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国退民进:俄罗斯在走正道

咖啡杯水仙

近日，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宣布，将在2011至13年间对俄罗斯石油股份公司、石油管道运输公司、统一电力系统联邦电网公司、俄罗斯水电公司、现代商船股份公司、俄罗斯农业银行、外贸银行、储蓄银行、俄罗斯农机租赁公司、俄罗斯酒业公司和联合谷物公司等11家大型国有企业进行部分私有化，这将是苏联解体后俄政府的又一轮大型国企私有化进程，其规模仅次于上世纪90年代的 “世纪大拍卖”，以至被人称为“私有化2.0版”。
尽管这种消息看似离普通中国人非常遥远，却自7月底起被国内不少媒体或显眼或低调地竞相转载，并在一些与时政、经济有关的论坛上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毕竟，“国进民退”之风已悄悄从经济的上游刮向下游，由“国计民生的重点领域”蔓延向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

20年前，就在中国媒体争相报道独联体国家“今不如昔”的惨况时，为了处理红色帝国的庞大经济遗产，俄罗斯成立了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粗略地将70年积累的社会资产名义上估价、等分后，便向居民平均分配面值为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这在卢布贬值，通货膨胀失控的1990年代初，仅能从黑市上换得七八个美元，于是很多居民不等手头的私有化券升值便将其变现成了外汇和生活必需品。与此同时，前共产党政权的官员们则利用手头职权与银行合谋，大肆收购私有化券，将国有企业的股权迅速集中在自己手上，从企业的管理者（甚至是无关人员）一跃而成企业的所有者。而那些为“社会主义”奋斗一辈子，到头来只能换得价值两瓶劣酒“私有化证券”的工人们则大量失业、陷入赤贫乃至流离失所……不可否认，资本原始积累的肮脏和不公在此间显现得淋漓尽致。但这却是长期被“公有制”及背后所代表的权力严重扭曲的经济秩序重新向市场经济、自发秩序回归的必然过程。
事实上，经过20多年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尽管俄罗斯还有严重的寡头垄断、贫富分化现象，但是俄罗斯有了自己的股市，基本建立了市场决定的物价体系，产生了一些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力的私有企业，特别是在金融软件和经济量化分析领域，俄罗斯产品甚至垄断了市场。2006年4月，世界银行曾经发表报告认为，俄罗斯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的利益的经济增长”：俄罗斯此轮经济增长，开始于私有化告一段落的1999年。从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速度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然而，俄罗斯的工资和人均收支却增加了500％，扣除通胀后，人均收入实际的增长，超过了200％。另一方面，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领域的。从而建立和维持了一套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除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之外，俄罗斯政府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与之对应的是，第二份是世界银行专家在当年12月1日宣布的分析报告则指出：在2001年至2003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但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人群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 ”这对中国某些“经济学家”做出的俄罗斯将在私有化浪潮中陷入动荡和分裂的预言来说，无疑不是一个巨大的讽刺。而在此轮私有化过程中，已经初步适应市场经济和法治规则的俄罗斯政府比往日更加成熟和稳重：据媒体报道，俄国资委在减持前述11家大型国企股份前将通过引进国内外知名投资银行和经济学家团队，合理、客观地估算这些资本的实际价格，并在这些价格地基础上利用公开市场向境内外投资者拍卖，因此也就减少了“贱卖国有资产”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俄罗斯此举毫无疑问是在凯恩斯主义全球泛滥的今天明确向世界宣示，尽管俄国还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可再走回国有经济老路却是绝对行不通了。

相比之下，自二十世纪90年代后期利益分配格局走向固化的中国，国家力量在经济领域再度卷土重来：先是1998年为“应对东南亚金融风暴”推出一系列政策，将私营燃料油企业从市场中挤压出了大半；2004年“铁本事件”又在实质上关闭了私营经济进入上游重工制造业的大门；2006年又以“精神文明建设”为名，将SP业务统统收归国营三大移动运营商之手；2008年金融海啸后，中国政府更是推出诸如“四万亿”、“十大产业振兴方案”等刺激政策，大肆投资“铁公机”项目，却任由大量实实在在为社会解决90%就业、60%以上GDP的私营企业关、停、并、转，而以清退、贱价吞并私营煤矿为特征的“山西模式”更是造成了以浙系商人为主体的私人投资者近500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尽管此间，国家也推出了诸如“非公36条”、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标准之类的政策来安抚担惊受怕的私营业主，可这几年的实践检验的结果却令人失望至极。也正是在这股国进民退的狂潮下，中国个体户从1999年的3160万户，2004年减少到2350万户，6年间减少810万户，平均每年减少125万户，尽管随后数量据称有了回升，但是据笔者平日和身边个体户接触发现，其利润情况以大不如前，特别是金融海啸后，很多新增个体户只是因为企业裁员，无处就业而在个体市场上“碰碰运气”。更重要的是，中小企业平均寿命在这10年中不长反跌：2000年7.2年，到了2008年，这个数据成了2.9年，如果算上金融海啸的影响，笔者完全有理由认为中国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仍在下降。这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2004年以来的大学生就业难，“蚁族”们“四年前一袋钱换一袋书，四年后一袋书换不来一袋钱”的原因所在。

尽管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明智地绕开了政治争拗，通过维持后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促进了私营经济的重新扬帆远行，并在私营经济做大社会财富和就业机会总量的基础上开展国营经济的改革，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效。但是近十年的社会现实似乎在残酷地提醒我们，迟迟不改革的上层建筑正在利用其畸形的权力改变着经济基础的结构，并在制造一件又一件愈发不幸的可怕事件。长此以往，不但中国有可能被俄罗斯重新超越，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稍显安定的社会经济局面也有可能重新归于动荡的混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