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我是学术界的“边缘人”

李旧苗

 

    我到农村是自愿的
　　上世纪60年代末期，我随同父母一起下放到江苏苏北。父母是作为下放干部被下放到那里的，要说变化，只不过是生活地点从南京迁到了苏北，工资还是由国家来发，还是吃国家的粮食，户口还是在南京。
　　1975年，我高中毕业，因为我是城镇户口，还需要再下放，这次下放就是把城镇户口变为农村户口。这时候我就离开了我的父母，回到了我的祖籍去做知青。但是这次的下放跟之前的老三届不一样，老三届是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被下放的，我则是在上世纪70年代。那一次，是70年代上山下乡的“最后一班车”。当时我之所以要回去，是想离开我的父母，自己出去走一走，闯荡闯荡。但是当年的我，身体里流淌的血似乎特别浓烈，热衷于要求进步，本来我可以不“下放”的，比如在当地做个代课教师还是可以的，但是我不愿意，我要下去，我完全是自愿的。
　　我不觉得在农村有多苦
　　在那时，我是如此地渴望“进步”，积极地干活，不但是县里的先进知青，还是地区里的先进知青。1977年恢复高考，我所在的知青点大部分知青都回去复习准备考大学了。但是我不走，我不愿意脱离劳动去复习。虽然说后来参加了考试，报考的是南京大学的文史哲专业，然后参加公社的初试和复试，但是没有考上南京大学。到现在，我一直没有进过大学的校门。
　　另一方面，当年的高考，在我心里也没有把它当成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我当时没有觉得在农村有多苦，读书能走当然不错，不走对我来说也不是太大的威胁。
　　而且，要是回忆起来，我觉得我一生最快乐的时代恰恰是我的知青时代，任何思想负担都没有，就是单纯地要求“进步”。
　　我们参加考试的时候，当时公社负责教育的人让我们都填一条“服从分配”。正是因为这一条，虽然南大没有考上，苏北当地的一所师范中专把我录取了。从1978年到1980年，是我在校读书的惟一经历，后来就没有了，毕业之后，“哪里来哪里去”，我又回到了我的祖籍去教书。
　　调回南京，在区里的一个少年之家工作，后来又调到小学去教书。一边工作，一边参加自学考试，先专科，后本科，到了1989年，我终于一节一节地在学校的大门之外通过自学考试的途径获得了大学本科的学历。这样，我又调进了南京师范专科学校，我现在的单位晓庄学院，它的前身就是南京师范专科学校。
　　机缘巧合让我研究起鲁迅和胡适
　　要说怎么走到胡（适）鲁（迅）研究的方向上来，我总是觉得，上世纪50年代的人在那种生长环境下，所能读到的那些东西，包括鲁迅在内，天生就会让人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情结，要超越自我，要关心社会等等的情怀。今天想起来，50年代的人好像是一种注定，实际上是跟当时的教育有关。尽管现在我能反思当年我所读到的那些东西，但是当时我被所读的那些东西触动了，让我天然地要超越自我、要关心公众事务。
　　比较系统地做胡鲁研究其实是比较晚的事情，大概是1995年、1996年那两年，上海的王晓明提倡人文精神，当时我就比较关注知识分子的情况，我当时用了三四年的时间，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我把这个题目后来总结为“知识分子与人文”。
　　做完了这个题目，已经是1999年了。
　　1999年，有一次在一个类似聊天的会议上，一些朋友的谈话触及了胡鲁的问题，我当时凭着感性在那次会议上大放厥词了一通。那次会议之后，我觉得可以在这个题目上做一做，所谓做一做，也就是写一两篇文章，而且也是一种不自觉的状态。
　　后来，我觉得这个题目可以比较系统地做下去，而不是一两篇文章，后来我把胡鲁比较的文章整理一下，起了个名叫《二十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现在还没有出版。这个题目其实是有所仿效的，仿效一个法国学者的同名著作《二十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萨特和阿隆》。
　　如果把这个题目放到中国来讲，只能是胡适和鲁迅。这两个人都留下了大量的文本，在这种文本的基础上，对于胡适和鲁迅可以从哲学认识论、伦理、政治学三个角度进行比较。
　　在这种比较之下，我想表达的是：在今天，在鲁迅和胡适的时代依然没有过去的时候，我们面对胡适和鲁迅这样两种思想资源，哪一种对我们更重要，我们应该采用哪一种路径？这个题目，我用了大概4年的时间，做成现在这个样子。
　　说到在学术界，我其实是个边缘化的人物。我在南京的一些朋友，也同样是一些边缘的人，比如：范泓、李永刚、邓伍文等。我们只是在边缘看看书，按照自己的兴趣写些自己的东西。

　　■记者手记
　　邵建给我的印象是在两篇文章中得以定格的，一篇是《事出刘文典》，另一篇是《勇于不敢》。凭着这两篇文章我把邵建定义为中国当代学者中运用历史学方式将个人主义表达得最清晰的表述者。《事出刘文典》被认为是厘清围绕着胡适和鲁迅发生的种种误解的最好的文字。
　　《勇于不敢》说的是胡适晚年的“自由主义困境”，这是胡适研究中的一个难题。说句带点感情色彩的话，听多了学界陈义甚高的声音，邵建对于“负责任”和“不负责任”的考究，我喜欢。但是这种基于底线的叙述的声音是微弱的，甚至招致“同一战壕”里的人的不满，从这一角度，也就不难理解邵建为什么在几个小时的聊天时间内，一直不断声称自己是“边缘人”。
　　但是，跟他笔端常带感情的文章相比，将近知天命的邵建在自己的道路上是稳健前行的，我祝愿他在自己的道路上一路走好。
　　口述：邵建（1956年生，南京人，曾做过知青，现在南京晓庄学院中文系任教。）
　　采写：陈远

 

恋恋不舍

土豆边缘长出旧苗苗，不仅显得突兀，而且既时尚，又风流。（这是一个铤而走险，歧路风骚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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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7-17 18:17:57编辑过]

丁伯刚

第一次了解到邵先生的经历，原来也如此曲折，钦佩。这是真正从我们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学人，他的思考应该不只是从书本上得到的，而是从土汁里熬炼出来的。

周泽雄

拜读，非常亲切，感觉对邵建兄又多了几分了解。“边缘人”是个美好的概念，我出第一本书《当代眉批》时，本来隶属于一个“边缘人丛书”系列，我很喜欢，谁知最后没有批准，改成了一个我很不喜欢的丛书名：叩门者丛书。

我原来写过一篇《古今逸民辩》的文字，写得不好，但其中有几句话正好提到了当代边缘人。摘抄如下：

“当代边缘人是这样产生的，他们并非刻意追求那种笑傲江湖的野路子姿态，而是由他们入世态度所决定的入世方式，通常绝大多数现役领导都觉得无法理解，都只能干瞪眼。于是他们只能流浪，不在旷野中流浪，就在心野里流浪。

与古君子最本质的不同是，他们不在家里抟长生丹、坐枯禅功、练啸叫把式，他们追求社会进步。我认为这应该是现代边缘人的基本素质。”

tmsk

致敬

陈寿文

前阵子翻看夏中义主编的《大学人文教程》（03年7月一版，20，000册 27。80元）。发现第五章：知识分子和第十章：自由两章是邵建兄执笔写的。第五章的小词典是胡适和萨哈罗夫简介。第十章是哈耶克和柏林简介。也可见邵建兄为人治学之方向。^_^

我喜爱圈外人（outsiders）这个词，照我看来outsiders也可翻译成边缘人。

知识分子一般可分为所谓的圈内人（insiders）和圈外人（outsiders）:一边是完全属于那个社会的人，在其中飞黄腾达，而没有感受到强烈的不合或异议。这些人可称为诺诺之人（yea-sayers）；另一边则是谔谔之人（nay-sayers）,这些个人与社会不合，因此就特权、权势、荣耀而言都是圈外人和流亡者:永远处于不能完全适应的状态，总是觉得彷佛处于当地人居住的亲切、熟悉的世界之外，倾向于避免、甚至厌恶适应和民族利益的虚饰。

tmsk

邵老师进南大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