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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2-17 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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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书宗：学林奇士沈志华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以其悲剧精神的人生、超凡的钻研毅力、卓越的学术成果，不仅打开了当代世界史研究领域的一个个魔盒，更把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推进到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的新阶段。沈志华把学术研究事业看作是人生的一切；在支持学术研究方面，更是开当代中国由个人出资，资助社会科学重大课题研究的先肇。沈志华堪称是我国改革开放年代，开创世界史研究领域新局面的埋头苦干的排头兵。
刻苦治学效匡衡
沈志华的不凡，首先在于当全国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价值取向益发多元化，种种诱惑因素和功利主义飚升的年代，决然放弃历经曲折而铺就的从商发财道路，义无返顾地投身于学术研究的“苦海”，甘当遨游学海的“苦行僧”。
1950年，沈志华出生在中共高级干部家庭。其父初中毕业那年，中华民族神圣抗日战争的炮声，召唤他投笔从戎，奔赴延安，参加八路军。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担任公安部的重要领导职务。
沈志华在北京市著名的香山慈幼院小学接受初等教育。1963年考入北京市第四中学。1966年春，某部航空学校在中学招收学员，在全校200多名接受严格的政治审查和体格检查的学生中，只有沈志华一人顺利通过。就在他憧憬驾驶战鹰，遨游祖国蓝天的激动时刻，“文革”打碎了他的美梦。1968年2月，作为在校学生，他应征入伍，成为海军航空兵一师一团的地勤机械员，并加入了共青团。由于刻苦钻研技术，并敢于“为革命而学习技术”，很快成为全师的技术标兵、代理机械师。他保养的飞机，被指定为由首长专飞。师长曾拍着他的肩膀说：“小沈，好好干，你就是海军航空兵的未来。”就在他满怀信心地等待提干的时候，一场新的清查“五一六”的政治风暴再次击碎了他的美梦。沈志华莫名其妙地被诬为：“‘联动’分子；在抄家时打死过人。”部队的政工领导为此反复进行调查，当然是没有任何证据，但是又不敢否定，只好作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而挂着（两年后才查明真相，实属诬陷）。指导员找他谈话，只说了一句话：“你在部队是没有前途的，还是复员吧！”沈志华毫无思想准备，而且也不知道为什么。指导员的话，无异是给了他一个晴天霹雳。
1971年3月，沈志华复员，被分配到北京市石景山发电厂当检修钳工。起初一段时间，他确是万念俱灰，连话都很少。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劝导说：“孩子，这点挫折算得了什么呢！你要振作起来，只有努力学习，才会有出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必须发展文化教育，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方能进步。我国现在的状况是不正常的。你应当相信，国家肯定会有需要文化、科学、技术的一天。人生的悲剧不是怀才不遇，而是当国家需要你的时候，而你自己却脑子空空，一无所能，那才是真正的可悲。”父亲的这番话，重重地震撼了他；使他明白了、清醒了，并振作起来。此后，无论白天工作多累，他必定每晚坚持自学4个小时。他把初中学过的数学、物理、化学等教科书，从头至尾，细细地又读了一遍；把所有练习题，一题不漏地重做了一遍。接着，他又自学普通高中的微积分等课程，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做练习题；两年里，演算的练习本，叠起来足有椅子那么高。那个年月，学校停办，盛行“读书无用论”；灌满中国人耳朵的是“书越读越蠢”，“知识越多越反动”等“警示”。而沈志华却心无旁骛，埋头读书。几分耕耘，几分收获，1973年，沈志华在全国部分高校招收知识青年的入学考试中，成为北京市电力系统鳌头独占的“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招生的老师都找他谈过话了；他将成为该校热力系的“工农兵学员”。可是“四人帮”制造的“张铁生现象”又一次击碎他求知的美梦——大学没有上成，反而被作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挨批判。不过这次打击并没有使他消沉，而是使他更为深沉地思考：这是为什么？他下决心要寻找这个答案。他扔掉所有数、理、化，以及各种自然科学的书，找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从中寻找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答案。从此，他发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阅读中、外的历史名著。当时，社会风行读《共产党宣言》等六本书的群众性学理论热，沈志华很快成为石景山发电厂小有名气的“理论家”。1974年，他被调到厂党委宣传科，负责全厂的干部理论培训工作。
沈志华读书不是单纯地渴求知识，更重要的是在读书的过程中善于用心思考，形成自己的见解。他读书的习惯是：边读书、边思考、边把想到的问题和自己的见解记下来。这样的读书，既是知识的积累，也是意志力的磨练，同时又是读书能力和写作能力的提高。读书和写作不仅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更成为他探求客观世界真、善、美的途径。由此，他对“四人帮”的横行，也有了更为深刻的理性认识。1976年初春，作为团支部书记，他在共青团的几次会议上，根据马克思、列宁的基本理论，批驳“四人帮”的“社会主义”。3月25日，他因此而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审查，罪名是“传播分裂党中央的重大政治谣言”。在坐牢的日子里，他不要求别的，只是争取到允许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就是利用坐牢的5个月时间，读完马克思的《资本论》。粉碎“四人帮”以后，沈志华得到平反，1977年11月调到北京市电业管理局政治部宣传处，负责《北京电力报》（现《中国电力报》）的编辑工作。1978年12月，他通过社会人才招聘考试，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录取，进入世界历史研究所。1979年，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攻读世界现代史专业的硕士学位。
沈志华虽然已经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录取，但是成为研究生院的正式研究生，又经历了不大不小的波折。命运之神差点将他关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大门之外。
原来沈志华读书有一种执着的求证精神。他在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过程中，发现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经济构想，很难和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模式重合起来，因而对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以及当代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科学性提出质疑。经历过“文革”洗礼的他，陷入了一种难解的历史求证矛盾：从历史发展的逻辑来看，斯大林模式应当既是俄国历史发展的某种继续，又是苏联走向现代化所难以绕过的“火焰山”；而毛泽东从1956年开始就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避免步苏联的后尘，可是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20多年里，实际上还不是在演绎中国式的“苏联悲剧”？因而他认为：政治家无论是怎样的伟大，都不能给历史的前进运动人为地安装“加速器”，不然的话，只能给社会带来灾难。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某种意义上说，应当是给历史和社会的发展“松绑”，让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回归“自然”。沈志华在不同的场合都曾经表示过这样的看法，并就此写了一篇不俗的文章——《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概念及其他》。文中集中表示：“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中国还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仍处于过渡时期。因此，党的方针政策必须符合现实，而不能超越现实。否则的话，‘左’的冒进就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两个凡是”的思想还相当流行。沈志华的见解尚不能被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很多人所接受，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沈志华一时成了“有争议的人物”。有人向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人反映：沈志华的发展趋向，将会是“持不同政见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人震惊了！他觉得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理应培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高层研究人才，造就中国新一代共产主义者；如果选了一个可能是“持不同政见者”的苗子，将何以面对为共产主义革命而献身的先烈？因此，他立即指示：不能向沈志华发放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此时，研究生院已经将所有的录取通知书发放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各研究所，有的考生已经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沈志华的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却躺在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办公室的抽屉里，抽屉上锁。研究生办理入学报到手续的日子在即，如果逾期不报到，将被取消入学资格。沈志华心急如焚！他找到报考的世界历史研究所询问情况。该所的领导人如实地告诉他，并说：“除非你直接去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人解释清楚，别人都爱莫能助。”
沈志华真的去找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人。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勇气，或者说，他之所以如此“大胆”，是因为他坚信自己的思考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而自己的忧虑是源于对当代、尤其是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关心，并无别的杂念。这真是：真理在胸笔在手，无私无畏即自由！他自报家门，说明求见的原因。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人接待了他，并耐心地听他说明自己的想法，以及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想法。其实，这位领导人对沈志华并无任何个人偏见；他的忧虑和警惕完全是出于一个老革命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当他听完沈志华的陈述之后，觉得眼前这个青年人不仅学识不浅，而且思考缜密，坦荡诚实，不说假话。尽管他并不完全同意沈志华的见解，但是他觉得这个青年人确是可塑之才，遂大为感叹，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最后说：“我正在看你的文章。我知道了，你回去吧！”果然，沈志华隔天就收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录取通知书，走上了正规研究生学习之途。
沈志华入学以后，师从我国世界现代史领域的学术泰斗齐世荣教授。沈志华虽然已经具有较为宽泛的社会科学基础知识和一般基础理论，但是，此前毕竟没有经过正规学习。齐先生对教学和学术研究的要求，突出的特点就是一个字，“严”：严肃、严谨、严格。沈志华分外珍惜这一学习机遇和学习条件，学习更加刻苦、勤奋。难得夸人的齐先生也说：“沈志华尊敬师长、虚心好学、思路敏捷、一点即悟，进步很快。”齐先生还语重心长地对沈志华说：“只要你刻苦努力，认真做学问，十年之后，你就可以成为中国的一流学者。”沈志华在齐先生的指导下，开始硕士研究生阶段的正规学习，成为他学术生涯的一个飞跃。在学期间，《世界历史》、《世界史研究动态》等杂志，发表了他撰写的《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土地关系》、《苏联二十年代雇佣劳动研究》等7篇论文，以及3篇译文。1981年夏，他还应邀到上海师范大学（原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作《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的学术讲座。由于他的研究深入，见解独到，表述明快、生动，讲座深受大学生的欢迎。对上海师大历史系来说，邀请一位在读的硕士研究生作学术讲座，也是不拘一格。1982年3月，沈志华完成了研究生的全部学业。他的论文《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被世界历史研究所作为第一批招收的研究生答辩论文的示范作品。然而，就在他即将举行答辩、获得硕士学位证书之际，1982年5月，由于某种意外的政治原因，他又一次被迫离开了为之呕心沥血的学术研究事业。
接下来的十年，他历经坎坷：再次坐牢；出狱之后，推着小车在大街上卖梨；办过机械加工厂，经营过农业生态农场；当过报社编辑；做生意，玩股票，总之，游荡于农村、工厂、商界，阅遍人世百态。但是这些年里，他个人也积累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资金。某新加坡在中国广东投资的企业家，看好沈志华在经营方面的突出才能，甚至要把自己的企业完全交给沈志华经营。
到底“接”，还是“不接”，沈志华又站在了自己人生的十字路口。对于沈志华来说，这确是自己历尽艰辛，用汗水、智慧、心血这种自己人生的“三合土”铺就的商海成功之路；眼前这条现成的、也将会是辉煌的路，不是金钱让他留恋，而是生命的年轮在他的心里烙下难以割舍之情。可是十年里在他心底的深处，却始终埋藏着对学术研究事业的无限眷恋。年届不惑，考虑再三，他还是决定离开商海，回归学林，立足史学研究。对于这一困难的选择，沈志华自己说：“1990年代初，我回到北京，重归史学，再拾旧业，或许是对治学生涯的热恋；抑或是对遭遇不公的负气；或许为了追求一种被人认为是崇高的理想；抑或为了找回本来属于自己的东西。总之，经过一番努力，十年之后我又回来了。”［1］
十年，人生能有几个十年！不过，这十年对沈志华来说，也不仅仅只有付出，而没有收获。《老子》第58章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该书第40章又说：“反者，道之动”。《老子》中的这些话，说的是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其实，人生亦何尝不是如此呢！人生总要经历各种各样的曲折。无论什么样的经历，很难说是绝对的“幸”，或者“不幸”；“幸”与“不幸”，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沈志华正是以这样的态度，直面其人生。经过这样的砥励，沈志华更加成熟了。如果说，当初他沉缅于读书尚带有青年人的“热恋”的话，那么，如今的回归史学，则是理性的选择了。因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离不开对世界历史和现状的深刻认识。不能够说闭关自守是源于对世界历史和现状的茫然，但是对世界历史和现状的茫然，确实助长了自我封闭的心态。沈志华带着这样的认识，重新回归到世界史研究领域，特别倾心于苏联史和中苏关系史的研究。
斥资助学比武训
我国的科研体制，素来是国家的单一体制：由国家提供科研经费；科研人员属国家干部编制；课题立项经国家组织专家审批；国家定期检查研究进程，最后，研究成果由国家组织专家验收。沈志华认为，在改革开放年代，就史学研究事业来说，不仅在国家的资金投入和研究事业的实际需求之间尚有矛盾，即使就史学研究本身的体制来说，也需要有民间研究机构，作为国家研究机构的补充，这样才更有利于推进史学研究的繁荣。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为科研体制的多渠道留出了空间。他决定将自己多年艰辛经营的所得，用于资助史学研究。为此，他采取“民间筹资、国家立项、多方合作”的方式，进行这项探索。1993年，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批准，他个人出资，建立东方历史研究中心，作为民间史学研究的基地，挂靠在中国史学会（1998年，国家对社团进行整顿，该中心改名为北京东城东方历史学会，重新登记为独立社团组织）。经过十几年的实践，终于闯出了一条现行体制外，史学研究民间化的新道路。
沈志华为铺设这条道路，主要进行了三方面的探索。
一、设立“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出版高水平的史学研究成果。
史学研究要求研究者有自甘寂寞，安于坐冷板凳的“面壁”精神。寻求历史的真实，写真实的历史，也要求研究者秉承学术的良知，不追逐时尚。十年磨一剑，既是史学研究的正常，也是史学研究者应有的自我心态。可是，这样的研究成果，常有难以出版的扼腕之叹。十几年来，沈志华在学术研究的底层爬摸滚打，深知其中的艰辛。如有人能资助研究成果的出版，对于那些安于清贫，乐于伏案的研究者来说，不仅是对这样的研究者个人的雪中送炭，更是对中华民族优秀史学研究传统的褒扬，有利于传承和铸造中华民族的学术魂。为此，他利用自己的经商所得，设立了“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在社会上公开征集高水平的史学专著，每年一批。为了保证入选书稿的学术水平，使选拔工作做得透明、公正、完美、权威，他本人不参与书稿的推荐、评选，特地聘请一批德高望重的史学前辈和专家投票评审。入选书稿列入《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由“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提供资助，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后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自1994年至2007年的十几年里，《东方历史学术文库》已出版《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中国古代私学发展诸问题研究》等13批、83部专著，提供的资助金额约160万元人民币。
二、为了提高整体的研究水平，及时了解国内外的研究动态，交流研究成果，每年都资助召开专题学术研讨会。
史学研究的实践表明，举行专题学术研讨会是不断深化专题研究，提高研究水平的重要途径和方法。虽然国家每年都在加大对史学研究的投入，但是一些重要的研究课题，特别是在1990年代，因为缺乏经费，连必要的专题学术研讨会都无法举行，严重阻碍了专题研究水平的提高。应当看到，在学术研究领域，因为有钱，使得各种名目繁多的学术会议，有的大而无当，有的可开可不开，徒耗纳税人的血汗和人们的时间、精力；可是，有些专题，确实需要通过举行学术研讨会来推动、深化。这种时候，资金却成了某些重要的专题难以深入开展的瓶颈。沈志华以学术人的学术眼光，环视国内外学海，慷慨解囊，使一些因为缺少经费而无法举行的专题学术研讨会得以如愿。他的做法是与国家研究机构，或者专业学术团体联手合作，共同选定专题，提供资助，举办专题学术研讨会，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甚至出版论文集。沈志华主办的学术会议都极具有特色。每次会议都是主题集中，生动活泼，研究深入，争论热烈。一次，假桂林广西师大召开的冷战史研讨会，竟然吸引来大批旁听者，以至在隔壁举行的某教材会议，人走楼空，无法继续。自1993年至2003年的十年里，像“苏联剧变的历史教训”、“20世纪历史的回顾与展望”、“战后中苏关系的走向”、“冷战与中国周边关系”等37次专题研讨会，都由沈志华提供全部或者部分资助。他为这些研讨会提供的资助，总金额已有89万元人民币。
三、寻觅、收集历史档案，特别是成立“苏联历史档案集”课题组，收集、翻译、整理、校注、出版《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为史学研究提供“粮食”。
档案，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是史学研究者研究历史的根本依据；档案，又是历史的真实性、可信性的基石。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者，想接触研究对象的原始档案，真是难上又难，而其中又以苏联史的研究为最。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收集和利用档案文献，是提高中国世界史研究水平的关键。沈志华殚精竭虑，奔波于俄罗斯、美国、日本、台湾，及欧洲数国，历经千辛万苦，寻觅历史档案；投入巨资，收集、整理、翻译、出版历史档案；毫无保留地欢迎研究者前来查阅他收集的所有历史档案。
沈志华为史学研究提供“粮食”的代表性工作，是多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的翻译、编纂和出版。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来说，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0年代末期，关于苏联历史，基本上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一统天下。对苏联历史的真正研究是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研究者由于难以直接看到档案文献，必要的历史资料只能转引俄罗斯，以及西方学者的相关著作，使得那个阶段的苏联史研究，既有历史性的突破，又有很大的局限性。
苏联剧变以后，俄罗斯将苏联时期的档案全面开放。沈志华认准了这个时机，产生了去俄罗斯搜集档案的想法。为此，他邀请国内部分苏联史研究专家举行论证会，并研究去俄罗斯收集档案的问题。论证会一致认为这是极有眼光、意义深远的主意，但是觉得以个人之力去做这件大事，犹如攀登冰封雪拥的处女峰，困难实在难以估量。
沈志华认准要做这件事，并且说干就干。他找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得到当时院主要领导人的支持，于1995年，正式成立《苏联历史档案集》课题组，并将这一巨大工程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研究课题立项；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这套档案集被列为国家九五出版计划重点图书。但是中国社科院拿不出经费，不能给这个重点研究项目提供资金。双方商定：由中国社科院出具一切必要的手续，沈志华负责该课题的全部经费，并主持全面工作。从此开始，他便与课题组成员一起，奔波于俄罗斯、美国等国家的各类档案馆。至上世纪末，他已收集、带回俄罗斯解密的前苏联档案15000余件。为了使这些踏破铁鞋，耗费巨资得来的档案尽可能地发挥作用，他出资组织了13个翻译组翻译档案；同时聘请国内的相关专家组成编委会，对译文做校对、注释、研究。2002年8月，一部34卷、36册、227个专题，共1800万字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终于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沈志华为此投入的经费超过140万元人民币。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收入了自1917年十月革命至1991年苏联剧变，74年间苏联历史的各方面档案，尽管还很不全面，但它已为我国的苏联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基础。《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是我国编译出版的第一套大型外国专门史资料集，如果没有沈志华的个人追求和不懈努力，确是难以想象的。
沈志华的令人可钦，更在于他对于档案的全新心态。自那以后，他又收集到更多的档案。他深知收集档案的艰难，而我国学术界仍然还有小生产思想的残留，将觅得的外国档案予以保密、独家占有的，也不是没有。为了让研究者们了解国内外关于档案方面的信息，他先后发表了十余篇推介和评述俄罗斯档案文献的论文。出版了包括三大卷《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在内的9种档案资料选编。他说：“我带回来的档案，全部公开。谁需要都可以查。”他将从国外带回来的有关苏联历史和中苏关系历史的全部档案原件，自费复印了一份，送给北京大学图书馆（后转入历史系资料室），以方便学者们查考。他到上海任教以后，又从北京自驾汽车，把一套复印件以及更多的档案资料，统统存放在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向国内外学者开放。沈志华在北京南郊的住家，自然也成了受学者们关注的“档案室”。除了国内的研究者，不少美国、日本、波兰、匈牙利的学生和学者，也前来查找资料、复印档案。凡是慕名而来者，他都热情接待，不仅免费提供复印，还管吃管住，痛饮几杯。
求真求实步司马
沈志华对于史学研究，在效率方面是争分夺秒，敢于和时间赛跑；在严谨、求实方面，则敢做学术领域的“铁包公”。他的研究，立足于历史档案，以缜密实证的方法，寻求历史的真实，写真实的历史。因此，他的研究，除了成果显赫之外，更可贵的是树立了当代中国新一代历史学家，立足档案、独立求索的治史精神。
沈志华回归史学领域以后，将研究重点确定为苏联对外政策，特别是朝鲜战争，以及中苏关系的历史。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史学界掀起了一股“冷战”史研究热。沈志华认为，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情况相类似，目前也是世界格局发生动荡和重构的历史转折时期。而所谓历史转折时期，从世界范围来看，就是国际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以及各个国家的发展战略的重新定位。在大规模毁灭人类的武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掌握的当今世界，人们普遍关注的是战争还是和平。或者说，怎样才能防止战争、制止相互残杀，已成为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史学研究的重要功能在于启迪人们对现实和未来的认识。但是，这里的关键是对历史的认识要全面、真实、本质，切忌对历史进行主观的、先验的剪裁和拼接。这就要求史学研究者具有研究历史的学术良知，也即“史德”。他从这样的认识出发，研究苏联的对外政策，并致力于破解朝鲜战争和中苏关系史上的一些谜团。
朝鲜战争是发生在“冷战”年代的规模最大、参战国家最多的一场局部战争。朝鲜战争的影响不仅是对于“冷战”格局，乃至对于两大阵营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思想观念，等等方面，无不极其深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本该大力研究的问题，却一直是史学研究的敏感地区，让研究者视为畏途。因此，朝鲜战争虽然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可是，蒙着它的神秘面纱，仍然没有真正揭开。
这场战争的特殊性还在于，作为两极格局中的一极的苏联虽然没有直接参战，可是战争进行中的每一刻，从战前准备到停战谈判，无不连接、牵动着莫斯科的神经中枢。所以，苏联有关朝鲜战争历史档案的解密，实际上已为解开朝鲜战争的神秘性，揭开这段历史的神秘面纱，提供了一把钥匙。沈志华从收集到的众多档案文献中，在中国大陆以外编辑、出版了3卷本《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在大陆学术杂志上发表了《关于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中苏关系的俄国档案文献》等两组专题档案。此外，还利用这些档案文献，撰写并发表了《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的苏联因素》等14篇学术论文；撰写了《朝鲜战争揭秘》、《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等4部专著。此外，他还翻译了《朝鲜战争与斯大林的外交》、《苏联在朝鲜的目标与朝鲜战争的起源》等8篇国外学者研究朝鲜战争的论文。沈志华的这些研究成果，纪录了当年朝鲜战争的真实历史；对涉及这场战争的一系列重要问题，都作了客观的、实事求是阐述和分析。无论是作为20世纪“冷战”年代的重大历史事件，或者作为人类战争史上的重要一幕，抑或作为中国人民对外战争史上的一场战争，朝鲜战争是永远值得研究的，而且无论怎样深入研究也不可能有尽头。但是不管怎样，沈志华的研究，已经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关于朝鲜战争研究史上，树立了一块不可撼动的界碑。
至于20世纪的中苏两国关系，堪称是国际关系史上复杂、微妙、跌宕的典型。中苏两国的关系，除了国与国之间的国家关系之外，还掺杂着党与党之间的党际关系，以及两极格局下的“阵营”关系；两国之间的关系，既有各自维护国家利益的不同考虑，又有因意识形态的认同和差异而产生的纠葛，还有因“阵营”对抗的需求而出现的微妙现象。而所有这些，又都交叉、纽结在一起。加上其他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中苏关系更显出它在历史上的神秘色彩。凡此种种，致使学者们想要加以研究，真是难上加难。沈志华知难而上，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借助俄国解密的档案，并跋涉于中国各档案馆，借阅可以看到的各种文献资料。为了考察有关中苏边界纠纷的问题和事件，他和夫人李丹慧沿中苏边境，从新疆一直跑到东北，查阅了各省市档案馆的档案。为了研究中苏在越战期间对援助越南问题的矛盾，他们又奔波于广西和云南两省的各档案馆。在这样坚实的史料基础上，他们对20世纪纷繁复杂的中苏关系作了认真细致的爬梳整理；对涉及中苏关系的重大问题，都一一进行实事求是的阐述和分析。
自1994年以来，沈志华在中苏关系史的研究方面，已经整理、发表了《关于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俄国档案文献》、《关于在华苏联专家问题（俄国档案文献选编）》等6组档案文献；撰写了《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等20篇论文；出版了《苏联专家在中国》、《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主编）等3部专著。沈志华关于中苏关系史的著作，纪事详实、考订准确，被中外史学界所公认。他的著作，体现了自司马迁倡导的、二千多年来中国严肃史学家治史的优良传统。
如今，沈志华已过“知天命”之年，在学术上更趋成熟。2005年以前，尽管他已是享誉国内外的中国史学家的代表之一，在《“冷战”在亚洲》、《“冷战”与中苏关系》等22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令与会的中外学者侧目的学术报告。尽管他已经当选为中国史学会理事，被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所等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聘为兼职教授、兼职研究员、名誉研究员，等等。但是，所有这些职衔全是“兼职”、“名誉”的，实际上他仍然是没有单位、没有职称、没有学历的“三无”民间研究者。2005年，华东师范大学领导终于“慧眼识英雄”，大胆地、坚决地礼聘沈志华为该校教授、博士生导师，任该校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亦十分珍惜现在的境况，怀着对华东师大领导的“知遇”之情，工作愈加谨慎、勤奋。目前，他又承担起多项国家重大课题的研究任务，还招收了一批致力于史学研究的年轻学子，尽心尽力地带教。
学术界和渴求文化高涨的中国社会，期待沈志华作出更大的努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党的战略目标的同时，完成新时代中国史学的新复兴。
参考文献：
［1］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前言. 依然做书生.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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