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一位多产、好斗却又文雅的作家

施国英

一位多产、好斗却又文雅的作家CHARLES McGRATH 报道2012年08月08日

• 文雅、刻薄而又全能的文学家，鼓吹美国文明终结的领头人，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7月31日在位于美国洛杉矶好莱坞山地区的家中去世，享年86岁。他在意大利拉韦洛居住多年后，于2003年搬至好莱坞山地区。

他的外甥伯尔·斯蒂尔斯(Burr Steers)说，维达尔死于肺炎并发症。
按图放大Bernard Gotfryd/Pictorial Parade—Getty Images
戈尔·维达尔1969年肖像。他是一位作家、剧作家和散文家，有明确的意见并不会压抑自己分享它们的欲望，他乐于做他的时代中一个有传奇色彩的人。


维达尔在晚年是一位奥古斯都式的人物，认为自己是某个种族仅存的最后一位传人，他可能是对的。没有多少美国作家比他更多才多艺，或者能够比他因自己的才华而获益更多。他出版了25部小说、两部回忆录和几册漂亮、雍容的随笔。他还写过戏剧、电视剧和电影剧本。有段时间他是米高梅电影公司的签约编剧。人们总是可以期待他不假思索地写出警句，或者讥讽、尖锐地抨击美国的外交政策。
也许维达尔是除了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和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之外，最乐于做公共人物的美国作家。他曾两次竞选公职，一次是在1960年，他是纽约上州第29选区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候选人；第二次是在1982年，他竞选加州参议员。虽然两次竞选他都失败了，但他经常表现得像一个未能当选的影子总统。他曾经说：“如果人们听从我的建议，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维达尔偶尔还演演戏。比如，曾以动画形象出现在《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和《恶搞之家》("Family Guy")中，以及参演了他自己的剧作《绝世好男》("The Best Man")的电影版中，在蒂姆·罗宾斯(Tim Robbins)的电影《鲍勃·罗伯茨》("Bob Roberts")中，他在饰演了他本人，不过是女性化的老年版。他还频繁上电视脱口秀节目当嘉宾，他的自信、风趣，他的外形和魅力使他成为电视节目的常客，甚至约翰尼·卡森(Johnny Carson)索性请他做《今夜秀》的嘉宾主持。
维达尔天生适合媒体，他冷静、超脱，人如其文。他的朋友、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曾经说：“戈尔是一个没有潜意识的人。”维达尔则这样自况：“我表里如一。我体内并不存在另一个温暖、可爱的我。在我冷酷的外表之下，即便你打破坚冰，你看到的仍只有冷水。”
维达尔喜欢各种阴谋论。尤其是他把自己想象成为中心人物和众矢之的的那种，他的好斗可是出了名的；他跟梅勒、卡波特和小威廉·F. 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都在电视上开过战。维达尔完全受不了蠢货——在他看来蠢货这个族群占据了人类的一大部分，尤其是民选官员中。他也不是一个多愁善感或浪漫的人，“爱情我可没兴趣。”他说。
他在回忆录《重写手稿》("Palimpsest")中夸口说，到他25岁时，他已经跟1000多个男女有过艳遇。维达尔有所谓的“同性性爱”倾向，但他经常宣称，人类的本性是双性恋的，同性恋（gay，他特别讨厌这个词）或直男之类的标签武断、无益。53年间，他有一个同居的伙伴霍华德·奥斯丁(Howard Austen)，这是一位前广告经理，据维达尔经常有的说法，他们之间维持长久关系的秘诀是，他们从没一起睡过。
维达尔有时自称为一个民粹主义者——当然，是理论上的——但他不是一个令人信服的民粹主义者。无论是他的气质还是他的出身，他都是一个贵族。
参议院里的那个小孩
小尤金·路德·戈尔·维达尔(Eugene Luther Gore Vidal Jr.)1925年10月3日出生于美国西点军校，他的父亲尤金(Eugene)曾经是全美橄榄球队队员和田径明星，后来在西点军校做飞行教官和橄榄球助理教练。老尤金·维达尔是航空业的先驱，创办了三家航空公司，其中一个成为后来的环球航空公司。他是富兰克林·D. 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当政时的航空贸易局局长。维达尔先生的母亲尼娜(Nina)是一位演员和社交名流，其父是俄克拉荷马州参议员托马斯·普赖尔·戈尔(Thomas Pryor Gore，维达尔是美国前副总统Al·戈尔的远亲)。
维达尔曾经说，他成长于“阿特柔斯家族”（阿特柔斯是珀罗普斯之子，阿伽门农和梅内莱厄斯之父，与其弟梯厄斯忒斯发生争执，于是杀死其弟诸子并设宴令其弟食子之肉——编著），他憎恨自己的母亲，经常把她描述成一个恃强凌弱、自怜、酗酒的人。她和维达尔的父亲于1935年离婚，后嫁给杰奎琳·肯尼迪·欧纳西斯(Jacqueline Kennedy Onassis))的继父休·D. 奥金克洛斯(Hugh D. Auchincloss)——维达尔喜欢不厌其烦地提起这个关系。
母亲再婚后，维达尔跟她一起住在欧纳西斯家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庄园梅利伍德，但他最甜蜜的记忆，则来自在他在外祖父的大宅子中度过的时光，那里位于华盛顿洛克·克里克地区。他喜欢读书给失明的外祖父听，有时还陪他去参议院。维达尔终生对政治的兴趣便萌生于那时，他可能还从外祖父那里继承了坚定的孤立主义的信念，他外祖父是美国第一委员会成员之一。
维达尔上了华盛顿的圣奥尔本斯学校，在那里，他拿掉了自己的教名，名字只剩下了戈尔·维达尔，他认为这个名字听上去更文学。虽然他不爱体育运动，但他跟该校最佳运动员之一的吉米·特林布尔(Jimmie Trimble)谈起了恋爱，并有了性关系，他后来说这是自己一生最刻骨铭心的爱情。
维达尔说，特林布尔是他“理想的兄弟”、他的“另一半”，唯一一个他觉得跟自己融为一体的人。他跟吉米的关系就像A. E.·豪斯曼(A.E. Housman)作品中所描绘的那种早熟的完美关系，但这段关系随着后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硫磺岛英年早逝戛然而止。吉米的死令维达尔再也无法对其他人产生同样的感受。
1939年离开圣奥尔本斯之后，维达尔在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农场学校呆了一年，后来又入读新罕布什尔州的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他在埃克塞特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些小说和诗歌，但他成绩一般，主要擅长辩论。他的同学、作家约翰·诺尔斯(John Knowles)后来写了一部以埃克塞特为背景的小说《独自和解》("A Separate Peace")，他以维达尔为人物原型，塑造了一个自以为万事通的阴谋论分子布林克尔·哈德利(Brinker Hadley)。
维达尔17岁时从埃克塞特毕业——他后来承认，每次数学考试都作弊，才得以毕业——毕业之后入伍，成了阿留申群岛上一艘货运补给船的大副。他开始写《威利瓦飑》(Williwaw)，这是一部以一艘军队运输船为背景的小说，于1946年出版，那时维达尔已经是E.P. 达顿出版公司的副编辑，但没过多久就放弃了这一工作。《威利瓦飑》的文字很简练，类似海明威的风格，《威利瓦飑》（书名是一个气象学术语，指从山区突然吹过来的风）赢得了一些赞赏有加的评论，但那会儿并没有什么迹象表明维达尔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作家。他的第二本书《在黄色树林中》("In a Yellow Wood," 1947)也看不出来，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位经纪人和他战时的意大利情妇的故事，维达尔后来说这部小说太差了，不忍重读。但他还是成了一位富有魅力的年轻作家，阿娜伊斯·宁(Anaïs Nin)追求他，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和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也向他献殷勤。
1948年，维达尔出版了《城与柱》("The City and the Pillar")，该书题献给J.T. （吉米·特林布尔）。它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出柜小说”，描写了一个帅气、健壮的弗吉尼亚州年轻男子慢慢发现自己是一个同性恋的故事。按照今天的标准，这部小说写得平淡、谨慎，但当时它引发了极大争议，被指堕落、色情。维达尔后来说，文学和批评机构，尤其是《纽约时报》，因为这本书而把他列入了黑名单，他这话可能还真没错。他后来出版的小说得不到评论，只得用埃德加·博克斯(Edgar Box)这一笔名写侦探小说；之后有段时间，他完全放弃了小说创作。为了谋生，他专心于写电视剧本，后来又写舞台剧和电影剧本。
在政坛和文坛之间摇摆
工作机会还是有很多。维达尔给1950年代的大部分时长1小时的原创戏剧节目都写过剧本，包括“一号演播室”、“飞歌电视剧场”和“固特异剧场”。他变得特别熟练，一个周末就能完成一个改编剧本，一两个星期就能写出一个原创剧本。他把自己在1955年写的一个外星人到地球研究战争艺术的电视剧《访问一个小星球》("Visit to a Small Planet")改编成一出成功的百老汇戏剧。他最成功的剧作是《绝世好男》，写的是两个争夺总统竞选提名的人。这出戏在翻拍成电影之前，在百老汇演了520场，电影也很成功，由亨利·方达(Henry Fonda)主演，维达尔亲自操刀担任编剧。2000年它又在百老汇重演，现在又正在重演，更名为《戈尔·维达尔的绝世好男人》。
维达尔会写剧本的名声传了出去。1956年米高梅电影公司聘用他担任签约编剧；他帮助改写的剧本包括《宾虚》(Ben-Hur)，但正式署名中没有他的名字。他还把他的朋友田纳西·威廉斯的剧作《夏日惊魂》("Suddenly, Last Summer")改编成了电影。
到了50年代末，终于衣食无忧的维达尔厌倦了好莱坞，又回头参政。他买下了纽约州杜切斯县一座希腊复兴式豪宅，用作他1960年竞选议员时的总部。他受到了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的鼓励，这个邻居成了他的朋友和顾问。
第29国会选区是共和党的大本营，维达尔以尤金·戈尔(Eugene Gore)的名字竞选，纲领包括向富人征税。虽然他失败了，但他的得票超过了五十年来任何一位民主党候选人。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他在这个选区的战绩好于那一年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约翰·F. 肯尼迪。
在60年代，维达尔回到了小说创作上，迅速地接连出版了三部作品：《尤里安》("Julian," 1964)、《华盛顿特区》("Washington, D.C.," 1967)和《迈拉·布雷肯里奇》("Myra Breckinridge," 1968)。至今仍有评论人士认为《尤里安》是维达尔最优秀的作品，是一部做过刻苦研究的历史小说，写的是努力把基督徒改宗为非基督教教徒的4世纪罗马皇帝（维达尔本人从来都忍受不了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曾经说基督教“本质上很可笑”）。《华盛顿特区》是一部以40年代为背景的政治小说。《迈拉·布雷肯里奇》是维达尔的作品中他自己最喜欢的一部，是一部同性恋黑色喜剧，描写一个男同性恋做了变性手术，变成了女人（1970年这部小说曾改编成电影，由拉奎尔·韦尔奇和梅·惠斯主演，结果票房惨败）。
维达尔无意之间确立了一种模式。在后来的岁月中，历史小说为他带来了最大的成功，尤其是“美国编年史六重奏”：《华盛顿特区》、《伯尔》("Burr," 1973)、《1876》("1876," 1976)、《林肯》("Lincoln," 1984)、《帝国》("Empire," 1987)、《好莱坞》("Hollywood," 1990)和《金色年代》("The Golden Age," 2000)。
他有写这类作品的天赋。这些小说学术性强，一丝不苟地以史实为基础，但也妙趣横生，充满现代感，还有许多八卦和机敏言辞。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写道，维达尔对美国政治的想象“强大得令人生畏”。克里斯托弗·莱曼-豪普特(Christopher Lehmann-Haupt)在《纽约时报》上说：“维达尔对我们的早期历史给出了一种解释，他的解释表明太阳底下无新事。”
此外，维达尔还创作了《迈拉》("Myra")的续集《迈伦》("Myron," 1974)，《各各他现场报道：戈尔·维达尔所说的福音》("Live From Golgotha: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Gore Vidal," 1992)，这些书明显意在挑衅。比如，《各各他现场报道》改写了福音书，圣保罗成了一名小贩和鸡奸者，耶稣成了一个小丑。约翰·里奇(John Rechy)在《洛杉矶时报书评》("The Los Angeles Times Book Review")上说：“如果上帝存在且耶稣是他的儿子，那么戈尔·维达尔会下地狱的。”
但是，在很多评论家看来，维达尔最终的名声可能依赖于他的随笔而非小说，他的许多随笔是写给《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的。他的随笔集《第二场美国革命》(The Second American Revolution)1982年获得了全美书评人奖(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 for criticism)。至于后一部随笔集，《美国：1952-1992年随笔》("United States: Essays 1952-1992")，R.W.B·刘易斯(R.W.B. Lewis)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上说，随笔作家维达尔“好到我们不能没有他”，并称他为“国宝”。
维达尔的随笔既富有文学性（令道恩·鲍威尔和威廉·迪安·豪厄尔斯这些本已遭人遗忘的作家作品重新引人关注）又颇具政治感，描写对象包括同性恋和文化习俗等各种问题。随笔这一形式非常适合他：他博学、有趣、时髦、爱卖弄且尖锐。连在兰登书屋做了维达尔多年编辑的詹森·爱泼斯坦(Jason Epstein)都曾经承认，他更喜欢维达尔的随笔而非小说，并称他为“美国版的蒙田”。
爱泼斯坦写道：“我总是认为戈尔其实不是一位小说家，他太自我了，因此当不了小说家，因为他无法像一个小说家必须要做的那样，让自己屈居于他人之下。”
与巴克利以及梅勒的冲突
成功并没有使维达尔变温和。1968年，在电视上报道民主党全国大会时，他称威廉·F. 巴克利为“隐蔽的法西斯分子”。巴克利回敬他为“酷儿”，两个人为此打了多年官司。1971年，他在一篇随笔中把诺曼·梅勒比作查尔斯·曼森(Charles Manson，杀人狂——译注)，几个月后两个人在休息室等着上“迪克·卡维特秀”时，发生了冲突。上节目的时候，他们又有过一次出名的交锋，最后主持人卡维特让梅勒从他们面前的桌子上取一张纸，“折叠五下，然后放到月亮照不到的地方（屁股）。”1975年，卡波特在文中说维达尔被肯尼迪夫妇踢出白宫，维达尔就状告杜鲁门·卡波特诽谤他。最终维达尔赢得了卡波特不情愿的道歉。
他的一些政治立场也充满挑衅，容易引发争论。维达尔直率地批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做法，还曾经称《论衡》("Commentary")杂志主编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和他妻子、记者米奇·德克特(Midge Decter)是“以色列的第五纵队队员”。在20世纪90年代，他在文章中对因为俄克拉何马城爆炸案遭极刑的蒂莫西·麦克维(Timothy McVeigh)表示同情。“9·11”恐怖袭击之后，他在给《名利场》("Vanity Fair")杂志撰写的文章中说，美国因为实行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而导致自己受袭。在另一篇写给《独立报》("The Independent")的文章中，他把“9·11”跟日本袭击珍珠港相提并论，说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和乔治·W. 布什总统都事先知道会发生什么，却利用袭击来实现自己的计划。
至于文学，几乎结束了，他不止一次地宣称，自己已经到了不再关心文学的境界。他实际上成了衰败鉴赏家。美国“正在慢慢地烂掉”，2009年他对《泰晤士报》说：“我们很快就会出现军事独裁，因为没有其他人能统摄一切。”
2003年，维达尔和他的伴侣、患疾的奥斯丁离开他们位于意大利萨勒诺海湾悬崖边的别墅“燕巢”，搬到靠近西达斯-西奈医疗中心的好莱坞山。奥斯丁同年去世，维达尔在他回忆录的第二卷《点对点导航》(Point to Point Navigation)中回忆说，奥斯丁临终时问：“时间是不是走得太快了？”
维达尔写道：“它当然走得太快了。我们太幸福了，诸神无法忍受这凡人的幸福。”奥斯丁葬在维达尔在华盛顿洛克·克里克墓园购买的一块墓地里。墓碑上已经把他们俩的名字刻在了一起。
奥斯丁去世后，维达尔独自生活，他的健康也每况愈下。二战期间膝盖受的伤越来越妨碍他的出行，外出要坐轮椅。
2009年11月，他罕见地公开露面，在纽约出席全美图书奖(National Books Awards)，他获得了终身成就奖。他显然没有准备什么讲话，转而做了一个东扯西拉的即兴演说，时而有趣，时而不知所云，一度甚至深情地说到他的旧仇家巴克利。那次演说听上去像是在为自己的一生做总结。
“太有趣了，太有趣了，”他说。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2年8月1日。
翻译：贝小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