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时法兰西——《旧制度与大革命》之外（二）

李大苗

其时法兰西——《旧制度与大革命》之外（二）

《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惟有一处（p248）出现“封建专制”一词。在全书其它任何地方，“封建”不仅与“专制”相互不缀，而且还相互对立，非此则彼。查英文版，此处的“封建”与“专制”间有连词“and”，法文版也有连词“et”。这样，正当的翻译应该是“封建和专制”，是两个并列的语义。通贯托克维尔这部文作的“旧制度”，就是中央集权的“专制”，而所谓“封建”，早已经退出国家治理，仅保留某些“特权”的社会阶层，托克维尔甚至将之比作“种姓”，也即得自于血统的社会身份而已。

《旧制度与大革命》同时代的另一部噪名之作——《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旗帜鲜明地使用“封建专制”（feudal absolutism）。他们是这样说的，“……小资产者曾经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下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注意，“束缚”包含有“强制”的语义，还可以引申出“制约”，“绑定”等等。这样，在马克思那里，“封建”就是国家与政治的性质，可以用来勘定“专制”权力的属性。之所以提及这个差异，亦关乎到当下，在“封建专制”这个政治惯用型面前，不得不费力地论证说，从秦始皇开始，中国就不再是“封建社会”了。

但最根本的是，唯有否定“封建专制”，才能剥离出“旧制度”这个事实，由此来认清并判定“大革命”的性质，否则，托克维尔根本不可能写作出《旧制度与大革命》这部宏论。倘若有如托克维尔这样的判断，那么，无论马克思给出的缀词如何，他就应当清楚，在中央集权这个权力构架上，社会主义与波旁王朝基本无别，共产主义者同路易王室干的是同一勾当。

托克维尔指证，波旁王朝治下，法兰西只有四分之一的省设立“省会议”，托氏说“亦即自治省或不如说表面上部分自治的省”，“只有两个省才有真正生气蓬勃的省自由权”。法兰西国家结构的主体是“财政区省”，由中央政府派出“总督”实施治理。对此，托氏引用约翰•劳的一段话是，“要知道法兰西王国竟是由30个总督统治的。没有最高法院，没有等级会议，没有省长，各省的祸福贫富，全系于这30位在各省任职的行政法院审查官身上。”地方无权自治，基层听命中央，这就是托氏所言的“专制”。

比照在蒙藏回地方浮设“大臣”，帝国各省份派驻“督抚”的中国文官体制，在十八世纪，再没有一个国家若法兰西这般似于中华帝国了。诸如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的赞美，托氏称，是“由于对中国还很不了解”。如果再加思索，内中未必没有对大一统专制体制的终极崇拜，否则，解释不了，伸张三权分立的的孟德斯鸠，在资讯同样匮乏条件下，何能对中华帝国有着不屑的鄙夷与批判。着实看来，在伏尔泰那里，“封建”与“专制”也是两立的；尽管前者早已被剥夺对地方的治理，固有的权力资格，化作身份优待，反倒彰显不平等的质感。

导致社会动荡的那场增税事件，并非肇始于1788年，而是再早一年。因于既有办法增税不得，路易十六同意各省召开省级的“三级会议”。省级三级会议，一俟召开，就没再设定闭会。成为常设议事机构外，同时还成为常设的权力机关，与中央派下的总督分庭抗礼起来。在增税与否进入议题之前，省级会议首先确立自己的权威，而不守身于咨议辅政，将代表中央政府总督权力夺下。这样，在步入1788年的时候，各省已经俨若地方自治，此时的法国，不仅国王不能一言九鼎，在事权构架未能划清之前，权力业已瘫痪。这又与中国极其相似，1909年，各省成立“咨议局”，止于议政辅政，并非权力机关，但督抚的权力立刻受其挤兑，中央政灵当即失灵。两年后，辛亥革命爆发，连历史时刻表都是那么相同。

“三权分立”划时代意义首先在美国联邦宪法得到体现和验证，对美国革命抱以巨大同情的法国人，废止中央极权体制而各省建立的“三级会议”， 除去立法权，还拿下行政和司法权，拥有比总督还要强大的权力，而权力分立的原则，恰恰是他们自己同胞向这个世界堂然阐明。此前的法兰西王权，终归受制于神圣的宗教神权，受制于习惯法和从历史承袭的传统，司法体制或强或弱地保持独立。1789年革命起来之后，神权被打倒，司法权被辖制，“人民主权”的理论下，万权归一，立法、行政、司法审判一体化，最终走上雅各宾专政的极端。

旧制度时代的法兰西，虽然是中央集权，但贯彻到底的只是政治建制，而经济社会却是割据封闭的。经济和商业活动受总督辖制，为权力庇护，追逐垄断而摒弃竞争。省际间，甚至地区间，关卡林立，厘金繁复，鼓励生产却抑制贸易，尤其抑制资源类的物品外售。比如，既往为控制粮食价格上升，各地区都控制粮食外流，像巴黎这样的大都市，粮食供给多靠中央政府调剂。在亚瑟•扬看来，法国的农业生产技术令人难以置信地低下落后，而波旁时代的人口却能持续稳步增长，使得以往不足为奇的年景都能唤起饥馑的惶恐。

对于中国这样的东方式的土地制度，马克思以“小农经济” 的称谓将其冲人类历史阶段的规律中剔除出去。而从托克维尔引用的记叙们可以读到，远在大革命之前，法兰西就已经亦步亦趋地跟了上来：“瓜分遗产使得原来够维持一家人的土地被分给五六个孩子。这些孩子及其家庭此后是无法完全靠土地为生的。”这是说，“小农经济”并非是东方模式的经济特例，而是制度机制下会普遍出现的历史必然。均等的财产继承制必定是土地分割，只消两三代的时光，土地就会微化到不堪的地步，其代价是，粮食商品化愈发低下，粮食收购的成本增加。

“封建”势力相形强大，中央威权式弱，众多城市处于足够自治的英国，则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英格兰和威尔士，1700年的城市化率是14%，因刚刚并入苏格兰，将其均数拉低些许，而与法兰西差不多；100年后的1800年，包括着苏格兰的不列颠王国，城市化率已经超过30%，此时的法国的城市化率依旧停留在12%略高一点的程度。在此说一下，1917年的十月革命和1911年的辛亥革命，俄罗斯帝国和中华帝国的城市化率都约在11-12%这个区间中，而且还都是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并且，这两个国家都在革命后再造中央集权，乃至无所不能的极权。

没有文官体制资源的英格兰，只能制定规则，经济事务听由商人办理，社会事务交给社会团体推进，尽管也是长期奉行“重商主义”，也是守在立法（航海法）垄断，哪怕将某些行政职能委托给经济组织，诸如“东印度公司”就是这样的例子。而法兰西的文官体制，既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目标的制定者，也是执行者，还是规则的裁断者与资源调动者。在法兰西的总督看来，生产只是国家或地区与民众获取财富的源泉，而不是为着民众消费。人们总是用“工业革命”或“启蒙”来提及这个时代，所疏忽的是，这也更是个商业革命的时代，生产由传统家庭式的作坊转变为产业化集约生产的同时，商业也从个体奔走的商户跃变成合作经营，取长补短的专业化分工是一个方面，组合起来共担风险，则是更重要的方面。当法兰西选择文官制度的集权体制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它也就不可能练就市场运行中隐含的信用秩序。

法兰西城市化进程停滞，一者在于遗产分割制度，因为，单一继承制度会将不得分享固定财产的孩子逐离到城市寻求发展；一者在于，中央集权管控下的城市，资产者是城市建设的受动者，对城市发展的反应迟缓，而且更重要的是，缺乏责任感。市场发育缓慢，提供不了再多的就业机会，市政效用的缺损也限制城市的容纳能力。事实上，国家权力可以笃定“城”，但“市”则必定在经济场中占据效用。中央集权，就是自信派员镇守一方的能力，无知于经济有自发的本能。

1787年建立起来的省级会议，虽然称作“三级会议”，但多是存留在本地传统贵族组成，因此也称作“贵族会议”。这些贵族，已经祖祖辈辈十好几代没有治理社会的经验了，不仅如此，城市本身就是封建制度的异物，是从封建贵族领地切分出来，执有“特许状”而免于领主或教区管制的自由特权。“封建”这个制度，过去所辖制的是人身依附领主的农奴，存遗下来的这些“贵族”，最有效也不过是道德威望，与既已人身解放了的农民构不成治理与服从的关系。当贵族们忽然构成“会议”，既使因合法性来自推举而能抵抗总督的权力，但无论心力还是能力，都不足担起地方治理的责任。

对于秩序的解析，哈耶克说，首先是“自发”的，出自人本能的秩序，再而才能进入更加稳定和合乎知识理性的状态，也即“扩展秩序”。一旦外力突然失去，久受外在强制统治的社会，要重新从“自发”开始摸索，旧有的习惯尚未褪去，新样的格局未得建立，在一定程度上，自治反倒成了“被遗弃”。对自己能力的无知，对新制度的茫然，对社会状态的无能，当然会令人们惶恐躁动。旧制度，再邪恶，它也是按部就班地，而且是可感知和可见证的治理质体，比起没有制度，人们终究还能知道它会坏到哪去。

这样，也就能更清晰理解诸如“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外省城市；必须看看巴黎是怎么干的”，“这些人甚至不敢有主见，除非他们已经知道巴黎在想些什么”等等这样的语意了。这是亚瑟•扬对法国1789年的纪实，而一年多前，正是他们坚决拒绝了中央政府的增税方案，史称“省级会议造反”。然而，一旦真地没有了中央集权的管制，地方政治立即不知所措，形形色色的地方精英们涌向巴黎，讨教王国的未来走向，是他们的惦念之一，更重要的是，他们要找回中央绝对权力对自己的重新统治。

两百多年后，同样的场景在俄罗斯再现。主政后的普京，取缔了地方选举行政长官的权利，恢复苏联时代的中央派出制度。强横且明目张胆的专制复辟，赢得俄罗斯民众的衷心拥戴，以致与梅德韦杰夫二人转地轮流坐庄，连袂出演旷古政治奇观。另一个案例是重庆，那里相当一些人们，拒绝法治，膜拜人治，鄙夷规则，敬服铁腕，对薄熙来有着青天般的感戴。他们明明知道，薄熙来和王立军带着自己的嫡系接管了重庆，这不仅极度践踏了吏治原则，而且，这大小马仔只效忠自己的领袖而无情于重庆民众，但是他们还是坚定表示，倘若民主选举的话，他们依旧会从外边选择薄熙来整治自己，在中央集权制度下，愚昧到这种程度，全然不知地方选举本身就是自治，而不是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与自己痛痒毫无干系的外部强横势力。

1788年，法兰西的地方自治短暂且失败，因对自治的无知而不觉痛苦。1794年，雅各宾专制时期，彻底废除旧的省治，将法兰西切割83个大区，每个大区又切割出若干次级管区，然后再是市和基本区，由此辖制到最基层的社区。社区是有选举的，但社区并非权力机关，是居民议事会堂。成日后将近百年里，帝国还是共和国的反复疼痛，都没有令法兰西人回首这段故事；既使共和政治就是选举，但法兰西各级长官还是上级派驻的，地方会议只是地方长官的咨议机构，无权决定地方事务。这种中央集权的状态持续到1977年，由此，地方政治才开始启动，尽管此时城市化率已经到顶，法兰西的民众才第一次选举了地方行政长官的市长。人们将这个进程称作“分权制”（decentralization），其实该词的本意就是“去集权化”。这个已经启动三十多年的改革进程，至今还未完结，尚在更深入地推进。

地方自治，曾经一次的想象，应当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在法语中，城市社会属于公社一种，所以，巴黎公社的定位，至少含有地方自治的意思。公社并没接管设在巴黎的大小银行，也没抄没中央政府在银行的存款和中央金库，可以理解公社对国家最高权力没有不堪的觊觎，隐含着守于自治的心意。没有自治传统的法国政治，称作“共和国”，也理解不了“共和”本应容括分权自治，所以梯也尔政府必然坚决镇压。在政治构架的理念上，马克思与梯也尔如出一辙，他对公社的微词就在于公社没对中央权力下手，没有接管银行，没有没收中央金库，执迷于政治选举，浪费掉彻底夺取权力的机会。马克思没有揭示他的未来社会权力构架的形态究竟如何，但他用词“专政”（dictatorship），与“独裁”语意无二，不仅是集权的，而且是极权的，在这样的政治逻辑里，当然没有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