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如何纪念朝鲜战争？——访邓文初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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雏鸣：抗美援朝60周年纪念日刚刚过去，各方面都有纪念活动，但关于这场战争仍有很多争议，原因在哪？
　　邓文初：历史真相不明是主要原因。就我个人判断，这是一场不该也不必发生的战争。早在1950年1月5日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就明确声明美国无意保护台湾，国务卿艾奇逊也指出，朝鲜和台湾不在美国的战略地带以内。而根据1950年2月14日的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承诺1952年底将旅顺港的海军基地完全交还国。可以说，战前东亚局势并不存在国际战争态势且局势明显趋向缓和。现在看来，战争爆发主要是金日成一意孤行的结果。而中国参战很大程度上也是毛泽东的一意孤行。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成员没有谁愿意介入，但毛却坚持“应该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6月25日北朝鲜正式发起攻势，引发战争。战争爆发后，中国也是完全可以不参战的，而在参战之后，又始终存在着和平机会，但我们坚持打下去。如10月初，周恩来赴莫斯科与斯大林密谈时，斯大林明确提出中国不要出兵，让金日成到东北组建流亡政府，双方已经达成共识。但毛泽东却做了出兵决定；第三次战役期间，联合国13个国家代表团向中国政府和朝鲜发出停火协议书，美国也同意了。条件是联合国军退出半岛、美军退出台湾海峡，接受中国加入联合国等，而当时我们的兵力减员近一半，装备低劣，后勤无法跟上，彭德怀也亲自回北京要求停战，但是毛泽东拒绝。其结果是以惨痛的代价换来停战。
　　雏鸣：在几代国人眼中，抗美援朝仍是“扬我国威”的一战，但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如何看待它造成的影响？
　　邓文初：这场战争有太多东西需要我们反思。战前，苏美两国冲突的焦点在欧洲，两国势力都有从东亚淡出的明显趋势，这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全力发展经济、解决台湾问题的绝佳机会。但是战争的爆发把中国推向了冷战的夹缝中、冲突的最前端。开战两天后，美国第七舰队就开入台湾海峡，国际因素开始介入到内政中，至今台湾问题仍未解决。
　　而当时国内内战刚结束，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我们的国力不足以介入半岛争端。整个战争期间中国消耗各种作战物资560余万吨，战费开支达100亿美元，严重阻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当时我们向苏联借贷的13.4亿美元，大多数就是战争借款，后来中苏交恶，我们不得不在极度艰难中“勒紧裤带”还贷，“大饥荒”的爆发也有此一因。
　　参战还严重改变了我国的经济格局。为了应对“想象”中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投入巨大财力物力人力建设“大三线”，把主要轻重工业、国防工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大批现代化工业都远离城市、远离交通要道、分散在深山沟里，造成经济布局的严重扭曲与有限资源的严重浪费。现在那些工业基地，人才进不去，产品也出不来，半死不活，一直是个遗留问题。
　　还有一点，就是战争期间国内掀起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借助战争动员的威胁力，毛泽东制定了镇压全国人口千分之一“反革命” 的决策，出台了《惩治反革命条例》这部恶法。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很多地方的镇反比例远远超出，有的甚至提出镇压千分之三、千分之五（贵州、柳州等）。很多无辜百姓被打成美蒋特务，惨遭杀害，而这部恶法直到1997年才废除。更严重的是，这种借助战争动员、借助群众运动进行政治运作的模式遗留下来，从“三反、五反”、“反右”，到“文革”，再到现在的“严打”，运动不断，严重制约了中国的法治进程。
　　有人说弱国和强国打平了，就是弱国的胜利，但我们要看到战争对弱国造成的创伤往往更深，也更难复元。战争并未解决朝鲜半岛的分裂局势，反而恶化了双方的冲突。而中国却为这场不该发生的战争付出了近20万生命的代价，且在联合国赢得了一个“侵略”罪名，一个“战争狂”的形象……
　　雏鸣：在荣誉与代价之间，我们纪念抗美援朝的出发点应该是什么？
　　邓文初：我们以往的纪念是一种国家纪念，国家纪念不可少，但国家纪念模式却值得反思。一方面它是建立在虚假历史陈述基础之上，比如黄继光、邱少云这样的英雄，其真实性值得怀疑；二是战争宣传造成“意志战胜”的虚骄之气，用毛泽东的话说，美帝是“铁多气少”，而我们是“铁少气多”，这是对现代战争残酷性的虚饰，以为仅凭意志就能打赢现代战争。这种建立在虚幻宣传基础上的战争纪念模式只能培养一批战争狂，而不会培养出真正的爱国者；只会培养一种忽视生命与人格尊严的冷酷心理，而无法培养对生命的尊重。我们缺乏的是立足人道的纪念，缺乏的是民间自发的纪念。纪念那场战争，不是为了战争，乃是期盼和平；纪念的目的在于提醒我们每一个共和国公民，战争不是解决人类冲突的手段，人类必须追求和平，人类也只有和平一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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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纪念仪式为吃蛋炒饭。

若是没这场战争，我们不太有机会在网上胡说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