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胡适在“雷震案”中的表现

南东

我在1月31日的《东方早报》上看到《上海书评》的预告，就期待着来读胡文辉先生的《关于周弃子的讥胡适诗》一文。目前我正在写作一部关于鲁迅的书，慢慢地开始关注起胡适来，前不久还曾专门写过对比他们的一篇小文章：《鲁迅与胡适的无间道》；另外近来有关胡适的话题实在很热，不得不看，也积累了一些想法。对于鲁迅我总是不惮于将他的言行恶意地推断的，对于胡适则总是向好的方向理解，这么多人推赞他，我真的希望他能够当得起那些赞美，真正渴望能在他身上看到知识分子精神的典范。可是我从公心与善意的角度去解读胡适，看到的多是那些不清不白的表现，而胡适在“雷震案”上的表现就是一例，但我内心却是期待能够看到有利于他的材料。

　　坦率地说看完后失望不说，心中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这就是我近来阅读关于胡适的文字通常有的感触——你不说我不清楚，越说我越糊涂。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胡文辉先生著文是为胡适辩白的，他认为胡适的言行是可以“谅解”的，而批评他的周弃子则动机莫测，有“抹黑”的嫌疑。这也和一些论述胡适的文字有异曲同工之处，胡适的言行都是正大光明的，凡是说他不好或是对立的人物都是有问题的。

　　我认为评价胡适在“雷震案”中的表现，首先应该关注的是他与《自由中国》及雷震的关系。实际上胡适是《自由中国》的主事者、同仁及精神领袖，虽然他曾辞掉发行人的身份。我们不能把他当作一个置身事外的人，关注他如何施以援手或是援救是否成功的问题，而是一个当事者如何承担他的义务与责任的问题，从这一点看他没有尽到他应负的责任。因此我们才会理解为什么那些《自由中国》的同仁对他如此不屑。

　　具体到胡适为什么不去探监的问题上，他内心的想法与意图我们已很难推测，而胡文辉先生认同于胡适自己的说辞，认为“以他的声望地位，假若公开探监，则等于向蒋氏父子示威，虽较能挽回其个人形象，却可能更加激怒独裁者，而于狱中的雷震反倒更为不利”。因此是可以谅解的，而于我则仍难于理解。首先胡适去探监或者是采取更为坚定的行为是否不利于雷震，本身就是一个预设；而假使这种推测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可以说胡适对蒋介石当局是看透了，更可谓是不惮于最坏的恶意。若是基于这样的前提，胡适做蒋介石的座上宾不是有些不可理喻吗？既然如此，他何苦要支持雷震创办《自由中国》乃至怂恿他组反对党呢？另外我们从雷震的角度看，设若雷震如他的朋友说的那样非常渴望胡适能到监狱里去看他，这对他是一个巨大的精神鼓励，胡适为什么不去呢！即使他真为雷震设想的话，另外这样是否也太低看了雷震，我想雷震在创办刊物及筹备组党时未必不会意识到危险，或者说他在做这些时并非完全以自身的利害为准则的，可能有着为国为民的自觉，或是实现个人的精神性追求。

　　当然我不否认胡适在这个事件中的作用以及他的历史功绩，更不否认他从中受到巨大的打击，他也是受害者。我们在看待这个事件时可以有不同的立场与标准。比如胡文辉先生强调“胡适从大局考虑，从维护民国法统考虑，……”这就是一个政治家的标准了。而在我看来胡适在这个事件中的表现，可以评价为一个伟大的政客；一个不智的政治家；一个背德的知识分子。问题是那些推崇胡适的人强调的恰是他作为自由主义旗帜的地位。

　　再回到周弃子的诗，“曾闻北海知刘备，不死中书惜褚渊。铜像当时姑谩语，铁窗今日是凋年。途穷未必官能弃，棋败何曾卒向前。我论人材无美刺，直将本事入诗篇”。我认为其中更多是陈述事实，表达个人的态度，唯一让人感到有些主观之处在于他以为胡适是将雷震当作一个棋子的，综观下来这种推测并非过分的。同时胡文辉先生还挖掘出周弃子的官方背景，这对于解读他的诗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帮助，他也认识到周其实是同情雷震的，采取过一些营救的行动。我倒觉得这表达的是他真实的感受，而他的背景与立场，可能表明的是胡适的这种表现在官方看来也是不值的。

　　行文至此，突然有些疑心胡文辉先生用的是反讽的手法，但愿不是如此。

彼亦一是非

胡文辉先生的论述我没看过，如果南东兄引述属实，我也觉得，有些辩驳是没有必要的，或者说简直是“纵容”。这种纵容表现在，胡适的言行本没有贬义，而胡文辉先生假设攻击者有恶意，就替他辩护了。

对于胡适在雷震案中的表现，失望者甚多，殷海光就颇不满。他的实际表现，也的确“软弱”，而究其原因，窃以为50年代之后，胡适进入了某种“精神虚脱”状态，在此岸威权、彼岸极权的两难境地中，左支右绌。但胡适总要有个精神寄托吧，这个寄托又肯定在中国，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

从这个情境出发，他晚年一系列令人失望之举，可略获解释。比如和吴国桢打笔仗——这件事，倒更可以作为胡适没看穿KMT政权本质的证据。但胡适果真没有看透吗，或者说是他不愿看透？我想，后者的可能性居多，因为只要当年在人权论战中展现的宪政素养没丢，看透KMT并非难事。而他不愿看透，是因为看透后又能怎么办呢？他老了，想抓住点什么。还有个事情也很能反映他的心态。

《自由中国》杂志质疑“反攻大陆”的可能性，胡适当即致函表示，“反攻大陆”这块“无数人希望的象征”不应被戳破，否则要大家魂归何处呢？一句“无数人希望的象征”，“无数人”里正包括他自己。胡适寄希望于KMT能改造好，尽管他似乎不真相信。雷震、殷海光可以对国民党弃如敝屣、彻底“断尾”，承担由此而来的孤绝；胡适垂垂老矣，这样的孤绝对他而言，太残酷。

基本上，我以为晚年胡适，就是凭信念在坚持自由主义，而又用情绪支持一个幻想——威权政府不符合自由主义理想，但在只剩下威权和极权可供选择情况下，自由主义者只能选前者。这是种希望，但对年老的胡适来说，也是种无奈与折磨。他的晚景可以用一个字概括——囧。

[ 本帖最后由 彼亦一是非 于 2009-2-17 00:01 编辑 ]

李大兴

国内重新评价胡适先生，往往有意无意地回避他一直坚决反共这一点。这固然可以理解，因为说太明白就不合适了，但也就易于导致误读。
我觉得彼兄“两害相权取其轻”有些道理，但是，更需要看到，在胡适先生看来，共产主义意味着文化的摧毁、自由的覆灭。进入五十年代，胡适先生不反对老蒋的原因，主要在于他以为台湾是文化历史的希望所在。

周泽雄

关于胡适的自由主义心路，余英时先生在总结胡适日记的那篇长文里，有所梳理。大致上讲，截止1941年，胡适对苏维埃那一套还是有好感的，在此之后，他读到了些关于斯大林大清洗的书，后来又阅读了哈耶克的《到奴役之路》，从此对共产主义一去不复返，立场再也没有动摇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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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苏维埃的好感，是因为他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一场伟大的实验。这还是符合他一贯思想的：大胆地假设共产主义实验这将给人类带来进步，但是最后实践证明了这条道路不仅不可行，而且鲜血淋漓，惨不忍睹。他当然就一去不返，彻底否定了。

可以证明一个假设是正确的，也可以它证明是错误的。

李大兴

南东兄“看到的多是那些不清不白的表现”，似乎是以自己的标准在下判断了。胡适先生对“雷震案”没有辞职抗议，引来后人的批判，以为他是患得患失。不过，换个角度看，胡适先生反对判雷震刑但又不肯与政府决裂，这两点都是明确的，并非“不清不白”。如何理解，似乎还在于其反共态度。

南东

回李大兴先生：这确实是我个人的标准，但并不以为就是胡适的真实，我希望看到新的材料与说法的。

笑笑书

泽雄兄倒无意间给我推荐了一本好书：《通往奴役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