），但最终绝大多数干部都转变思想与作风，与人民站在了一起，与薄熙来站在了一起，重庆人民说“毛主席的共产党又回来了，薄书记就是我们的青天！”
　　“新论点”二：薄将重庆财政的一半用于民生支出，类似做法，未经人大立法，还是“人治”。
    辩驳：薄熙来的民生举措，是基于深厚民意的中共重庆市委的集体意志和决定，其正当性和合法性不容置疑。薄当然是精于把握规则和流程操作的政治家。党委的决定何时与如何通过人大转换为法律法规，这是政治家统筹和平衡全局的事，是操作层面的事（这里面似还有一个试验和完善的过程），不关“人治”。
　　“新论点”三：薄的知识结构可能缺一块民主宪改，如果“重庆模式”有这块内容，我就举双手拥护。
    辩驳：薄的学士和硕士学位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分别在中国最高学府（北大）和最高人文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拿的，他学的是社会科学，所以我不相信薄不懂西方民主宪政那一套。我想说的还是那句话：不要离开了中国国情和什么阶段做什么事、什么位子做什么事的基本常识。如前所述，薄熙来掌渝治渝所面临的最紧迫最重要的问题是民生问题、社会公正问题、经济发展的谋篇布局问题、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解决历史欠账化解矛盾的问题，等等，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在中国率先建立民主宪政的问题。
　　尽管如此，薄熙来在力推基层民主方面还是不乏建树、可圈可点的，比如他的“三项制度”（①基层党组织书记每周一次接待群众；②基层党组织班子成员每年两次走访辖区每户群众；③群众意见定期办理反馈），完全可以成为中国基层民主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抓手。
    顺带说一句也许并不紧要的话：当你厉言责备一个刚获取全国冠军的运动员为什么不拿下还有很大差距的世界冠军时，你不觉得至少是挺不合适和厚道吗？
    十
　　写到这里，该请出对薄熙来重庆“新政”的另一种重要批评了：“做秀”。
　　做秀者，避实就虚、华而不实、好大喜功、形式主义之谓也！
　　不错，薄熙来是个颇有“明星”风采的政治家，气宇轩昂，英华发外。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他的另一面：思深忧远，实干苦干。
　　薄擅言辞，重行动。这并不矛盾，在他身上是高度统一的。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说他“做秀”，不公平，更不符合事实。
　　请看事实：
　　——他按照胡锦涛对重庆的三大定位（把重庆建成西部重要的增长基地、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统筹城乡发展的直辖市），殚精竭虑，夙兴夜寐，实现了重庆经济超常规的高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这是要看到真金白银的，不是吹出来的，不是做秀，是真本事，真家伙，是中央和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辉煌政绩！
　　——他高举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把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他说，江泽民讲过一句非常意味深长的话：“要把关注民生作为党长期执政的基石”，这句话讲得非常到位，非常深刻。我们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探索以民生为导向的经济社会发展路子。他念念不忘和全力推进江泽民给重庆交办的“四件大事”：按期完成三峡移民迁建，培育和再造库区产业和社会功能；大力实施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振兴老工业基地；大力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和新阶段的扶贫开发；大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皇天在上，江河行地，堂堂封疆大吏，视民如伤，临深履薄，岂容戏言和做秀？
　　——他顶着巨大风险和压力（包括京城各路电话和说客），为了给重庆人民和外来投资者一个公道、一个安宁的环境，义无反顾地向黑恶势力、腐败势力勇敢宣战（岂止是说“不”啊，是真刀实枪地与他们干！）贪腐分子要他“走着瞧”，黑社会（中国迄今不承认有黑社会，只承认有“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就像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不承认有失业、通货膨胀一样，其实这一层窗户纸迟早要捅破）要取他性命，他横刀立马，无所畏惧，大打“人民战争”，硬是将一个个恶官、恶匪挑于马下送进大牢绳之以法（小平长子邓朴方亲赴重庆为他撑腰，勉励他“多杀几个坏人”）。请问天底下有这般“做秀”的吗？
    这里顺带说一下有关薄熙来打黑就是打压民营企业家的问题。黑社会组织在当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企业化，所以黑社会头目多是以民营企业家的身份出现的（实际上他们往往还有另一个公开身份：“两会代表”）。打黑首先就是打掉这些所谓的民营企业家。但这绝不意味着打黑就是打压民营企业家，准确说，打黑是打击那些披着民营企业家外衣的黑社会分子。正如我们不能说打黑是打压“两会代表”一样，说打黑是打压民营企业家是完全错误的，不久前公布的2010年胡润百富榜，100个富豪中有25位是重庆民营企业家，占了四分之一。薄熙来来重庆后，重庆的民营企业家过得究竟如何，这应该有助于说明问题了吧！
　　——他牢记小平遗言，矢志完成小平未竟事业。小平生前最忧虑和担心的事是：第一，对人民的思想教育。1989年小平说十年改革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不是学校教育，而是对人民的思想教育）。小平一直困惑于老百姓“端起饭碗吃肉，放下饭碗骂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时期，严重的问题是教育人民。薄熙来的“唱红（唱读讲传）”正是冲此而来。第二，贫富殊悬，社会不公。小平说中国如出现两极分化，贫富殊悬，那改革就走上了邪路。薄熙来“新政”不就是要解决小平想解决而未及解决的问题吗？第三，东西部发展不平衡，西部太穷，长此以往是要打内战的。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说到本世纪（20世纪）末就要宣布西部开发。1999年江泽民代表中央宣布西部大开发。但进入新世纪后，东西部差距还是在不断拉大。刘亚洲将军说得好：中国是西部决定论：东部出事，西部未必出事；西部出事，东部必出事。薄熙来是深谙这一战略大局和要义的。只有西部发展了，中国才能真正稳定和繁荣。他要重庆后来居上的参照系是东部，是比照东部沿海说的。第四，三峡不能出事。薄熙来把三峡看得极重。三峡建成后，发现库区腹心地带的地质灾害隐患点数以万计，而且出现了比泥沙沉积更严重的问题：鹅卵石沉积。薄熙来号召建设“森林重庆”（一些学者根本就没有搞清楚这里面的重大战略意义，盲目指责薄“种树做秀出风头”），其中重中之重是“森林长江”（尤其是三峡到重庆的600公里江岸线），目标是“一江碧水，两岸青山”。三峡不是儿戏，国运关天，岂容做秀？
　　——他看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共产党脱离人民群众的巨大危险，采取了一系列非同寻常的举措，拔丁抽楔，拨乱反正，恢复和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从根本上夯实共产党的执政根基。
　　同志啊，薄熙来在重庆所做的事，桩桩件件，哪一桩不是共产党的大事、中国的大事，哪一件不是老百姓的大事、重庆的大事？他没有避实就虚，没有华而不实，没有好大喜功，没有形式主义，一句话，没有做秀！
　　如果非要说这是“做秀”，那也是人民满意、高兴和拥护的“秀”。这样的“秀”，于人民、于重庆、于国家，何乐而不为，多多益善焉！
    2010年10月12日夜，我在重庆人民大会堂观赏“绿化长江，重庆行动”的大型公益演出，亲睹了重庆人民对他们的薄书记的自发的、真诚的、长时间的、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当时紧挨着薄熙来同志的，是谢老觉哉的遗孀、100岁的王定国同志。我由衷感叹：多少年未见了，共产党的领袖如此受到人民的爱戴和拥护！
　　可是，为什么我们一些精英们的感受和老百姓的感受会如同天壤？
    十一
    现在，该面对精英们对薄熙来的最后一条指责了：“有野心，想进常委。”
　　这本来不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因为它是主观对主观，即以自我主观臆断他人主观，缺乏客观理性；再且，这是一个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你无论回答YES OR NO，都会掉入指责者为你预设的陷阱里。
　　本文的旨趣，只是想借这个问题带出笔者对党和国家人事制度的一些看法。
　　改革开放初期，小平同志讲过一个重要的观点，即我们党要多用、重用“明白人”和“能人”，而不能总选那些不干事、干不了事，成天搞关系，（选举和评比的）得票总是最多的人做领导。
　　遗憾的是，中国目前干部人事工作的现状，正是小平同志当年批评的那种情况。
A君、B君分别到A县、B县任县长。A君励精图治，治理水利。B君碌碌无为。洪水至，A县无事，B县泽国。B君月余亲躬灾区，与民同苦。媒体颂之，年终，B君获奖升职，A君无名。官场智者曰：A君把水渠治善了，却把上苍给予的升官渠道也给堵上了。令人啧啧称奇的是C君，啥事不干，一事无成，居然步步高升，个中原委，莫说旁人，连自己都说不清楚……
如今的中国官场，干事的容易挨整，不干事的等待升迁；现任不理前任事，新官不理旧政；眼睛只盯着GDP（老百姓骂作“鸡的屁”），其他社会、政治和历史问题一概不理不作为；为官“只做面子，不做里子”，“只管眼前，不顾将来”，“只抓易事，不碰难事”，风险无限押后……
　　官风至此，匪夷所思！
　　无怪乎刘亚洲在《西部论》里疾呼：“一个制度如不能让公民自由呼吸，……不能把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领导岗位上，就必然灭亡！”
　　薄熙来的卓而不群，正在于他永远坚守理想和信念，不随波逐流，不附炎趋势，永远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坚守执着，大气磅礴，激情如火，敢作敢为，他对自己和下属的要求是著名的“三干论”：干事、干成事、自己干净。
　　我想，薄未必不懂那些“官场秘籍”、“升官诀窍”，只是他不屑。薄也不可能不懂“无为而治”，和稀泥，不得罪人，做“好好先生”。但是共产党人的使命感、责任感，山城当初的严峻态势和山城人民的殷殷期盼，注定了薄不可能无为、不作为。不作为向来不是薄熙来的性格！薄熙来“新政”也罢，“重庆模式”也罢，统统与“不作为”绝缘。如果不作为，他就不是薄熙来！
　　薄正是小平同志所讲的中国共产党内难得的“明白人”、“能人”。
　　一位网民在网上贴了这样一幅对联：熙来薄己厚天下，天下岂可薄熙来。
　　可惜，没有横批。
    十二
    回到重庆。
　　千里为重，广大为庆，这是“重庆”两字按简体字的一种拆解。千里、广大，讲的都是空间，大空间。印象中，重庆在其悠远的历史长河中，在时间上一直是缓慢、迟滞的。是薄熙来，给重庆注入了全新的“时间”意识（这让我想起了胡风先生在新中国诞生时写的那首名诗《时间开始了》），让这座历史名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节奏，在短短1000天的时间里，焕发出青春的光彩和少年的蓬勃活力！请注意，他的“五大重庆”战略是有明确时间表的，是要在五年内基本建成的。有此伟略和胆魄者，中国有几人？
　　重庆是幸运的。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薄熙来“新政”，是重庆历史上的一座永恒的丰碑。
　　日照重庆……
    写于2010年11月6日—10日，上海

亚平

滬研討重慶模式引爆爭議

紀碩鳴



•重慶模式高層研討會在上海舉行，專家學者對重慶看法出現碰撞，超越美化與抨擊，強調民生是硬道理、公正是生產力，但也引起法治流失及文革式政治重現的憂慮。

    重慶模式最早由亞洲週刊提出。面對二零零八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重慶模式創中國經濟反攻新路徑」，以統籌為特點，在危機中保持經濟高速發展，引起廣泛關注。不久前，到重慶出席世界出口論壇的聯合國國際貿易中心執行主任法蘭西斯都稱，此次論壇除了工作性議程安排外，聯合國還將在渝取經，將重慶模式作為後金融危機時代的範例推向全球，為破解後金融危機時代的貿易提供幫助。至今，重慶模式已經成為國際關注的議題。
    近年來，對「重慶模式」的表述早已經超越了經濟發展模式而成為重慶改革開放探索的新路徑。追求公平、關注民生的社會變革；倡導社會新價值的「唱紅打黑」；轉變領導作風的「三進三同」，解決民眾長期上訪的「幹部大下訪」等，都被各界熱議，甚至是引發爭論的焦點。最近在上海的「重慶模式」高層研討會就吸引了來自重慶以外多個地方的專家學者和媒體超過一百五十人參加，在長江尾的上海「仰視」位於長江頭的重慶，從重慶變化引發中國轉型的思考、中國改革開放新思維的探索。
    重慶成為金融危機中中國後改革時期發展模式的新樣式，經常有熱心人在重慶展開各類研究探討「重慶模式」、「重慶實踐」、重慶經驗的活動，但在重慶以外並由民間自發組織討論，尤其是在上海以海派文化聞名，匯聚海派學者議論重慶模式的意義和思考還較少見。上海的「重慶模式」高層研討會由經濟學家楊魯軍、社會學家鄧偉志發起，上海增愛基金會、上海未來研究會主辦，吸引了來自上海、北京、重慶、江西、福建、廣東的專家學者，甚至還有香港、台灣的熱心人士參加。
    中共主政重慶的市委書記薄熙來以其有別沿海改革開放的特殊施政方式，二零零九年掀起「唱紅打黑」風暴，轉變執政作風，倡導公平，改善民生的舉措，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肯定並作出批示。以唱紅歌、講經典為主題的「唱讀講傳」活動，則贏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讚賞，並要求在全國推廣。「打黑」行動得到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高度評價，《人民日報》十一月十九日在頭版頂欄刊文稱，「唱讀講傳」是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有效載體。不過，對重慶的發展，社會各界還有不同認識。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楊魯軍表示﹕「重慶的做法和重慶模式的特異性引起大家高度關注，希望可以梳理一下。」就以西部發展來說，近年理論界就不斷總結歸納出昆明的「仇和現象」、「成都經驗」、「西安模式」等，楊魯軍認為：「相比之下，重慶具系統性、整體變革，一些城市是碎片式的；重慶實踐新政，是偏重『道』的變革，更具研究價值。」為之，楊魯軍向大會遞交了上萬字的長文《日照重慶——薄熙來與「重慶模式」》，從十二個方面闡述對重慶模式的看法，並以重慶的發展提出「民生也是硬道理，公正也是生產力」，讚賞重慶是「成後來居上之事，是非同尋常之舉」。他特別強調，上海海派研討重慶是「關注重慶，關注國是，言論自由，學術民主」。
    胡錦濤堂兄晤薄熙來
    主辦單位上海增愛基金會理事長、胡錦濤堂兄胡錦星在去年和今年二次走訪重慶實地考察重慶，也和薄熙來談得很深入。他表示，重慶發展有特色和個性，既發展了經濟，也創建了核心價值觀，而中國不少地方是抓了經濟丟了精神，抓了物質丟了文化。胡錦星認為：「重慶模式不是排他性的，中國地域廣泛，可採以不同的城市治理和發展方式。」
    應邀作發言的中共重慶市委黨校蘇偉教授從九個方面歸納了重慶這些年的實踐特點，包括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為重慶未來十年發展的「三一四」戰略部署，確定重慶的三個定位；以打黑除惡作為糾轉黨風和社會風氣的突破口；以唱讀講傳作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抓手；以建設內陸大開放的戰略高地作為重慶發展的最大動力；以建設五個重慶，打造國家中心城市為發展目標；重慶以房改、戶改、土改、勞改（勞動制度改革）為統籌城鄉發展的突破口；以包括國有、民營、外資的三駕馬車重組優化重慶的經濟結構；以切實改善民生為歸縮；以黨的作風建設為靈魂。他認為：「重慶實踐是具重慶特色的科學發展實踐，是行之有效的兩手抓、兩手硬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踐。」
    聽了眾多學者的論述和介紹，中央民族大學張宏良教授指出：「重慶模式的最大意義在於證明了中國的執政黨仍然具有歷史的轉向能力，如果喪失這種能力，一定會被淘汰。」他認為，薄熙來在重慶施政超越經濟層面，否則不會引來如此大的爭議，「美化的和妖魔化的都走了極端。其實，歷史和人民給共產黨的時間不多。一個城市在國家大背景下轉變，比一個國家的整體轉變困難一千倍，給他一些空間做實事」。
    香港鳳凰衛視評論員朱文暉以對重慶的多次考察表示，重慶領導有總體規劃設計，但具體做法還是由基層總結推廣，是實踐的提煉。《南方日報》評論員周虎城認為，改革是有多種模式的，無論何種模式，關鍵是看能否對百姓有利，重慶在關注民生有創新，但還不夠，重慶人口這麼多，如何反映民意，必須搞代議制民主。期望「重慶可以在現有框架下，在黨代會、人代會的民主發展有貢獻」。
    蕭功秦警惕文革還魂
    被認為是中國新權威主義現代化理論的主要代表學者的上海師範大學蕭功秦教授指出，重慶模式大概有中共遺留的政治遺產及革命文化的資源來強化政府力量，是一種特別的模式；雖沒有去過重慶，但從一些資訊中感到一些疑慮：中國處於極強政府極弱社會，公民社會缺位，發育會退化，變成只有國家沒有社會的結構；唱紅打黑如沒有界線，怕被左的勢力利用；過多強調理性設計，可能會出現大紕漏，摸石頭過河仍是走出新路的方式；人治如果沒有法治的監督，人們已經有太多的教訓了，沒有法治設計，尤其是公民社會的力量，總有一天會出大問題。「強調公民社會發育，強調理性主義的思維，防止文革思維死灰復燃，強調法治社會神聖性應是我們共同追求的目標。」
    社會學家、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顧曉鳴指出，今天全世界的實踐都超越了理論和想像，重慶的領導和百姓在都是山寨、克隆版的中國社會用汗水、眼淚甚至鮮血呈獻的創新。他以「重慶和重啟——後來居上的智慧和謀略」為題探討重慶模式。他認為，重慶模式是二律背反，一方面有普遍意義，另一方面又是摸著石頭過河。「不是一棵有分枝、充滿邏輯關係的樹，是馬鈴薯式的塊莖。是哪裏有陽光、有營養往那裏發芽的生命體，這裏面有謀略。」
    「重慶模式最重要的模式不是模式本身，而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沒有最終的真理，我們只是方法。重慶把實事求是推進到全新的階段，全世界後現代化理論已經關注這個問題了。」這是顧曉鳴的結論之一，他認為：「我們不可能有一個華盛頓共識來解決所有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從這個意義上講，真正的科學發展觀，就是實事求是。」
    顧曉鳴把中國分為四個生命周期﹕一九一九年至四九年，中國要建立一個模式；四九年至七九年，中國要擺脫蘇聯模式；七九年至零九年，推翻了華盛頓共識，但基本還是歐美模式、歐美概念。「這種概念現在遭遇衝擊，是靠一個勇敢者帶領一樣勇敢的人，創造了中國多種模式中的一種，這就是重慶模式。」這是一個思維變革的模式。

亚平

重庆，掌声再次响起……


一清



    2010年12月6日至8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到达重庆。习近平跨入山城融入于市民的第一步，标志着重庆新政近年所有努力的更高层面肯定得到进一步应证。据新华社报导，习近平对重庆开展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做法予以肯定。在重庆的三天时间里，不仅观看了“唱读讲传”节目演出，也参观了重庆打黑除恶资料汇集展览，并对重庆在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和加强社会治安方面所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同时习近平还希望重庆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形成构建平安重庆的长效机制。重庆市委的公租房建设、交巡警平台的布局和建设以及市政府的民生工程建设，都给予了充分关注和高度评价。至此，重庆改革破冰尝试的所有努力均获得更高层面的认定与好评，重庆在新一轮体制改革过程中所付巨大努力而获至的百姓信任得到红墙赞许的印象进一步加强。
    重庆，在一种低调的探索努力中找到了欣赏的眼光，这眼光写满了真诚。因为所有关心中国未来走向的人们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这艘巨轮在新一次的出发中怎么书写民生故事？中国这样一个崛起中的大国面对虎狼环伺的国际环境如何找回曾经泰山巍然般的从容？前行是探索，寻找必须回望。在面临着多重路径选择的情况下，不妨选择一种最简洁的方式，那就是理性的回头瞻望：看看共和国甫立那会儿的童年梦幻，看看凯歌行进时期那曾有的本真。这样，可以在少年成长的经历中寻找力量，在青春勃发时期的美丽憧憬中寻找灵感。这种寻找，不是一个人，而是很多人；不只是理论家，而是包括所有为官为民的大众。其实，很多时候的经验就是这样的一种境遇，“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们新一轮体制改革所要寻找的精神价值的东西，不正在我们还并不曾远离的“为人民服务”理想里吗？不正在那炽热的“种子与土地”的界定中吗？当火红如朝阳的新中国以它天样宽阔的胸怀袒护着几亿新生的民众的时候，那是一种怎样的举国欣喜人民幸福的情景啊！那是一个公民共享、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
　　这一切，我们都可以从重庆新政和制度创新努力中找到端倪甚至答案。好在，在经过了对重庆价值体系寻找努力的追问与质询后，有了更多人对于重庆模式的理解，对于重庆破冰之举的重新认识与肯定。
　　重庆，掌声响起！这掌声因包括习近平在内的多位政治局常委的到访而更加充满了信心！
　　重庆的掌声告诉所有关心中华民族强健崛起的善良人们，稳定地按照中国文化特质以确定前行路径的努力，正在成为影响未来几年中国系列改革的重要事件。这掌声也同样告诉世界，2011年中共在纪念成立九十周年的日子里会更自信地梳理思路，盘点执政党“为人民服务”理想与实践的当今蓝本“清样”，引领中国平安跨越。正像习近平重庆调研时所强调的，“十二五”时期是深化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各级政府要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从习的讲话可以看出，关注民生，已成为未来工作的重中之重，是与改革开放、社会稳定相并列的重大课题。
　　习近平在重庆的讲话，不能孤独地看成五中全会精神内容的例行传达，而更应该理解为对重庆模式的一种认定与掌声。在掌声的背后，我们看到3000万重庆人探索的努力所获至的认可与回报，同时也期待这样的掌声多次响起！习近平8日在与重庆党政干部座谈时说，近年来重庆在改革发展稳定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要充分肯定，这个话让重庆的老百姓心里舒了一口气，毕竟这个“充分肯定”来得有些及时，让山城人感到“熙奇配”的好戏拥有了好的观众与喝彩。
　　盘点近年重庆，真的有如一台好戏在精彩地上演着。这是一部还没有尾声的探索剧。如果用重庆的老百姓当成评委，“熙奇配”中的熙与奇各有出色表现。那么，他们在内中都充当了个什么角色呢，一清近两月以来，一直在重庆区县采访调研，梳理一下结果，成了下面的“三观”文字。不妨展开说来——
　　一、“主演”—黄奇帆的“人权观”
　　此前，我们的舆论过多地忽略了黄奇帆。其所以“被忽略”只是因为重庆发生了太多的精彩故事，在一番番“打黑唱红”高潮迭起的故事情节里，黄奇帆似乎退到了话题以外的地方。
　　其实，薄熙来最清楚，他的这位有着“奇”异能量的搭档，就是一面朴实的风“帆”，正是有这样一个“奇帆”之人与“熙奇之配”，重庆的民生事业各个方面才有亮丽的表现。12月8日上午一清在重庆的山道上爬坡时结识了一位“读书人”，他说，“你们外头的都只晓得重庆的打黑与唱红，其实，在这两个颜色外，还有一种暖色，就是黄市长关心进城农民工和城里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的温暖的颜色，或者叫金黄色也可以。”由这一段对话，我突然想起了前些时候来重周研出发时的一个细节。那天正准备关掉电脑去机场，QQ突然有闪动，是重庆商学院的一位新加进来的不曾谋面朋友。他说看了我写的《重庆，走向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舞台中心》一文后有很多感想。在我们结束聊天时他发来一段话：“重庆人有福是因为有薄熙来书记的政治智慧和超强影响，有黄奇帆市长的经济工作能量与超越本土的眼光。”“读书人”与Q友的话，都真诚地提到了这个被我们忽略了的黄奇帆。
　　是的，一段时间以来，有关重庆的故事，除了打黑唱红外，确实还有一种鲜亮的颜色在闪亮着，它给重庆的民众带来温暖的感觉。这个“金黄色”指的就是重庆的户籍制度的改革。只可惜的是，这一关注农民工核心利益的好事被南方一些不怀好意的媒体攻击为重庆市政府想以此抢夺农民的土地，南方某大网站还弄出《农转非，制造新贫困》的大专题讨论，使得这一新政在贯彻和实施过程中，引起了解读上的周章。好在青山遮不住，毕竟东去。而今这一户籍制度改革的尝试，正在引起全国性的关注，并上升到国家政策的层面。
　　其实，黄奇帆主抓的户籍制改革，是重庆最有亮色的工程之一，是重庆负重攻坚最札实的新政努力，他们的统筹探索成果，写进了即将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报告，提升到了国家推广的平台。黄奇帆这位有着大上海工作经历的人，在来重庆之前，一直与经济打交道，他的简历记录里有着上海市委和政府秘书长、市体改委、市经委的任职经历，还曾有过在中央办公厅“借调”一年的故事。2001年来到重庆任副市长到2010年初任市长，十个年头的“雾都”经验，黄透过雾霭看到了重庆所有问题及其症结。以他有着工商管理硕士经历的眼光来看，直辖后的重庆，作为一个“大城市、大农村”特殊现实的地盘，城乡统筹，是其要解决的重之重的大事，这个问题的破冰，就是重庆发展的理顺，也是交融于体制改革寻获突破不可回避之选。这位浙籍“奇”字号市长心里明白着所有需要做的大小事与轻重量。他概括的重庆城乡统筹工作，要做的有这么五大件，即城乡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各类一体化的公共服务、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城乡要素市场的一体化以及农民工的户籍等问题。在此五项中，前三项要求的就是政府的公共财政怎么样为农村服务的事，而后两项“要素市场”与农民工户籍问题就是体制性改革问题了。
　　在黄奇帆看来，当前中国面临着很多历史与现实问题，这是体制改革要面对的。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城市和农村的市场体系基本是二元分割的，以至于农村的各种生产、经济或金融要素，与城市的各要素不能互通。这是城乡统筹一体化必须面对的重要方面。黄认为，在过去改革的年份里，中国在城市化与国际化的市场体系推进中，有过很耀眼的成就，但城乡一体化的市场体系、农村的流通体系的推进，几乎处在一种原始状态。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在农民工的待遇上欠下太多旧帐，作为执政党和一个旨在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迫切地需要面对，让农民工真正成为城市居民，均等地享受作为一个现代城市人应该享受的全部福利。
　　黄奇帆认为，这实质上是个“人权问题”。
　　有关这个“人权问题”的说法，是黄在面对着境内外多个媒体的招待会上主动提到的，这为我们解读黄奇帆的为政特点找到了一个出口。我们不妨看看他的人权观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是的，这就是个人权问题”，黄奇帆有感于一些媒体对城乡统筹问题的攻击与杯葛，面对着各新闻单位的“长枪短炮”，发表了自己的人权观：“为什么我们要把农民工的问题作为重庆城乡统筹的一个突破口，一个重中之重且坚定不移地要搞好的问题呢？请大家想想，一个农民到城里打了十年二十年工，到年老了，城市的养老医疗啥的，什么都没有。到了四五十岁，企业把他解雇了，回到农村去做一个老农民，这对他是一个很不平等的状况。一个农村的年轻人在城里打工，结婚后生了小孩，孩子到了七八岁要读书，从小学读到中学，但在城市的同一屋檐下却没有享受到平等的待遇。现实是各类的中小学对农民工的孩子会收取各种名目的‘择校费’。农民工的收入本来就不多，这些费用的收取平等吗？想想我们城乡小学和初中连学费都不收了，但是农民工的孩子如果要在城里读书，择校费少则几千块上万块甚至更多，这是极不平等的。再比如说，同样一个在城里工厂工作的人，如果是个农民工，待遇就与城市里的不同了。如果按照你每月1000元的基本工资，交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时，单位要帮职工交一个月基本工资的20%，但农民工呢，现行的制度规定是，你可以只交12%，看得出，农民工比城市职工少交了8%，一千多块的工资一个月就少了100多元钱。积累十年二十年下来，就少了几万元的养老基金了。同样是参加医疗保险，城市职工与农民工也有很大的差异。讲得恶心一点，一个农民工在城里出了交通事故，赔偿起来，命价的差异都会有很大，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现实。农民工在城里干着十分辛苦的活儿，他们同是我们新生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而且城市还享受着因农民工入城而带来的人口红利，城市应该报答他们才是。但他们却得不到平等待遇。这样的情况是不能继续存在下去的。所以我们有责任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所以我说这是个人权问题。”
　　黄奇帆在这么多媒体面前主动地谈到人权，这是一清在考察黄的言行中很关注的一个角度。所谓人权，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人权就其完整的意义而言，就是人人自由、平等地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或者说，就是人人基于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自由、平等权利。黄奇帆在解决农民工户籍问题时，他站的高位是对人民负责，而守住的底线是“人权”定义中的“平等地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这一点，与胡锦涛主席在《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纪念日发表的人权讲话是一致的，胡锦涛强调，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既尊重人权普遍性原则，又从基本国情出发，切实把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放在保障人权的首要位置，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
　　所以，重庆在解决户籍制度的努力中，更广泛的意义上，他们是在做着最基础性也是最本质的人权保障工作。当今国际社会对人权有关内容与分类有着极大的分歧，但基本内容不外是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尊严权、获助权、公正权。透过重庆户籍制改革过程中对农民工的保护一项，足可以见出黄奇帆为政中的人文思想与道德情怀。
　　重庆城乡统筹户籍制度改革工作启动后社会上曾有一股势力说三道四，特别是那些诋毁户籍制度价值的人，说美国没有户口也没见蹋天。有的媒体更以漫不经心的态度说当今户口于城里人而言已是不值一文的“过期货”了，从而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功用，影响农民转户的积极性。对此，黄奇帆落地有声地指出“这是富人的观点”。他在回答媒体提问时便引出了对这种观点的纠正。黄说：“有这样的一种观点，好象是现在发达了，户籍不重要了，这是一个流行的说法，但要我说，这是富人的观点，是大城市人的观点。”他举例说，“你们一定要明白，不管上海人、北京人跑到哪里，他想都不想户口问题，因为到哪儿他不转户照样工作。但是农村的人到上海到北京去工作，没有户口的那个差异就大了。所以户口是穷人的保障，是农民工的保障，是低收入群体的保障。(由于中国的国情原因)，中国政府的很多保障制度，都跟这个户口连在一起。对于富人，对于已经是在一线城市里工作的人来说，这个问题淡化到了生活中，就像空气一样，没有感觉了。但城里人没有感觉，不等于穷人、低收入群体、农村的小孩没有感觉。我要说的是，大城市的人们、富人们，不能以你的感觉来代替别人的感觉。而作为政府就应该明白各种低收群体、穷人群体，或者农村群体的感受，能作为就要一定有所作为。”黄奇帆又针对一些自以为是的所谓“美国人没户籍”从而证明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没有价值的观点说：“如果你在美国有户籍，跑到全世界没有感觉，但是许多想移居美国的人，在拿他们的“户籍”绿卡的时候，估计感觉就很强了。”黄奇帆告诉大家，要摆正位置看问题，要调整角度想问题，实质上是希望所有已经享受了国家各种保障的人捂捂自己的良心，不要自己一方面将这种保障淡化得如同空气一样了在自由地享受，另一方面又为了表明自己的“前瞻思考”从而剥夺别人享受这种“空气”的权力。
　　政府要干的是什么？就是保障每个公民都自由地享受平等的权力。这就是黄奇帆的人权观。
　　黄奇帆没有将他的“人权观”作为一种招牌售卖，他提到这个问题也只是面对着媒体对农民工户籍问题的纠结所采取的一种“亲近表达”。黄是一个极有修养与毅力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能听得见不同意见的人。在听取进城农民工户籍制度的多重论证后，有关这个问题推进的周详计划和周到服务，让几十个区县的农民看到了政府倾注于上的真情与真心。现在，每天在政府的各个窗口自愿转户的农民超过了一万人。因为他们转户后，不但土地可以不退出，还可以一次性地穿上城市的“五件衣服”，让重庆的农民切身地感受了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好处。重庆的城市发展也因之获得了更大的空间。
　　黄奇帆的城乡统筹工作远不止这一项。现在，他身上背负着的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的建设任务，这显然又是一项极受关注的民生工程。这次习副主席去察看的“民心佳园”，就是一个主体建筑完成过半了的公租房工程。习在观看样板房、了解到这批房子建成后主要租给低收入居民、进城农民工和刚毕业的大学生居住情况后，赞许说，“像这样的利民惠民实事要多办、办好。”这次有了习近平副主席的肯定，估计黄在面对媒体的压力时，可能会更从容一点吧。
　　看来，即使像市府这样的大人物，有时候，戏也不一定好演啊！由是想到，习副主席的这一次重庆之行的掌声是多么的及时与重要。
    二、“编剧”——薄熙来的“人民观”
　　既然本文用的是“舞台”概念，前文又有黄奇帆为剧中“主角”的表述。那么，作为一幕大剧的话题开端，一定得有编剧，没有好的剧本，开不了锣唱不了戏。而这个重庆探索剧的编剧就是薄熙来。
　　关于薄熙来的网上表述，其字符总数，估计没法统计了。这表明薄一定有吸人眼球的东西。是什么样的因由让互联网中老老少少的网民们如此关注于这位山城人物呢，有没有一个现成的句式能表达持续经年的网络热情呢？
　　WBE2·0时代的特点可以用“发烧”形容。但既是发烧，一般不会持续太多，所谓各领风骚数十天罢了，有的名星甚至也就领个数十小时也就了然无声了。但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甚至是新新网民所不太亲近的党“书记”，薄熙来能在网络关注里一直聚光引众，个中因由，令人深思！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薄熙来之所以给网民们以“熙光东来”的欣喜，就是他所坚持弹奏的“为人民服务”新曲拨动了数以亿计民众的心灵之弦。用“人民观”三个字予以概括，即可获至通透理解。也就是说，薄是用他的人民观赢得了最广大民众对重庆新政的热情支持。
　　而且这种支持会随着民众对于共和国光辉岁月里所曾有的尊严故事的怀想而加强。本作者并不认为这样的情绪是完全理性的，因为历史就是历史，现实就是现实。比如国内富裕层的一个无心耀富行为或是所谓的“富二代”的一次口头狂妄，都可能引来举国的愤怒，这种愤怒的干柴，遇火即燃，可以迅速放大为网络事件，这是一种对过往年月里曾有平等日子的怀念和对今天贫富差距放大后的无名愤怒；又如最近美国在黄海军演，又有网民在怀念曾经的中国是何样的不惧美国强权，并最终使外交破局，各国来“交”。所有这些都是历史记忆里最与尊严相关的东西。
　　虽然一清并不认为这样情绪的理性，但是民众追求尊严与平等的人性要求并没有错。所以执政者是不能忽略这般社会情绪的。如果为政者认为这样的情绪是需要打压的，那一定会迎来作用力的反作用力碰撞，这个是不需要怀疑的；如果能有好的方法疏导，能从为政方针上满足这种尊严感，并修正一些导致基尼系数恶变的政策与法规，也就是说，尽可能将社会公平的天平向更大多数的民众利益上倾斜，情况一定会是另外的一个结果。
　　中华民族是一个追求公平的民族， 五千年的历史有足以让人清醒的数据说明，任何不公平的现实在定量叠加后都将导致规则的改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观下，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憧憬的未来国家，就是一个人民共和的国家，所要建立的是一个没有人压迫人的社会，追求的是人与人的平等。有关这种理念的产生基础，在此没有篇幅展开，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正是因为共产党当初选取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建国大略，这才赢得了“一粒米作军粮，一尺布做军装，一个儿子上战场”这样的血肉相连生死相依的支持，才有了人民群众用小推车将解放铁军的辎重送过黄河送过长江最终取得了大陆全境的解放并建立了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理所当然地成了执政党。执政党对人民是有承诺的，执政党的党章上规定，其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性的东西是不能丢的。不仅是承诺与诚信问题，更有执政党自身建设及巩固地位的需要。个中道理，是不是执政党每个要员都清楚，没有肯定和否定的数据，但是薄熙来一定知道。
　　在形成本段文字时，总觉得这样的表达有一种被扬弃过的感觉。这就证明这些曾经的道理很久不曾被提起了。好在，薄熙来提起了，让我们叙写起来可以找到亲近的身影。薄从商务部长的位置到任山城，没有象那些名星干部一样大讲时髦用语，他选择了一种甚至在官场世相里听着有些土冒的符号语言，那就是“为人民服务”。
　　薄熙来的“为人民服务”可是动真格的，他几乎颠覆了官场既有语系，他要求于区县干部的是学习焦裕禄、王进喜；他所提倡的是“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以上这些，可以看着是一场灵魂再造和流程重建的工作，唤醒的是所有过来人曾有的“万众一心”时代的记忆，在心灵深处获至呼应与共鸣。这只是薄为人民服务的准备阶段或曰思想发动阶段。他不会只停留在这个阶段，而是要求他的治下实实在在地为老百姓做服务，落实于民生。在他来重庆的几年里，重庆的公租房建设，农民工进城的户籍制度建设，都在稳妥地向前推进。这样的“服务”，薄熙来觉得是一种义务一种责任，是一定要做，不做就对不起重庆的3000万民众。在薄的“人民观”框架里，充盈于内的几乎全部是民生细节。薄熙来要求在“10大民生工程”基础上，各区县对其工程的落实必须有创意，必须有细化的指标。在薄的过问下，主城区人口最密集的渝中区所推出的“人生关怀”细节让薄熙来看到了干部团队对民生关注的可喜变化。渝中区所谓“人生关怀”计划用老百姓的话语表达就是“政府送红包”。那么政府都送些什么“红包”呢，听该区人和街一位老者向我们介绍，渝中区每个新出生的小孩都可以获得一份“出生礼包”。这份透着喜兴的红包虽然只是100元，但它是以政府的名义对出生于重庆的这一新生命表示祝福与欢迎，这种欢迎的“隆重”是我们过去所没有见到过的，每一个新生命的家人都为自己家的小天使出生赢得这一份喜兴而心生暖意！“出生礼包”里不仅只有钱，还有医护服务等更多的内容。孩子长大后，需要入学。所有新进校门的孩子，都会获得政府的“启蒙礼包”100元。孩子们拿着这个100元，燕子般飞向学校，安座于新教室，面对着新同学，那是怎样的一份心情。在“启蒙礼包”内，又包涵了各种其他的资助和奖励。以在校大学生获得优秀称号后的奖励为例，分别是1000元到5000元不等的奖励。在接下来的“关怀”中，还有“婚育关怀”、“生病关怀”、“困难关怀”、“节日关怀”、“养老关怀”、“离世关怀”，每一项都透着政府的温暖的目光，透着执政党真诚的牵挂。薄熙来的“人民观”里的这些内容，只要你不怀杯葛之念，站在百姓的角度贴心地想一下，这内中的阳光暖意，是不能不让人动心的。
　　微观如是，无处不透着“人民观”的价值取向。在更宏观层面上，薄的作为也同样体现出“人民观”的宽阔视野和铁血风格。让民众拍手叫好的，那就是在他所高擎的“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旗帜下所举行的打黑除恶斗争。这一场斗争声势浩大，让那些在当今社会里无恶不作的黑恶势力倾巢覆灭，让那些本应保护人民群众而丧失了道德标准的黑“保护伞”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并受到法律的惩罚。民众在山城的各处敲起了锣鼓放起了鞭炮。当一个个黑恶势力代表人物被抓被判，重庆的老百姓奔走相告，那一份的激动，有如当年重庆云开日出之时般的旧时影象重现。
　　这就是薄熙来所热爱着的山城人民对他新政的极大认可，群众的掌声就是对新任书记的最高评价。确实，我们正是通过薄熙来的新政努力，看到了他所倡导的建立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追求，是一种有着理想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的社会道德体系重建。同时本文作者认为，只有在这样的一个道德体系基础上，才可能全面恢复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高尚的伦理价值和良好的道德风尚。国家和民族才可能找回统一意志的东西来。所以，薄熙来的“人民观”，是一种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利益为前提的价值重建，其旨在恢复的是民众对执政党的信任，从而在新一轮的发展中，以更稳妥的方式，修改过去三十年发展过程中渐次形成的丛林法则，使之共生共进，以保证国家的稳定和人民大众已积累的财富。
　　在谈到薄熙来的“人民观”时，我们也不得不注意到，一些所谓的自由派-新右派他们总是将所有向共和国精神源头寻找力量的努力看成是一种对威权的复辟，其实这是一种极不负责的言论引导。以上述“人生关怀”为例，如此细致入微的民生关怀制度建设，是不应该受到指责的。中国当代史决定了中共是执政党，除非你不承认这一现实，除非你有能力将现实的政治格局彻底翻盘，否则，中共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那么，这样的“核心力量”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去自己的先辈和文明源头寻找智慧，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因为那里保存着最原始、最纯真、还没有被后人出于自己狭碍的短期利益所污染的理想。
　　薄熙来的寻找是有价值的，他的“重庆新政”里所包涵的“人民观”就是共产党的根本宗旨的真实体现。其实，“人民”一词本也可以换成“民众”，也就是最基本的是普通百姓，即过去我们宏大语系里的所谓“人民群众”之义。至于“人民”一词里是否还包含了比“普通百姓”更高的阶层或阶级，那得看那个阶层或阶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代表了老百姓的利益。所有代表了最广大的普通老百姓利益的人，他们都是“人民”一词外延所涵括的。
　　薄熙来新政处处体现着普通老百姓的利益，也处处获得老百姓的真情拥护。正是有这样的“人民观”约束鞭策，他的新政就像一出收放有度、精彩纷呈的红色大剧，高潮迭起，掌声连连。
　　不好说薄熙来是总导演，但至少他是一位好的编剧，因为编剧总是一出大剧中的灵魂人物。
　　三、剧魂来源：承前启后的“科学发展观”
　　重庆的探索剧，有着相当厚重的历史感，正像我上面文字里提到的，他来自于一种寻找，来自于一种反思。正是因为这种自觉对于执政党理念与根本宗旨的重新解读与尊重，才有了重庆这部探索大剧的精彩。重庆的华丽也许还刚开始，但民众已经看在眼里了，暖在心里了。山城庆祝打黑除恶取得阶段性成果的鞭炮声就是明证；山城里满城歌声飘飞的喜欢洋溢就是明证；山城里同时开建、旨在三年里每年1000万平方米以解决50万户中低收入住房困难的公租房建设的欢乐开工锣鼓就是明证；山城里主城区争设交巡警平台的申请报告争相递呈的热闹景象就是明证；山城校园因校警设定所带给几百万学童家庭以平安心态的笑声就是明证；在因金融危机影响沿海地区经济下滑而重庆因“统筹”战略而经济逆势而起的事实就是明证；“五个重庆”建设，从“宜居”、“畅通”、“森林”到“平安”、“健康”这样的民生理念所获至的全市民众参与热度就是明证！
　　一切都是为了民众，一切都落实在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六七十年前，毛泽东即明确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在此后将这个思想作为党的宗旨写入党章。新中国建立这么多年了，改革开放也搞了三十多年，在今天的情况下，更应坚持共产党旨宗所规定的这一思想，并赋予它以时代价值，因为这里所揭示的就是执政党道德体系的核心精神和价值取向。前些时候，薄熙来在接见武警重庆总队在打黑除恶和急难险重任务中涌现出来的英模代表时说：“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而打黑除恶、抢险救灾，就是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就是为人民服务”。可见，在薄熙来的“人民观”中，只要你认真地做了一些有益于老百姓的事，就是对共产党核心价值观的践行。
　　薄熙来在与区县干部谈心时，要求他们学习王进喜，学习焦裕禄，并以小铜像相赠。如果说，这种学习方式还是对一种过往经验人物的回望与怀念，从而试图给他的团队以精神鼓励的话，他所要求于重庆市社会管理系统的就是超级前瞻式的建设目标。以重庆“大情报”系统的建设为例，在市公安局的指挥中心，我们可以看到从社会保障、交通秩序、医疗服务、生产安全、灾情监测、政府服务窗口等等所有相关信息，只要将接口切入到某个需要调看的频道，所有与民生有关的细节便即时呈现于眼前，并通过反馈系统，保证第一时间迅即解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问题。在这里，不再是过去式的“做好事”的服务形式，而是融合了现代高科技手段的全新式服务，高效、快速，温情，以一种全方位信息收集的形式，服务于最广大的民众。虽然服务方式变了，但服务的理念是一致，所追求的价值观是一致的，但有了新的超越，融入了“科学”与“发展”的理念。
　　薄熙来“人民观”的形成，有属于他个体的原因，也是党的教育的结果。所以，薄熙来任职重庆后的全部新政，走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路径，因而抓住了“权为民所用”“执政为民”的本质特点，弄得风声水起，华彩叠出，深得重庆民众之心。如果把山城里发生的一切看成一幕大剧，那么它的灵魂性的东西就是从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到胡锦涛科学发展观，是一以贯之的传承努力。
　　薄熙来尽责了，黄奇帆尽心了，“熙奇配”成功了，山城不时迎来珍贵的客人，掌声总是一再响起……

西宁宝贝

好奇了下，瞄了眼楼上那篇的作者是谁，不错不错，还知道羞耻，安的是笔名在上头，还好还好，这世界总算还没彻底脱轨，汗死俄了~~~

亚平

中国战略转型对重庆的期盼

杨帆


    重庆模式的主要内容
　　我和苏伟，刘士文编写的《重庆模式》即将出版。本书的策划正处于争议最大的时期，出版时，却已得到中央正式的肯定。但我仍旧坚持，思想知识界应该领先于政治家，而不是看政治家的眼色行事。在大家惶恐于“改革丧失动力”的时候，重庆模式的出现，就说明新的政治竞争模式已经出现，富有创造性的实践已经产生而且还会继续产生，突破官僚体制的压制和思想的偏见，人民群众和社会历史是最公正的评审者。
　　重庆模式的主要内容是：未来十年的三个定位，以打黑除恶作为纠转党风和社会风气的突破口，以唱读讲传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抓手，以建设内陆大开放的战略高地作为重庆发展的最大动力，以建设五个重庆，打造国家中心城市为发展目标，以房改、户改、土改、劳改（劳动制度改革）为统筹城乡发展的突破口；以包括国有、民营、外资三驾马车重组优化的经济结构；以切实改善民生为归缩。
　　治官反腐，是中国健康发展的前提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中国革命与苏联不同，经过了农村包围城市，建立根据地再向全国发展的漫长38年，根据地的经验和经济力量不仅支持战争胜利，而且支持建国初期全国经济稳定，根据地的经验甚至有益于改革开放。在深圳经济特区和香港出现的两种货币同时流通，一种商品两种标价，有效解决了在开放初期，人民币高估不能马上和国际接轨的问题，既保持经济稳定，又保证经济效率，是双轨制中最成功的一项。这在货币理论方面也是一个尖端问题。“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在纸币流通和外汇管制条件下，成为“良币驱逐劣币”。令人惊讶的是两币流通在陕甘宁边区就存在，是边币与法币同时流通，边区经济学家对此现象进行了研究，有两本论文集，其研究之深度令人赞叹。
　　中国传统文化不善思维逻辑，形式逻辑是近代以后才传入中国的。有学者曾说中国人的思维特点是“实用思维理性”，中国人认识问题仅靠逻辑推理不信服，非要“举例说明”不可，现在“案例教学”在西方教材里也越来越多了。
　　中国改革初期邓小平主张“摸着石头过河”，其含义是“寻找先例”，仿照他人或他国成功经验，结合自己情况去实践，如果成功，又可为其它单位仿照，最后才在全国推广。等到以法律法规，学术着作和教科书等形式肯定下来的时候，往往是已成熟，概念化甚至过时的东西了。中国大部分改革都不是依照法律进行的，而是各个基层单位，部门，地区和个人，企业，通过自己的学习和实践，大胆创造在推广的产物。革命时期的瑞金和延安，计划经济时期的大庆大寨，改革初期的安徽农民分地，深圳特区，香港特区，14个沿海开发区，广东的综合改革实验，后来108个高新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园区，都有这样的性质。以后涉及全国范围的改革，应先立法，统一实施，以减少混乱。但创新总要依靠个体的创造力，榜样仍旧是最有说服力的。
　　改革以来所依靠的香港，深圳，广东，后来的上海，虽然都创造了有益的经验，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推动了中国的发展。现在由于巨大既得利益，许多人自封“改革派”，已是赤裸裸的既得利益集团口号。香港深圳广东如果推行“政治改革”，行政管理改革，特别是反腐败，是大有可为的，可惜他们不干。由于全国开放，他们在经济上就丧失了实验区的意义。他们不想解决新问题。比如：他们至今也没有允许数千万农民工变成他们的城市居民。他们的超前发展，并没有“自动”带动中西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许多神话已经破产，真的有什么先富带后富吗？没有。因为即使市场经济有这功能，也会出强者的垄断，破坏这机制。真的有什么资本在沿海地区“饱和”以后，自动流到中西部吗？没有。因为所谓比较利益在国家之间发挥作用，其前提是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所以发达国家的资本就会流向发展中国家；相反，在一个国家内部劳动力可自由流动，依据比较利益，一定是内地人才和劳动力流向沿海地区，而不是沿海地区的资本流向中西部。这就是在和平环境和市场经济自发起作用的前提下，沿海地区与内地的差距越拉越大的原因。
　　三十年风水轮流转。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问题，主要是权力腐败，投机资本，利益集团，贫富差距，中西差距，社会平等，国家安全，技术进步，道德信仰危机，资源环境等10个方面。可惜的是，前30年的样板们已无动力和创造力提供新经验，这些问题困扰着全党全国人民，大家对我们能否解决这些问题信心不足。
　　此时，重庆模式横空出世，震惊国内外。虽然一个地区不能解决全国问题，也没有必要机械地推广，但其触及的都是核心问题，其基本经验，基本方法，特别是核心价值观，具有普遍意义。
　　在中国，头号最重大的问题，就是反腐败。面对越来越严重的腐败，越来越多的人已丧失信心，越来越多的人在同流合污，越来越多的人退避三舍，敢于反对腐败的人受到各种打击报复。腐败势力正在形成利益集团，促使社会走向溃烂。他们企图进一步控制政治经济，最终要搞垮共产党和共和国。因为无论有多少共产党干部腐败，总是不能最终得逞，因为他们在共和国宪法，在共产党党章面前，在数十年的革命历史面前，永远得不到合法性。腐败势力必定要结合国际反共势力，推动所谓“政治改革”，推翻共产党领导。这就是前苏联发生的事情，也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陈云所有共产党领袖，无论是改革的还是不改革的，都一再强调“腐败会亡党亡国”的原因。
　　这种危险，越来越多人看到了，大家想不出一个不搞文化大革命，不破坏法治，又能有效控制腐败的方法。在官员腐败不能制止的条件下，所有加强国家安全，政府管制，社会福利，宏观调控的措施，都会因为腐败而走样。
　　自由派以西方“普适价值”为世界主流，在美国欧洲支持下，一直鼓吹自己的方案，这就是：腐败的根源是权力不受限制，只有实行西方民主和多党制才能治理腐败。目前的体制不能治理腐败，国家干预越多腐败越严重。
　　重庆模式跳出了这个怪圈。在重庆比较彻底的清理了官员腐败，这是通过打击黑社会来解决的，其手段是坚持法治，综合治理。特别是通过“唱红”，依靠和发动群众进行了广泛揭发检举，解决了中国人不愿或不敢实名作证的问题。它告诉全世界，不照搬西方政治模式，不受西方思想限制，通过动员中国革命和共产党的传统资源；同时避免左倾，不搞文革，不搞逼供信，不搞政治运动，而是纳入法治的轨道，把发动群众和法治手段结合起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进行综合治理，就可以相当彻底地治官员腐败，治黑社会。
　　全中国都应该学习重庆的经验，来一次彻底的综合治理，治理方方面面的腐败，中国才有条件在弊绝风清的环境下，主动地推行政治与社会改革。
　　以民生为导向重整经济发展战略
　　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不同阶段有不同导向。计划经济以强国为导向，以中央政府为主体迅速完成工业化原始资本积累。改革以市场为导向，“理性人追求利润最大化”，实际上是以资本逻辑指导发展战略：如劳动力商品化，给私人资本特别是和外资以优惠，依靠外资实现技术进步；利用静态比较利益，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导向，依靠发达国家市场；进行一系列“金融创新”等等。这战略已到尽头，发达国家经济危机已不允许我们这样做，另一方面中国进口资源太多，经济安全难以保障；第三，资本与权力结合造成越来越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特别是腐败蔓延和道德信仰的缺失。社会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贫困问题缓解了，但中产阶级被高房价剥夺难以发展，国内消费不能启动。正在进行当中的重化工业化，农村城市化，自主创新，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都受到威胁。
　　自由派的基本误区，就是把一切问题都简单地归结为权力不受限制，而发展市场，任由资本横行，搞政治改革，才能根本解决问题。其实资本可制约权力，也可与权力勾结，形成权力资本集团。市场经济自身有非均衡性质，特别金融市场是如此，如果没有国家强力干预，必定形成自从泡沫并且崩溃。资本逻辑到了今天，不能再成为中国新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历史任务基本完成。可持续发展需要根本性的战略思想的转变就是：
　　对外开放以国家安全为前提，对内以民生为导向。
　　改变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指标，从单一的GDP，改变为综合的社会指标。
　　效率第一改变为公平第一。
　　经济发展由外部需求为导向，变为以内部需求为导向。
　　国内需求以投资为主，转变为消费为主。
　　消费为主，就是民生导向。作为地方政府，摆脱资本逻辑，变GDP导向为民生导向，大约有几方面的工作要做好。
　　第一，民生最大工程是住宅。目前在全国房地产泡沫已开始形成，政府多项调控措施不能奏效。其原因是：
　　1、美国金融危机导致失业率增加，继续滥发美元，欧洲日本状况还不如美国，全球流动性过剩难以避免。
　　2、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就是说以人民币标价的资产要升值，主要指股票房地产。国家缺乏有效手段管制国内外投机资本。
　　3、国内人口年轻，储蓄远远大于投资，资金过剩。
　　4、房地产利益集团由地方政府，银行和房地产公司组成，垄断了房地产价格，以回扣形式包含大量腐败，而把风险转嫁给银行。政府不能有效控制房地产泡沫，中产阶级大部分储蓄被迫购买高价住宅，会降低其它消费；而且会把产业资本吸引进去，延误技术进步。
　　重庆目前正在进行公租房的建设，给居民提供廉价公租房，还要能够限制外地资本进入炒房。如果成功将是经济上最大成就。
　　第二。农民进城。沿海地区大城市，如广东深圳，每年有5000万农民工打工，工资极低，工作时间极长，那些城市从来就没有对他们开放过户口，长期以来保持着歧视和不平等。而重庆作为一个相当贫穷的城市，能想方设法鼓励农民进城，非常了不起。有能力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可携全家进城。先要将宅基地改造为耕地，不减少耕地面积，然后可以通过地票买卖方式，将农村土地使用权卖掉，再购买城市的土地使用权。
　　中国城市化率未来20年还可以提高20个百分点，这是最大的潜在需求。但城市的高房价所带动的高房租，必定影响农民进城速度，潜在需求不能变成真实需求。因此需要有效的国家干预。如果重庆能够解决高房价和农民进城问题，就为中国以民生为导向的新发展战略，创造了新的样板。
　　处理好重化工业化与生态建设的关系
　　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欧洲思想家和政治家提出“碳经济和碳政治”，以改变国际贸易规则，继续主导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话语权；美国则乘机加速新科技革命的产业化，制订并控制新产业标准。环保作为一个产业，背后有强大的发达国家利益集团在推动，在一定程度上对发展中国家不利。
　　在中国长期规划中，GDP年年超标，最不能达标的就是环保。即使尽全力节能减排，未来10年总生态环境能不继续恶化就是天大成就，这不是鼓吹理想，完善法律，明晰产权，增加税收，说转变就可以转变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处于重化工业化后期，在目前技术条件下，不可避免的就是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完成这个阶段需10年左右，中国必须利用目前人口年轻，储蓄率高，外资流入的优势，尽快完成重化工业化。目前不做，10年后人口老化了就无条件再做，这与生态文明有巨大矛盾，不能回避。
　　下表可看出中国和美国的差距。
　　2008年中国与美国经济发展数字对比（略）
　　资料来源：《中国年鉴》2009年
　　《美国年鉴》2009年
　　2020年中国16亿人按小康水平，对资源需求是多大？
　　每年3000万农民进城，人均占地1亩，城市化率从40%上升到60%，增加3亿城市人口，占耕地3亿亩。城市人口居住面积增加一倍。自来水，洗衣机，淋浴和抽水马桶，耗水量是农舍20倍。
　　中国高速公路长度已接近美国，但铁路，农村公路，地铁，停车场和飞机场相距甚远。
　　汽车年产量2009年赶上美国，但总量为美国七分之一；道路和停车场要占城市四分之一面积。
　　中国钢产量5.8亿吨，美国9000万吨，说明美国已完成重化工业化，中国还有10年路要走。
　　用电总量中国与美国相当，人均是美国四分之一。
　　粮食短缺不仅因为人口增加，更因为饮食结构升级，肉蛋奶酒需8倍粮食转化。发达国家人均粮消费年1000公斤，中国按600公斤，16亿人口年需9.6亿吨粮食，目前年产量是5亿吨。生产1吨粮食需要1000吨水。
　　在环境资源生态压力下社会很容易两极分化，表面是制度不完善，实际是资源不允许。改变高消费模式，要压低政府消费和富人奢侈消费。如压不下来必然两极分化，少数人按西方标准消耗资源，大多数人贫困，这样资源就够用了。这就是美国战略家鼓吹的“二八开”模式，按市场经济“需求拉动”走下去，又没决心取得外部资源，就只能是内部两极分化的结果。
　　中国生态文明的大战略包括：
　　第一，全面加速技术进步。海水淡化，滴灌技术，明渠变暗渠，循环用水。煤炭发电与液化技术。各种新能源新材料。
　　第二，以加速水循环为核心，提高国土蓄水能力。
　　速度决定流量，绝对不能降低，中华民族是依靠治水生存和发展的。李冰修都江堰，用鱼嘴分水法从岷江分水，修成都平原水渠网，他的思路是“深淘滩，低筑堰”，两千多年不淤，为世界第一水利工程。国家应制订蓄水调水战略，在泛滥之地挖湖，以湖泊、湿地、森林、沼泽、地下水等形式储存，建设贯通南北的湖泊水渠运河网。大西线由于地质条件难以动工，应该考虑与俄罗斯谈判，从贝加尔湖调水。
　　要改变高消费高成本高耗能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一场社会价值观念革命，需要控制社会两极分化，控制上层的腐败和奢侈，形成社会舆论强大批判力量，这比技术进步困难。如上层奢侈腐败，有权人和有钱人开着宝马汽车乱撞人，要广大人民群众坐公共汽车骑自行车，岂不是极大的讽刺？
　　第三，提升军力扩展国家安全边界，使用更多的世界资源。
　　在南部海域保障石油外贸通道，打开与澳洲全面经济合作的大门，进口铁矿石，粮食和肉类。一部分钢铁化工企业可以外迁到东南亚，靠近澳洲的资源供应地，并向印度洋转移污染。
　　在西部保障中亚和中东的原油供应，特别是哈萨克斯坦。绝对不能让美国占领伊朗和阿富汗。孙中山在100年前所说的“贯通欧亚大陆桥”，至今仍是中国发展的大战略，必须沟通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和欧洲的联系。
　　在北部与俄罗斯进行全面经济合作，在西伯利亚租种土地种植大豆。要从贝加尔湖调水，贝加尔湖的淡水占世界四分之一，对俄罗斯没有什么用处，如能买水进内蒙北京山西，可把北调汉水留给河南河北山东，水短缺基本解决。
　　中国经过150年的沦落和70年崛起，现在又面临资源环境和生态的新难题，历史留给我们的有利时间不到10年。必须利用人口年轻储蓄率高的优势，同时完成在内部治理奢侈腐化，在外部获取资源这两大历史任务，这是实现中国崛起，避免衰落的关键。建设生态文明是一个大战略，需要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制订大战略，以大胆魄，大智慧，大决心迅速推行。
　　应在重庆设西南局，统帅西南6省力量南进，通过东南亚，在印度洋找到自己的出海口，这是我10年前在重庆大学举办的企业家班上讲演，就已经提出的。现在重庆提出南进印度洋，东进太平洋，西进大西洋的开放大战略，后者就是孙中山当年“贯通欧亚大陆桥”的梦想。重庆作为大西南的核心城市，理应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为全体人民包括农民，建立社会保障
　　我在1994年就建议，把一部分国有资产划归社会保障基金。现在不建立，10年之后人口老化了，肯定不够用。这不仅是一种筹集资金的方法，而且涉及国有资产的改革。
　　公有制不等于国有制。公有制为主体，在计划经济时期是以国有制为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演变为以股份公司为主体。股份公司，应属公有制的形式之一。
　　马克思的原意是：公有制的最高形式是社会所有制。应在宪法中确立“社会所有制”的法律地位，包括各种基金，股份公司等，都是社会所有制。如果把社会所有制作为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就不再以国有为主。在理论上超越左右翼，在实践上走出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公有制的新路来。
　　目前可把部分上市公司国有股划归社会保障基金，为全体人民包括农民，建立社会保障。其效应是多方面的，可刺激股市大涨，保障创业板和其它公司上市成功，产生财富效应，大大提高国内消费。
　　国有股直接转化为社保基金，不是把国有财产私有化，而是把国有制向更加高级的公有制改进。基金是社会所有制，不是私有制。这是一次巨大的社会改革，是向全体人民的一次大补偿，保障了改革的公平性。国有财产的建立，除去没收三座大山的财产之外，就是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财政投资形成的，全体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农村里的工农业剪刀差，城市里的低工资，不仅把全体人民的全部剩余劳动集中到国家财政，也把大部分必要劳动集中到国家财政，那时期由财政投资形成的国家财产，一部分不能算国有财产。这不仅是政治概念，也是货真价实的经济概念。由全体人民必要劳动形成的那一部分国有资产，应直接返还给人民群众。不能用前苏联东欧的把国有资产分成股票每人平分的办法，而应通过社会保障基金，为全体人民提供社会福利保障，这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所有制，是公有制的最高形式。
　　把一部分国有制向社会所有制转移，有反腐败意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会出现垄断势力，以国有制名义控制社会财富，然后以各种形式侵吞国家财产。防止国有财产流失，应缩小国有制范围，在竞争性领域政府监管很难有效。政府为保障自己的企业盈利，可能以权力干预市场，破坏公平竞争。
　　重庆市长黄奇帆曾经是上海浦东开发的设计者，在经营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土地方面，具有经济开发才能。他们准备在国有资产的运营和增殖方面，开拓新路，将经营利润给社会分红。我认为社会分红不如把部分国有资产改为社保基金运营。地方国有企业利润应投入本地公共建设和居民福利，而社会保障基金就是最重要的领域。
    进行社会主义民主的实验
　　民主，是中国先进分子自孙中山以来一直追求的目标。不可以因为经济持续繁荣了，因为“举国体制”在动员资源做大事方面有效了，就放弃民主改革的目标。
　　人民的民主权利，可以分为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积极权利是建设性的，主要应该由专家行使，专家帮助领导决策，也是一种民主。消极权利是监督和惩罚性的，应该由群众行使。做这样的划分，是考虑到实际的判断能力。大多数群众没有专业知识，很难做决策，但他们可对实施的结果作出判断，通过质询与弹劾等法律程序，对官员进行监督和罢免。
　　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就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比如实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竞选制，赋予他们以质询权与弹劾权，对重大决策在专家审议之后，再搞民意测验等。这样的民主，主要作用是控制腐败，监督干部，
　　并且整合各利益集团，使他们的利益能够公开地反映出来，与其它利益形成制约。这是保障决策不发生重大失误，及时纠正失误，防止滥用权力的根本措施。
　　民主建设对于重庆有特殊意义。重庆经验，主要是在书记薄熙来领导下取得的，他个人因素起着关键作用，这在创业初期是完全必要的。但长期来看要依靠民主法制而不是杰出的领导人。如果领导人离开就人亡政息，腐败和黑社会卷土重来，那么重庆经验就失去了长远意义。应通过法律把重庆的经验固定化，变为长期可依法实行的规则。
　　在民主面前，我们不能总是在西方的攻击面前被动而为，而应主动进行民主的试验。在20世纪80年代，我在天津开发区就推行过民主评议会，效果非常好。只要按照法律行事，民主的发展就不会影响社会稳定，而是真正能够控制腐败的制度保障。反对者对于重庆模式的攻击之一，就是说没有民主，一个人说了算。其实做事的时候，往往就是一个人说了算，只不过是做事以后，民主与法治能肯定那些正确的，否定和罢免那些错误的。我期望重庆能够在社会主义民主方面，也能够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经验来。
　　真能如此，重庆模式就更加具有普遍意义了。

zoufeng_1234

别的人我不知道，但是杨帆这人真的比较恶心。

亚平

别的人我不知道，但是杨帆这人真的比较恶心。
zoufeng_1234 发表于 2010-12-17 14:21

觉得他恶心，也仍然可以捏着鼻子读读他写的东西的，哪怕扫一眼也行，呵呵。

李旧苗

李希光、崔之元一类的小丑，自然是不甘寂寞的。
李大兴 发表于 2010-10-25 23:29

主张实名制的李希光获得重庆244平洋房鼓吹重庆模式




王晓渔








    因为主张网络实名制而闻名一时的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近日又被“围观”。据《南都周刊》最新一期的报道，李希光被重庆的西南政法大学“柔性引进”，据知情人士透露，“可以不来西政，但是论文要署西政的名”。他在重庆渝北区拿到了一套240平方米左右的花园洋房，“房子相当于三层，下面一层是车库”，按每平方米1600元的成本价一次性付清，而附近的房价在每平方米7000元左右。此外，西政也会提供科研经费，“一个月拿1.5万-2万（元）是没有问题的”。
　　大学之间，教授“天价转会”已经不足为奇。这种现象既可以使学者和高校双向选择，又提高了学者待遇，值得鼓励。缺点是“天价”往往名不副实：一般是年薪10万元另加比房贷首付还要少的安家费和学者本来就应该拥有的科研经费。这让一些垄断行业的抄表工、收费员油然而生一种自豪感——原来“天价教授”那么廉价。
　　李希光的待遇，更接近“天价”标准。西南政法大学的“柔性引进”，似乎借鉴了教育部“长江学者计划”的讲座教授模式，受聘者无需到受聘高校全职工作。但是，两种模式又截然不同，根据教育部的规定，讲座教授每年在受聘高校一般工作3个月以上，因特殊原因，最少不得低于2个月；奖金为每人每月人民币1.5万元，按实际工作月支付。相比之下，西南政法大学对李希光的工作时间要求更低，支付的工作费用更高。
　　如果这是西南政法大学提高教授待遇，属于“制度创新”，值得推广。但李希光被天价“柔性引进”的消息，在网上引起很多批评的声音。这是因为批评者“仇富”吗？显然不是，批评者并不反对提高高校教师的待遇，批评多是指向李希光先生。
　　教育部对讲座教授的学术能力有如下要求：“学术造诣高深，在国际上本学科领域具有重大影响，取得国际公认的重大成就。”李希光先生的学术能力是否符合或者超出这个标准，需要他的同行做出评议，这里不做评论。
　　对于专业以外的读者而言，李希光成名主要是因为两个观点：一个是“网络实名制”，另一个则是批评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1996年，李希光与其他学者合著《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书中的细节遭到质疑。陈明先生撰文《〈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的背后》，指出李希光甚至混淆了“外星人”和“外国人”——美国电影《独立日》讲述美国如何对抗入侵地球的“外星人”，保护人类文明；但在李希光笔下，这部电影的情节是在“美国式的爱国主义象征的背景”下，“用暴力杀死令人厌恶的外国人”。这不免让人产生疑问，究竟是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还是中国学者“妖魔化美国”？
　　李希光最近获得关注的观点是对重庆“唱红打黑”的称赞，他特别指出“唱红”是“用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好的效果。遗憾的是，李希光本人并没有贯彻“唱红”精神，非但没有艰苦朴素，反而有“贪图个人享受”之嫌。在我看来，他不仅不应该接受廉价花园洋房，还应该把北京的住宅捐献给西南政法大学，作为西政驻京办，这才符合他所宣扬的精神。
　　在《南都周刊》记者采访他时，他才突然想起艰苦朴素的精神，表示自己在美国，“电话费钱”，随后也未回复记者的短信。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即使“电话费钱”，李希光也以接受采访为宜，以避免自己被“妖魔化”。
　　我很希望《南都周刊》的报道有误，那样李希光先生就可以摆脱自相矛盾的批评。但即使如此，李希光依然有着很多不可理解的自我悖反之处。安替先生曾撰文指出李希光的英文论文主张信息自由流通，但是他的中文论文多是主张信息控制，仿佛Li Xiguang和李希光是两个人，互相反驳。
　　“天价教授”，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一位教授长期陷于“自我悖反”的状态，即使不是“天价”，也会遭到质疑和批评。

燕苗

吹嘘重庆我没意见，但是最好一贯制，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坚持。这几篇吹捧的文章可能已经被删除了，这就有点给钱干活，人走茶凉的味道，不地道，这种人连江湖义气都没有，属于人渣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