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力推荐]王尧老师《一个人的八十年代》

《一个人的八十年代》
作者：王尧
华东师大出版社2009年4月
定价：28.00元

王尧，1960年生，江苏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当代散文史》、《迟到的批判》、《把吴钩看了》等。新作长篇散文《一个人的八十年代》从个人史的角度回顾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氛围。

八十年代的私人记忆

新京报

八十年代是一个文化标签，似乎代表了所有已经失落的理想和无穷的可能性，也成为一代人留恋不已的青春岁月。前两年《八十年代访谈录》风行一时，而题为《七十年代》实则描写八十年代的又一部文集也正在文化人中间悄悄发生影响。不过这类回顾八十年代的文字大都是宏观、甚至壮烈的，相比之下，苏州大学教授王尧的新著《一个人的八十年代》从貌似边缘化的个人经验入手，给人们带来的是一段同样理想主义却又更加细腻鲜活的记忆。
　　“关于八十年代的叙述，多为宏大叙事”
　　新京报：在《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的序言中，你说这是一本“突如其来”的书？
　　王尧：2008年初，下大雪了，我没有能够回老家过年。我上大学之后，几乎是每年都回老家的。待在苏州，特别想老家的事情，在脑海里又回到了那个村庄。我一下子从忙碌中解脱出来，觉得自己有话说，又想以不同于别人的方式说话。
　　这几年，我关注了别人返回八十年代的方式，感觉关于八十年代的叙述多为“宏大叙事”，这些“宏大叙事”无疑与我们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而具体到我，其实是一个间接的关系。我所在的城市和大学，都是边缘化的，在那个大的语境中，我的个人经验和记忆是与别人不同的，也许不重要，但确实也是八十年代的一部分。我以为，有更多的个人经验的书写，八十年代作为一个镜像会更明晰。于是有了写这本书的冲动。
　　新京报：这本书的文体很特别，似乎没有特别的规划，有点儿想到哪儿说到哪儿的感觉。
　　王尧：我一直觉得散文这种文体是随着人的情感、心境和年龄等因素变化的，特别不拘一格。另外，我这些年作为大学中人，也比较关注大学问题，一直在写作一个叫“大学笔记”的专栏，因此，除了故乡外，大学也是我思想生活的一个场景，这也成为我书中的一部分内容。实际上这本书写了乡村、城市和大学中的“我”。
　　“现在我们在许多方面都是青黄不接”
　　新京报：我印象很深的是书的开头，你上大学时回家过年，因为最后一班车再也挤不上去。然后一个人在寒风里最后一步一步走回家，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王尧：是，我基本上是成年后走出村庄的，故乡不是背影，而是我不时遭遇到的一个“对象”，我今天对许多中国问题的困惑，与我对故乡的认识有关。我们现在已经不能在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中解释自己的乡村，自然也无法用现代性来解释它。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我在故乡的进步中看到许多弥足珍贵的东西流失了，被污染了，而这些问题并不只是区域性的。我从那里走出，带上了那里的局限，即使在后来的成长中也需要不时克服的局限。当自己在缅怀故乡时，我也在反思自己的成长经历。而不只是表达乡愁。
　　新京报：都有什么流失了，被污染了？
　　王尧：生态环境的污染，人与人关系的疏离，乡村文化生活完全被电视文化取代，公共设施常年投入不足年轻一代农民已经消失等等。根本上，农村在进步的同时，根基动摇了，而又缺少一个可以支撑乡村持续发展的人文结构。古老贫穷的乡村之所以稳定，是有一个“人文”的东西在那里的。
　　新京报：这个人文的东西，好像城市也在动摇。
　　王尧：是这样，大学也动摇了，这实在是可怕的。我在乡村长大，知道什么是青黄不接，现在我们在许多方面都是青黄不接。所以，我的小书，无论是写乡村还是写大学，都掩饰不住自己内心的一种愁绪和无奈。这成为我这本书的一种底色。因为是散文，我在写作中，尽可能避免学者式的论述，而是更多地写细节，写自己在特定场景中的心境。前面说到大学，我觉得自己在大学的经历，其实是一个大学理想不时受挫的过程。大学这一部分，我是侧重写自己思想发育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与八十年代的阵痛吻合的，但个体的感觉有差异。我的挫折感很强，尽管我写得有些吞吞吐吐。
　　“许多知识分子已失去产生思想的能力”
　　新京报：能不能具体说一说你在大学里感受到的疼痛。
　　王尧：关于大学这一部分。第一次的疼痛感始于一次讨论，我在《初为人师》中写了，围绕蛇口风波，我发了一通言论，说，不能用一个人塑造一代人，竟然受到强烈的批评。我意识到了大学德育观念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今天仍然大面积存在。我们无法在革命史和现代化进程之间找到一个衔接点。这也是我前面说到的“动摇”。第二个让我疼痛的事件是，我要报考研究生，学校坚决不同意，认为会影响政工队伍稳定。我在争取时流泪了，这是我工作之后几乎是唯一的一次为了前途问题而流泪。我当时感觉到了大学的体制问题。后来，越来越多的人有了学位，却又远离学术，这让我很感伤。获取了学位，却远离学术，靠近行政，丢了学者的本色，这是今天大学的危机之一。
　　新京报：你在书里说，“文学作品能够影响到一个人的世界观，也许就到我们这一代结束了”，也是跟这种感伤有关吧？
　　王尧：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叹。我们的学术体制本质上是不鼓励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的，许多知识分子也已经失去产生思想的能力。我自己是做文学研究的，当我这样讲时，我有点无可奈何。文学在今天不处于社会的中心位置很正常，但文学的价值绝对不能边缘化。文学价值的边缘化，是我们社会的精神问题之一。这有双重原因，读者的原因，写作者的原因。
　　新京报：你在书中也提到，关于城市印象内容比较少，觉得是个遗憾。在城市书写中和大学目前的制度方面，有相似的东西吗？
　　王尧：城市这一部分写得少了，原本是要写一卷的。现在的中国问题，几乎不分乡村与城市，大学也在其中。城市完全格式化了，城市繁华，但同样是藏污纳垢的庞然大物。
　　新京报：我自己也觉得现在的城市和我童年时的城市很不一样，但是有些东西似乎又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
　　王尧：是这样。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城市生活下去，是因为我们获得了生活中需要的一部分。而城市给我们的感觉，其实很虚幻。我们会把不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感觉成属于自己的。我们活得非常飘忽。
　　新京报：你写完这本书后的感觉是什么？
　　王尧：我为自己仍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激动。

　　采写/本报记者姜妍

现在，“八十年代”是多么火的一个词啊。你不得不承认查建英的敏感性，以及《八十年代访谈录》的影响力——把那些受访者的名字罗列在一起是多么眼花缭乱：阿城、北岛、陈丹青、陈平原、崔健、甘阳、李陀、栗宪超、林旭东、刘索拉、田壮壮——她在建构我们对于八十年代的想象与记忆。拿到这本书的刹那，你简直以为这八十年代将会定格于这些人名以及与这些人名所伴随的记忆了——当然，这种“以为”是不恰当的。这也是我之所以讨论王尧《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的原因所在。
　　我们该如何回到八十年代？这可真是个问题。《一个人的八十年代》其实是以一个边缘的角度，以个人经验和记忆的角度进行了一次尝试，它将那些遮蔽的东西以插曲和细节的方式生动而鲜活地进行了复活，并与那些宏大的、喧嚣的、得意洋洋的讲述构成了隐密的对话。
　　一个人的八十年代
　　回忆是《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特质。它有别于我们在店里书架上所看到的层层叠叠的回忆录，我的意思是，它没有虚张声势的戏剧人物及事件，与查的那本访谈录相比，它是个人的而非群体的，是边缘的而非文化权力中心的。我想，作者的企图不过是想用一个人的回忆记录他曾经的过往，留下别一样的“八十年代记忆”——这是发生在苏北农村、苏州城的、一个地方院校成长起来的文学青年、大学教授的个人史。
　　“离开那座村庄，是我八十年代的开始”
　　“离开那座村庄，是我八十年代的开始”，这是《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的第一句，也是“返回与逃离”第一章的起笔。简单，朴素但却有着浓厚的书卷气的一句话，引领着读者进入了一个与乡村有着复杂情节关系的时间之河。
　　我对这本书的乡村经验感到亲切，有个细节记忆深刻。那是这个来自苏北农村的青年春节回家过年。他到了小镇上，从那里有回家的车，但最后的班车已经满了。天色已晚，有人想用自行车载他回家，三块钱。可是，这个年轻人只有两块钱了。——“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楚，我到底步行了多少时间，终于走到了村口，走到了家门口。凛冽的寒风最初还能穿过我的后背，但很快从脚底开始升温，背后逐渐有汗。……三十里路，我在东头，父母亲在西头，等我走到村桥头，就到家了。”
　　还有他关于贫困和温暖的认识。“我们无法抱怨在乡村长大，因为没有人可以抱怨自己的父母，乡村孩子是不会抱怨比自己挣扎得还厉害的父母的。我和少年伙伴，常常衣衫褴褛，但即便是衣服上的一块补丁，也是从父母身上剪下的；我们总是在昏暗的灯光下读书做作业，太强的灯光反而刺激我们的眼睛，但这盏灯的煤油还是从另外一盏灯倒进来的，我们的父母在黑夜中打发时光。在那样的日子里，世界上总有光，没有煤油了，我们等待晨曦，在鸡鸣的时候起床背书；世界上总有温暖、衣服单薄，我们凑在灶堂口取暖……在公社回乡时，在逐渐走近村子时，我看到了烧黑的煤油灯捻子，灶堂红彤彤的火苗。”
　　这真是与皇城根下、海归人士们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和感受，这显然不是与咖啡馆和先锋名词有关的八十年代。对此，作者有特别清晰的认知：“在今天的种种论述中，乡村的我们被挤到了边缘，甚至被完全忽略。我在‘我们’当中。二十多年来，我关注的是‘他们’，而不是‘我们’。记忆的讲述，在汉语写作中早已有了等级之分。……在公共经验之中，乡村青少年的经验付之阙如。我为此焦躁不安，特别是当我关于乡村的记忆越来越模糊，关于大学的印象越来越糟糕，关于城市的摩擦越来越深刻时。”
　　“我们回不到那里了”
　　那些与乡村有关的温暖记忆令人感慨。但对记忆的单调地抽取显然不是这本书所要做的。他反思了当下流行的某种“怀乡病”：“人们由对现实的恐惧与回避，转而返身乡村，这当中有太多的无法对应的部分。乡村和乡村经验是复杂的。一个在当下无法安宁的人，复活他的乡村经验后是否就能悠然见南山，我是怀疑的。只有选择经验与记忆，我们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乡村经验与记忆并不单一。如果只是惦念乡村的单纯与温情，这样的怀乡对来自于乡村的知识分子来说驾轻就熟，沿着这条道路返乡几乎太容易了。但我们回不到那里了。”
　　他说，“贫困和寒冷的记忆从未在我的生活中消失过。虽然如此，我还是带着温暖上路的。许多人都理解错了，贫困和寒冷本身并不能滋生暖意和善良，只是因为极端之下的美好德行是维持生存的唯一理由与力量才让我们刻骨铭心。而今天的乡村也已经并不单纯。”所以，“从村庄走出，也是一种反抗压迫，这是乡村孩子才能体会到的那种感觉。少年的我仰望乡村的天空，所见几乎都是茅草屋顶，而现在，太阳下的黑瓦红瓦不管风吹雨打，总是那样自在，可是屋顶上已经很少有啄食和栖息的小鸟。改变的结果是复杂的。”——王尧之于乡村的感受，不能不说是很多读书人共有的复杂情感。
　　“写作者的文字为何没了自己的气息”
　　老实说，这本书的很多看法我很认同，比如他认为当下的文学写作者总缺少了些什么——“写作者的思想能力从何时开始变得不重要了，世界观从故事中消失再次呈现了写作者哲学上的缺失和贫乏；写作者生活在世界之中，但写作者的写作是生活在对世界的认识之中。我不清楚，写作者的个人品格是何时从作品中消失的，是因为我们没有品格，还是因为我们无法呈现自己的品格？”他认同写作需要个人气息，“我不清楚，写作者的文字为何没有了自己的气息，他文字应当是自己的血液中过滤出来的，它带着个人的体温和性情。”那么此书，显然是带着个人体温和性情的实践之作。
　　一群人的“精英八十年代”
　　读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我有很多的感慨难以与外人道。当然，首先我要说，这本书打开了我理解和重新认识八十年代的一个视角，你知道我们都是晚辈，我们之于八十年代的记忆需要有人去回忆，讲述，以及建构。可是，我也要坦率地说，我总觉得，要读者仰起脸，呈45度角去瞧他们是这本书的隐密渴望。
　　这让人警惕。我想到那部《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叶京和王朔显然以通过影像的方式建构自己和冯小刚海岩等人的青春史，而查的这本八十年代访谈，则建构的是一种以北京为中心的“精英八十年代”。
　　令人不适的是查在采访手记里对采访对象的溢美以及作为圈子好友特殊的亲密，——我常常觉得自己是偷窥者，因为其中的采访手记对于对象是那么的熟络和亲切，以至你以为自己进错了名媛、海归、贵族子弟们的私人会客室。也许查和她的采访对象们并没意识到的是，对过度的亲密气氛的渲染以及对八十年代过度的光环化书写成为了这部书的最大伤害，损害了它的说服力，使读者不得不排斥。这种伤害的背后，其实是采访者与受访者的精英身份的无意识强调与强化——他们面对建构八十年代时舍我其谁的“范儿”，那种与阶层有关的优越感。——前一阵子流传甚广《优越感是陈丹青最大的“败笔”》的批评，正道出了此中真意。
　　程光炜先生在他卓有见地的论文《历史问题、文学想象与“当事人”身份》中对《八十年代访谈录》有深刻而尖锐的分析，他说“如果说，我们不自觉与阅读‘读物’保持应有的历史距离，那么我们对‘80年代’和重读的能力和敏锐度也就有可能逐渐丧失。”我对他的冷静和敏锐非常佩服，也完全赞同他的看法：“通过对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不同角度的解读，读者当会察觉：这本因‘反省历史’而名世的书籍，正在以‘出国名人’精神和知识的优越感、‘历史回叙’中的‘自我精英化’、‘历史亲历者’的无意识助销、‘插图’与‘特权阶层’子弟的秘密互动等复杂成份，强行进入今天关于‘80年代’的叙事。”
　　近几年来，读书越多，越来越会觉得，重新触摸到真正的历史的企图可能都是徒劳的。但每一种企图因其不失积极性的一面又让人颇生感慨，我们可以做的不过是希冀与真相的距离更短些。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试图接近历史的努力和他们留下的脚印其实都值得讨论，比如《八十年代访谈录》。但是，相比而言，我更喜欢《一个人的八十年代》，而王尧对此书边缘与个人化特征的强调也是我所认同的，是的，这本书之所以广受关注，原因在于它诚恳、坦然以及朴素的个人气息，它更贴近“我们的记忆”、“我们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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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旧苗