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转贴]回憶1959年“信陽事件”中的家鄉
转贴]回憶1959年“信陽事件”中的家鄉（上）
戈壁雄狼 于 2011-11-3 11:30:16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回憶1959年“信陽事件”中的家鄉（上）
荷塘月色博主 序言
小的时候，常听大人们说起“59年”。比如谁家的孩子扔块馍馍头，或者丢下半碗饭，大人们总会带着责怪的口吻说：“要是在‘59年’，这块小馍头能救一条命！”，“这些孩子是没有经过‘59年’呀！”……当时对“59年”一词不甚了了，只是模糊地觉得大人们大概是对孩子们不珍惜粮食很遗憾，谴责几句，并不往深里想。即便有时挨上大人几句骂，也不会去介意，因为毕竟小学语文课本里还有“锄禾日当午”那首古诗。
后来渐渐长大了，上了高中，我才对“59年”一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原来，“59年”指的是公元1959年，恰处在我国发生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段内，在我的老家——河南省信阳地区息县包信镇姜寨村，自1959年中秋至当年冬末的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出现空前的大饥荒，全村由397人饿死仅剩下90多人，有多户死绝，我家原9口，仅余3口（父、母、姐），村里有多人吃过人肉（现还健在的有几位），有些人多次吃了多个死人的肉。从全国范围看，河南信阳地区的饥荒最为惨烈，丁抒先生在其文章里这样记述“……信阳地区‘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白桦语）。仅息县就有六百三十九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五千六百四十七户，息县五千一百三十三户，固始县三千四百二十四户。……”这就是所谓的“信阳事件”。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里，曾发生过多少值得后人汲取的事件，但由于当时危及一些人的利益，很多没能记载和流传下来，无奈地被淹没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给后人留下的只有无限的遗憾。今天，就是这样一桩可能是空前绝后的历史事件，在我的学生时代，从教材到教师，再到官方口径，要么绝口不提，要么轻描淡写，要么归结“自然灾害”。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事也是无人敢涉（近几年稍好），好像没有发生过这一惨事似的。在我的家乡，常听到一些老人感叹：“再过50年，还有人知道‘59年’的事吗？”，“我们现在把‘59年’的事说给你们年轻人听，你们将信将疑；等到你们说给将来的人听，他们还会相信吗？”……是啊，等这些老人都去世了，又有谁来见证这一事件呢？眼看家乡经历此事的老人越来越少，我的心情十分焦急。我也早想做这方面的记载工作，但因自己并没有亲历‘59年’，而且终日忙于教学工作，无暇去倾听和记录。1999年之后，我因生计离开家乡来到浙江平湖，离家乡远了，这件事情做起来就更加困难。
2005年暑假，我回到老家河南信阳，终于有时间在家乡小住几日，其间和乡亲们座谈，请他们叙说自己“59年”的经历。每个小人物为活下来而苦苦挣扎的的经历，都是一段渗透着血和泪的悲惨故事，真是惨绝人寰，令我惨不忍闻！他们大都60岁以上，称呼着我的乳名，让我倍感亲切。我注意到，老人们提起“59年”，在他们刻满皱纹的脸上，掠过的总是悲哀和惊恐的神情。这是可以理解的，在他们尘封的记忆里，是家中多位亲人活活饿死的凄惨场景。40多年来，他们也许对亲人的哀思时断时续，但一定从未忘记。纵使时光流逝，把记忆洗涤至淡漠，但终究可以拾起那曾经是刻骨铭心的记忆片段来。现在，又偏遇上我这位“多事之徒”，竟把这些片段收罗了起来，于是就成了这本《“信阳事件”中的家乡》（暂取名）。
关于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的记载，丁抒先生在其《人祸》中、曹树基先生等一批作家和史学家在其文章中都高度宏观地进行了记录和分析。笔者认为，从总体和宏观上居高临下地把握这一历史事件当然是必要的，但深入下去，从微观上记录最底层小人物在这场人类史上的大劫难中，幸存者是如何活过来的，死去者是怎样悲惨死去的，当时的人们是怎样的社会心态等，同样必要。我早已给自己定下原则，即记录的故事必须真实可靠，记录用词要恰如其分。必须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尽可能听当事人亲口叙述。笔者是搞理科教学的，既没有把悲凄故事调理成文诌诌辞章的手笔，也没有把哀苦事件演绎得让人畅快淋漓的心情，笔者要用朴素的语言，表述出家乡人在这场大饥荒中的实际生活情景，亦即力争要做到朴素和真实。假如您读了我的文章，达到了这样的目的，我就念“阿弥陀佛”了！再一点，笔者原本打算文中“只记不议”和“只记不抒”，来个“面无表情说事”，以为这样可以给读者一种信任感，然而人非草木，我终于认清自己其实是性情中人，所以文中不少地方在“记”的同时，因情节使然，还是有意无意地加进几句或小段的“议”或“抒”。在此笔者请求读者给予谅解。
时值暑假，天气炎热。农村条件差，加之我的电脑打字功夫又“不咋的”，汗水从胳膊流下，每每滴到键盘上。就是这样，我还是白天采访、座谈（拉家常）、倾听，晚上整理、记录，经常工作至深夜。疲倦了，站起身到院子里走走。农村的夜晚一片漆黑，乡亲们已早早睡去，远处不时传来几声蛐蛐的鸣叫。家家房前屋后栽着许多树，枝叶茂盛，夜风吹来，发出令人心怵的沙沙声，我的心情愈发不能平静。就是这个村子，就在40多年前，仅几个月内，300多条人命逝去，而且又都是稀里糊涂地饿死的，有的死后肉竟被当时活着的饿极的人煮着吃了，有的全家死绝——我几乎怀疑，这是真的吗？听母亲讲，我家房子附近几处空宅地，都是“59年” 饿死绝户的家宅所在地。全家人饿死光了，房子便成了空房，常年没人住，也没人修缮，后来便倒塌掉，再后来夷为平地，就是现在的空宅地。
假如真有所谓在天之灵，相信这些本不该饿死的人们，他们的灵魂一定会在上苍保佑我，保佑我不会因自己的文章而招惹祸端。我知道，“长江水没有回头浪”，人死不能复生，我没有能力让屈死的生命转阴还阳。我一介教书匠——一位普通的中学物理教师，尽己所能，记录着这些生命屈死的经历，本无他意，目的只有一个：记住过去，走好现在。
愿我们的后人生活在没有饥饿和迫害，没有打斗和杀戮，没有独裁和专制的世界里！
愿我们的后人生活在充满友爱和爱心，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助、诚信，崇尚法制和人权的世界里！
旧事记忆
今年暑假，我携妻、子一行三人，回到老家河南息县包信镇姜寨村。到家的第二天，我起床很晚。母亲依旧勤快，早早地把饭做好，等我起床用餐。自2002年暑假至今，我们母子整整三年没有见面。母亲今年已70高龄，身体又不好，还要给弟弟看孩子。自从2000年冬父亲去世，母亲可谓既孤独又忙碌。这些年中，每年我都会尽力所及给她寄去些钱，她自说生活过得还不错，我看她气色也较前好多了。
早饭后，我们母子坐在过道里聊天。不一会儿，东院的姜汉义和北院的姜树远走进来。两人都是我家的邻居，简单寒暄之后也在过道落了坐。大家先是感叹岁月匆匆，接着便畅谈今天的幸福生活，再后就聊起父辈们从前如何如何吃苦。最后，把话题转到家乡“59年”的饥荒上。
“饿死了很多人。开始人不敢逃，队长姜树森说了，逃跑的人将永远见不到姜寨树梢！” 姜汉义说，“后来实在不行了，有人还是偷偷逃到外乡。不然，我们全村恐怕要死绝！”说到此，他显得有些激动。
这里提到的姜树森，“59年”时是村干部。这个人实在是坏透了，我曾综合多人对他所作所为的描述，却始终没有发现能体现他人性的一面。他把各家各户的锅全部收去砸碎，让村民们吃大食堂。吃不饱，他又不准人家开小灶，“不准私人冒烟”。村民们无奈，只好半夜里偷偷在自己家用盆或罐煨一点野菜。可他十分灵通，总能顺着烟味寻过去，端起盆罐不由分说摔个稀碎。母亲曾亲眼目睹一村民因为吃不饱，把自己偷着煨的野菜兑在稀饭里，被他发现后，他竟连碗带饭端起来扔到水塘里，嘴里还说：“湖南大米白亮亮的，不好吃吗？你偏兑那绿儿叭叽的野菜干什么？”；村民们在大食堂只能喝到极稀且限量的稀饭，但他和亲属及其他干部却可以吃到馍馍，还经常加夜宵。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在全村397口人饿死300余人的情势下，他的老婆居然还生孩子；村民稍不顺他意，只消他一句“滚吧，上午没有你的饭了”，这位村民就要饿肚子；由于他执行上级政策“积极”，竟成了外村学习的典型，前来学习取经的外地干部络绎不绝。然而浮夸终究是浮夸，饥饿终究是饥饿，正如常言所云：“纸包不住火”——村民们带着菜色的面孔，瘦弱不堪的身躯，不就是对外地取经者无声的倾诉吗？于是，每逢外地取经者到来，他都强令村里因饥饿而瘦得不像人样的村民，躲到偏僻的厕所里去。
饿死了那么多人，姜树森自然心知肚明，但他却不承认，甚至不准别人说“饿死”二字。我的父亲那时年轻气盛，因为干部偷吃夜宵的事和他顶撞起来，两人一路边打边走，找村支书张永凤评理。张是一位老谋深算、两面讨好、“狡猾”如狐狸的人。 “59年”后，张和姜树森二人虽然都“栽了”，但张几乎没有什么民怨；姜却激起民怨沸腾，在“民主补课”会上，村民们怀着满腔仇恨，一哄而上对他进行殴打，有人差点咬掉他的耳朵。
当着张永凤的面，父亲据理力争：
“你们领导干部搞特殊化，竟偷着吃夜宵。群众干着重体力活，却终日吃不饱，饿死那么多人……”
姜树森一听，脸色骤变，一脸严肃地对张说：
“支书，你可听见了，他竟说死那么多人是饿死的！——谁敢说这些人是饿死的？！……”
不过，这个没有人性的家伙下场很悲惨。“59年”后，他被戴上“坏蛋”帽子，在村里接受管制。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得了中风病，只能靠拄着棍子艰难挪步。有一次，他和时任村干部的姜汉营在吃饭场争吵起来，好象是抱怨村里对他不公平，竟委屈地说：“我想起来（你们对我的不公），就想哭上三天！”，姜汉营立即回应：“俺想起来，能哭上三年！！”显然，姜汉营的言外之意是“59年”的事。后来，他的中风病加重，和儿子、儿媳的矛盾也加剧，家庭关系近一步恶化。夜里，绝望的他干脆喝农药自尽了。大清早，死讯立即在村里传开。记得那天很巧，母亲早早帮我打点好行装，我怀揣高招录取通知书，正准备离家赴外地求学去，时间应该是1984年9月中旬。
“你的父亲逃离家乡后，有一次饿得实在没有办法了，他用两毛钱把人家准备喂猪的半筐红薯皮买下吃了……这件事你父亲跟你说起过没有？”姜汉义问道。
这件事父亲生前多次跟我说起过，那是他逃往安徽省临泉县去寻我的母亲和姐姐的路上发生的。此前大约20多天，我的母亲带着6岁的姐姐历尽艰难偷逃到临泉，暂栖在父亲的朋友韦天斗家里，靠白天在田野里刨寻小红薯为食。当时安徽临泉的情况稍好，还没有出现饿死人。
常言道“有个朋友开条路”，这话一点也不假。人生多磨难，世事多波折，能交几个相知、相帮的朋友，岂不是人生一大幸事？试想，假如父亲没有这位朋友，情况会如何？对此，母亲最有发言权，她曾不止一次感慨：假如没有朋友韦天斗，她就会逃荒饿死在外地，就不可能有我们这一家人。当然，生活中常常有朋友出卖朋友、朋友迫害朋友的事，或者你有权有势的时候，我们是朋友；你倒霉的时候，我们是路人。这种人是最令我憎恶和嗤之以鼻的。我为交了这种“劣质朋友”的善良人感到惋惜和难过，愿天下人人都不再交上这种朋友！
坐在门后的姜树远终于不再沉默：
“关于‘59年’的一些事情，怎么说呢，好象都是上天注定的……”他停顿一下，脸上现出一种“不足为外人道也”的神秘。我疑惑不解，示意他说下去。
“以前民间传有一本‘推背图’，对于这一阶段的中国历史，有一张‘大牛抵小牛，小牛回了头；小牛抵大牛，大牛没了头’的‘暗示图’。起初，我总悟不出其中的寓意，现在终于明白了。”他把脸转向我问道：“你是文化人，你能明白它的寓意吗？”
关于‘推背图’，似乎从前听大人们提起过，那显然是愚昧的乡民们一种近乎迷信的无稽之谈，一向认为不屑一顾。我始终不能明白，那是因为无知而迷信呢，还是因为无奈而寻求一种心理安慰？听着他对所谓“暗示图”近乎胡诌的解释，我既觉好笑，又感到悲哀。但出于礼貌，我还须做出貌似洗耳恭听和完全赞同的表情来。这对我是何等的痛苦和无奈！
这时，妻子杜萍拿出我们刚买的数码相机，想试一下这款新品相机是否好使，就对着大家取几个镜头，还声、像同步录了一段像。不料，两位邻居顿时紧张起来。姜树远怯声道：
“咱们说这么多，不知有没有对政府不利的话……”
此言一出，谈话场面立即陷入尴尬，大家无语。
我非常能够理解他们。在他们尘封的记忆里，存留的是诸如“证据”、“揭发”、“反动”、“批斗”、“镇压”等一系列令人心跳的恐怖片段。他们有理由怀疑：杜萍的拍照和录像，是不是要作为“证据”去“揭发”他们？……
我看出他们的心思，慌忙解释，并让杜萍把录像当着他们的面删去了。两人仍将信将疑，几乎同时站起身，稍作道别，匆匆离开我家过道这个“是非之地”。
── 原载 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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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1959年“信阳事件”中的家乡（下）
荷塘月色博主 吃人肉
——她只吃一次人肉
“59年”的冬天分外寒冷。几个月来，因一直吃不饱，大家身体格外怕冷。几天前，干部要求几个人共睡一个被筒或一个间房，大家互相依偎，也好御寒。狗（姜树远的乳名——笔者注）娘就和姜振安妻子朱氏、狗妮儿等四个女人睡在一个小房间里。
狗娘是一个经常吃人肉的主儿，之前她多次夜里去割死人肉，回来自己偷偷在罐子里煮食。她的胆子特别大，在刮风下雪的夜晚，去割荒滩野地饿死的人的肉，她一般都是独来独往，从不害怕。再者，她吃人肉的事除回避生产队干部和一些积极分子外，一般社员则一概不避讳。这一点是其他吃人肉者不能比的。
这天夜里，狗娘又从野外把一个饿死的小孩的两只胳膊截掉兜了回来。在房间里，她把小孩胳膊截成一节一节的，先用坛子炖了一只胳膊。肉尚未煮熟，房间已经充满奇香。
终于煮熟了。狗娘揭开盖子，用筷子扎了一块热气腾腾的人肉，一边用嘴轻吹热气，一边贪婪地咬下一口，嚼了起来。
“真香啊。大家都来尝尝吧！好吃得很啊！香得很啊！” 狗娘一边嚼着人肉，一边说。
开始，饥肠辘辘的几个女人还犹豫不决，但闻到满屋的香气，又看到狗娘吃得那样津津有味，她们再也无法拒绝。两个女人赶紧过来，每人捞起一块就吃。狗娘见和自己睡一个被筒的朱氏仍然坐在床上犹豫，就用筷子夹起坛里仅剩的一块人肉，交给狗妮儿，让狗妮儿递给一床之隔的朱氏。谁料狗妮儿接过来，自己吃了起来。
朱氏没有吃到口，心里有些不快。狗娘说：
“没关系，我再炖另一只就是了。”
接着，她把剩下的另一只胳膊也给炖上了。
第二坛人肉煮熟后，朱氏不再犹豫。她下了床，来到罐子旁边。狗娘用筷子在罐子里给她挑选一块肉质好、炖得烂的人肉递给了她。她战战兢兢地吃了第一块，感觉很好，只是还没有吃饱。她又向狗娘要了第二块。
据朱氏自己后来说，这是她唯一一次吃人肉。
吃人肉（二）
——煮人肉，炼人油
姜寨吃人肉最多的，孩儿娘应算其中的一个。
一天夜里，她和弟弟姜树彬一起，从“万人坑”旁边的干沟里背回一个饿死的人。尸体是一个十五六岁的男性。由于两人身体饿得都很虚弱，他（她）们轮换着才把尸体背回家。二人先把尸体的头割下，用刀费力地把颅骨砍开，取出人脑，放在大窑碗中，足足有一大碗；再打开膛，取出心、肝、肺等。最后，把四肢和躯干各个部位的肉全部剔出。人肉装了满满一盆。尽管这个人是饿死的，但其皮下还是有一层薄薄的脂肪，他们又把人的瘦肉和人脂分开来。孩儿娘说：
“人的脑子很好熟。半夜里，我煮开半盆水，把从颅骨内取出的一大碗脑往开水里一倒，脑就沉下去，因为这是生脑。放些盐，再稍烧片刻，脑就漂了起来，可以吃了。人的脑子其实很好吃，很香。”
写到这里，我的身上直起鸡皮疙瘩。我几乎怀疑：吃的真是人吗？真是人在吃吗？事情怎么会至于这样？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里，写到一个迫害狂总怀疑别人要害他，要吃他，那毕竟是艺术虚构。然而，公元1959年发生在家乡的人吃人，可是千真万确的。假如让伦理家或道德家知道这样的惨事，他们肯定会破口大骂吃人者“没有人性”或“没有人道”。我以为这些“家”们大抵没有尝过挨饿的滋味，属于“饱汉不知饿汉饥”那种。不信饿他们三天，那观点就很可能会改变。事情发生在历史上，我们要历史地看问题。求生是人的本能，在一万条生路给你堵死九千九百九十九条后，你没有理由要求每个人都不走最后一条没有人性的求生之路。吃人者和被吃者是同等悲惨的，而制造这种悲惨社会局面的罪魁祸首，则是最“没有人性”的。
孩儿娘和姜树彬把人脑吃完后，再把人肉煮熟，把人脂炼成人油。为了不让其他人发现，二人把煮熟的人肉装在一个大坛子里，把炼制的人油盛在一个小坛子里，连夜在她家附近干了底的大塘底部偷偷挖坑，把坛子埋起来。剔光肉的人骨头，也坑埋在大塘底。之后，每天夜里他（她）们就偷偷扒开坛子上的封土，掀开盖子，取些人肉和人油，用罐子煨热吃。冬天气温低，他（她）们的人肉一直吃了很长时间。
孩儿娘还向我介绍她煮人肉的体验：
“人肉不同于其它肉。你别看人皮和人肉很薄，可是用水一煮，很快膨胀，人皮和人肉都会变厚。所以人肉是越煮越‘多’。”
当时的姜寨，除他们二人外，村中还有一些人在偷偷吃人肉。由于这事是万万不能让别人（尤其是村干部）知道的，人们也只能是猜测，大家心中有数，可是心照不宣。
姜树彬的婶子就怀疑侄子在吃人肉。据说有一天夜里，他婶子饿得奄奄一息，还不住地哀求着：
“我饿啊！你们也给我一点（人肉）吃吧，我饿啊！……”
然而，谁又敢把自己煮的人肉给她吃呢！她的哀求声越来越低，最后直到没有。她当夜死去。
[附]小记：
姜寨附近的村子王大营的西边一个沟滩（音“wen jiang tan”谐音：汶讲滩？），那里在1959年冬扔的饿死的人较多。横七竖八，饿殍一片。有一次，姜树彬一人夜晚偷偷摸到这沟滩，割了五个人头（有大人有小孩），背了回来。他把人头劈开，取出脑来煮吃。据他说，人脑易熟且味美，香如猪脑。
吃人肉（三）
——“麻芳的脚底板嚼不烂”
姜寨吃人肉最多的，除孩儿娘外，村东头还有一个外号叫后背头的女人。
那是“59年”的事。一连数月的饥饿，人们身体严重营养不良，出现各种生理反应。后背头原来浓密的黑发，竟脱落大半。女人没有头发，光秃秃的头顶很不雅观，于是她把前额仅剩的少量头发向后一梳，盖在顶上。如此虽稍好看，但形象滑稽，大家就半开玩笑半当真，送她外号：后背头。说是外号，却比原名响亮，时间一长，大家都只知道她叫后背头，而没有人知道她的原名了。
后背头有一个十多岁的女儿，叫爱容。丈夫饿死后，后背头和女儿相依为命。这些天食堂里有时一天做两顿稀饭，有时只做一顿，母女二人饿得实在撑不住了，就偷偷夜里割些野外饿死的人肉回来煮煮吃。一天下午，后背头见拖车从前面邻居家拉出，一问方知是邻居家的麻芳死了。麻芳是一个40多岁的男人，两个儿子姜汉崇和姜汉喜已去逃荒，他自己则活活饿死了。拖车把麻芳尸体拉出村，朝“万人坑”附近的干沟一倒，就算了事。后背头对麻芳十分熟悉，知道他虽是饿死，但身上也还有些肉。她决定天黑后去弄点他的肉吃。
冬季日短，天很快黑下来。后背头还没有去，她担心去得太早容易碰到人。好不容易挨到半夜，她拿起工具，带上女儿，趁着夜色，摸到麻芳的尸体旁。伸手一摸时，二人不禁大吃一惊：尸体已经被人开了膛，臀部和大腿肉早已被偷割去。她们把麻芳的两只脚从脚脖子处割了下来，又在身体其它部位割些肉，才偷偷摸回去。
连夜，母女二人在里间房靠墙处小心地支上盆，把弄回来的“东西”往盆里一倒，加些水，以盆代锅偷偷煮了起来。煮了一段时间，二人急切地捞出人肉就吃。咬一口，费了半天工夫也没有嚼烂。后背头对旁边的女儿说：
“先别急吃，再煮一煮。”
她们把人肉、人脚放回盆里，由女儿爱容烧火，又足足煮了半个时辰。
她们再次掀开盖子时，一股带着奇香的水蒸气扑面而来。后背头用筷扎了块人肉，女儿捞出一只人脚，两人边吹着热气，边贪婪地吃了起来。
尽管煮了这么长时间，待到女儿啃到脚底板时，却还是嚼不烂。这是可以理解的，麻芳本是农民，终日劳作，真可谓“脚底板不闲”，这部位角质化严重，比别处肉质更结实，当在情理之中。
“59年”过后，过来的人们常在一起聊起各自经历的苦难和辛酸，包括吃人肉之类的事，大家也都畅所欲言，说给大伙听。一次，大伙又说起吃人肉的事，爱容接过话茬说：
“麻芳的脚底板嚼不烂，煮了那么长时间，还那么结实。……”
“麻芳的脚底板嚼不烂”这句话在全村迅速传播开来。终有一日，话传到麻芳两个儿子的耳朵里。闻此惨事的儿子悲愤交加，一起去找后背头“算帐”，幸在途中被他人拦住，方息事端。
时光飞逝，一晃几年过去了。
有一年的深秋，一个矮个子北方男人孤身来到姜寨村。据说他是因阶级成分高，政治风头急，在家乡呆不下去了，才逃到姜寨“避难”的。矮个子男人又勤快又能干，村民普遍对他印象不坏，加之当时姜寨刚过了“59年”，地多人少，大伙也就收留了他。人们只知道他姓魏，都叫他老魏。
后来，经人撮合，老魏和后背头组成了新的家庭，并生育一女。再后来二人因性格不和又分道扬镳了，老魏一人回到北方老家。
后背头一人领着一大一小两个女儿过活。记得笔者上小学时，她的小女儿比我高一级。那时政治气氛很浓，一群不谙世事的孩子被老师在课堂上的阶级斗争论调煽得仇恨满腔，这下后背头的小女儿因为父亲的阶级成分高而遭了殃。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小女儿常被别的孩子给打哭，只上到小学五年级就辍学了。
转眼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后背头的两个女儿都已出嫁，无依无靠的她只好一个人生活。老宅的村民一家接一家搬到新宅，盖了新瓦房。她不愿搬走，也没有能力搬走。诺大的老宅，最后只剩下后背头一个人住在东北角的两间破土房里。
今年春天，80多岁高龄的后背头去世了。据说她临死时两个女儿都不在身边，夜里她一个人从床上摔到地上，又爬到门旁边，最后凄惨地死在门旁边。直到第二天中午，人们才知道她夜里已经死掉了。
今年暑假，我回到别了多年的家乡，特意去了一趟村东老宅。天气炎热难耐，远近知了的叫声让人格外心烦。老宅四面环沟，由路坝和外界相连，宅里栽了许多树，郁郁葱葱，遮天蔽日，地上到处都是疯长的蒿草。后背头的土房，早已人去屋空。后墙因雨水冲刷，已经部分倒掉，显得破败寒碜、冷清凄凉。我在土房前驻足良久，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生命从大自然中来，终究又回大自然中去。可是，不管是彪炳史册的大人物还是一介乡野草民，在其整个生命活动过程中，又都会演绎多少让后人思索玩味，扼腕长叹的故事啊！
吃人肉（四）
——父亲差点吃了人肉
事情发生在父亲从安徽朋友韦天斗处逃荒回来不久。那些日，尽管每人每天有4两米的供应，但远远达不到一个人生命活动的正常所需。一天晚上，父亲、母亲、姐姐全家3口（逃荒归来后，家中其他6人已经全部饿死。9口之家当时仅剩3口）已经入睡，忽然有人轻轻叩门。母亲赶忙打开门，原来是西园的国平娘。只见她胳膊弯挎一只筐，筐里放着刀具。母亲正诧异，国平娘说：
“俺老叔（按辈份，国平娘应叫我父亲为叔——笔者注），听说村东头的干沟底有个饿死的人，我们也去弄点吃吧！您不用动手，人肉由我来割，你只需和我来回一起就可以了。”
饥肠辘辘的父亲有些动心。母亲在旁却极力反对，她劝告父亲：
“你千万不能去啊！你要是去的话，明天我就告诉队长姜树森！”
不知是怕母亲“告密”，还是其它什么原因，父亲最终还是没有去。国平娘最后只好悻悻离去。
国平娘离开我家后，是自己割人肉去了呢，还是回去休息去了呢？我的父母都说不清。
家乡的“万人坑”
1959年，家乡饿死人大约发生在农历的9月到12月（12月死人明显减少，1960年初只有零星死亡）。饿死人的高峰期，则在10月和11月，每天都有几人死去。
一天上午，队长姜树森来到姜振安住处，对他说：
“听说西园的病号院里死了四个，你去把他们拉出去。”
西园是我们村子的一部分，四面环沟，只一个小小的路坝和寨里相连。在那里腾出几间民房，就叫病号院了。由于住进去的人绝大部分是因饥饿而极度营养不良，而不是什么病，况且住进去仍然吃不饱，所以住进去没几天，人便死掉，然后拉出去。可以说，当时的病号院其实成为死亡的中转站。
姜振安把拖车套上耕牛，拉到病号院。他和姜树森等人一起，把四个尸体抬上拖车。然后自己赶着牛，把死人拉到村东北二里许的“万人坑”。
“万人坑”是乡民们后来对那个地方不约而同的称呼。说是“坑”，其实原来是一口深井，直径向井口渐阔，呈漏斗形。要说该坑曾填埋上万人，那是夸张了，但在 “59年”饿死人比较集中的几个月，这里的确是填埋死人最多的地方。不论是姜寨村还是附近别的村子，一个人饿死了，如果家中还有活着的，而且还有埋葬人的力气，就会把亲人单独埋葬在其它地方，这样也好有个坟墓；其余的，对不起，都是干部找人拉出，统统往该井一填了之。现在很难统计出该井当时填埋死人的准确数字，但据村里长者估计，几百人甚至上千人肯定是有的。笔者小的时候，那井已经变成一个大坑，每逢附近村子晚上放电影，我们小孩子总和大人们一起去看，有时为图捷径，就从该坑附近田间小路走过。起初孩子们不知情，并不害怕；后来有一次，一个大人边走边告诉我们：“这坑里‘59年’填埋很多饿死的人！”此言一出，大伙皆惊，齐呼“有鬼”，一群人在夜色里争先恐后向前奔逃。我们小孩子被抛在后面，有胆小的竟吓哭了。
把死人抬上拖车需要几个人，可是把死人抬下拖车也非易事，姜振安自己已经饿得很虚弱，他一个人是如何把尸体抬下去的呢？
“这根本不需要抬，”姜振安说，“我把牛赶到井口旁边，这里地势向井口倾斜，拖车走过，尸体顺势就滑了下来，又顺着斜坡滑到井里去。我拉过很多，都是这样填井里去的。……”
2005 年暑假，笔者回到别了多年的家乡。原来认识的乡民，普遍老了许多；后生晚辈，不曾相识，则都用了好奇的目光或远或近地盯着我，仿佛我是一个稀有动物。尽管天气炎热，我还是把自己孩提时代玩过的沟沟坎坎走了个遍。因雨水冲刷，地势变化不小，有的地方几乎无法辩认。我特意又去一趟当年“万人坑”所在地。当年的坑已经整平，乡民们在上面种着庄稼，如果你是一位不知情的异乡朋友，你绝对看不出这里曾是“万人坑”，也想象不到这长着茂密庄稼的土地下面埋着那么多饿死的幽灵。
我在想，再过100年，还有人知道这庄稼地下的“故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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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壁雄狼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1-11-3 11:48:57 跟帖回复：
第 3 楼
惨绝人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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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壁雄狼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1-11-3 12:09:59 跟帖回复：
第 4 楼
地处祁连山下、荒漠戈壁之中的甘肃省夹边沟劳改农场，风大沙多，自然环境极其恶劣，只能养活四五百名劳改人员，但一九五七年甘肃当局却将两三千名右派源源不断地押送至此。结果只是三年半的时间，右派们在饥荒中，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包括已死的右派尸体，方圆几里内寸草不留，最后超过一千五百人成了饿殍！傅作义的堂弟傅作恭是留学美国的博士，水利专家。由当水利部长的傅作义写信从美国叫回来报效祖国，安排到水利部工作。反右运动中，别人开的玩笑话“引洮工程是银河工程，大禹治水都没有治出来，共产党能治出来吗？”硬栽到他头上，被打成极右份子，开除公职，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改造。当年冬天，傅作恭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吃时倒下了，几天后才被人发现。生前他曾经给哥哥傅作义写信求救，但傅作义无法相信他信中的描述而没有邮寄钱物。二零零零年七月，作家杨显惠以夹边沟故事为原型的小说《上海女人》在《上海文学》杂志发表，此后，每月一篇，连续12篇“夹边沟纪事”系列小说，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震动。一位死难者的儿子，偶然读到了以自己的父亲为原型的小说，哭倒在地，把杂志供在桌上，长跪着，一页一页地读，一次一次地哭。他对朋友说，父亲去世时他还小，只知道父亲死在夹边沟，但不知道父亲死得这样惨。在甘肃临洮县，从夹边沟死里逃生的82岁高龄的裴天宇老人说，他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才读完四篇小说。他说：每一次拿起来读不上十分钟，就泪流满面……读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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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岅山翁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1-11-3 12:18:29 跟帖回复：
第 5 楼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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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夫子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1-11-3 12:21:26 跟帖回复：
第 6 楼
好文，我将我的调查也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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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夫子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1-11-3 12:24:24 跟帖回复：
第 7 楼
2008年12月，我父亲的生活已经不能自理了，我回来照顾他。我有了一个想法，把我们乡镇的历史也写一下，特别是普通人的思想，我想了解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我们乡的普通人的生活状况。于是，采访了几位亲戚和邻居，除了上面一段乔姨的陈述，还有如下的叙述：
2008年12月30日上午10:00在我家的院子，为了证实12月27日乔姨陈述的关于沈大胡子的老婆吃孩子的事情，我请来了邻居桂姨、台大妈、张大妈、三婶子。
桂姨的叙述（75岁）：
59年闹饥荒，那多吓人，到处都有死人的。沈大胡子没有孩子，他老婆是后来娶的老韶家的三老婆，她老婆很拽（很讲究，讲排场的意思），她是地主的三老婆，她家有很多地。土改后，地分了，她的老头子的钱也没有了，只好嫁给了沈大胡子。沈大胡子谁会嫁给他，她嫁给沈大胡子的时候，带来了两个女儿，这两个女儿没饿死，她的儿子是饿死的，是在乡下饿死的。吃孩子的事一点都不稀奇。我们大队就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大队有个女的，来食堂打饭回家说是给孩子打饭，有人不相信，就去了她家，到了她家才知道孩子已经饿死了，孩子的手和脚都已经吃掉了，我爸爸妈妈就是活活饿死的。俺是张店大队下郢子村，经常看见死人的，一家一家死的都不知道。经常可以看见人死了后，手脚都绑在一起，用扁担抬起来，找个地方挖个坑埋起来。那时动物都看不到了。象俺家这个狗，早就被别人打死吃了，好几年了这些动物才引起来（繁衍）。我吃过芋头皮和菜根。扒河堤的人更受罪，下大雪天啊，光个脊梁，身上冻得都紫了，还有没吃的，饿死了很多人。那时没有穿的，我们家只有一张床下面是草，上面盖被子，下面的瘙子乱翻，用牙咬，头上也长瘙子，和瘙子虮子，那时都长疥疮，浑身痒的难受，狯痒（挠）的时间长了，就破了，流脓。这都是大队干部考的（干的坏事），向上级说收了很多很多的粮食，都送到了上面去了，老百姓没吃的了。
张大妈的叙述：
“胡罗卜往上飘，红芋头向下沉，司务长打饭看看人。”食堂开饭，和司务长好的，吃稠的，不好的，吃稀的，被人瞧不起的真的没吃的。真有杀人吃的，走路不小心，路上有人从背后捅死你，就把人偷吃了。那些，大队团结的，没有什么人饿死，不团结的饿死人很多。
台大妈的叙述（87岁）：
你怎么知道俺家的事情，是俺家大林子跟你讲的？是的，从食堂打来的稀饭第一勺子给大林子的爸，第二勺子给大林子吃，剩下的是我和他姊妹三人把剩下的饭加上水再放上青草吃的。这些事情小孙子们都不信啊，我一讲这个事情，他们就说奶奶又讲白话了（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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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夫子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1-11-3 12:25:21 跟帖回复：
第 8 楼
三婶子的叙述：
我嫁给你三叔时，你奶奶家也很穷啊，你三叔和我结婚的时候，只有一套衣服，没有换的衣服。你乔姨讲错了，当队长的不是你三叔，是你二叔，你三叔差不多也快饿死了，他饿得浑身都肿了，他剐饭缸的饭油子吃，你二叔还打他呢。你大娘是童养媳，她是饿死的，她和我的女儿是同一天饿死的，我的大女儿饿死的时候，手里还攥着一块榆树皮，你三叔将她俩葬在一块，第二年，你三叔做了一个木匣子，将她俩的骨头捡起来，才重新埋的。那真难啊，什么都吃，连老鼠都吃，我们吃榆树皮，桑树皮，桑树皮烤干以后就像锅巴一样，你大姐和二姐也差点饿死了，第二年她俩光着脚丫子，手胳膊夹着个钉耙，到处刨东西吃，差洗流（差一点）就饿死了。你二叔当队长啊，也当会计，从队里偷了一点，粮食藏在你奶奶那里，你奶奶只顾你小叔子，你二老的两个儿子，他们偷吃东西，我们知道啊，谁敢哼声呢，你奶奶多厉害，你二婶子敢跟她吵，你奶奶只怕你妈，你妈妈有本事嘛。你问我第一次见到你妈妈象什么样子，长远记不得了。我第一次见你妈是你爷爷的七月半的时候（即去世后农历的第七个月半的时间），你妈妈是好人啊，你看我现在穿的衣服，就是做纪念的，是你妈妈给我做的，你妈妈来到老叶家，俺就不缺穿的了。我第一件白褂子是三斗米换来的。侠子出生的时候，还是你妈妈送的糖。你妈妈真是好人啊，要什么给什么。有一年过年，你爸跟你妈回来，你妈带来一只腊鹅，只有你奶、你小叔子、二老、二老的两个儿子能吃到。我到老叶家的开春就没有吃的了，树皮碾成粉吃，豆苗也生吃，还吃糠，糠吃了拉不下来屎。你奶奶好厉害，用木柴打你大娘，她为什么不喜欢她，因为她没有生男孩，你奶奶就喜欢男孩，因为男孩是老叶家的种嘛。她骂你大娘：“毛小眼，四个屋拐子，还没有摸到一个。”意思就是没本事，没有生男孩。你爸爸以前开粉坊的，挂粉皮子，小粉子卖，有人也叫你爸爸粉匠的。
台大妈：我讲这些小孙子们都不信，你记这些有什么用？还会出现饥荒的事情吗？
我说：你们经历的这些事情，没人写的话，大家都忘了，你们都讲现在生活好，比地主生活都好，你们的孙子怎么不觉得好呢？会不会再有饥荒，我也不知道，如果没人记得这些事情，说不定还会发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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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文抄公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1-11-3 12:25:34
第 9 楼
亲历三年大饥荒（一）
仝小改（黄河滩）
——根据胡山林老师的口述整理
冬天到来时，村食堂的饭就只有水样的粥了——说是粥，实际上只比清水浑那么一点。母亲从食堂打回了饭，总是先紧着我喝。我就着饭罐，把肚子喝成了一面鼓。我一天到晚只是饿。
村里人像饿狼一样四处找寻能填肚子的东西：上一年窖埋却不知为何被遗忘的一堆红薯又被想起来了，全村人都去哄抢，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那些糟烂的红薯是怎么被吃下去的；树皮、野地里干的刺草棵（一种叶边长满了刺儿的野草，即便青嫩时，猪都不肯吃）被人们吃尽吃绝了，就连玉米芯也被大家搓碎吃得一个不剩……
村里人又打起了大雁的主意——每到傍晚，村口就聚了很多张望大雁行踪的人，因为一遇天黑，大雁就要落下来歇息，大家要估摸准它们的落脚地儿，好乘着夜黑去逮大雁。大雁歇息时有自己的哨兵，很警觉，人还没走近，雁群就叫起来呼啦啦飞走了，没人能捉得到大雁。后来，不知道谁发现了大雁屎可以吃，所以傍晚时分，村口仍聚集着许多张望大雁的人——捡雁屎也得估摸准雁群的落脚处。捡雁屎自然也是争先恐后的，可去得太早了，惊飞了雁群却捡不到雁屎，因为大雁还没拉呢！手指粗的雁屎，前边发白的一小段是不能吃的，要摘去，只有青绿的一段才可以吃。雁屎的吃法有两种，讲究的一种，是把雁屎用清水泡开，然后再滗去水，拍成小饼贴在锅边焙熟了吃；简单的一种，就是把捡回来的雁屎直接放在锅里焙炒，像炒玉米籽那样。青绿的雁屎，实际上是大雁没有完全消化了的麦苗，用前一种吃法，滗水时必然有所流失，所以这种吃法只在最初用过，等到大家摸索出焙炒法，这种奢侈浪费的吃法就被彻底弃置不用了。我现在还时常想起吃雁屎的情形：上学路上，口袋里装着炒熟的雁屎，嘴里咯嘣咯嘣嚼吃。焙炒的雁屎，火气很大，吃后嗓子肿痛，两眼满是眵目糊。幸好能找到一些野地黄，用熟地黄泡水喝，才解了雁屎的毒。
天气大冷时，大雁绝了迹，雁屎也吃不到了。全村的小孩儿，只有我一个还坚持着上学。我上的小学，是几个村合办的，设在离家两三里的金汤寨。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坚持上学。每天那两三里的路都像长征一样遥远艰难，我头冒金星，拖着打颤发软的腿，在两个村间摇摇晃晃、一步三挪。有一次，不知怎么回事，我竟晃进了路边的沟里。沟只有半人深，可我怎么也爬不上来，幸好有大人路过，搭了把手，我才从里边出来。
村里每天都在死人。开始死人时，还有人哭喊、叹息，后来死的人多了，也就没人流泪难过了。我们邻居家一晚上就死了爷儿仨：当爹的和大儿二儿。当爹的也就30岁出头，大儿子13，二儿子12。我和那家的三个孩子常在一块玩耍。听大人讲，他们的妈妈因为怀了孩子，偏喝了家里的粥，当爹的和两个孩子就饿死了。村里派了辆牛车和几个青壮年去帮着料理丧事。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料理的，爷儿仨就那么被抬到牛车上拉出去了，别说装棺材了，连一席高粱箔也没有裹。拉车的牛儿也是摇摇晃晃、站立不稳的样子。埋人的坑可谓量身定挖，一点宽余都没有，尸身勉强放进去，撒上一层薄土就算埋好了。没有什么坟头，人们连多挖一锨土的力气都没有——什么叫黄土盖脸，看看他们爷儿仨的坟你就懂了。他们的坟地就在路边。那两个孩子常和我一起玩，就这么死了，我有些不相信，总想到坟地那儿看看，可又怕神呀鬼呀的，不敢近前。十来天之后，在路上都可以清楚地看见他们的坟地塌陷出了三个坑儿。
村里每死一个人，我都要用硬物在床边的墙上划一道，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到第二年麦子灌浆时，我数了数那些道道，全村196口人共死掉了54口。除了我，恐怕没有谁对我们村死的人有这么准确的统计。我后来翻看县志，关于这一段历史，也只有“三年自然灾害给全县农民的生活带来严重困难”云云。长大后，每当读到"草民"一词，那些面无人色的脸和刻在墙上的划痕就会在眼前晃，它们比任何辞书的解说都生动准确。
——这是闲谈时我的老师胡山林讲的。他见我如听天方夜谭，就摇摇头说：你以为这是我编的故事？它是我八九岁时亲历亲见的真事，就发生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的河南省方城县施庄村。事情过去得并不远，不信的话我领你到我们村找上岁数的人查证查证。
亲历三年大饥荒（二）
仝小改
——根据朱登振的口述整理
过春节时，生产队给每人分了半斤白面。除了这点白面，家里就只有一筐红薯叶可吃了。过了破五，正月初六那一天，我就和同村的朱孬孩、朱尿盆、朱长明、朱小乱（我们都是十二三岁），跟着朱广礼老汉（年近80）出去要饭了。
出去讨饭，也没个什么准地儿，光知道近处讨不到吃的，得走远一点才行。就这样，我们在铁路边扒上一辆货车就往远处去了。
火车开到商丘那边的虞城后，我们下了车，朝南走去。一路讨要，3天里走了200来里路，到了永城，然后继续往南走，过安徽涡阳，一直走到安徽的蒙城。到蒙城的双桥村时，已是半夜。我们走进一户人家，那家的女人很热情，马上烧锅给我们蒸了一锅红薯，还在锅边贴了些红薯面饼给我们吃。
那女人知道我们是要饭的，就劝我们留在他们村，说他们村现在一人合三四十亩地，根本种不完，我们留下帮着种地，混上顿饱饭是没问题的。
我说我眼睛看不见，没法下地干活啊。那女人说：你可以帮我们推磨呀。我们说：我们这么多人，留下来也没地儿住啊！那女人说：咋能没地儿住，村里空房子多得是！随便推开一家，把屋里的骨头撮起来倒掉，那些房子都能住人！我们很奇怪，问她咋还要撮骨头。那女人说，他们村子原本1300来口人，现在只剩下86口了，很多户都是全家饿死，没人替他们收尸，死人就那么挺在屋里了。
饿死人的事情我们村子也有，不稀奇，可饿死这么多、就那么任尸身停在家里，我们那儿是没有的。问她：这些人都是饿死的？她说：按说都算饿死的吧？当中的一大批人也不知道算不算饿死的--村里人啥都吃不上，上边让修水利，说参加修水利的人，每顿可以吃到一个馍。好多人一听能够吃到米面了，就都去了，到了工地上，一些人拉着架子车低头一使劲，就一头栽倒死了，有些人是吃了馒头死了。就这么，去修水利的人很少有活着回来的。村里还有一户人家，家里人死了后，剩下的娘俩就割死人屁股上的那点肉煮了吃。也不知道是人肉有毒，还是她们的肠胃被饿得不适应吃肉了，吃了人肉后就一直拉肚子，两天后娘俩生生拉肚子拉死了。
我们说：人都饿成这个样子了，咋不跑出去要饭？我们知道，上边不允许出去要饭，我们那儿也是把得很紧，出去要饭被逮住抓回，是要被批斗的，可只要偷偷跑出去别被逮住了，说不定要饭还能落个活命呢，总比眼睁睁在家等死强吧。那女人说，他们这儿看得严着呢，公社、县里派人掂着棍子把着各个路口，看见有人外出要饭，抡起棍子就夯，三下两下就把人夯死了，谁敢出去要饭？
我们又问她，怎么就会饿死这么多人？我们村子断粮45天，才死了31口。那女人说，她也说不清村里断了多少天粮，秋天收庄稼的时候，公社粮站里的车就等在地头呢，村里人把收的粮食扛到地头，粮站的车装上就拉走；收红薯的时候把红薯背到地头，粮站的车也是装了就拉走……他们也不管村里人有没有东西吃。
那女人待我们很好，可我们谁都不愿意留在那儿--谁都不愿意去撮骨头收拾房子。一想到村里的很多房子里都挺着死人，就瘮得慌。我们继续走着要饭去了。
朱广礼老汉说，这一次饥荒，比民国32年那一次还厉害。
从安徽蒙城一直走到南徐州，路过的每一个村子都饿死了不少人。不过还好，这些村子都没有死绝，无论走到哪个村子，都能讨到口饭吃。
我们一路讨要，走了好几个月，到麦收的时候，才又走回了家——河南开封县山岗乡二郎庙村。
这是1961年春节的事情
亲历三年大饥荒（三）
——根据朱登振的讲述整理
仝小改
1960年的春天，缺粮就更厉害了，食堂的饭，稀得像清水一样，照人影。
人们也不管饭晌不饭晌，从早到晚就是踅摸着找填肚子的东西——村里村外的榆树皮都被扒得干干净净，榆树叶，杨树叶、枸树叶、柳树叶……连有毒的大麻子（蓖麻）叶、棉花叶都被人捋下吃了。野菜就更不用说了，能吃的不能吃的，都挖了往嘴里塞。
能找到的吃食越来越少，人都饿得浑身没劲，越来越动弹不了了。太阳升到半空时，人们就鬼魂一样从家里出来，找一处避风朝阳的墙根晒太阳。说是晒太阳，可谁也没力气坐着了，就那么躺在草垛旁或地上。
有一天晒太阳，我和依挺躺在一起。依挺个儿很大，饭量也很大，是村里出了名的壮劳力。因为饿得没力气，大家在晒太阳时少有说话的，可那一天，依挺却一直给我讲从前给地主家扛活的规矩：去帮好户人家扛活，人家要先摆上两大海碗的捞面条，你能一气吃下，人家才跟你下文书，文书上写明家里的六七头骡子都交给你使唤，干活累死了骡子或骡子咬死了你，双方两不找。下了文书，人家就算用你了。扛活的人，能大碗吃饭才会有力气干活呀……依挺就这么说着说着，就死了。
依袍也是个力气大饭量大的人，他饿得躺在床上不会动。那一天，他侄儿在外间听见里边咯咯吱吱响，进去一看，是依袍在啃床帮呢。他侄儿问他：叔，叔，你这是干啥啊？依袍说：我啃点花生饼吃吃。依袍就这么啃着床帮啃着床帮，死了。
曹广义死得才不值呢！他为了喝两口泔水，被队长一脚踹死了——那一阵，大家都争着帮食堂刷锅，说是刷锅，还不是想喝两口刷锅水！可刷锅水里能有啥东西啊，锅里的饭都是稀得照人影，刷锅水里还能有东西？人也是饿得没有办法了，才去打刷锅水的主意。曹广义就着锅刚喝了两口泔水，队长进来了，他大概看不惯曹广义的下作样，就踢了他一脚，让他"滚蛋"。曹广义挨了这么一脚，就一下子倒在地上了，他躺在地上说一句喘一下说一句喘一下：你~有~力~气，我~没~力~气，你~有~力~气~，我~没~力~气……就这样说着说着就死了。
村里修蓄水池，村里有个叫依小榜的，三岁多个孩子，跟着她娘去工地了。小孩子也饿呀，就揪了一只绿豆荚往嘴里塞。队长看见了，一脚踢去，这个孩子就滚到岸坡下了，当天夜里发了烧，死掉了。大人们都说，小榜生生是为一根豆荚让队长踢死的。
朱结实的命就比曹广义和小榜的大。朱结实挨队长的踢，是因为去地里干活时，在生产队的菜地里拔了一把菜偷偷塞嘴里了，结果让队长看见了，就一脚把他踢到了井里。朱结实这个人命大，掉到井里也没淹死，捞出来后还活下来了。
依可亮是个瘸子，有一天夜里他把会计的办公桌别开了，也不知道偷到什么东西没有，光（只）知道他吓跑了。他媳妇领着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在家熬煎。那时候食堂里还没有完全断顿儿呢，核桃大的杂粮馍馍，大人一天领三个，15岁以上领两个半，小孩领两个。依可亮的媳妇只吃一个，让2岁的儿子依小社（人民公社成立那一年生的，所以叫小社）吃三个，可小社还是饿死了。依可亮的媳妇就带着闺女远走了。事隔很多年了，依可亮一直没回来，他侄儿对我说：俺叔肯定是饿死在外边了，他饭量那么大，活不下来的，说不定出去就饿死了呢，他要没死，早就该回来了！
地里的野草野菜，能入口的，自然都被吃了。邻近的一个村子里，有个小孩捡野豆芽吃，把一种蒺藜籽（长耳子）的芽芽误当作豆芽，捡起来就吃，捡起来就吃，也不管那芽芽有多苦。那种芽芽是有毒的，到了夜里，就被毒死了。
听大人们说，饿死的人，真到死的时候，并不难受。一开始挨饿的时候，心里很难受；等到饿得狠了，饿得浑身没有一点力气、不能动弹，只能躺着了，心里就啥也不想了，飘悠悠的，好像腾云驾雾一般，也就不感到难受了；等到肚子里发热，开始热乎起来时，人就活不成了，就要饿死了。
我那时候能活下来，都是托俺姐的福。俺姐参加了大炼钢铁，背石头抬煤，每天能领到7两的黄豆。每月俺姐匀给我3斤黄豆，我把黄豆煮了，每天只敢吃一小把。再加上我那时候还小，会爬树，能爬到别人够不着的地方摘树叶吃，就这么活下来了。
没啥吃了，按老规矩不该出去逃荒要饭么？可新社会不许你再要饭了，谁想出去逃荒要饭那不行，出去被抓住，是要开他的批斗会的。村里有个叫依连的，趁着夜黑，偷偷跑出去要饭了。第二天，村里村外的墙上树上，就贴满了布告：依连一人，逃跑去了，回来再说！
幸好那时候的树比现在多，村里村外到处是树，那些树皮树叶真是救了不少人的命。要是没有那些树搭救，村里死的人还要多呢！
那一场饥荒，我们村整整45天粒米不见，500来口人，饿死了31口。
——这些事就发生在1960年前后的河南省开封县山岗乡二郎庙村
2008-1-24
亲历三年大饥荒（四）
——根据朱登振的讲述整理
仝小改（黄河滩）
那个时候的名堂就是多！
上边把各村的干部们集中到公社里报产量。报产量的会场上安排了两道人墙，报产量的人就这么被两堵人墙夹在中间。公社干部说：你说说，你们村的地一亩能打多少粮食？当时的小麦亩产也就是百八十斤的，公社干部能不知道？弄出这么个阵势，报产量的村干部就知道得把产量往高里报。
为了督促村干部们报高产量，当时会场上时兴“刮东北风”和“活脑筋”。公社干部认为哪个干部报的产量低，不满意，就会说：他报的产量不对，给他刮刮东北风！会场上的人墙得了令，就开始推搡那个报产量的人了，咕咕咚咚，报产量的人就像个皮球一样，被这边的人墙推打到那边，又被那边的人墙推搡回来，推倒在地后薅起来继续推搡，报产量的人摔打得鼻青脸肿、晕头转向。推搡了一阵后，公社干部就会再问他：一亩地到底打多少斤？报产量的人知道自己报的200斤产量过不了关，就赶紧说：300斤。公社干部还是不满意，就吆喝说：给他活活脑筋！人墙就上去揪住报产量人的耳朵，把他提溜起来，然后再问他：一亩地到底打多少斤？报产量的人就赶紧把数字往上涨。排在前边报产量的人，没有不挨打的。后边的人看见这样，轮到自己报产量时就500斤、600斤地报。公社干部对他们报的产量还是不满意，让他们“到外边好好反省反省”，就把他们赶到会场外边了。最后边的人就学聪明了，公社干部一发问，就800、1000地瞎报起来，报到这个程度，公社干部才算满意。
其实，也不是公社干部非要这样，他们去县里开会时，也是这样被逼报产量的，回来后只好这样再逼村干部。不这样，就完不成上边下的征粮指标。
当时上边来农村要粮食，据说是有一个比例的，大概是按每亩收成的10%~15%收。可上边早就打算好从农村收走多少粮食了，不逼村干部们把亩产报上去，怎么能收够那么多啊？所以，就非要弄出亩产800、1000斤的产量来。这么一来，地里打的粮食几乎全被收走了，给农民留下的，就没有几斤了。当时报纸上宣传粮食大丰收，这大丰收就是这样来的——把农民嘴里的粮食都抠出来了，国家的仓库可不就丰收了！
省委书记潘复生说了句“不能让农民没有隔夜粮”，就挨批斗，被打成了右倾；省里还有个叫王挺栋（同音）的大官，也说这样做不对，也挨批挨斗的。潘复生说"没有隔夜粮"还是轻的呢，农村是几十天粒米不见啊！
有一天，看见大人们往一座房子里堆麦秸和干红薯秧，弄了一个大堆儿，然后把粮食淋在草垛上，直到把草垛全部盖住。我们问大人这是干啥呀，大人们说，上边要来“实产”呢。上边的干部来了，看见粮食堆了这么高，脸上笑成了一朵花，夸奖了一番。也不知道那些干部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粮食囤是假的，他们要是肯用手在粮囤上按一下，就会知道这粮囤是假的，可他们就那么看看、笑笑就走了——明明是弄虚作假，偏偏叫"实产"。那时候这种名堂真是多。
这么一干，紧跟着就该村里饿死人了——村里的粮食都被上边收走了，农民没啥吃，不饿死才怪！
这些事情发生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河南省开封县山岗乡二郎庙村。
2008-1-26
亲历三年大饥荒（五）
——根据河南新县史志办韩光生先生的讲述整理
仝小改（黄河滩）
这事发生在1960年的春天。
我们新县地处河南湖北交界，属于大别山腹地，全境基本上都是山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因为地处山区，山上树木很多，长有很多野果野菜；再加上历史的原因（新县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和首府所在地，先后诞生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等主力红军；当时不足10万人的新县，竟有5.5万人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她是中国著名的将军县，养育了许世友、李德生、郑维山等43位将军），我们新县人口又比较少，所以虽然属于信阳地区，但和周边同属信阳地区的光山县、商城县、息县等灾情严重的县分比，新县的情况要好得多。
光山县紧邻我们新县，民众间姻亲相通、相互走动是很自然的事。
我有一个亲戚叫徐再育，家住新县田铺公社九里村。有一天，他去光山县走亲戚。一走进亲戚住的那个村子，他就觉得有什么不对劲——村里人看他的眼神很特别，那些人看他的时候，眼里都泛着特别的光。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光山县是“信阳事件”的主力县，那里饿死的人可谓成堆成摞了，人吃人的事情虽然被上上下下掖着藏着，但周遭的老百姓是知道这些事的，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
徐再育那一晚留宿亲戚家。他躺在床上，一直睡不着，或者说不敢睡——村里人看他的眼光，老是让他想起饿狗看见野兔时，眼睛里倏然闪现的光亮。
徐再育就那么挺在床上，无法入睡。挺着挺着，他听见亲戚的邻居家好像有什么动静，支起耳朵仔细听听，是磨刀的声音。这越发让他睡不着了，更加用心支棱起耳朵听周围的动静了。不久，他又听见磨刀的地方有人在说话：今天隔壁来了一个走亲戚的，那个人身上好像是有肉的……徐再育听到这里，翻身起床，偷偷走出亲戚家，然后撒开脚丫子就跑。他一气跑了80多里，跑到家里时，一头栽倒，然后一病不起，1个月后，死掉了。
徐再育不是饿死的，他是在光山县受了惊吓后，就那么躺在床上，病恹恹地死掉的。
2008-10-3
（注：文中人名地名都是真实的，有不信者，可以实地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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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夫子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1-11-3 12:26:18 跟帖回复：
第 10 楼
黄姐妈妈（我二叔的亲家）的叙述：（70多岁）
初到二老家，住草房子，土坯房子，土坯供桌，土炕上面就一床花棉被子。大哥穿黑大褂子，大扣子，上中学，三月浇腊菜，搬凳子给我坐。人很有礼貌，人很客气，很讲究。什么也没有要，也没有见面礼，以后当兵开始没有提干，开亲后，黄永凤想去部队，是你叶丙（三婶子的大儿子）强给钱去部队。（注：几天后我当面向黄姐求证，她说去部队的钱是我妈妈给的）
温奶奶（90岁）讲：邻字的四个孩子没有衣服过冬，从灶台下面扒出灰，四个孩子就睡在草木灰里，大人没有衣服穿，手胳膊都冻烂，破衣服在前后心挂了两块破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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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岭南文抄公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1-11-3 12:27:24 跟帖回复：
第 11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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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22 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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