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许寿裳——为了鲁迅研究 ■刘九生
今年，2006年9月25日，鲁迅诞辰125年了；10月19日，鲁迅逝世70周年了。当此之际，抚今思昔，如果有人要发起一项活动，评选鲁迅研究的“第一功臣”，“当之无愧的权威”，那么，依我外行人的直觉，能获此殊荣者，非许寿裳莫属。 评判的标准其实很简单：提供新知识，知行合一，身后长存的重要性。
1937年，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鲁迅先生纪念集》（评论与记载），放眼世界，气象博大，兼并蓄，极一时之选。许寿裳的三篇文章，紧接蔡元培的压卷之作，加上书前许寿裳撰《鲁迅年谱》，收文达四篇之多，为入选者之冠。 晚近学人，自蔡元培以降，如：高平叔，袁珂，张启宗，沈家骏，杨云萍，憬之，孙伏园，吴世昌，谢似颜，李霁野，林辰，台静农，……对许寿裳的思想性行，对他为鲁迅所作的一切，对他在文化教育史上的地位，无不有相当高的评价。林辰编《许寿裳文录》，罗慧生著《鲁迅与许寿裳》，裘士雄、徐东波、谢永兴编辑《许寿裳书信选集》，刘丽华、刘思源、徐东波、谢永兴编《许寿裳诗集》，倪墨炎、陈九英编《许寿裳文集》，皆可观焉。 许寿裳系鲁迅生死不渝的至友，鲁迅生平常引以为豪。他对鲁迅的行动，尽管未必一起去做，但总是无条件地承认鲁迅所做的都对。他们亲如兄弟，同仇敌忾，无患得患失之心，惟大义凛然是见，许广平叹为“求之古人，亦不多遇”。 自1902年在日本东京弘文学院由相识而相知，迄1936年鲁迅病逝上海，许寿裳与鲁迅，有三十五年的交情。在鲁迅五十六年的生命历程中，这三十五年交情非同寻常。其中，自1902年秋至1927年夏，整整25年，除了鲁迅在仙台，绍兴，厦门，辗转求学，任教职，合计三年多；许寿裳在南昌江西省教育厅长任上三年外，彼此晨夕相见者近二十年。昼则同桌办公，夜则联床共语者所在多有，相知之深确乎不异兄弟。1927年广州中山大学别后，鲁迅蛰居上海，许寿裳奔走南北，晤见虽稀，音问不绝。一旦晤见，必定盘桓一半天，“可以把彼此多时不见的别后离情倾诉，无论多么忙碌，许先生不大肯取消这似乎是特地留起的时间的。即或不及多谈，也大有依依不舍，兄弟怡怡之情，满面流露，且必然解释一番，再订后会。”此情此景，为许广平亲历亲见“鲁迅先生无论多忙，看到许先生来，也必放下，好象把话匣子打开，滔滔不绝，间以开怀大笑，旁观者亦觉其恰意无穷的了。在谈话之间，许先生方面，因所处的环境比较平稳，没什么起伏，往往几句话就说完了。而鲁迅先生却是倾吐的，象水闸，打开了，一时收不住；又象汽水，塞去了，无法止得住；更象是久居山林了，忽然遇到可以谈话的人，就不由自己似的。在许先生的同情，慰安，正义的共鸣之下，鲁迅先生不管是受多大的创伤，得到许先生的谈话之后，象波涛汹涌的海洋的心境，忽然平静宁帖起来了。”但接到挚友逝世的噩耗，许寿裳“不觉失声恸哭，这是我生平为朋友的第一副眼泪。”鲁迅逝世后，外侮与内争并烈，日甚一日，颠沛，流离，挫折，困顿，政治迫害，……丝毫没有减损许寿裳对亡友英名与事业的关心和爱护。1940年10月19日，许寿裳的日记写道：“鲁迅逝世已四周年。追念故人，弥深怆恸，其学问文章，气节德行，吾无间然。其知我之深，爱我之切，并世亦无第二人。曩年匆促间成其年谱，过于简略，不慊于怀。思为作传，则苦于无暇。其全集又不在行箧，未能着手，只好俟诸异日耳。”道尽他思想性行，与鲁迅思想性行之间，无与伦比的契合，同质。研究鲁迅，许寿裳自拥有一般学人不可企及的动力，条件。终因环境太苦，太黑暗，1948年2月18日，遇害而殁（所以遇害，深因实在于他与鲁迅最为亲密，亦极反蒋），许寿裳未能实现给亡友作传的心愿。但是，他力所能及地写出来，公诸于世的那些文章，题目，足以自慰，也足以慰人。赖有许寿裳，鲁迅研究，才少了若干重大的空白，荒芜。 许寿裳关于鲁迅的论著：《鲁迅的思想与生活》，《亡友鲁迅印象记》，以及未能结集的文章若干篇，凡十四万字。最早者，写于鲁迅逝世“三七”，1936年11月8日；最后一篇，写于他遇害而殁的前三个月，1947年11月1日，时间跨度长达十二年。承前启后者系他自己所谓“过于简略”的《鲁迅年谱》。三十五年交情，十二年写作，不可遏制地旺火一样燃烧的激情，化成的这仅仅十四万字的论著，精，深，直，通，篇幅短小文质并胜，纵心所欲丝毫不隔。六七十年过去了，历沧桑人世社会主流价值之变迁，经时间之流一往直前翻来覆去地滚滚冲击，光华灼灼，风骨峥峥，抗世拒俗，久而弥新。任你看，让你比，催你反省。士先器识而后文章。他是鲁迅那样的人。人到了这一步，文到了这一步。诚实，刚健，结结实实，运思出诸己，我手写我口，不依傍，没有八股气，也没有西式废话，刚健，点穴，每一篇文章，每一个题目，寓论断于叙事，致广大于精微，不期奠定了鲁迅研究的基础，开拓了鲁迅研究的境界。 站在今天看昨天，许寿裳那文章，那题目，已成为当今鲁迅研究的若干重要分支，不可或缺的基本层面。认准了，只管自己干。没有靠权力，关系，金钱。影响如此之深广的鲁迅研究者，莫非并世还有第二人？《亡友鲁迅印象记》系应许广平之请而作，她在“读后记”中写道：“许先生能在沉痛中淘净出一些真材实料，为我辈后生小子所不知不见，值得珍贵，而也给热心研究这一时代一个文化巨人的一点真相。就是吉光片羽，也弥足珍视的了。除了许先生，我们还能找到第二个人肯如此写出来吗？这不但是我私人的感幸。” 许广平这样说，当然出诸公心，出诸自知之明与知人之明，非只对昔日校长与严师的私心景仰或毫不虚伪的谦逊。在她私人，忠厚慈爱为怀的“许先生不但当我是他的学生，更兼待我象他的子侄。鲁迅先生逝世之后，十年间人世沧桑，家庭琐事，始终给我安慰，鼓励，解纷；知我，教我，谅我，助我的，只有他一位长者。” 许广平了解鲁迅。她了解的，主要是从《两地书》开始（1925年3月）及其以后的鲁迅。此前，她最有可能了解的，是“兄弟失和”，周作人与鲁迅分道扬镳的过程。“兄弟失和”是历史对鲁迅最残酷地捉弄。此事给鲁迅身心，造成了至死也没能愈合的巨大创痛。各色各样的人，出于各种目的，关注此事，造说甚多，丝治而愈棼，以迄今日，竟弄成了所谓“悬案”和“谜”。撇开种种莫须有的奇谈怪论，从比较能靠得住的事实出发，谅今后恐无人能比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说得更无所顾忌更直白了。打开窗子说亮话，比照许广平和周建人及许寿裳提供的材料，分析，就足以重建历史现场，为鲁迅辩诬，周家老仆人王鹤照的亲见亲闻亦足参照。郁达夫的亲闻亦足以参照。“兄弟失和”失在周作人的一个致命伤：昏。即令起周作人于九泉之下，让他把自己写在日记里又自己抹去的那几个字重新写出来，结论也只能如此而不可能相反。 鲁迅的人生选择，如同在没有路的地上走路，荒原呼唤，要唤醒整日价在密封的铁房子里昏昏沉沉睡大觉丧失了对现实的一切感觉的人。艰难，痛苦，自己忍受，决不强人所难，家庭遭逢给童年鲁迅心灵投下的阴影，使得鲁迅宁肯让周作人尽情发展，去享受心智和纯文学活动的自由。鲁迅若母（许寿裳称为“慈兄”），对周作人百般呵护，贡献，牺牲，吃黄莲而不觉苦，看着他幸福，自己心里也舒服，反迁就了周作人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个性，只管自己一路吃过去而不顾身后留下的是什么。鲁迅对周作人的器重，反助长了周作人破落户子弟潜在的优越感，冷冰冰，目空一切，以为自己什么都比哥哥强，暗暗较劲，甚而刻意处处都要显得跟鲁迅不一样，对着干。对鲁迅的成就，名望，周作人怀有永远说不出的忌恨。人自聪明才自高。毕竟，周作人作人，不象鲁迅那样有质量。八道湾院子两边有一棵大杏树，开了花，花开过了，周作人路过多少天都不知道。鲁迅因此说他“视而不见”。象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无动于衷依然看书的本领，鲁迅“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周作人对待“鲁迅的母亲”离了人之子的谱。周作人做人缺乏一个人起码的责任心。即令在“兄弟怡怡”阶段，周作人与鲁迅之间，也不免隔着这样一堵可悲的厚壁障。 “兄弟失和”后，周作人是公开表示了和鲁迅绝交过的。鲁迅大病时，周作人写了《老人的胡闹》一文，暗骂鲁迅“名位既尊，患得患失，遇有新兴占势力的意见，不问新旧左右，辄靡然从之，……盖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竟把鲁迅与当时投靠了法西斯的一位日本老朽相提并论。鲁迅在革命最艰难的年代，挺身而出，反国民党当局，反专制，反黑暗，反暴政，接近了中国共产党人，力所能及地参加了左翼文化运动。临终前不久，将中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对此，周作人自来大谬不以为然，蔑视的可以，对自己超然独立安逸稳当的生活方式颇为得意。本喜欢住在北京，不得已而离开，另有原因，竟被周作人“上纲上线”，告诉仆人是因为“伊喜欢碰共产党朋友，要捉他了，故到南方去了！”孰料历史一次又一次地捉弄周作人，鲁迅离开周作人之后反而活得更好了，日寇竟没有灭亡中国反而失败了，失民心者失天下蒋家王朝反而崩溃了，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反而胜利了，中国革命胜利了乃是对历史对周作人最残酷地一次捉弄，翩然一只云中鹤的周作人飞行姿态调整了，那吐向鲁迅的唾沫星子飘来荡去尘埃落定结果竟然全都落到自己脸上来了，要不要脸顾不上了，遗世而独立的做派真出来了，脑筋急转弯了，大骂傅斯年了，致信毛泽东了，连篇累牍地写有关鲁迅的论著了，依然故我，又大吃鲁迅了，支离破碎，不得要领，反而炫耀那些陈芝麻烂稻子是什么“独家版本”。于是乎，鲁迅，寿洙邻（早年曾随父寿镜吾鲁迅老师任教于三味书屋）心目中的鲁迅，自持甚高风度矜贵的鲁迅，文字渊深典雅，一语抵人千百的鲁迅，生平绝对不作谀佞之文的鲁迅，耻于投时所好揣摩迎合的鲁迅，对博取金钱者深加鄙视以为见之令人三日呕的鲁迅，戛戛独造硬语盘空“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张协和（鲁迅在南京路矿学堂和日本弘文学院时的同学）心目中的鲁迅，异常谦虚和蔼，能与友人和睦相处的鲁迅；沈瓞民（光复会骨干，鲁迅弘文学院时的同学，关系密切）心目中的鲁迅，在自修室，沉默时，苦思救国之道，自言自语的鲁迅，是非分明，誓做“革命党之骁将”，这志向从不动摇的鲁迅；夏丐尊（鲁迅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的同事）心目中的鲁迅，似乎特别憎恶官吏，常模拟官场习气，打“哈哈”的幽默者鲁迅，……统统被周作人的“冲淡”冲淡了，不见了。至于周作人对鲁迅作品的那些“演义”，更是对鲁迅手法（杂取种种人，拼凑出来的角色）的全面“解构”，全盘颠覆，鲁迅作品巨大的社会意义因此而被缩小了，固化了，框死了。周作人关于鲁迅的论著，署名“周遐寿”，取“寿则多辱”之意，一股脑发泄对社会及鲁迅的私愤，忌恨。小小文字游戏，竟包藏如此巨大的祸心，激起了孙犁的怒火满腔：“想到[鲁迅]先生一生，惟热惟光，光明照人，自烛自焚。而因缘日妇、投靠敌人之无聊作家，竟得高龄，自署遐寿。毋乃恬不知耻，敢欺天道之不公乎！”孙犁最好地学了鲁迅（管桦）。他是继鲁迅之后，一位当之无愧的大师，故能于细微处见精神，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 鲁迅逝世，周作人欲隐而显，显得高深莫测，俨然惟有他才整个地了解鲁迅，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他对记者发表谈话，宣称鲁迅“以前的思想是偏于消极的，现在变为‘虚无主义’者，癖性又多疑，别人一举一动都疑惑是骂他。”然而，这不是人尽皆知的常识么？有谁否认？鲁迅不承认吗？诚如鲁迅所言，“多疑”并非坏事，只有疑而不断才是缺点。解剖“国民性”或“国民性缺点”，鲁迅率先垂范，解剖自己，解剖自己之更毫无情面，解剖自己黑暗面或虚无意识，大胆，无畏，令人震惊，颤栗，表现出一个真正人挑战自身极限追求完美的紧张的企图和努力。“我的阿Q”式的积极乐观实用主义难道不正是鲁迅式“消极”“虚无”的对立面吗？周作人自以为能全面透彻地把握鲁迅思想的想象终归是一场阿Q式的自我解救，无损我“民族魂”的光焰万丈。“民族魂”原出鲁迅的“老领导”沈钧儒代表公意的盖棺定论，非一党一派所能加封。人，鲁迅曾分为两种：有缺点的战士，完美的苍蝇。周作人更喜欢的可能是“苍蝇”（我这样下断语，凭借的是“早已有之”的温源宁的现成结论，而非独出心裁，耸人听闻）。铁铸一般的事实在说明，周作人对鲁迅的正面态度远逊于胡适，至于跟许寿裳相比，当然更差以千里了，宜其有关鲁迅的论著，多大失水准。 外国学者或以为，《狂人日记》所用创作手法的复杂，史无前例。可能求之过深了。我们一般人，只要将“狂人”清醒的说出来的真理，跟鲁迅思想或鲁迅其他文章的意思比照，自不难求出“狂人”原型究系何人。在许寿裳看来，再简单不过了。《狂人日记》无非是鲁迅“借了精神迫害狂者来猛烈地抨击过去传统和旧礼教的弊害”，这个说穿了吃人的历史，绝望中寓着希望（“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的“狂人”原型，不是别人，正是鲁迅自己。《狂人日记》首先在《新青年》上发表时，许寿裳在南昌看到，虽不知“鲁迅”系“周树人”笔名，却当即断为老友所作，驰书一问，果不其然鲁迅告诉他：《狂人日记》实为拙作。像许寿裳这样的感觉，判断，并世可有第二人？试看他对《狂人日记》的意义怎么评价：“这是鲁迅生活上的一个大发展，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一章。因为从此文学革命才有了永不磨灭的伟绩，国语文学才有了不朽的划时代的杰作，而且使他成为我们中国思想界的先知，民族解放上最勇敢的战士。”诸如此类的评价，在许寿裳关于鲁迅的论著里，比比皆是。为什么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许寿裳关于鲁迅的论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现代解释的范本。像诸如此类的评价从血气里蒸腾出来，热透纸背，情见乎辞，令人耳目为之一新精神为之一振。纵令周作人肯写，也达不到。胡适评价白话文学初创期短篇小说，以为成绩最大者是鲁迅。仅从《狂人日记》到《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后来，苏雪林翻筋斗，穷凶极恶糟蹋鲁迅，胡适不计鲁迅对他个人无情地攻击，批评，挺身而出，以其超人的明晰，中肯，基于事实和道理，驳得苏雪林哑口无言。周作人头脑里的科学与理性精神面对鲁迅时则大大衰减，惟以专捡芝麻丢弃西瓜为能事。他“演义”鲁迅小说里人物的基本方法，就是跟他认定的或知道的现实中的人物一一“对号入座”。可是，轮到鲁迅了，周作人却把他的宝贝方法暂时收藏起来了，没有鲁迅位置了。“狂人是谁”？周作人自问自答：“这人乃是鲁迅的表兄弟，我们姑且称他为刘四”。按周作人一相情愿的“演义”法，“刘四”从绍兴跑到北京绍兴会馆，找了鲁迅，鲁迅领他看了医生，“给他找妥人护送回乡，这病后来就好了。因为亲自见过‘迫害狂’的病人，又加了书本上的知识，所以才能写出这篇来，否则是很不容易下笔的。”仅此而已。周作人宣称自己的“演义”是“纪事实”，难道最足以解开作品“意思”和创作手法的要害，他竟然没有一点感觉丝毫都不晓得？周作人躲躲闪闪，曲意说什么《伤逝》写他们“兄弟”恩情断绝，更匪夷所思，靠什么事实，循什么逻辑，所有读者和批评家中，恐怕只有他一个人晓得。 许广平初见鲁迅，觉得他像古寺僧人。徐梵澄见鲁迅，觉得他胸襟达到了一种极大的沉静境界，仿佛无边的空虚寂寞，几乎要与人间绝缘。如诗所说“心事浩茫连广宇”，外表则冷静的可怕，尤其晚年如此。如此神寒气静，可能与研究佛学或深通老庄，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相关。盖有一段时间，鲁迅和许寿裳一起，研究佛经，他用功很猛。结合现实人生中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从大哲释迦牟尼的人生观中，接受了启示，汲取了养分。由此不难明白，鲁迅何以会那样有定力，那样博大坚韧，那样以出世的精神，作入世的事业。作为“精神界之战士”，鲁迅精神投射的领域，确乎异常深奥，浩茫。那个刻意装扮，喜欢在苦雨斋里吃茶的“老僧”，怎么也到不了。1914~1915年，当鲁迅下猛功，和许寿裳一起，研究佛经的时候，周作人尚在绍兴，任中学英语教员，兴趣在儿童教育和童话上。 因舒芜那些鸿篇巨制相继率先垂范，近二十多年来，对周作人抽象否定具体肯定，对鲁迅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渐成一团涡流，乱花渐欲迷人眼，影响到我们鲁迅研究。有鉴于此，我要请读者不妨再回过头来，把温源宁对“周作人先生”那入木三分的刻画，看个真切。依温源宁之见：（1）周作人总是温文尔雅，静若处子，有那么一种超脱之态，是不够亲切呢，还是暗中藐视呢，很难说。（2）周作人对人冷眼旁观，也许不免窃笑，朋友间亲近得如兄弟，互有好感，不过绝不会到热诚相与的地步。（3）在周作人的著作中，他避而不谈那些把人类分为各个敌对党派的重大问题。（4）取无意味的东西，制成有意味的东西。读起他的散文来，我们就几乎相信，苍蝇的有趣之处有时候超过对“天道、预见、意志和命运”的解说。（5）周作人还有另外一面，我们切莫忘记。他洁身自好，任何纠葛，他都不愿插足，然而，一旦插足，那个拦阻他的人就倒霉了！他打击敌手，又快又稳，再加上又准又狠，打一下就满够了。（6）凡他所承担的具体任务都做得成功，其秘诀在于，他深知自己的目的何在，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了解自己能力有限。跟上引相比，舒芜的那些鸿篇巨制，不免小了。温源宁的名文，写于1934年，“兄弟失和”之后。周作人堕落为汉奸之前（奇怪的是“汉奸”这个铁铸一般的事实，轻轻地，被摘掉了，像摘“政治帽子”一样，被摘掉了，成了莫大的“忌讳”）。幸乎不幸？有趣的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 鲁迅与许寿裳，由相识而相知，盖因缘于如同“杀头”一般，后来反复出现在鲁迅作品中的一个重要意象：辫子。按我们传统之说，许寿裳小鲁迅两岁，留学日本要晚鲁迅半年，却要比鲁迅早大半年剪了辫子。许寿裳到东京头一天，剪了“烦恼丝”，推倒了压在自己头顶的“富士山”。此举给鲁迅的第一印象如此之佳，撼动如此之大，以致鲁迅自己断发之后，主动地跟许寿裳走到一起了。鲁迅特摄断发小像，背书明志诗《自题小像》，赠许寿裳。这是我国家民族最壮丽最重要的诗篇之一。鲁迅逝世后，许寿裳将自己多少年的这个珍藏公诸于世，附以鞭辟入里无与伦比的解释，光焰万丈，不知涵养提升了多少读者的境界，感动了激励了多少中华民族后代子孙的豪情，时代的鼓点，永恒的呐喊，“我以我血荐轩辕”，已积淀成长为我国家民族活生生的精神瑰宝美丽心灵，不知还要涵养提升多少读者的境界，感动激励多少中华民族后代子孙的豪情。鲁迅同时把断发小像邮给尚在故园的周作人，背书的不是明志诗，而是轻松愉快亦很有意思的一些话。 早在留学前，鲁迅和许寿裳，已接受了两种文化（传统人文文化和新兴科学文化）教育，相当自觉地接受了进化论。1902~1904年，鲁迅和许寿裳一起，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优越的环境里，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装备思想方式思维方法基本定型了。他们一起，比较，斟酌，苦苦探索“国民性”或“中国民族”三问题，并取得了满意的结果，意味着鲁迅思想范式的确立，鲁迅方向的决定性起步。从此，鲁迅走上了不归路。当此之时，周作人仍远在国内，不得与闻。 “国民性”或“民族性”思想观念系鲁迅思想特质，精髓。鲁迅之所以为鲁迅，鲁迅文学之所以为鲁迅文学，鲁迅思想之所以为鲁迅思想，鲁迅精神之所以为鲁迅精神，鲁迅方向之所以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关键在此。 从“国民性”或“中国民族”三问题提出到取得了满意的结果，鲁迅的思想，鲁迅的心路历程，鲁迅自己的言谈和文字皆付诸阙如。除了许寿裳，外人莫能知。赖许寿裳再三揭示，再四阐明，方大白天下，令人豁然开朗，通观鲁迅。前期，后期，鲁迅思想难免有变化，摇摆，彷徨，苦闷，甚至绝望。但是，鲁迅方向始终没有迷失，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弃取吐纳，一言一行，都不曾偏离“国民性”或“民族性”思想观念的轴心。试看鲁迅集的名称就是一个生动精确的说明（《呐喊》，《野草》，《热风》，《华盖集》，《朝花夕拾》，《彷徨》，《野草》，《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二心集》，《集外集》，《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 鲁迅为自己十七本创作集所起的名称，直接针对“敌人”的，似乎仅仅只有两本：《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凸显国民党当局控制舆论，没有言论自由。一本《且介亭杂文》凸显写作环境的特殊性。其余，占压倒优势的，针对着国人（国民），首先是作者鲁迅针对着自己的。鲁迅文学，确确实实，因他的“国民性”或“民族性”思想观念而发生，“转移性情，改造社会”，以启蒙为己任，启科学与民主的蒙，首先是启自己的蒙。鲁迅凭借他那出神入化的语言本领，如论者所断，那种惟有他才能掌握的反语技巧，表现自己的况味，是他用来“对付”势将压倒自己的强烈感情特别是“狂怒”的最好方法。那势将压倒自己的强烈感情特别是“狂怒”，与其说是为了“对付”愚弱的芸芸众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一般国人，还不如说是为了“对付”同一营垒里的先锋，特别是已经革命了的形形色色自以为高人一等的“我的阿Q”。他们身为革命先锋，头脑里仍为传统所纠缠，骨子里颇多旧的东西，以革命为惟一的价值，以为革命就是一切，凡革命者一切都是革命的，别人批评不得，否则动辄得罪。他们的典型，就是被鲁迅称为左翼作家联盟的“元帅”和“奴隶总管”，无情地用鞭子抽打自己的周扬。周扬的文学观，来自预设“阶级”“立场”，来自基于目光短浅，政治需要而非科学与理性精神或普适价值。周扬“十七年”所作所为的根，深扎在过去，根本上不出过去传统文学“暴露”和“歌颂”的范围。鲁迅文学，冲破了古往今来一切传统手法传统审美观念，既非暴露文学，亦非歌颂文学，而是自成一格的反省文学。“反省”是什么？答曰：启蒙。鲁迅的启蒙文学观，同样有一预设立场：文艺与政治歧途。依鲁迅之见，文艺召唤未来，不满现状，要改变现状，政治则要求维持现状，反对改革。“政治”又是什么？答曰：政府，政治权力。因而，鲁迅跟周扬之流的紧张关系，实有深因，非个人恩恩怨怨所能解释。鲁迅跟周扬之流的冲突，因为革命胜利，周扬之流的胜利全面彻底得可以，鲁迅文学的线断了。同样显而易见的不争事实是：鲁迅文学跟“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政治”风马牛不相及，层累地造成，历史的误会实在太多太深了，以致积重难返了。 | 
发表于 2006-7-26 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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