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黑马：《傅惟慈：闲云野鹤》

笑笑书

     傅惟慈：闲云野鹤   

         我们私下里都称傅惟慈傅老师或像他的洋女婿那样称他老傅。
　　1988年春上，我去设在慕尼黑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国际青年图书馆开会并做短期访问学者，由对方负担一切经费。图书馆经费有限，就把我安排在慕尼黑大学的学生宿舍居住。虽说是学生宿舍，但条件很好，都是单间，提供铺盖，有公用厨房、冰箱和洗澡间，卧室内还设一个有冷热水的洗脸盆，楼内和室内卫生有专门的清洁工做。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国外的学生宿舍是这个样子，完全像自助旅馆。我在那里感觉像个留学生一样，生活得很开心，在厨房里做饭时还能和各国留学生聊天并因此结识了我的第一个台湾朋友，她的母亲居然是我的保定老乡！世界真是太小了，我的第一个台湾朋友竟然是在德国认识的，还是我老乡随国民党大部队撤到台湾后生的孩子，她知道我是她母亲的小老乡后也倍感亲切，完全忘了那个时候大陆和台湾关系还很紧张，公然和我来往，不怕其他国民党员的台湾同学告她的状。而我则从一开始就没有戒心。
　　世界就是这么小：我偶然发现这学生宿舍楼里还住着一位瘦高个儿的白发老先生，瘦得像一幅剪影，每天蹬着自行车行色匆匆的，一看就知道是大陆来的。一个大陆老学者住在学生宿舍里，他是干吗的呢？我很好奇。就在我迷惑不解的时候，有一次我在传达室里打电话，发现桌上玻璃板下一大张本宿舍楼居民的名单和对应的房间号，其中几个中国人的拼音名字最显眼，一个个看下去，居然发现了FU WEICI这个名字，我马上联想到了著名翻译家傅惟慈。
　　我立即感到我有事做了，因为我那几天正挑灯夜战，每天下班回来都在宿舍里写着我的第一篇报告文学《哥们儿姐们儿奔西德》，写的是中国留德学生的现状和故事，这个题材在当时算是冷门，因为留德的学生人数尚未成气候，去西德留学似乎很难，所以还没人写他们，我正好有这个机会接触他们，所以这开先河的事就历史地落在我肩上了。而我发现这里还夹杂着一个大翻译家，便更觉得有故事了。如果这个人真是大翻译家傅惟慈，那他来德国干什么？是不是像遇罗锦那样是持不同政见者流亡德国的？要不就是公派访问德国滞留不归，生活落魄，才住到学生宿舍里来的。总之，我联想到的都是负面故事，像私人侦探发现了猎物般兴奋。
　　于是，我敲响了他的宿舍门。开门的还真是我看见过的那个白头老人，他说他就是那个翻译家傅惟慈，不过他不是流亡，也不是公派出访的“叛逃者”，生活也不落魄，他是在慕尼黑大学教中文课的老师，为了省点钱，才住在学生宿舍的，他单身一人，没有必要花高房租住公寓，省下钱来可以满欧洲旅游，再买一台他早就想摆弄一下的莱卡相机什么的。
　　我居心不良的猜测全落了空，没挖到负面新闻，却和老傅交上了朋友，我当时在出版社工作，认识很多翻译家和学者，他们也是老傅的朋友，因此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话题，晚上我从图书馆下班回来正好和离开北京几年的他聊天。世界就是这么小。
　　当然，我还经常在他那里蹭饭。我从郊外的图书馆回城里，要转两次汽车和地铁，因此每次回来都很晚，老傅说你一个人那么晚还做什么饭，我顺手多做点就够你吃的了。于是我常晚上到他宿舍吃他“多做出来的”饭，他早就吃过了，就在一旁和我说话。我每次都风扫残云，将半锅米饭和碗里的炒菜全吃掉，形同饿狼，以至于老傅忍不住说“看不出来你这么能吃”。那是我第一次在国外生活，居然能经常吃到地道的中餐，还是这么一个大翻译家做的，实在是幸福。
　　我们那些天几乎总在谈国内的事，好像出了门就是西单、东四，坐上车就可以去我们熟悉的朋友家谈天。唉，我们感叹，咱们这样的人，在外国待不长的，回去也没什么用，真是，哈哈。
　　四月天儿里，寒雨绵绵，阴冷潮湿，但宿舍里开着暖气，德国的学生宿舍一年里都供暖气，只要温度降到某个刻度，就供暖，因此屋里温暖如春。傅老师特别告诉我那天晚上电视上播放《日瓦戈医生》，让我一定到他屋里去看。好像这本小说那时刚刚在国内出版，在反自由化的时候差点被禁止销售了。我们斜靠在床上看电视剧，电视机是十四英寸的那种，但是彩色的，那时国内彩电还是稀有货，要外汇和出国指标才能买。傅老师说：这种南朝鲜的彩色电视在西德才二百多马克一台，极便宜，可咱们国内却要卖好几千，还要出国额度，这穷日子过的。行了，你这次回去可以给家里买个彩电了。于是我就憧憬起回国后把大彩电带回家的幸福场景。电视剧对白是德文的，我一句也不懂，听傅先生偶尔翻译一二句给我听。依稀只记得风雪弥漫中奏响着凄惶的乐曲，一对情人的表演叫人欲哭无泪。
　　那是我第一次在国外待那么久，而且是在一个非英语国家，因为有了老傅，我才没有感到孤独。不知怎的，一想起他来，那张沧桑的脸，那抑扬顿挫略带尖利的北京老头的京腔京韵、那种旗人遗少才有的愤世嫉俗与刻薄，总与日瓦戈和拉拉之间那凄迷的浪漫画面交织一起。
　　我不知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难忍难熬的日子，老头是怎么过来的，大概不会那么愉快吧！记得有一回同他闲聊，谈到另一位命运坎坷的大翻译家董乐山（他俩是好友），傅老说：“我同老董这类人真应了英国一句成语：square peg in a round hole(方枘圆凿)，同环境总是格格不入。英文这句成语很有意思，也可以反过来说‘round peg in a square hole’，意思一样，在哪活着都不合槽。”我懂得像傅老这些人，凡人的欲望在他们身上似乎更强烈些，所以总感到压抑，总想找个发泄的地方。或许他埋头吭吭哧哧地翻译大部头外国作家作品就是一种宣泄吧。
　　年轻的时候他做过作家的梦，玩命儿写过一阵子，但后来他发现以这激情和这干劲儿干点别的似更合适，于是他及时地退出了通往作家的窄梯子，转向更广阔的人生。少年壮志，一腔子热血，他只身奔赴抗日阵营，先在后方大学读了一年多书，其后日本鬼子逼近，书读不成，就奋而当了“国军”，再后来又在美国援华的一支小分队当翻译。要不是美国的两颗原子弹扔得早了两天，也许后来他翻译的几部德国小说出版社就要另请高明了。解放前，他一度思想激进，还被吸收进共产党地下组织。这一段稀里糊涂的历史，在那些严酷的年代叫他成了可疑人物，“文革”前夕，老傅连教外国留学生汉语的资格也被取消了。
　　好好一个大才子面临着销声匿迹的下场，有如一位名角儿面临着被挤下大台的惨境。
　　他不得不服，那年头谁敢不服？但他终于没有沉沦，他玩起“文字游戏”来，一口气译出了托马斯•曼和亨利希•曼兄弟两人的巨著《布登勃洛克一家》和《臣仆》，全由国内最权威的出版社出版。这以后又译了毛姆、毕希纳和格林等人的名著。于是我们的译坛上有了这样一个闪光的人物，在德国文学和英美文学方面他都是权威，这种跨越两种语言文学的人才还是很少的。
　　他译书颇为勤劳。同时还扶植、帮助了一批青年译者，其中有人已得了翻译“彩虹奖”，他该欣慰了吧？
　　不，他不。他乃是个“墙外香”的人。学了这么多年，干了这么多年外文，却没见过外国什么模样，好不容易有机会去德国教书、研究，中途又被招回，招回他的人却说不出招回的理由，还是怀疑！后来他学乖了。过了两年又有英国一所大学聘请他去任教，单位的人仍然找他的麻烦，他索性办了退休手续（虽然还不到年龄）。就这样，他以探亲名义，在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相继教了课，而且在欧罗巴浪荡了不少地方。我同他初次相遇，就是他在慕尼黑任课期间。
　　可他还是回来了！因为他无法忍受孤独！
他有着极广泛的兴趣，音乐是一大享受，他收藏了各类磁带和激光唱片，一听就把世界忘却。他喜爱现代派的诗，北京的“后崛起”派诗人们常往他家跑。他也爱凑热闹，跟这一帮子人混到一块儿，大有返老还童之感。
　　“口衔银匙降生”的傅惟慈注定一生多舛、抑郁犬儒。我惊异于他对晚辈的慈爱和对同辈的尖刻是那样须臾变化于谈锋之上，我懂得那是岁月蹭蹬使然。一个正直、无瑕而不乏浪漫激情的知识青年，不谙权术、睥睨悠谬，只有躲进外国名著中物与神游，陶然忘机，清灯寒夜中走过青春，不知老之将至，就退了休。正因为译书是一种活法，他对其中甘苦视之自然，也未曾想以此登龙晋身，便以平常心安之若素，默默耕耘。得知某译家得某奖后百感交集老泪纵横，他感到不解。因为他自己虽然在50年代初就跻身文学翻译队伍，但从未把出几本翻译作品当作多么了不起的成就。“贬低一点说，翻译只不过是玩玩两种文字的对比，排列游戏而已。”他在一篇短文里说。
　　但我没料到的是，他居然宣称要与翻译告别。他在《随笔》上撰文称：“时代变化了，过去那些热心在文学作品中游历大千世界、探索灵魂奥秘的读者群日益稀少。文坛冷落，我也决心封笔。”我希望这只是他一时愤激之言，因为事实证明，近几年他还不断有译著出版，只不过没有再翻译大部头作品而已。有一个原因他没写，那就是出版界对译者的苛刻。很多出版者像收购废品似的廉价购进译文，然后一版再版，译者拿的几乎是一次性“稿费”，千字二三十元而已。总有人在试图如此这般收购老傅，老傅总以“敬谢不敏”回绝，理由是“老了”。我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还有人用千字二十五元的高价限冯亦代先生几天内为某丛书写万字的序呢。冯先生也“敬谢不敏”了。老傅便像遇上难友那样哧哧笑二声，道：“还有人敢欺负冯亦代！”
　　不搞文字转换、对比游戏，老傅还有不少别的游戏可做。除了四处浪游、按动相机快门外，他又重拾少年时代一种玩法———收集世界各国硬币。他自嘲说，从上世纪90年代初旅英起，就“一头钻进钱眼儿”里不可自拔。
　　冬日的午后，老傅沐在阳光中玩弄他收藏的钱币，依旧陶然，一脸的皱纹童贞相儿。“你看这块硬币，是德国战败后物价飞涨时造的，1923年底，德国恶性通货膨胀到了极端，这枚币面值一万亿，实际价值不过1/4美元，买不了两盒烟。”
　　他递我一张新名片，上书Numismatist，钱币收藏家（或钱币商）。嘿嘿一笑，自称“收集癖患者”。他引用巴尔扎克的话说：“一个毫无癖好的人简直如同魔鬼！”
　　“钩深求索远，到老如狂痴”。老傅说玩上洋钱后，几乎四大皆空。傅伯母夸他好伺候了，不再像小孩子样挑食，吃什么都一个味儿。
　　短短几年，傅惟慈收藏世界硬币，已有了一定名气，他开始在京城专业杂志上发表考证论文，在各大报上“漫话”世界硬币积藏与研究，俨然成师。
　　这样很洒脱，他说。他好旅游，当初在欧洲时就靠着教书挣的钱游遍欧洲，拍了很多很专业的风景照，如同油画般美丽。春秋两季，熏风遍野清风月白时节，傅惟慈便告别老伴儿，天南地北地逛去。客家土楼、歙县牌坊、枫桥渔舟，一路走一路拍照。冬夏二季，他又回到他那雅致的古屋小院，与老伴团聚，两老无猜地谈天说地过小日子。大部分时间则摆弄摩挲宝物于股掌，那二百余国的古今硬币、千万财富，一会儿载他去了非洲草原，一会儿晋见大神宙斯，一会儿与索马里灾民同饮一碗救济粥……这个老傅啊！
　　他在北京平安里宝产胡同的那座舒适小院令很多朋友流连忘返，院门是那种传统小户人家的“鹰不落”小木头门，门的宽度刚够贴两副过年的对子，挂着铃铛，一推门小铃铛就叮当作响，很喜庆，院子里搭着花架子，爬满了金银花，满院飘香，喝着茶时，偶尔会有金银花瓣落在杯子里。这小院老傅住了一辈子了，但听说可能会被拆了盖大楼，为此他十分担心。那天聚会时，客人中有著名的德国文学专家、政协委员叶廷芳先生，老傅就很哀伤地对他说：老叶啊，你是委员，帮我们呼吁呼吁吧，让他们别拆这胡同儿，我还想死在这儿呢！说得老叶无言以对，自顾叹气。北京全城都在拆，老四合院和老街区能完整保留多少、保留哪一片，让这些老居民们都担着一份心，惴惴地过日子。但至少目前老傅家的宝产胡同一带还列在整片保护范围内，尽管街对面已经拆得爆土扬场，还起了寒光闪闪的大厦，那是所谓的寸土寸金之地，开发商看见这些胡同眼就冒血。赵萝蕤家的四合院比傅家的小院要历史悠久多了、考究多了，还是被强行拆除，但愿我们的老傅别在晚年遭这一劫，上帝保佑我们的老傅吧，他真是个好人，我总觉得他就像日瓦戈医生。我曾逗他说他早晚会成为我小说里的原型，有时去看他都会说“我看原型来了”，他说你有本事就写，就怕你写不出来。在没有把他写进小说之前，我就先写真人吧。
　　
　　责任编辑 李秀龙
　　
转载自《长城》2008年第6期

周泽雄

贬低一点说，翻译只不过是玩玩两种文字的对比，排列游戏而已。”他在一篇短文里说。
——这也蛮有趣味的，有时，我们需要高看自己的工作，有时，贬低它，反而更能让自己获得一份自在。
没有一定之规，大概全看你是何许人也。

网事情缘

一代又一代英才总是被各种不同方式毁坏的不成样子。

emmer

他递我一张新名片，上书Numismatist，钱币收藏家（或钱币商）。嘿嘿一笑，自称“收集癖患者”。他引用巴尔扎克的话说：“一个毫无癖好的人简直如同魔鬼！”
　　“钩深求索远，到老如狂痴”。老傅说玩上洋钱后，几乎四大皆空。傅伯母夸他好伺候了，不再像小孩子样挑食，吃什么都一个味儿。

挺逍遥的～～

李大兴

文笔不错，比如“一脸的皱纹童贞相”，然惜乎浮光掠影了些。那代人的经历，只一语带过：“一生多舛、抑郁犬儒”。

kemingqian

杰出的翻译家董乐山去世已十年，其兄董鼎山怀着沉痛的心情追忆两兄弟五十年的亲情。从早年的欢乐无间，到后来的思想分歧，感慨万端。这是中国二十世纪大时代中的一个动人故事。

　　 十五年前，弟弟来信告我，北京一家出版社有意请我们兄弟俩合写一本回忆录。他们的意念很新颖，要我与乐山（我在美国，他在中国），叙写过去五十年来我们各自生活经验，一章一章地对照。我是于一九四七年出国留学的，历年所过的是正常生活，在此期间，他则经受了反右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二十年入狱、下乡劳动种种苦难。我们的经历当然有天渊之别，惟一相同处是我俩都喜爱阅读与写作。我们继续不断的出版作品，到了后来作总结，他的成就完全超越了我的。我于一九七八年开始，几乎每年回国一次，每次在遇到旧友新知时，总被介绍为「董乐山的哥哥」。他在文化界名气如此响亮，很容易地替我在出版方面打出道路来。

　　 遗憾的是，上述那家北京出版社的计划没有成功，因为他的忙碌与我的懒惰给拖延下来。直到乐山去世，我才恍然领会到损失巨大。到二○○二年，替我出版《纽约客书坊漫步》的天津百花出版社主编李华敏女士约我写回忆录，我已因没有持久的精力长期写作而谢绝了。

　　 半世纪分离造成兄弟间思想隔阂。

　　 明年（二○○九年）一月十六日恰好是乐山逝世十周年，我不免细细回忆，要把我的感慨写下来。这十年来我常想，我是比他大了两岁的哥哥，怎么他会先我而去？如果他仍在世，我们间关系又会如何发展？少年时期，我们俩在五个兄弟姐妹中是最亲近的，数十年的隔离，由于我们生活经验的差误，造成晚年的隔膜。而我最感不平和不安的是，他乃是含冤而离开人世。他少年参加革命，出了力，国家不但没有宽待他，反而给予他二十余年苦难。他深感委屈，耿耿于怀，对自己曾出力助成的政府体制终于产生了极度恶感。

　　 在他去世前两年，某次我们在他家谈话，他（一位马克思主义深信者）把对共产政府的憎恨转移向我这个在美国言论自由、避免偏见的气氛中受熏陶数十年的哥哥。因为我的一篇书评结论（我反驳那书作者认为中美战争不可避免的言论，我以为中美之间或有冲突，但绝不会发生核战），他对我大发脾气，指我为zhonggong张目。我深知他的嫉恶如仇的心理状态，并不与他争论。我渐渐了解到，在极权社会中成长的知识人士，往往会养成一种看事物很极端的态度，不是百分之百的对，便是百分之百的错。有些在国内受过迫害的人，到了美国后就把美国看作甚么都好的天堂，但同时又不能体会美国自由气氛中的理性：即凡事都不能视为「非黑即白」。

　　 但是乐山并不一定持有这类「非黑即白」态度。把凡事看得「非黑即白」乃是文革时期所遗下的陋习，乐山怎会采纳？我了解他的思想过程，在此纪念他逝世十周年之际我不免回想起我们自童年开始的思想发展。我们相差两岁，在家中我是老二，他是老三。我们兴趣相近，自幼喜欢看书，给我们思想启蒙的最重要一本书是巴金的小说《家》。在那个反对旧礼教的故事中，他自比为较为激烈的觉慧，而我是较为温和的觉民。初中时期，我们狼吞虎咽的看了不少左翼著作。到了我十四岁在宁波的一家日报《时事公报》副刊首次发表文章时，他与我同样惊喜。慢慢的，我们都走上写作之路。七七抗日战争开始后，我家迁往上海，我开始在柯灵所编的日报文艺副刊发表散文（第一个笔名是『坚卫』，因为那时作家多流行笔名），他也开始写诗，在报刊出现，他又学会了木刻，母亲常说他「比哥哥更聪明」。

　　 乐山中学时代参加zhonggong地下活动。

　　 一九四○年代的上海所谓「孤岛」时期，是我们思想发展最快、写作最多产期间。我们住在租界，抗日情绪激昂，我想就是在那时期，他暗地参加了地下活动（请注意我们都不到二十岁）。我们在那时向往「延安圣地」，凡有朋友偷偷加入新四军的，我们都很羡慕。同时我们写作的发表也更频繁；尤其是在敌伪统治之下，我们如能在报刊上发表一些指桑骂槐的讽刺杂文，便觉得很痛快。乐山的智慧发展更是迅速，十八岁时他突然成为上海剧艺界最受尊重的剧评家（当时思想进步又未及迁往内地的戏剧界人士都集居上海租界。由于美国电影不能进口，话剧极为兴旺，观众在受租界保护的爱国戏剧中找到一些娱乐与慰籍）。

　　 我至今不能解释，乐山何以正在高中毕业之时，竟能写出对戏剧艺术有那么成熟的见解的评论。今日我重读二○○一年出版的《董乐山文集》（李辉编集）所收的〈麦耶剧评〉，仍能敬佩他的少年文才。在敌伪统治期间，未去内地留在上海的影剧文化人仍很多。看惯了好莱坞电影的知识民众因没有美国电影进口，苦闷得很，乃去话剧院找寻娱乐。剧艺界人士趁此机会，搬演出许多名剧，卖座不错。剧院生意兴隆，在报刊写剧评者也纷纷出现。乐山用了「麦耶」笔名，在当时销路最大的综合性刊物发表每月一次的剧评，大受文化界人士注意（这本名叫「杂志」的刊物，乃是敌伪机构出资所办，但敢容纳较为大胆敢言的文章，多年后我才知晓，主编人原来乃是zhonggong地下党员）。通过他与艺剧界有名人物的交往，我也结识了一些名导演，名演员如黄作霖（佐临），胡导、石挥、刘琼、乔奇、黄宗英、白文等。

　　 一九四五年八月世界大战结束，抗战胜利，退居重庆的国民政府迁回南京，大批文化人回到上海，美国电影开始进口，上海文化界也起变化。那年我在圣约翰大学毕业考入《申报》当记者，刚二十一岁的乐山则自著名剧评家降为圣约翰大学二年级生。约大是以学生生活浮华、专爱舞会派对著名，乐山也不免予人以这种印象，但我相信他仍保持地下党关系。

　　 在一九四五年至四七年的两年中，我在新闻界活跃，喜欢夜生活，也在著名小报《辛报》兼职。我自己觉得那是我整个生活最愉快时间：白天采访（我是外交新闻记者），晚上与朋友们在夜总会相聚，有闲用「令孤慧」笔名写些迎合男女大学生趣味的小说，在朋友所编的畅销杂志发表。那时乐山有了女友，好像兴趣转移，专心学习英文，很少写作，只偶然写些小诗而已。

　　 我于一九四七年九月离国前的最后职业是国民党所办的《东南日报》本埠新闻编辑（该报原是杭州名报，胜利后移至上海），夜间上班，但每日下午仍有时间去南京路新雅茶室与文化界友人相聚。我们在茶室楼上有个固定大圆桌，朋友们随进随出，喝茶谈天，相互传达文化艺术消息，各自推荐文章找地方发表。由于内地文化人的大批返沪，上海剧艺界也随之变化，麦耶停止写剧评，从剧评家还原为大学生身份。我惊讶一个人在少年气盛时期的充沛精力，以及对知识吸收、精炼、运用的快速。他于十八、九岁时所写剧评文字，我今日读了还是觉得十分老练成熟。

　　 二十年苦难中仍有优秀译作问世

　　 我离开上海后，乐山接任了我在《东南日报》的夜间编辑职务，后来又一度当过中央社记者。两年后上海「解放」，他恰在美国新闻处任职。这个履历后来就成为他在反右运动与文革时期遭受折磨的原因之一。其实，在初期，他的才干颇受新政府赏识，邀请他入新华社主持新闻翻译工作。在二十年间（自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七六年）入狱下放苦难时期中，他没有放弃工作志趣，暗中与几位友人合译并独自编校了美国名记者威廉．夏伊勒所著的德国纳粹历史《第三帝国的兴亡》，获准出版后（先是内部读物）名气大扬。

　　 上述一段是我在后来才知晓的。当我于一九七八年回国之前，《第三帝国的兴亡》巨大翻译工程早已在美国文化学术界对中国有兴趣人士之间引起一阵骚动。那年是我离国三十一年后首次返回祖国，乐山与其它亲属在上海火车站（当时我们是自纽约飞香港、从广州乘火车抵沪）迎接我们一家三口。我立时提出必要到北京去看看，乐山一口应允办到。

　　 在北京皇亭子新华社简陋宿舍一个宿室（是他家三口住所）中，我索看他的译本，乐山在我们挤坐的小木床（房中没有座椅，只有两个木床，一个小桌）床褥下抽出三集破破烂烂的《第三帝国的兴亡》译本，我不禁一阵辛酸，一面敬佩他在艰难环境中的成就，一面悯怜他们生活条件的苛刻。那时，落实政策后的他已被调至外国语学院教授英文，而且也是社会科学院美国所专家、新闻研究所教授。我马上看出其间的讽刺意义：他因熟悉英文与懂得美国而遭清算。他又因同样原因而被重用！

　　 通过他与知友冯亦代，我于一九七九年开始在新出版而且内容开放的杂志《读书》上写个介绍美国文化与文学的专栏。他也开始不断出版不少近代美国文学名著的译本（在一九八○年代间，他是中国名气最响亮的翻译家）。从此，我几乎每年回国一次，应邀讲学或探亲，每见到他，我总觉得他好以有种有苦难言的神态，他的愁眉苦脸好似已经成型，笑颜难开。一九八一年我邀他来纽约我家住留三个月，谈话机会多得很，但一提他的受折磨经历，他就闭口不谈。他对美国的新奇也似乎没有兴趣，不时在客厅踏方步深思。某次我说要带他到纽约文化界出名的格林威治村散步，他竟没兴趣。

　　 享有盛名仍郁郁寡欢无限苦闷。

　　 次年他应康乃尔大学之邀（福特基金会资助）担任访问教授一年。那年经我介绍，他在文学杂志《巴黎评论》发表了由我所译的短篇小说〈傅正业教授的颠倒世界〉（原文曾在上海《文汇报》获得征文头奖），并附了我为该杂志所写的〈董乐山访问记〉与〈当代中国文学近况〉。我可说那是美国文化界首次读到中国作家形容文革时期知识分子受折磨的作品，恐比所谓「伤痕文学」传到美国还早。

　　 一九八九年夏，「**事件」发生之后不久，乐山夫妇竟被获准出国，我大为惊喜。此次乃是应哥伦比亚大学之邀（鲁斯基金资助）前往担任访问教授。在机场去迎接时，我首次看到他的解愁笑颜。一年任期完后，我问他要不要我帮助申请绿卡，在美国留下来。他说不，他要回去「享受应得的养老金」，一句话说出他的执拗性格。虽然他欣赏美国自由空气，他还是要赌气地回去收回政府（一个他自己在青年理想时期所助成的体制）所欠他的债。

　　 他的复杂情绪是容易了解的。他憎恨自己的理想主义竟被出卖（少年时受欺骗，成年后又受虐待），他钦服美国的民主自由、宽容公正。但同时，由于他在国内压抑气氛中受到长期影响，竟不能容忍我在美国自由发表意见的习惯。我们在民主自由世界的人，尽可能的保持言论真实，即有错误，至少可以表达自己的忠实立场。「你非我友、即是我敌」的绝对态度乃是极权社会空气所造成。我伤心的是，我的嫉恶如仇的弟弟，竟也因受文革的恶毒气氛熏染，成为不容异见的顽固者。

　　 最后见面竟是不欢而散

　　 一九九七年四月，我在香港《开放》杂志发表了一篇讨论名记者李却·伯恩斯坦新着《即将来临的中美冲突》的书评。我的结论是，中美或会冲突，但不会发生核子战争。五月我去北京看乐山，谈到此文，他对我的意见不以为然，厉声把我大骂一顿，斥我是帮zhonggong讲话。而我只不过是发表读后感而已，预测未来核战不可能发生，不然全球毁灭，同归于尽，甚么善恶、甚么爱恨都没有了。对他的责骂我闷口不言。不料那次竟是我们最后一次会面。两年后，他因肝癌逝世。他的儿子亦波曾自美赶去送终，回来后我问他爸临终时有没有给我留言，他说没有，我听了非常伤心。

　　 《开放》杂志二○○一年八月号发表了主编金钟对我的访问记，我也提到我们兄弟最后不欢而散的一场。不料有人看到此文，在网络上发表文章把我骂得狗血淋头。他显然也曾受过zhonggong折磨，但在思想上仍保留了zhonggong气氛的熏陶，现在到了美国，他可自由发挥，他对zhonggong嫉恶如仇，犹如乐山。他说他很敬重董乐山，我当然听了高兴；他指我所发表的文章持有「许多左倾甚至『亲共』观点」，不值我弟弟的敬慕。由于他在文中作人身攻击，我不屑作答。但我认为这类「亲我者友，逆我者敌」的态度，乃是zhonggong最暴虐时期「文革」所余下的遗毒。那位显然自己吃过苦头的人，在进入自由环境下竟不能去除如此骂人态度，令我可惜。

　　 乐山是个聪明人，某次我们讨论在思想与行为上，左右两派若走极端会产生的结果。我们同意，到了极端的终点，共产党与法西斯思想相遇，都是一样的不容自由思想的发挥。这是真正的乐山，我的弟弟。

二○○八年十二月九日于纽约

[ 本帖最后由 kemingqian 于 2009-2-1 02:56 编辑 ]

笑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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