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典论·论文

梅茗

典论·论文
曹丕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今之文人：鲁国孔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 元瑜、汝南应 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於学无所遗，於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 於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於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於他文，未能称是。琳、 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 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於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於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见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於 寒，富贵则流於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於上，体貌衰於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干着论，成一家言。

梅茗

　曹丕《典论·论文》精析

　　曹丕（187—226）是汉魏时期著名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他撰写的文论著作流传于世的有两篇，一篇是《与吴质书》，另一篇就是著名的《典论·论文》。《典论》是曹丕精心撰写的学术著作，一共20篇，《论文》是其中之一。《典论》一书失传，《论文》这一篇因被选入《昭明文选》而得以保存下来。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论著作，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在它之前还没有精心撰写的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专著。它的产生是中国古代文论开始步入自觉期的一个标志。在曹丕之前的一些单篇文论，如《诗大序》、《离骚序》、《两都赋序》、《楚辞章句序》等，所论述的对象要么是一种文体，要么是一位作家，《论文》则是讨论多种文体和评论多位作家，以“才性—文气”为中心，一以贯之而提出或者触及了不少新鲜的重要的文论课题，其重要特征就是推崇作家创作个性及才能，在中国文论史上第一次将才性的“性”阐释为气质、个性，并进一步探讨了作家的气质、个性与文体及风格的关系，其论述的特用术语是“文气”。

　　曹丕的《论文》重视品藻诸家，分析各家才性的细微差别，探讨文气的内在规律，是有其思想文化背景的。其一是当时品藻人物的社会风气很盛。其二是当时的文学创作也进入了自觉时代，越来越多的作品开始体现出不同的创作个性。这些都历史地呼唤着《典论·论文》的产生。《典论·论文》从批评“文人相轻”入手，强调“审己度人”，对建安七子的创作个性及其风格给予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四科八体”的文体说，“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学价值观及“文以气为主”的作家论。

一、 文体说（“四科”八体说）——文本同而末异

　　在《典论·论文》里，曹丕还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文体分类及其各自特点的思想。在分析作家才能个性各有所偏的同时，曹丕提出了四科八体说的文体论：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论文》

　　“本”指文章的本质特征，即用语言文字来表现一定的思想感情；“末”指文章的具体表现形态，即文体特征或文章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的特点。无论哪一种文体，都是用语言文字来表达思想情感，其“本”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不同的文体在表现形态、语言形式、体貌风格等方面各有不同。

　　接着曹丕提出文体共有“四科”八种体裁的文章。并且认为文体各有不同，风格也随之各异。四科共计八种，其中奏议与书论属于无韵之笔，铭诔诗赋属于有韵之文。其本质相同，都是用语言文字来表现一定的情感。但其“末异”，也就是说，在其文体特征上，奏议要文雅，书论重说明，铭诔尚事实，诗赋则应该华美。雅、理、实、美，就是“末异”，它们都是关于文体的不同风格体貌。所以，曹丕的“文本同而末异”，说的就是文体和风格的关系，不同的文体应该有不同的风格特征。尤其是“诗赋欲丽”，说明他已看到文学作品与其它类型的文体的不同，开始对文学作品与其它文体进行了有意义的区分，更注意到艺术所具有的一定的美学特征，这就意味着“文”的自觉真正开始了。后代陆机的《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萧统《文选序》将“综辑辞采”、“错比文华”视为选文的标准，都可以看到“诗赋欲丽”的影响。

　　曹丕将文体划为四科八类，对后代的辨体明性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对文体的分类更加细致，如陆机《文赋》论述了诗赋等十种文体的风格特征，刘勰《文心雕龙》从《明诗》到《书记》篇共计二十篇，对近三十种文体进行了系统研究。

　　“文本同而末异”当是最早提出的比较细致的文体论，也是最早的文体不同而风格亦异的文体风格论。标志着文体分类及特征的研究发展到了一个真正自觉的时代。可以这样说，中国古代文论的文体论产生、形成于魏晋时期，成熟于南北朝，曹丕的文体论具有奠基意义。

二、文章“不朽”说

　　这是曹丕关于文章价值的观点，曹丕对文章的价值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评价。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甚至比立德、立功有更重要的地位，这种文章价值观是他对传统的文章（“立言”）是“立德、立功”思想的重大突破，是文学自觉的一种表现。因为传统儒家也讲“三不朽”，“立言”次于“立德”，“立言”也是为“立德”服务的，文学只是用以教化的工具。而《典论·论文》，是将文学的不朽的价值落实到个体的人格与生命的，他所推崇的文体中还包括汉儒轻视的辞赋和诗歌，只不过他并未对这一观点加以详细的展开论述。

　　曹丕如此高度地推崇文章作品的意义，无论其主观动机如何（过去有人说他是“成名成家”思想严重；也有人认为他的目的是劝诱比他有文学才华的弟弟曹植要投入全副精力去写诗作赋，而不要来和他争夺王位），在客观上是非常有利于文学事业的发展的。我们知道，曹丕所处的汉末建安时期是中国文学史、特别是诗歌发展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其原因固然非止一端，但是作为统治集团的曹氏父子的重视、鼓吹和积极参与，应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时以他们父子为核心，周围团结了一大批诗文作家，形成了所谓的“邺下文人集团”，曹丕在这篇《典论·论文》中所评论的“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除了孔融之外，都属于这个集团。建安文学，成为历史上被称为具有“风骨”的文学，代表着文学积极向上，阳刚洋溢的一面。

三、“文气”说

　　《典论·论文》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他说：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论文》

　　这就是文论史上著名的“文气”说。以“气”论文和作家，是曹丕《论文》最突出的理论贡献。“文气”说的产生有其文化背景。汉魏之际，人物品藻的风气极盛，“气”是品鉴人物中最常见的词之一，它的含义包括了人的道德品质，个性气质，才能智慧等多个方面。此期还喜用“气”来形容音乐与言辞。这都影响了曹丕“文气”说的形成。

　　曹丕所谓的“文气”，是指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作家的自然禀赋、个性气质，属于生理和心理范畴，没有伦理色彩，不同于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 曹丕“文气”说是从“才”和“性”两方面论述作家的气质、个性及其与文学风格的关系的。“文以气为主”尤其强调了作品应当体现作家的特殊个性，这种个性只能为作家个人所独有，“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建安七子各自显示出各自的才能，究其原因，是由“性”的差异所导致。

　　诗人各自的禀气有别，个性有别，这是不容易改变的，它直接导致了诗文的体貌风格也就有别。这种观点也合符于魏晋人崇尚自然的风气。 曹丕正是用这个理论武器来论析“建安七子”的才性与文气特征之间在关系的：

　　王粲长于辞赋，徐斡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斡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论文》

　　建安七子各自禀气不同，个性不一，所以在创作上体现出来的文体风格也不一样。由于曹丕非常强调创作个性的这种独特性和不可改变性，一方面突出了作家独特个性对于作品风格的决定意义，体现了魏晋时期“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的时代精神。另一方面，则是否定了现实习染同样可以改变创作风格的可能性。这是其理论的缺陷。而这理论缺陷，在后来刘勰《文心雕龙》论“性”与“体”的关系时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另外，曹丕将“文气”分为“清”与“浊”两大类，清为阳刚之气，浊为阴柔之气，文气二分，开后世以阳刚之美、阴柔之美论文学风格的先河。总之，后世许多文论家、诗论家常以气论诗、论文，当或多或少是受到了曹丕“文以气为主”说的影响。

四、一些有益的文学批评见解

　　在《典论·论文》中还对文学批评的态度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比如反对“文人相轻”和“贵远贱近”，主张“君子审己以度人”，这对文学批评也是良好的倡议，至今仍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