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恶搞”“国家级诗人”：“精英”神话的破灭

石勇：“恶搞”“国家级诗人”：“精英”神话的破灭

这段时间，“恶搞”有了新的焦点：“国家级诗人”赵丽华前几年的一些“诗歌”作品被“好事者”放到了网上，在网易、天涯、新华网、西祠胡同等众多网站被无数网友嘲笑，并引发了表示讥讽和轻蔑的模仿热潮――这种模仿居然形成了一个名曰“梨花教”的“诗歌流派”。这位曾担任过“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评委、得过一些奖的“著名女诗人”在网上可谓一夜成名，被戏称为“诗坛芙蓉姐姐”――她们的区别只是一个是自己主动示众，博取名声；另一个是在体制内已获得话语权力和相应的资源，但被揪到网上示众。这种区别正是打开赵丽华及其“诗歌”作品成为焦点的真相之门的一把钥匙。

她让人们找到自信

在这个“封闭社会”的根基已动摇的时代，掌握一定的稀缺资源的“精英”们的一些言论的确让普罗大众们越来越找到自信，比如维迎同志说的改革利益受损最大的是干部，就让很多网友觉得“精英”其实比文盲更具有智力障碍（当然维迎同志想必不傻，这种“智力障碍”是有深意的）。但到现在为止，恕笔者孤陋寡闻，的确还没有发现有哪一个人像赵丽华那样让人们找到自信。

随便摘录赵丽华被放到网络上的一首诗，就会发现网友之所以如此“亢奋”的原因。他们发现：写诗原来如此容易，只要会打回车健就会写诗。

赵丽华写道：我坚决不能容忍/那些/在公共场所/的卫生间/大便后/不冲涮/便池/的人（《傻瓜灯－我坚决不能容忍》）。呵呵，一句话拆成几段后就成了一首诗了。对这样的“诗”，“评论家”给了很高的评价。但网友终于发现了这样的秘诀：说话结巴也成了写诗。他们恍然大悟：“我明白诗歌就分段而已／从此我欢呼／诗歌没死／丽华用华丽的诗教育了我／原来我也能写诗”。对这样的“诗”，谁不会写呢？

据报道，当赵丽华听到网络上对她的“诗歌”的批评时，还哈哈地笑了。从这点来看，赵国家级诗人和芙蓉姐姐一样可爱。她将自己的诗歌解释成某种风格，说文无定法，诗歌本来就是人人可以写的。还有著名诗人说这不是什么搞笑，而是所谓的“废话派”。也就是说，在诗人们看来，这样的作品还是诗。可是按照这样的逻辑，这么写也算是诗的话，那么说话结巴就是在写诗――甚至，说话也是唱歌！

是赵丽华们恶搞在先

网络“恶搞”遭遇“制度瓶颈”，但仍在燃烧。值得一提的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依托网络而存在的这股“解构主义”狂潮的两个特征：网络的开放性和参与性终结了“正搞”的信息垄断和话语霸权；“恶搞”乃是对“正搞”的一种反抗，它拆解了“正搞”的合法化，使“正搞”的神话破灭。“恶搞”乃是“开放社会”对“封闭社会”的一种本能反应，大众基于一直被“精英”恶搞的被压抑的羞辱，固执地要让寄生于“封闭社会”的诸多恶搞无所遁形。

具体到赵丽华身上，她的“诗歌”作品之所以被戏仿，实乃因其身份挑战大众智力太过。尽管实际上到现在在中国写诗的人都比读诗的人多，但他们写的诗很多人看不懂或认为是梦呓，人们只会认为他们是“神经病”，而不是“弱智”。在这个时候，大众并不处于心理弱势。事实上他们无意识地认为诗无论怎样都是一种技能，一个“国家级诗人”的水平显然不会太差。大众沉浸于“皇帝的新衣”这样的幻觉中，只要名人放的屁的确还不是臭不可闻，那它仍然是香的。

但赵丽华却以自己的“诗歌”作品告诉人们：原来一个“国家级诗人”可以和一个说话结巴或只会打回车健的人处于同一档次！在这一刻，大众的心理状态急剧变化：原来我们一直被当成白痴！仅仅是顿悟“原来写诗是如此简单”不足以解释他们的反弹，他们还有一种被“恶搞”的耻辱感，而它涉及到对“国家级诗人”这样的“身份”恶搞的合法性及相应的话语权力支持与资源配给的反抗。也就是说，是赵丽华及背后的话语权力与资源分配对诗歌和大众的恶搞在先，而且过分到让大众识破，才遭致大众的“反恶搞”，即对具有羞辱性的神话的解构。恰恰是具有开放性和参与性的网络提供了反抗体制内的话语权力与资源分配恶搞的平台。

“诗坛芙蓉姐姐”何以能当鲁迅文学奖评委？

一个“国家级女诗人”头衔就可以让人看出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赵丽华类的名人的名气与体制的共生关系。这种名气依赖于体制内的话语权力赋予与资源配给而扭曲了人们对于与名气联系在一起的专业领域的评价。所谓的“国家级诗人”（相应地也有省级诗人、地区级诗人、县级诗人、乡级诗人、村级诗人？）实质上不过是一种“行政配给”，它的评价标准并非诗歌水平，而是权力意志。

这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在学术界，“外行领导内行”、“外行评价内行”屡见不鲜。因此，在中国，权力意志渗透得很深的领域，名人放一个屁都是香的这种现象仅仅从心理学上的“光环效应”、“从众心理”等角度上来解释并不够，因为这类名气依靠的并不是对大众的集体催眠，而是依靠他们在权力指令与资源垄断下对扭曲的评价标准的屈服。事实上，由于体制内所掌握的巨大资源和话语霸权，它无形中强行取代各个领域的专业标准而对在这些领域的人的“水平”进行排序并予以合法化。

因此，“诗坛芙蓉姐姐当上鲁迅文学奖评委”不会让人吃惊。与体制外的批判联系在一起、本来绝对不能侮辱的鲁迅这个符号一旦纳入体制内，就注定了它被侮辱的命运。只是人们没有想到，这种侮辱是如此地过分。人们尽管在基本的认知层面不会傻到认为一个通过体制内的向上流动获得一定话语权力和资源分配优势的所谓“名人”真的有很高的水平，但由于对权力意志下那套评价标准的屈服，他们还是免不了接受既存体制下对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作家”、“诗人”的价值排序――一个如果不是特别有水平的不加入作协的人，在大众眼中算不算一个作家都很难说。只有当寄生于体制内的名人暴露出他的水平连普通的大众都不如时，大众才会在被羞辱中似乎猛醒，将体制内对他的“水平认定”的外衣彻底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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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泽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