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伯流：富田事变——红二十军覆没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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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2-23 09:29 作者:余伯流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5240次

本文叙述的，是发生在三十年代初我们党的历史上红军时期一幕惨剧：江西红土地上一支正规红军部队———红二十军，在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的政治旋涡中，全军覆没；从军长、军政委到副排以上红军干部，除个别幸存者外，全部惨遭杀害！ 　　让人扼腕而叹的是，惨遭错杀的军将领至今仍沉冤莫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的这两句话，人们大都耳熟能详。可我们党为这一论断付出的沉重代价，却不是一般人都能知悉的。 　　本文叙述的，是发生在三十年代初我们党的历史上红军时期一幕惨剧：江西红土地上一支正规红军部队———红二十军，在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的政治旋涡中，全军覆没；从军长、军政委到副排以上红军干部，除个别幸存者外，全部惨遭杀害！ 　　让人扼腕而叹的是，惨遭错杀的红军将领至今仍沉冤莫白…… 　　曾是那么骁勇善战 　　红二十军是由赣西南地方革命武装组建而成的一支正规红军部队。1930年2月，红四军军委书记毛泽东主持召开了著名的“二七”陂头会议，确定了“攻取吉安”的目标，提出了“扩大红军武装”的任务和要求。会后，为适应“攻吉”和“扩红”的形势需要，以曾山为主席的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立即设立了赣西、赣南赤卫军总指挥部，由曾炳青、萧大鹏分任总指挥，下辖永新、莲花、安福、吉安、吉水、泰和、遂川、万安、赣县、于都、兴国等县地方武装。这是红二十军的基础和原型。6月，根据中共中央在全国苏代会上关于“将地方武装编为正规红军”的指令，赣西南特委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赣西南赤卫军和赣西南红军第四、十一、二十、三十等纵队合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军。 　　1930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军在吉安县陂头村正式宣布成立。军长曾炳春(后刘铁超)，政治委员兼军委书记刘士奇(后曾炳春)，参谋长刘泽民，政治部主任谢汉昌。全军有2500人枪。其中，有共产党员300余人。初编时设第一七二、一七三两个团。10月增编一七四团。第一七二团由吉安、兴国、赣县、宁都、于都的地方武装组成，团长萧大鹏，政委刘藜；第一七三团由永丰、吉水、安福、峡江的地方武装组成，团长刘承禄，政委陆松宜；第一七四团由永新、莲花、宁冈等地的地方武装组成，团长李学俊，政委刘敌。此外，还有军部直属教导队、卫生队和机枪连。全军有3000余人；1931年3月在河西又增编了第一七五团，团长朱子云，政委刘秋子。红二十军于1930年10月划归红一军团建制，同红四军、红三军、红十二军一起，统由红一军团总部(总指挥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指挥。 　　红二十军成立伊始，就奉命担任了“八打吉安”的主攻任务。参战部队还有红军学校、青年干部学校的学员，以及10万“精勇工农”。1930年8月21日，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委员长、军事委员会总指挥曾山，在吉安横江渡颁发《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紧急通告》，指令各级政府“即刻动员”，配合红二十军“拿下吉安”；要求“红军廿军应配合泰和精锐英勇群众，积极前进去找马旅残部的目标”，“猛力的向吉安追击”。 　　吉安为赣江中游重镇，是赣西南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攻下吉安，对于红军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8月25日，红二十军根据赣西南军事委员会总指挥部的命令，在吉安城西南郊打响了第八次攻打吉安的前哨战。2500多将士如同猛虎下山一般，威武神勇，杀声震天，向敌人猛烈攻击。经三天两战，在高沙歼敌一个营，溃敌一个团，俘敌400余人，缴枪400余支。9月5日，总指挥部发出“攻取吉安”的总攻令，红二十军和各路队伍从四面八方向敌军阵地猛冲，两校学员迅速占领了天华山，红二十军和北路赤卫队因遇强敌，在真君山鏖战，打得十分艰苦。将士们的土坦克(用棉絮裹装的独轮车)掩护攻击，冲到城外铁丝网下，与敌人展开肉博战，激战数小时，红二十军牺牲二、三百人，尤干部损失甚多。赣西南特委根据战斗情势，决定撤出红二十军，开往峡江休整待命；留下独立团、冲锋队、破坏队等群众武装，继续包围吉安。后因武器装备太差、缺乏攻坚力量等原因，未能攻取吉安。但“八打吉安”之后，吉安已成为一座孤城。吉安四周呈梅花形的红色区域已扩展到30余县，红二十军等地方武装已占领了14座县城，基本上完成了赣江中下游的武装割据任务。红二十军因此名噪赣西南苏区。 　　1930年10月初，毛泽东又发起了“九打吉安”的重大军事行动，并一举成功。是年9月，毛泽东和总前委在率领红一方面军“二打长沙”受挫后，撤围长沙，回师江西，于9月29日在袁州签发了红一军团向吉安前进的命令。10月2日，红一军团进抵吉安以北埠田等地集结，并与红二十军取得联络。10月3日午后2时，毛泽东、朱德于山前总部签发了《红一军团总攻吉安的命令》。 　　驻守吉安城的国民党军邓英第十三师一部约三个团兵力，分散驻防城外的真君山、天华山、螺子山、神冈岭等阵地。自9月5日红二十军和吉安万余工农“八打吉安”以来，城内守敌仍惊魄未定，惶恐不安。 　　红一军团总部的“攻吉”部署是：以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为正面，向真君山、天华山之敌进攻，左与红四军右与红三军取联络；以红四军(军长林彪)为左翼，向螺子山、真君山之敌攻击，以大校场至潘塘之道路为界线，线以左归四军，线以右为红十二军；以红三军(军长黄公略)、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为右翼，向神冈岭、天华山之敌攻击，以大平桥、江边之道路为路线，线以左归红三军，与十二军、二十军取联络，线以右归红十二军，与三军取联络。各军攻击敌阵得手后，须立即合力攻城，并切断城内与阵地之间敌人的联系。从以上红军总部的作战部署中，可看出红二十军在红一军团中的地位和作用。 　　赣西南特委和苏维埃政府动员了赣西各县“十万工农下吉安”，配合红军主力攻打吉安。 　　10月4日拂晓，红一军团总部领导人毛泽东、朱德、朱云卿等亲临真君山前沿阵地指挥，一声令下，红军各路部队和10万工农群众向吉安城发起总攻。红四军提前首先在螺子山发起攻击，接着红二十军、红三军分别在真君山、天华山、神冈岭一线打响战斗，赣江东岸的群众武装也同时策应行动。这时，吉安城外四周红旗林立，军号激越，硝烟弥漫，剧烈的步枪声、机关枪声、迫击炮声汇成一曲战斗交响乐。 　　红二十军在战斗中骁勇善战，一举攻占了真君山。随即，敌人组织反扑，敌我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派来助战的敌机在真君山总部扔了几颗炸弹，就掉头飞走了。红四军攻占城北的雷公桥，有一个连打进了北城门。由于红十二军尚未赶到，红三军也未完全集中，对城西南的攻击不力，使敌军得以从城南调兵增援城北，打进北门的红军得不到后援而被敌军压出城外。直到下午2时红十二军赶到，才牵制了城北敌军的攻势，加强了城西南阵地的防御。当晚，红军总部在城西郊江边村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夜袭”。晚9时许，红军发动夜战，向敌军阵地猛冲，群众武装协同作战。泰和独立营根据吴高群师长的命令，由营部女英雄曼玉负责，发起“火牛阵”，将一千余元购来的30头壮实的黄牛、水牛驱赶到天华山南侧电网前，在牛尾巴上绑上棉花，洒上煤油，点上火后，牛群受惊直冲敌人的电网。一下子就把电网冲塌了，前进的道路被打开了。红军突破敌阵地，直插县城中心中山路大街。这时，守敌邓英率部在白鹭洲登船，顺赣江向南昌方向逃窜。红军发现后立即追击，截获敌4只小船，俘敌220余人。此时，因红三军团远在清江，敌军在新干登岸逃脱。10月4日午夜，吉安全城为红军占领，“九打吉安”胜利了！ 　　红军攻占吉安后，使赣西南广大红色区域连成一片，从南丰到永新，从寻乌到峡江，纵横700余里，人口400余万，横断江西半壁。 　　10月7日，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在吉安宣告成立。 　　红二十军从7月组建到11月底近半年时间里，在主担“八打吉安”和协同“九打吉安”的战争硝烟中，同仇敌忾，所向披靡，立下了汗马之功，成为中央主力红军中的一支劲旅。 　　谁知横祸突降 　　正当红二十军在红一方面军总部的领导和指挥下，茁壮成长、英勇奋战的时候，赣西南苏区突发了一场始料未及的“富田事变”，红二十军被卷入惊心动魄的漩涡中心，遭到被整肃的奇祸。 　　祸从何来呢？ 　　事情的原委要从肃“AB团”说起。 　　“AB团”是蒋介石、陈果夫于1926年底在北伐军总部驻地南昌策划成立的一个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取名“AB团”，为英文反布尔什维克之意。“AB团”成立后，在蒋介石的怂恿和段锡朋等人的操纵下，篡夺了国民党江西省的党政大权，排挤了共产党人和革命“左”派，肆无忌惮地在江西各地干了许多反革命勾当。但在中共江西省委和南昌党组织领导下的1927年的“四·二暴动”中，“AB团”被一举摧毁、解体，“寿命仅三个月”。“AB团”分子也作鸟兽散，销声匿迹了。 　　然而，因“AB团”是以反共著称的，当时的中共中央不敢懈怠，根据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党“清党”、“肃反”的指示，于1929年11月13日，向江西省委发出了一封指示信，要求江西省委“肃清改组派、第三党、AB团的影响”，“积极地扩大反AB团、改组派、第三党的斗争”。到1930年5月，江西省委开始积极部署，声称“AB团在吉安各中心县城活动”，并特别提出：“西河的红军赤卫军，过去在AB团领导之下，走到腐化的危险地境去了”，要予以严厉“整肃”。 　　这里提到的“西河的红军赤卫军”，就是红二十军的前身。在省委的指令下，赣西南特委大兴干戈，在赣西南苏区掀起了一场神秘的整肃“AB团”的运动。6、7、8三个月普遍展开，9月进入高潮。赣西南苏区党政机关内一大批地富或知识分子出身的，“工作消极”、“表现不好”的，说过牢骚怪话、与领导有不同看法产生过争论的，甚至吃过馆子、谈过恋爱的干部，都被打成了“AB团”分子，苏区内到处出现人人自危、草木皆兵的局面。 　　1930年10月4日红军攻克吉安重镇后，有人在收缴敌人文件时，误传发现一张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的父亲写给地主豪绅的收条。此事报告给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总前委即怀疑李文林与“AB团”有瓜葛，有可能是“AB团首领”。10月下旬，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的罗坊联席会议上，李文林似乎有点“傻劲”，极力批评总前委颇为赏识的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的主张，并错误地反对毛泽东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李文林的言论举止，进一步引起总前委的高度注意。 　　11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实行战略退却，进抵根据地腹地宁都黄陂、小布一线。根据罗坊会议确定的“军队中应注意反AB团改组派”的决议，总前委在红一方面军开展了整肃“AB团”的运动。时值第一次反“围剿”前夕，军情十万火急，毛泽东、朱德等主要领导人全力投入反“围剿”的迎战准备，无暇顾及军队中的“肃反”运动。于是，总前委和各军委将“肃反”大权下放，采取不干预态度。“当时抓人，各团作主；杀人，师党委作主。“可是，杀戒一开，势不可挡，任何人都难以遏制。为了在反“围剿”决战前，肃清“内奸”，纯洁队伍，在总前委肃反委员会的导演下，至11月底，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红一方面军四万人当中就“杀了几十个总团长，总共找了四千多AB团”(总前委1930年12月2日于黄陂颁布的《八个大胜利的条件》)。到12月上旬，“一方面军打击四千四百余人”(1930年12月20日《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半个月内又增打了400多人。红一方面军中的这次打“AB团”运动，史称“黄陂肃反”。 　　在军队开杀的同时，总前委又指令在地方打“AB团”，并于11月底在宁都逮捕了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形成“擒贼先擒王”的既定威势。赣西南苏区内，顿时一片哗然…… 　　到12月上旬，事态又有新的突变。 　　12月3日，总前委致信省行委，剑锋直指赣西南党政机关和红二十军。信中指示：“特派李韶九同志率兵一连代表总前委及工农革命委员会帮助省委、省苏捕捉李白芳等，并严搜赣西南的反革命线索给以全部扑灭，”并指令“二十军须找到线索来一个大的破获”。原来，红二十军并无“AB团”的证据，而是“须找到线索”，再“来一个大的破获”。这就是历史的真相所在！ 　　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总前委兼总政治部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接到上述总前委的“尚方宝剑”后，立即率领红十二军一个连，从宁都黄陂出发，马不停蹄，日夜兼程，于12月7日下午三时抵达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驻地———吉安富田。 　　李韶九“这个人的品质是不好的”(萧克语)，为人阴险狡诈，喜怒无常，经常以“湖南老乡”讨好总前委领导人。他一到富田，就以“钦差大臣”自诩，立即驱兵包围了省行委，逮捕了李白芳(省行委秘书长)、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金万邦(省苏军事部长)、周冕(省苏财政部长)、马铭(省苏秘书长)等8人。到次日，被李韶九抓捕关在富田的“AB团”分子达120余人，并枪决40余人。李韶九等肃反人员使用地雷公、线香火、拷打、铁烙、割乳、烧阴户等残酷、卑劣的刑法，进行审讯、逼供，许多被抓之人怕受皮肉之苦，屈打成招，供认自己是“AB团”分子或“AB团要犯”，有的还诬供出李文林、丛允中(省行委常委、赣南行委书记)、刘敌(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委)等，是“AB团首领”、“总团长”、“分团长”等。 　　12月9日，李韶九根据总前委的指令，将关押在富田的“AB团”分子交给古柏等人处理，自己则亲率红十二军一个排，押着被捕的谢汉昌为“活口”人质，从富田直奔红二十军军部驻地———东固，解决二十军的问题。 　　壮士罹难平头案 　　李韶九这个“灾星”衔命来到东固后，红二十军中顿时阴霾骤起，乌云密布。 　　当日，由于有人招供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敌是“AB团首领”，李韶九、刘铁超立即召见刘敌。刘敌从兴(国)、泰(和)边境前线率领第一营于11日奉召匆返东固。 　　刘敌是个很机灵的军人。1927年秋入党，曾任中共莲花县委书记，1928年7月上井冈山，红二十军组建时被派到该军任职。 　　李韶九一见刘敌，就指控刘敌是“AB团”，“很危险”，刘敌坦然回答道：如果我受到了AB团分子的阴损，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要求党主持正义，廓清这个案件的一切情况。我并不怕死，不过那种苦刑是没法忍受的。” 　　李韶九即说：“那是决不会的，这不是一个AB团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你必须用一切手段来粉碎你们团里的AB团！” 　　刘敌听说是个“政治问题”，“觉得这里面有着一个什么圈套存在”。他素知李韶九“是个卑鄙下流的小人”，“如果坚持党的立场”，“就是死定了”。他在受审时，听到有人正在被审讯拷打，“叫号之声，震天动地”，决计采取行动，“挽救被陷的同志”。(以上均见1931年1月11日《刘敌给中央的信》) 　　12月12日上午，刘敌偕同一营长张兴、政委粱学贻，发动一七四团一营官兵，包围了二十军军部，抓起了李韶九(后逃脱)和刘铁超，释放了被捕的谢汉昌等人，收缴了李韶九带来肃“AB团”的一排人的武器。下午，刘敌、谢汉昌率部冲到富田，武装包围了省行委、省苏驻地，收缴了警卫连的枪械，释放了全部被捕而尚未杀害的近百名“AB团”人犯。当晚，在富田召开紧急会议，主张“公开反毛”，“去信给朱德、彭德怀、黄公略诸同志”，决定由一七二团团长萧大鹏出任红二十军军长。 　　这就是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 　　13日上午，“富田事变”领导人召开了士兵群众大会，控诉了李韶九刑讯逼供的罪行，释放了误捕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又名刘作抚、陈刚)，同时却错误地呼喊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分裂主义口号，并张贴了同样的标语。下午，红二十军开往河西，14日兵驻永阳镇，脱离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15日，段良弼、李白芳、丛允中等在永阳召开扩大会议，宣布成立江西省行委(永阳省行委)，段良弼任代理书记(省行委书记李文林早已被捕)。会议建议中央“停止毛泽东总前委书记的职权”，“开除李韶九的党籍”、“派丛允中、段良弼去中央反映事变经过”，“送200斤金子到中央，2万元给红校”等(《省行委第一次扩大会议议案》，1930年12月18日于永阳区龙江)。

此后，从富田事变到平头寨罹难半年多时间里，红二十军“一直在湘赣边一带从事革命斗争活动，打国民党军队，打土豪，分田地，筹集军款，没有一兵一卒投降过敌人”(当事人：老红军谢象晃访问笔录)。 　　“富田事变”和永阳省行委成立的消息，很快传到宁都黄陂总前委驻地。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红军总部及广大指战员无不为之震惊！ 　　12月18日，朱、彭、黄联名发出公开信，严正指出：“目前决战在即，凡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同志，应站在共产党总前委领导之下，一致团结，坚决消灭敌人。”公开信挫败了“富田事变”领导人分裂红军的图谋，维护了党的团结。 　　12月20日，总前委发表了一封答辩信，将“富田事变”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叛逆”行为。 　　1931年1月15日，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布成立。项英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与总前委的看法不尽相同，主张用教育、会议的方法解决党内已经激化了的矛盾，不同意总前委武装整肃的意见。 　　同年3月4日，中央政治局派出所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央三人代表团”，全权处理“富田事变”。 　　3月28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所准备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严令“红军二十军的指挥部，应使全军回到整个红军的系统中来，并须毫无抵抗的执行红军总司令部的一切命令，它如果不这样办，应无情的与它作武装斗争”。 　　4月17日，中央代表团根据政治局决议精神，又作出一个《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将富田事变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不久，解除了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改由毛泽东担任。 　　4、5月间，应项英之邀从河西来到苏区中央局检讨错误、解决问题的刘敌、李白芳、金万邦、丛允中、谢汉昌等，来到苏区中央局驻地宁都青塘“开会”，随即被拘捕，并相继处决。与“富田事变”毫无牵连、在家养伤、并受中央局委托过河西动员事变领导人间中央局解决问题的曾炳春(红二十军政委)，也于翌年5月在公略县被当作“AB团首领”处决。与此同时，李文林(江西省行委书记)在万泰县被当作“AB团要犯”处决。此外，还有周冕、王怀、刘经化、龙超清、段起凤、马铭、刘其凡、袁德生等一大批重要干部，亦被当作“AB团分子”处决。 　　剩下的事情，就是如何对付、清洗红二十军的问题了。 　　1931年5月14日，中共中央给红七军信示：“中央决定将赣西南之二十军编为七军，充实七军的力量”，并要求注意“二十军内部少数干部”，“曾经脱离了过去总前委的领导”，要“揭发出来”。这时由李明瑞、张云逸等率领的红七军，已辗转抵达永新。 　　1931年7月中旬，奉苏区中央局、总前委和红军总部的指令，一直在河西坚持游击斗争的红二十军，在军长萧大鹏率领下，同红七军一起，从河西苏区永阳等地出发，经遂川草林、南康唐江等地，从赣县江口渡江，到达于都桥头地区，准备参加第三次反“围剿”。 　　未料，7月23日这一天，谁也没有料到，大祸临头了！ 　　这一天早晨，天色阴暗，满天乌云透出几分杀气。红军总部派来的一个警卫连，以对红二十军实行“整编”为名，通知红二十军副排以上干部“全部集合”到于都平头寨(亦称平安寨)的祠堂“开会”。当他们一个个鱼贯而入，有序进入祠堂后，旋即一个个被缴枪、捆绑。随后，全部被押到谢田河滩，以“AB团分子”的罪名，分批在平安河河坝上杀死。红二十军从军长萧大鹏以下到副排以上军官200余人，除个别幸存者外，全部罹难！据当地老人目睹者回忆说，当时平头寨杀人，整条河水都染红了。苍山在悲呜，河水在哭泣，历史老人低垂着沉重的头…… 　　红二十军副排以上军官惟一幸存者、时任一七二团副官的老红军、长征干部谢象晃曾向笔者沉痛的回忆说：“到平头寨的一天早晨，令副排以上干部全部集合，集合后全部被抓。凡被抓的同志大部分都被杀了。我幸亏被杨至诚保下来，才免遭一死。”“富田事变是湖南人李韶九带十二军一连人来富田大抓AB团逼出来的。”“现在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该是平反的时候了。”(1987年4月访谈录) 　　平头寨“整编”后，红二十军的士兵2000余人，被分散编入红七军。从此，红二十军这支在赣西南苏区骁勇善战、战功卓著的红军部队宣告解体，不复存在。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 　　人们仰天悲叹啊，红二十军的200余热血男儿，军中精英，不是牺牲在沙场，而是倒在自己人的枪口之下！ 　　红二十军的覆没，共产国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根据近年解秘的共产国际文献，便可说明这个问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定(1931年3月18日于上海)作出了如下指示： 　　“红20军的暴动、该军解除军事学校和12军部分人员的武装、释放受到反布尔什维克联盟影响的、根据前委的命令所逮捕的省委、逮捕中央巡视员易尔士同志、提出诸如‘打倒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万岁！’之类的口号等，实质上这毫无疑问是阶级敌人及其主要战斗组织———反布尔什维克联盟策划和进行的反革命活动，旨在消灭我们党的队伍和红军，消灭我们党和军队的领导。这一切都是为了便于南京的反革命派消灭红军和苏维埃运动而进行的。” 　　“一定数量的党员同志乃至整个红军支队20军受到‘AB团分子’的蒙骗，被卷入到阶级敌人的这场罪恶活动中，这一事实决不能减轻这场活动的反革命本质。”“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前委同阶级敌人作坚决斗争的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这种同敌人毫不妥协地作斗争的方针应该在今后贯彻下去。” 　　“逃跑的永阳省委作为这次反革命活动的领导者应该立即解散，其活动应该停止。对它不听从这种要求的行为必须用毫不留情的符合革命利益的斗争进行回击。” 　　“必须毫不留情地宣布，任何党内分歧，无论是关于红军问题的还是关于我们的一般经济、土地和组织政策问题的分歧，都决不应引起不仅是军队的分裂，更不要说脱离，而且还不应造成拒绝执行最高军事指挥指令的行为和军队纪律的下降。对于我们的党员拒绝履行这种起码的义务的行为，作出的反应应该是实行最严厉的惩罚。” 　　“中央发给江西的关于十二月事变问题的指示应该本着这一决议的精神加以补充。” 　　对于这一历史事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第403页，则有这样的定论： 　　1930年至1931年间发生赣西南和闽西的“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许多冤案、假案、错案，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可见，尽管红二十军的一些干部在大敌当前时犯有分裂党、分裂军队的严重错误，但其性质并非反革命暴动，而总前委及中共中央政治局、苏区中央局对红二十军全体干部的处置，也有革命斗争错综复杂的客观原因所囿，然而，这确实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的一起重大冤假错案，乃党内错误的“左”倾肃反政策所致。

来源:《读书文摘》2005年第3期

李大兴

此文把责任推到共产国际，纯属避重就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