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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2-2 2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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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 言之有文，行之不远？
前记：范某曾在燕谈上贴过拙作《话说“文艺腔”》，似不乏共鸣者。然“文艺腔”和“言之有文”迥异。故以此文作自我补正。
读董桥书，虽对其骨子里的名士作派和“雅得化不开”的定式化腔调略存腹诽，但对其文采风流和高人雅致还是多有服膺。董桥为文少思想家的识力而多文章家的情韵，其作品行之也远，主要得力于“言之有‘文’”。孔夫子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指写文章或说话，没有文采就难以流传久远。“文”与“质”相对，主要指文采、文体、文辞、文风等偏于形式的范畴。沈约说：“以情纬文，以文披质。”王夫子则说：“文因质立，质资文宣。”说的都是文章内容（“质”）的传达（“披”或“宣”）离不开形式（“文”）的支持。对“文”的追求历来是文章写作（尤其是文艺性作品）的应有之义。但在笔者的文字生涯中也有让我徒生感慨的遭遇。有一次省里开笔会，遇到几位熟悉的报刊编辑，谈起我给他们的稿子，有几位语重心长地说：“你写的东西太‘文’了一点，我们现在用稿不需要什么文艺色彩。”其中一位在某杂志编反腐败杂文的朋友，更是好心告诉我：“下次你有什么‘直拔笼统’（吴方言，意为直接了当）的文章，径直寄来。”朋友们的好意我心领了，但私下多少有点纳闷：从什么时侯起，文章的行情成了“言之有文，行之不远”了？不要说我这个业余写手犯傻，就是孔老夫子再世，恐怕也弄不大明白。
有些报刊的栏目从其自身定位出发，用稿不需要什么文艺色彩，这无可厚非。我也不会自作多情地用文艺的热脸蛋去贴人家非文艺的冷屁股。令人感叹的主要是基于如下事实。许多报刊的时评、言论、杂文等栏目，在总体上多少呈现出“粗糙化”乃至“粗鄙化”的“弃文”倾向。只要在主题上能配合当下之时政，在选题上能逮着什么热门之话题，或在内容上能吸引读者之眼球，就不在乎，也不讲究文章形式和文字表达上的“文”字。有编辑甚至这样理解报纸副刊的“文学性”，即能用规范的汉语言文字写成文章。“文学性”的内涵居然降格为中学语文教师对学生习作“文从字顺”的要求。“文学的边缘化”固然大势所趋，也未必是坏事，但没想到的是，如今居然已到了连文章的“文学性”也多此一举之境地。先是专业性的文学类报刊急剧萎缩，再是报纸文学副刊的全线溃退，现在更到了“言之勿（不需要）文”的地步。（这往往与具体编辑无关，主要是报刊追求发行量的情势所迫）这里面也许暗含着特定发展阶段之必然趋势，但是否也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精神生活的“粗糙化”、“粗鄙化”倾向。在此大气候下，文章之事难免朝“言之无文”的方向异化。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因科举制度的导向而不乏“崇文”之风气，但世俗社会好像历来就不大买“文”账。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价值取向更是自动放逐“文”字。周泽雄在《性格卡片》中谈到“清高”时说：“有一个事实即使说出来令我不快，我也只能先说出来再说。即在我们国家，不少人对风雅（‘清高’差不多是它的同义词）的仇恨，的确常常超过对恶俗的仇恨。”不妨举一个有力的旁证。有一句讥讽文雅之士（举）的歇后语，“孔夫子的鸡巴──文皱皱”。民间惯用语往往积淀了深沉的国民心理。从该歇后语中，可见世俗社会对文雅的高度奚落和无情嘲弄。虽然孔夫子有言：“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然如今流行“我是流氓我怕谁”。职是之故，所谓的“言之有文，行之不远”，也就不奇怪了。好在酱香老范本身“文”就不多，真要我“言之有文”的话，也许还颇犯难，而要比试“言之无文”之种种，俺是粗人俺怕谁？
写过《文字是肉做的》董桥，有总题为《英华沉浮录》（大陆有辽宁教育出版社的删节本）的十册系列语文小品，文章精致、雅洁、脱俗，足堪把玩。“名士情怀如窗外六朝之山，感性笔墨如檐下秦淮之水，一静一动，亦仁亦智，而这种组合居然完成于南洋和英伦之间，真是奇迹。”缺少自知之明的余秋雨，对董桥的这番点评倒不乏知人之明。这些小品原先连载于香港报纸的副刊，在那样高度商业化的环境中，居然能出现如此“文皱皱”的“孔夫子的鸡巴”，而作为尚处“初级阶段”的我辈，唯有直面“言之有文，行之不远”之境遇了。余无言也，只能自喝闷酒一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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