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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5-28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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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五七一工程纪要”之谜的再辨析
在《记忆》第113期2014年5月15日增刊中，刊登了蒋健先生的题为“《‘571工程’纪要》遗留之谜破解”的署名文章。该文是民间林学研究提出“五七一工程纪要”之谜的问题，十多年之后，在很少有人能对这个要害问题解疑的情况下，做出的一个比较认真的回应。从这点上说，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但是，该文是出否提出了充分的证据，实实在在地“破解”了这个“五七一工程纪要之谜”呢？
一、“五七一工程纪要”，为何成谜？
无论是“四人帮”时期的“中央文件”，还是后来的特别法庭，都认定“五七一工程纪要”，是林彪集团进行反革命政变的最重要的证据之一。
既然如此，“四人帮”时期的“中央文件”和特别法庭，就应该按照所谓6个W的基本要求（即指该“纪要”是谁、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炮制？炮制的原因、内容、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被发现的全过程。），将“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来龙去脉，交代得清清楚楚。但是，事实却是远非如此。
（1）有三次重要的时间节点，官方本应该对此作出交代，但却没有交代清楚。
第一次是毛泽东时期。中央为林案下发了许多“正式文件”，但都没有对关于571纪要的6个W的问题，交代清楚。
第二次是邓小平主政的公审期间。对于571纪要，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证据的起草过程、发现过程、究竟是谁的笔记？事前是否是林彪授意？事后是否经过林彪批准？究竟有哪些人知道？等等重要情节，法庭本应该依法进行细致的当庭举证、庭调和质证，但却没有。
第三次是图们、肖思科出书期间。作为参与林彪专案和公审“最权威”的直接当事人图们和肖思科，对于他们的这段历史经历，曾多次出书，向公众详细介绍林案。但是，他们对上述问题，竟也没有交代清楚。
面对这样明显的证据瑕疵，民间人士们对“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真实性和可信性，提出质疑，是合情合理的。
（2）在许多重要当事人和中央文件中，对于“五七一工程纪要”，究竟是在哪里被发现的？如何被发现的问题的叙述，存在着许多相互矛盾的情况。毛泽东时期的中央文件中说，“纪要”是在空军学院的一个“秘密据点”的保险柜内查到的；但当时中央专案组组长纪登奎却说，“纪要”是在被迫降的直升飞机上缴获的；8341部队的张耀祠也给出和纪登奎相同的回忆。对于这一点，蒋健先生也有较详细的描述。
面对如此混乱的情况，民间人士们对“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真实性和可信性，提出质疑，是无可指摘的。
（3）业已查明的事实与当年官方的“结论”之间，相距太大。
官方当年的结论，把“五七一工程纪要”说成是林彪授意林立果搞的“纲领性”文件。但是，至今却找不到林彪授意和批准该“纪要”的任何真凭实据。林彪集团的“主犯们”和当时所有活着的林案涉案人员，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武装政变的纲领”。似乎死了的（指飞机上摔死的），都是“571工程纪要”的目击者；而活着的，却没有一人见过这个“纲领”。
面对着如此令人尴尬的事实，民间人士们对“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真实性和可信性，提出质疑，是情理之中的事。
以上三点，充分说明了“五七一工程纪要”，何以成谜的真实缘由。为什么说这个问题是“谜”呢？就是因为官方在这个问题上的说法，有着明显的“破绽、猫腻和疑点”，或者该说清楚的，至今却还没有说清楚！
多年来，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之谜的问题，一直存在三种不同的意见：
（1）官方从维护对林案判决的政治需要出发，认为“确有其事”，但却拿不出林彪与之有关的确凿证据。
（2）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对于个人崇拜的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从这个情结出发，这些人认为惊世骇俗的571工程纪要，“理应存在”！
（3）纯粹从“证据”的角度看，认为“571工程纪要”存在的事实证据，不够充分，还有破绽。比如：既然李伟信等人已经彻底清扫过秘密据点，那么，就不应该在这个秘密据点的现场，再出现“571工程纪要”等几本书，就不应该发生由一个局外人王兰义，“捡了这个漏”的蹊跷事。如果这个问题不查清楚，就轻易论“571工程纪要”的“有、无”和“真、假”，未免唐突。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舒云、史学、何蜀等人。他们从来没有对这个重要问题，简单地妄下“是与非”的定论，而只是为人们提出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的方法。他们认为鉴于目前相关证据，尚不充分的状况，现在的问题应该是继续寻找证据，从而先解开其中一个一个的“谜”，然后，才能对林案下准确、、全面、公正和历史的结论！
必须指出的是，正是张聂尔、邵一海、舒云、史学等许许多多民间林学人士的质疑和艰苦卓绝的查实工作，才逐步填补了本应该由官方交代清楚的证据空白，才使今天人们的认识，能逐步地接近客观事实的真相。这是思想解放的结果，也是民主进步精神的体现！
那种对民间人士们的工作，指指点点，说三道四，甚至报以蔑视和敌意的做法，不仅不利于最后查清林彪事件的全部真实面目，而且是一种典型的“帮派史学”的表现。你如果真的有什么“先见之明”，何不在当初就站出来，头头是道地将“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疑点和真相，一五一十地展现出来，以服天下人呢？
二、“五七一工程纪要”之谜，究竟包括哪些内容？
（1）既然“五七一工程纪要”被专案组认定为林彪授意和批准的“政变纲领”，那么，为什么几十年来，却查不出林彪究竟在何时、何地，如何授意和批准“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确凿证据呢？为什么查不出林彪集团的“主犯们”和所有涉案人员（甚至连李伟信那“半个孤证”，竟然也没有亲眼看到过那个“五七一工程纪要”。）知道这个政变纲领的任何蛛丝马迹来呢？
（2）究竟有多少物证和人证，能够证明那个“五七一工程纪要”，是林立果亲自制定的呢？那个“纪要”的笔迹鉴定，为什么不是由客观独立的笔迹认证单位做出，而只是在押案犯的一面之辞呢？
（3）“五七一工程纪要”被发现过程的全部细节，究竟如何？其中应包括与之相关的时间，地点、人物，包括李伟信弟弟和王大璋离开后，究竟还有哪些人到过现场？他们又都干了些什么呢？
以上这些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问题，是不是应该在公审期间，在法庭上，通过合法的查证和质证程序，当庭一一厘清呢？但是，为什么法庭对此却没有厘清呢？甚至在图们和肖思科，这些自诩为“法律专家”的“传世专著”中，竟然也都令人匪夷所思地“忽略”掉了呢？在民间人士们撰文，合情合理地提出上述“五七一工程纪要”之谜的质疑后，专案组的“专家们”，为什么在长达十多年的过程中，都不能给世人一个令人信服的回应呢？
面对这些问题的集合，民间人士们提出“五七一工程纪要之谜”的质疑，何错之有呢？
三、蒋健先生的文章，是否已经全部破解了“五七一工程纪要之谜”呢？显然还差得很远。
正如他自己所称，他只是破解了《“571工程”纪要》遗留之谜。也就是说，他只是对于“五七一工程纪要”被发现过程中的部分情节，作了一些有益的考证。
一方面，蒋先生文章的可取之处，就在于他举证了在王大璋和李伟军，离开秘密据点现场之后，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和陈士印一起，在现场又呆了一会儿（因为周、于要拉着陈士印去“窃机”，实在不敢在将军楼中久留）。在这段时间里，周、于、李三个人，都有将“纪要”安放在现场的“可能性”。但是，蒋先生却没有证据来排除在剩下的66多个小时的过程中，还有没有其他人，也到过现场的“可能性”。同时蒋先生也承认571纪要真实性，之所以被质疑，那是因为至今没有找到一个“571纪要”被遗留下来的“目击证人”；也是因为“官方从未认真考究过《”571工程“纪要》能遗留下来的”事实，所造成的。
另一方面，在蒋文中，还存在着几个明显的“硬伤”：
（1）当蒋先生发现当事人王大璋所述当晚离开秘密据点的时间，与记者邵一海所描述的时间之间，存在“冲突”的时候，他不是以新的事实来厘清真相，而是以本不是直接当事人的邵一海的那一段作为“记者，只忠于事实”的心理表白，来作为采信和舍去的依据，这就违反了“证据第一”的法律原则。更荒唐的是，蒋先生在客观地看到“邵一海依据的史料难免有‘逼供信’的产物”的情况下，竟然还是采信了邵一海的说辞，难道蒋先生就不懂得应该“如何合法地搜集证据”的基本原则吗？难道就不懂得只要是通过非法的“逼供信”的方法所得到的任何东西，都不能成其为证据的“证据原则”吗？
（2）关于913当天晚上，周总理是否下令“立即查封林彪集团在北京的所有
据点，并搜集罪证”，据此，北京卫戍区部队就立刻查封了林立果的秘密据点的事实认定问题，蒋先生是片面地采信了吴法宪的回忆，认为是9月17日以后，卫戍区部队才进驻了空军学院的将军楼据点。这样，因为王兰义是在9月15日19点30分之后，发现571纪要的，所以蒋先生就主观地排除了在周、于等人离开将军楼后的66多个小时里，还有什么其他人曾“光顾”过将军楼的可能性。
关于周总理下命令“查封秘密据点，搜集证据”的问题，可见王媛媛在《文史精华》2006年4期写的“九一三事件中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一文。该文明白无误地对上述问题做出了肯定回答。蒋先生虽然看过此文，但却匪夷所思地没有予以采信。吴法宪回忆录关于这个问题的描述，之所以可能有误，是因为周恩来作为一个多年中共特科“红队”的直接领导人，难道就不知道要在第一时间，立即查封秘密据点的极端重要性？而非要等到在913四天之后，得到吴法宪的那个明显滞后了的“提醒”，才去采取查封措施吗？蒋先生为什么连这个简单的“破绽”，都没有看出来呢？是否是主观上那种急于肯定在那66多个小时中，无人“光顾”秘密据点的迫切心情，使然呢？
关于这个问题，舒云还举证了周总理下令后，“卫戍区机关抽调的数十名干部为主组成的搜查分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秘密包围、查封了林彪集团在北京的5个黑据点，扣押全部人员，封存全部材料和物品。吴忠亲临现场指挥官兵细致检查，获取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大量重要罪证”的许多细节。据舒云调查，“这几个据点都是24小时武装看守，外人不得进入”。当然这些举证，在蒋先生看来，恐怕更是不屑一顾的“天方夜谭”了。
（3）蒋文中写得最烂的一段，就是他在没有举出任何直接证据的情况下，
全凭自己的分析、感觉和猜测，就主观认定，571是于新野为了报老毛“横刀夺爱”之仇，不仅参与了杀毛，而且还效仿当年“武松血溅鸳鸯楼”时，在现场留下“杀人者，打虎武松也”的壮举，故意将《571工程纪要》留在秘密据点将军楼里，以备后查的“骇世奇谈”。
关于这一点，蒋先生是这样表述的：“笔者认为，他们是要晓谕天下，昭示后世他们做了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笔者认为，于新野还留下了他书写并保存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作为他的历史交代”。
笔者不禁要问一句：既然如此，周、于二人，为什么在直升飞机上，还要撕毁“林彪手令”呢？
四、厘清“可能性”和“确定性”之间的关系，厘清主张者的举证责任和思辨逻辑。
关于如何看待“五七一工程纪要之谜”的问题，无论是舒云、史学，还是何蜀，从来都是根据已有的事实和破绽，提出某种程度的质疑，而不是轻易地下“是与非”的结论。笔者查到史学关于这个问题的原文，转载如下：“如果不能查清在上述67个半小时中发生的事，就没有办法弥合上述当事人所作证词之间的矛盾。那么，记录着‘571工程纪要’的红色‘拉链本’，就有来路不明之嫌，甚至，‘571工程纪要’这一林案的关键证据，就有‘伪造’之嫌！”
请注意史学在这里使用了“如果”条件句和“之嫌”的句式，也就是说，即使如果的条件满足，也只是“之嫌”，而不是“肯定”。这就为最后搞清林彪事件真相，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空间。
蒋健先生在这个问题上，虽然举证了周、于等人在将军楼中曾逗留了一会儿的事实，但这只能说明他们几个人，都有留下571工程纪要的“可能性”，却不是“确定性”；虽然部分地说明了那“一会儿”的问题，但却远没有解决剩下来的66个多小时的时间空白问题。至于蒋文中关于于新野是刻意留下571纪要，以铭心志的“说法”，恐怕连“可能性”都算不上，最多就是“胡思乱想”而已。
指出某种“可能性”的存在，就象通过空间一点，可以做无数条直线一样，完全不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和确定性。如果蒋先生以为自己举证了周、于等人有可能在将军楼里留下571工程纪要的问题，就算是“破解了《”571工程“纪要》遗留之谜”的话，那么，就是犯了混淆“可能性”与“确定性”，这个基本逻辑概念的低级错误。
毋庸讳言，多年来，在林学研究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正方”和“反方”，两种意见。以官方为代表的“正方”认为，所有举证都是“真”，都足以证明对林彪集团“实施两谋”指控的主张是“真”。以绝大多数民间人士为代表的“反方”，则对“正方”所举证据“存疑”，认为尚不足以证明“正方”的主张。
从思辨逻辑的角度看，“正方”要证明他的主张是“真”，就必须以其举证的“确定性”和“充分性”，来证明其主张的“绝对性”、“唯一性”和“正确性”。因此，“正方”的举证和论述，绝对不允许出现“可能性”、“相对性”，这样“似是而非”，即“莫须有”的东西。
反之，因为“反方”是从“存疑”的角度提出问题，所以只需要从“证伪”的角度，指出“正方”的主张，并不具有“绝对性”、“唯一性”，就足以推翻“正方”主张的“正确性”。
这一点，有中学数学常识的人都很明白：如果你要提出一条定理，那么，你必须以“充分”的论据，来证明这条定理是“绝对、唯一”正确的，而不是“可能”正确的。相反，质疑你的定理的“反方”，只要说明你的定理在“某种情况下，是不成立的”，也就是指出你的定理的“相对性”，就足以推翻你的定理。
这种逻辑思辨的原理，在法律上，就引伸出“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性举证原理和“疑罪从无”的法学原则。
今天，既然蒋健先生在“571工程纪要之谜”的问题上，支持“正方”的主张，那么，你就要先摆正自己的“逻辑思辨”的角度，就要以举证的“充分性”，而不是“可能性”，来证明自己主张的“绝对性和正确性”。遗憾的是，蒋先生却搬出所谓“可能性”，来证明自己主张的“正确性”，这样难免就要闹出笑话来！
最后提醒蒋先生，如果你真的有志破解这个“《‘571工程’纪要》遗留之谜”，那么，（1）你就必须找到于新野把“571工程纪要”，留在现场的直接证据。比如，不仅现场留有于新野的指纹，而且笔记本上，也同时留有他的指纹，抑或还能找到一些其他的，但确凿的旁证。（2）你就必须找到周、于等人离开现场后，再也没有其他任何人“光顾”过将军楼的确凿证据。否则，遑论什么“破解此谜”的大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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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共识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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