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文化中国是“我的祖国”

文化中国是“我的祖国”

刘刚冬君
爱国，是老生常谈，自以为清楚，可说多了，也会糊涂。
《谁是最可爱的人》讴歌了国家机器中组织化程度最高的人，毛泽东批示，将此文“发给全军”，于是，一纸风行，成了“爱国主义”范本。
就这样，后来还是出了问题，问题出在“文革”时期。
在革命的最强音里，以往的革命化腔调，多少有那么点“我好小资耶”的味道。例如，《谁是最可爱的人》想在国家的本质里抒情，但还是没有逃过最最革命的眼睛。在最最革命者看来，本来就天经地义，为什么还要有“谁是”一问？“可爱”中，难免还会有柔情，柔情如何能表达出彻底的革命精神？
如此一拷问，就问出了“人性论”，尽管只露出一点“人性论”的尾巴，但还是被最最革命的人揪住了。彻底的革命化，就是要在国家的本质里，割掉“人性论”的尾巴。于是，“爱国主义”范本，变成了毒草“人性论”。
同一时期的“爱国主义”，还有一首歌——《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样的好词，就像“床前明月光”，是自然而然，无迹可求的。歌词里的“祖国”，是土地和人民，是生活和风情，是一腔热爱和平的意愿和一颗勇敢者的心，它离我们很近，跟我们很亲，表达了一种深情。
但是，如果用“爱国主义”的试金石，来试一试作为暴力工具的国家和“我的祖国”，你就会发现，它们似乎有着截然不同的本质特征。
“我的祖国”太优美，优美得没有丝毫阶级属性，没有半点暴力幽灵，祖国的本体是土地与人民，然而在中国传统里，国家的本质，是以王权主宰土地和人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爱国即忠君。
要在“君君臣臣”里谈爱国主义，其实很不容易。中国历朝历代，都在讲述“忠君”的故事，可讲来讲去，“忠臣”还是寥寥无几，有那么几个，也都肝脑涂地，成了悲剧。奸臣倒是层出不穷，就像是剪了还要长的小葱。
民间叙事里的“忠”，与王朝要求的忠有所不同，它要犯上，要从道不从君，要为民请命，要舍生取义，要杀身成仁，这样的“忠”，是有一个“我的祖国”在心头的，而“我的祖国”，往往与王权主义的国家本质犯冲。
王权主义是不允许在王权之外还有“我的祖国”存在的，岳飞一句“还我河山”，就冒犯了王权国家的本质，被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
岳飞无疑是“忠臣”，秦桧呢？他又何尝不是“忠臣”？一个是“我的祖国”的忠臣，一个是王权国家本质的忠臣。然而，在民间叙事里，唯有敢于冒犯王权国家本质的人，才配称为“忠臣”，而国家本质的维护者和执行者则被视为奸臣。岳飞，要十二道金牌才能调回来，可以想见，他是如何大大地冒犯了王权？！秦桧要处死他，罪名“莫须有”，还需要有吗？这是国家本质的要求！
王权有时候也要向民意低头。岳飞死了，满足了国家本质的要求，但民间叙事的压力，王朝也不能不考虑。时过境迁，为岳飞平反也不是什么坏事，更何况秦桧已死，王权的原罪，也要有人顶替，顶替的人，都叫做“奸臣”。
有了“奸臣”来顶替，王权国家的本质，就依然还是天理。传统民间叙事，似乎从来就没有否定过王权国家的本质，我们小时候，玩过一种游戏，叫做“忠臣打皇帝”，连皇帝都可以打，但王权国家的本质却绝对不容怀疑，因此，岳飞之死，当然不能死于国家的本质，而是死于奸臣的陷害、昏君的猜疑。
偶尔，昏君也会意思一下，认个错，这叫做“罪己”，但从未有人要求昏君必须罪己。对于奸臣，则人人喊打，必欲打翻在地，都踏上一脚去。
秦桧那厮，因有王权支持，活着不可一世，死了才被打倒，不但被打翻了在地，还要他跪到岳王爷的坟前去，让天下之人一人一口唾沫，将他唾弃。这样的惩罚，对于死人，已甚于下地狱，更使他的后人，如活在炼狱。
秦桧被人唾弃，当然是应该的，但王权国家的本质不能放弃。
因此，抓奸臣来顶杠，来为王权赎罪，将国家本质的恶，归结到某个人的道德品质上去，这样，就用针对个人的道德批判，掩盖了恶的根源。
真正的恶被掩盖着。跪在岳王坟前的秦桧，死了还被废物利用，做回收民意的垃圾桶。随地吐痰，是被禁止的，可吐在秦桧身上，那你就吐吧！把你的不满、你的晦气、你的怨恨、你的呕心……只要你想吐的东西，统统都吐出来，每吐一口，就是为岳飞平反投一票，同时也在表示你对王权国家本质的拥护。
我们不好说，王权国家的本质就是使人不成其为人，但它确实有这一面。处死岳飞时，谁曾想过岳飞还有人权？还有连王权也必须尊重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权？唾弃秦桧，就更是破了人权的底线。在今日，即使罪大恶极，罪人也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力，也有资格捍卫自己的名誉，死了也要有做死人的权力。
对于民族英雄，我们不妨致以崇高的敬礼，对于历史的罪人，我们也应保留后人为其申辩的权力。历史的局限性我们人人都有，对此应毋庸置疑。
历史，是人类的“认识你自己”，在历史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苏格拉底，承认自己无知，而不能动不动就拿“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来作为认识前提和行动依据，不能动不动就“参天地”、“究天人之际”，以“伟大、光荣、正确”的王者自居，王权国家的本质其实就埋伏在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里。
岳飞平反，秦桧赎罪，可算是“庶民的胜利”吧？庶民心愿已了，可国家本质依旧，再也没有人要“还我河山”，来向国家本质挑战。不过，喝喝酒，做做梦，还是可以的。“醉里挑灯看剑”，是因为多喝了美酒；“铁马冰河入梦来”，这当然是在做着美梦了。喝美酒，做美梦，还是有“我的祖国”在心头。
到了文天祥时代，国破山河在，美酒没得喝了，美梦也做不成了，他真的起兵了！一个死到临头的小王朝，还紧抓着王权国家的本质不放手，对他起兵抗战，作了种种阻扰。可他不屈不挠，竟然上书小朝廷，要朝廷放手。
放手让各地抗战，放手让人民抗战，可朝廷就是不放手。国可以亡，但国家本质不能丢，王权下，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岂容人民枪在手！
在“我的祖国”里，人民都有猎枪，“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有了枪，人民就有力量，就可以担待天下兴亡。
大宋何以亡？亡就亡在人民手里没有枪，王朝一投降，人民惟有忍让。不过，话又要说回来，如果人民手里有了枪，那么很可能早就王不成其为王。
可文天祥却从民间起兵，居然还率领义兵——人民武装来勤王。
人民有了枪，还没有打跑敌人，就已吓坏了君王。君王对他讲，你不是不怕死吗？别打仗了，快给我去议降。文天祥去了，但他议和不议降，被元人掳了北上。他说自己被掳时，就有求死之心，之所以隐忍以行，是以天下尚有可为。当时，北兵虽破临安，但江淮尚能一战。故北行至京口，他便逃走，自以为“中兴机会，庶几在此”了，欲约江淮诸将，告北兵虚实，以图“连兵大举”。但他却被人误会，“扬州昨夜有人来，误把忠良按剑猜”，差点把他杀死。
他在《〈指南录〉后序》里，谈起过这一段死死生生的经历，说自己有二十二次差一点就死去，故有“呜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的悲叹。
他一路南逃，回到江西，再举义兵，可还是不容于小朝廷。小朝廷只信赖自己的军队，他想让两支武装合兵一处，可谁听取他建议，采纳他主张？
他自领一支孤军，四处游击，转战闽粤赣，终于兵败被擒。当时没人问他，后来也没有人问，他究竟为何而战？是为了朝廷吗？可朝廷不买他的帐。如为朝廷而战，朝廷不战他为何还要战？皇帝已降他为何不降？此由朝廷之外，他还有“我的祖国”在。他已经尽忠了朝廷，朝廷亡了，他还要尽忠祖国。
被俘后，元将张弘范来向他劝降，他椎心泣血，赋诗以明志：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中国传统文人，敢吐雄语，善作豪词，能为痛言，而乏血性之诗。这首《过零丁洋叹》，在文天祥，是以绝命人为绝命词，故为中国第一血性诗。
诗之最佳者，并非“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此句浅，真理自在，然以必死者言之，而自有其震撼力。
但“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句，则诗味浓，诗意足，更重要的是，他在思想上有了一种新觉悟，使他“说惶恐”，“叹零丁”。
那是怎样的觉悟？在我们看来，便是他文化个体性的觉醒。
“山河破碎”，“身世浮沉”，为他提供了觉醒的家国背景，而“惶恐”，则道出了他作为个体面对自身而觉醒的最为深刻的心理动因。
或曰，不就是害怕吗？是的，是害怕，但不是一般的怕，不是借着“惶恐滩”说事，如通常诗人忧患的那种怕，而是极端的怕，入魂的怕。
此乃打碎了自己的菩萨金身露出自我本来面目的怕，是撕破了身穿的庄严袈裟而不得不赤条条来去的怕，是彻底的放下了君君臣臣必须独自一人来面对“我的祖国”的怕。这是命运拿捏灵魂的怕，是真理抽搐生命的怕，是在脱胎换骨中重新选择生与死的怕，是哪怕选择了死的连死也摆脱不了的怕。
他求死，可他依然害怕，他不怕死，可他还是要“说惶恐”。
他怎么了？他“零丁”了！零丁是一种状态，是孤独的、绝望的状态，是君不君、臣不臣、家不家、国不国的状态，是生不如死却求死不能的状态。他自杀过，绝食过，可他还活着，零丁的活着。“一山还一水”，他寻寻觅觅地活着，“无国又无家”，他为了寻找活着的证据而活着。于是，他写诗。
而我们，则有幸读到了一个真正的零丁者“叹零丁”的诗，一个知道自己就要死去的人时时面对死亡而写的诗，一位死去活来者所写的方死方生的诗。中国诗人没有天堂可去，但有历史可栖，那么他就诗意地栖居历史。
诗人超越了死——“人生自古谁无死”？就往有历史去——“留取丹心照汗青”，“汗青”就是历史。他在历史中，为自己安排好了后事。
过零丁洋时，他正好被拘禁在元军船舰上，目睹了崖山海战，亲眼见宋军大败和宋帝蹈海，故有《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恸哭，为之诗》悼念。他在诗中写道，“古来何代无战争，未有锋猬交沧溟”，中国历史上，还未曾有过如此大规模的海上决战，这是第一次。
尤为可悲的是，这场决战，并非在汉人与蒙古人之间进行，而是在南人与北人之间进行，“南人志欲扶昆仑，北人气欲黄河吞”。元将张弘范就是河北人，勒功奇石张弘范，不是胡儿是汉儿！原来还是中国人打中国人！
仗打得很惨，“一朝天昏风雨恶，炮火雷飞箭星落。谁雌谁雄顷刻分，流尸漂血洋水浑。”结果是，“昨朝南船满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

南宋王朝就这样亡了，“正气扫地山河羞”！但“我的祖国”还在，国土和人民都沦陷了，还有历史在，无论生与死，他都将立命于史。

历史多美啊！我们来看他它的另一首诗，《金陵驿二首》之一：

草合离宫转夕晖，孤云飘泊复何依？

山河风景元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

满地芦花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

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

对这首诗，有人这样赞美道：这是有宋一代最具有血性的声音！既有夕阳离宫之中屈子哀郢的沉痛，又有孤云荒草之间湘妃洒泪的悲凉。啼鹃啊，你令人想起杜甫诗中的凤凰、东坡赤壁的孤鹤，甚至雪莱的云雀、济慈的夜莺……不，你就是你，唯一的、不可替代的一片华彩、一种仙乐！归来吧，你归来吧！七百多年来，有多少欢摆的树枝待你栖息，有多少持重的心扉对你敞开。
诗的空间是江南，他无比眷恋。王安石诗“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对江南所怀的，还只是文人式的乡愁，而文天祥“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则倾诉了他作为零丁者的入魂的国恨和作为复国者的“运去英雄不自由”的苍凉悲愿，“但愿扶桑红日上，江南匹士死犹荣”！
他相信时间。时间是历史的国度，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滔滔不绝，奔向永恒！而文明就是“风吹稻花香两岸”，文明的美啊，美在江南！
据说，《我的祖国》的词作者乔羽先生，创作这首歌时，他正在赣南闽西原中央苏区一带体验生活，而这一带，正是当年文天祥抗战的地盘。
就在这里，乔羽接到电报，要他为电影《上甘岭》写歌词。
上甘岭抗战与文天祥抗战，被他“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了？
有人说他写了一首与《上甘岭》八竿子打不着的歌，他写的其实是长江，是江南。江南，不光是杏花春雨和春江花月夜的江南，还是血与火的江南，抗战的江南。为什么一有国难，就会想到江南？为什么一要抗战，就会想到长江天堑？那“一条大河”啊，就是万里长江，“风吹稻花”就是江南文化。
历史上，江南这一线，是国家独立和民族抗战线，只要中国之心还在这里跳动，哪怕中原沦陷，中国也不会亡。最后的抗战是文化，最彻底的征服是同化，几乎每一次，都是江南以革命和北伐，驱逐彼鞑虏，光大我中华。
异族能入主中原，却入主不了从庐山到会稽山的江南诗意空间；能征服一代王朝，却征服不了诗人的江山与英雄主义的美学构筑的历史空间——文化中国。而文天祥，就是一个历史意识和自我意识都觉醒了的美的歌者与战士。文明的较量，胜负岂在一时？“虏运从来无百年！”论兴亡，要笑在最后。
有人说他学过《易经》，算得很准，因为元朝的寿命没有一百年，只有九十四年，他何尝算？这不过是一种信念，一种来自历史经验的信念。
有人劝他说，历史由胜利者来写，你的国家已经亡了，忠孝之事你也尽了，如果你真的为忠孝而死，谁来给你写史——“亡国大夫谁为传”？
不能指望王朝，更何况是不共戴天的敌朝！然而，旧朝不在，中国依旧在，“朝”能改，而“野”不能改，所以，他还能“只饶野史与人看”！
在我们看来，“留取丹心照汗青”就是“只饶野史与人看”。
在中国，史有正、野之分，官修的史称为正史，民间修的史叫做野史。这样划分，出于官本位及其王朝史观，所谓正野，其实是官民之分。
易代之际，岂能以官史为正？所谓“汗青”，岂是在朝官史？史失而求诸野，官失而求之于民。修国史，要到民间去，重温《春秋》大义。孔子著《春秋》，哪有什么官修身份？还不就是“只饶野史与人看”！代王立言。
后人著史，真正懂得《春秋》大义者，唯太史公一人而已，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是“只饶野史”，且以王者自居。
何谓历史本体？可是三皇五帝？不是！可是天命天子？不是！
是什么？是“正气”！“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正气在这里，是宇宙本体，充满了天地人，在人身上，便是浩然之气。浩然之气在平时，是一片和平气象，到了转折时期，才转化为历史，“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穷”是转折的那一点。正是在那一点上，天地正气转化为历史正义，“是气所磅礴，凛然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正气万古长存，连日月都能贯穿，哪里还有什么生死呢？人在正气里，生是上下与天地同流，可谓“浩然”，死是回归，回到宇宙本体，所以“生死安足论！”
他超越生死，进入历史，在一系列历史人物身上，看到了历史正义，他一一标举：“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这些人都是视死如归的烈士，如今他要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去，成为其中一员。
这是他对历史的一种选择，他选择了“我的祖国”——文化中国。他的文化中国，有情有义却没有皇帝，没有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和“吾从周”那一套，也不像太史公那样，以为“炎黄子孙”遍天下，普天之下皆同胞。那里是英雄的国度，是他生长的地方，那里有正义的花儿开放，有不可战胜的青春的力量。他从历史的深处拿起了猎枪，这是最后的斗争——文化中国的抗战！
他的祖国在江南，他听到了江南深情的呼唤：“魂兮归来哀江南”！以中国之大，跨长城内外，通黄河上下，踞长江南北，皆不足以言之。“茫茫禹迹，化为九州”，可他为何独钟情于江南？就因为那江南啊，留住了他的魂、文化的根，能以文化中国作最后的抗战。“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临刑前，他问，哪边是南方？有人给他指了方向，他向南方一拜，便从容就义。
一颗大好头颅，就这样面朝南方落地了，落在了他的同乡好友张千载手里。这位张先生，别号一鹗，文天祥曾多次举荐他，都被他拒绝了。后来，文自粤败还，被押解到吉州城下，他暗地里来与文相见，对文说：我跟你去。
他从江南一直跟到河北，寄寓在囚所附近，三年来，供送饮食，无一日缺。还密造一椟，收藏文的头颅，跋山涉水，带回江南老家安葬。
李卓吾叹曰：张氏何人，置囊舁椟。生死交情，千载一鹗！
据说，安葬之日，头颅就显灵了。文的儿子梦见父亲怒气冲冲，说自己还被绳子束缚。惊起视之，果真有绳子绑着头发。李卓吾闻之，赞曰：不食其禄，肯受其缚！一绳未断，如锥刺腹，生当指冠，死当怒目。此“其”，指元朝，文天祥零丁一身，一无所有，才发现自己还拥有最高的存在——自由。
求死得死，岂非自由意志？仁至而死，义尽而死，就是自由的死！只有自由意志觉醒了的人，才会选择死，才懂得什么叫做死，什么是真正的死。“不自由，毋宁死！”不能在最高的存在里生活，就在最高的存在中死去。活着，就要活在《我的祖国》，那是美丽的祖国，英雄的祖国，那里的人民都有猎枪，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死了，就要死在《正气歌》里，回到历史正义，回归宇宙本体。
自从有了《正气歌》，中国何曾亡过？在历史的循环里，在天下兴亡中，起起落落的是王朝中国，而文化中国则在不断发展着，辽、金、元、清如何？它们能打败一个个王朝中国，可他们谁能打败文化中国？近代以来，中国遭遇二千年来未有之巨变，方死方生。方死的是王朝中国，在民主与科学的历史大潮中死去；方生的是文化中国，在“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中新生的中国。
有一种弦律，从天地进入我们心里，从《正气歌》贯穿《我的祖国》，引导我们从王权国家的本质里走出来，走向文化中国的自觉。“五十而知天命”，我们才开始真正懂得，我们的天命就是文化中国，文化中国是“我的祖国”。
我们心中的祖国啊，就在这本书里，它是我们对历史的一种选择。

《人物》2010第一期，选自《文化的江山－－重读中国史》（未删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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