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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楼
发表于 2012-7-19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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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zoufeng_1234 于 2012-7-19 11:23 编辑 邹峰老师的逻辑神马时候才能严谨一些?“敌我对立”是一种有条件的状态。它本身并无所谓正确错误,对错的是它的条件。我们应该反对的是那种对本不该敌对的人搞敌我对立,或者无条件地搞敌我对立;而不是一概否定“敌 ...
山民 发表于 2012-7-19 10:29 山民老师和我的逻辑差异,其实不外乎我以前转的那篇文章《邓特事件中胡适信奉的法治逻辑》中,胡适的法治逻辑和激进学生的革命逻辑之间的差异。
我再抄录一遍:在邓特事件中,胡适的立场是明确的,也是前后一致的:他信奉的是法治的逻辑。胡适严守法律的界限,仅仅从法律的角度来理解问题。他认为邓特事件是法律事件,应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胡适认为:邓特,乃至每一个人,都应该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程序;任何人,不论有什么特殊身份,都不享有法律外的特权。在今天看来,胡适所说的只是极为朴素的常识,符合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但在当时的革命青年听来,胡适的说法却很不入耳。原因很简单:革命与法治,奉行的是完全不同的逻辑。
信奉革命逻辑的人,容易把自己的行为神圣化,用种种借口贬低现行的法律和秩序,认为自己的行为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20世纪,中国遭遇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革命逻辑和法治逻辑的冲突。邓特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信奉革命逻辑的,不仅仅是左派青年,还包括当时当政的国民党。国民党本身是革命党出身,20世纪40年代,虽然有转向法治的倾向,但仍旧没有摆脱革命逻辑的制约。比如,它把和自己不同观念的团体称为匪;在某种程度上,它把法律看做一种镇压异己力量的工具,等等,这些都是革命逻辑的残余。在革命逻辑左右夹击的情况下,信奉法治逻辑的胡适难免有些寂寞。
“20世纪,中国遭遇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革命逻辑和法治逻辑的冲突。”转眼过了一个世纪,到了20世纪,我们依然遭遇这两种逻辑的冲突。
这种革命逻辑,就是我说的狼奶,如果我们没法吐干净,那么还会带入下一个世纪。
顺便说一下,这篇文章的作者张书克,是一个80后的胡适粉丝,是邵建老师向我推荐的,我找他的文章一看,果然是正宗胡粉一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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