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红革紫姜九股苗——1969、1869与2009年纪事
在漆黑的大山里迷路，可不是好玩的，我急急地沿山壁往回走，突然看见荧光闪烁，着实吓了一跳，定睛看去，原来是乱葬坑。这些枯骨，是张秀眉手下的将士，还是川湘远道来的清兵？历史的缘分仿佛草蛇灰线，看上去泯灭无迹，底下却藕断丝连。四十年前的回忆和一百四十年前的历史，似乎重重叠叠成为剪影，怎么理解苗族？怎么理解反抗？怎么理解文明与野蛮，以及秩序与自由？我反复思索。
【缘起】
在2009年末写这篇文字，追溯40年前的往事，遥想140年前的历史，连自己想来，也觉得有些过于讨巧。
40年前的1969年，是我在贵州苗寨插队的第二个年头。那一年起，原本就少得可怜的口粮和费用补助停了，父母还在牛棚中根本无法接济自己，大队干部也不再因为知青初来乍到而跟你客气，自己必须要挣工分、找口粮、换现钱。我开始学着做砖瓦挣工分，《老子》里面把做砖瓦叫“埏埴”，说起来好听，但实际上是重体力活儿。先得牵了壮硕无比的水牛踩泥，泥踩糯了之后堆墙，把泥墙分片，用泥弓割瓦皮，小心翼翼地把瓦皮托起，裹在四个棱的瓦桶上，蘸水打拍结实晾硬，按棱分开四瓣，最后把晾过的瓦片码好阴干，此后就等着进窑烧制了。干这个活儿，一是闷，没有人和你讲话，二是饿，据说这活儿最累人，三是等，天一下雨就没法做，山寨里不可能有带顶棚的瓦场。
可巧的是，这一年单个儿做瓦，便因为夏天总下雨，倒有很多时间四处走。记忆中很深刻的是，我常常看到百年以前苗民领袖张秀眉和清帝国军队打仗留下的遗迹，先是在我下乡的白腊附近，后是在我无数次经过的香炉山中。张秀眉和包大度聚义军遭遇席宝田率领的清兵，他们且战且退进入这一带的时候，正好是百年前的1869年。为了这一巧合，我曾费尽心思找到一部《清实录(贵州史料辑录)》，在如豆的油灯下把有关张秀眉和包大度起义的资料抄在几个作业本上。
有时，历史的缘分就仿佛草蛇灰线，看上去泯灭无迹，底下却藕断丝连。几年之后，我离开了这个地方，原以为走出那个虚耗青春的地方，便再也不会有什么瓜葛，可没想到四十年后，这些记忆却再一次被翻动。这些作业本伴随我走北转南整整四十年，2009年一个细雨绵绵的日子里，我重新看这些发黄的字迹，觉得心头很感慨，究竟是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楚。四十年前的回忆和一百四十年前的历史，似乎重重叠叠成为剪影，边缘的和中心的，历史的和记忆的，书本上的和田野中的，无意中看到的和有意去发掘的，似乎散乱而纠结，好像一枝毛笔沾了一点水彩、一枝毛笔沾了一点墨汁，当你把两枝笔端浸进一盂清水，黑色和彩色渐渐化开缠绕在清水中，形成一种奇怪的图案，低头看水，脸映在黑白五彩相间的水面，水面晃动，面影漾开，渐渐模糊不见。
于是，我把这1969、1869和2009三个并无干系的年头重叠在一起，写下这既非回忆，又非历史，也不关现实的一段文字。
【一】1969……
白腊是清平镇管辖下最北边的苗寨，再往北越过深深的峡谷就到了重安，重安归黄平县管，我很少去那么远的地方，但峡谷对面江边的麻风村，却偶然去过一回。白腊寨和麻风村之间的峡谷里整日雾锁云遮，高的树有笔直的杉，略弯曲的松，矮的树则多是青杠，当地人叫它麻栗，既是上好的柴火，也是烧木炭的原料。密密的树林里散发着植物腐败的闷气，或许就是“瘴气”。《苗疆闻见录》里说，黔东山中，“瘴之扑人如风之过，早间之气多似硫磺，时至午后，则有如兰麝者，体气壮盛人能耐之，然服姜桂或辣椒、胡椒并烟酒者，亦能不为所困也”，这只是耳闻。毕竟我在那里多年，从没有被瘴气所中，只是偶尔被漆树所中，肿得个满头满脸，苗民教我们用韭菜捣烂来敷，据说，是因为“九(韭)”比“七(漆)”大，所以能克住。树林中会不时传来画眉的叫声，偶尔也会蹦出一两只山鸡，运气好的话还能遇见猴群，不过在我下乡的那几年渐渐少了，据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两广人来此地收购猴子，当地人希图几个小钱，便用酒拌了糯米饭，着实麻翻了好些猴子，绳绑笼装地送上了不归路，从此猴群便如惊弓之鸟，轻易不露面。
1969年，已是插队的第二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仍然归苏维埃管，“文革”虽然已是强弩之末，但阶级斗争仍余响绕梁。城里的革委会忙于勾心斗角，根本顾不上下乡的知青，但公社干部却不得不秉承“最高指示”，还得绷住“阶级斗争”这根弦。始终在主流之外，还多少捣过一些乱的我，就像毛语录说的那样，“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逃不过如来的手掌，被安置在这个苗寨下面一个叫“大田”的生产队里，归一个叫占荣的苗族干部管辖。不过，或许是硝烟渐散，占荣并不总来管我，有些茕茕孑立的我，打心眼儿里不愿和大伙儿一道干田里的活儿，思来想去，选择了做瓦。但一个人干活儿，渐渐变得更加形单影只。人毕竟是群居动物，尽管书上总是教人卓尔不群、要寻求清净，但真正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却常常百无聊赖。在阴雨中闷了半天后，实在憋不住，便腰插一把尺来长的柴刀，进了白腊山中，半是为砍柴，半是为消解胸中的郁闷。
从大田到白腊原本有一条常走的路，但阴错阳差，也不知脑子里想些什么，却旁行斜出往西北方向乱走，西北方面是大山，要翻过五六十里渺无人烟的大山和深谷，才能到另一人稍稍稠密的大风峒，那里有熟识的知青。不过，我从来没有真的走到大风峒，只是头一年为了修水库，往那个方向走过二三十里，说是修水库，其实多是糊弄县里“水利建设”的号召，找一个偏僻地方筑一个坝，就算个水库。隐隐约约记得那个地方极幽深，斧劈一般的峡谷，两边野羊走的山径很逼仄，稍开阔处有一道差不多二十米高的飞瀑，飞瀑下面是一个水潭，瀑布后面有一个凹洞，大约四五米深。据说洞中有洞，但没有人证实过，只是听苗民说，曾经有人在洞里向外看到豹子，吓得不敢出声，居然豹子隔了瀑布，也没有发现里面的人，伸了长长的舌头，吧嗒了半天水，呼啸一声便大摇大摆地走掉了。
不知什么时候雨停了，天色却渐渐暗下来，山风也开始呼啸起来。再向山中走去，突然抬头，发现这座山山势很怪，上面仿佛巨大的屋檐，凹进去很大一片，使得大约有方圆十来丈的一块，因为蔽雨而终年不湿，便一脚低一脚高地走进这一大片杂草丛生的地方。隐隐约约看到前面有一簇蓝莹莹的火光，走进去十来尺，又觉得蓝光在左边，再走前去十来尺，却觉得蓝光不见了，大着胆子划一根火柴，却发现中间有一个长满了藤和草的土堆，旁边零星散乱地有三两根白骨，心里直打鼓，因为听说过“过癞”，当地苗民说，早年麻风病人的骨灰会被弃置在一个大坟堆里，谁要是不小心踩上去，里面的骨灰如同败絮，会“噗”的一声扬起来，于是就“过”了“癞”了，换句话说，就是踩上的人便因此染上麻风。
我差一点儿就想转身，可就在这时，闪电光中，我看到了一个大约有近两尺长，一侧砍成锯齿状，通身似乎浸血而变得发黑的木块，“贼酋张臭迷(秀眉)传令，多以木竹尺为号，尺先歃血，以刻齿多寡为缓急，按寨递送”，这个从不知什么文献中看来的句子，不知为什么，突然在我脑子里划过，让我顿时停住脚步。
【二】1869年……
一百年前的同治八年(1869)，天气时晴时雨地变化多端，战局也好像拉锯似的起伏不定。正月里，来自湖南的席宝田(1829-1889)率领湘军和桂军，终于收复了被张秀眉、包大度占领许久的头寨，二十七日又攻下了古城镇远。有了镇远，官军顺势而下，从金钟山逼清江北岸，控制了施洞口。施洞口太重要，因为从这里可以“东取台拱，西南复丹江、凯里，西北而疏通驿道”。看来，几年来始终让清廷不安，“一日数十惊，一地数十战”的阴霾消散了。谍报传来消息说，张秀眉和他的部下向清平一带仓皇撤退。不过，要想清剿苗民的残部，打通从湖南到贵阳的大路，必须从镇远经黄平下重安，可打通这一道路并不容易，特别是木老寨、黄飘一带，山高林密，多是苗人出没。
那个时代的清水江流域，半是水边的侗人，半是山上的苗民。施洞、黄平、清平一带苗人居多。传说中，苗人分生、熟，官方的记载说，生苗“多野性，所食皆生物，出入带镖弩，入山行猎，近水捕鱼”，像所谓九股苗，“性强悍而喜猎，头出入长戴铁盔，前有护面，后有遮肩”，三个人合作拉的弩箭，连最厚实的皮甲也能射穿；还有紫姜苗，“其性轻生好斗，如遇仇人，辄生啖其肉”。可是，湘桂官军因为连下数城，便显得有些轻慢。三月里，记名按察使黄润昌、江西即补道邓子垣从镇远取道瓮谷陇，开始向黄飘进军，一路上军旗猎猎，鼓角相闻，春天的苗岭，满山遍野是红的杜鹃花，坝子和梯田里是黄的油菜花。可是，就是在这个春天的黄飘大山里，官军遭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耻辱，一万多人的官军最终只逃出数十人，据说副将徐启瑞、沈得彪、游击覃祖德，“不敢逆缨而退”，被气急败坏的席宝田亲手斩于阵前，而席宝田本人，在惨败之后，也向朝廷请假养病，回了湖南老家。
野外埋枯骨，荒郊锈箭矢。百年时间并没有让历史湮没。大概是1975年的冬天，因为粮尽钱绝，困在黄平十几天的我百般无奈，曾经在雪天徒步六十里，翻越白雪皑皑的黄飘大山，去寻找最近的火车站。在那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大山里，偶尔路过一个苗寨，听到围着火塘的男女在唱“活着在这里忍受，死了在这里埋葬”(《张秀眉》)，让人遥想当年战场硝烟和刀光剑影。据跟随席宝田去过那里的徐家干记载，战后到黄飘“收残骨，有百余石，内有枯颅一颗，大如斗，好事者权之，重十八觔，在营将弁咸指谓荣壮武者”。荣壮武叫荣维善，以力大无比骁勇善战著称，却也照样死在黄飘苗民叛军的手下。
仿佛心情也会传染，黄飘大捷，席宝田败走，让张秀眉也懈怠。当时，有个曾在太平天国翼王手下叫李七的广西人，告诫他要警惕清军卷土重来，并指出敌我力量悬殊，尽管一战告捷，但毕竟官军武器精良，苗军虽然一时获胜，但骁勇的万官保牛去年战死之后，已经伤了元气，而且十几年苦战，已经是三鼓而竭。所以他出谋划策，征集各种船只，“乘春水涨发，引众浮清水江东走”，直击湖南和湖北，这原本是围魏救赵的计策，但张秀眉却“恋于室家，又虑离巢失险”，并没有采纳，反而准备向东南面的雷公山、乌鸦山一带深山转移。临走前，让部下执了凭信，火速经重安，下白腊，过清平，去联络还在香炉山上的阿马，火速来乌鸦山一带驰援。
凭信就是用坚硬无比的木头刻成的尺牌，上面涂了血，一侧的刻齿很密很多，象征着军情火急，这会是一百年后我在山里看到的那根尺牌吗？
【三】2009……
在研究室中，看这些记录了张秀眉历史的笔记，又找出各种有关贵州苗民的图册和文献翻看，不觉滋生很多疑窦。
清水江和都柳江流域，特别是大山深处，有很多苗族聚集的村寨，后世的想象和追忆中，似乎在大清帝国治下，虽然也有贪官污吏和苛捐杂税，但还算相安无事。你看各种《苗蛮图》，就知道皇帝和官员的心中，总希望这些苗民乖乖地在那山水之间歌舞升平，在稻菽田土之中耕作收割，最多也只是用弩矢猫夹打打猎，所以画的总是“春种秋收”、“男猎女耕”、“逐鹿网雀”、“芦笙跳月”、“傩戏祭祖”，虽然多少是异风殊情，总还算是帝国怀柔下的顺民乐土。但张秀眉起事却如“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在清代朝廷眼中，这些造反的“苗人”必然是“生苗”，清剿这些叛乱的“生苗”，仿佛是维护王朝的“秩序”。按照传统观念看，镇压和清剿是文明对野蛮，何况张秀眉与太平天国互相呼应，搅得天下大乱；而用现代观念看，也可以把他们视为苗族反抗满人(或汉人)的种族之争，或者受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阶级斗争。
不过，事情要复杂得多。在张秀眉起事中，参与其事的不止是“生苗”，也有“熟苗”，即使是熟苗也要细分，据说有些苗民原来并非苗民。据文献记载，他们中有从江、楚迁徙而来的汉人，时间长了，和当地人通婚，渐渐染上异族之俗，“清江南北岸皆有之，所称熟苗半多此类”。古书记载说，他们和当地苗民不同的是，这些人多以种田为生，不像熟苗那样渔猎兼营，刀耕火种，也不像生苗那么信鬼师，“家不祀神，只取所宰牛角悬诸厅壁”，还有一个特别之处是，他们倒是常常供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
近来常常有关于民族是“历史形成”还是“逐渐建构”的争论。过信旧经典的学者，有时会说“窜三苗于三危”的三苗，就是现在的苗族祖先，迷信故事的学者，也会把战国楚国的熊氏、三国七擒孟获的孟获，都和苗族连接起来。可是，迷信新理论的学者，有时也会把洋人的话当真，觉得苗族可能就是一些在生活、语言和风俗上互相认同的族群，由通婚、结盟、互助而在某个区域渐渐形成的，并不是一个由原初“核心民族”发展起来的。曾经看过日本人鸟居龙藏二十世纪初写的《苗族调查报告》，骨骼、体质、语言、风俗样样详细，不过他也还是不太能够说清苗族的来龙去脉。我想，本来长江水系的清水江和珠江水系的都柳江之间，就是一片你来我往，交错叠出的区域，在那里久了，也会觉得同在苗族与苗族之间似乎差异也很大，穿长百褶裙的和穿短百褶裙的，包大裹头的和戴头巾的就不同，更不要说“生”与“熟”之间了。可他们曾经同仇敌忾地面对清朝的军队，在一百四十年前上演过一出轰轰烈烈的大剧，主角就是张秀眉。
怎么理解苗族？怎么理解反抗？怎么理解文明与野蛮，以及秩序与自由？在窗明几净的研究室中，我反复思索。
【四】1969……
雨渐渐停了，周遭黑得吓人。山风越来越大，不知什么野兽的声音，断断续续地随风飘来，让人觉得凄厉。在漆黑的大山里迷路，可不是好玩的，我急急地沿山壁往回走，不知过了多久，突然看见又有荧光闪烁，这让我着实吓了一跳，定睛看去，原来又是一个乱葬坑，中间拱起大土包，土包的四周散乱着些枯骨与朽木，这些枯骨，是张秀眉手下的将士，还是川湘远道来的清兵？
很多年以后，我仍然记得那天死一样的寂静和墨一样的黑暗，除了风声之外一片沉寂，除了荧光之外一切都隐入黑洞，山影和密林使人变得格外渺小，我手中仅有的一束麻杆火把，能照亮的只是身前身后，火光之外全是黑暗，莫名的恐惧渐渐袭上心来。我深一脚浅一脚地不知道走了多久，当时的感觉是好遥好远。当我筋疲力尽地绕过一块水田的田梗，在狗叫声中推开一家黄泥涂的竹篾门，才大吃一惊地发现，原来已经到了离我的寨子仅两里路的白沙井，这屋子的主人便是同一生产队的苗民老杨。看到我，他也很吃惊，怔怔地抓着柴刀。
后来他才告诉我，狗叫得很凶，他以为来了大猫(就是老虎)，因为猎枪已经被政府收缴了，只好抓起柴刀来。我想起来，大概是三年前吧，有一只饿极了的老虎想吃牛圈里的牛犊，可苗家的牛圈都是挖地为坑，上架木栅和草棚，结果老虎急中出错，牛没有吃到，四脚却误陷在圈上木杠之间而被生擒活捉。据说，那是香炉山方圆百里最后一只活老虎，过去常常出没的虎群，从1950年代以来被一个要“立功受奖”的劳改犯用猎枪虎叉一一打死，这一带已经好久没有听到虎的消息了。
【五】2009……
黄飘之战的第二年是同治九年(1870)，张秀眉在施洞、台拱、丹江、凯里连连吃败仗，途经重安、白腊，一路向雷公山退去。也不知道是否这根涂了血的尺牌，有没有送到阿马手中，只知道香炉山的援军始终没来。两年后，张秀眉兵败身死，不过，零零星星的战事始终在那个地区延续，只是规模小了，“叛军”变成了“土匪”，“起事”也成了“闹事”，大规模的外来正规军，换成了地方杂牌军。不过，这种被称为“匪患”的事情却延续到晚清、民国，所谓“生苗”，仍然“不服王法”，因为那里“山峻谷深”，似乎始终是化外之民，一直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才算纳入政府管理范围。老杨曾经告诉我，早先苗民不服管，政府只好用收缴枪支、设卡放哨的方法，不让他们到外面买盐巴，他爹爹曾经绕道重安，徒步一百多里，到黄平县城用皮毛去换枪支和盐巴。
坐在研究室中，在书架上翻出有关贵州苗民的书籍图册，在各种《苗蛮图册》里看到的是男耕女织，欢舞傩戏，和《职贡图》所绘的各种“异族殊方”没有两样，没有硝烟也没有枯骨。可是文献背面却写着“黔之天则蛮烟僰雨，黔之地则鸟道蚕丛，其人则红革紫姜，其俗则鴟张鼠伏”，这是清代张澍说的。书册中的历史，要么太多是战争厮杀，就像人说的是相斫书，要么是太多的粉饰太平，整日家莺歌燕舞。可是，当我翻开文献，重温记忆，回到现场的时候，我能够感到一个流淌着鲜血的故事，张秀眉的故事。有人曾说，那里的苗民“悍戾好杀，攻劫畔乱，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可能正是这种歧视和偏见，酿成了这个故事。倒是清代著名的文人方苞说得好，清朝的政策往往“未得生苗之地，先大伤熟苗之心”，那么，如何能让“近苗慕归附之利，远苗无侵扰之心”？
可是，凭什么区分“生”与“熟”，“远”与“近”呢？我至今记得，苗民老杨家堂屋里毛主席像下，供着“天地君亲师”，他们的山歌里还唱，“读书要读三字经，写字要写上大人”，他们真的祖祖辈辈是苗民吗？
(2009年最后一日写于上海) |
发表于 2010-8-31 16:3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