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一柯：惊读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

李旧苗

 

    虽然我们的教科书提供给政治家或党派初创人陈独秀的时空象限往往囿于1919年和之后的十余年，以及若干宏大叙事中的既定地址，但是，历史和当下提供给学者、思想家陈独秀的维度，却显然要长久和宽广得多。

　　在二十一世纪全然不同的时空图景中，陈独秀的著名宣言《我的根本意见》，那令人震颤的话语，以及那种极其沉重、复杂，却被莫名错过的深刻和犀利，会让读者触目惊心，喟然良久。

　　“应该毫无成见的领悟苏俄廿余年来的教训，科学的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之价值，不能一切归罪于史大林，例如无产阶级政权之下民主制的问题。”

　　这绝不是一个激昂的政治家用以赢取“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及“热烈拥护”回报的慷慨宣讲，而是一个理性的思想家用以振聋发聩、启蒙世人的冷静陈述。当很多人面对“真理”或“领袖”，在精神上下跪不迭、趋之若鹜的时候，此君却骨骼强直，不改立姿，并敢于提出“毫无成见”和“重新估值”，以及尖刻的“科学的而非宗教的”一语，强烈的独立意志和批判精神表露无遗，锋芒令人惊惧。而这种在政治上颇显“大逆不道”的禀性，却恰恰是追求真理的第一要件。“不能一切归罪”，不仅体现了理性和客观的态度，更体现了对事物机理与本质的求索。“回到民主”的观点，则准确地击中了问题的内核。

　　“民主主义是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拉、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

　　这一论断有力地揭示了民主的普世价值，将民主解释为跨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存在，将民主主义界定为一种近乎“先天正义”的意识形态，并肯定其长期延续，直至“政治消灭”，“英特纳雄耐尔”现于人间。那么，作为无争议的“革命者”的“无产阶级”，又与民主有何关联？

　　“‘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卫由。”这似乎已经有明显的“右倾”、“取消”倾向了，但此公仍不依不饶，又“赤裸裸”地痛快直陈：“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在那个敌我营垒已然剑拔弩张、自家门墙之内亦不敢稍有一“倾”的年代里，居然将“民主”这一敌对阵营的“核心武器”和“主要标识”高高举起，并进而胆敢将“苏维埃”与“议会”相提并论，甚至把丧失民主与自由要件者以“一文不值”标价，不唯立场尽失，更兼讥锋毕现。大庭广众之下，“悍然”一枝劲弩，连破两张虎皮，宜乎此君有国共双方近乎众口一词大行批判的奇特“荣宠”，且晚年终至潦倒于西南一隅了！

　　但陈独秀更站在社会历史的全局，畅快纵论：“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尤其强调，“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这一论述，完全继承了“五四”引进“德先生”的精神，并将政治上的民主主义确定为对社会主义同样重要的普世价值，将前述的“民主旗帜”插上“社会主义”的观念体系。

　　而这种论调，今天的我们又何其熟识！近年，无论重大会议和纲领文本上“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大表述，还是“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甚至新近2007年3月全国“两会”前后一时倍受瞩目并广为流行的高层对“社会主义与民主并不是排斥的”、“民主不仅仅是资本主义才有的”、“民主是个好东西”等名噪一时的大论，难道不正是同一个团体在对陈氏的七八十年的沉默与噪杂之后，矜持、隐晦、有选择，但仍然难以掩饰本质地重复其观点吗？

　　“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 在他看来，单单是“无产阶级革命”远不足以使人欢呼，因为无法保障一个社会健康而正义的机理。于是，陈先生很准确地抓住了“官僚制”这一党派文化谱系下的关键制度和核心“病灶”，并极其慷慨地配制了“民主制”作为“消毒素”。只可惜，这一纸孤独的处方，大约从来就无人收取。

　　他更毫不留情地揭示了“无产阶级独裁（专政）”的背部：“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把制度的障眼法一一移去，并大声疾呼：“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在此，我们可以按照“思维经济”的唯心主义原则，以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暂且免除任何学理和逻辑上的分析，只消看一看陈氏身后，六十余年中国和世界政治的历史，尤其是此一阵营的真实历史及其后果，就可深知陈氏预言之惊人的准确。

　　陈独秀更无情摧毁了“革命”的“乌托邦”：“战争与革命，只有在趋向进步的国家，是生产力发达的结果，又转而造成生产力发展的原因；若在衰退的国家，则反而使生产力更加削弱，使国民品格更加堕落——夸诞、贪污、奢侈、苟且，使政治更加黑暗——军事独裁化。”

　　这一论断，使我们瞬间联想起顾准关于对以法国1789年革命、1870年起义和苏联1917年革命为历史依据的“近代意识形态”必须“从头清理”的严厉眼光，以及对以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美国1787年立宪为标志的“另一股潮流”则应“公正评价”的科学态度。这种界定，大体与陈独秀“衰退的国家”和“趋向进步的国家”的说法暗合。

　　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的第一句，即是一句警句：“不会在任何时间，任何空间，都有革命局势。”引申开来，就是：“革命”本身，不能作为人们宣扬理念、实施行为的永久合法有效的标签。

　　在对“1789、1870、1917年的革命传统”作观察后，顾准发现：“其终极目的，则是基督教的传统：基督要复活，地上要建立千年的王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没有矛盾的社会。”顾准坦率承认：“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

　　陈独秀与顾准，在完全不同的时空和语境里，用反和正的鉴别方法，共同消解了关于“革命”的“乌托邦”。

　　区区2800余字、久已无人问津的《我的根本意见》，远不是一个历史文本，而是一个现实文本，更是一个未来文本。

　　也许，在当下这个翻然不同的历史场景中，在聆听《我的根本意见》后，那副无限旷达而悲凉的挽联，恰恰能够代言我们对陈独秀的感喟，对先驱精神与思想的怀念，以及对后人禀性与作风的反讽：

　　“谤积丘山，志吞江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

 

王清营

我的根本意见 作者：陈独秀

2006-03-08 18:34

（一） 不会在任何时间，任何空间，都有革命局势。最荒谬的是把反动的局势，说成革命局势：即把统治阶级战胜后，开始走向稳定，说成是走向崩溃，把中间阶级离开革命阶级而徘徊动摇，说成开始离开统治阶级而徘徊动摇，把革命阶级打败后的愤闷情绪，说成革命情绪之高涨。我们必须驳斥“人民愈穷愈革命”的胡说。“压力愈大反动力也愈大”这一物理现象，虽然也可以应用于社会，而必以被压迫者有足够奋起的动力为条件。 　　（二） 无产阶级的群众，不会在任何时间都倾向革命，尤其是大斗争遭到严重的失败之后，或社会经济大恐慌之时。 　　（三） 无产阶级没有适合于其社会条件的充分数量，没有经济的政治的组织，和别的居民没有甚么大的不同。特别是十余年来苏俄官僚统治的经验，中日战争及此次帝国主义大战的经验，使我们不能把现时各国无产阶级力量估计过高，使我们不能轻率宣布“资本主义已到末日”，没有震动全世界的力量之干涉，此次大战自然不是资本帝国主义之终结，而是它发展到第二阶段之开始，即是由多数帝国主义的国家，兼并成简单的两个对垒的帝国主义的集团之开始。 　　（四） 应该严格区别小资产阶级“集中”“统一”的武断性，和无产阶级“集中”“统一”的自然性之间的不同。 　　（五） 应该严格区别急进而虚矫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和坚决而坦率的无产阶级分子之间的不同。 　　（六） 现在并不是最后斗争时代，不但在落后国家，即在欧美先进国家，如果有人武断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一点进步作用，已经完全走到反动的营叠，这只是种下了将来资产阶级表现进步作用时向之仓皇投降的后果。 　　（七） 应该毫无成见的领悟苏俄廿余年来的教训，科学的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计布尔雪维克的理论及其领导袖之价值，不能一切归罪于史大林，例如无产阶级政权之下民主制的问题。 　　（八） 民主主义是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拉、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卫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卫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九） 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十） 此次国际大战，自然是两帝国主义的集团互争全世界霸权的战争。所谓“为民主自由而战”自然是一种外衣，然不能因此便否认英、美民主国尚有若干民主自由之存在。在那里，在野党，工会，罢工之存在，是现货而非支票，除了纳粹第五纵队的爪牙，是不能用任何诡辩来否认的。我们更未曾听到美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办法来对待孤立派。希特勒的纳粹党徒，则企图以其统治德国的野蛮黑暗的办法统治全世界，即是以比中世纪宗教法庭更野蛮黑暗的办法统治全世界，使全世界只许有它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不容许任何异己之存在，并不容被它征服的国家中土著纳粹及各种各色的土著法西斯之存在，希特勒党徒之胜利，将使全人类窒息，将使全人类由有思想脑神经有自由意志的人，变为无思想脑神经无自由意志的牛马器械。所以全世界各国中（德国也当然在内）有良心的进步分子，在此次大战一开始以及现在与将来，都应该以“消灭希特勒的纳粹党徒”为各民族共同进攻之总目标，其他一切斗争，只有对于这一总目标有正的作用而非负的作用，才有进步意义。因为希特勒的纳粹一胜利，甚么社会主义，甚么民主主义，甚么民族解放，一切都无从谈起。 　　（十一） 在此次帝国主义大战中，对民主国方面采取失败主义，采取以国内的革命战争代替国际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方向略，无论口里说得如何左，事实上只有帮助纳粹胜利，例如英国人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若被革命推翻，其时的英国海陆空势必分裂削弱，革命的新政权，又决不能在短时期内生长成强大力争，来抵抗纳粹军队侵入英伦（若说“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之失败，无疑是较少祸害的”，那么现在被纳粹征服的捷克人、法国人真是幸运！），忽略了时间问题，真理会变成荒谬。人们有理由认为中日战争已因帝国主义大战而变质，然不能因此便主张在中国采取失败主义。重庆政府之毁灭，在今天，除了帮助德、意、日加速胜利外，不能有别的幻想。我们也以同样理由，不主张在苏联采取失败主义，虽然没有事实使我们相信在人类自由之命运上史大林党徒好过希特勒党徒。 　　（十二） 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革命之基础准备，即群众结合，在有若干民主成份的政权之下，比在纳粹极权统治之下，更为艰难；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纳粹胜利比其失败于德国革命运动更为有利。纳粹霸权在欧洲能支持好久，无人能够为它算命，如果拿纳粹胜利后必然崩溃，来做帮它胜利的口实，这样大的牺牲，这样滑稽的战略，和以前在德国国内政变时，史大林宣布“让希特勒上台”“他上台不久，就要失败”等说法，没有两样。并且现在的欧洲，也和中国的战国时代及欧洲近代初期一样。在经济发展上要求统一，因为没有革命的统一，纳粹党反动的统一，也有客观条件使其能够实现之可能。不过这种反动的统一，在经济上不能够动摇资本制度对于生产力之束缚（私有财产制），像欧洲王权时期动摇封建制度对于生产力之束缚（农奴与行会），那样的进步作用。在政治上毁灭民主制，回复到中世纪的黑暗，即使不很长久，也是人类可怕的灾难和不可计算的损失。 　　（十三） 战争与革命，只有在趋向进步的国家，是生产力发达的结果，又转而造成生产力发展的原因；若在衰退的国家，则反而使生产力更加削弱，使国民品格更加堕落——夸诞、贪污、奢侈、苟且，使政治更加黑暗——军事独裁化。 　　（十四） 国际战争，只有在两方面武器和军事技术相等的国家，才能把人数、民气和作战精神，看做决定胜负的因素；即在国内战争，十九世纪新武器之发明，使恩格斯不得不重新估计巷战之价值，二十世纪新武器新战术之发明，将不得不更加减少民众暴动与巷战之可能性，如果统治营垒内部不崩裂。 　　（十五） 帝国主义以殖民地半殖民地为存在条件，犹之资本主义制度以私有财产为存在条件。我们不能幻想资本统治不崩溃可以取消私有财产，同时也不能幻想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独立战争，不和帝国主义国家（宗主国及宗主国的敌对国家）中的社会革命结合起来，会得到胜利。在今天——英美和德国两大帝国主义互争全世界奴隶统治权的今天，孤立的民族战争，无论由何阶级领导，不是完全失败，便是更换主人，或者还是更换一个更凶恶的主人，即使更换一个较开明的奴役主人，较有利于自己的政治经济之发展，而根本不能改变原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奴役地位。

abc918

学者型斗不过痞子型，这就是每次农民战争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