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兵:我所知道的资深外交家柯华

2007年岁末,我去北京市报房胡同采访柯华大使,并送去我参与主编的《见证奥林匹克》一书给他。该书中的一篇《乒乓使者到几内亚》,就是他提供的。我开玩笑说道:“柯校长还记得我吗?”他笑答:“名字记得,模样记不清了。你要知道,我刚刚过了92岁生日。”我打量着他笔挺的腰板儿、稳健的步态,听着他从容的叙说,觉得与35年前同在外交部湖南“五七”干校时无大差异,竟一时不敢相信他是年近百岁的老者!
    参与中英谈判
    1997年6月30日,柯华参加了中国内地观礼团去香港。回忆起往事,柯华说,1978年9月16日,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大使出使英国。英女王派她的典礼官用一辆四轮马车接我去白金汉宫递交国书。宝马雕鞍,马蹄声声,显赫庄严,充满皇家气派。然而,我却想起了中国第一个出使英国的郭嵩焘。那是一次怎样的出使?郭嵩焘是专为“谢罪”而去白金汉宫的。郭一向恃才自傲,对于当时红得发紫的曾国藩都不肯买账。但在国势衰败、朝廷孱弱的形势下,他只能被迫低下高贵的头,担当去伦敦“谢罪”的屈辱使命。现在,我高昂着头,坐在女王派来的贵宾车上,真正感觉到“换了人间”的滋味。
  1982年,邓小平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明确表示,中国要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中国愿意同英国谈判解决这个问题。不久,柯华受命广泛接触英国各界人士,开展对香港回归的宣传、解释以及谈判工作。
  同年,英国和阿根廷因马尔维纳斯群岛爆发战争,英国取胜。撒切尔夫人成了英雄。她决定访华。
  在撒切尔夫人访华前,柯华为她举行宴会。撒切尔夫人表示,知道中国有关政策,希望在访华前再进一步讨论,找到双方满意的结果。在随后的讨论中,双方各执一词,英方尤其不愿提“主权”这个词。在同香港总督尤德和前总督麦理浩的讨论中,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他们二人几乎同时说道:这样争论下去,达不成协议怎么办?柯华微微一笑,淡淡地说:“这也好办。你们不是出兵马岛了吗?那里距离英国本土9000多海里,中途无法补给,飞机只能空中加油,但你们还不是去了吗?而香港距离英国只有8000海里,沿途补给方便,你们不妨也试一试。”二人一下子愣住了,等回过神来,异口同声地说:“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对中国,只能谈判。”
  1983年2月,柯华任满回国前夕,应伦敦、曼彻斯特、约克郡、新堡市等华人、华侨的邀请,出席他们的欢送会。他在讲话中,反复申明中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星岛日报》大字标题为《中国大使柯华透露:中国领土不容分割,前途看重港人治港》。报道称:“柯氏透露,英国曾要求把统治香港的时间延长15年、30年,甚至50年,中国政府坚决拒绝。柯氏斩钉截铁地表示,1997年6月30日,英国政府就要离开香港,一天也不能延长。”
  3月3日,在柯华离任回国前夕,撒切尔夫人给中国领导人写信称:不反对中国以自己对香港拥有主权的立场进行谈判。从此,中英双方谈判出现转机。1984年12月19日,双方正式签署《中英联合声明》。
    出任四国大使
    1960年初,柯华出任中国驻几内亚大使,是中国派往撒哈拉以南的第一位驻非洲大使;1973年,柯华出任中国驻加纳大使,是中国同加纳复交后的首任大使;1975年冬,柯华作为首任大使被派往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978年,柯华出任中国驻英国大使。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的外交局面尚待打开,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还不是很多。在柯华去几内亚赴任前,周恩来亲自与他谈话:在我们的外交工作中,要彻底、干净地消灭任何大国沙文主义。要反帝国主义国家之道而行之,十分尊重那里的人民和他们的领袖。柯华深感担子沉重。他如履薄冰,开始在非洲开展工作。柯华学的是英语,但几内亚讲的是法语。为了工作,他不得不重新学习法语,每天坚持学一小时,持之以恒。几年下来,他已能够用法语作一般性的交谈。一次,因事情紧急,要立即与几内亚总统杜尔面谈。当时翻译不在,他只好自己用法语直接与杜尔总统交谈。虽然不流畅,但总算把事情办了,解决了燃眉之急。
  中国第一次获得乒乓球男子单打世界冠军之后,体委副主任黄忠率领由教练黄传耀、冠军容国团等组成的代表团访问几内亚。使馆准备为代表团举行盛大的招待会,柯华亲自打电话,邀请几内亚外交部长等高官到中国大使馆出席招待会,并观看乒乓健儿的精彩表演。各国驻几内亚的外交使节及友好人士都已到了,但几内亚的官员们却迟迟未到。有的人开始不耐烦,嗔怪几内亚官员不礼貌。无奈,柯华只好宣布招待会开始。当招待会刚刚结束,几内亚外长率领一群政府官员匆匆赶来。他们像进了自己家一样,没有任何客套,直截了当地对柯华说:“我们非常想看世界冠军的表演。”柯华二话没说,招待会二次鸣锣开始,摆杯盘,上茶点。容国团和他的队友们不顾疲劳,重新挥拍上场。临别时,几内亚外长对大家说:“对不起,因政治局临时召开紧急会议,我们来晚了,请原谅。”
  柯华理解,一个刚刚独立的国家,百废待兴,许多制度(包括礼仪在内)都有一个逐步建立和健全的过程。更何况在他上任前,周总理对他讲的话已在他的心里扎了根。后来,柯华在与几内亚的朋友约会时,对方也有失约的情况,他都表示理解。周总理在访问几内亚,得知上述情况时,称赞柯华能“体谅朋友”。
  在菲律宾工作期间,柯华除了做官方工作,还十分关心当地的华人和华侨,甚至关心他们的婚丧嫁娶。他曾亲自为他们做媒,也曾亲自到灵堂前为普通的爱国华人、华侨吊唁。许多华人、华侨称柯华为“父母官”。他们说:“共产党够朋友,重人情。”
  在英国期间,柯华不仅参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同“铁娘子”撒切尔夫人过招,还很注意调查英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民俗等,尽量找出可以借鉴的东西报回国内。他曾就英国资本主义当前的情况写报告发回国内,外交部的一位负责人说:柯华是驻外使节中第一位说“帝国主义不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人。
    牵头同四国建交谈判
    1960年7月5日,中国同加纳建交。1960年10月27日,中国同马里建交。1975年6月9日,中国同菲律宾建交。1975年7月1日,中国同泰国建交。
  1960年7月2日,柯华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参加加纳共和国成立庆典时,受到加纳总统恩克鲁玛的接见。交谈中,恩克鲁玛总统直率地说:“发展加中友好关系,最好的办法是你们在阿克拉设立大使馆,我们在北京设立大使馆。”柯华觉得,在交谈中提到建交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其坦率的程度却出乎意料,于是便问了一句:“什么时候建交合适呢?”对方回答得很干脆:“立即。”并指示其外长立刻同柯华商谈。加纳外长阿科·阿杰依顺手撕下手边报纸的边条写起来。过了一会儿,建交公报稿就拟好了。柯华看后,建议增加“加纳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纳外长表示同意,并一字不差地补进了公报。双方达成一致后,便由加纳外长带回去打印成正式公报。形成这样一份建交公报前后不到15分钟,这在各国建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双方还确定,7月5日格林威治时间13时,两国在各自首都同时发表建交公报。两国宣布建交后,黄华出任中国首任驻加纳大使。十几年后,曾为中国和加纳建交而奔波劳碌的柯华,出任了中国和加纳复交后的驻加纳首任大使。
  1960年4月22日,当马里共和国宣布独立时,国内立即给在几内亚任大使的柯华发去指示,争取尽早与马里建交。但种种迹象表明,当时中马建交时机尚未成熟。马里总统在致电周恩来总理的同时,也向台湾当局致电。台立即表示承认马里,并派“使节”到达巴马克。柯华分析,马里刚独立,需得到多方承认,特别是联合国的承认与接纳,而台湾当时还占据着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柯华首次访问马里虽未达成建交协议,但为中马建交做了不少铺垫工作。9月29日,联合国大会接纳马里共和国为成员国。10月4日,马里总统即致电周恩来,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同中国建交,同时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并邀请柯华再次访问马里,商谈两国建交事宜。10月22日,柯华到访马里。24日,马里总统穆迪博·凯塔接见柯华说:“阁下前次访问巴马克,我没能见你,因为当时我们要力争减少阻力,以便顺利进入联合国,希望你能谅解。”并表示:“我们希望立即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柯华亦表示了同样的愿望。马里总统建议,中方先草拟一份建交公报供他们研究。柯华即刻将事先准备好的草稿递交给他。第二天,两国举行建交谈判,进展十分顺利,很快达成一致。10月27日,中马双方在各自的首都同时向全世界宣布中马建交公报。不久,赖亚力到了巴马克,出任中国首任驻马里大使。
    1975年,柯华奉调回国。当年春天,他受命同身为菲律宾驻日本大使的罗慕尔德斯进行建交谈判。罗系第二次来华。柯华就革命不能输出、华人华侨问题、南沙群岛以及台湾问题阐明了中方立场。双方在主要问题上基本达成一致。此前的数年内,双方已有数次接触,为此次建交谈判作了准备和铺垫。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决心赶在美国之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同年6月,马科斯总统率领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毛泽东主席接见了马科斯。周恩来总理重病在身,仍会见了马科斯夫妇及其家人。根据菲方的请求,周恩来总理于6月9日在301医院的会客大厅里和马科斯总统签署了中菲建交公报。12月15日,柯华作为中国首任驻菲律宾大使到达马尼拉。
  1975年6月17日,按照中央指示,柯华同泰国驻美国兼驻联合国大使阿南进行建交谈判。由于地缘关系,泰国对中国疑虑较多,建交谈判比较艰难。柯华在一系列问题上反复阐明中方立场,终于打消了对方的疑虑,谈判得以顺利进行。同年6月30日,泰国总理克立·巴莫访华,标志着中泰建交谈判已获成功。7月1日,周恩来总理和克立·巴莫总理共同签署了中泰两国建交公报。
    当了三次首任司长
    柯华是新中国外交部最早的四位司长之一,其他三位是黄华、龚澎和龚普生。柯华担任外交部首任礼宾司司长,是1954年年底的事。使他终生难忘的,是他任礼宾司司长刚几天,周恩来总理同他第一次单独谈话的情景。1955年初,当时印度驻中国大使小尼赫鲁要周总理的电话号码,说要直接同周总理通话。此事是礼宾司首次经历,经商议,婉言谢绝对方并表示可以转达,但对方执意不肯。无奈,他们只好将此事报告总理办公室,总理办公室同意礼宾司的处理意见。但当总理知道此事后,很不高兴,便把柯华叫到办公室,查问事情的来龙去脉。了解情况后,周总理告诉柯华:“毛主席很重视发展同印度的关系。我曾经跟印度驻华大使讲过,他有事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周总理强调说:“外交无小事,遇事多请示。不像你当市委书记,那是一方诸侯,权力大得很,许多事情可以自己做主。而外交上每件小事都疏忽不得,都关乎国家大事。”
  随着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不少新独立的国家积极寻求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国外交部成立了西亚非洲司。1956年7月,柯华调任该司首任司长,直到1959年底。
  1957年3月,上任半年多的西亚非洲司司长柯华陪同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出访加纳,应邀参加加纳独立庆典。加纳原为英国殖民地,在恩克鲁玛领导下,于1957年赢得独立,并确定3月6日为加纳独立日。中国贵宾的到来,在加纳引起轰动,并受到盛情款待。
  20世纪60年代,非洲民族独立运动进入高潮,仅1960年就有16个非洲国家宣布独立。许多新独立的国家要求与中国建交,西亚非洲司的工作十分繁忙。特别是在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访问欧亚非十四国后,新中国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该司工作更忙。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和加强对亚非国家的工作,1964年6月,西亚非洲司被一分为二,成立了非洲司和西亚北非司。刚刚从几内亚任满回国的柯华被任命为首任非洲司司长。部里对非洲司的工作十分重视,不断增派干部,并将从各地调来的18位候任大使参赞安排到非洲司熟悉业务。至1965年,非洲司已是人丁兴旺,号称一百零八将,位居当时部内各地区司之首。难怪“文革”时,柯华被戴上了“保皇派”、“红司长”的帽子。他对非洲司的建立与发展倾注了全部心力。
    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胸怀
    1937年抗战爆发后,柯华告别了燕京大学,换上了军装,参加了八路军。他最先到了山西临汾八路军总部。政治部主任兼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接见了他。面对这位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22岁的大学生,首长喜不自胜,但首先关照他说,为了革命及家人的安全,建议他改名字。柯华原来不姓柯,他原名叫林常德。柯华应道:“改一半行吗?”回答:“可以。”他从可字受到启发,随口说道,木加可做姓吧,至于名字就叫中华的华吧。陆定一拧着柯华的鼻子大声喊道:“柯——华!”“到!”柯华干脆地回应道。就这样,柯华的名字产生了,并一直沿用至今。而他家乡潮州的柯姓同乡会,竟然也心甘情愿地吸收他为荣誉会员。
  1954年,柯华穿着灰布面的八路军老羊皮袄,风尘仆仆地来到北京东单外交部街报到,从此当上了一名职业外交官,一直到1995年离休。他为祖国的外交事业工作了41个年头。
  离休后的柯华并未停歇。他利用余热,继续为祖国、为家乡的建设添砖加瓦。粗略统计,经他介绍引进的外资和国内融资达数亿元之多,但他却从未为自己捞一点好处。他帮北京一家啤酒厂引进外资1亿多元,厂方给柯华20万元介绍费,他悉数捐给该区的一所小学,用于购置电化教育器材。有一家工厂要扩建,急需6000万元,也是柯华帮助引进外资解决的,并拒收介绍费。为了改善一家医院的医疗条件,柯华与香港一位朋友联系,对方以成本价支持该医院8辆汽车,冰箱、电视机和空调机各40台。为保证这批东西用在刀刃上,柯华与医院领导班子和区乡干部一起开会,以防止这些东西被挪用。
  后来,柯华曾同许多朋友讲过,我们理应为国家经济发展出谋献策,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但决不能谋取私利。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时时处处要用自己的行动为党旗增光添彩。


柯华(1915—),原名林德常。广东揭阳普宁县里湖村(今属普宁市)人。燕京大学肄业。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投身抗战,1937年12月任八路军前总宣传部干事,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延安抗大、陕北公学、中央党校学习。1940年1月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科长。1949年5月任中共西安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建国后,1951年6月后历任中共西安市委副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兼文化部副部长,西北行政委员会副秘书长,1954年后先后担任外交部礼宾司、亚非司司长,驻几内亚大使,外交部非洲司司长,驻加纳大使,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驻几内亚、加纳、菲律宾、英国大使,国务院港澳办公室顾问。1988年任汕头经济特区顾问委员会名誉主任。是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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