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郭勇健:写作指南——读周泽雄《文人三才》
写作指南
——读周泽雄《文人三才》
1
四年前读周泽雄的《说文解气》，一气读完，果然书如其名，读来十分过瘾，格外“解气”，而且受益匪浅。如今读周泽雄的新著《文人三才》，仍有相似的感觉和体会。这两本书我都非常喜欢。能够写出如此好书的作者，当然使我十分佩服。周泽雄在《文人三才》的自序中表示自己从不把读者视为学生，但我在阅读他的书时，却实实在在地感到自己最好还是老老实实地呆在“学生”的座位上，正襟危坐，聚精会神，心无旁骛，长长地竖起耳朵，绝不能让哪一句话在一不留神之间白白地从耳边溜掉了。阅读经验就是接受教育的经验。只是我在听课的过程中，感到周泽雄前后两次的课程稍微有些区别：《说文解气》大致是教人如何读书的，《文人三才》则大致是教人如何写作的。
周泽雄的《文人三才》具有《写作指南》的性质。或者不如干脆地说，我就是把这一本“文学评论集”视为一部《写作指南》的。
2
如今这世道，新鲜事物蓬勃发展，层出不穷，才不过几年时间，我们眼前就多了一种名为“文字垃圾”的新东西，并且触目皆是，严重污染环境。在那些文字垃圾里，从不缺少什么“写作指南”或类似“写作指南”的读物。书市上充斥着且热卖着的专门写给中学生们读的“写作速成”、“新概念作文”、“高考作文”类书籍，多半是些哄小孩的玩意儿——给了他们几粒巧克力，或是一半瓶牛奶，就再也不管饭了。至于那些大量的“小说鉴赏”、“最佳散文”、“……年度选集”类读物，仿佛一家撑持了多年的饭店，质量每况愈下，早已声名狼藉，真正“好这一口”的朋友们是不会有兴趣委屈自己的舌头去品尝一下的。
但我现在把《文人三才》看作一部《写作指南》，却绝无半点不恭之意。依我看，真正的《写作指南》其实无可厚非；非但无可厚非，对于如我等写作的业余爱好者和“涂鸦族”，简直还思之若渴，辗转反侧，求之不得。譬如周泽雄自己也颇为喜爱的康·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玫瑰》，我们完全可以视之为一部上乘的“文学入门”或“文学创作基础”，巴不得有更多这样的“写作指南”，也好多学上三招两式，拿去显摆显摆。遗憾的是这种书籍就和传说中的武林秘笈一样的少见。武林秘笈那么稀罕，或许是由于绝顶武林高手实在太少？只有真正的艺术家才能教导艺术，也只有那些在写作之路上淫浸好久、深谙写作之道的高手，才能写出这样一种含“金”量颇高的“指南”来。他们把“写作劳动”干得熟悉了，老练了，顺畅了，优雅了，不知不觉便“进乎道矣”，心中存了许多体验或感悟，忍不住要专门写一写写作这件事。可以“非”的只是那些市面上流行的“写作指南”，没有切身体验，惟有死板教条；并无源始创见，只好拾人牙慧。其所以可视为垃圾者，正在其“伪”。而《文人三才》，那是真材实料的《写作指南》，不是塑料玩具而已。
正如真正的哲学家都要思考“何谓哲学”、“哲学何为”之类的基本问题，真正的作家也都要考虑“何谓写作”、“为何写”、“写什么”、“如何写”之类的基本问题，否则他整天在电脑上敲击键盘摆弄文字都是干什么呢？是猜字谜还是玩文字积木？或者就是纯粹吃饱撑的？“僧敲月下门”为何就比“僧推月下门”好，“春风又绿江南岸”为何就比“春风又过江南岸”好，“悠然见南山”为何就比“悠然望南山”好，总得有个数才行吧？不过作家的思考，往往直接过渡到文学创作上的创新行动，直接用行动去丰富、革新或扩展文学的定义，而作为一名作家兼批评家，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自然就更自觉自愿更积极卖力一些，而且他的思考，往往形成一种区别于创作的独立的思维成果——这就是我们平日称之为“理论”的东西，譬如萨特的《什么是文学？》。他便是不去写理论著作，也难免要把思维成果在他的文字中流露出来，譬如周泽雄的《文人三才》。周泽雄是一位那么关注写作问题的批评家，在《文人三才》中，这种流露简直在在皆是。
《文人三才》当然既非一部理论性著作，亦非一部专门的《写作指南》，其中也很少涉及某一具体文体的具体写法，并非如狄克森、司麦斯合编的《短篇小说写作指南》之类的书，但它确实有着许多关于写作的普遍性思考。既然如此，我就毫不客气地直接把它视为一部《写作指南》了。假如周泽雄本人有些不太情愿，那就当作我个人的《写作指南》好了。反正读书本是个人的事，谁也管不着。
3
作为“写作指南”，《文人三才》至少涉及写作的四个方面：写作作为一种职业的技艺，写作作为一种职业的规范，写作作为一种职业的道德，写作作为一种职业的理想。我之所以说它是真材实料的《写作指南》，主要是因为《文人三才》不像那些假冒伪劣的垃圾产品那般仅仅关心“技艺”层面，更关心“规范”、“道德”和“理想”层面。其实这就好比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你不展示文学的规范、文学的道德和文学的理想，那你指的又是什么“南”？你能保证就不半道走失，就不“南辕北辙”？就不引人误入歧途？
不过周泽雄还是很重视作为技艺的写作的。他多次表示过，他是把写作首先当作一门行业，一种技艺的。周泽雄本人就是那种专门靠写作为生的人，自称“职业文人”。顺便说说，易中天先生也是把写作首先当作一门“技艺”的，他曾经告诉我：“写作，就是一种手工活，一门技艺！”一边说还一边不住地扭动着手腕，抖动着手指，仿佛正在捏塑一个小雕像或玩弄一个陶瓷模型。《文人三才》中收有两篇评论易中天的短文，周泽雄借鉴了武侠小说中的命名法，把易中天的写作技艺称为“易家路数”、“侦探小说式的随笔写作法”。周泽雄还以一种惺惺相惜的情怀、内行看门道的语气评论道：“我发现易中天并没有握住一手令人艳羡的好牌，但是，他在理牌的手法、出牌的顺序和打出王牌的时机上，显出高人一筹的能力。”“与其说作者见识超拔，不如说他技艺惊人。”
写作既是一种行业，那么当然有着属于行业本身的独特的操作方式，也就是技艺。这门技艺具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假如一篇文章没有显示足够的“技术含量”，不曾达到相应的“技术难度指标”，就像《侠客行》中雪山派的剑客运一剑而刻不出一朵五瓣梅花，那他是瞧不起的。他会毫不含糊地告诉你：“对不起！这门技艺你还没学到家。”
对困难的征服，是技艺的题中应有之义。有人在一粒小小的核桃上刻了一条船，船上的人们正在举行宴会，身份有别，体态各异，连面目表情都看得一清二楚，我们觉得这真是巧夺天工，真是神乎其技，绝非一般人能够做到的。写作也是一门技艺么？
这个问题很有必要。因为只有当我们把写作看作一门“技艺”时，它才是可以学习的，可以传授的，可以“指南”的。可以学习和可以传授，是“技艺”的根本特点。我想文学和其他任何艺术形式一样，都有纯粹属于“技艺”的因素，也有完全超出“技艺”的因素。苏东坡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提到，他的弟弟苏子由，写了一篇《墨竹赋》给著名画竹专家文与可，文中说：“庖丁，解牛者也，而养生者取之；轮扁，斲轮者也，而读书者与之。今夫子之托于斯竹也，而予以为有道者，则非邪？”他认为文与可画竹就像庖丁解牛和轮扁斫轮，具有不可传授的性质，其中不存在“道”即技艺技法的东西。苏东坡反驳：“子由未尝画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
确实，艺术这玩意的古怪和奇妙就在于，它既有“意”又有“法”，超出技艺同时又不离技艺。但从实实在在地可以捉摸的角度看，艺术首先是技艺。宋代山水画，我们觉得真是绝了，那境界，那气势，那味道，那神采，几乎幅幅达到了艺术的登峰造极和不可企及，可我们观看原作，或者哪怕只看日本二玄社的仿真复制品，我们便会发现那效果的由来，无非是单纯的高超技艺所导致而已。当然了，如何使用这高超的技艺，那需要超出单纯技艺的因素。周泽雄把文学中的超出技艺的因素称为“才华”。“我派定才华的新义是：它决非单纯的笔墨活计，而是一种更高级的文学才能。”“才华作为最高等级的文学才能，其引擎动能，多半来自作者的思维能力。只是擅长抚辞弄句的寻常笔墨高才，恐无缘攀上高枝。”
4
“才华”不可传授，不可模仿，而“笔墨活计”和“抚辞弄句”却是可以的，那属于技艺。技艺如何传授？如何学得？君不见古代的手工作坊都是师傅带徒弟的模式？这个模式历千百年而不变，就是由于一门手艺是很难光用语言就把它的奥秘就说清楚了。写作技艺当然也是如此。所以不光要“言传”，还要“身教”，而且“身教”的重要性每每远大于“言传”。在《文人三才》中，周泽雄便极尽“身教”之能事。我这就随便举几个例子。
已有好多年了，每次写文章，不管是写正经八百的论文还是写点胡思乱想，我都会为自己的“字库”十分狭小而深感苦恼。任是使尽浑身解数，费尽心思，绞尽脑汁，也不过就那么可怜兮兮的几个词在我那空空如也的大脑中跳跃，比如表达意思的转折，无非寥寥几个“然而”、“不过”、“可是”、“但是”，就此黔驴技穷，一筹莫展了。单调而且乏味，不必说舞蹈动作变幻莫测的美感毫无，就是武术动作的招数繁复多变也是一概阙如。反正以不变应万变，管他来的什么敌人，面对什么情况，翻来覆去就是郭靖的“降龙十八掌”——而且尚是未曾学全的“降龙十八缺三掌”。对比周泽雄的文章，不由得瞠目结舌，叹为观止，人家那“技术难度系数”才是高！
你看他对哲学的期待：“本人愿意恭聆教诲的哲学，也和狼愿意视为美餐的羊一样，必须是个活物，带有生鲜之气，甚至，沾点鲜血也不妨。”你听他对王小波的评论：“和我们一样，他也有过一颗惨遭扭曲的心灵，和我们不一样的是，他的文字里经常会发出一阵阵骨头撕裂的声音，那是因为他一直顽强地试图让扭曲的身心重新复位。”按照我的阅读习惯，读一个人的书，难免拿自己与作者相比，比较的结果是：我的字库仅相当于周泽雄的一半，遣词造句的招数大约仅有周泽雄的三分之一。他在文字世界里呼风唤雨，吞云吐雾，翻江倒海，寻花摘叶，仿佛魔法师一般，简直要啥有啥，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就他驱遣文字的种种招数而论，那简直是一种饿兽作风，我们仿佛听到文字在他思维之爪下发出嘶鸣唳吠之声，惊心动魄之处实在不让好莱坞大片。”——周泽雄形容余光中的话，用在他自己身上又何尝不可？
再比如文章的开头。万事开头难，写文章似乎也是这样。不管写的是学术论文研究专著还是散文杂文随笔诗歌，都是如此。比如杜甫的“诸葛大名垂宇宙”、“岱宗夫如何？”秦观的“山抹微云，天粘衰草”，落笔便已不凡。我曾有过多次经验，好容易发现了某个有点意思的问题，于是兴冲冲地搜集了许多资料，对文章想要表达的东西也有了大致的构思，可惜，往往会出现始终不知道该如何落笔着墨，如何切入的情况，就像买来了一堆很好的食品原料，就是不知该如何烧制它，就是吃不到嘴里。最后只得白白放弃大快朵颐的欲望。但写文章开头难，看来只是对我这学徒工而言的一种现象，对于周泽雄这样的行业大师傅，竟似一点难度也无。至少他做得举重若轻，让人瞧不出难来。
比如书中有一篇《引用的尊严》，讨论写作的“引用”问题。开头一段竟莫名其妙地谈了一通毫不相干的“逗号”，把逗号和其他标点符号比较得有来有去，我正读得起劲，周泽雄却在这时拍拍我的肩膀，把我从云里雾里惊醒：“凡是逗号般平常的引用，均不在探讨之列，本文只拟就那些徒具惊叹号效果的引用，略加留意。”这就是恰到好处的技艺了。
比如书中有一篇《生命的盐粒——读法拉奇<</FONT>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开头先说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喜欢画“腹势浑圆，风采焕发”的孕妇，孕妇兼具少女和少妇、女人和母亲之美。接着说，这只是视觉外观，而孕妇的心理特点也值得关注。“画家多半对此无能为力，我们更愿意听听作家怎么说，尤其想知道女性作家的意见，如果这位女作家在披露内心时肚子也正在日长夜大，她的‘实话实说’，我们就更有理由期待了。”造了半天的势，这才顺势提起本文所要评论的《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周泽雄写作技艺高超，高在他决不是“一招鲜，吃遍天”，他的招数几乎层出不穷，花样总在翻新，更高在他并不迷恋各种花里胡哨的招数，他了解“无招胜有招”的境界。他说：“文学世界最为颠扑不破的行业真谛，也许只是‘文无定法’四字。通常，文学只有一些笼而统之的大道理，没有那么多非此即彼的小规矩，不像木匠师傅那样，只要掌握并恪守若干传统工艺，就有望登堂入室、名震一方了。”
既然技艺的真谛是“文无定法”，那我们只有牢牢记住这个最高指示，将来好来个“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了。且说周泽雄提供的第二项“指南”。
5
第二项是关于写作的职业规范。
如果说把写作首先当作一门技艺，这还比较容易说得过去，那么，认为写作这事情居然还有规范，这就让人有些难以接受。
第一个感到愤愤不平的可能是作家。写作，原本就是天底下最自由的事情，像白日梦一样的事情，正因为在现实中总是得不到满足，我才不得已到想象世界中去寻找安慰，我的想象自然任我天马行空，随意所之，爱怎么着就怎么着，难道还要有所规范吗？难道还要别人来规范吗？规范想象，岂非写作领域的“诛心”之举？
第二个感到疑虑重重的可能是批评家。约摸百余年来，让批评家大感苦恼的一个问题，就是能否为创作制定规范。批评家本人当然是非常喜欢干这种事的，而且本来也一直在理直气壮地干着的。搞创作已有作家，搞理论已有学者和哲学家，不干这种事情，批评家又能做什么呢？批评家总得找点事情来做做，也好发点文章，赚点稿费，过点日子，喝点小酒，不至于喝西北风。事实上批评家们也确实干得兢兢业业，不亦乐乎，以他们的老祖宗亚里士多德的“三一律”为首，以后艺术创作规范便不绝如缕，什么“黄金分割律”，什么“多样统一律”，不一而足。但问题是，批评家定出的规范，老是被艺术家所破坏，老是让艺术家所耻笑，莎士比亚何尝理会亚里士多德？伟大的亚里士多德尚且遭到如此不堪的冷落，更何况那些二三流的角色了。于是，最后，批评家自己对能否给艺术创作制定规范的问题，也不由得踌躇起来，困惑起来，变得没有自信起来。
周泽雄却相当自信，一点也不困惑，丝毫没有疑虑。他精力充沛地兴致勃勃地乐此不疲地为写作制定规范。说也奇怪，我对周泽雄制定的规范居然完全能够接受。
比方说，在《引用的尊严》、《学者的气象》、《写作的尊严》、《古狗的气味》等系列文章中，周泽雄便树立了一种写作的基本规范。这个规范一言以蔽之，就是“不抄袭”，“写一种不偷不抢的文字”。一个优秀的作家应当形成如此基本见识：“平庸是我的天敌，剽窃是我的大忌，创新是我的义务。”
在《娱乐界的标准》中，周泽雄注意到现代社会的一个文坛现象：“知识界标准在娱乐界标准的疯狂入侵下已经全面崩溃”，因此欲力挽狂澜，提出另一条规范：写作应当寻找并遵循自身的标准，不要用文学之外的标准强加于文学。“身体的美丽只是娱乐界的标准，与文学的美丽素无干系。把娱乐界标准强行引入文学界，也许不如把动物园的标准强行纳入小区物业管理那么危险，荒唐程度却是半斤八两。”
把娱乐界的标准引入文学界，并用它来指导写作，那是一种“越位”。在写作中还存在着另一种常见的越位，那就是把不同文学“体裁”的审美标准混淆起来。在《我的抒情散文过敏症》中，周泽雄发现，千百年来始终在神州大地上大行其道、如今更呈有增无减之势，愈演愈烈的所谓“抒情散文”，便是对不同文体特点的混淆。“文学领域中的各类体裁，分别对应了人类精神生活中的不同需要，正如体育领域中的不同项目，也一一呼应了人类健身活动中的不同需要。不同的体育项目有不同的竞技规则，不同的文学题材也要求不同的表现手法。”“抒情诗人不能不抒情，小说家不能不虚构，戏剧家不能不折腾人类的情感，散文家不能不‘修辞立其诚’，窃以为就属此类文体的根本大法或‘定法’。”
还有一条大致可称为“规范”的是，不能以写作的“题材”衡量写作的艺术。题材对于写作当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一个作家擅长写这种题材，未必也擅长写那种题材；有人只能写武侠小说，有人只能写言情小说，有人只能写历史小说。好文章几乎必定都善于选材。周泽雄本人会看，会想，会读，会写，艺高胆大，自然也是一号选材的好手，譬如《文学改良新议》、《漫议文人的尴尬》、《我的抒情散文过敏症》等，光是题目便颇为诱人，令人顿时眼前一亮，读完更觉心里也好生亮堂。但周泽雄认为，题材即便不算艺术之外的因素，至少也只算是艺术的辅助性因素。过分依赖于题材的出奇制胜，以题材来吸引眼球，那只能算是剑走偏锋，真正的武林高手，是要把一招一式都使得堂堂正正的；以为发现了新题材就会写出好文章，或者以为题材的性质就决定了文章的性质，这都属于门外之见。譬如周实的小说《刀俎》，取材于中国历史上的种种酷刑，那些持“题材决定论”者不免开始嘀咕，怀疑作者是否有“嗜痂”之类的心理问题。周泽雄了解周实写的到底是什么：“《刀俎》的警醒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你也可以理解为教育意义，但我以为，比题材的警醒更重要的，是其中的脉脉诗意，是那种关于灵魂受难的诗意，那种诉诸生命本身的诗意。”
诸如此类的“规范”，当然是写作应当遵循的起码规范，否则写作还能叫写作吗？它们和“三一律”之类的艺术规则不同，对于艺术创作本身并无任何硬性规定和强行介入，它们只是一种“软规则”，或者说是一种“否定性规范”。周泽雄好比一个合格称职的辛勤老园丁，为花草的正常成长准备好充分的空间，充足的阳光、空气、水源和肥沃的土壤，不辞劳苦地为它们锄地松土，不厌其烦地为它们除去杂草和荆棘。
6
不抄袭已经是一种写作的职业道德了，但仍然是一种“否定性”的职业道德。周泽雄还从正面提出关于写作的职业道德。
比方说，在《作为榜样的福尔摩斯》中提出的“敬业”。“我习惯将文章之道视为一门手艺，一名作家缺乏对文学手艺的尊重，一篇文章没有展现出一定的技艺，我总懒得肯定其价值。”“离开了敬业和技艺，世上本不存在崇高。”《写作的尊严》说：“才华的高低，成就的大小，固然无法力取，文字的尊严，却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态度和脚踏实地的努力。”这里强调的也是“敬业”。
不过周泽雄视之为写作的根本职业道德的，还是“真诚”。
在那篇痛快淋漓妙趣横生入木三分的《我的抒情散文过敏症》中，周泽雄尖锐地批判了那种在散文中毫无节制地抒发作者情感的主观倾向，因为这种主观倾向表明了作者的不真诚。“散文就是专供人们作倾心之谈的，一种本质上而非形式上属于对话的文体，也正因此，散文作为一种文体的道德，遂与商业的首要道德重叠了，那便是诚信。抒情散文之不可容忍，八成就在于践踏了诚信原则。”抒情散文为何和如何践踏了写作的诚信原则？却原来，散文是客观性的艺术，而非主观性的艺术；是再现性的艺术，而非表现性的艺术。所以，我们对散文的阅读期待，既不是叱咤风云，也不是激情澎湃，而是一杯清茶，两支烟斗，数粒花生米，一包香瓜子，相对晤谈。天南海北，不拘一格，常常冒出机智的光芒，时时闪现幽默的词句，这是散文的正常写作状态。所以，“散文之道最可比拟于交友之道”。朋友之间，充最多只能容忍无伤大雅的小小调情，决不允许毫无限制的大事煽情。假如一位作者在聊天中“倏地收住话头，突然风情万种或壮怀激烈地做出一个让人莫名惊诧的抒情动作，你会生何感想呢？”我们当然会觉得这种举动着实无趣，败坏了轻松闲聊的气氛，撕毁了一张无形的契约。尤为可恶的是，抒情散文作者“一边长歌曼舞，纵情歌唱，一边却希望读者误以为他只是在踱小步，聊家常。”这就明显地带有欺骗的性质了。
这篇文章的思路是刨根问底，行文是直捣黄龙，端了“抒情散文”的老窝，即古中国的“道德文章传统”。“诗言志”和“文以载道”，便是“道德文章传统”的典型表现。道德文章传统要求作家的写作在满足文学要求之外，还要对人类道德做出有力的乃至声嘶力竭的歌颂和呼唤，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类。这种标准中隐含着一种要求文艺创作为社会政治道德服务的思维路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杜甫的诗里本来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佳句，可仅仅由于它鞭挞了黑暗社会现象，在中国竟被歌颂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搞得好似杜甫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写出什么名句似的；辛弃疾词一度被认为高于苏东坡，一个重要的原因竟然在于“爱国主义情操”，至于苏东坡富有哲理意味的生命体验和机智幽默的个人风格，那自然是无法与“爱国主义情操”相提并论的；鲁迅的伟大，似乎仅在于写出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句道德名言。“国人对道德文章的饥渴是如此深重，以致道德审美常常还会凌驾于文学审美之上。”然而，“道德文章根本不符合文章道德。”其所以不符合“文章道德”，仍然是由于它们本质上具有假、大、空的性质。动辄以天下百姓和人间君王的口气发言，张口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样的文章看起来就像舞台上的夸张表演，这样的作者显得何等的矫揉造作！
因此，周泽雄便像当年的老托尔斯泰那样，以“真诚”作为写作的首要道德。“命笔前一定要有一种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感觉。我想说这就是我的基本写作原则。”
7
批判道德文章，弘扬文章道德，背后是有一种写作的职业理想在支撑着的。当我们指责或指出一件事情“不对”的时候，我们已经隐约地高悬一把“对”的尺子在头上了。一部货真价实的《写作指南》，当然要展示出写作的理想境界。
以我浅见，教育的精髓并不是激发兴趣，而在于树立理想。西方传统学术界的“言必称希腊”，其实不见得就是把希腊语言和希腊学问当作学术的基础训练，毋宁说是把希腊世界和希腊精神视为一种学术的理想。激发兴趣，在任何行业里都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步骤，但也只是第一个步骤而已。激发兴趣，相当于从背后推你一把，让你前进，但该前进到哪里你一开始是不清楚的；树立理想，则相当于暗中悬挂美食在前头，让它的香味源源不断地朝你飘逸过来，馋得你食指大动，腹中雷鸣，口水直流，使你主动地向前，想方设法地寻觅，最终找到它并把它咽进肚里。就写作这一行业而言，激发兴趣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人人都有说话的欲望和写作的冲动，这一点在博客写作时代尤为鲜明，树立写作的理想，变成了现在的一项当务之急。
在周泽雄心中，存在着一种写作的职业理想。我不是他的肚里蛔虫，只能用想入非非法从他的文字中去推测他的理想。若是推测有误，想必周泽雄也就暗中嘀咕一声“孺子不可教也”，然后付诸呵呵一笑吧？
在《狠霸美学》和《正才之风》中，周泽雄展示了理想的写作方式。把这两篇文章合并起来，我想周泽雄推崇的就是写作的“狠霸美学与正才之风”。
周泽雄喜欢借围棋说事，《狠霸美学》有一半说的是围棋。韩国人称雄弈林的首要原因，在于一个“狠”字。“韩国人的棋风没有温柔敦厚之说，见好就收之念，他们想的就是如何把棋下得更有效率一点，换句话说，更狠一点。韩国围棋大师赵治勋先生倡导的纹枰美学是：宁可下得过分而致败。”联想到写作，周泽雄发现，“狠”也是文学之道或写作之道的奥秘之一。他说：“读今人钱钟书、余光中先生的文字，我常会有看到韩国人下棋的感觉，惊讶于作者的斗志高昂，每一笔都落在最狠的地方，每一个比喻都不含糊，视平庸如鬼魅。但通篇读来，又大具浑成之象，并没有因为文字的一味好勇斗狠而破坏整体的大度从容。”真正敬业的作家，几乎都有这样的写作追求；真正的作家都曾在心中立下杜甫的誓言：“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表达得准确到位，击中要害，恰到好处，说的似乎只是文笔问题、语言风格问题。的确，周泽雄在《正才之风》中也说过：“文人的最高境界，当然是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写出足以名垂青史的杰作。”但他同时还说：“在我的字典里，真正文笔出色的作家，见识也必然高人一筹。”我把周泽雄的话翻译一下：你只有看到点子上才能写到点子上，精辟的辞句中有着精辟的洞见，寻求正确的表达也就是寻求正确的思想。
老实说，这样的主张我是毫无保留地赞成的。我觉得周泽雄说出了我最想说的话。几个月之前，我才对人说过，读书读了这么多年，害得我好不凄惨，有时反省一下，读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古人说“读书明理”，读书做学问当然是为了寻找真理、把握真理。可要命的是，真理是什么呢？真理在哪里呢？有真理吗？真理要是存在，你能够发现它吗？我说我读了整整十年的书，就明白了萨特告诉我的一件事：真理就在和谐的表达和响亮的句子当中。所以我想，读书是为了写作，写作则是为了写出惊人之语。
已经说到这份上，我们不得不进入“思想”、“思维”的地盘了。周泽雄是一位作家兼批评家。没有思想的批评家是不合格的批评家——这一点周泽雄自然了然于心。在《文人三才》中，周泽雄既没有表现出理论探索的欲望，也没有表现出形上之思的需要，所谓“写作指南”，本来就属于实践、技艺的形而下层面。但总的来说，周泽雄还是一位思想型的作家，其主要表现有二：特别强调文章的“见识”；批判思辨能力低下的写作。譬如他把“才华”和作者的思维能力直接联系起来。在《声气语的陷阱》、《心灵与脑袋》中，周泽雄强调：“人应该愉快地享受被爱情打动、被艺术劫持、被音乐折磨的乐趣，但不应轻易被思想俘获。凡是未经质疑的思想，就像未经商标注册的商品一样，我们的大脑应该学会拒绝消费。”在《我为什么反感当今杂文》中，周泽雄认为“未将思辨的尊严置诸首位，则杂文之变得令人不安，几乎无可避免。”目前流行的短、平、快的杂文之所以令人反感，是由于它具有“降低思辨水准和简化问题难度这两大症状，究其实乃是一种思维之病”。因而呼吁一种“严谨分析，慎密推敲”的“思辨型散文体”。
周泽雄的诊断可谓对症。思辨能力或思维能力与写作能力直接相关，大约尚为当今中国的许多作者所从未梦见。理想的写作离不开思维的训练。所谓“功夫在诗外”，写作并非只是简单地处理处理文字，并非只是在文体上下下功夫就可以了。没有相当的灵魂的内在力量，没有足够的思维穿透力，焉能写出陀斯妥也夫斯基的《罪与罚》来？
最后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周泽雄主要是写散文的，如易中天所言，他的散文不仅能够“趣说”，而且能够“妙说”。不管趣说还是妙说，都与他的幽默本性不可分割。幽默是散文的润滑剂。周泽雄甚至把它视为写作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才能。梁简文帝说：“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钱钟书也有“游戏可成好词”的说法。我猜想，这两条语录，在周泽雄写作的时候大约时时出现在他的心里。 （2007.1.18）
（这是五年前的一篇旧文，本已删除，今日又在电脑中见到，重新贴出。） |
发表于 2012-12-14 18:22
| 
发表于 2012-12-19 09: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