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程

快请方舟子来，看看莫言是否抄袭高行建（别的获奖者老莫抄不了，他看不了外文原作）。

老程

现在类比莫和高的出版物只能比他们获奖前的，两年后再比获奖后谁销量更高。

老木匠

史景迁评莫言小说：将政治作为病理学阐述
史景迁 2012年10月13日


1976年夏天，毛泽东在北京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山东省高密县西门屯大队杏园养猪场的猪也奄奄一息。第一批病死的五头猪，“它们的尸身上，布满了铜钱大的紫色瘢块，圆睁着眼睛，一副死不瞑目的模样”。 公社兽医站的兽医宣布是“急性丹毒”，令人赶快将死猪焚烧掩埋。可当时已经连续下雨数周，土里浸透了水。往死猪身上倒上煤油，点火焚烧，恶臭的浓烟笼罩着整个猪场。没过多久，800多头猪被传染。又有一队兽医坐了汽艇过来，带了好药，但还是无济于事。猪场里到处堆积着死猪，尸体在炎热的天气中发胀。

由于无法掩埋死猪，猪场“无计可施的人们，在兽医们走后，便趁着夜色，用平板车，将那些死猪，拉到河堤，倾倒到滚滚的河水中。死猪们顺流而下，不知所终”。 猪场一片废墟，足证猪场“辉煌的日子”“如今已成往事”。猪舍的地基倒塌，肆虐的洪水冲断了电线杆子，切断了公社与外界的联系。因此，毛泽东去世的消息是从村里唯一的一部收音机里听到的。“毛主席怎么会死呢？大家不是说他至少可以活到158岁吗？”
按图放大Yuko Shimizu


按图放大CHINATOPIX, via Associated Press




莫言最新的力作《生死疲劳》中有许多这样生动的片段。这部小说的背景几乎涵盖了中国的整个革命历程——从1950年到2000年，进入后邓小平时代中国所谓的“改革开放时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生死疲劳》是一部纪实作品，带领读者穿越时间，从中国内战结束后的土改，到20世纪50年代初、中期建立互助组与初级合作社，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跃进与饥荒等极端岁月，一直到集体经济不断削弱，进入基本不受管制的“社会主义特色的资本主义”新时代。小说结尾处，一些人物已是开着宝马，另一些人物则染了一头金发，打着金色鼻钉。

然而，虽然可以说莫言叙述的政治剧从历史上讲忠实于现有已知的记载，《生死疲劳》依然是一部幻想大胆、具有创造力的小说，它不断地自嘲、重编，并通过文中的评论给读者以震动。它将政治作为病理学来阐述。从一开始，读者想必就乐于欣赏莫言这部小说的别出心裁之处：五位主要的叙述者不是人而是动物，尽管它们都用巧妙控制的人的声音说话。五位叙述者每一位——驴、牛、猪、狗、猴——是一位名叫西门闹的男子逐次转世的化身，这是由阴曹地府的阎王所定。

西门闹，30岁，高密县的富裕地主，共产党接管政权后，在土地改革初期，就被当地的一个村民在寒冷的十二月近距离枪毙了。自觉自己在人世善良正直、修桥补路、乐善好施，是孝顺的儿子，慈祥的父亲，深爱自己的正房与两个姨太太，西门闹抗议命运的不公。阎王的答复是，世界上许多人 “该死，但却不死；许多人不该死，偏偏死了。” 因此，阎王答应放西门闹转世，正是从这一刻起，他回到了人间，先是做动物，最终恢复人形。

使用这种虚构的手法，在语调与叙述上自然会面临种种困难。五个不同的动物叙述者必须用各自的动物声音描述各自的经历，杂以各自前世在人间生活的情绪与见闻。它们对所谓的现实主要的维系在于，各自与西门闹活着的长工蓝脸存在某种联系，蓝脸是一个强壮、忧伤、吃苦耐劳的农民，坚守自家的土地，坚决拒绝参加后来的各种社会主义组织。蓝脸倔强、骄傲、忍耐，他反过来又是每一种动物的主人或同伴。他们共吃不多的供应粮，一起劳作。虽然他们之间无法交谈，但蓝脸还是在这五种存在形式的身上，回想起自己那被枪毙的东家。

如此简要的梗概或许会使小说听来过于精巧，而这部小说其实粗糙而又坚毅，粗俗而又滑稽。革命分子的乡村政治翻天覆地；村里的性交（无论是人的还是动物的）灿烂而又强烈。死亡令人意外而又暴力。处处可见苦心谋划的巧合。最为滑稽可笑的事件，却是带着超然的精心加以描绘，资深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流利而又优雅的译笔，无数次再现了这些事件令人同情的时刻。人们或许会觉得不可能，但每一种动物确实是在用各自独特的声音发表意见——譬如，对猪场多起死亡的尖锐看法，便主要来自转世为猪的叙述者。此外，担负叙述或评论之任的，通常不是蓝脸就是其他人。

该书的作者也常常出现在叙事结构中。他作为作者与个人的局限不断受到嘲笑，而我们也常常受到作者莫言的提醒，小说中的人物莫言不可信。“莫言从来就不是一个好农民，” 我们被告知，“他身在农村，却思念城市；他出身卑贱，却渴望富贵；他相貌丑陋，却追求美女；他一知半解，却冒充博士。这样的人竟混成了作家，据说在北京城里天天吃饺子。”在小说的结尾，莫言另有发展，成了主要人物之一。正是在西安莫言的家里，蓝脸的儿子得以与情人度过艰难的5年。莫言甚至还给这一对提供日本避孕套。

《生死疲劳》并非一直对共产主义体制充满敌意，有时候莫言似乎急于重建他一直在烧毁的桥。“我不反共产党，”蓝脸悲壮而苍凉地喊叫着：“更不反毛主席，我也不反人民公社，不反集体化，我就是喜欢一个人单干。” 然而，在这样一部宏大、残酷而又复杂的故事的语境中，向党表忠心显得脆弱不堪。

我们在这部小说中看到的批评，在当今中国也有许多的共鸣。姜戎在其新作《狼图腾》中，对一群饥饿的狼与一群野马之间可怕的较量做了描写，以此显示旧有的草原生活方式的价值，与之相对照的是党强加于其上最终灾难性的价值观念。对于这种较量，莫言有他自己的版本：在集体农场附近，驴跟狼之间的搏斗。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中，一个勤务兵和他的情人——军队师长的妻子——在夏日里激情做爱，高潮发生的那一刻，是二人性狂欢中撕毁了所有一度珍贵的藏品——毛泽东像，以及毛那些过时而又没有意义的政治纲领。在莫言《生死疲劳》中描写的许多性纠缠中，也显现出了这种反政治的激情。如此看来，中国的小说正在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小说作者也在主张新的表达自由。毛泽东成了一位很顺手的反面人物。人们不禁想问，他的后继者免遭类似的对待还会持续多久。


备注：原文引号内的文字，译者均据英译本（印刷版）与《生死疲劳》中文本（印刷版）一一核对，采用中文本的译法。

本文作者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时任耶鲁大学中国近现代史教授。近著有《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 Memories of a Late Ming man)。
本文最初发表于2008年5月4日。
特约翻译：王晓元，香港岭南大学翻译哲学博士，上海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

psyzjs

13# 老程

老程，擦亮眼镜没有坏处。

歪弟

老木匠转来的贴有益与我们了解莫言，文学艺术政治永远充满争论，甚至说它们只有在争论之下才有意义，这种意义我觉得最大的价值就是丰富我们的思想开拓我们的视野，如此而已。艾未未那么激愤，何至于啊！

莫言说他只想写作不在意获奖，俺不相信~，没有在
农村特别是中原农村呆过的人很难理解莫言贾平凹这样的文人，他们跟张艺谋一样的，钻营一生博取功名
他们的作品都是巨匠之
作，什么都不缺只是不纯粹。这次得奖了，作为一个文人的功名算是到顶了，按国情接下来仕途也会海阔天空，莫言不会放过机会的，我想

施国英

今天和法国男聊莫言，他只看过电影《红高粱》，问我莫言的小说写得如何，我大致说了一下。他平时很讨厌民族主义那一套，看重普遍的人性。他觉得《蛙》虽然是讲中国计划生育，但人口问题是全人类关注的话题，有普世性。
他知道艾未未，也欣赏他，但对他批莫言的姿态不喜欢。法国男说艾是艺术家，应该懂文学艺术的创作，他可以批评莫言的小说写得不如某某，不配得文学奖。莫言又不是得和平奖，艾未未的批评不成立。
法国男经常很愤青，这回蛮理性。

菜农

需要有翻译配合，所以，中国人得奖，还要有一个工程，不是那么纯粹的。

另外，文学的大众性确实衰落了。

老程

高获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翻译（法文）为他的作品增色，这次莫言获奖翻译他作品的文学工作者同样功不可没。

自觉的梦游人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令外界翻起莫言与电影界的紧密联系，围绕着其首次“触电”的电影《红高粱》的故事最令人唏嘘　　日前，《红高粱》导演张艺谋通过助理表达对老朋友莫言的祝贺:“得知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惊喜不已！25年前跟他在山东高密一起赤膊种高粱时，哪里想过今天？网友在微博上翻出我们以前的老照片，我看了非常感慨。这是个天大的好事，老朋友由衷地为他高兴。”
　　老照片翻出种高粱旧事
　　不少评论称，莫言首次从文学界进入更大范围的公众视野，张艺谋执导的电影《红高粱》功不可没。在莫言获奖消息公布前后，有网友翻出一张《红高粱》拍摄时的老照片，引发不小议论。照片上，张艺谋、莫言、姜文都很年少，头发凌乱，每个人都光着上身挺立，一旁的巩俐也是喜气洋洋。有网友称，拍摄该照时，若有人说他们不仅能拿下金熊奖、金狮奖，还能拿下诺贝尔奖，肯定没人敢信。
　　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莫言还专门谈到电影与文学的关系，“电影和文学，实际上是一对互相依赖的关系。好的小说、好的文学作品是基础，上世纪80年代开始，很多有名的电影都是改编自小说作品，这也是必须承认的。但反过来，如果一部小说改编成电影很成功，也会扩大这部小说的影响，也会提高原作者的知名度。《红高粱》当年被张艺谋改编，第一次获得国际上A级电影节大奖，反过来也提高了我的知名度，扩大了《红高粱》这个小说的影响力。后来很多作家的作品也都是这样”。
　　莫言回忆，中国的小说家与导演的合作，最早也应从自己与张艺谋合作《红高粱》开始，“他当时是一名摄影师，已经大名鼎鼎了，已经拍摄过《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等作品，但作为导演他还是初出茅庐。”而莫言当时还名不见经传。为了更好体现小说风采，张艺谋特意把拍摄外景地放在莫言老家——山东高密东北乡，影片中那片红高粱地，是张艺谋带着剧组人员边体验生活边浇地种植出来的，当时莫言和大家一起光着嵴梁上去浇高粱，硬是一个多月把高粱催起来了。网友翻出来的老照片，应该就是拍摄在浇高粱前后。

　　当初对巩俐印象一般
　　1988年，《红高粱》拿下第38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大奖，是莫言作品以影视剧的形式第一次受到国际认可。多年后，莫言多次清晰回忆张艺谋第一次来见他的情形，称张艺谋当时光着个脚，手里拎着个很像是从垃圾筒里捡来的很破的鞋，鞋带还断了，“我还以为哪个同学的爹来了，我说谁啊，你找谁啊，他说我是张艺谋”。
　　电影开机之前，莫言请剧组成员到家里做客，张艺谋、副导演杨凤良、“爷爷”姜文、“奶奶”巩俐、摄影师顾长卫都去了，那时候他对于扮演“我奶奶”的巩俐印象一般，感觉她太学生气，吃饭时嫌饼上没有鸡蛋不好吃，结果巩俐在电影中的表演令他感到“很震撼”。
　　此后，莫言特意为张艺谋写了个小说《白棉花》，因过于精心雕琢而未能达成合作。莫言称，当时自己一心一意为张艺谋量身打造个可以拍成电影的小说，连小说女主人公都按着巩俐来写，“我想着一定要把巩俐变成第一女主角，完成照着她的身材、虎牙、说话方式来写，塑造人物的时候就想到了演员，写场景时还想到了镜头。后来张艺谋说你这个小说写得太差了，你干嘛老替我们想呢，你连机位都帮我们写了。因为太刻意了，就没有了质朴。”直到1997年，莫言在《收获》发表了一部中篇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张艺谋再次找到他将该小说改编成了电影《幸福时光》。
　　对待改编影视剧态度开明
　　2003年，霍建起根据莫言小说《白狗秋千架》改编成电影《暖》，在金鸡百花电影节、日本东京电影节等获得多项大奖。此外，莫言还是张瑜转型制片人试水的电影《太阳右耳》、张瑜联袂陈道明等主演的电视剧《梦断情楼》、薛佳凝主演的电视剧《红树林》等的编剧。
　　霍建起称，相中并改编《白狗秋千架》的重要原因，是莫言“善于用文字把对家乡的感受表达出来。作品有独特的魅力”。在他看来，从文学成就上看，莫言早就该得诺贝尔文学奖奖了。而他对莫言的为人印象更深刻。霍建起回忆，在将其作品改编成电影的过程中，莫言从不提要求，“他是个很棒的作家，对于别人对自己作品的改编，也很开明和积极。对我们没什么限制，就说‘你们去改好了’。他作为作家不改编自己的小说。我们当时把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地从山东改成了南方，他也完全没有异议”。

金秋

莫言年轻时看着还蛮有内涵的，咋到老了越长越像个农民。

杨林

我还是读过莫言大部分作品的，相比之下，中国的大陆作家，综合评定，我觉得这次诺贝尔奖文学的评定与我的想法还是高度一致的，鼓掌。不过，这个奖给了余华、王小波，或者王朔、刘震云、毕飞宇，甚至王安忆、铁凝，我照样欣然接受，中国作家自有他们的独到之处，在一个泛政治的社会，尤其利于天才作家的生长，他们都该获奖。别说我没原则，给贾平凹发诺奖我就反对。

菜农

余华、王小波，王朔、刘震云、毕飞宇、王安忆、铁凝当然还有贾平凹，对莫言得奖，比较尴尬了。
尤其是铁凝，这个正主席不得副主席得，有点不自在了。

老程

尤其是铁凝，这个正主席不得副主席得，有点不自在了。
菜农 发表于 2012-10-14 13:58

自然科学的诺奖得主大多数不是校长、系主任，文学奖就更没啥尴尬了。

自觉的梦游人

　  中国着名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引发法国舆论的高度关注，法国八九大街网站创始人之一，法国解放报前驻京记者哈斯基曾经多次向法国读者介绍莫言的新作，并且亲自采访过莫言，哈斯基本月12日就莫言获奖发表文章标题是：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 ，曾经吃碳灰的作家。



　　文章开门见山的写道，中国终于获得了一个可以张扬的诺贝尔奖 ，中国官方人民日报在称唿莫言为中国第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时显然是有意遗忘目前依然被关在狱中的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 ，十二年前 ，另一位法籍华人，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哈斯基当时还是解放报驻北京记者，中国媒体没有任何祝贺的声音，原因是高行健流亡法国多年，他的作品在中国长期被禁 ， 而今天的莫言则不同，他的作品，除了《丰乳肥臀》2001年刚出版时曾经遭禁之外，其余的作品没有遇到任何麻烦 ， 莫言本人还是中国官方组织，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

　　作者评论说，莫言是一个自由人 ，是一个头脑自由，下笔自由的作家，他的作品是如此的丰富独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之无愧。2004年时，哈斯基曾经走访了莫言 ，因为他当时难于理解莫言这样的一名作家居然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且还居住在一套发给军队退役军人的居所内 .莫言在访谈中平静地表示，他是一个农民的孩子，五十年代，大跃进，大饥荒的年代曾经因饥饿难忍而吞食炭灰，这段经历还为以后的短篇小说集《铁孩子》提供了素材 ，莫言说，是中国军队救了他， 是军队教他学会了写作，也是在军队的文艺团里他逐渐学会了欣赏艺术。作者评论说，这对法国人来说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这却是一个真实的中国故事。

　　莫言是在军队开始写作并且发表的，莫言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他依然是共产党党员，尽管他对中国共产党已经失去了信心，当记者询问是从何时开始对共产党失去信心时，莫言回答说，从1989年开始，也就是说，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莫言表示，他之所以继续保留着共产党党员证，因为他不想增添不必要的麻烦。哈斯基表示，他当时的采访都录了音。

　　哈斯基评论说，莫言是一个自由人，同时也十分忠于这个将他救出贫困，并培养成大作家的国家，尽管他在作品中也不断地对这一国家的政治体制给予尖锐的批评。莫言在作品中经常辛辣地讽刺中国官场的官僚作风， 贪污腐败以及裙带关系，那些批评莫言的人们往往谴责莫言只攻击地方官僚，而从不攻击中央政府， 批评他依然保留中国农民的传统封建思想，那就是皇帝是好皇帝，问题出在奸臣身上。

　　批评莫言的人们还谴责他不仅从未发表任何捍卫遭迫害的中国异议人士的言论， 而且还总是站在政府的一边，例如2009年在法兰克福书展上， 莫言就曾经因抗议德国邀请中国异见作家与会而退出书展，也同样由于上述原因，中国国内许多异议人士都批评诺贝尔奖评委将文学奖颁发给莫言，哈斯基评论说，我们或许应该等待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颁仪式上将发表什么样的演讲再做定论 .

　　莫言的最佳作品之一《酒国》出版于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不久，作品描写的是共产党官员如何吞食烧烤婴儿的故事，作品的象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而莫言最近出版的小说《蛙》，更是对中国政府推行的独身子女政策的一大辛辣的讽刺 .

　　莫言作品的所谓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同某些拉美作家的风格颇为相近，法国文学界也将莫言同法国十六世纪文艺复兴作家拉伯雷相提并论。要理解今天的中国， 理解这个经济增长令人目眩的国家中的那些被飞速的车轮无情的碾压的普通中国百姓，就必须阅读莫言的作品。

　　作者最后指出，诺贝尔文学奖使外界能够更加近距离的倾听莫言这一来自中国的另一种声音，这一声音不同于依然被关在监狱中的刘晓波的呐喊声，他来自位于中国社会底层的普通老百姓，他们已经不再相信中国共产党的那一套。

老木匠

莫言笔下的中国
朱莉娅·洛弗尔 2012年10月16日  伦敦——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曾写道，文学奖项“如果你能得到是好事”。中国的当权者们对待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远没有这样从容。
中国在毛泽东去世后融入国际社会，自那时起，中国政府一直渴望诺贝尔文学奖能授予一名在中国生活、工作和取得成功的中国公民，以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为世界上的现代强国的证明。中国对诺贝尔奖长期以来的羡慕，使该奖变为集体功劳的象征，而不是个人创造力的象征。
按图放大 Timothy Mcevenue




理论上来讲，诺贝尔文学奖在周四颁发给莫言应该可以终止中国的诺贝尔情结了。莫言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官方组织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欢欣鼓舞的中国共产党喉舌《人民日报》和负责宣传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即刻向莫言表示祝贺。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中断其正常节目，插播莫言获奖的特别消息。

和之前的中国血统诺奖得主所引发的反响相比，这次有显著不同。流亡海外的作家高行健在200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北京谴责诺贝尔委员会(Nobel Committee)出于“政治目的”颁奖。当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被授予异见人士刘晓波，中国外交部把诺贝尔委员会的这一决定描绘为对该奖的“亵渎”。刘晓波因为从事支持民主的活动被判刑11年，至今仍被监禁。

然而，尽管官方为此欢呼，莫言获奖也引发了政治争议。中国异见人士对此表示不满，用艾未未的话说，莫言获奖是对“人性和文学的侮辱”，因为莫言向政治体制妥协，并在刘晓波受监禁一事上保持沉默。批评家还提及，莫言在今年早些时候和其他作家一起抄写毛泽东在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作方针的原始文本——以作为《讲话》的特别纪念版。一名愤怒的网民则直接在网上发布了自己对着莫言照片竖中指的图片。

莫言的中国攻击者（那些生活在专制审查的日常现实中的人）有理由作出批判。近年来，莫言一直在设法躲避政治争议。在2009年的法兰克福书展(Frankfurt Book Fair)上，中国成为“市场焦点”，出任中国官方代表团文学代表的莫言则容忍自己发表乏味的演讲。和代表团里的其他人一起，他尽职尽责地抵制了有流亡中国作家参与的活动。出席今年4月举行的伦敦书展(London Book Fair)时，他同样地照本宣科。据传言，中国代表团的每一位成员都收到一个长长的单子，上面列出不能和外国媒体讨论的禁忌话题——最为突出的是对薄熙来的整肃，薄家的丑闻正是在书展期间爆发的。

然而，如果在远处观望这些争议的西方人，把莫言看做文学傀儡而认为他不值得一提，或认为他所著的几本有关1949年后的中国的历史小说只呈现一个经过官方过滤的中国及其近况，那是他们不肯动脑子。自从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出版《天堂蒜苔之歌》以来，莫言的小说一直寻求暴露共产党统治下盛行的残暴、贪婪和腐败。

例如，以虚构的、与书名相同的中国省份为背景的《酒国》（1992年出版）一书，是对中国新兴市场经济的精神空虚的辛辣讽刺。莫言的小说可能写作技巧不够完美，也没有向当代中国最敏感的禁区开刀，包括1989年对民主抗议活动的镇压，或中共领导人及体制对中国很多政治不平等现象应担负的责任。但他叙述的怪异场景所表达的，是对人民共和国的尖刻洞察，而且，通过合乎逻辑的延伸，也是对该体制设计者的尖刻洞察。尽管他对中国在1949年之后的现状很少直接批判，但他作品的评判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也是无所不在的。

我们应该把精力集中在理解莫言本人及其小说关于今日中国告诉了我们什么，而不是谴责莫言在政治上的妥协。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当代文学并不是该体制的懦弱让步者和英勇抵抗的异见者之间的善恶之争（尽管中国不缺勇气非凡、敢于向权威说真话的个人），而是一个各种声音都力争在政治允许的范畴里生存的现实，这个范畴有时意外地大；一些作家（包括莫言在内）不时外推其边缘。

莫言在获奖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回应批评者时，也间接提到了这一模棱两可的现实：“很多在网上批评我的人，他们本身也是共产党员，他们本身也在体制内工作，有的人甚至在体制内获得了很大的好处……如果他们看过我的书，就会明白我当时的写作也是顶着巨大的风险。”

莫言是一个一面和当局者公开游戏、一面为自己保留了创作空间的作家，这使他能够向同一当局提出间接的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对莫言的攻击似乎打破了他对政治的惯有沉默。获奖之后，莫言曾公开表示自己希望刘晓波“能尽快获得自由”。

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或许预示着其得主将迎来更有意思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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茱莉亚·洛弗尔(Julia Lovell)是一名作家兼文学翻译家，还在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Birkbeck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担任现代中国历史讲师。她最新出版的书名为《鸦片战争》(The Opium War)。

翻译：陶梦萦

歪弟

雪月风花 于 2012-10-16 20:58:37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本文选自莫言散文集，原题目是《读鲁迅杂感》




大约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读鲁迅了。这绝不是也绝不敢自夸早慧，也绝不是绝不敢想借此冲淡一下那些"德高望重"的革命作家涂抹在我脸上的反革命油彩，那时的读鲁迅的书，实在是因为脚上生了一个毒疮无法下地行走只能困顿在炕头上，而炕头上恰好有一本我的正在念中学的大哥扔在那里的鲁迅作品选集。当时我的兴趣是阅读连环画，而这选集，除了封面上有作者一个坚硬的侧面头像之外，别无一点图画，连装饰的花边条纹都没有。墙上倒是颠倒贴着一些绘有图画的报纸，但早已看得烂熟了，于是在万般无奈之下，坐在炕上，透过后窗，望着河里汹涌的秋水，听着寂寞的浪涛声和更加寂寞的秋风扫落叶的瑟瑟声，我翻开了鲁迅的书，平生第一次。


　　不认识的字很多，但似乎也并不妨碍把故事的大概看明白，真正不明白的是那些故事里包含的意思。第一篇就是著名的《狂人日记》，现在回忆起那时的感受，模糊的一种恐惧感使我添了许多少年不应该有的绝望。恰好那个时代正是老百姓最饿肚子的时候，连树的皮都被剥光，关于人食人的传闻也有，初次听到有些惊心动魄，听过几次之后，就麻木不仁了。

　　印象最深至今难忘的传闻是说西村的庄姓哑巴--手上生着骈指，面貌既蠢且凶--将人肉掺在狗肉里卖。他是以屠狗卖肉为生的，因为是哑人，才得以享有这"资本主义"的自由。据说几个人在吃他的狗肉冻时，突然吃出了一个完整的脚指甲，青白光滑宛如一片巨大的鱼鳞。那些食了肉的人呕而且吐了，并且立即报告给有关部门知道。据说哑巴随即就被抓了，用麻绳子五花大绑着，绑得很紧，绳子直煞进肉里去。

　　这些恰是我读鲁迅不久前的传闻，印象还深刻在脑子里，所以，读罢《狂人日记》，那些传闻，立即便栩栩如生，并且自然地成了连环的图画，在脑海里一一展开。其实，那些食了肉的人，在没发现脚指甲前，并没尝出什么异味，甚至都还赞颂着狗肉的鲜美，只是在吃出了指甲后，才呕而且吐了。据说哑巴的原料是丰富的，挂狗头卖人肉。狗多半是离家出走的--家里连人的嚼谷都没有，狗又不愿意陪着人吃草根咽树皮--离家出走后又多以人尸为主食。吃死人的狗大都双眼通红，见了活人也要颈毛耸立、白牙龇出、发出狼般咆哮的。所以，即便是单吃狗肉也是在间接地吃人。哑巴之所以要在狗肉里掺假，很简单的原因就是猎获一匹吃死人吃红了眼的疯狗很费力气甚至还要冒一些生命的危险。狗一旦离家出走，往往就是觉悟的标志，而狗的觉悟直接就是野性的恢复，直接就是一场狗国的寻根运动，而狗国的根轻轻地一寻就进了狼群，于是那些丧家的吃人肉吃红了眼、野而且疯的狗实际上就是狼的亲兄弟，甚至比狼还要可怕。因为它们毕竟被人豢养过，深知人的弱点而又有着被人愚弄利用过的千代冤仇，这样的狗在受到人的袭击时咬起人来决不会牙软。这一切旨在说明，尽管遍野可见野狗，但哑巴依靠着原始的棍棒、绳索和弓箭要猎到一条疯狗也并不容易，但他要从路边的横倒和荒野的饿殍身上剔一些精肉则要比较简便许多。于是就像传说中的熏挂火腿几只猪腿里必有一条狗腿一样，哑巴出卖的一盆狗肉冻里，就可能添加了相当数量的人肉。--写出这样的文字必然地又会让那些恨我入骨的正人君子们恶心、愤怒，让他们仰天长叹："试看今日之中国，究竟是谁家之天下？"又会让他们联合起来印刷小报广为散发并往他们认为能够收拾我的部门邮寄而且逼着人家或者求着人家表态，让他们在已经由他们赏赐给我的那些写着"文化汉奸"、"民族败类"、"流氓"、"蛀虫"字样的大摞帽子上再加上一顶写着我暂时猜不出什么字样的帽子，让他们对我的旧仇上再添上一些新恨--但终究恶习难改，写着写着就写出了真话。尽管我也想到过，这样写下去，那些毒辣的先生们为了捍卫"文学的阶级性"也许就会虾腰从靴筒里拔出一柄锋利的匕首从背后捅了我--如果捅了我真能纯洁了文坛真能使他们认为"不知今日之天下，究竟是谁家之天下"的天下光复了成为了他们的天下，那我甘愿成为他们的牺牲。也正如他们的一员偏将所说，"这样的文字放在反右那会儿，早就划成了右派"，是的，真要复辟了那时代，现今的文坛上，恐怕是布满了右派。如果再彻底一点，重新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按他们的革命标准，现今的中国人，只怕大半没有了活路。遗憾和滑稽的是，那些用"文化大革命"和"反右"的方式对付我的人，竟然也有几个自称是"反右"和"文革"的受害者，这问题我感到百思不得其解，重读鲁迅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后才恍然大悟。

　　我还是要说要写，因为文坛毕竟不是某人的家庙，而某省也不是某人的后院，时代也早已不是他们虽然在其中吃了苦头（据说）但实际上心神往之的"文革"和"反右"时代。至于我的文章让那些大人先生们舒服不舒服我就不管了。他们结帮拉伙，联络成一个小集团污蔑我，暗害我，很令我不舒服，但他们能因为我不舒服而停止对我的迫害吗？我看过这些先生控诉"反右"和"文革"的文章，甚至曾经产生过对他们的同情。但经历了他们对付我的方式，我感到满腹狐疑。他们置人于死地的凶狠和周纳罗织别人罪名的手段分明是重演着一种故伎，好像是不幸被埋没的才能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表现了出来，而且是那样的淋漓尽致。如果真是为了把被不知什么人抢去的江山夺回来而拔剑跃起，这会让我为他们喝一声彩，但事实上，在漂亮的画皮下遮掩着的，往往是一些哑巴掺进狗肉里的东西，甚至连这东西也不如。

　　后来的事实证明哑巴挂狗头卖人肉的传闻终究是传闻。他并没有被有关部门用麻绳五花大绑了去。我的脚好之后在河堤上逢到过他，依然是蠢而且凶的样子，依然是挑着两只瓦盆卖他的狗肉，依然有许多人买他的狗肉下酒，似乎也不怕从那肉冻里吃出一片脚指甲，传闻也就消逝。但不久哑巴却让他自己手上的骈指消失了，有说是去医院切掉了的，有说是他自己用菜刀剁去的。传闻又起，说他的骈指就掉进了狗肉汤里，与狗肉冻在了一起。一联想又是恶心，但也没让他的生意倒闭，吃狗肉的人照吃不误，似乎也不怕把那根骈指吃出来。

　　后来生活渐渐地好起来，饿死人的事情几乎没有了，野狗日渐少而家狗渐渐多，但卖狗肉的依然是哑巴一人。即便"文革"中横扫了一切，哑巴的狗肉买卖也照做不误。人人都知道卖狗肉收入丰厚，远远胜过在大寨田里战天斗地，但也只能眼热而已。哑巴卖狗肉，既是历史，又像是特权。他是残疾人，出身赤贫，根红苗正，即便不劳动，生产队里也得分给他粮草。他杀狗卖肉，自食其力，既为有钱的人民提供了蛋白质，又为生产队减轻了负担，正是三全其美的好事。其实，即使是在"文革"那种万民噤口、万人谨行的时期，无论在民间还是在庙堂，还是有人可以口无遮拦、行无拘谨，这些人是傻子、光棍或者是装疯卖傻扮光棍。譬如"文革"初期，人们见面打招呼时不是像过去那样问答，"吃了吗？--吃了"，而是将一些口号断成两截，问者喊上半截，答者喊下半截。譬如问者喊："毛主席--"，答者就要喊："万岁！"一个革命的女红卫兵遇到我们村的傻子，大声喊叫："毛主席--"，傻子恼怒地回答："操你妈！"女红卫兵揪住傻子不放，村子里的革委会主任说："他是个傻子！"于是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我在"文革"中的一个大雪纷飞之夜，曾替一拨聚集在一起搞革命工作的人们去哑巴家里买过狗肉。天冷得很，雪白得很，路难走得很，有一只孤独的狗在遥远的地方里哀鸣着。我的心中涌起了很多怕，涌起了怕被吃掉的恐惧--这又是在玩深沉了。

　　就像一棵树--哪怕是一棵歪脖子树--只要不刨了它的根它就要长大--哪怕是弯弯曲曲的--一样，我这个很败的类也渐渐由少年而青年。那岁月正是鲁迅被当成敲门砖头砸得一道道山门震天价响的时候。那时的书，除了"毛选"之外，还大量地流行着白皮的、薄薄的鲁迅著作的小册子，价钱是一毛多钱一本。我买了十几本。这十几本小册子标志着我读鲁的第二个阶段。这时候识字多了些，理解能力强了些，读出来的意思自然也多了些。于是就知道了选进小学语文课本的《少年闰土》原是《故乡》的一部分，而且还知道被选进中学课本的《社戏》删去了对京戏的一些大不敬的议论。可见被断章取义连鲁迅也要承受的，我的拙作被那些刀斧手们切割成一块块地悬挂起来招蝇生蛆就没有什么理由值得愤愤不平了。

　　这一阶段的读鲁迅是幸福的、妙趣横生的，除了如《故乡》、《社戏》等篇那一唱三叹、委婉曲折的文字令我陶醉之外，更感到惊讶的是《故事新编》里那些又黑又冷的幽默。尤其是那篇《铸剑》，其瑰奇的风格和丰沛的意象，令我浮想联翩，终生受益。截止到今日，记不得读过《铸剑》多少遍，但每次重读都有新鲜感。可见好的作品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耐得重读。你明明知道一切，甚至可以背诵，但你还是能在阅读时得到快乐和启迪。一个作家，一辈子能写出一篇这样的作品其实就够了。

　　读鲁迅的第三阶段，其时我已经从军艺文学系毕业，头上已经戴上了"作家"的桂冠，因为一篇《欢乐》，受到了猛烈的抨击，心中有些苦闷且有些廉价的委屈，正好又得了一套精装的《鲁迅全集》，便用了几个月的时间通读了一遍。当然这所谓的"通读"依然是不彻底的，如他校点的古籍、翻译的作品，粗粗浏览而已，原因嘛，一是看不太懂，二是嫌不好看。这一次读鲁，小有一个果，就是摹仿着他的笔法，写了一篇《猫事荟萃》。写时认为是杂文，却被编辑当成小说发表了。现在回头读读，只是在文章的腔调上有几分像，骨头里的东西，那是永远也学不到的。鲁迅当然是个天才，但也是时代的产物。他如果活到共产党得了天下后，大概也没有好果子吃。

　　去年，因为一部《丰乳肥臀》和"十万元大奖"，使我遭到了空前猛烈的袭击。如果我胆小，早就被那些好汉们吓死了。我知道他们搞得根本不是什么文学批评，所以也就没法子进行反批评。我知道他们一个个手眼通天，其中还有那些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一辈子以整人为业的老前辈给他们出谋划策并充当他们的坚强后盾，我一个小小的写作者哪里会是他们的对手？但我读了鲁迅后感到胆量倍增。鲁迅褒扬的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我没有资格学习，但我有资格学习落水狗的精神。我已经被你们打落水了，但可惜你们没把我打死，我就爬了上来。我的毛里全是水和泥，趁此机会就抖擞几下，借以纪念《丰乳肥臀》发表一周年。

　　正是：俺本落水一狂犬，遍体鳞伤爬上岸。抖抖尾巴耸耸毛，污泥浊水一大片。各位英雄快来打，打下水去也舒坦。不打俺就走狗去，写小文章赚大钱。

小讨厌

看了几段莫言的，整篇还没看完，觉得文字确实不错，故事要等看完了才能说。

小讨厌

我还是读过莫言大部分作品的，相比之下，中国的大陆作家，综合评定，我觉得这次诺贝尔奖文学的评定与我的想法还是高度一致的，鼓掌。不过，这个奖给了余华、王小波，或者王朔、刘震云、毕飞宇，甚至王安忆、铁凝，我 ...
杨林 发表于 2012-10-14 13:52

同意，莫言文字确实与众不同，爽快犀利，因有刀说《檀香刑》看着不爽，特地去翻了看，刚看第一章，可能还没有很让人不爽的情节，觉得文字比王朔的好很多，而且他能想出那么多顺口溜，运用很多排比，不一般。

菜农

莫言得奖后，采访机构蜂拥而上，各类问题也纷至沓来，其中不少问题是让当局难堪的普世价值观问题，这样，莫言也很有可能被当局软禁，发言受控制，变成了另一个外交部发言人，一同去宣传洗脑。

在专制的国家，让自由人得奖，还不如让监狱人得奖，反正都是要监禁的，前者还可以利用为喉舌，更为可怕。

Sophie

莫言的文章倒是多数都看过，以前还真不知道他是什么主席之类，只是看书看啊看啊就把杨林斑斑说的作家的都看了些，觉得铁凝的文章真的不如莫。
以前看过一些诺贝尔奖作品，这些作品多数有一个共同点，要深厚，要能反映某种民族或者社会的精神。在这点上，杨斑斑列举的作家都不够。
不过个人因为莫言获奖觉得很疼，中国的很多属性一下子就成了裸体出现，甚至让人心疼。不是美，而是病态。文学作品对于现实的表达虽然虚构却更真实，影响也更广，不得不说，很长时间内，中国人在世人，在实际上，都会在这个框里，这真让人难受。

psyzjs

莫言年轻时看着还蛮有内涵的，咋到老了越长越像个农民。
金秋 发表于 2012-10-14 09:11

根子上的东西，5岁前就定了；回去好好读点心理学。

杨林

同意，莫言文字确实与众不同，爽快犀利，因有刀说《檀香刑》看着不爽，特地去翻了看，刚看第一章，可能还没有很让人不爽的情节，觉得文字比王朔的好很多，而且他能想出那么多顺口溜，运用很多排比，不一般。
小讨厌 发表于 2012-10-17 08:16

南北方的生活习惯和文化差异挺大，莫言的小说使用大量的胶东方言，虽然如他所说，有些方言形成文字后很古雅，甚至直接就是古语，可方言毕竟还是方言，土话还是土话，南方人看起来还是不习惯。再者，农村生活在莫言的笔下完全失去了沈从文以来的那种诗情画意，他基本是手持了放大镜专冲着畸变和疮疤津津乐道，使用再怎么浪漫的笔调也没用，何况他根本就是个解剖师，不是雕花厨师，永远不会被多数读者理解接受。
我记得我读过他为数不多的纯情散文其中有一篇是《牛》，是他童年农村生活的回忆，很美。另外有一篇散文，写他从中苏边境乘了旅行社的大巴，晚间进入俄罗斯腹地的旅游行纪，活灵活现，非常纪实，可后来在他另外的文章里听说是瞎编的，他根本就没去过俄罗斯，也就是根本不存在这样一趟旅行。我非常吃惊，原来游记也可以虚构，令人心生敬意。

杨林

以前看过一些诺贝尔奖作品，这些作品多数有一个共同点，要深厚，要能反映某种民族或者社会的精神。Sophie 发表于 2012-10-17 09:47

我没看过多少诺奖作品，但也有与你同样的感觉。

小讨厌

病态，这个词用得好，我一时还想不起来。
近些年农村题材的，其实都是吧农民丑化了，似乎农村只有肮脏的衣服、变态的性和对金钱贪婪的人。

自觉的梦游人

莫言得奖后，采访机构蜂拥而上，各类问题也纷至沓来，其中不少问题是让当局难堪的普世价值观问题，这样，莫言也很有可能被当局软禁，发言受控制，变成了另一个外交部发言人，一同去宣传洗脑。

在专制的国家，让自 ...
菜农 发表于 2012-10-17 09:35

网上有人已经说了，要把晓波放出来，不要把莫言关进去。现在莫言今天说要让刘自由，明天说89年就不信共产党了，这山东当局可是有着整陈瞎子的光荣传统和斗争经验的，弄火了，说不定也给莫言一个陈瞎子待遇。

歪弟

莫言知道尺度，将在颁奖典礼上的讲话是对他专营智慧的重大考验，另一方面我觉得莫言获奖也开拓了中国人的言论空间。

我只读过很少的莫言的作品，从我的理解他并没有丑化农民，很写实。柏杨所言中国的文化酱缸，在没文化的地方也是酱缸，莫言获奖的意义在我来说就是让全世界人知道中国人所遭受的苦难，这种内生的苦难比八国联军日本人加在一起还要深重，比奥斯维辛斯大林清洗非洲大饥荒柬埔寨种族灭绝加在一起还要深重，这种苦难莫言可能让全世界知道可是中国人自己并不知道，所以-----北京大水陕西车祸天津水灾所有这些死难都不上那个被中国人民供养了40年的老朋友。。。。

施国英

莫言得奖和他的最新长篇《蛙》关系比较大。很多西方人都知道中国的“一个小孩”政策，且观感负面。
前些年还有不少中国人以此为理由在西方国家申请政治难民，后来老外发现，如果这个理由继续成立，有太多中国人会钻这个空子，才不接受计划生育的受害者为难民。今年又发生盲人陈的事件，各位自己去浮想联翩吧~~

莫言自承“在现实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狗胆包天，色胆包天，贼胆包天。”所以，简单地欢欣鼓舞或义愤填膺莫言获奖，大多是一根筋或缺根筋。

施国英

莫言12年前谈高行健获奖：

我对高行健的了解得比较多的是他在80年代的文学成就。大家都很清楚，他的实验话剧引发了80年代中国大陆的先锋戏剧运动，这在当时是很有地位的。此外，他的一些中短篇小说，比如《给我老爷买鱼竿》等，也很先锋。他的那本关于小说技巧的小册子，对西方现代派小说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高行健在国外期间所写的作品，比如《灵山》，还有许多戏剧，我都没有读过，所以无从评价。对此，国内大多数人也不是很清楚。

高行健的获奖我本人表示祝贺，也觉得值得祝贺。毕竟是华语文学中的第一次。虽然难说是中国人的光荣，至少可以说是汉语的光荣。至于说到其中的政治色彩，这我觉得倒大可不必太关心。

有人说，得诺贝尔奖高行健不够格，我觉得这也很难说。之所以会这么想，无非是大家对外国的这个奖看得太神秘、太重要，好像一得了这个奖就如何不得了；另一方面，对自己身边的事情和人物，人们总容易忽视。由于时代的隔阂和语言的隔阂，大家对外国人和已经故世的人都能接受，但很难接受活着的自己身边的人。这么一个熟人，怎么就成了大师呢？觉得不可理喻。比如说，达里奥·福得奖，我们中国人觉得理所当然，但意大利人恐怕就不这么看。他们的反应好像就跟现在中国人对高行健的反应很相似。没有必要去故意贬低高的获奖，贬低他也正是在贬低自己。

老程

大陆卖疯了，台湾热炒翻，香港上架了，凡是有中文读者的地方书商们绝不会错过莫言获奖这个商机。
体制内的媒体，体制外的评论在一点上似乎心有灵犀----老莫获奖皆大欢喜。
体制终于因体制内的作家获诺奖，总算可以大书特书了。
最早因莫言炒讲话而病诟他的人，如今发现了不少莫言的“嘎调”，越来越认同他是个隐藏的很深的“公知”，从骂改为爆料，越来越认同莫言与他们殊途同归。
现在再论莫言配不配获奖已显得有些过时，配不配老莫都名利双收。ww.Ai再骂就成酸葡萄，标子高坡填土送北京豪宅遭拒弄了个灰头土脸。
热啊！太热！人到了这份上想不烧包都难，我们还是静观后续好戏吧。

歪弟

牛刀1 于 2012/10/18 9:15:51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马悦然

  　                       马悦然与中国妻子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成功，显然是较突出的文学才能，人脉关系，高额的翻译费三者的结合。其中高额的翻译费要据首要地位。

　　莫言应当承认文学才能比较突出，虽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彼得英格伦评价称他的作品认为是粗俗而淫荡的。但必然是有一种特色，这种独特风味很对西方对其它文化原始粗俗的猎奇喜爱，发展中国家艺术家、文学家想得西方文化大奖，由于缺乏硬实力，只能走这样获得的路径，不光是诺贝尔文学奖，还是其它电影大奖，包括奥斯卡大奖。张艺谋的《红高粱》因为这个原因获1988年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大奖――“金熊奖”。1989年，《红高粱》再度获得法国第5届蒙特利埃国际电影节的“银熊猫奖”，继而《红高粱》还获得了多项国际电影大奖。《红高粱》的作者莫言走的是同一路径。

　　中国文坛与莫言水平相当的人很多，也有一些人要超过莫言，莫言创作的非主流性，使得中国读者群对其看法一般，莫言首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一爆炸性新闻在中国主流社会反响平平也说明这一点。非主流的张艺谋向主流社会走，非主流的莫言向也主流社会走，这说明此两人都善抓机会，善拉关系。典型的中国传统式的“会做人”胜过“会做事”。

　　莫言以电影《红高粱》的成功为突破口，抓机会拉关系，作品、钱、官互动，官至副部级中国作协副主席，腰缠万贯，不管内容好坏，作品都可以出，在计划出书时代占领了市场，先占优势，遮住别人。有钱有官，刻意结交各方人士，包括对立方的台湾“文化部长”龙应台。当然还有一个最大目标，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且评委中唯一懂中文的马悦然（N.G.D.Malmqvist）。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5月中旬发布一条微博说：马悦然接受作家张一一60万美元定金，答应推荐其参选诺奖。这笔钱，是给马悦然用来做翻译和公关费用的，目的就是影响评委，争取参选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可能是事没办成，消息流出。

　　《新报》2012年8月30日报道，张一一说莫言支付给马悦然的“翻译献金”是60万人民币，“陈安娜是瑞典人，是马悦然的学生，陈安娜翻译的中国作家作品都是马悦然介绍的，马悦然由于身份的特殊原因不方便出面，所以在幕后操盘，他收取四成的佣金。我基本可以保证莫言是心虚的，他没有任何资格也不会、不敢告我”。至2012年10月11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为止，莫言也没告张一一。
　　据报道来分析，马悦然不收张一一60万美元“翻译献金”，却收莫言60万人民币“翻译献金”，而且把事办成了，显然莫言更善拉关系，对中国通的洋人来说，也吃关系这一套。马悦然与二婚小43岁的中国妻子合写过一本微型小说《我的金鱼会唱莫扎特》，中国作协高官莫言亲为作序，主动结交且交情不一般，关系到了，收钱办事。莫言也很精明，没有翻译，再好的文章西方也没人知道。《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和《生死疲劳》就是翻译得再烂，好坏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也能读得懂，“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其它17个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也认了。

　　再说诺贝尔组织因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与中国官方关系极其紧张，中国经济发展到这一步，已有实力对诺贝尔组织及相关国家施加压力，并且诺贝尔组织也饱受区域无诺贝尔文学奖考虑的批评压力，多方平衡后，诺贝尔文学奖机会给了有准备的人----莫言。莫言获奖，是中国传统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

　　本文不是“文人相轻”也不是酸葡萄，只是深入分析莫言如何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本人对莫言一个苦孩子能奋斗到今天的成就深表敬佩，本人也认为莫言的成就完全配得上诺贝尔文学奖。莫言白手起家，有钱有官，且有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典型的中国梦。

　　夹点私货：李雪林在经济学的成就比起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是显得鹤立鸡群，高出一大截，有足够的硬实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做人不如莫言，更不用说高额的翻译费。恳请网友支招。

　　回顾2007年12月10日诺贝尔奖颁奖当天《东方今报》刊载记者马凌的专访：
　　记者问：“你认为自己能得这个奖吗？”
　　李雪林答：“能不能得，我们说了不算，诺贝尔奖，国际上有它的评价标准。”“对诺贝尔奖，你了解吗？”“要获得明年的诺贝尔奖，要在2月11日之前获得提名。（稍停）这个提名需要知名人士来提。（停顿）要获得诺贝尔奖，需要有支持团队，也需要一定的宣传。”
　　末了，李雪林稍显含蓄地说：“我没有翻译，也没有渠道。”

来源：新浪  [ur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442a9e01018kwq.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442a9e01018kwq.html[/u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