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王俊义：摇摆在民国龙卷风里的王天玑

梵谷

时间:2010-09-29 10:08 作者:王俊义

　　一个人的力量是很微小的。就像俄罗斯一个作家说的那样，人就是一根风中的芦苇。怎么摇摆不取决于人，而取决于凤。

　　在人的命运里，历史就是席卷一切的龙卷风，经过的地方，所有的东西都跟着风在空中盲目的飘飞和摇摆。当龙卷风停止的时候，一个人已经离开了本来的轨迹。他的身上沾满了草渣和灰尘。而现实，却是雨水，永远的洗涤着他。所有旁观看被洗涤的人，认为现实的雨水，永远也洗不干净被历史龙卷风席卷过的人们。

　　祖父王天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生于1911年10月10日，和黄兴在武昌起义是同一天。他小的时候，读的是私塾，四书五经背诵的滚瓜烂熟，清朝石印的《唐诗三百首》和《宋词三百首》更是背诵的一字不落。祖父曾经说：“我小时候读私塾，老师有一根竹板，每天早上，谁不会背书，就用竹板击打手掌，脑子笨的学生，手掌经常被打得红肿高大，像是一个很肥的鳖娃。我上私塾，没有挨过一次打，因为我把所有的书都背得跟私塾学校门前的河流一样。哗哗啦啦流淌，从来没有中断过。”

　　孙中山的民国革命，给所有想当中几天华民国总统的人提供了机会，从1912年到1926年，民国经常墙头变换大王旗，竟然产生了九次总统。因此民国初年，没有人用心在治理国家，国民的国民教育基本还是在清朝的框架下进行。1927年之后，西峡口才有了新式的小学和中学的时候。祖父王天玑就到西峡口上中学，接受那个年代缤纷缭乱的教育。学校有上海的各种杂志，也有陈独秀经常写文章的《新青年》。祖父是个有些浪漫性格的人，对于唐诗宋词情有独钟，而对于各种新的思想并不感兴趣。祖父认为，有的人就是四海闯荡的人，以天下为己任；有的人就是独守家园，在平静里度过一生。祖父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他在读书阶段，以聪明而享誉的白羽中学。白羽中学的学生来自整个西峡口六个区，有的还来自内乡县城。随着学生们的传播，王天玑的聪明被很多人知道。但是聪明人在世界上不是混的最好的人，聪明人把一切看开了，就很容易产生无所谓的思想，就很难融入自己生存的社会，有时甚至和社会格格不入。祖父在读中学的最后一年，白羽中学里就有了明显的国民党员校长，也有了大家都知道而身份没有公开的中共地下党员。特别是白羽中学有一个白羽书社，经营者是一个西峡口大户人家的少爷，就是一个地下党员。他的书社里，有过期的《新青年》，还有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祖父十分要好的几个同学，都看过这些杂志和书皮发黄的《共产党宣言》，祖父却没有看过一本。祖父看的是王安达编写的《地理概念》，还有万有文库里的所有外国的新思想和新发现的书。祖父那么聪明的人，又在地下党活动频繁的白羽中学读书，竟然远离政治，我们后人不明白，他却说：“因为我胆小，因为我读的唐诗宋词多了，因为我会背诵四书五经。”

　　祖父王天玑在读中学的时候，跟六个人拜过兄弟。他们七个在一起，经常自诩他们是西峡口七君子。到了1933年，祖父21岁，把内乡县最大家族张半县家的女儿娶为自己的妻子，在乡村过着陶渊明一样生活的时候，他的七个兄弟里的两个，就成为西峡口地下党发动麦子山暴动的主要领导。暴动失败了，祖父七个兄弟里的老大吴紫兰被地方的民团司令活埋在西峡口外边的鹳河滩上，老二陈少淳被活捉后，也被民团司令用大刀片子砍杀在鹳河滩上。老三叫贾殿一，是个国文老师，兼任着西峡口地下党的书记，被地方民团逮捕之后，头颅被割下来，装在一个笼子里，挂在内乡的城墙上。这个片段，和长篇小说《红岩》里的一个片段一模一样。在那样的年代，这样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他们三个都是当时的殷实人家，却在从事着推翻殷实人家的活动。地主阶级到底是谁推翻的，是这个阶级优秀的子女带领着广大农民推翻的。他们的代表人物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个领袖人物的家庭都是殷实人家，他们推翻的不仅仅是一个阶级，同样是一个和自己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殷实人家。因此，那些消失在历史长河里的，被称为地方英雄；那些迈着坚定步伐走向1949年10月的人们，就成了大大小小的领导。这就是命运。

　　祖父和平常相联系，和平静相联系，就和平庸相联系，也是命运的使然。谁也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谁也没有办法纠正自己的命运。自己的性格懦弱或是坚强，在自己出生那天就由老天爷决定了，你想改变，是很不容易的。祖父庸常，祖父的生命就比他七个弟兄中的三个漫长。他们三个在地方的党史资料里存在到了今天，而祖父生命结束了，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了。只有我们的家族知道曾经有一个聪明的王天玑，但是聪明不当饭吃，聪明有的时候是一个家族的包袱，聪明也是一个家族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1939年，祖父已经28岁了，他们七个弟兄们就剩下四个了。老四就是我的祖父，他把自己的岁月丢在乡村里。祖父是一个琴棋书画都可以的乡村男人，特别是祖父的三弦弹的如同行云流水。在月明星稀的夜里，祖父的三弦如同月色，弥漫在村子里。祖父曾经私下和西峡口六个弹三弦的男人，举办过民间的决赛，一直认为王天玑的三弦是西峡口的第一。1939年农历11月19日，满天飘摇着拳头大的雪花。王天玑对着窗户，一边烤着炭火，一边弹着三弦，唱着河南大调曲子《风雪林冲》。正当祖父沉浸在自己的音乐里和自己的高腔大调时，老五陈少敬走了进来。陈少敬身上落满了洁白的雪花，弹落一地之后，才露出发红的脸膛。陈少敬说：“四哥，别弹了，日本人都打到汉口了，你还在这儿隔江犹唱后庭花。走吧，到西峡口咱们商量个事情。”

　　祖父跟着陈少敬，迎着满天雪花，走在乡村的道路上。大雪铺满田野，他们两个成为了很小的黑色点子，在洁白的雪野上移动。他们到了西峡口，就走到了一家小酒馆里，喝起了西峡口独有的黄酒。祖父是个酒量很小的男人，不像我这样能喝酒，三个男人，曾经一次喝掉五瓶全兴大曲。一会儿，祖父就醉了。陈少敬摇摇祖父说：“四哥，我们还有四个弟兄，我是西峡口支部的组织委员，老六郑夫子和你什么也不是，老七庞坦直是宣传委员。过去我们不说，今天就实话告诉你俩。为什么呢？因为我和坦直今天要胁迫你俩跟我们一起到延安。四哥，你知道延安吗？那是中国共产党指挥抗日的大总部。”

　　由于祖父不胜酒力，根本没有听见陈少敬说的话，就呼呼噜噜在小酒馆里睡着了。老六郑夫子说：“我招呼四哥，你们去吧。”

　　陈少敬说：“有一辆马车去西安，我们坐上。喝醉了，一会儿就醒了。”

　　真的一辆马车到了小酒馆门前，陈少敬扶着祖父上了马车，郑夫子只好跟着庞坦直上了马车。郑夫子问：“真的去？”

　　陈少敬点点头。

　　郑夫子说：“我不去。我们郑家就我这一个儿子，父母在，我不能远游。”

　　陈少敬说：“你不是郑夫子，你是孔夫子。这次你不去，你终生都要后悔。”

　　郑夫子说：“我不后悔。”就下了马车，消失在西峡口的街巷深处。大雪漫天，很快就掩埋了郑夫子的脚印。

　　马车在雪地里晃晃荡荡，走得很慢。到了一个叫蒲塘的小镇子，天黑了，祖父也醒了。他坐起来说：“这是上哪儿？”

　　陈少敬说：“去延安。”

　　祖父说：“延安附近有个米脂县，女人长得很漂亮。少敬啊，你是不是想到那儿去啊？”

　　他们三个大声笑笑，在一家小旅店里住下。第二天要走的时候，祖父的父亲站在马车旁边。他严厉的说：“天玑，回去。”

　　祖父说：“爹，我们上延安玩几天，就回来了。”

　　祖父的父亲说：“郑夫子没去，你也不去了。你们弟兄还有四个，两个去延安，两个在西峡口，多好。”

　　祖父就跟着自己的父亲，回到了家里，命运就与陈少敬和庞坦直有了天壤之别。陈少敬解放后成了旅大的市委书记，庞坦直成了解放军后勤学院的教研室主任，九大的时候，要不是他想和自己的小脚女人离婚，就要成为中央委员。而祖父只能在自己的村子里终其一生，在自己的村子里平淡一生。人的命运在那天，就是跟着马车走，还是跟着父亲走两个选择，跟着马车走，就到了西安然后到延安；跟着父亲走，就回到西峡口，就回到了自己的村庄。命运啊，有的时候，就这么简单，然而也就这么复杂。

　　郑夫子回到西峡口，跟自己的父亲学会了焊制白铁壶，一个炉子，放在西峡口街道的一个拐角，白铁皮放在郑夫子身旁。他的一辈子也不知道焊制了多少个白铁壶，西峡口不知有多少个人家用他的白铁壶热黄酒和烧开水，但是人们并不知道焊壶的人叫什么名字，也不愿意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人们一般很容易忘记跟自己生活相关的人的名字，而记住了跟自己生活不相关的历史人物们的名字，比如李自成、洪秀全、袁世凯什么的。

　　祖父回到村庄里，本来是想过安静生活的，却让宛西十三县的联防司令别廷芳的司令部找去作了一个师爷。师爷就像今天的秘书，地位却比现在秘书的地位高一些。祖父从事的是起草半文言半白话的公文，有的时候因为他的字写得很好，还给司令部抄写告示。祖父是一个自由惯了的人，带着古代文人的浪漫气息，对于司令部的纪律辖制，是在难以忍受。到了晚上，他就在司令部的院子里，弹起三弦，优雅地唱起河南地方的小调。

　　司令别廷芳很尊重自己的师爷们，把他们看的比那些副司令参谋长还贵重。但是别廷芳最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师爷们，是一个放浪形骸的艺人模样。西峡口有句话，叫鹌鹑戏子马里猴，是社会不喜欢的三大职业。玩鹌鹑的，都是少爷们，别廷芳最讨厌这样的少爷；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别廷芳最讨厌戏子，也讨厌和戏子有关的乐器之类；耍猴子的，生活很艰辛，但是猴子是令人讨厌的，一只猴子，主人喂养6年，还是不认识主人。猴子的脚上拴的绳子，和主人胳膊上的绳子连在一起，假若猴子离开绳子，就匆忙的逃离。祖父弹三弦，别廷芳听了几次说：“王天玑啊，这是司令部，不是你们王家庄，三弦就不要弹了。”

　　祖父就不在司令部里弹三弦了，把三弦放到郑夫子的家里，一到晚上，就在郑夫子的院子里弹唱。祖父唱一段，郑夫子唱一段，倒也其乐融融。

　　祖父还会吸大烟。别廷芳的司令部和十三县的联防，重要的经济支柱，是西峡口种植的鸦片烟。别廷芳种植鸦片，但是严格禁止西峡口的人们吸鸦片烟。只要捉到吸鸦片的人，首先重打一顿，再送进所谓的工兵营，让他们在河滩上栽树，在河流上修筑石头大坝。别廷芳更不允许司令部的人吸鸦片烟，假若发现，就是副司令也要受到很重的惩罚。祖父是个读书人，不知道别廷芳的厉害，依然我行我素，在司令部里吸鸦片烟。鸦片烟很怪，吸的人尝不到香味，别人却能闻到香味。祖父吸鸦片的时候，香味就在司令部的院子里弥漫。

　　第一次别廷芳闻到鸦片的味道，笑笑对司令部的人说：“王天玑是个师爷，就叫他吸一半次吧。”第二次别廷芳说：“王天玑是个聪明人，咋会有鸦片烟瘾？”第三次别廷芳就打发雷霆，推开祖父的房门，大声叱责：“王天玑，只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第一回我原谅你，第二回我饶你，第三回，我是忍无可忍了。你是一个读书人，是一个聪明人，却有着读书人管不住自己的毛病。你滚回去吧，我的司令部不要大烟鬼。但是王天玑，你要记住，念起你是个读书人，在师爷里你是第一的好文章，我不惩罚你到工兵营。不是我不敢惩罚你，是我不想惩罚你，那是我看在孔夫子的面子上，看在你读了很多圣贤书的面子上。你滚吧，你滚吧。”

　　当时别廷芳已经有一辆德国的奔驰汽车，那是谁也不能坐的，祖父走的时候，别廷芳让奔驰送他回去。别廷芳对祖父说：“王天玑，你什么时候大烟瘾戒掉了，什么时候再来司令部。”祖父点点头，就回到了村子里，结束了他不到一年的师爷生涯。那些聪明不如王天玑的师爷，由于不会吸鸦片烟，就在司令部里慢慢地混着高升着，弄了个一官半职当当。1950年镇反的时候，大多都判了死刑，枪毙在老鹳河的河滩上。祖父早早回到村子里，连一个司令部里的最低职务也没有混上，就活了下来。别廷芳曾说：“王天玑没有干大事的骨头，一辈子也就是个在村子里唱唱大调曲，写写对联而已。他是个村庄里的读书人，性格和我司令部要求的一去千里。”就是因为这样的有些放浪的性格，祖父才在村子里存在了很长时间。

　　祖父回到村子里，本来家业是可以顾上生活还绰绰有余的，但是祖父的烟枪是生活的敌人，先是把自己的梨园卖给了别人，换回了大烟土，被祖父吸食一空。祖父卖掉梨园的时候，并没与吟哦“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而是数了数银元，装进钱袋子，还了吸食大烟欠下的债务。然后又把二十多亩好地装进了烟枪里，变换为一缕一缕青烟，吸进自己的肺部。一个殷实人家，在祖父的烟枪里消失殆尽，成为一个很是一般的人家。

　　祖父还是一个赌徒，什么样的赌博方式，他都精通。祖母嫁给他的时候，陪嫁的东西是相当丰厚的。到了祖父赌博没有钱的时候，就把祖母陪嫁的象牙笔筒、象牙象棋、象牙毛笔之类的东西，都拿到西峡口卖掉了，变成自己的赌资。祖母从一个大家庭嫁给祖父，再也没有过过在娘家的生活，很快就成为一个村子里的女人，为祖父生下五个儿女。祖父没有卖掉的祖母的陪嫁品，最后只剩下了一个德国出产的镜子，不是四方的，也不是圆形的，而是一个椭圆的，跟人的脸型相似。从那时的镜子，还能看出德国制造的严谨和对于人的生活的适应。现在那个镜子还放在村子的家里面，但是祖父和祖母都已经睡在村子后面的山岗上。

　　祖父把自己分家时的家业吸光了，又把祖母陪嫁的东西赌光了。解放那年，祖父38岁，除了三间房子，几个儿女，一个老婆，一把三弦，很少的几亩土地，就什么也没有了。土改的时候，祖父没有划为地主，也没有划为富农，而是划为小土地出租，虽然不是村子里的依靠的积极力量，也不是斗争的对象，而是可以团结的力量。

　　祖父活着的时候，有人问他：“你看人家陈少敬，是旅大的市委书记；你看人家庞坦直，是一个很大的军官，你呢？”

　　祖父说：“我不是陈少敬，我不是庞坦直，我是王天玑啊。”

　　文化大革命期间，祖父被斗争过几次。有人问：“吴子兰、陈少淳、贾殿一，都写在西峡口的党史里，你呢？”

　　祖父说：“我不是吴子兰、我不是陈少淳、我不是贾殿一，我是王天玑啊。我是一个在村子里读书写对联弹三弦的王天玑啊。人家生来就是在地域里闯荡的人，我不是那样的人啊。这就是命啊，这就是命啊。”

　　祖父王天玑，由于懦弱，由于乡村文人的缺陷，在民国那样的年代，是一棵摇摆的芦苇。他自己没有成全自己，自己也没有毁灭自己。命运有多种可能，然而供一个人选择的只有一种可能。祖父因此就只能是一个乡村的聪明男人----他的聪明仅仅和小麦一样，和玉米一样，和稻谷一样，生长在乡村，脱落在乡村。历史不会记忆他，就像历史不会记忆我们一样。

来源:共识网
[文章来自共识网：http://ne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0092920424.html ]

邱晓云

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